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鉴别涉及的内容比较复杂，技术性强，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尽管如此，要鉴别古籍的优劣真伪，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常识和规律可以遵循。

一、封面。古书封面为四周单线边栏，分为三行，右行为编著撰选者姓名，中行为书名，左行为刊印人或斋、堂名。

二、装订。古书装订在宋以前均为卷轴形式和折叠页装。册装书的出现是在宋代以后，册装最初是蝴蝶装，后来进到了包背装。线装书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才有的。

三、版式。古书的版式，北宋和南宋前期刻本基本上是白口，南宋后期出现黑口，元末至弘治年间通行粗黑口。明正德，嘉靖年间又出现白口书，之后一直到清代，黑白两种书口同时流行。

四、字体。古书字体主要有两种，一种宋体字，另一种是元体字。尽管时有非欧非颜，非柳非赵的所谓“馆阁体”出现，但那并非主流。

五、纸张。宋代印书多用麻纸和以竹为原料的玉扣纸。元刻本常用竹纸或皮纸，比宋版用纸稍黑。明代印书，前期多用江西棉纸，后期多用竹纸，晚期盛行毛边纸。清代大多采用开花（又称桃花纸），但在实际应用中，几乎以前所用的各种纸张，清刻本中都在运用。

六、讳字。避讳讲究自周代始，官名、人名、地名均随帝王名字的改变而改变，这对判断古籍年代极有参考价值。历代避讳常见的有改字、空字、缺笔。秦汉时大多采用改字和空字避讳，讳名不讳姓。用缺笔字代讳字发端于唐，又在宋版书上特多。金元刻本无讳字，多俗体、简体。明前、中期亦不避讳，明刻讳字始于明光宗朱常洛。清刻本避讳尤其苛严。

此外，古书鉴别还要细审书中内容，注意书后的序文跋语，以及墨色、藏书印章、刻工记载等。

　　目前观点是《三国演义》有三大版本体系，其中毛本为目前比较流行的版本。

　　正文

《三国演义》问世以后不久，就出现了"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的盛况。嘉靖元年(1522年)，出现了最早的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此后，各种各样的刻本层出不穷，历数百年而不衰，直到今天，我们知道的明代刻本还有二十多种，清代刻本还有七十多种。可以说，《三国》版本之多，在古代小说中是无与伦比的。

在这么多的《三国》版本中，有哪些是比较重要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将众多的版本加以分类。从版本形态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的版本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三个系统：

　　1《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除了上面提到的嘉靖元年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嘉靖元年本")之外，还包括万历十九年(1591年)金陵周曰校刊本《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周曰校本")和夏振宇刊本《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简称"夏振宇本")等等。

　　2《三国志传》系统。包括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建阳叶逢春刊本《三国志传》(简称"叶逢春本")、万历二十年(1592年)余象斗刊本《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 传》(简称"余象斗本")、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联辉堂刊本《新锲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简称"联辉堂本")、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杨春元刊本《重刻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简称"杨春元本")、《新刻汤学士校正古本按鉴演义全像通俗三国志传》(简称"汤宾尹本")等等。

　　3 毛宗岗父子评改本《三国志演义》(简称"毛本")系统。毛本原名《四大奇书第一种 》，后来又被称为《第一才子书》。现存的七十多种清代《三国》刻本，绝大部分属于毛本系统。

此外，还有几种处于过渡形态的版本，最有代表性的是《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简称"李卓吾评本")。它来源于"周曰校本"或"夏振宇本"，又是毛本的版本基础。

　　在分类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说，《三国演义》最重要的版本有："嘉靖元年本"、"周曰 校本"、"夏振宇本"、"三国志传"、"李卓吾评本"、"毛本"。

　　五四以后，新式的标点排印本逐渐出现。建国以来，最流行的版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本。它以毛本为基础，删去毛氏的评语，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并加上少量注释，成为一个较好的通行本。但是，由于受过去的研究水平的限制，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本中仍然存在着很多"技术性错误"，包括人物错误、地理错误、职官错误、历法错误和其它类型的错误。尽管如此，它迄今仍是发行量最大的版本。

自八十年代以来，很多出版社都出版了《三国演义》排印本。不过，真正经过认真整理， 具有学术价值的版本只是一部分。读者不妨注意以下几种：

　　1、《新校注本三国演义》：吴小林校注，陈迩冬审订，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4月第一版。它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本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校勘，改正了一些错误，新增大量注释，更加便于一般读者阅读。

　　2《校理本三国演义》：沈伯俊校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一版 ，1995年9月第六次印刷。它以毛本为基础，删去毛评，着重校正书中大量存在的"技术性错误"，并以《校理一览表》的形式，依次列出"技术性错误"，指出错误所在，提出校正意见，说明校正依据；同时，针对读者不知道或似是而非之处进行注释，深入浅出，给人以新知。此本学术价值较高，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迄今最好的整理本。

　　3毛本《三国演义》整理本：沈伯俊整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它对毛本第一次进行了全面的整理，纠正了其中的大量"技术性错误"，并对有关毛本的几个基本问题作了系统论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4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沈伯俊整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 年5月第一版，1998年10月第二版。它是嘉靖本问世以来的第一个富于学术意义的整理本，校正了其中的大量"技术性错误"，并作了简明扼要的注释。此本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有助于澄清若干流行已久的错误认识，对专业研究者和一般读者都颇有益处。

　　5 《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整理本：沈伯俊、李烨校注，巴蜀书社19 93年11月第一版。它是"李卓吾评本"的第一个有研究基础的整理本，校正了其中的大量"技术性错误"，作了比较详细的注释，并对"李卓吾评本"的真伪、来源、特色和贡献作了全面论述，具有 较高的学术价值。

　　6 周曰校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点校本：刘敬圻、关四平点校，北方文艺出版社1994年6月第一版。它是"周曰校本"的第一个标点排印本，点校者以"存真"为主要原则，基本上保持了正文的原貌。由于"周曰校本"比嘉靖本增加了一些情节，而原书难以看到，此本颇有学术价值。

此外，李灵年、王长友整理的《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萧欣桥点校的《李笠翁批阅三国志》，也都很有参考价值。

《三才图会》

《三才图会》又名《三才图说》，是由明朝人王圻及其儿子王思义撰写的百科式图录类书。于1607年完成编辑，并在1609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有三卷本《三才图会》。

该书共一百零六卷，分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器用、身体、衣服、人事、仪制、珍宝、文史、鸟兽、草木等十四门。每一事物，写其图像，加以说明。图文互证，细大毕载，足资钩稽。清代陈梦雷纂《古今图书集成》，颇采摭其图说。《三才图会》“人事”一卷中辑录了“象棋局面图式”、“象棋下子法”、“局面名数”、“棋九十分”、“象戏”、“象棋数诀”与六个残局等，这些内容可称吉光片羽，弥足珍贵的棋史资料。

《髹饰录》

《髹饰录》是明代黄大成所著漆工专著。全书分乾、坤两集，共十八章一百八十六条。《乾集》讲制造方法、原料、工具及漆工的禁忌；《坤集》讲漆器分类及各个品种的形态。这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工具书，为古代漆器的定名和分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髹饰录》被公认为漆工艺的经典制作，其重要性及特点在于列举品种甚为繁多，且所讲漆器不限于明代，往往上溯古法，描述唐宋或者更早的制作，是研究漆工史的重要文献。书中为漆工提出了比较合理的分类，为漆器定名提供了依据。

此外，《髹饰录》中还带有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设计思想和设计原则：

①“利器美材”，黄大成指出这漆器设计制造两个最基本的条件，强调了工具与材料对于制器的重要性，这与先秦工艺典籍《考工记》中提出了“材美工巧”的工艺设计原则是一脉相承的，这对于当下产品的设计制作也都是适用的。

②“三法：巧法造化，质则人身，文象阴阳”的思想。所谓的“巧法造化”，即为善于师法自然，这正是中国古代造物艺术所一贯强调的要学习自然、顺应自然、崇尚自然的设计思想。而“质则人身”，则把漆器的胎质比作人的身体，器胎为骨，胎骨上的布、漆灰和漆如肉。“文象阴阳”，是要求漆器纹饰要讲究自然美感，阴阳相成，虚实相生。“质则人身，文象明阳”是“巧法造化”的具体化。

③“二戒：*巧荡心，行滥夺目”，一是要避免过分偏重装饰而失去造物的实用价值；二是要保持产品质量，不要制造行货使之泛滥。

“利器美材”、“三法”、“二戒”是在总结我国几千年来漆器产品设计的经验和失误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漆器造型和装饰设计基本原则的高度概括和理论性总结。这些设计的基本原则，不仅适合于漆器产品设计，同样适合于其他实用产品的设计。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现代工业产品的设计，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长物志》

《长物志》是明代才子文征明后人文震亨所著，书成于崇祯七年（1621），共十二卷，分别为：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塌、器具、衣饰、舟车、位置、蔬果、香茗。

“长物”一词，意指身外之物，即非生活中的必需品，不过这些物品非一般的物品，而是投射和沉积了文人的选择和品格意志之物。这些物，在一开始归类时就没有放置在日常生活的范畴中，所以它们被称作“长物”，以现代的概念去解释，类似于“奢侈品”的概念。文人的“奢侈品”即是能够承载他们全部精神生活，让文人成为“文人”的外在表现。

《长物志》本质上算是一本中国式审美的文字总集，是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待事物的眼光。这一整套体系是数千年文化积淀下的产物，拥有大智慧的古代文人早就看透了生命的本质，人生数十载与历史长河相比，本就是白驹过隙，能够寻得一物倾心，执于一物，人便会与物相联。人能活数十年，而物却能承载人的精神千年长存。当你如此用心的欣赏这个世界时，世界便和你有关了。此刻，人已不再是世间之主宰，物也不必依价值高下而择取，天地有情，皆足可观。

《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 明朝徐光启著作，基本上囊括了中国明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其中又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徐光启的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贯彻这一思想正是《农政全书》不同于其他大型农书的特色之所在。

由于古代中国劳动人民积累了数千年的耕作经验，留下了丰富的农学著作。先秦诸书中多含有农学篇章，其他的大型农书，无论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还是元代王祯的《农书》，虽然是以农本观念为中心思想，但重点在生产技术和知识，可以说是纯技术性的农书。

《农政全书》按内容大致上可分为农政措施和农业技术两部分。前者是全书的纲，后者是实现纲领的技术措施

《园治》

《园冶》，是中国第一本古代园林艺术专著，明末造园家计成所著。《园冶》将园林创作实践总结提高到理论的专著，全书论述了宅园、别墅营建的原理和具体手法，反映了中国古代造园的成就，总结了造园经验，是一部研究古代园林的重要著作。《园治》全书分为三卷：第一卷是兴造论、园说、相地、立基、屋宇和装折等；第二卷是栏杆；第三卷是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和借景。全书结构严谨，全面论述了中国园林的风格、理论依据、建造法则以及如何巧妙地运用环境、人力、财务等条件来建造园林。

《园治》的主要美学思想和设计思想有如下几点：

①“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设计理念。尊重自然， 巧妙运用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以适宜人类居住和生活作为目的，体现着很强的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意识。这是当今社会也不可或缺的思想，一切活动必须以尊重自然为主。《园冶》中提到的“天人合一”已给现代人敲响警钟：人与自然只有在和谐共存的前提下，才能衍生良好的生活环境和设计理念，若偏离这根本，即使建造出再漂亮的亭台楼阁，也只是资源的浪费。

②“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设计思想。计成在总结造园经验时，提出园林 建造的理想境界就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完美地解决了人工制作和自然天成的矛盾，要求造园师通过把握自然规律，合理适度地利用山石花木的特性，尽量去除人工制造的痕迹。在园林艺术美的创造上，计成从园林的选址、法则、资源运用、理水、花木等角度论述了园林艺术中自然美和艺术境界的创造问题。

③ “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的设计手法。借景本是古典园林建筑中常用的构景手段之一，在《园治》一书中上升到理论。借景，即在视力所及的范围内，将好的景色组织到园林视线中的手法。借景分近借、远借、邻借、互借、仰借、俯借、应时借7类。园林中的借景有收无限于有限之中的妙用。

《园冶》一书作为造园经验的总结，不仅详细探讨了园林建造问题，而且提出 “虽由人作，宛如天开”、“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等造园思想，对我国建筑史、园林史、美术史具有重要意义。《园治》一书的局限性在于尚未提及“树木花草”和“水”。

《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中国明代科学家宋应星所著。该书记载了中国明代中叶以前的工艺技术，是一部综合性的科技巨著。它对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进行了系统地总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对农业方面的丰富经验进行了总结，全面反映了工艺技术的成就。书中记述的许多生产技术，一直沿用到近代。

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18篇。并附有123幅插图，全书详细叙述了农作物和手工业原料的种类、产地、生产技术和工艺装备，以及一些生产组织经验。全书按照“贵五谷而贱金玉之义”的顺序。上卷记载了谷物豆麻的栽培和加工方法，蚕丝棉苎的纺织和染色技术，以及制盐、制糖工艺。中卷内容包括砖瓦、陶瓷的制作，车船的建造，金属的铸锻，煤炭、石灰、硫黄、白矾的开采和烧制，以及榨油、造纸方法等。下卷记述金属矿物的开采和冶炼，兵器的制造，颜料、酒曲的生产，以及珠玉的采集加工等。

《天工开物》所蕴含的造物理念和设计思想：

①功能主义原则和设计的民主思想。明代晚期随着“经世致用”的思潮高涨，商品贸易的迅速发展，民间手工业行业的发展壮大，造物因而更加注重器物的实用性。《天工开物》一书中大量描述的正是这些供民间使用的器物，以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为目标。同时，在书中的内容也体现了宋应星重农的思想以及关注百姓的日常生活，他在序言中说“卷分前后，乃贵五谷而贱金玉之义。发现器具的目的，解决谷物加工的问题，给人民带了巨大的便利，这充分表现了其民主的思想。

②“天人合一”与系统的造物理念。“天工开物”就是“天然界靠人工技巧开发出有用之物”。宋应星通过实地的观察研究，对古代劳动人民的造物活动和生产技术进行了总结，讲究顺天造物，“天人合一”的造物观点。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通过自然来开发出有用的器物。系统性是我国造物重要的基本属性，在造物的整个活动中，各个环节都有明确的目标，各个环节相互联系上下协调。系统性造物不仅反映在对器具制作过程中对其大小、形态、功能、装饰等有步骤合理的规划，也体现于整个造物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地分工合作。如：陶瓷的制作、铸钟、锤锚等合众人之力，相互协调的生产活动。

③“适度节用”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在中国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中，展示出了节用的观点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尊重自然而非征服自然；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合理利用自然、保护生态，不过度消耗采伐的节约理念。例如《天工开物·五金》中就有对于贵金属再生利用的描述。

明代是中国古代设计的集大成时期，《天工开物》是此历史时期的科技著作，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也是中国艺术设计史上巨著，被称为“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闲情偶寄》

《闲情偶寄》，明末戏曲理论家李渔所撰写的一部杂著经。它共包括《声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六卷。其中，声容部论及生生活中的服饰装扮问题；居室部论及房舍构筑，窗栏图式及构式，墙壁、联匾、山石等园林营造和室内装饰问题；器玩部论及几椅、床帐、橱柜、箱笼、茶酒具、灯烛等的设计和制作问题；饮馔部，种植部、顾养部则分别论述了饮食烹任、种树养花和养生之道等问题。

《闲情偶寄》看似是一部杂著闲书，但李渔在闲谈散论中很鲜明的把自己的设计思想表达出来，这些设计思想可以归纳为几点：

① 注重功能、突出实用的设计思想。针对清代初期的设计出现脱离实用、脱离生活的倾向，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反复强调了造物的实用功能。如“人无贵贱，家无贫富，饮食器皿皆所必需”。李渔一生都以卖文演戏为生，出入过许多达官贵人的门下。他坦言，每每进入这些达官贵人华美的厅堂，看见古玩器皿辉煌错落，星罗棋布，心未尝没有动过。但他始终认为，这些珍器古玩的材料虽然美，但用这些材料制成的用品却不是尽善尽美的，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脱离实用、脱离生活。

② 崇尚俭朴，主张创异标新的设计思想。尤其是园林营造和室内装饰，更加体现了李渔的这种思想。明末清初，产品设计和室内装饰设计的因循守旧、仿古复古和一味追求材料贵重、装饰华丽而缺乏创新的风气已有所抬头。针对这些现象，李渔在《闲情偶寄居室部》中，多次阐述了自己崇尚俭朴、主张创异标新的设计思想。

③“宜简不宜繁，宜自然不宜雕研”的设计思想。就是强调在造物设计和室内装饰方面，要体现简洁自然，反对烦琐堆砌，过分雕琢。李渔游历广东，看到市场上展示陈列的广式硬木箱便，有半数是用贵重的花梨、紫檀制成，而且工艺十分精湛，可谓穷工极巧。然而，箱子的四边角，却镶铜裹锡，把挺拔的线条和鲜明的锋棱全给掩盖了。对于这种以人为的烦琐堆饰，而破坏造型的材质美、自然美和整体美的设计，他认为要顺其自然，遵循客观规律。

此外，在《闲情偶寄》中，李渔对室内装饰、器物设计、服饰化妆等还有不少精彩的见解。作为明末清初的文人，李渔能如此关注设计，阐述自己如此深刻的设计思想和理论，并亲自参与设计，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尤其是在清代艺术设计仿古复古、矫揉造作、奢华烦琐之风盛行的时候，李渔坚持自己以实用功能为第一，崇尚俭朴、简洁、自然，主张创异标新的设计思想，更是难能可贵。

《畴人传》

“畴人”在中国古代指的是从事天文、历法、仪器、星占等术业的人。术业一般多为子承父业。阮元撰写《畴人传》历时四年。书中记录自上古至乾隆末年243位天文、历法、算法家，另有37位西洋学者。

内容涉及历代天文、历法、推算资料、论天学说、仪器制度以及算学等方面，星占之学则未收入其中。《畴人传》的编撰方法是每人一传，传末有作者评说，篇末注明材料出处。此书前42卷记中国学者，后四卷附记对中国科技有影响的外国学者打破了学术上的国界，在闭关锁国的清朝，其思想难得可贵，不足之处就是范围狭窄，局限于天文历算，未将其他自然科学包括进去。

《畴人传》的刊行，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有了第一部纪传体科技史的和第一部科学家、设计师传记。

印刷史研究著述

专著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1958、1978年再版；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8。1960年日文版，广山秀则译，神田喜一郎博士序。

《活字印刷史话》，中华书局，1963年初版，1979年2版3次印刷。收入《古代文化史专题史话》，中华书局，1987。

《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

《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中国活字印刷史》（与韩琦合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二、论文

1930年

宋活字板考，厦门大学毕业论文（未刊）。

1931年

宋椠本与摇床本（Chinese Incunabula and Incunabula），天津《国闻周报》，8（10）。

1935年

金源监本考，《图书季刊》，1935，2（1）:19-25。

1936年

宋孝宗时代刻书述略，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1936年9月，155期；同年《图书馆学季刊》，10（3）：385-396。

1937年

宋光宗时代之刻书，《大公报》，1937年5月27日。

1952年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对亚洲各国的影响，《光明日报》1952年9月30日；同年《文物参考资料》（后改为《文物》）第4期（总28期）转载。又收入程焕文《中国图书论集》，商务印书馆，1994，164-186。

1953年

中朝两国对于活字印刷术的贡献，天津《大公报》“史学周刊”1953年2月20日。22日

1954年

铜活字的发明与发展，《光明日报》，1954年3月6日。

1957年

朝鲜的古印刷，《历史研究》，1957，（3）：61-78。

1959年

历代精美的印刷品，《印刷》（月刊），1959，5-11期。

辽、金、西夏刻书简史，《文物》，1959，（3）：11-16。

毕升，《中国古代科学家》，科学出版社，1959，107-110。

王祯，《中国古代科学家》，科学出版社，1959，151-155。

王祯的木活字和转轮排字盘，《新闻战线》，1959年17期。

毕升，《科学报》45期，1959年9月。

1961年

太平天国的刻书，《文物》，1961，（1）：14-15。

清代泾县翟氏的泥活字印本，《文物》，1961，（3）：30-32。

南宋（1127-1279）刻书地域考，《图书馆》，1961，（3）：52-56。载《中国书史参考资料》，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92-124。又载程焕文《中国图书论集》，商务印书馆，1994，224-236。

明代的铜活字，《图书馆》，1961，（4）：55-61。

中国最早的金属活字，《光明日报》，1961年10月14日。

1962年

清代的铜活字，《文物》，1962，（1）：49-53。

元明两代的木活字，《图书馆》，1962，（1）：56-60。载程焕文《中国图书论集》，商务印书馆，1994，237-246。

清代的木活字（1644-1911），《图书馆》，1962，（2、3）：60-62，60-64。

1963年

《活字印刷史话》，中华书局，1963年初版，1979年2版3次印刷。

1964年

明代徽派板画黄姓刻工考略，《图书馆》，1964，（1）。

1978年

五代吴越国的印刷，《文物》，1978，（12）：74-76。

1979年

雕版印刷开始于唐初贞观说，《社会科学战线》，1979，（3）：345-46。

明代印书最多的建宁书坊，《文物》，1979，（6）：76-80。

明代北京的刻书，《文献》，197912，（1）：298-309。

1980年

明代的活字印刷，《史学史资料》，19801，30-37。

明代南京的印书，《文物》，1980，（11）：78-83。

1981年

南朝鲜发见的佛经为唐朝印本说，浙江《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1，（4）：1-4；又转载于1985年出版的《中国印刷年鉴》（1982-1983年）。

宋元的印工和装背工，《文献》，198112，（10）：195-199。

1982年

再论雕版印刷开始于七世纪唐初贞观说，上海《图书馆杂志》，1982，（4）。

1983年

关于毕升与明代刻印工事迹考略，《上海图书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52-1982》，上海，1983。

石印术道光时即已传入中国说，《文献》，1983，（18）：237-38。

1985年

中国印刷史大事年表，《中国印刷》，10期（1985年11月）、11期。

1986年

喜读钱存训博士英文本《纸与印刷》，《中国印刷》，19865，（12）。又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87年5月28日。

1987年

三论雕板印书始于七世纪唐初贞观说，《中国印刷》，19872，（15）。

“三论雕板印书始于七世纪唐初贞观说”补记

美国新发见的金刻本佛经，《文献》，32期，1987，（2）：109。

1989年

中国活字印刷简史，《中国印刷》，23-27期，1989年2月-1990年2月。

1990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 中国古代印刷史，494-497；锡活字，381；铜活字，318；泥活字，223-224；木活字，220。

1991年

论印刷史与印书史，《中国印刷》，199111，（34）：85-86。《中国印刷年鉴》，印刷工业出版社，1992。

1992年

活字印刷史话二则（“新发现的北宋活字本不可信”、“清新昌吕抚的泥活字印书”），《印刷杂志》，1992，（6）。

明华氏会通馆活字铜板是锡活字本吗？，《中国印刷》，19928，（37）：88-89。

1993年

对‘读《中国印刷史》札记’的商榷，《中国印刷》，40期，19935，（4）：115-117。

英山发现的是活字发明家毕升的墓碑吗？，《中国印刷》，42期，199311：83-85。又载《北京图书馆馆刊》，1993年3、4期（总5-6期），63-65。《中国印刷年鉴》，1993。

1994年

略论宋代的刻工，《中国印刷》，19944，（44）：30-33。载《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文集》，印刷工业出版社，1996,49-56。《中国印刷年鉴》，1995。

湖北英山发见活字发明家毕升墓不可信，《印刷科技》，51期，1994年3月。

对英山毕升墓碑的再商榷，《中国印刷》，44期，19944，75-76。“英山毕升墓碑再质疑”， 载《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文集》，印刷工业出版社，1996,267-273。

宋代刻工刊书考，《印刷科技》，19946，10（4）：76-111。

1998年

中国发明印刷权不容否定，《印刷科技》，19989，15（1）：20-25。

1999年

再论中国印刷术发明权不容否定，《第5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印刷博物馆，1999。

2000年

再论中国印刷术发明权不容否定：对1998年南韩发现写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管见，《印刷科技》，20009，16（5）：86-89。

中国发明印刷术不容否定——再论韩国发现的佛经为唐印本说，《中国印刷》，2000，8期。收入《中国印刷年鉴》（2001），中国印刷年鉴社，2001，408-410。

2001年

对雕板印刷源于山东的管见，《印刷科技》，20013，17（1）：89-92。《中国印刷》，2001，（3）：41-43。

中越关系史研究著述

一、著作：

张秀民：《中越关系史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

张秀民：《立功安南伟人传》，台北：王朝书局，1990。原稿本题名《安南内属时期名宦传》。

张秀民：《安南内属时期职官表》（稿本）。

张秀民：《林邑考》（稿本）。

张秀民：《占城考》（稿本）。

张秀民：《安南书目提要》（稿本）。

张秀民：《明交阯阮勤、何广遗文》（誊清稿本一册）。

二、论文：

张秀民：“明太监安南人阮安——十五世纪营建北京宫殿城楼之总工程师，”天津《益世报》史地周刊，67期，1947年11月11日。

张秀民：“唐安南姜公辅考，”《经世日报》（北平）读书周刊，30期，1947年12月12日。

张秀民：“清人著述中有关安南史事各书解题”（包括大汕《海外纪事》、蔡廷兰《海南杂著》）（署名张景辅），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73期，1948年11月15日。

张秀民：“《安南志略》解题”（署名张景辅），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74期，1948年11月22日。

张秀民：“占城人Chams移入中国考，”《学原》，194811，2（7）：41-59。

张秀民：“明代交阯人在中国之贡献，”《学原》，1949，3（1）；收入《明史论丛》之七（明代国际关系），台北：学生书局，1968，61-87。

张秀民：“明代建设大北京：越南人参加了这工作，一位天才建筑家阮安”（署名越人），《进步日报》（天津），1950年2月2日。

张秀民：“所谓《永乐大典本交州记》，”《图书馆》，1962，（4）：52。

张秀民：“越南的医学名著——《懒翁心领》，”《图书馆》，1963，（1）：50。

张秀民：“蒲寿庚为占城人非阿拉伯人说，”《兰州大学学报》，1979，（1）。

张秀民：“从历史上看中越关系，”《印支研究》，19806，（5）：9-17。

张秀民：“永乐《交阯总志》的发见，”《兰州大学学报》，1981，（1）。

张秀民：“越南古币述略，”《学术论坛》，1981，（3）：75-78。

张秀民：“张辅传，”《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82，（2-3）：8-16。

张秀民：“唐代安南文学史资料辑佚，”《印支研究》，1983，（1）：36-39。

张秀民：“马援传，”《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87，（1-4）：10-13。

张秀民：“明太监交趾人阮安营造北京考，”《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88，（1-2）：1-4。

张秀民：“高骈传，”《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88，（3-4）：11-14。

张秀民：“交阯阮勤、何广传，”《印度支那》，1988，（4）：33-34。

张秀民：“安南王朝多为华裔创建考，”《印度支那》，1989，（3）：9-13。又收入《钱存训先生八十生日祝寿论文集》，台湾：正中书局，281-288。

张秀民：“明代交阯人移入内地考（未完），”《东南亚纵横》（季刊），原为《印度支那》，1990，（1）（总45期）：17-21。

张秀民：“明代交阯人移入内地职官表，”《东南亚纵横》，1990，（4）（总48期）：20-27。

张秀民：“中越关系书目（国人著述），”《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91，（2-3）：36-48。

张秀民：“17、18世纪华侨创建的海外乐园——港口国，”《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94，（2-3）：1-6。

张秀民：“安南书目提要三种（《南翁梦录》等），”《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95，（1）：43-47。

张秀民：“安南书目提要九种，”（包括元徐明善《安南行记》、元陈孚《交州藁》、明丘濬《平定交南录》、明郑若曾《安南图说》、明慎懋赏《海国广记安南》、清李仙根《安南使事纪要》、清周灿《使交纪事附使交吟》、清陈元燮《安南军营记略》、清宝清《越南纪略》）《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95，（2、3）：38-48。

张秀民：“安南内属时期职官表自序，”《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96，（1、2）：8-9。

张秀民：“安南书目提要十一种，”（包括宋郑竦《安南纪略》、《永乐交阯总志》、明李文凤《越峤书》、明王世贞《安南传》、明苏濬《安南志》）《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96，（1、2）：41-47。

张秀民：“安南书目提要”（《安南纪略》、《越峤书》、《永乐交阯总志》），《北京图书馆馆刊》，1996，（1）：58-62。

张秀民：“《中越关系史书目》续编，”《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2001，（1）：34-47。

张秀民：“《中越关系史书目》续编（乙），”《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2001，（2）：37-45。

张秀民：“中越关系史书目续编，”《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2002，（1）：40-44。

瞻山文录

一、自传、回忆

张秀民：“自传，”《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九辑，1986，61-75。

张秀民：“袁同礼先生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3）：53-59,92。

张秀民：“袁同礼与北平图书馆，”《历史月刊》，19969，（104）：88-90。

张秀民：“林君成章（1908-1934）事略，”《国学季刊》，1935，4（4）：275-276。

张秀民：“忆与向觉明先生交往的琐事，”《书品》，2004，（3）。

张秀民：“谊在良师益友间——纪念王重民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出版中。

张秀民：“我与宁波天一阁，”《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4）：119-123。《嵊讯》23期。见骆兆平编：《天一阁藏书史志》（出版中）。

二、读史札记

张秀民：“庄子养生论，”1928（戊辰十二月廿九日）。

张秀民：“读《史记》淮阴侯传，”《厦大周刊》，7-8页。

张秀民：“释友，”戊辰冬（1928）。

三、版本、目录

张秀民：“选印古书私议，”《北平晨报》北晨学园，1933年8月28日、9月1日；9月4日“选印古书私议附录一”、5日“选印古书私议附录二”。又载《剡声日报》，1933年11月9、10、12日。

张秀民：“评四库总目史部目录类及子部杂家类，”《文华图书科季刊》1930，2（1）：17-23。

张秀民：“《中国历代目录家传略凡例初稿》，”《厦大周刊》，210期，19296，7-9。

张秀民：“介绍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年图书馆善本书目”（稿本）。

张秀民：“古代写本书籍”（原为《古代书籍和印刷》删去后半印刷部分）（稿本）。

张秀民：“德国莱比锡国际书籍中国古书展览说明书”（稿本）。

四、序跋、书评

张秀民：“章氏重订《三字经》跋”。

张秀民：“《谭子雕虫》跋，”1936。（为谭新嘉代笔）载木刻《嘉兴谭氏遗书》。

1张秀民：“中国古代妇女之地位（列女传英译本），”（瞻）《图书季刊》，新8卷，1、2期，59-61。

张秀民：“《剡录》跋，”《文献》，1986，（3）：105-106。

张秀民：施廷镛《中国古籍版本概要》“序，”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张秀民：“（朱家濂）《古籍题跋索引》序，”《图书馆学通讯》，1987，（3）：78-79。

张秀民：“喜读钱存训博士英文本《纸与印刷》，” 《中国印刷》，19865，（12）。《人民日报》（海外版），1987年5月28日。

张秀民：“评介钱存训博士名著《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9，（2、3）：66-67，78。

张秀民：“《中国印刷之最》序，”百家出版社，1992。

五、历史考证

张秀民：“文房四宝，”《人民中国》，1957，（8）。日译文（50-51页）、俄文（33-35页）。

张秀民：“蔡伦”，《中国古代科学家》，科学出版社，1959，15-17。

Chang Siu-ming，“A Note on the Date of the Invention of Paper in China，” Papier Geschichte，1959,（9）: 51-52

张秀民：“中国历代农具图一览表，”《图书馆》，1963，（3）：21-24。

张秀民：“中国与尼泊尔友谊的回顾，”《光明日报》，1961年10月3日。

张秀民：“关于‘回回民族底形成’一文的讨论”（致白寿彝的信），《光明日报》历史教学4号，1951年4月7日。

张秀民：“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址记，”《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0（4）：3-5。

张秀民：“北平牡丹小记，”《进德月刊》（济南），1937，2（10）：131-135。

六、乡邦文献

张秀民：“宋张文节公（知白）年谱，”《文献》，2001，（1）：119-128。

张秀民：“明剡西张邦信著《白山诗稿》序，”《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8，（3）：53。

张秀民：“辛亥革命光复杭州立首功之张伯岐，”《嵊讯》9期，1992，109-115。

张秀民：“辛亥革命英雄张伯岐与其故居，”1997年12月11日。

张秀民：“新修《嵊县志》赘言，”《嵊讯》6期，19907，150-153。《嵊县志编纂通讯》7期，1989年12月。

张秀民：“袁涤庵传，”《嵊讯》10期，19927，172-175。

张秀民：“先祖妣袁太夫人行述”（原稿）。

张秀民：“外王母裘母应太夫人八十寿序”（精抄本，1936）。

张秀民：“瞻山亭记，”《嵊讯》5期，19901,38-39。《剡溪》总5期。

张秀民：“嵊州市瞻山庙简介，”1995。

张秀民：“嵊中在学的片段回忆，”《嵊讯》16期，19958，207-211。

张秀民：“《裘怿松先生九十诞辰纪念集》序，”1997年7月，1-2。

张秀民：“嵊县重要的三块碑刻的照片，”《嵊讯》18期，19968，51-53。

张秀民：“嵊州市崇仁镇长善桥记，”《嵊讯》21期，1998,3-4。

七、稿本：

宋姚宽著、张秀民辑佚：《宋剡川姚氏西溪集辑本》（稿本），嵊县文管会油印本，1981。

张秀民：《宋张文节公（知白）年谱》（稿本）。

张秀民：《历代目录学家传记索引》（厦门大学时稿本一册，未完）。

张秀民：《嵊县古今著述目》（稿本）。

张秀民：《北京图书馆藏明清稿本书目》二册。

可以从历史角度、文化角度、写写国内的和国外，以及不同民族之间书籍装帧的发展过程。

一、对古典文学书籍装帧的理解和设计思想

古典文学书籍装帧的设计,需要对被装帧书籍内容的理解和提炼。我国的古典书籍中的线装书虽然看起来比较简单随意,但从总体上考察,并非随意为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设计的,从色彩调赋、材料应用,都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韵。而现代装帧设计,因为新技术、新材料的运用,未免能够达到这种效果。那么,我们现在对古典书籍进行装帧设计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味道呢 一味地追求古典, 将使整个设计缺乏现代的审美情趣; 一味地追求现代, 又将使古典文学书籍的装帧缺少古典文学的“气韵”, 也会偏离现代人对古典文学作品装帧美的需要。当今对古典文学书籍进行装帧设计,应充分吸收古今中外对书籍装帧设计的精华,使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气韵, 与现代的美学要求有机地融合。在整个总体设计上, 既不失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含蕴和意境,又能融合现代人对书籍装帧的审美要求。古今装帧审美学方式的统一,是当代对中国古典文学书籍进行装帧设计的需要。

书籍从人类文明产生至今,作为一种大众媒介的传播工具,越来越发挥着它自身的作用。人类从最早的刻骨、刻竹的记事,到现代印刷技术、书籍的装帧,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并形成了专门的学科。一个国家对书籍装帧水平的高低,书籍品种的多少,出版发行量的大小,已成为衡量社会进步和发达的一个标志。书籍装帧走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道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它由简单到复杂,从单纯的书籍加工到当今艺术创作。现在,书籍装帧已不再只是简单地一页页纸的装订,而是装帧设计者对书籍的二度艺术创作,是装帧艺术家思想和智慧的结晶。书籍装帧设计发展至今,已成为一门综合的艺术门类,它是绘画、摄影、书法、金石等艺术形式的综合应用, 需要设计者具备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科技等方面的知识, 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良好的审美情趣。对书籍的装帧设计,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 还应赋予装帧设计的商业性。书籍是放在书架上的,在具有展示性的同时,还应有吸引读者的功能。因此,它在具有欣赏价值的同时,要能刺激读者阅读书。

二、中国古代书籍装帧的几种形式和演变过程

1、绳串联

中国的书籍出版有着悠久的历史，书籍的装帧形制，也是随着书籍的生产工艺和所用材料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演变着。

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书籍是商代刻有文字的龟甲或兽骨，距今已有3000余年。当时，为了便于保存，将内容相关的几片甲骨用绳串联起来，这就是早期书籍的装帧形式。

从商代后期开始，出现了青铜器铭文，统治者将重要文书铸于青铜器上。特别是到了西周，铭文可以容载较多的文字。西周的毛公鼎的铭文达500字，因人们多把古代这种铸之铜器上的铭文看作古代“原始书籍”形式之一，故多数书史家认为，它也是古代书籍装帧的一种形制。

2、竹简

竹简是纸发明前最具代表性的书籍形制。它可以根据文章的长短，任意确定简数，一简书字一行，最后用上下两道绳编串起来，卷捆后保存，还有苇编和丝编两种，考究者用织物缝袋装入。竹简约起源于西周后期，一直延用到公元4世纪。竹简除以竹制成外，也有用木者称木简。与竹简

并行的还有木牍，制成长方形木片，用于书写短文。

3、帛书

帛书是略晚于竹简的一种书籍形式，它是将文字书写于丝织品上，其装帧形制是缝边后成卷存放，由于材料昂贵，多为统治者书写公文或作绘画用，一般书籍使用较少。

4、石经（石碑）

石经也是古代书籍的一种形制。最有代表性的是《熹平石经》，它开刻于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将儒家七经刻于46块石碑上，总字数20多万字。它立于洛阳太学门前，供人们阅读、传抄和校正，它的功能超过了一般书籍。其形制是双面刻字，文字竖向阅读行列整齐，碑呈U字形排列。其它如隋代开刻的房山云居寺佛教石经，虽年代晚于《熹平石经》，但其影响更大，价值亦高。

5、拓印（卷轴）

纸张发明后，出现了一种拓印形式。它可以将各种石刻文字复制在纸上，经裱装成卷后便于保存和阅读。后来这种方法又用于青铜铭文的拓印和陶文的拓印。从南北朝到隋代的宫廷藏书中，各种拓印件是一个重要的类别。

纸发明于公元前二世纪；从公元二世纪起，纸才较多地用于书写；公元二世纪，纸的使用才更为普遍，成为书籍载体的主要材料，纸质写本书籍的装帧形制有多种变化，最早的写本书延用了简策和帛书的形式，即卷轴装。唐代初期，在卷轴装的基础上，又出现一种旋风装，过去，由于只见记载，未见实物，因而对旋风装的形制众说不一。宋代张邦基称这种装帧为“逐页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清代叶德辉称其为“鳞次相积”；也有人认为是将经折装首尾相连即为旋风装。后来发现了唐代《唐韵》写本，是将所写书页逐张依次错开贴于卷轴底纸上，阅读时打开逐页翻阅，读毕仍卷为一轴，其外观与卷轴相同，从而证明前两种说法是正确的。

6、经折装、旋风装和蝴蝶装（印刷术发明初期、辽金时代的书籍装帧）

经折装起源下南北朝，其形制是将所写书页按顺序裱贴在一起，再一正一反连续折叠，再裱以前后护封。

印刷术发明前，书籍的装帧形制，一般只有上述几种。印刷术发明后，卷轴装、经折装仍在继续使用，但在使用材料，开本的大小，装潢工艺等 方面，仍不断有新的发展。并且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新的书籍装帧形式也不断出现，先后有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

印刷术的发明，标志着书籍的出版进入了新的时期。由于生产手段的改变，使书籍能够快速大量地生产，使更多人能有读书机会；书籍需求量的增加，又促使了出版印刷业的繁荣和发展。出版者对书籍的装帧形制则越来越重视，从开本的选用、版芯的大小、字体和行格、装帧形式、封皮的用料等，都体现了完整的古代书籍装帧艺术。

印刷术发明于隋未唐初，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刻印于公元704年前后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敦煌发现的《金刚经》。刻印于公元868年，都为卷轴装。由此可知，卷轴装为印刷术发明初期最常用的一种装帧形式。最早印刷的一般书籍是《唐韵》，其装帧形式可能是旋风装，约印于唐晚期。

从唐到五代，印刷还不普及，只有西安、四川、淮南、汴京、吴越等地有印刷记载。到宋代，出版印刷业才逐渐普及，政府印书、民间印书、学校印书、寺院印书都发展起来，印书的地域也更为广阔。与此同时，北京也出现了出版印刷业。过去对辽代北京印刷的书籍，多数只见于记载，实物留传的很少。例如：辽统和十五年（公元997年）燕京僧行均编的《龙龛手镜》，乾统年

间（公元1101～1110年）刻印的医书《时后方》、《百一方》，以及辽代刻印工程浩大的佛经总集《契丹藏》。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四层佛像胸中，发现了一批辽代印刷品，大部分为北京所刻印，其中刻印年代最早的是辽统和八年（公元990年）“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的《土生经疏科文》一卷，最晚的为天庆年（公元1111～1121年）刻印的《菩萨戒坛所牍》一书。其他书籍有《契丹藏》及辽代刻印经卷47件，辽刻书籍8件，雕印着彩佛像6件，其刻印年代为公元990～1121年之间。从这些印刷品的题记中，我们还知道了一批辽南京（今北京）的刻印单位，其中有“燕京仰山寺前杨家”、“燕京檀州街显忠坊南颊住冯家”、“大吴天寺福慧楼下成家”、 “燕京悯忠寺”、“燕京圣寿寺”等。由此可以看出，辽代北京的印刷业已十分兴盛。

北宋最早刻印的书为开宝五年（公元972年）的《尚书》和《经典释文》，《开宝藏》则刻印于开宝四午《公元971年》至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而北京最早刻印的书籍，比北宋只晚18年，由此可见北京出版印刷的历史，也是十分悠久的。

从这些辽代北京的印刷品来看，多数为卷轴装，也有蝴蝶装和经折装。有的书籍还经过染潢防虫处理。其中《契丹藏》是最具代表性的辽代北京印刷品，纸墨、刻工、装帧都十分考究。每卷卷首都有图画，代表了我国古代书籍重视插图的优良传统。从辽代现存书籍的刻印、装帧水平来看，北京的书籍出版印刷的历史，似应再向前推移。

在应县木塔中，还发现几件雕版印刷着彩佛像，它是采用雕版方法印刷线条轮廓后，再用手工涂染成彩色。这是距今发现最早的印刷涂彩张贴挂图。

公元ll27年，金灭辽，定燕京（今北京）为中都，这里成为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海陵王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金政府设立秘书监和国子监，专门从事书籍的收集、出版、印刷。金军占领汴京后，又将那里的大批书籍、印版运到北京，汴京的一批刻版、印刷、装订工匠也来到北京，使北京的刻印装力量又进一步扩大，由于金政府的重视，北京出书的品种大大超过辽代。据统计，金代北京出版刻印的书籍有经史子集。医学、道藏和佛藏，总计超过200种。

金代北京的书籍装帧形制，大约与南宋相同，北京的印刷品中卷轴装已很少使用，佛藏和道藏多用经折装，一般书籍多用蝴蝶装。

蝴蝶装是印刷术发明后新出现的书籍装帧形式。有人推断，五代冯道组织刻印儒家经典，使用的就是蝴蝶装，但无实物留传，还难以确定。北宋初年，所印经、史著作，都用蝴蝶装，并很快在全国通行。从辽代开始，北京也使用蝴蝶装，其进程大体和中原一带相当。蝴蝶装的应用，是书籍装帧形制的一大改革。是书籍从卷轴、经折向册页的转变，从而确定了一直延用至今的书籍基本装帧形制。

7、包背装（元代、明代的书籍装帧）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迁都燕京，改名为大都，此后近百年间，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元朝在出版，印刷等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例如，印书的品种超过前代；木活字的首创和应用，朱墨双色套印书籍以及包背装的推行和广泛应用等。

元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收藏、出版和印刷，编修所、秘书监、经籍所主要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和收藏，兴文署、艺文监、广成局、国子监等机构，也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政府还设立专门的历书编印机构、每年出版印刷大历、小历、回回历三种，印量达300多万册。由于政府的提倡，京城民间的印刷业也十分繁荣，他们编印的多为戏曲、话本、诗词等书。

元代北京出版书籍的装帧形式，以蝴蝶装、经折装为主，蝴蝶装多用于一般书籍，如政府编印的经史类书籍。经折装则多用于佛经。在字体方面则多选用赵体，民间出现的话本中，使用了较多的简化字。

元代的蝴蝶装书籍中，出现了一种开本较大、版芯较小的书籍装帧形式，这是前代所少见的。如元大德年间刻印的《梦溪笔谈》一书，开本为高416毫米，宽280毫米，而整版版芯的尺寸只有高152毫米，宽200毫米，版面的四边留有很大的空白。两空白面之间垫一张白纸，并与两白面粘连在一起，克服厂一般蝴蝶装在阅读时需翻过一空白页的缺点。封皮用硬纸裱以织物。这种装帧形式在古代是很少有的。

元代中期开始，书籍多用包背装。色背装的工艺特点是：本页齐中缝文字向外折叠，配页后，撞齐，订口在书页空白边，用纸捻穿订扎平，订口外裁切，书背刷糨糊，贴上封皮后，裁切上下书口。一般书籍多用厚纸作封皮，宫廷用书，则用纸裱以黄绫。元代北京印刷的《秘书监志》一书中，记有表背匠焦庆安的打面糊物料配方：黄蜡、明胶、白矾、白芨、藜篓、皂角、茅香各一钱，藿香半钱，白面五钱，硬柴半斤，木炭二两。这个配方中，包括了粘合剂、防腐剂和芳香剂三大部分，可见当时书籍装帧的用料是很科学的，它可以使书籍长久保存。

包背装较蝴蝶装有很多优点，一是阅读方便，二是书籍更为坚固耐用。也是书籍装帧形式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更接近于今天书籍的装帧形式。

明代是我国古代出版印刷业最为辉煌的时代，而只有到了明代，北京才真正成为全国出版印刷的中心。

明代的中央很多机构，都从事出版印书活动，而印书的内容按其职能各有侧重，北京国子监主要印刷教育用书（如经史类书），钦天监以印历书为主，礼部主管地方政府的印刷，此外如都察院、太医院、史局、兵部、工部、顺天府等机构，也都从事过印书活动。有的部门还设有印刷所。

明代在北京设立的司礼监经厂，是一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印刷厂，其总人数为120O人。其中从事书籍装帧的工匠就有700多人。明代北京的民间印刷业也很繁荣，分布在京城的印刷作坊有十几家。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是历代集大成者。书籍的开本大小、开本比例形式多种多样，历代的书籍装帧形式，都有使用，而工艺则更为考究。

明代北京所印书籍的装帧形制，以经厂本最有代表性。它所印的经史类书籍，版面行格疏朗，字体楷书端正，大黑口、双鱼尾、注释用双行小字，多采用包背装。藏书家多称“监书天下第一”。经厂印刷的《大统历》，有两种装帧形式，一种是包背装，一种是经折装，印刷有墨印和蓝印两种。凡经厂所印的各种书籍，封皮用料有几种不同的档次，以黄绫裱纸包皮者，多供宫廷使用；以素色绫绢裱皮者，多供官员使用；以厚纸包皮者，可供一般官员使用或向民间出售。经厂印装的《大藏经》（北藏），为经折装，长度约一尺，封皮用硬纸裱以黄绫及各色彩绫，其装潢十分考究。明代北京的巨帖写本书《永乐大典》，共11095册，书高一尺七寸，宽一尺，为历代开本最大的书，也近似于黄金比例。该书为包背装，封皮裱以黄绫，是历代书籍装帧中最为壮观者。

线装是明代兴起的一种新型书籍装帧形制，也是我国古代最完美的一种书籍装帧形式。线装书的加工流程为：折页、配页、撞齐、订纸捻、配

封皮、三面裁切、打眼、穿线、包书角等。明代线装书的封皮，多数为纸面，选用较厚的纸，或几层纸滚贴而成。较为考究的书皮，则在厚纸上滚

以布、绫、锦、绢等织物，包角是在书的订口上下两角裁切边处贴以细绢，以使其美观坚固。有的书还有书根，即在书的下切口靠订口处写上书名

及卷次，以便于阅读时查找。线装的订眼是为了穿线，随书的开本大小和设计要求，有四眼、六眼、八眼不等。订线多用白丝线穿双道，书要压

实，线要拉紧。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订线用清水白绢线双眼订结，要订得牢揪得深，方能不脱而紧，如此订书乃为善也。”

8、线装书（明清时代的书籍装帧）

线装书的封皮文字称书笺，只有书名和卷次，印或写在长条纸上，贴于封面的左上角。扉页所载内容较详细，有书名、出版印刷者名、出版年代等。更详细的出版情况，多印于书后。有些政府出版的书籍，还在书的第一页或封面盖有印章。最有代表性的是经厂印刷的《大统历》，不但盖有政府公章，并有政府文告，申明不得私自翻印。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还包括函套，以便将一部书的各册包装为一个整体。函套多用厚纸板外裱以蓝布（也有用绫锦者），随书的大小、厚度而制。函套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四面包裹，露出书的上下口，称半包式；另一种是将书的六面全部包裹，称全包式。除厚纸布面函套外，还有夹板和木匣两种外包装，夹板式是用两片与书同大小的木板，夹于书的上下，再用布带捆牢。木匣则是按一部书的大小，制成木匣，将书装入。

明代北京的版本中，还有一种书页内衬纸的装帧形式，这多用于较薄的纸张，有一种罗纹纸，薄如蝉翼，透印严重，衬纸后不但克服了透印现象，也增加了书页的强度。

由于刻版和印刷技术的发展，为书籍的装帧艺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中包括版面艺术、字体艺术，插图艺术和文字的多色印刷。明以前的印书字体，多选用颜、欧、赵等名家书体。明初开始，书籍用字一改传统风气，改用横平竖直，横轻竖重的匠体字，这就是现在书籍常用的宋体字。宋体字萌芽于宋，由还不成熟而未能推广。成化年间，国子监、经厂的版本中，开始使用宋体字，从而很快在全国推广，字体的风格也有粗体、中粗体和细体几种。这种印刷专用字体的广泛应用，标志着古代书籍版面艺术的新发展。我国古代书籍的插图艺术，有着优良的传统。唐代的佛经印刷中，就配有卷首图，宋代有插图的书籍就更多了。到了明代，书籍的插图艺术达到很高水平，在民间刻印的戏曲、话本中，使用较多的雕刻精美的插图；官方出版的科技书、医学书、方志书中，也使用了较多的插图，特别是宫廷使用的启蒙读物中，出现了短版彩色印刷的插图。

出于书籍产量的大增，使社会的中下层人士也有读书机会，从书籍的装帧形式来看，也分成不同的档次。就是经厂本，也分为不同的装帧档次，既有供上层使用的豪华本，也有供中下层人士使用的普通本。民间作坊的印本，主要供社会一般人士需要，从刻印到装帧，也力求简朴实用，成本较低，在开本上，既有较大的开本，也有中小开本。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这代表了明代人对书籍装帧的一般要求。

公元1644年，清政府在北京建都，这里仍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清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出版印刷，并设立了专门从事书籍出版印刷的机构--武英殿。

康熙年间，集中了一批知识分子，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并制造铜活字25万个，印刷了这一大部头丛书。乾隆年间，武英殿在金简主持下，又刻制枣木活字大小各一副，共计253500个，乾隆皇帝亲自将活字版定名为“聚珍版”。除用这套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外，还印了其他一些书籍。清政府除用活宇版印书外，也用雕版印刷了较多的书籍，以《耕织图》、《南巡图》等质量最高。

清代北京印刷的一大特点，是民间印刷作坊的兴盛，据统计最多时有120多家，集中在隆福寺和琉璃厂两处。在这些作坊中，也有专门从事书籍装订和字画裱装者。

清代最通用的书籍装帧形式是线装，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和包背装等，都有使用。卷轴装在清代多用于字画的装裱，其装裱工艺十分精致考究。底面多用上等宣纸，画芯四边裱以素色彩绫，轴外裱以锦缎，轴头用料则分为不同的档次。经折装除用于佛经及字帖外，也用于一般书籍，宫廷印刷的《耕织图》，《南巡图》等，刻印十分精良，其装帧采用经折装，所不同的是开本约一尺见方，封皮用厚纸板裱以黄绫。康熙、雍正年间刻印的《龙藏》，共720册，全为经折装，书皮裱以黄绫，10册一函，规模巨大。蝴蝶装在宫廷印刷的书籍中也有使用，曾有过清代中期的蝴蝶装书，用上等宣纸印刷，版边留有较大空白，封皮用硬纸板裱以黄绫，并有前后环衬页，一边裱于封皮内侧，装帧平整，裁切跟齐，属于宫廷书籍装帧之上品。包背装在清代也有较多的使用，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一套共36315册，为著名的写本，共抄写七部，共计254205册，全为包背装。全书封皮用厚纸外裱绫衣，四库分别用不同颜色，其经库用绿绫，史库用红绫，子库用蓝绫，集库用灰绫，最后分别用木函装书。线装为清代书籍装帧的主要形式，除皇家用书的封使用料有特殊要求外，一般的线装书则力求“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四大要素。其封皮有纸面和市面两种，封面多贴书签，书本部较薄，一部书装于函套。清代线装书的前面多留有一、二张白页，其后才是扉页，内容有书名、刻印者名及年代、地点等。函套多用半包式，底口多有书根字，写有书名、卷次等。

从开本大小来看，清代则是多种多样，政府出版物的开本都较大，民间出版物多为中小开本，有一种称为夹带本的，是历代最小的开本，约相当于今天的128开，字很小，但印刷装订都很精致。

清代出现了一种连续性出版物，一种是《晋绅录》，一种是《京报》，《晋绅录》按季出版，内容为中央、地方官员的名录，以红纸为封皮，称为红皮书。《京报》相当于今天的报纸，但也装订成册，每期二三页或六七页不等，封皮有白纸，黄纸不等，封面盖有红色“京版”二字，有刻版和木活字两种，由于有时限性，印装都十分粗糙。但作为连续性出版物，在出版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从18世纪初期开始，西方的印刷技术逐渐传入我国，近代出版印刷业开始兴起。随着新型印刷技术的应用，书籍的装帧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今天所使用的册页装及矩形开本等基本形式，则起源于我国的宋代，约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