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的名人手泽
古人读书校书,常常随手在书上记下读校时间,或记下其它感慨。这种随手写下的即兴文字,就其内容讲,不同于不般意义上的题跋,通常称为手识或手泽。这种手泽,不仅反映了该书的实际流传情况,而且还提供了不少珍贵的史料。如被日人收藏的《周易注疏》十三卷,共十三册,每一册的末尾都有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第六子──陆子的手识。其第一册写道:“其月二十一日,陆子三山东窗传标。”第二册写道:“端平改元冬十二月二十三日,陆子三山写易东窗标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末一册,即第十三册的手识:“端平二年正月十日,镜阳嗣隐陆子,遵先君手标,以朱点传之。时大雪初晴,谨记。”从这些手泽中我们不难看出:①这部《周易注疏》是陆游读过的,陆游不仅读过,还作了句读。②陆子所标,系“遵先君手标”,也就是他仅仅用“朱点”重复了一下他父新陆游所作的句读。③陆子称“镜阳嗣隐”,并且是在“三山东窗”完成读易的。
考三山在浙江山阴县的镜湖之中,陆游中年以后即卜居于此。
而所谓“东窗”,即陆宅龟堂的`东窗,这是陆游与家人聚坐和读书的地方。陆游《剑南诗稿》卷三七有《与子虞、子坦坐龟堂后东窗偶书》一诗,卷三六又有《龟堂东窗戏弄笔墨偶得绝句》一诗,其中有“北庵睡起坐东厢”一句,知所谓“龟堂”是陆宅中的东厢房。卷三十三有一首诗叫《读易》,陆游写道:羸躯抱疾时时剧,白发乘衰日日增。
净扫东窗读《周易》,笑人投老欲依僧。
陆游十分重视“六经”,他在《六经示儿子》一诗中(诗见《剑南诗稿》卷三八),说“六经如日月,万世固长悬”。并且说“我老空追悔,儿无奈壮年”。趁着年富力强,好好读“六经”。
显然陆子遵从了其父的这一教导,而且还按着陆家的传统,在“东窗读易”。不用说,陆游诗中的《周易》,就是现藏日本的这部《周易注疏》,而陆子的十三条手泽,又每一条都可和陆诗相印证。这部书无论从文物角度(名人读阅本),
还中从实用角度(宋本、且有句读),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因此,1955年该书被定为“日本国宝”。
清朝乾隆四十年敕修的《天禄琳琅书目》,即著录一书的名人手泽。如卷三所收《六臣注文选》,即著录元明诸家手泽多条,其中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的题识最为有名,他写道:霜月如雪,夜读阮嗣宗《咏怀》诗,九咽皆作清冷气,而是书玉楮银钩,若与灯月相映,助我清吟之兴不浅。
至正二年仲冬三日夜,子昂识。
这是说,该书刊刻与纸墨的精良,促进了他读书的兴趣。《书目》的编者说:赵氏的题识“作小行楷书,曲尽二王之妙。其爱是书也,至足以助吟兴,则宋本之佳者,在元时已不可多得矣。”可以看出,赵孟的这一题识本身,由于“曲尽二王之妙,已是一件珍贵的艺术精品,至于这部《文选》全书,其价值就更是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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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北青-北京头条教务老师 张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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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大凡喜欢藏书的名人雅士无不爱在自己的藏书上钤上印。印章上除名号之外,往往还留有别的文字,用以反映藏书者的人品和气质,让读者感到妙趣横生,韵味无穷。最早的藏书印章要追溯到唐代,相传为唐太宗李世民自己写的“贞观”二字连珠印。此后,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字连珠印、李泌“端居”宝印,李煜“建业文房”之印等也颇有名气。
明代以后,使用藏书印的风气逐渐普及开来,私人藏书尤为重视藏书印的应用。明代文学家黄宗羲的藏书印上刻著“穷不忘买,乱不忘携,老不忘读,子子孙孙,鉴我心曲”,爱书之情,尽在其中。 明代“汲古阁”主人毛晋藏书之丰举世皆知。他有一方56个字的大藏书印章,印文为“赵文敏于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如何,后人不卖,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屋,当念斯言,耻非其有,无宁舍旃”。 可谓蔚为壮观。
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他的私人印章寓人品于字里行间,颇具韵味。常见的钤印有“七品官耳”、“动而得谤,名亦随之”。初看印文平淡,细究方觉可贵。 藏书大师马太龙自刻一藏书印章,印文为“印奴”。由于藏书甚多,他的书常被人盗走。他一气之下又刻了“警印”,钤于书之扉页:“窃书非雅贼”。
现代许多文艺家藏书印章独具特色。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常合用一印钤于书扉页,印文是“秋之白华”,含二人名字在内,构思巧妙,用意深刻。 茅盾所藏的《庄子集解》上,盖有他的“玄珠68岁后所读书”的藏书印记,颇有深意。 郑振铎对洋装书籍,往往只在封面签个名,线装书才加钤“长乐郑氏藏书之印”。魏建功替他镌刻了两枚印章,长形者曰“长乐郑氏藏书”,方形者曰“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都是朱文写经体,前一枚每字加框,古风纯然,令人喜爱。国画大师张大千的藏书印章大都自撰自刻,比较耐人寻味的有“大千掌握”“藏之大千”“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等,爱书之情,溢于言表。
鲁迅先生藏过不少石刻拓本、古籍和其他书籍。他用过的藏书印章有“周树人所藏”“会稽周氏收藏”“俟堂”等。鲁迅曾结识著名国画家、金石家陈师曾。陈师曾先后为鲁迅刻过“周树人所藏”、“俟堂”等5方印章。邓拓先生的藏书印也别有格调。他曾刻有一枚“书生之气不可无”的藏书印,形象地表达了自己堂堂正正做人、勤勤恳恳做事的学者风度。董必武爱藏书,他所有的藏书均钤上一方椭圆形“乐益堂”的藏书印,“乐益堂”是他居室客厅的匾额。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解放后他的个人藏书达数万册。他曾有一枚藏书章,是1963年委托陈叔通请上海博物馆的篆刻家吴朴堂刻的一方钱线朱文“毛氏藏书”印章。吴朴堂在刻这方印时,妥善处理了“毛氏”和“藏书”四字笔画疏密和布局的矛盾。这个印章深得毛泽东喜爱,他的所有藏书上均有这枚藏书印章。
本文2023-08-06 17:35:33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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