汾河的开发历史很早，西周、春秋时期，汾河上航运就开始了，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国用可载数万斤粮的木船从关中出发，沿渭水、黄河、汾河向晋国源源不断地输运了大批粮食。

战国、秦汉时期，汾河流域的水利灌溉事业和垦植业受到重视，汉武帝时，为了发展河东的农业生产来避免三门峡以东漕运的艰难，河东郡太守番系建议“穿渠引汾溉皮氏（今河津）汾阴下“，后来，按照番系的建议，发卒数万人作渠，渠成后有所收益。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一75年）曾计划在滹沱河之间修一条东西向的运河，以“转山东之漕，用实秦晋”，其路线据清代地理学家杨守敬考证“当自交城，太原北山，绝汾，经阳曲。忻州之北至定襄会滹沱。

隋唐两代，是汾河漕运和灌漉事业兴盛发达时期，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长安仓储空虚，诏漕汾晋之粟以给京师，“漕舟由渭（水〉入河，由河入汾，以漕汾晋”（《晋乘·略》卷十四），唐开元年间，裴耀卿“益漕晋，绛……之租输诸仓，转而入渭，凡三岁，溜七百万石，省陆运庸钱三十万缗”。（《新唐书·食货志》）、可见，汾河通航能力很高，漕运量极大。

宋元时代，由于都城的迁移和宋初多次引汾河与晋水灌太原，人为地破坏了汾河在太原段的堤防。因之，汾河航运较前急剧低落，长时期内没有漕运的记载，仅有少量的行船活动。

据文献记载，唐代中叶以后，秦岭、陇山一带的树木已砍伐殆尽，不能够满足建筑宫殿的需要“近山无巨木，求之岚胜间”，（《新唐书》卷137《裴延龄传》）。吕梁山又成了采伐术材的一个重点地区，因为它距离开封、洛阳、北京较近兼有黄河、汾河及陆运之便，在诸都城附近砍伐完后，必取诸山西“晋之北山有异材，梓匠工师为宫室求木者，天下皆归”（柳宗元《晋问》）。到北宋大中祥年间（公元1010-1016年）为修筑宫殿，在岚县、离石、汾阳一带采伐柏木，伐木工多达三四万人，砍伐的大量木材，“先沿支流漂入汾河，后束为木筏顺汾河而下，至河津入黄河，沿河东下至于开封”（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因此，当时就出现了万筏下河汾的情景。汾河流域历经唐宋金元各代垦殖、采伐，以前林草茂密的青山绿水变成了满目荒芜的光山秃岭，水量大减，水土流失加剧。灌溉航运便利的汾河逐渐变成了旱涝无定，水源日渐枯缩，赤足可涉的小川浊流。

到光绪三年大旱前，由于人口的压力，乱采滥伐森林，垦荒屯植的现象有增无减，水土流失日益剧烈，汾河水量大减。到明代，河上只能“秋夏置船，冬春以土桥为渡”，而到清代，虽曾有人设想“通舟于汾，制船如南式”，但汾河已无航运之可能了。 历代开发

汾河流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水利历史悠久，其业绩大多集中分布在汾河中下游两岸及其主要支流。引泉水兴灌溉之利，最早出现在战国初期引晋祠泉水。《水经注》记载：“难老、善利二泉，大旱不涸，隆冬不冻，灌田百余顷。”东汉安帝时，在翼城境内开凿滦池渠，引皋翔山泉灌田，在曲沃县境内引绛水（沸泉）灌田。隋开皇十六年（596年），临汾县令梁轨在绛州“开鼓堆泉十二渠，溉田百余顷”。到唐代，汾河中下游，除晋祠泉、鼓堆泉之外，洪洞广胜寺霍泉、临汾龙子祠泉、龙门（今河津）三峪泉等都有灌溉之利。北宋，在介休县洪山泉也有开发。引汾河水灌溉农田的最早记载是公元前128年汉武帝时，河东太守番系建议在汾河下游修渠开河，灌溉河津、荣河一带滩地。自唐代开始，汾河中下游两岸以及浍河、文峪河、潇河、昌源河等支流已多处开渠引河灌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唐代贞元时（785年～805年），由绛州刺史韦武主持引汾水灌溉农田一万三千顷之多。金代兴宝二年（1218年），在洪洞、赵城县境汾河干流上兴修通利渠。据古籍记载，所开引汾渠道数以百计，汾河中下游是全国水利发达地区之一。

灌区建设

流域内现有灌溉面积在1万亩以上的大中型自流灌区29处。其中，灌溉面积30万亩以上的大型灌区4处，即汾河灌区、潇河灌区、文峪河灌区和汾西灌区。另有中型灌区25处。总计有效灌溉面积为278万亩。

汾河灌区位于山西省中部太原盆地，面积分布在汾河两岸，北起太原市北郊上兰村、南至晋中地区介休县洪相村，长约140公里，东西宽约20公里，西以太（太原）汾（汾阳）公路和磁窑河为界，东以太（太原）三（三门峡）公路和南同蒲铁路为界。灌区跨太原、晋中、吕梁三市，12个县（市、区）共56个受益乡（镇）的488个村，全灌区控制土地面积20555万亩，其中耕地面积15684万亩。设计灌溉面积14955万亩，受益面积约占全省水地面积的近十分之一，是山西省最大的自流灌区之一。除农业灌溉外，汾河灌区同时还担负着向太原第一、第二热电厂、太钢、清徐县东西湖、交城工业园区工业用水和太原汾河公园、森林公园等公益事业供水任务。

泵站

流域内有大中型机电泵站29处，总装机容量63351千瓦，控制的有效灌溉面积为53万公顷（80万亩）。灌溉面积在2万公顷（30万亩）以上的大型泵站有2处，即下游的汾南电灌站和西范电灌站。 1949年后，汾河作为山西省最重要河道，最先被纳入全省水利建设的规则与计划之中，并坚持不懈地对全流域进行了全面综合的治理与开发。1954年编制完成《汾河流域规划报告》，1956年、1986年分别进行了补充修订。1972年编制出台了《山西省汾河流域治理规划》。随后于又陆续制定了中游、下游和上游河道治理的多项规划和相应的设计。

汾河干流河道治理以固堤、疏浚、通路、绿化、治污和综合开发为内容，包括旧堤拆除、加固、新堤建设、险工处理、控导护岸、中水槽治理、河道清障和河势顺导等措施。在提高河道行洪标准的同时，基本理顺和控制主河槽，保证行洪通畅和河势稳定。确保沿河城市、村镇、农田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经历次整治，汾河近700千米长的河道，防洪能力完全达到了国家水利部规定的设防标准。 水库工程

汾河全流域共建成大型水库3座，即汾河水库、汾河二库和文峪河水库。另有中型水库13座，小型水库50座。总控制流域面积为17665平方千米，占全流域面积的45%。总库容为15081亿立方米。

汾河水库，是山西省最大的水库，位于汾河干流上游，地处娄烦县杜交曲镇下石家庄村北，上距汾河发源地管涔山122公里，下距省城太原市83公里，控制流域面积5268平方公里。水库1958年建设，1961年运行，设计总库容721亿立方米，最大回水长度18公里，最大回水面积32平方公里。是一座以防洪、灌溉为主，兼顾发电、养鱼的大（Ⅱ）型水利枢纽。设计标准为百年一遇洪水设计，两千年一遇洪水校核。

汾河二库，位于太原市西北30公里的汾河干流上，距太原市西北30公里汾河与柳林河的交汇处，是一座以防洪、供水为主，并有发电、旅游、养殖等综合效益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水库控制流域面积2348平方公里，总库容133亿立方米。

文峪河水库，位于文水县北峪口村西北，地处文峪河上游山区与中下游平川衔接处，为文峪河出谷口区，属山西省六大水库之一，库容113亿立方米，水面4平方公里左右。

跨流域引水工程

为解决汾河水源供水不足问题，在20世纪末先后在汾河上游和下游兴建了2处跨流域引水工程。即上游的万家寨引黄入晋工程和下游的临汾马房沟引沁入汾工程。万家寨工程2003年已向太原市年供水量32亿立方米；马房沟引沁工程通过草峪岭隧洞引沁河水进入汾河，每年向临汾市供水2000万立方米。

古籍类文献的标识符号是四部分类法。

四部分类法是指把文献分为经、史、子、集四个类别。这种分类方法在古代文献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将古代文献进行系统化处理的一种分类方法。

经部收录儒家“十三经”及相关著作，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等十五个类别，以儒家经典为主，也收录一些相关著作。

史部收录史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等十五个类别，以历史书籍为主，也收录一些地理著作、传记、目录等。

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和类书，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等十五个类别，以哲学、军事、科技著作等为主，也收录一些小说、诗歌等。

集部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包括楚辞、别集、总集等十五个类别，以文学作品为主，也收录一些诗文评论、传记等。

四部分类法的分类标准主要是根据文献的内容和性质来确定的，它的优点是能够较为全面地涵盖古代文献的各个方面，方便读者查找和阅读。同时，由于四部分类法的分类方法系统化、规范化，使得古代文献的整理和保存更加方便。

我国古籍目录数量多、种类多，内容极其丰富。如果从目录编制的体例看，大致可分如下三种：

第一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又叫叙录或提要。它的作用是叙述作者生平，概括全书大旨，品题得失，考辨讹谬。这种既有序又有解题的目录，不仅剖析学术流别，而且提要钩玄、举其大旨、“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四十四），因此在学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历来被学者们所推重。流传至今的有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种解题目录始于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到宋代时已趋于成熟，《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标志；而清代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加完善，成为解题目录的集大成者。

第二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无解题。这种目录，价值在于小序。小序条辨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人得以由委溯源，考辨学术源流。流传至今者，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

第三种，只记书名，无小序、解题。如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唐以下各史《经籍志》、《艺文志》，以及一些私人藏书目。郑樵《通志·艺文略》的宗旨是：“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郑樵《通志．校雠略》）。郑樵反对每书之下必有解题，认为这是“泛释无义”、“文繁无用”，主张从目录的分类来体现学术源流的本末先后。他排斥目录中的解题，未免失之偏颇，但他所编《艺文略》，分类之间剖析流别，秩然有序，确实体现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这一原则。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令其门径秩然”（《书目答问》略例），其编排之法与郑樵的原则相吻合。因而在只记书名的目录当中，《通志·艺文略》和《书目答问》为人们所重视，具有一定的价值。

由此可见，考辨学术源流是我国目录学的正宗及优良传统。

此外，从目录的形成及目录的体制看，又可分为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等三种。

第一种官修目录，这种目录是在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编制成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政权趋于巩固、国家安定的情况下，往往着手整理文化典籍，当然也为了对人民实行思想统治。从汉代至清代，历代王朝大都搜集天下遗书、编制全国性的综合目录。这种目录由于是政府组织编修，因而无论人员的配备，还是书籍资料的搜集，都雄厚而充实，特点是书籍著录完备，包罗宏富。如《群书四部录》（唐开元初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但由于成于众手，往往失于疏漏，这是一个缺点。

第二种史志目录，这种目录是历代史官在修史时，根据同时期的国家藏书修成的。目的是记一代藏书之盛，把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情况作为历史的一个方面记录下来，和正史一同流传。自从班固首创《汉书·艺文志》，开了正史中记载目录的先例，历代修史者相沿不绝。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从汉代到清代，史志目录一直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中一支重要的流派。可据以考见一代学术源流及典籍的存亡，在历代官修目录大部分佚失的情况下，同史书一同流传下来的历代史志目录就更显得珍贵了。

第三种私人藏书目录，这种书目是以私人藏书为基础编制的。限于各方面的力量，它不如官修目录的完备、宏富，但它可以补官修目录及史志目录之阙，特别是私人所著的解题目录，在补阙这一点上尤其重要，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这两部目录著录的书籍，后来大多佚失；但由于这两部目录都有解题，因而“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考核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考证之所必资”的重要目录。

我国古代目录的种类，如果从它的性质上看，也可以分为三种，即综合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

第一种综合目录最为常见，一般都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分类。历代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通常都属于综合目录。

第二种专科目录是伴随着科学文化的逐步发展，适应人们对某一学科进行不断深入的研究的要求而产生的专业性目录。我国最早的专科目录是汉武帝时杨仆的《兵录》。后来，与历代学术的兴盛相适应，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专科目录。汉魏以来，文学开始繁荣。晋初产生了荀勗的《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的《文章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盛行，由于我国有儒家独尊的传统，佛教仍被视为异端，佛经在目录中没有地位，这反而促使佛经目录向专门化发展。晋代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齐梁间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都有一定的价值。史籍目录兴起于唐代，金石学目录源于宋代，时代愈晚，专科目录愈多，也愈加专精。如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都是质量较高的好目录。

第三种特种目录是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的目录。如丛书目录，目前最完善而使用又方便的是上海图书馆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禁书目录，有陈乃乾所编《索引式的禁书总录》。版本目录，有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敦煌写本目录，有商务印书馆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是目前最好的敦煌遗书目录。另外还有地方志目录、善本目录、词曲目录、辨伪目录等等。

如果我们熟悉并且掌握各种目录的不同性质及其特点，在学习、研究、整理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将会心中有数，目标明确，驰骋自如。

校正增补)痊骥通玄论(元)卞管勾集注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校订甘肃人民出版社195911(校正增补)痊骥通玄论注释(元)卞管勾集注郭光纪等注释农业出版社19915抱犊集　江西省农业厅中兽医实验所校勘农业出版社19596抱犊集校注(中国农书丛刊．畜牧兽医之部)　杨宏道、邹介正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10串雅兽医方(中国农书丛刊．畜牧兽医之部)(清)赵学敏编撰于船等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12大武经校注(牛经大全)(中国农书丛刊．畜牧兽医之部)　湖南省常德县畜牧水产局《大武经》校注小组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7范蠡养鱼经(中英日俄法西文对照)中国水产学会中国渔业史研究会编　北京农业出版社19862活兽慈舟校注(清)李南晖撰四川省畜牧兽医研究所校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8鸡谱校释(斗鸡的饲养管理)　汪子春校释农业出版社19895牛经备要医方(中国古农书丛刊．畜牧兽医之部)沈莲舫编撰　农业出版社19601牛经大全(绘图牛经大全)(明)喻本元、(明)喻本亨撰　锦章书局19541牛经切要　于船、张克家点校农业出版社196211牛马经(全二册)(明)喻本元、(明)喻本亨撰　建文书局

锦章书局19543 19549牛医金鉴(中国农书丛刊．畜牧兽医之部)邹介正评注陈明增、牛家藩参校农业出版社19819疗马集(清)周海蓬编撰于船校农业出版社19591校正驹病集(中国农书丛刊畜牧兽医之部)　陕西省畜牧兽医研究所中兽医室编农业出版社198011新编集成马医方牛医方校释　郭光纪等校释农业出版社19857新刻马书(中国农书丛刊．畜牧兽医之部)(明)杨时乔等纂吴学聪点校农业出版社19842新刻注释马牛驼经大全集(中国农书丛刊．畜牧兽医之部)(清)郭怀西注释许长乐校正农业出版社19885新刻注释马牛驼经大全集(中国农学珍本丛刊)(清)郭怀西注释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整理中国农业出版社1983司牧安骥集(唐)李石等撰谢成侠校勘中华书局19576司牧安骥集(中国古农书丛刊．畜牧兽医之部)(唐)李石等编撰邹介正、马孝劬校注农业出版社195912相牛心镜要览(敦善闲原本)　　畜牧兽医出版社19583相牛心镜要览今释(中国农书丛刊．畜牧兽医之部)(清)黄绣谷撰邹介正注释农业出版社19872元亨疗马集(附:牛驼经)(明)喻本元、(明)喻本亨撰金重冶、谢成侠等校勘中华书局19572元亨疗马集(校正元亨疗马集)(附:牛驼经)(全二册)(明)喻本元、(明)喻本亨撰　锦章书局19559元亨疗马集许序注释于船审定郭光纪、荆允正注释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11元亨疗马集选释(中国农书丛刊．畜牧兽医之部)(明)喻本元、(明)喻本亨撰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主编农业出版社198410中兽医古籍选读(中等农业学校教学参考书．中兽医专业用)　河北省定县中兽医学校编农业出版社19619中兽医古籍选释(中国农学普及丛刊)　李克琛、张余森编注农业出版社198712猪经大全(中国古农书丛刊．畜牧兽医之部)　贵州省兽医实验室校订农业出版社19608猪经大全注释　贵州省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注释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5重编校正元亨疗马牛驼经全集(中国古农书丛刊．畜牧兽医之部)(明)喻本元、(明)喻本亨撰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重编校正农业出版社19631

农业古籍出版情况（二）

补农书校释(增订本)(中国农书从刊．综合之部)(清)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 王达参校增订农业出版社19837蚕桑辑要(中国古农书丛刊．蚕桑之部)(清)沈秉成撰郑辟疆校注农业出版社19603陈旉农书选读(中国农学普及丛书)(宋)陈旉撰缪启愉选译农业出版社198112广蚕桑说辑补(中国古农书丛刊蚕桑之部)(清)沈练撰仲昴庭辑补 郑辟疆、郑宗元校注农业出版社19605湖蚕述注释(中国农书丛刊．蚕桑之部)(清)汪曰桢撰蒋猷龙注释农业出版社198710金薯传习录．种薯谱合刊(中国农学珍本丛刊)　农业出版社编辑部编农业出版社198210两汉农书选读(氾胜之书．四民月令)(西汉)氾胜之、(东汉)崔寔撰石声汉选释农业出版社19798农桑辑要校注(中国农书丛刊．综合之部)石声汉校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整理农业出版社19823农桑经校注(中国农书丛刊．综合之部)(清)蒲松龄撰李长年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5农言著实评注(清)杨一臣撰翟允禔整理 石声汉校阅农业出版社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5农言著实注释(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丛书)(清)杨一臣撰翟允禔整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575农政全书(全二册)(明)徐光启撰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校勘中华书局195612农政全书校注(全三册)(明)徐光启撰石声汉校注 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9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中国古农书丛刊．综合之部)　夏纬瑛校释中华书局195610齐民要术今释第一分册(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丛书)　石声汉校释科学出版社195712齐民要术今释第二分册(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丛书)　石声汉校释科学出版社19583齐民要术今释第三分册(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丛书)　石声汉校释科学出版社19585齐民要术今释第四分册(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丛书)　石声汉校释科学出版社19586齐民要术校释(中国农书丛刊．综合之部)(后魏)贾思勰撰缪启愉校释 缪桂龙参校农业出版社198211麦(上编)(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甲类第二种)　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 胡锡文主编农业出版社19601麦(上编)(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甲类第二种)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胡锡文主编中华书局19581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中国农书丛刊综合之部)(三国)沈宝撰张崇根辑校农业出版社19818棉(上编)(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甲类第五种)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

陈祖槼主编　中华书局195712棉(上编)(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甲类第五种)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

陈祖槼主编　农业出版社新1版19635浙西水利书校注(中国农书丛刊．水利之部)(明)姚文灏编辑汪家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12豳风广义(中国古农书刊蚕桑之部)(清)杨屾撰郑辟疆、郑宗元校勘农业出版社19623漕河图志(中国水利古籍丛刊)姚汉源、谭徐明编撰　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2漕运则例纂(二函十二册)(清)杨锡绂撰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199011清代海河滦河洪涝档案史料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8112全芳备祖(全二册)(中国农学珍本丛刊)　(宋)陈景沂编辑农业出版社19822商君书论农政四篇注释(中国农书丛刊．关中农书之部)马宗申注释　农业出版社、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10梭山农谱(中国古农书丛刊．综合之部)(清)刘应棠撰王毓瑚校注农业出版社19603桐谱选译(中国农学普及丛书)(宋)陈翥撰潘法连选译农业出版社198310油料作物上编(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甲类第七种)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农业出版社19606元刻农桑要校释(中国农书丛刊．综合之部)(元)大司农司编撰缪启愉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12营田辑要校释(中国农书丛刊．综合之部)(清)黄辅辰编撰马宗申校释农业出版社19849野蚕录(中国古农书丛刊．蚕桑之部)(清)王元綎郑辟疆校农业出版社196210筑圩图说及筑圩法(中国农书丛刊．农田水利之部)(明)耿橘、(清)孙峻撰汪家伦整理农业出版社19808种树书(中国古农书丛刊．综合之部)(明)俞宗本撰康成懿校注 辛树帜校阅农业出版社19622种艺必用(中国古农书丛刊．综合之部)(宋)吴怿撰(元)张福补遗 胡道静校录农业出版社19632周礼书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中国农书丛刊．先秦农书之部)夏纬瑛撰　农业出版社197910柞蚕三书(中国农书丛刊．蚕桑之部)杨洪江华德公校注农业出版社198311稻(上编)(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甲类第1种)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学遗产研究室编

陈祖槼主编　中华书局195812稻(上编)(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甲类第1种)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学遗产研究室编

陈祖槼主编　农业出版社新1版19635豆类(上编)(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甲类第4种)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学遗产研究室编

李长年主编　中华书局195811麻类作物上编(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甲类第8种)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辑

李长年主编　农业出版社19623柑橘(上编)(中国农遗产选集甲类第14种)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学遗产研究室编

叶静渊主编　中华书局19581管窥辑要(四函四十册)　(清)黄鼎辑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1990茶经语释(中国农学普及丛书)　蔡嘉德、吕维新注释农业出版社198412南方草木状(晋)嵇含撰　商务印书馆195511区种十种王毓瑚辑　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11蚕桑萃编(清)卫杰撰　中华书局195610陈旉农书．王祯农书．沈氏农书　　中华书局195610湖蚕述(清)汪曰桢撰　中华书局195610湖蚕述．裨农最要．蚕桑萃编　　中华书局195610花镜(清)陈淏子辑　中华书局195610农候杂占(清)梁章钜撰　中华书局195610农学合编(清)杨巩编　中华书局195610农雅(清)倪倬辑　中华书局195610齐民要术(后魏)贾思勰撰　中华书局195610沈氏农书(补农书)(清)张履祥补　中华书局195610裨农最要(清)陈开沚述　中华书局195610氾胜之书今释(初稿)石声汉释　科学出版社195612氾胜之书辑释万国鼎校释　中华书局19572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氾胜之书辑释　　中华书局19572园治(明)计成(无否)撰　城市建设出版社19573农圃便览(清)丁宜曾撰王毓瑚校点中华书局19575植物名实图考(清)吴其濬撰　商务印书馆19578胡氏治家略农事编童一中节录　中华书局19586裨农最要(清)陈开沚述　农业出版社19586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清)吴其濬撰　商务印书馆195912养耕集(清)傅述凤、傅善苌撰　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3养耕集校注(清)傅述凤手著杨宏道重编校注农业出版社19662沈氏农书(清)张履祥补辑陈恒力点校农业出版社19595齐民要术选读本(后魏)贾思勰撰石声汉选释农业出版社19615郡县农政(清)包世臣撰王毓瑚点校农业出版社196211花镜(清)陈淏子辑伊钦恒校注农业出版社196212农桑衣食撮要(元)鲁明善撰王毓瑚校注农业出版社19623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清)吴其濬撰　中华书局19632五省沟洫图说(清)沈梦兰撰　农业出版社19637管子地员篇校释夏纬瑛校释　农业出版社新1版19633管子地员篇校释夏纬瑛校释　中华书局19585王祯全书(元)王祯撰　农业出版社新1版19635农学合编(清)杨巩编　农业出版社新1版19637陈旉农书校注(宋)陈旉撰万国鼎校注农业出版社19657齐民要术选注广西农学院法家著作注释组注　广西人民出版社19771中国古代农书评介(中国农史研究丛书)石声汉撰　农业出版社19805王祯农书(元)王祯撰王毓瑚校农业出版社198111王祯农书(元)王祯撰　中华书局195610牡丹史(明)薛凤翔撰李冬生点注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12陆羽茶经译注傅树勤欧阳勋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2治水筌蹄(明)苏恭原撰朱更翎整编水利电力出版社19855广群芳谱(全四册)(清)汪灏等撰　上海书店影印19856养老奉亲书(宋)陈直撰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5养老奉亲书(宋)陈直编撰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耒耜经和陆龟蒙周昕编撰　农业出版社19904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缪启愉邱泽奇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5马首农言注释(清)祁寯藻撰高恩广、胡辅华注释农业出版社19915

论文中引用古籍文献标注方式如下：

1、刻本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版本、页码。部类名及篇名用书名号表示，其中不同层次可用中圆点隔开，原序号仍用汉字数字，下同。页码应注明a、b面。

2、点校本、整理本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可在出版时间后注明“标点本”“整理本”。

3、影印本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影印）页码。可在出版时间后注明“影印本”。为便于读者查找，缩印的古籍，引用页码还可标明上、中、下栏（选项）。

4、析出文献

标注顺序：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集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集题名/卷次/丛书项（选项，丛书名用书名号）/版本或出版信息/页码。

5、地方志

唐宋时期的地方志多系私人著作，可标注作者；明清以后的地方志一般不标注作者，书名其前冠以修纂成书时的年代（年号）；民国地方志，在书名前冠加“民国”二字。新影印（缩印）的地方志可采用新页码。

6、常用基本典籍，官修大型典籍以及书名中含有作者姓名的文集可不标注作者，如《论语》、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全唐文》、《册府元龟》、《清实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陶渊明集》等。

7、编年体典籍，如需要，可注出文字所属之年月甲子（日）。

一、中国古代的农学思想

1、农业中的所谓“三才”理论

“三才”一词最早见于《易经·系辞下》：“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可见“三才”理论是讲天、地、人的变化与关系的。它是战国时期比较流行的哲学观点之一，被人们运用于经济生活、政治活动和军事作战等各个方面。《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段话阐明了农业生产的三大要素是天、地、人，而且把人的因素列为首要地位。到汉代，天、地、人演变为“力”、“地”、“时”。晁错说：“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这里的“力”，即人力，具有重视人工劳动的含义，改造自然的意味更浓厚些。中国历代农学家都继承了在农业生产中强调人力作用这一思想。农业生产中的“时宜”、“地宜”、“物宜”的“三宜”原则是“三才”理论的另一衍化。其主要内涵就是农业生产必须根据天时、地利的变化和农业生物生长发育的规律，采取相应的措施。“三宜”原则也开始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明代农学家马一龙对之作了较为全面、科学的说明：“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而无所差失，则事半而功倍。”“三才”理论运用在中国农业生产中，为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2、具有浓厚特色的经营思想

与中国古代国情相适应的农业经营思想，有的直到今天还具有生命力和现实意义。战国初，李悝在魏国为相时，作“尽地力”之教，是最早的集约耕作思想的表现；“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就是加强劳动强度，实行精耕细作，挖掘土地潜力，提高产量之意。汉代，通过推广“代田法”和“区田法”等方式，把精耕细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如代田法“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汜胜之书》第一次记述了区田，以后历代都有试种者，尤其到明、清盛极一时，先后有二十处以上。区田的技术要点是集中施用水、肥，保证作物能够生长良好，获得丰产。

“量力而行”的思想提出也较早。晋代傅玄（217—278年）提出：“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即主张提高农业产量，不要靠扩大耕地面积，而应重视在一定单位面积上多投入劳动。后魏农学家贾思勰进一步提出“凡人家营田，须量己力”。意思说，经营农业的规模，需要度量自己的力量，与物力、劳力等相称，既不要超过自己的力量盲目扩大经营规模，也不要缩小经营规模，使自己的力量不能充分发挥。

“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也是中国农业经营的传统思想之一。《史记·货殖列传》中的“……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就是汉代人们根据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发展各项农业生产，扬长避短，发挥地区优势的生动写照。清代唐甄在《潜书·富民》中又根据他所处时代的情况，作了“陇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饲鹜，湖滨缫丝，吴乡之民，编蓑织席”的真实描述。说明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观点一经形成后就世代相传沿袭下来而成为农业经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趋利避害”是中国古代农业经营思想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淮南子·缪称训》：“人之情，于害之中争取小焉，于利之中争取大焉。”趋利避害思想应用到农业生产上就是“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的经验总结。明代的马一龙不仅明确总结出农业生产的趋利避害原则就是“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而且把它提到“力足以胜天”的高度。

二、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成就

1、灌溉渠系工程

开渠道满足作物的水分需要，开水沟排除农田多余的水，是农田水利的主要任务。所以沟渠工程是最普遍的一种型式。商、周时期农田中的沟洫分别起着向农田引水、输水、配水、灌水以及排水的作用。战国时期，列国争霸，为达到富国强兵目的，水利事业倍受重视，大型渠系建设迅速兴起。魏国西门豹在今河北临漳一带主持兴建漳水十二渠，为中国最早的大型渠系。自西汉以下数百年间，本地区一直是重要的政治经济区域。公元前三世纪，蜀守李冰主持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工程，至今历时二千多年而不废，效益有增无减。都江堰建于岷江冲积扇地形上，为无坝引水渠系。渠道工程主要由鱼咀、宝瓶口和飞沙堰三部分组成。整个工程规划布局合理，设计构思巧妙，管理运用科学，施工维修经济，为中国古代灌溉渠系中不可多得的优秀工程。建成后，四川平原遂“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关中平原上的郑国渠是规模最大的一个渠系工程，由水工郑国主持修建。渠西引泾水，东注洛水，干渠全长三百余里，计划灌溉面积达四万顷。司马迁评价郑国渠在秦统一事业中所起的作用说：“渠就，用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西汉时，灌溉渠系工程继续有发展，关中地区建成了白渠、六辅渠、成国渠、蒙茏渠、灵轵渠等；在今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皆引河及川谷（水）以溉田”；新疆古轮台（今轮台县）、渠犁（今库勒尔县）、伊循（今若羌县一带）、车师、楼兰（今罗布泊北岸一带）和伊吾（今哈密附近）等地也多有灌溉工程。西汉以后，灌溉渠系工程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只是在少数地方略有兴建而已。

2、陂塘工程

陂塘系利用自然地势，经过人工整理的贮水工程，其功能是蓄水溉田。二千多年前的文献中已有利用陂池灌溉农田的记载：“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芍陂兴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是最早的一座大型筑堤蓄水灌溉工程，“陂有五门，吐纳川流”。直径大约百里，周围约三百多里，灌注今安徽寿县以南淠水和肥水之间四万顷田地。今天的安丰塘就是其残存部分。汉代，陂塘兴筑已很普遍，东汉以后，陂塘水利加速发展。陂塘水利适建于丘陵地区，起始于淮河流域，汝南、汉中地区也颇发达。从云南、四川出土的东汉陶陂池模型，可看出当时已在陂池中养鱼，进行综合利用。《淮南子·说林训》中有关于陂塘灌溉面积数量的计算：“十顷之陂可以灌四十顷。”中小型陂塘适于小农经济的农户修筑，南方地区雨季蓄水以备干旱时用，修筑尤多。元代王桢《农书·农器图谱·灌溉门》说：“惟南方熟于水利，官陂官塘处处有之。民间所自为溪堨、水荡，难以数计”。明代仅江西一地就有陂塘数万个。总之，古代遍布各地的陂塘，对农业生产的作用不可低估。

3、太湖流域的塘浦圩田系统

隋、唐、宋时期，水利建设遍及大江南北，太湖流域的塘浦圩田大规模兴修尤为突出。古代太湖地区劳动人民在浅水沼泽，或河湖滩地取土筑堤围垦辟田，筑堤取土之处，必然出现沟洫。为了解决积水问题，又把这类堤岸、沟洫加以扩展，于是逐渐变成了塘浦。当发展到横塘纵浦紧密相接，设置闸门控制排灌时，就演变成为棋盘式的塘浦圩田系统。宋代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1043年）中描述道：“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闸门，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太湖地区的塘浦圩田形成于唐代中叶以后。五代时吴越国利用军队和强征役夫修浚河堤，加强管理护养制度，设立“都水营田使”官职，把治水与治田结合起来。这些措施对塘浦圩田的发展和巩固起到了良好作用。北宋初，太湖流域塘浦圩田废而不治，中期又着手修治。南宋时大盛，作了不少疏浚港浦和围田置闸之类的工程。

4、海塘工程

自汉、唐起，江、浙、福建沿海人民为防御潮水灾害而开始修建江海堤防。海塘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开发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海塘从局部到连成一线，从土塘演变为石塘，建筑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五代吴越国钱镠在位时，曾在杭州候潮门和通江门外筑塘防潮，所用“石囤木桩法”以木栅为格，格内填进砖石，经涨沙充淤后，就成为远比土塘坚固的土石塘。可以说这是从土塘到石塘的过渡。北宋时，石塘技术上的一次改革就是采用了“坡坨法”，即海塘为斜坡石级式，塘身稳定性优于壁立式海塘，坡阶又起消力作用。明、清时，海塘工程更受重视，投入的人力、物力之多以及技术上的进步都超过其他历史时期。

5、井灌

这是利用地下水的一种工程型式。中国井的起源很早。据考古资料，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就发掘出了井。北方许多地方地表水不足，故重视发展井灌。战国以来，北方井灌相当流行，历代政府也提倡凿井。明、清时，在今陕西关中，山西汾水下游，河北、河南平原地区形成了井灌区。方承观《棉花图》中说：“植棉必凿井，一井可溉田四十亩。”坎儿井，是新疆地区利用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上积雪融化的雪水经过山麓渗漏入砾石层的伏流或潜水而灌溉的一种独特形式。坎儿井在西汉时就有了。人们根据当地雨量稀少，气候炎热，风沙大的特点，在地下水流相通的地带开凿成列的竖井，其下有横渠（暗渠），然后通过明渠（灌溉渠道）把水送到农田里。这样水行地下，可减少蒸发。清代，林则徐曾在吐鲁番一带大力推广，对炎热干旱的吐鲁番农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三、农业生产工具

农业生产工具自春秋战国以来称之为“田器”、“农器”和“农具”。制造农具的原料，最早是石、骨、蚌、角等。商、周时代出现了青铜农具，种类有锛、臿、斧、斨、镈、铲、耨、镰、犁形器等。这是中国农具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中国铁的冶铸技术发明至迟始于春秋。春秋战国之际，冶铁技术先后出现了生铁冶铸、炼钢和生铁柔化三项技术，使铁器成为更富有广阔前途的锐利工具，加快了铁农具代替木、石、青铜制农具的历史进程。铁农具的使用是农业生产上的一个转折点，它能清除大片森林，使之变为耕地、牧场，也使大面积的田野耕作成为可能；甚至使农业生产关系、土地耕作制度和作物栽培技术等也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中国古代的农具按功用可分为下列几类：

1、高效的取水设备和机具

引水灌溉，最重要的是设法把低处的水引向高处。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有过不少灵巧的发明。人们熟悉的水车，也叫“翻车”、“龙骨车”、“水蜈蚣”。它出现于东汉、三国之际，最初只用来浇灌园地，后来被水田区的农民广泛采用，将近二千年来，在生产上一直起着较大的作用。筒车，今天在许多地方还可见到，大约有千年以上历史。这是把一个大的转轮，周围系上许多竹筒或木筒，安置在水边，转轮一部分没在水中，水流激动转轮，轮上的筒就川流不息地依次汲水注到岸上的田地里。元代王桢《农书》里记载的水转翻车、牛转翻车、驴转翻车、高转筒车，构造比较复杂，效率比较高，都是从翻车和筒车变化出来的。高转筒车可以把水引到十丈以上高的地方。为了把水引向远处，则有连筒和架槽的发明。连筒是把粗大的竹竿去掉里面的节，一根根连接起来，下面随地势高下，用木石架起，可以跨越涧谷，把水引到很远的地方。架槽的设计基本上同连筒一样，只是用以引水的是木槽而已。这类器具，正如王桢所说：“大可下润于千顷，高可飞流于百尺，架之则远达，穴之则潜通，世间无不救之四，地上有可兴之雨。”反映出中国古代这方面的创造发明之巧妙，高效而又实用。

2、耕翻平整土地的农具

耒耜是犁普遍使用前的主要耕具。它类似现代还使用的铁铲、铁锹，也有叫臿的。使用耕畜牵引的耕犁，中国从春秋战国才开始逐渐在一些地区普及使用。甘肃磨咀子出土的西汉末年的木牛犁模型说明汉代耕犁已基本定型。汉武帝时赵过推广“二牛三人耕”的耦犁，有犁辕、犁梢（犁柄）、犁底（犁床）、犁衡、犁箭等部件。犁壁（又叫犁镜或犁碗）在汉代已广泛使用。汉代的犁是直辕长辕犁，耕地时回头转弯不够灵活，起土费力，效率不很高。经过不断改进，到唐代创制了新的曲辕犁，又叫作“江东犁”。当时陆龟蒙《耒耜经》中详细记述了它的部件、尺寸和作用。这种犁由铁制的犁镵、犁壁和木制的犁底、压镵、策、犁箭、犁辕、犁梢、犁评、犁建、

犁盘等十一个部件组成。整个耕犁相当完备、先进，是中国耕犁发展到比较成熟阶段的典型。中国犁又被称作框形犁，是因为犁体由床、柱、柄、辕等部分构成，呈框形的原故。比起地中海勾辕犁、日耳曼方形犁、俄罗斯对犁、印度犁、马来犁等，它的优点是操作时犁身可以摆动，富有机动性，便于调整耕深、耕幅，且轻巧柔便，利于回转周旋，适于在小面积地块上耕作。另外，使用曲面犁壁，不仅可以更好地碎土，还可起垡作垄，进行条播，利于田间操作和管理。宋代发明了踏犁和犁刀，明代又发明了几种人力犁，但都应用范围不广。除犁以外的翻土工具还有钁和铁搭等。农田耕翻后，须经过碎土和平整。平整的农具最早有耰（椎），以后有挞、劳（耱）、耙、碌碡等。甘肃嘉峪关市发现的魏晋墓室壁画中有耙和耱的形象。广东连县西晋墓中出土的陶水田犁耙模型，犁和耙都用牛牵引。水田操作使用的耖，魏晋时南方也已较普遍地使用了。

3、播种农具

最重要的创造发明是耧车，为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大力推广的新农具之一。据东汉崔寔《政论》说：“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赖其利。”“三犁”即三个耧脚。山西平陆枣园西汉晚期墓室壁画上有一人在挽耧下种，其耧车正是三脚耧。用耧车播种，一牛牵引耧，一人扶耧，种子盛在耧斗中，耧斗与空心的耧脚相通，且行且摇，种乃自下。它能同时完成开沟、下种、复土三道工序。一次播种三行，行距一致，下种均匀，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和质量。

4、中耕除草农具

一类是钱、铲和铫，构造大同小异，实质是同一种农具。古代文献往往用来相互注释，《说文解字》十四：“钱，铫也，古农器。”这类农具需运用手腕力量贴地平铲以除草松土，也可用来翻土。另一类是耨、镈和锄，就构造说也大同小异，都是向后用力以间苗、除草和松土的农具，比钱、铲、铫要进步些，至今仍被大量使用着。春秋战国时已有了铁锄；汉代以后的铁锄和近代使用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异。耘是水田用的除草、松土农具。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钱镈门》中有耘图。宋、元之际的《种莳直说》中第一次记载了耧锄。这是一种用畜力牵引的中耕除草和培土农具。

5、收获农具

新石器时代已有石制或蚌壳制的割取谷物穗子及藁秆的铚与镰。金属出现后，则有青铜和铁制的铚和镰。几千年来，铚和镰的形制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宋以前，还出现了拨镰、艾、翳镰、推镰、钩镰等收获农具。王桢《农书·农器图谱》中记载的由麦钐、麦绰等组成的芟麦器，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收获小麦的农具。谷物收割脱粒后，利用比重和风力把秕壳与籽粒分开的办法很早就使用了。从《诗经》中可以找到证明：“维南有箕（箕斗，星名，二十八宿之一），不可以簸扬。”1973年河南济源县泗涧沟汉墓出土的陶风车模型，说明至迟西汉晚期已经发明了清理籽粒，分出糠秕的有效工具。风车把叶片转动生风和籽粒重则沉、糠秕轻则飏的经验巧妙地结合在同一机械中，确是一种新颖的创造。

四、选种育种成就

1、农作物的育种成就

中国为世界栽培植物重要起源地之一。起源于中国的农作物有粟、稷（黍子）、水稻、荞麦；豆类有大豆、毛黄豆；蔬菜有白菜、萝卜；果树有桃、杏、李、梨、柑桔、荔枝等。

当远古人们把野生植物加以驯化栽培时，需有所选择，这就是农作物出现的开始。所以选种的历史和农业发生的历史同样悠久。中国的农作物种类很多，品种更多，现今水稻品种有四万多个，粟有一万五千多个。这都是经过无数世代的农民广泛采用存优汰劣的留种和选种技术创造出来的。

2、家畜家禽的育种成就

中国各地的优良家畜家禽种类之多，品种资源之丰富，过去以及今天都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重视。马、牛、羊、鸡、犬、豕“六畜”，中国在五千多年前就已全部饲养了。中国是最早饲养猪、鸡、鸭、马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用杂交方法培育骡的国家。

3、蚕桑方面的贡献

中国是世界上养蚕、种桑、缫丝最早的国家。当二千多年前中国丝绸传入欧洲时，欧洲人对那美丽、轻盈的丝绸是如何织造的，竟一无所知。

………………………………

6制作各种模型d，z去看看浏阳河模型厂，品质好X价格好，█网上输入浏阳河模型就可搜到2011-5-10 10:4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