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宝典》的经部·纬书集成和子部·琴棋游艺分别收录了多少册古籍74

目录

经部·十三经

1 《周易》　7卷．〔阮元校刻本〕

2 《尚书》　58篇．〔阮元校刻本〕

3 《诗经》　30卷．〔阮元校刻本〕

4 《周礼》　6卷．〔阮元校刻本〕

5 《仪礼》　17卷．〔阮元校刻本〕

6 《礼记》　49卷．〔阮元校刻本〕

7 《春秋左传》　12卷．〔阮元校刻本〕

8 《春秋公羊传》　12卷．〔阮元校刻本〕

9 《春秋谷梁传》　12卷．〔阮元校刻本〕

10 《孝经》　18章．〔阮元校刻本〕

11 《尔雅》　19卷．〔阮元校刻本〕

12 《论语》　20篇．〔阮元校刻本〕

13 《孟子》　14卷．〔阮元校刻本〕

经部·十三经注疏

1 《周易正义》　王弼等注、孔颖达疏　10卷．〔阮元校刻本〕

2 《尚书正义》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　20卷．〔阮元校刻本〕

3 《毛诗正义》　郑玄笺、孔颖达疏　70卷．〔阮元校刻本〕

4 《周礼注疏》　郑玄注、贾公彦疏　42卷．〔阮元校刻本〕

5 《仪礼注疏》　郑玄注、贾公彦疏　50卷．〔阮元校刻本〕

6 《礼记正义》　郑玄注、孔颖达疏　63卷．〔阮元校刻本〕

7 《春秋左传正义》　杜预注、孔颖达疏　60卷．〔阮元校刻本〕

8 《春秋公羊传注疏》　何休解诂、徐彦疏　28卷．〔阮元校刻本〕

9 《春秋谷梁传注疏》　范宁注、杨士勋疏　20卷．〔阮元校刻本〕

10 《孝经注疏》　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9卷．〔阮元校刻本〕

11 《尔雅注疏》　郭璞注、宋邢昺疏　10卷．〔阮元校刻本〕

12 《论语注疏》　何晏注、宋邢昺疏　20卷．〔阮元校刻本〕

13 《孟子注疏》　赵岐注、宋孙奭疏　14卷．〔阮元校刻本〕

经部·其他

1 《韩诗外传》　10卷．〔四部丛刊影印沈氏野竹斋刻本〕

2 《春秋繁露》　西汉·董仲舒　17卷．〔乾隆卢文弨校本〕

3 《大戴礼记》　西汉·戴德　40卷．〔通行本〕

4 《白虎通义》　东汉·班固　10卷．〔道光陈立白虎通疏证本〕

5 《尚书大传》　西汉·伏生　3卷．〔皇清经解续编本〕

6 《周易集解》　唐·李鼎祚　17卷．〔学津讨原本〕

7 《古三坟》　17卷．〔汉魏丛书本〕

8 《六艺略》　西汉·刘歆　1卷．〔通行本〕

9 《易经原典》　1卷．〔通行本〕

10 《经传释词》　清·王引之　10卷．〔清嘉庆王氏家刻本〕

11 《尚书古文疏证》　清·阎若璩　14卷．〔眷西堂本〕

12 《孟子字义疏证》　清·戴震　14卷．〔微波榭丛书本〕

13 《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　清·刘逢禄　10卷．〔通行本〕

14 《经学历史》　清·皮锡瑞　10卷．〔清光绪三十三年湖南思贤书局本〕

15 《经学通论》　清·皮锡瑞　5卷．〔通行本〕

16 《孔子改制考》　康有为　22卷．〔通行本〕

17 《四书章句集注》　宋·朱熹　26卷．〔江宁局本〕

18 《宋本切韵指掌图》宋·司马光　2卷〔四库全书本〕

19 《中原音韵》　元·周德清　1卷．〔永乐大典本〕

20 《五经异义》　汉·许慎　1卷．〔皇清经解本〕

21 《春秋集传纂例》　唐·陆淳　10卷．〔嘉兴钱氏经苑本〕

22 《周官新义》　宋·王安石　16卷．〔四库全书本〕

23 《七经小传》　宋·刘敞　3卷．〔涵芬楼影印宋刊本〕

24 《大学衍义补》　明·邱濬　160卷．〔四库全书本〕

25 《国朝汉学师承记》　清·江藩　8卷．〔《粤雅堂丛书》本〕

26 《经义述闻》　清·王引之　32卷．〔皇清经解本〕

27 《今古学考》　清·廖平　2卷．〔通行本〕

28 《读书杂释》　清·徐鼒　14卷．〔通行本〕

29 《国故论衡》　清·章太炎　1卷．〔右文社〕

30 《方言》　西汉·扬雄　13卷．〔四部丛刊本〕

31 《说文解字注》　清·段玉裁　30卷．〔嘉庆二十年刊本〕

32 《广雅疏证》　清·王念孙　10卷．〔道光九年学海堂《皇清经解》本〕

33 《订讹类编》　清·杭世骏　6卷．〔通行本〕

34 《订讹类编续补》　清·杭世骏　2卷．〔通行本〕

35 《大学》　1卷．〔通行本〕

36 《中庸》　1卷．〔通行本〕

37 《马氏文通》　清·马建忠　10卷．〔清光绪三十年排印本〕

38 《纬书总汇》　郑文杰　1卷．〔通行本〕

39 《读全唐文札记》　清·仁和劳格　1卷．〔通行本〕

40 《庚辛之间读书记》　清·王国维　1卷．〔《王国维遗集》本〕

　　作家简介：

　　钱钟书(1910．11．21-19981219)，现代著名学者、作家。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早年就读于教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和无锡仁中学。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与杨绦结婚，同赴英国留学。1937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获副博士学位。又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1938年秋归国，先后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1941年回家探亲时，因沦陷而羁居上海，写了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围城》已有英、法、德、俄、日、西语译本。散文大都收入《写在人生边上》—书。《谈艺录》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中西比较诗论。与此同时，他在上海暨南大学、中央图书馆和清华大学执教或任职。1953年后，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所著多卷本《管锥编》，对中国著名的经史子古籍进行考释，并从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比较上阐发、辨析。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著作书目：

　　《写在人生边上》(散文集)1941，开明

　　《人兽鬼》(短篇小说集)1946，开明

　　《围城》(长篇小说)1947，晨光

　　《谈艺录》(文论)1948，开明；补订本，1984，中华

　　《管锥篇》(1-4册，文论)1979，中华；增订本，1982，中华

　　《七缀集》(文论集)1985，上海古籍

雕版印刷的出现

书册制度

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

抄本

稿本

批校本

影印本雕版印刷的出现

书册制度

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 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 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 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影印本展开 我国古代的图书，主要是以写本和印本两种形式流传后世的。由于写刻的时代不一，地区有异，写刻者不同，以及抄写方式和刻写方式的差别等原因，古代图书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版本。我们通常把研究这些版本的学问叫古籍版本学。

编辑本段雕版印刷的出现

印刷术是我国发明的，开如发明的是雕版印刷，这应是家喻户晓的事情。所谓雕版，是指用木板雕刻。木板选料有讲究，质地太松不适宜，所以一般用梨木和枣木，前人把刻印书叫做“付之枣梨”， 印书一般都用黑墨，但第一遍印时为了便于三校，有时也用蓝色或红色印，清代以到民国时刻书则多用红印，也有用蓝印，当然也可以不用红蓝试印直接用黑墨印。 雕版印刷发明的时代，明清以来有种种讲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隋文帝开皇时说和唐太宗贞观时说。雕版印刷进入五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即不再停留于刻民间需要的日用印刷品以及一些字书、宗教读物，而转入刻印正统的书籍。重点是刻经，这不仅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经是最主要的、为人所必读的书籍，而且和唐以来推地科举制有很大关系。

编辑本段书册制度

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 “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

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蝴蝶装有个缺点，即由于书页的后半页的背面和第二页前半页的背面不相连，读下去必须连翻两页，平时打开书来，也往往遇上空白的背面，不方便。于是，有人把书页的反面对后面折起来（像后来的线装书那样），让书页的两个外边粘在书背上，就成为“包背装”，也叫“里背装”。 现在的线装，是明代中期出现的。其所以出现，当是由于包背装在书背处易于破损，破损了光靠两三个纸捻不能把书脑部分压平伏，书的右上右下两角卷起来很不美观。于是在包背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良，即在打孔订好纸捻后，不再用整张书衣而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书衣，分置书前书后，然后在书脑处再打孔穿线订成，所以叫线装。线装是有一定规格的，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针眼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针眼装”。书衣在明代多用蓝色（也称磁青色）和棕色（也称古色、古铜色），清代则棕色多一点，个别也用混金的，但清末民国时又喜用蓝色。绝大多数用纸裱两至三层，也有用绫或绢裱制的。在前后书衣和正文之间至少订进一张空白纸，有时可多至两三张，叫“护页”或“副页”，也有人称之为“看页”。 明清时喜欢给线装书做“书套”，雅一点也称之为“函”。用硬纸做亲里，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四边包起，用两个牙签插紧，只空出书头和书根，讲究的则不用蓝布而用锦，有时还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起来，叫“四合套”。四合套中讲究的更把书头、书根的两块接边处挖成云纹镶嵌，叫“云字套”。但这些书套因为用桨糊裱 ，易被鼠咬，日子外了又易散坏，因此好多人喜欢用所谓“夹板”。这是用两块和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布带子，把书册夹住扎牢。木板要结实，多用梓木、楠木、花梨木、枣木、樟木之类。此外，还有些文物性的善本书除了用书套或夹板外还常做精致的木匣子或小木箱子装起来，匣里或社会公德同上刻上书名、版本、册数以及收藏者姓名字号。

编辑本段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宋浙本

北宋继承五代的传统，以官刻为主，官刻中又以国子监词条一即监本为主。 南宋泊本中的官刻本仍以国子监粞为主。当时礴京国子监的书版都被金人弄走了，为了满足读书的需要，新京城颐安府即杭州的国子监覆刻了北宋监本的经注和单疏，现存的《周易正义》、《春秋公羊传疏》、《尔雅疏》就都是南宋初年的监本，不过有的版片已经后来修补过。

宋建本

北宋时福建地区刊刻的书，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两部佛教的《大藏经》，一部是北宋元丰三年在今福州开刻的《万寿藏》，一部是政和二年在同地开刻到南宋乾道八年才完成的《毗卢藏》。 古藉版本学上所说的宋建本，主要是指建宁府建阳县的坊刻本。因为建宁府在宋代属于福建路，而福建地区古称为闽，所以也有人称之为闽本。北宋时的建阳坊刻本没有能流传下来，传世的都是南宋时所刻，其为数不多，几不亚于浙本官刻而大大超过杭州的陈、尹诸家坊刻。

宋蜀本

唐五代以来，今四川成都成为与杭州东西对峙的全国雕版印刷中心。北宋开宝四年中央政府专门派人到成都开刻了我国最早的一部印本佛教《大藏经》，也称《开宝藏》，是卷子本，字体颇有唐写卷子本的味道，多少夹杂点北魏字体的成分，现在还保存有一些零卷。早期的蜀本已经看不到了，保存下来的最早也只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刻本，此外都是南宋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辽的刻书技术应是从宋传过去的。刻书中心大概不会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辽的政治中心上京，辽的南京即今北京，倒有成为刻书中心的可能，但也无明文可稽。刻本则长期以来从未有人见过。今天见到的辽刻本，是在山西应县发现的。应县有个佛宫寺，寺里有座辽清宁二年建筑的木结构的释加塔，1974年在塔第四层主像释加牟尼腹中找出六十一件辽刻本。 金初兴时虽然以武力称雄，但也颇重视文化。现存的金平水本为数极少，只有《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壬辰重改正吕太尉经进荘子全解》、《刘知远诸宫调》、《南帝内经素问》、《重编添补分门事苑撮要》、《萧间老人明秀集注》、《新修■音引证群籍玉篇》等几种，基本上都是坊刻。

编辑本段元刻本

元浙本

国子监这个名称当然取消了，但原先南宋的国子监并没有拆毁，而改成了西湖书院，元黄溍《西湖书院义田记》说：“西湖书院，宝宋之太学，规制尤甚，书所刻经史群书，有专宫以掌之，号书库官，宋亡学废，而板库具在。”据考证，其中绝大多数是南宋国子监遗留下来的，也有个别是元代浙江地区刊刻的元浙本。这些地区的家刻本，也和南宋一样还不如官刻之多。现存较有名的有在今浙江淳安的邵桂子编刻《邵氏世谱》，在今江苏松江的业曾南阜书堂刊刻《东坡乐府》，在今江西南丰的西思敬刊刻《元丰类稿》，在今江西南丰王常刊刻《王荆文公诗笔注》。

元建本

元建本上多有牌记，或曰某某书堂，或曰某某书舍，或曰某某精舍，或曰某某书院，一概都是书铺的牌号，和政府设立的书院是两回事。和南宋时一样，在元代官方有时也把书交给建阳书坊刊刻。

编辑本段明刻本

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前期的刻本，基本上延续了元刻本的风格。除了北方的临汾人明后不再成为别具格局的刻书中心，不再有明平水本之称外，大体分成一大一小两个系统。即建阳的坊刻建本继续局守一隅成其小系统，此外全国各地几悉继承元浙本系统成为大系统。此大系统的主要特点即和元浙本同样使用赵体字，而且不论官刻、家刻、坊刻在字体以至版式上几无甚出入，仅管刻手有精粗之别。这种所谓明初本以官刻为多。官刻中包括内府本，国子监本，其他中央机构的刻本，地方官刊的所谓书帕本，以为介于官刻和家刻之间的潘府本。明前期家刻本传世的似不如官刻之多。明前期坊刻本除建本外也不算多。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刻本到这个时期起了一次大变化。变化的最显著之点，即字体由前此的赵体突然改换成整齐的欧体，而版式也由前此的大黑口变成了白口。这个变化始于正德，剧于嘉靖，下及隆庆，其中尤以嘉靖时所刻的数量既多，质量又高，成为明刻本以至我国版本史上的一大特色。“嘉靖本”也随之成为了版本目录上的专用词语。 大概由于这种刻书风格新鲜受欢迎，很快传播到外地，不仅影响到外地的家刻，还影响到官刻、藩府刻、坊刻。这种标准嘉靖本的风格，到隆庆时才逐渐起了变化，向后期的万历本过渡。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从万历开始，明刻本又出现不同于标准嘉靖本的新风格。其主要特点仍在字体和版式，尤以字体的转变更为显著，即由原先虽见方板整齐但仍出于南宋浙本欧体的标准嘉靖本字体，转变成为更加方板整齐、横平竖直，而且横细竖粗、完全脱离欧字的新字体。这种新字体世称“方体字”，但也有人称之为“宋体字”。从现有资料来看，开始用这种方体字刻书是在安徽的徽州。明以来徽州人多外出经商，人称“徽商”。徽商们常到南京、扬州、杭州等地活动或定居，往往会把徽州的刻工带过去，同时徽州刻书又常请苏州的文人主持校勘，因此江浙的刻书风气很快受其影响，随之这种方体字刻本普及到全国很多地区。 万历时还出现了一种所谓“写刻本”。所谓“写刻本”，而是由于嘉靖、万历时刻书字体日益整齐规范，最终产生了完全脱离普通书写字体而专用来刻书的方体字，这时再重新用普通书写字体来刻书，就被称之为“写刻”，称其本为“写刻本”。万历时出现的写刻本仍用赵体字，但讲究的已不像所谓明初本的赵体那样笔道丰利刚健，而转趋流利生动。 天启、崇祯两朝的刻本通称为明末刻本。明末刻本中除保持了万历时的方体字和少数写刻者外，在杭州的坊刻中又使用了一种新的方体字。它不像万历时始创的方体字那么方，那么横细竖精，而变为字体稍长、笔画较瘦的方体字，可称之为长方体字，看上去颇有清朗醒目之感。

编辑本段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

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代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刻本，多数继承了明代后期的传统刻方体字本，其中以万历传下来的方体字为主，也有用天启时创制的长方体字和汲古开创制的扁方体字。这时期的方体字本有粗有精。长方体字的本子比方体字本刻得少。清前期这种方体字本以及写刻本的纸张，一般用厚一点的毛边纸或薄一点的毛太纸，而以毛太为多，早一点的也使用明末刻本常用的质地更差的竹纸，另有用一种白色的纸叫连史纸，这些都比较常见。 清代坊刻的章回小说一般也通用方体字，但多数比明后期的建本小说还要拙劣。清代前期刻本中比上述几种方体字本更具特色的是写刻本。顺治时清世祖还宠用宦官，设立十三衙门，汉经厂等依然存在，内府刻书当仍由宦官掌管。世祖死，宦官即被整肃，其首脑吴良辅处斩，十三衙门撤销，其后修书刻书当转归文职职人员办理。所以清代皇家刻书笼统地自可称为内府本，而习惯上将康熙及其后的专称“武英殿本”，还常简称为“殿本”，而顺治时刊刻的仍称之为内府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武英殿刻书在乾隆整六十年间可说进入了全盛时期。所刻书据统计多至三百零八种，到嘉庆时的二十九部、道光时十二部、咸丰时二部就明显地在走下坡路。进入后期同治一部、光绪二十二部、宣统二部然后清朝的统治结束。

在乾嘉学派的推动下，又一次出现了刊刻古书的高潮。这次高潮和明嘉靖时出现的不完全一样，嘉靖时刻古书重在作诗文，乾嘉时则重在讲学问，所刻古书的特点一是注重校勘，多数要写出校语，叫校勘记或考异。再是不惜工本地刻仿宋本，版式行款一依旧本不让变动。这时期不论仿宋本、写刻本、方体字本一般都有内封面，多数是正面题书名卷数，背面题刊刻者或年月，不像明万历以来坊刻本的内封面具有广告性质。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就刻书事业来看，乾嘉的全盛时期过去之后，到这时却颇有点复苏的气象。其标志则是在好些省会正式办起了公家的刻书机构，叫书局，刻印了大量价廉而质量也不坏的书籍。前此地方官刻书全凭官们个人的喜好或需要，不曾设立过专职的刻书机构，所以这时书局的设立可说是我国出版史上一件大事。以致到民国时好多公私出版机构还承用了书局这个名称，即至今日仍有中华书局之称。 按设置地点来讲，在南京的有金陵书局，人民国幷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有江楚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在扬州的有淮南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在苏州的有江苏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在杭州的有浙江书局（人民国改为浙江省立图书馆附设印行所），在南昌的江西书局，在武昌的崇文书局（人民国改湖北官书处），在长沙的有传忠书局、思贤书局，在成都的有存古书局，在济南的有皇华书局（后改山东书局），在太原的有浚文书局（后改山西书局），在福州的有福州书局，在广州的有广雅书局（人民国改为广雅版片印行所），在昆明的有云南书局，在贵阳的有贵州书局。这些书局刊刻的书，人们通称之为“局版”、“局本”。

编辑本段活字本

不用整片的木板来刻书，而改刻单个可刷印的反体字，不要印书不须雕版用这些单个字拼排就能印，印毕拆散这些单个字又可用来印别的书，灵活而不像雕版印刷那么固定死。所以当年沈括把这种用单个字拼排的书版叫“活板”，后来就称这些拼版用的单个字叫“活字”，印成的书叫“活字本”，以便和整片雕版的刻本相区别。

编辑本段套印本

不论刻本或活字本，一般都用一种颜色来刷印，其中最常用的自然是黑色，试印本或其他特殊情况有用蓝色或红色的。套印本则印一部书一页书用两种颜色，即除黑色外还用红色，而且是把这印黑色的文字和印红色的文字分别刻成两副版片，先在纸上刷印黑色的，再把红色的套上去刷印，刷印成既有黑色即墨色、又有红色即朱色的本子，人们称之为“朱墨套印本”，更常省称之为“套印本”。

编辑本段插图本

在书上配刻了图书的

，通称为“插图本”，也可称“带图本”，再由此派生的以图书为主体的书则通称为“书谱”。这些都是我国雕版印刷中固有的东西。

编辑本段抄本

抄本，过去多写作“钞本”，如今则习惯作“抄本”。这里讲的抄本是指刻本出现后派生的抄本，即绝大多数是从当时已难得的旧刻本抄录及展转抄录的本子。

编辑本段稿本

“稿本”，广义的是凡撰写的文章著作没有付印的都应叫稿本，付印了那原稿也仍是稿本。但古籍版本里的稿本，只是指总论第一章古籍范围之内的书籍的稿本。此外的近现代人著作的稿本如是名字且有价值者自宜珍藏，但不在这古籍的稿本之列。

稿本又应分为三类，即“原稿”、“清稿”和“写样待刻稿”。原稿：是作者的手稿，一般是亲笔。清稿：原稿往往要经作者涂改，涂改得多了，就由作者自己或请别人重抄一遍，叫清稿。写样待刻稿：著作要刊刻时，如第三章所说要在印好的方格纸上用刻书的字体、刻书的要求把全书腾写一遍，叫做“写样”。

编辑本段批校本

“批校本”，是一个笼统的广义词，它包括了“批本”、“校本”、以及既校又指的“批校本”。批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施加批评圈点。校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用其他刻本抄本或其他古籍来校出异文，改正文字。批校本：这是狭义的批校本，即指既校又加圈点评语的本子。

这三种之外，还有一种叫“过录本“的，是借到了一部名人或有价值的批本、校本或批校本，自然另找一部相同的刻本把这种批校原样过录在上面。

编辑本段影印本

这里所说的是影印本，是狭义的专指我国古籍的影印本，是把古籍的刻本以及前面讲过的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等摄影后制版印刷，

印成基本上保留原书面貌的本子。这种摄影和制版的技术，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在这以前要新本子保留原书面貌，只能用前面讲过的仿刻、覆刻等办法，但即使最精细的覆刻，也不如这种影印的新技术之能不走样。因为这种新技术引进后，很快地“洋为中用”用在影印古籍上面，从清后期开始，到民国时已基本上取代了前此仿刻、覆刻而成为古籍出版的一种重要方式。 我国用来影印古籍的技术，大体有石印、珂罗版印、金属版印、照相胶版印几种。

《十三经注疏》包括十三部儒家经典的经文、古注、音义、疏文。这十三部经典是：《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儒家的主要经典已包括在内了。这十三部经典在传授过程中曾经产生过多家注释解说，其中大部分失传。保存下来的古注有：《周易》魏王弼注，《尚书》汉孔安国注（据考是魏晋时人的伪作，却有较高的水平），《诗经》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周礼》汉郑玄注，《仪礼》汉郑玄注，《礼记》汉郑玄注，《春秋左传》晋杜预注，《春秋公羊传》汉何休注，《春秋谷梁传》晋范宁注，《论语》魏何晏集解，《孟子》汉赵岐注，《孝经》唐玄宗注，《尔雅》晋郭璞注。主体部分是汉晋间人注。这些注有的不是汉人的旧注，但也汲收了汉人的旧注。相对于宋元人的注，这一批旧注被称为“古注”。经文古奥，后人理解困难，往往首先求助于这些古注，原因是这些古注离经文产生的年代相对较早，并且古注本身又大都有更早的来源或依据，前人认为这些古注“去古未远”，有较大的可靠性。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进步，对于经文和古注又逐步产生了更为详尽的疏解，这些对经文和古注的疏解称为“义疏”，南北朝时期比较发达。到了唐代，孔颖达等奉敕撰定了“五经义疏”，由于是朝廷主持，所以称“五经正义”。这五部书是《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另有唐代贾公彦撰《周礼疏》、《仪礼疏》、徐彦《春秋公羊传疏》、杨士勋《春秋谷梁传疏》。北宋邢昺又奉敕撰定《论语疏》、《尔雅疏》、《孝经疏》，另有托名孙奭撰的《孟子疏》。总的看来，唐人的疏是总结南北朝至唐初的疏而成的，而宋人邢昺的疏又是总结唐人的疏而成的，都有更早的来源和依据。《孟子》原来不在“经书”行列，至北宋末才由王安石推动正式加入经书行列，北宋徽宗时成都的石经加入《孟子》，第一次出现了成套的“十三经”。唐宋人的疏最初的文本形式是经文、古注不全列，只在每条疏文开头时提示“某某至某某”，如《关雎》首节疏，先说“关关至好逑”，然后再作疏，《关雎》的正文省略。历史上称这种文本为“单疏本”。

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种解经的方式叫“音义”。主要是为疑难字注音、释义。注音用反切，或直音。这种“音义”大概是受佛经的音义影响发展起来的。对于诵读经典有很大帮助。现存的佛经当中有大量音义，还有人专门汇集为《一切经音义》。如唐代释慧琳、释玄应都有《一切经音义》。儒家经典的音义到隋朝由陆德明撰定为《经典释文》一书，可以说集音义之大成。不仅包括当时确定的儒家经典的音义，还包括《老子》、《庄子》两部道家经典的音义。《经典释文》不仅保存了大量六朝至隋代的注音、释义，还保存了经文、古注在文字上不同文本的异文，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尔雅》、《孝经》、《孟子》有宋人的“音义”，也值得重视，尤其是孙奭《孟子音义》弥补了音义系统的缺项，到清代受到重视。后人把“音义”又叫“释文”，是因为大部分经典的音义见于《经典释文》。

总的看来，“十三经”的经文、古注、释文、疏这四大组成部分到北宋都已形成。宋人对于儒家经书又有新的注释，尤其是程朱系统的注释，后来形成了《五经四书》，注释完全是一种新的面貌，这当中借鉴汲收了注疏，但有许多新的见解。《五经四书》的注释为：宋朱熹《周易本义》、宋蔡沈《书集传》、宋朱熹《诗集传》、元陈澔《礼记集说》、宋胡安国《春秋传》、宋朱熹《论语集注》、宋朱熹《孟子集注》、宋朱熹《大学章句》、宋朱熹《中庸章句》。《周易》有的还附上程颐的《周易程传》。南宋以来，到清代，一直非常流行，逐步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南宋以来学习儒学的，大都以朱熹等人注释的《五经四书》为依据。汉唐人的注疏则被称为“古学”。

“单疏本”由于经文、古注不全，阅读不方便，到南宋初年出现了补齐经文、古注的经、注、疏合刻本，就是后来称为“注疏”的文本。刊刻者是南宋初年绍兴的“两浙东路茶盐司”。传世的《礼记正义》有当时提举两浙东路茶盐司的福州人黄唐的跋语，十分重要：“六经疏义自京监、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乱，览者病焉。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於披绎，它经独阙。绍熙辛亥仲冬唐备员司庾，遂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汇，精加雠正，用锓诸木，庶广前人之所未备。乃若《春秋》一经，顾力未暇，姑以贻同志云。壬子秋八月三山黄唐谨识。”黄唐说得很清楚，合刻是为了方便。这个系统的本子经文是半页八行，字比较大，称“八行本”。现存的有《周易》、《尚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论语》、《孟子》。其中《春秋左传正义》是绍兴府地方刊刻的，不过是同一格式，显然是配套的。有了经注疏合刻本，同时北宋时曾经刊刻过的单疏本，南宋仍有重刻本传世。“单疏本”有刻本或钞本传世的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尔雅》。

在南宋福建这一刻书中心，还出现了经文、古注、释文的合刻本，叫“附释文本”或“附释音本”。比较有名的是余仁仲万卷堂刻的。还有建安王朋甫刻的附释文本《尚书》孔安国注，《尚书序》末有牌记云：“五经书肆屡尝刊行矣，然鱼鲁混淆，鲜有能校之者。今得状元陈公讳应行精加点校，参入音释雕开，于后学深有便矣。士夫详察。建安钱塘王朋甫咨。”显示了《经典释文》的必要性。更进一步，则出现了经文、古注、释文、疏文合刻的本子。这种合刻，是以经注释文合刻本为基础，再加上“单疏”形成的。这种经、注、释文、疏合刻本，有名的是刘叔刚刻的十行本。还有福建魏县尉宅刻的《附释文尚书注疏》。在四川眉山这一刻书中心也出现了《论语注疏》这样的经、注、释文、疏合刻本。

经注疏合刻、经注释文疏合刻，都是为了方便阅读。这一点朱熹在《答应仁仲》一函中论及《仪礼经传通解》时说过：“前贤常患《仪礼》难读，以今观之，只是经不分章，记不随经，而注、疏各为一书，故使读者不能遽晓。今定此本，尽去此诸弊。”（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引用，文稍异）朱熹认为“经注本”和“单疏本”各自为书，是一种“弊病”，他把它们合起来，就“尽去其弊”了。事实上，把经文、古注、释文、疏合并起来，很像清代以来的“集解”，这种集解古已有之，《论语》何晏注、《汉书》颜师古注都叫“集解”。旧注多了，汇起来方便阅读，这是自然容易想到的。值得注意的是，经文、古注、释文、疏文合为一编，恰恰是“古学”的合本，是在宋人新注之外自成体系的注释。后来的学者讲“经学”时往往以《十三经注疏》为依据，而讲“儒学”或“宋明理学”时一般以《五经四书》为依据。表面看来还是这些书，而实际上注释属于两个阵营。清代乾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阮元说过：“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他的立场显然属于“古学”一边。而一般士子读经事实上绝大多数是从《五经四书》始。明白了这个背景才能明白阮元的话是代表一个流派的，而不是当时人都认可的常识。

清代朴学家讲求“古学”，对“十三经”作了更为深入的注释，这些注释最终凝结成一个系统，称“清人十三经新疏”。其中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陈奂《诗毛氏传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孙诒让《周礼正义》、胡培翚《仪礼正义》、刘文淇《春秋左传旧注疏证》、刘宝楠《论语正义》、焦循《孟子正义》、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等等。有的新疏没有作出来，例如《大戴礼记》，当代经学家刘晓东先生用三十年之力完成了《大戴礼记义疏》，其不平凡的贡献就不可孤立地去看了。这些“新疏”显然是对着旧的《十三经注疏》来的，训释有很大进步，但基本路线却是“古学”的发展，依然是站在《五经四书》朱熹等注解的对面的。因此，就经书的注释来说，仍是两个阵营，我们姑且沿用旧的称呼，叫“汉学”、“宋学”。《十三经注疏》基本上是“汉学”的代表。

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朝廷组织学者撰定了《御纂七经》，包括《周易折中》、《书经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其大体思路是不专主宋学，而是汉宋兼取，希望汉、宋合流。乾隆间曾下令各省重刊，清中叶以后也有各地重刊本，传世量较大，而读者不一定很多。这条汉宋合流的路子，现在看来没有走通。

从现代的眼光看，总体上说，“汉学”较多地注重训诂名物制度，而“宋学”更多地注重思想，在思维模式和兴趣点上有较大差异，不具备“合流”的学术基础，而是属于“互补”的关系。当然不能“合流”，却并不意味着不可“兼治”。清代“汉学”代表人物吴派惠栋、皖派戴震，都是主张“汉宋兼治”的。

既然《十三经注疏》是“古学”的代表，那么整理研究工作就格外重要。其中“整理”工作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是校勘。

校勘的主要任务当然是确定不同文本之间异文的是非，形成错误较少的文本。唐代颜师古等曾校定“五经”，形成《五经定本》。这种工作东汉蔡邕奉朝廷之命刊刻的《熹平石经》，唐代后期刻的《开成石经》（包括经书十二种），都是同等性质的“定本”。为了确定经典的用字，唐代还编成《五经文字》、《九经字样》。郑玄在注解经书时，曾特别注明今文本、古文本有的字不同，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五代后蜀曾在成都刻石经，到北宋才刻完，称《蜀石经》，南宋初年晁公武在四川做官，曾用国子监本校蜀石经，发现文字有不同，如《论语》“举一隅而以三隅反”，蜀石经作“举一隅而示之，而以三隅反。”等等。有些是非一时也不能确定，他就写了《石经考异》，刻在石碑上，立在蜀石经旁，可惜失传了。历史上对儒家经书和古注的校勘工作一直持续不断，取得了丰硕成果。清代初年张尔岐用《开成石经》本《仪礼》校勘当时通行的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十三经注疏》中的《仪礼注疏》，发现了不少脱文、误字，写成《仪礼监本正误》。他还发现《开成石经》也有错误，写成《仪礼石本误字》。这对顾炎武启发很大，顾炎武还抄写一部带到山西。顾炎武到了西安，看到《开成石经》，于是根据拓本校勘万历北监本《十三经注疏》，写成《九经误字》一卷，比张尔岐校勘的范围更大。他在《日知录》中批评北监本“脱误尤甚”，举出五条脱文例子，其中一处脱“壻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十四个字。他慨叹“秦火未亡，亡于监刻”。

清代对《十三经注疏》进行全面校勘的有乾隆初年武英殿刻《十三经注疏》附《考证》。这部《十三经注疏》刊印精美，第一次配齐了“十三经”的经文、古注、释文、疏文四大项内容。每卷之后附有“考证”，也就是校勘记，讨论了一些文字异同是非问题。乾隆中后期修《四库全书》，其中的《十三经注疏》用武英殿本誊录，但又根据旧本作了校勘，进一步增补了“考证”，从而比殿本又有所进步。嘉庆年间阮元在江西作巡抚，根据元刻明修本《十三经注疏》重新刻了一套《十三经注疏》，每卷附有更详细的《校勘记》，历史上称“南昌府学本”、“南昌本”或“阮元本”。这个版本由于不少著名学者参加了校勘工作，因而受到广泛重视。从那时到现在，“阮元本”都是权威版本，是学者最常用的版本，各种形式的重印本难以统计。

但是，阮元本并不完善。例如人们比较看重的他的《校勘记》，就存在一些缺点。前面说的《日知录》批评万历北监本《仪礼》脱文的话，被《四库全书总目》中《仪礼注疏》的提要直接引用，阮元把这一篇《仪礼注疏提要》刻在南昌本卷首，这样世人都知道北监本《仪礼》不精不善了。可是在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中，却没有指出北监本《仪礼注疏》的那五段脱文，而是仅仅指出明末毛晋汲古阁本脱去那五段文字。汲古阁本比北监本晚，并且是从北监本来的，那么汲古阁本的脱文当然是从北监本来的，单单指出“毛本脱”是不得其根源的。我们进一步校勘北监本之前的明嘉靖李元阳刻《十三经注疏》中的《仪礼注疏》，发现也同样脱那五段文字，比李元阳本更早的明嘉靖间陈凤梧刻本《仪礼注疏》也同样没有这五段文字。因此，阮元校勘记固然不到位，顾炎武批评北监本也同样没有得到脱误的根源。进一步查对清代汪士钟影刻宋本《仪礼疏》单疏本，我们发现其中没有这五段经文的疏。就是说唐代贾公彦并没为这五段经文作疏。顾炎武认为失去这五段经文的疏，是北监本的责任，慨叹“秦火未亡，亡于监刻”，同样也没弄清脱误的根由。因为这五段经文当初贾公彦没有作疏，因此也谈不上“亡”。我们上面说过，“单疏本”没有经文、古注。后人在单疏本基础上补足了经文、古注。很可能明中期陈凤梧合刻《仪礼》经文、古注、疏文时，因为这五段经文没有疏，导致添足经文时漏添了。如果我们不把各个版本对校过，这些问题就弄不清楚，就会得出错误结论。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发现，校勘的任务除了发现并改正错误之外，还有两个功能，那就是评判版本的优劣、梳理版本的源流。

上面说的陈凤梧本、李元阳本、北监本，都是阮元见过并且用过的，却没有把脱文情况反映在《校勘记》中。还有单疏本，阮元也用了，对于这些疏文根本不存在，阮元也没在校勘记中说明。这都是“漏校”。这样做的结果是，误导读者，认为毛本极劣。其实顾炎武也误导了读者，认为北监本极劣。这都不是确切的答案。除了“漏校”之外，还有些古本阮元当时没见到，例如《周易正义》单疏本、《周易注疏》八行本、《尚书注疏》单疏本、八行本、宋魏县尉宅本、蒙古本、《礼记正义》八行本、《论语注疏》蜀刻十卷本、《孟子注疏解经》八行本等，阮元都没见过。从而限制了校勘质量。这是古本。离阮元时代较近的乾隆武英殿本，阮元可能不太重视，没有校勘，因面没有很好地汲取其长处。例如《周礼注疏》卷二十八《夏官·司马》“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一节下疏文：“掌其戒令赏罚”下，阮元本有小字注：“原本实缺七格”。这七个字南宋八行本、清乾隆武英殿本作：“则是于军因为师”。阮元根据的底本没有这七个字，他也添不上。但是武英殿本已经根据《州长》注推测出来，并且补上了。殿本补的这七个字和南宋八行本吻合，而且被后来的孙诒让《周礼正义》采纳（参日本加藤虎之亮《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十分可贵。阮元没有见过南宋八行本，是客观困难，但是武英殿本近在咫尺，却没有一校，导致这七个字无法校补，而仅仅注出原本“缺七格”，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误。直到今天，乾隆武英殿刻本也很少引起古籍整理工作者的重视。鉴于这些原因，《十三经注疏》的校勘工作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这是规划《十三经注疏汇校》的学术理由。

前面说过，《十三经注疏》包括经文、古注、释文、疏文四大项内容。前人在校勘方面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文、古注、释文方面，而在疏的校勘方面就相对薄弱。由于校勘工作规模很大，初步统计《十三经注疏》李元阳本、武英殿本都在11000页以上。而历史上《十三经注疏》（早期还不到“十三经”）的版本至少有南宋刻单疏本、南宋刻八行本、南宋刻十行本、元刻明修十行本、明嘉靖李元阳福建刻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本、明崇祯毛晋汲古阁刻本、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清乾隆《四库全书》本、清嘉庆阮元刻本等十个系统。之外还有单刻的。约略计之，总共有10万页。全部校一遍事实上校不干净，不免误校、漏校，还必须二校、三校。校三遍，就是30万页。一个研究生一天坐班四小时可以校10页，一年校3千多页，十年校3万多页，30万页就要10个学生校10年。再合成一份《校勘记》即《汇校》，估计还要5年。15年时间那是在目前形势下不大允许的。如果再进一步扩大校勘范围，加上白文（无注）本、经注本、经注释文等版本系统，还会进一步加大工作量，其可行性受到质疑。学问之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好大喜功、好高骛远，只能欲速不达，壮志难酬。所以较为切实的方案仍是先把校勘范围限定在前人工作较薄弱的“注疏”版本系统内。就上面的估算，如果从10人增加到15人，那么10年就变成了7年。如果熟练了，每人每天不止校10页，而是增加到15页，那就缩短到5年。加上合成一份《校勘记》的时间，初步合计8年可以完成。从程序上说，如果开始大家一齐校《尚书注疏》一种，分工合作，那么200天可以完成，先出版。一方面探索经验，另一方面也征求学术界意见，同时也为团队打打气，长长精神。这样再校《周易注疏》、《毛诗注疏》，次第出版，就比较可行了。

阮元的《校勘记》附在他刻的南昌本《十三经注疏》每卷之后，乾隆武英殿本的“考证”也附在殿本《十三经注疏》之后。我们的《汇校》也同样要附在《十三经注疏》的正文之后。那么，哪个版本适合作我们的“底本”呢？

适合作“底本”的版本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十三种书俱全。二、经、注、释文、疏俱全。三、错字少。历史上具备这三个条件的版本并不多。南宋单疏本、八行本、十行本传于今天的都只有几种。元刊明修本缺少《仪礼注疏》，并且一半书版为明朝补刻，补刻的部分错字较多，并且有的书页有“墨块”缺字。嘉靖李元阳本来自元刊明修本，缺字大都没补上。都不适合作“底本”。北监本补上了缺字，是一个完整的官版，错字也比以往的版本少。比北监本晚的汲古阁本因为校刊不精，错字反而比北监本多，所以汲古本不适合。乾隆武英殿本是在北监本基础上校刻的，改正了一些错误，增加了“考证”，补足了“音义”（主要是《论语》、《孟子》、《孝经》、《尔雅》四种），事实上是历史上第一次形成经、注、疏、释文俱全的本子。并且也是第一次为全部经注疏释文加了句读（用类似于句号的小圈加了断句标点）。翰林们断句的能力一点不比今人差，甚至更强，所以断句错误不敢说没有，但确实不多。这个本子刻印精良，也适合影印。从这些优势看，殿本很适合作“底本”。遗憾的是，殿本校刊时，翰林们对原书作了编辑工作。比如把解释篇名（如《关雎》）的疏文从各篇移到各经卷首，再比如删去了每条疏文前头提示性的话“某某至某某”。有的地方因为删去提示语，造成疏文眉目不清，乾隆殿本的整理者又重新增加了某些提示语。还有少数地方，对于疏文引用别的书，引文不完整的地方，作了增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十三经注疏》的面貌，这在校勘学上是不提倡的。其后的《四库全书》本完全沿用了这一格式。这样，殿本作为“底本”就不合适了。

剩下的只有北监本、阮元本。阮元本十分常见，并且每卷附有“校勘记”，我们如用作“底本”，就不能删去阮氏“校勘记”，否则不是完整的阮本。如果保留阮校记，那么要把“汇校”附在阮校记之后，大有叠床架屋之感。况且，我们的“汇校”本来是针对阮元的校记不完善而来的，将来“汇校”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往往是针对阮元的，难以避免“同室操戈”的麻烦。所以阮本作“底本”也有不方便之处。不得已，只有选用万历北监本作底本了。

万历北监本的长处是规规矩矩，经、注、释文、疏的排列格式沿用了南宋福建十行本的旧式，与元刊明修本、李元阳本、汲古阁本、阮元本一致。容易相互比对。再就是北监本十三部书完整，比在它之前的元刊明修本、李元阳本，以及在它之后的汲古阁本，缺字、误字都少。因而选作底本具备基本条件。

当然北监本也有不完美处，那就是《论语》、《孟子》、《孝经》无音义，《尔雅》用的不是陆德明《释文》，而是宋人的《尔雅音》。《周易注疏》的《释文》没散入正文，而是独立附于《注疏》之后。这种格式元刊明修本、李元阳本、汲古阁本、阮元本也都如此。补救的方法是，影印北监本时，把唐宋人留下的《论》、《孟》、《孝经》、《尔雅》音义整体附在各经之后。这是不得已的办法。殿本的句读是了不起的科研成果，我们决定在影印北监本时，把殿本的句读移到北监本上，供读者参考。同时也避免我们作校勘记时摘句破句。至于殿本句读偶有脱漏（应加而没加）、错误，我们不予改正，以示谨慎，并取信于人。如果我们作了改订，一是不能都改正，二是不能保证不出新错误，三是改的地方不能处处都加说明。将来告诉读者：“殿本句读错误和漏加的我们作了订补。”读者会问：“你改了哪些？改得对吗？”想象的空间就大了。所以我们决定不改，保持原貌。

我们的《汇校》的基本面貌大体明白了：《十三经注疏》正文全部影印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本，外加乾隆殿本的句读。每卷影印的监本之后，附有排印的《汇校》。《汇校》除列出各本异文之外，还要把前人的校勘成果，例如张尔岐《仪礼监本正误》、顾炎武《九经误字》、殿本“考证”、库本“考证”、阮元“校勘记”、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等摘附各条之下，供读者参考。

《十三经注疏汇校》具有以下功用：一、有利于进一步考证文本的是非，改正错误，整理出错误较少的《十三经注疏》通行读本。二、有利于借助异文，考察历史上《十三经注疏》各个版本之间复杂的流变关系。三、有利于评价历史上作为重大文化活动的刊刻《十三经注疏》工程的功与过。实际情况是：即使评价不高的汲古阁本，也往往有胜于他本处。这些先贤的努力和贡献，哪怕是一字一句，也不应当埋没。而不通过仔细的全面的校勘，这些学术问题是不可能给出答案的。四、《十三经注疏》各本的异文，有不少是异体字、俗体字、讹体字、避讳字，这些异文也许在经学家看来无助于经义的考证和理解，但对于考察宋元明清时期经典文本的用字状况却有一定的帮助。目前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在从事“中华字库工程”，清理历代文献用字情况，并对汉字的不同字符作数字化处理。根据有关文件，初步估计，仅楷书字符就有30万个。我们认为《十三经注疏汇校》在清理《十三经注疏》宋元明清各个文本异体字、俗体字方面足资参证。因此，《汇校》不仅对经学、经学史研究有直接帮助，而且在版本学、出版史、校勘学、文字学方面也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

目录学·经部 第3-7节

一．今文十四博士

（一）今文经含义：西汉时传经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所以叫今文经。

（二）今文十四博士：

《诗》:有鲁(申培公),齐(辕固生),韩(燕人韩婴)。

《书》:有欧阳(欧阳生),大夏侯(夏侯胜),小夏侯(夏侯建),同出于伏生。

《礼》:有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同出于高堂生。

《易》:有施(施雠),孟(孟喜),梁丘(梁丘贺),京(京房),同出于田何。

《春秋》:有严(严彭祖),颜(颜安乐),同出于董仲舒。

此外,《论语》是兼习的,不立博士,有《鲁论》《齐论》两家

（三）今文经学的特点：

1《五经》次序,是《诗》《书》《礼》《易》《春秋》。《诗》《书》《礼》是基本功,《易》讲原则,《春秋》讲实施。

2讲家法,口授微言大义。

3特别重视《春秋公羊传》,尊孔子,说《春秋经》是为汉制作,讲政治哲学,要通经致用,其实已混进法家的东西。

4夹杂谶纬之学,讲灾异,讲天人感应,在《齐诗》《易》《公羊传》里多有这样的东西,实际上已混合了阴阳家、墨家之说,和方士的一套互相渗透。

5发展到后来繁琐,如秦近(一作延)君说《尧典》篇目十余万言,“曰若稽古”三万言。

6少讲训诂,多属哲学史的资料。但因为比较近古,所讲制度等仍有史料价值。

（四）参考书：吕诚之《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三节“儒家之学”,顾颉刚师《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原名《汉代学术史略》)

二．古文经学

（一）古文经含义：用古文字书写的经。

（二）孔壁得书的来源和真伪：同吕诚之认为壁中得书及孔安国进献之本无其事。但在立为博士的今文经之外,社会上仍发现其他古籍传本,则是事实。《孔壁得书》(收入《吕思勉读史札记》)

（三）古文经学各家：

《易》:费氏(费直)。

《书》:《古文尚书》,比今文多出十六篇(说是孔安国)。（前面不是说比今文尚书多出来二十五篇吗？）

《诗》:《毛诗》(毛公,后来说毛公名享),但顾颉刚师有《论毛诗序之作者》(收入《史林杂识初编》),据《后汉书·卫宏传》有“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之明文,论定所谓《毛诗序》实东汉初卫宏所作

《礼》:《周官》即《周礼》(刘歆),《逸礼》。

《春秋》:《左传》(刘歆),《谷梁传》。

《论语》:《古论》。

《尔雅》。

（一）古文经学的特点：

1《五经》次序:按所认为的作者的时代先后来排列,为《易》(伏羲画八卦,时代最早),《书》(把首篇《尧典》说是尧时候写的),《诗》(把《商颂》说是殷商时写的),《礼》(说是周公制礼),《春秋》(说是孔子修的)。

2不讲家法。

3特别重视《周礼》,尊周公,从事章句训诂,讲名物制度。

4不讲谶纬

5比较简单不繁琐。

6所作训诂很有用,讲制度则不如今文所讲的古。

（五）今、古文何在何时占优势？

1西汉末年，班固《白虎通义》，主今文。

2东汉，古文占优势，但今文仍是官学。

三．汉末魏晋经学

（一）兼今古的经学：兼通古文今文而以古文为主的经学。

代表人物：马融、郑玄、王肃。

1马融：马融的书没有传下来

2郑玄：《诗毛传郑笺》(郑玄给古文经学的《毛传》作笺,兼用今文齐鲁韩三家诗说)和《周礼注》(古文经学)、《仪礼注》(兼用今文古文)、《礼记注》。

3王肃：自己具名的著作没有传下来。孔子家学的伪书《孔子家语》和《孔丛子》,都是王肃所伪造。《伪古文尚书》及《伪孔安国传》,清丁晏考证也认为伪造者是王肃。

（二）玄学家注经

1代表人物和著作：魏王弼的《周易注》和何晏的《论语集解》。

2特色：简要易于通读,既无今文经学的那种微言大义以及谶纬怪谈,也不拘于古文经学穷究的训诂制度。

（三）其他流传至今的经注:

1西晋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欲取代东汉时流行的《左传》贾逵注和服虔注)

2东晋郭璞的《尔雅注》

3东晋范宁的《春秋谷梁传集解》(混合了《春秋》三传之所说)。

一．南北朝隋唐经学与义疏之学

（一）义疏=讲疏=疏

1注的含义：解释经传的叫做注。

2疏的含义：既解释经传同时也解释注。

（二）南北朝的“南学”、“北学”之分：

1南学：《周易》则王辅嗣(王弼注),《尚书》则孔安国(伪孔传),《左传》则杜元凯(杜预集解);

2北学：《左传》则服子慎(服虔注),《尚书》《周易》则郑康成(郑玄注);《诗》则并主于毛公(毛传以及郑玄笺),《礼》则同遵于郑氏(郑玄的《三礼》注)。”

3北学全部是郑学(郑玄注《左传》未成,与服虔,见《世说新语·文学》,南学则加进了魏晋时的新东西。郑注的《三礼》南北都重视。

（三）隋统一后，只行南学。

（四）唐孔颖达《五经正义》和陆德明《经典释文》

1孔颖达《五经正义》：唐初孔颖达等官修《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的《五经正义》,就是用南学的注本作疏。其中很多地方还承用了前北隋刘焯、刘炫等人的旧疏,不都由孔颖达等人创作。

2陆德明《经典释文》三十卷：给除了《孟子》以外的《周易》《尚书》等十二经,再加上《老子》《庄子》,作了释文,列举这些经典中某些字的读音,某些词语的训诂,某些传本的文字异同。再加上一卷“序录”讲述这些经典的传授,是研究经学以及《老》《庄》的要籍。

（五）唐初纂修《五经正义》和其他新疏后，旧疏失传，仅剩保留在日本，清中叶倒输我国的梁代皇侃《论语义疏》。

二．十三经注疏及其他

（一）演变过程：

1唐文宗开成二年刻成《开成石经》：刻九经（《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和《论语》《孝经》《尔雅》的正文,附加张参的《五经文字》和唐玄度的《九经字样》。

2孟蜀广政七年母昭裔立《广政石经》，带注，九经少了《公羊》《谷梁》，北宋时田况补刻。

3徽宗宣和年间席贡增刻了《孟子》，形成十三经。

（二）《十三经》的疏：孔颖达《五经正义》+唐人宋初人给《孟子》以外其中经传加上了疏+《孟子注疏》：

《周易正义》十卷,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二十卷,伪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七十卷,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四十二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硫。

《仪礼注疏》五十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六十三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晋杜预集解,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注疏》二十卷,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二十卷,魏何晏等集解,北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九卷,唐玄宗注,北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十卷,晋郭璞注,北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十四卷,汉赵岐注,伪宋孙奭疏。

（三）刊刻形式：

1北宋时“正义”和“疏”不和经注编在一起，而是单独刊刻。

2南宋后注疏合编。

3通行的善本：清阮元等据宋元间十行本等校勘、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刊刻附有校勘记的《十三经注疏》，但今天看来仍不尽完美,还有重加校勘的必要。

（四）其他经学要籍：

1唐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十七卷,保存了不少王弼以外的《易》的古注；

2传为伏生的《尚书大传》；

3清陈寿祺校注本八卷,保存一些《书》的古经义。《韩诗外传》十卷,保存了三家诗中韩诗的一些遗说；

4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十七卷；

5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同为保存西汉今文经说的要籍。

（五）《十三经》的版本系统：经注和疏在北宋时是分别刊刻的,到南宋时两浙东路茶盐司和绍兴府才编到一起刊刻,建阳书坊才加进释文;到宋元间才有成套的经注、疏、释文合刻本;到明嘉靖时李元阳在福建刊刻有释文的《十三经注疏》。从此递嬗出万历北监本、汲古阁本以至清乾隆时的殿本,直到嘉庆时阮元才重新搜寻各种旧本校勘重刻。这样就把《十三经》的版本系统作了个初步的清理。

一．学风的转变

（一）从中唐时开始的摆脱旧注疏在经学上别求理解的新风气。

（二）此风气在北宋时大盛。

宋末王应麟《困学纪闻·经说》引陆游所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北宋仁宗年号)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按指欧阳修《易童子问》,谓《系辞》《文言》等“易传”非孔子作),毁《周礼》(指欧阳修《居士集·问进土策》、苏轼《东坡续集·策·天子六军之制》、苏辙《栾城后集·历代论·周公》,均谓《周礼》非周公作),疑《孟子》(指李觏《盱江集·常语》、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疑孟》,都非议《孟子》书),讥《书》之《胤征》《顾命》(指苏轼《书传》以《胤征》为羿篡位时事,《顾命》下篇《康王之诰》为失礼),黜《诗》之序(指晁说之《景迂生集·诗序论》否定《毛诗序》所说),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

（三）南宋，朱熹及其后学另行注释《五经》，自己还编注了《四书章句集注》。

二．四书章句集注和宋元人注五经

（一）《四书章句集注》十九卷

1内容：《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

2编定的次序：《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是按治学的先后次序排列,后人因为《大学》《中庸》篇幅都小,就把《中庸》移前以便和《大学》合成一册了。

3撰写了《四书或问》三十九卷，说明注此《四书》的用意,但所注其后又有改定,因此和《或问》颇有抵牾之处。

（二）宋元人注五经

《易传》六卷,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