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学研究古籍的分类、编目，古籍的版本、校勘，古籍的辨伪、辑佚，古籍的注释、编纂。古籍整理向人们展示历史、要保留历史，让人们在纷繁芜杂的现实中仍能把握住民族发展的脉络，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参与世界文化交流。

古典文献学综合运用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考证、辨伪、辑佚、编纂、检索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科学地分析、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进而探讨古代文献的产生、分布、交流和利用的规律，并总结对古代文献进行分析、整理、研究工作的规律与方法。

由于文献载体的变迁，书写、契刻、印刷的不同以及装订技术水平的进步，对于文献的编缀、卷摺、包背和装订，先后产生过几种不同的体式：简策体式（竹木简的编简）；卷轴体式（缣帛和纸书的卷轴装以及纸书向册页过渡的旋风装）；折叠体式（梵夹装、经折装）；册页体式（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等）。

1 方向略有不同

文学院成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目前本所拥有中国古典文献学和中国古代文学两个博士点暨硕士点。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国内第二批博士点学科，1984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现设有文学古籍整理与研究、古代文献学研究等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是国内第四批博士点学科，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现设有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等研究方向。

古籍研究所成立于1981年，是由原国家教委批准成立的全国第一个古籍整理研究机构。该所以整理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元代）文献为主要发展方向。

2 优势不同

文学院从本科到博士都有，除了文献学还有很多其他方向，古籍研究所就那一个专业。

数十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和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形成了深厚的学术传统和良好的学术风气。在学术思想上，两个学科坚持文、史、哲沟通兼容的大文学史观念。在治学方法上，两个学科继承清代学者“义理、考证、辞章”三位一体的优良传统。在研究对象上，两个学科重视文学文本的探幽索隐和作家的心态发微，也重视探求各种文学史现象纵向的传承演变轨迹和横向的错综复杂联系，对各种文学史现象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在研究领域上，两个学科在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综合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史研究等方面，成果丰硕，特色显著。

文献研究不只是个技术活，个人认为文学院体系更完善积淀更深厚，资源更丰富。

3 师资力量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你自己去网站对比一下就明白了。文学院文献学的导师貌似是郭英德教授，郭英德教授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致力于中国古代戏曲史和戏曲文献、元明清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有《明清文人传奇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合著)、《明清传奇综录》、《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等著作。基本也属于镇院之宝一级的人物了。其他知名教授还有很多，网站都有你仔细看吧。

个人意见，两院系明显侧重不同，选择一个适合你的，且你喜欢的吧。

1、承担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史记》金陵书局本与点校本校勘研究”（13YJA770032）。

2、国家重大文化项目“二十四史暨《清史稿》修订工程”的《史记》修订组成员（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主持，0802022，中华书局2003年出版，270万字）。

3、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宋人轶事汇编》课题组成员（南京大学周勋初教授主编，233号）、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教古字132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4、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海》整理与研究”（山东大学郑杰文教授主持，批准号：10&ZH011）中的“（清）俞樾撰《诸子平议》三十五卷”整理与研究。

5、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368、369号)、江苏省“十二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王念孙集》、《王引之集》（约500万字，主要负责人）

6、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俞樾全集》（373号。约700万字，复旦大学汪少华教授主编，王华宝副主编）；2013年度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规划重点项目（批准编号：1352，排名第2）

吉林大学古籍所

东北师大古籍所

黑龙江大学古籍所

大连大学文学院古籍所

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

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

天津师大古文献研究所

河北大学古籍所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中央民族大学古籍所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

山东师大古籍所

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古籍文献研究所

陕西师大古籍所

西北大学古籍所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研究所

兰州大学古籍所

西北师大古籍所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古籍所

新疆大学中亚文化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室

四川大学古籍所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云南大学西南古籍研究所

云南省历史文献研究所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盐城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

复旦大学古籍所

华东师大古籍所

上海师大古籍所

华东政法古籍所

厦门大学古籍所

福建师大古籍所

浙江大学古籍所

安徽大学古籍所

安徽师大古籍所

南昌大学赣文化与古籍研究所

郑州大学古籍所

武汉大学古籍所

湖北大学古籍所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广西大学古籍所

嗯，都是百度来的，有些可能已经合并在某些专门研究中心里面了。还有很多大学设有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挂靠在文史科系。

　一、生平简介

　杨成凯，1941年9月生，山东招远人，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是现代汉语语法，现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1973年12月至1974年7月在天津市财经学院外贸系学习，1974年9月至1978年9月在天津市红桥区中学任教，1978年10月至今在本院语言研究所工作。担任北京语言学会副秘书长。

　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文学硕士。1981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从事语法学理论、自然语言理解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工作，师从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把逻辑学思想引入汉语语法系统研究之中，1996年发表专着《汉语语法理论研究》，任至研究员。

　杨成凯先生学术活动范围广泛，除语言学外，在文学艺术、目录版本、古籍整理等领域都有述作发表，大都署名林夕。并曾与友朋合作引进二十世纪西方着名艺术史家贡布里希的艺术理论著作，翻译和审校《艺术和错觉》、《艺术的故事》等名著。尤以倾心中国古文献的收藏和研究着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2013年，杨成凯患了重病，曾对朋友范景中说：“天假我一年，将把《语法理论体系》《人间词话札记》和《版本学》三书写完。”这无疑是说，他还将以举鼎绝膑之力继续推动石块。幸运的是，《人间词话门外谈》总算完稿，而且成凯先生见到了出书。

　2014年1月18日，杨成凯作《述怀六绝句》：“辜负一春万象新，群芳过尽无知音。纷纷俗子翩跹舞，愧向邯郸作后尘。”（之一）“半生飘迹任西东，血气未销情益浓。乘兴钓鳌玩笑事（后改君莫笑），唾珠吹落九天风。”（之二）。“褒贬神鹰寂寞时，世情冷暖固如斯。宏图大展翱翔日，未必伊人不自失。”（之五）“乘兴钓鳌”，当指恢复高考后的考研一举中第，而他好像中学的时候就休学了，语言学专业之外的学识，全部是靠了自修，包括外语。

　2015年8月14日，于北京逝世，享年74岁。

　 二、语言学研究

　1978年，杨成凯先生报考社科院吕叔湘先生的研究生，提交的论文是关于乔姆斯基的。后来他关于语法的思考越来越深入，他的抱负是想创立一个崭新的汉语语法体系，其理论的基础就是公理化，就是演绎法。1996年出版的《汉语语法理论研究》是他实施想法的第一步，他在书中极力突出假设的力量，强调公理的重要性；他讨论元语言，讨论形式派和功能派的利弊。现在这部书已成了名著，尤其语言学家王宗炎先生给他写了书评，鼓舞起他更大的干劲。

　杨先生从事汉语语法研究多年，在《汉语语法理论研究》一书中，杨先生认为，每一部语法书，不管它包括上面说到的哪些内容，只要它是在试图从哪几个方面勾画一种语言的面貌，它就是在从侧面描述那种语言的结构方式，用本书的话说，它是给出了那种语言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从一些方面模拟那种语言的活动方式。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对语法的范围理解不同，写出的语法书的内容就会有所不同，甚至会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当我们评论一部语法书时，不能不首先看它所说的语法包括哪些内容，因为从系统性方面考虑内容，广狭不同，就可能影响它对某些问题的处理方式。

　在《汉语语法理论研究》一书中，杨先生强调：“在我们试图用语法模型去描述语言时，或者写一部书讲述语法时，不外乎看得清和道得明，首先需要确定我们所要描述的语言是什么东西，看清它的面貌，然后需要考虑采用什么方法去模拟它的活动方式，反映它的面貌。具体地讲就是收集可以代表语言其物的语言材料，按照合用的方式，把它们表述出来……我们可以给任何一批有些共性的事物建立一个模型，在不需要精确地了解那些事物的个性时，它就可以作为它们的代表，在需要精确地了解那些事物的个性时，它可以作为对它们做精确描写的出发点。”杨成凯的逻辑性研究特点，是要首先搞清楚对象是什么。

　在语言学研究这项工作中，杨成凯先生有种一以贯之的想法，就是他想调和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的张力，换言之，他想用理念世界的永恒的数学定律来统驭现象世界瞬息万变的语言。这个工作到底能否彻底实现，恐怕连杨成凯自己也不知道。虽是如此，他却一直在用试错法摸索，一直寒暑伏案不断地写，不断地改，就像陈景润先生计算哥德巴赫猜想，纸张不知堆起了多高，只是他想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在理论基础上有所建树。这不是一项我们平常说的写作的语法，处理的不单单是语言的规则、句式和结构，它涵蕴着哲学思辨的公式、定理和假说，是一项思想家的工作。他似乎是单枪匹马，随着日月其徂，沉浸在个人的想象力与大量卡片的琐碎资料的互动反馈之中。如此一干就是十几年的岁月，真有点类似西绪福斯的终日终年推石上山。

　杨成凯先生的语言学研究的代表作品，主要有《现代汉语法理研究》（独著）、《广义谓词性宾语的类型研究》(论文)、《现代汉语语法元理论研究述要》(论文)、《社会科学新方法大系》(语言学和符号学·主编)、《“主谓”句法范畴和话题概念的逻辑分析》(论文)、《语言学与现代科学》(论文)等。

　 三、古籍研究

　《闲闲书室读书记》是杨先生第一部有关古籍版本的著作。先生此书语言精练，对古书的那些事一一从容道来。所收录文章有夫子自道，有古书版本考索，有专业书籍书评，有版本宏观概要，探讨有词集题跋综观，全书既从容亦广博，闲闲两字名副其实。

　杨先生从小受古旧书籍的熏陶，又因为曾发愿要校订词律，于是收集词集，走上了古文献的无归之路。在研究语言学之余，特别关注古籍，尤其是词学古籍，广收博取，闲闲其中，从世纪年代开始，杨先生先后在读书上发表了多篇相关文。计有《关于<绝妙好词>》《书痴痴乎哉》《清词丽句说周密》，《岂待开卷看，抚弄亦欣然》等篇，从本书前言中可以看出，杨先生沉潜古籍的主要原因还是个人的生活和读书的经历这一点，在出版于1996年的《汉语语法理论研究》一书中，已略显端倪。在这部纯理论着作中，作者虽然花了很大的心思要建立一个关于语言学元理论的宏大建构，但也流露了作者的怀旧情结，作者在《汉语语法理论研究弁言》中细致地回忆了当年购买吕叔湘先生的语言学书籍的故事，又流露了对华罗庚先生自学成为数学家的心仪。本书则更进一步自我呈现：卷一的四篇是作者对古书的个人感悟和理性思考，同样是怀旧与逻辑的交织物，如果说语言学理论是一种玄学的话，古籍版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一种实学。杨先生近三十年来学术生涯，可以说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悠闲游走。这也是杨先生的古籍版本研究与其他他学者不太一样的地方。

　杨先生的古籍研究，除从古籍的内容、形制、存世情况等几方面着眼，还特别注意古籍个例的研究与模型式的综合分析的结合。在综合分析方面，作者曾撰有《古书版本知识十讲》《古书版本的价值观》《古书版本面面观》等文章。大概由于本书所收是闲散文字，注重可读性和趣味性，所以上述几篇都不见于本书，甚为可惜。本书收录的是对明刻本清刻本初印本残本的概要分析，通过片段的理性思考，从而将古籍版本提升到理论的层次。进而推进了人们对古籍的认识。

　唯有在读书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发现问题。关于同一书雕印时出现的版本与印本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界往往因注重版本，而对同一版本的不同印本则未予以足够重视。作者对此根据自身的阅读体验，提出了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朱孝臧刻《宋词三百首》，初印本有异文讹字，如“怎”作“乍”，“往”作“住”之类，后印本悉已更改。但后印本又有补版增添了新的错误，如“占”作“古”，“池”作“他”之类。又如清光绪二十五年，王鹏运四印斋刻本《梦窗词甲乙丙丁稿》三种不同印本，在校字上有出入，最初印本十六处校字，九处未改，白纸本六字未改，黄纸本二字未改，这些细微的差异，非认真比勘不能了然于胸。

　对此，乔秀岩与杨先生有不谋而合之处，乔氏云：“尽量多接触版本同一种版本，也要尽量多看不同印本，通过观察不同印本之间的差异、变化，形成一种版本的概念。一种版本从刊刻完成开始，每次印制条件不同，经反复修补版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若要全面了解，只能多看不同印本。好比要了解一个人，需要尽量多接触。”身为学者的杨先生，通过自己的读书藏书的切身体会，提出把古籍的最后落脚点，还是放在了看书读书上。他写道：“除了多看古籍版本目录和题跋，扩充自己的知识外，最重要的是多接触实物，细心观察，逐渐积累经验，……，最重要的还是‘多闻阙疑，慎言其余’……，无论鉴赏还是收藏，都要读书通过读书，可以获得真正的乐趣。多多比较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对古书的版本就会有更深刻的认识。”这是杨先生的切身体验，值得从事古籍版本研究的同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