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补充一些：

岑仲勉

(1886～1961)

[] 中国历史学家。学名铭恕，字仲勉，别名汝懋。广东顺德县人。1886年 9月出生。青年时，入两广大学堂（清广雅书院，后改为两广高等学堂）,就读两年半,考入两广游学预备科（清粤秀书院）。1908年10月入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1912年12月毕业。其后在上海江海关及广东财政厅等处任职员，业余从事植物名实考订及中外史地考证。1934年7月至1935年6月，任上海暨南大学秘书兼文书主任,业余撰著佛游天竺记考释,于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从而引起史学界注意1933～1937年在《圣心》《辅仁学志》《金陵学报》、《中山大学文史专刊》等杂志发表一批论著，其中尤以《水经注卷一笺校》及《金石证史》等引起一些史学名家的注目。1937年经陈垣推荐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7月至1948年6月任该所专任研究员。1948年 7月至1961年10月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担任《隋唐五代史》、《唐代石刻文选读》、《两汉西域学》、《蒙古初期史》、《隋唐史》等课程。曾任广东省政协委员。1961年10月7日病逝于广州。

岑仲勉的家乡顺德是清代著名西北史地学家李文田的故乡，故其治学深受清代西北史地学派的影响。岑仲勉把《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登科记考》的作者徐松奉为先驱，因而有《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和《登科记考订补》之作。岑仲勉还受到清季英年早逝的唐史学者劳格的影响，所著《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续劳格读全唐文札记》、《元和姓纂四校记》等都发扬了劳格的未竟之业，而在博大方面有所超过。

岑仲勉治学最重要的成就是以碑刻考证历史，清代金石家的碑跋，多述小学、碑例、书法等专义，岑仲勉则以碑志考证史实，又纠正了清金石家过信石刻、偏责史实的毛病，客观地论证碑志之价值。除郎官石柱研究外，1936～1942年，著有《金石证史》、《贞石证史》、《续贞石证史》，后收入《金石论丛》，于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在隋唐史校勘考释之学中，在辨伪方面，《白集醉吟先生墓志铭存疑》等文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好评，与《白氏长庆集伪文》、《论白氏长庆集源流并评东洋本白集》一起，对白居易文集整理有重要贡献。在追录史源方面，指出《元和姓纂》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之史源,此为一重要发现。在职官典制考证方面,《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补唐代翰林两记》是超迈清人的作品。在地理考证方面，《括地志序略新铨》论定孙星衍排列之非。这方面的专著有50～60年代的《隋书求是》、《唐史余审》、《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唐人行第录》。《行第录》为对唐代文学史及传记学很有裨益的首创之作。

岑著《隋唐史》(1950～1953年撰成)，反映了作者在隋唐史通论中的创见。如其中对李德裕、陈子昂、四镇的研究,新意迭出。此外,在他晚年还著有《黄河变迁史》、《府兵制度研究》《西周社会制度问题》《两周文史论丛》、《墨子城守各篇简注》。这些专著反映了作者对西周以来的历史乃至黄河历史的广泛兴趣。

在中外史地研究方面、尤其是西北史地方面，出版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突厥集史》、《中外史地考证》等。在突厥史料的搜辑方面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好评。岑仲勉自四十岁至七十五岁三十余年间，全部史学著作约一千万字，自1912年起发表论文一百八十余篇，已刊专著十八种，特刊专著二种。

顾颉刚

(1893～1980)

[] 中国历史学家原名诵坤,字铭坚。笔名有无悔、天游、张久、诚吾、桂姜园、余毅、劳育、康尔典、周、武兴国等。江苏苏州人。1893年5月8日（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三）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13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考入本科中国哲学门，1920年毕业留校，以助教名义任图书馆编目。1922年在上海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与王钟麒（伯祥）合编《新学制本国史教科书》，与叶圣陶合编《新学制国语教科书》。1924年回北京大学，任研究所国学门助教，先后编辑《国学季刊》、《歌谣周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6年以后，历任厦门、中山、燕京、北京、云南、齐鲁、中央、复旦、兰州、震旦等大学和社会教育学院、诚明文学院、上海学院教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和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等职。

顾颉刚是“古史辨”派的创始人，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疑古思想。他的“传”、“纪”不可信的思想来自崔述，“经”不可尽信的思想来自姚际恒，治学要融会贯通的思想来自郑樵。他用历史进化论的寻求事物演变线索的治学方法学自胡适，对今、古文家的看法则受之于钱玄同。王国维用实物材料研究古史所取得的成就也给他深刻的影响，王氏所考出的真古史被用以破坏伪古史。1909年，他有志于考辨伪古史，从事资料搜集、积累。1914年始作笔记，记录读书心得，终生不辍，计约二百册，四百余万字。1916年作《清代著述考》初稿二十册，对清代学者的治学成绩有了全面了解。1921年他计划推翻伪古史。1923年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引起史学界的激烈争论。以后，将自己和他人研讨争辩的文章编为《古史辨》八册。

他认为古史传说中的帝王都有神性，都是从神演化为人，古书中所讲的古史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地积累起来的，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和古书上所载的古史系统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研究古史要打破四项非信史的基本观念：①打破民族出于一统的观念；②打破地域向来一同的观念；③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④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把崔述的“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之说发展为系统的理论认识，为考辨古史传说提出了新的思想方法，是中国辨伪史上划时代的发展。

他对古代的民族和地理也作了深入的考辨，以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许多种族各自把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自己的始祖,而没有各族公有的共同始祖,只是春秋以后,经过了二百多年的大国攻灭小国,把无数种族并到一起,到了战国中期才出现唐虞、夏、商、周同出于黄帝的说法秦汉以前的中国只是没有统一的许多小国,《禹贡》的九州 《尧典》的流放四罪之处、《史记》的黄帝所到的四方是战国时七国的疆域,而《尧典》的羲和四个居住地,以交趾入版图,更是秦、汉的疆域, 他以为研究古代地理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不能以战国的七国和秦的四十郡作为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为了促使史地学者钻研中国地理沿革史及民族史，他于1934年发起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在他领导下，学术研究成绩卓著，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称之为《禹贡》派。

他把考定古书著作的时代作为研究古代神话、传说以及民族和地理等演变过程的重要前提为此,他对《周易》《尚书》《诗经》、《左传》、《国语》、《公羊传》、《谷梁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老子》《庄子》、《墨经》、《山海经》、《穆天子传》、《战国策》等书的著作时代，作了不同深度的考订。他在观看各种戏剧和搜集整理歌谣时，注意到小说、戏剧、歌谣中故事的随时随地变化性，认为研究这一变化过程可以印证古史传说的变迁。他对吴歌、孟姜女故事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香会、庙宇、神道、婚丧礼节等也作了调查研究。他又热心于创办研究民俗的团体和刊物，1926年在厦大创立风俗调查会，1927年创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和《民俗周刊》，编印《民俗学会丛书》。1936年又在北平创办风谣学会。此外,他亦重视边疆问题的研究1938年为昆明益世报编《边疆周刊》。1941年在成都创立中国边疆学会。同时,他又先后主编学术刊物《责善》半月刊《齐大国学季刊》和《文史杂志》。

1949年以后，他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主持标点《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晚年深入研究《尚书》,作成《周公东征考证》和《校释译论》多篇。1980年12月25日在北京病逝。生平著述极富，已出版的有《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原名《汉代学术史略》）、《三皇考》、《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史林杂识初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妙峰山》、《吴歌甲集》、《苏州史志笔记》、《西北考察日记》、《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顾颉刚选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等。

何兹全

(1911～ )

[] 中国历史学家。山东菏泽人。1911年9月7日（宣统三年七月十五）生1935年在北平大学史学系毕业后,去日本留学，翌年因病回国。1939～1940年接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专款资助，在中央大学历史系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并在该系讲授“中国通史”课。1941～1944年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编审。1944年秋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47年赴美国，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并受霍普金大学资助，协助法兰西斯教授将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翻译为英文。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后回国，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兼任魏晋南北朝研究室主任。

何兹全主要集中研究汉唐经济史、兵制史、寺院经济和魏晋南北朝史几个方面。是国内最早倡导魏晋封建说的学者之一。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发表《魏晋时期庄园制的刍形》、《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中古时期大族寺院领户研究》等论文，论述了魏晋南北朝封建依附关系的出现和盛行。以后，他又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等论文中比较系统地阐发了魏晋封建说的主张。此外，他的《中国中古时期佛教寺院》(1934)一文，在学术界颇有影响。80年代，他又发表《佛教经律中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和《佛教经律中关于僧尼私有财产的规定》两文，把寺院经济的研究引向深入。他在兵制史研究方面，亦有创见,对世兵制魏晋中军孙吴兵制十六国兵制和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诸问题，他进行了深入探讨。《中国古代社会》一书，是他多年研究古代社会及古代向中世纪演变的重要成果全书分四部分,对西周封建说、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和亚细亚型东方社会说提出不同意见，并就“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同与异”发表独到见解。

作为访问学者，他于1987～1988年去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讲学。

他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国***党员。秦汉史学会、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唐史学会和北京史学会的理事、副会长和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兼导师、北京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东西方文化研究》主编。他发表的论文，一部分已收入《读史集》和《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

侯外庐

(1903～1987)

[] 中国历史学家。原名兆麟,又名玉枢,自号外庐。山西省平遥县人。1903年2月6日（清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九）生于平遥县西王智村，1987年 9月14日病逝于北京。出身于书香人家，自幼习四书五经。1922年到北京求学，分别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兼攻法律和历史。1927年赴法留学，入巴黎大学。1930年，侯外庐经莫斯科回国。初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教授，讲授经济思想史等课程。“九一八”事变后，辗转回到关内，在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任教授。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重庆一面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一面从事学术研究，相继出版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后改名《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和《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等重要著作，在中国古史和思想史研究领域内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西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侯外庐坚持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对上下几千年的社会史和思想史做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著作宏富，自成体系，开创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学派，其主要特点是：①注重对历史做整体的、动态的研究。②依据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古代社会的发展路径。指出“亚细亚的古代”不同于以希腊为代表的“古典的古代”的原因在于后者是国家取代家族的革命，而前者则是国家混合在家族中（即“社稷”的维新）。而氏族制的遗留，规定了国民思想的晚出以及偏重于伦理道德的贤人作风；旧传统遂又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巨大惰力。③皇权垄断的土地所有制（即土地国有制）是秦汉以来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以及定于一尊的封建思想的社会根源。④与土地权力相联系，皇族地主占据了封建社会整个阶梯的顶端。豪族地主既有支持皇权的一面，又有对抗皇权的一面。庶族地主则更多地拥护皇权。豪族地主与庶族地主彼此势力之消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封建社会不同时期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发展的特点，也是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⑤对思想史的研究，注重批判维护封建主义的正宗思想，更注重发掘不为人所重视的“异端”思想和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传统。⑥强调以法典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志。如从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制社会是以秦汉之际一系列法律形式为标志；唐代的两税法是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标志，明代的“一条鞭法”则是封建社会进入晚期的标志。

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苏联历史学界诸论争解答》、《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下卷)、《中国思想通史》（与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等合著，五卷）、《中国思想史纲》（上、下册）、《宋明理学史》（上、下卷）、《韧的追求》（回忆录）等。

侯外庐长期担任中国史学会理事。晚年，担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主任等。他还曾当选为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

谭其骧

(1911～1992)

[] 中国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字季龙。浙江嘉兴人。1911年 2月25日（清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七）生于奉天府(今辽宁沈阳)。1930年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生院。1932年起历任北平图书馆馆员，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和国立清华大学兼任讲师，广州学海书院导师。1940年起任浙江大学副教授、教授。1950年起任复旦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198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同年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

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1934年协助顾颉刚发起成立了以研究历史地理为宗旨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创办了《禹贡》半月刊。他又是中国地理学会的发起人之一,长期任理事,1981年以来任《历史地理》主编。他主持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部由数十位专家通力合作完成的迄今最权威最精确最详细的中国历史政区地图集。他主持编纂《中国国家地图集历史地图集》，这将是一部包括自然、人文二十个专题的综合历史地图集。

谭其骧长期从事中国史和中国历史地理的教学，开设过中国通史断代史史学史、文化史、专著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概论名著选读历史地理研究法等课程，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他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历代疆域政区、都市、河流湖泊的变迁，海陆变迁，人口、民族的分布和迁徙，文化史，经济史，历史地理古籍注释，地理学史、辽史及历史人物等方面。已发表的百余篇论文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和新的结论，其中如对秦汉政区、晋永嘉之乱后的移民、湖南的移民和民族、贵州古代杨保族的历史、徐霞客（见徐弘祖）的学术贡献、西汉前黄河变迁史、东汉以后黄河安流的原因、云梦和云梦泽的变迁、上海的海陆变迁和开拓过程、马王堆出土古地图研究、《汉书地理志》选释、《山海经》研究、海河水系的形成、中国历史文化的地域差异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982年前的主要论著已收入《长水集》上、下册。还主编有《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黄河史论丛》等。此外，谭其骧还担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史学会理事、常务理事，上海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等职。

徐中舒

(1898～1991)

[] 中国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初名道威。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1925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8年任复旦大学和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所撰《古诗十九首考》一文受陈寅恪赏识，1930年经其推荐，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编辑员，两年后升为研究员。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八年，发表一系列学术论著，受到学术界的重视。30年代初期参加整理清代内阁大库所藏明清档案,颇著成绩；同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课,讲授“殷周史料”。1934年与容庚等共同发起成立考古学社。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应中英庚款和四川大学协聘，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从40年代起，他先后还在乐山武汉大学、成都燕京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执教。1949年以后除继续担任川大教授外，并兼西南博物馆和四川博物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顾问、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古文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徐中舒长期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先秦史和古文字学是其主攻方向，对明清史和四川地方史的研究也有显著贡献。他在治学方法上，除继承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外，扩大研究视野，力求掌握全面，尽量利用有关学科的科学知识，联系补充，以体现历史本身的完整性。他熟悉先秦文献，既能得心应手地运用这些资料，又具有宏观素养，善于把田野考古、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工艺学诸方面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反复论证,力求其是。他强调研究古文字学应和古史研究相结合。他的研究成果丰硕。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有《木兰歌再考》、《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等。古史和古文字方面有《耒耜考》、《再论小屯与仰韶》、《〈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论〈战国策〉的编写及其有关苏秦诸问题》、《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陈侯四器考释》《金文嘏辞释例》《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甲骨文中所见的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西周利簋铭文笺释》、《周原甲骨初论》等论文，论证古史、考辨文字,不乏独到的见解。从40年代开始,还对四川地方史进行研究，撰写《巴蜀文化初论》、《续论》、《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等文。

考著有氏编钟图释附考释、《史学论著辑存》、《论巴蜀文化》、《左传选》等；还主持编纂了大型辞书《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古文字字形表》、《殷周金文集录》、《甲骨文字典》等多种工具书。

李学勤

(1933～ )

[] 中国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北京市人。1933年 3月28日生。1952年肄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1953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虚文字缀合》。1954年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85～1988年任该所副所长。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主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等。1985年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

李学勤长期致力于汉以前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注重将文献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成果相结合,在甲骨学、青铜器、战国文字、简牍帛书及其相关历史文化的研究领域，均有重要建树。50年代，他缀合、整理殷墟发掘所获甲骨,用排谱法研究甲骨文反映的史事和历史地理,并首次鉴定出西周的甲骨文；他首创殷墟甲骨的非王卜辞说，继而又就历组卜辞等问题提出两系九组的新分期法。在青铜器及其铭文的分期、分区、分国别研究中，也取得了较大成就。在系统研究甲骨、金文的基础上，他对商周时期的礼制、职官、家族法律等方面作了探索50年代后期,他综合研究战国时期金文陶文、古玺、货币文字及简帛，从而促使古文字学领域中新的分支——战国文字研究形成。他从1975年起先后参加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湖北云梦睡虎地竹简、湖北江陵张家山竹简等出土文物的整理注释，并利用这些新材料，对战国以至汉初的学术史、文化史进行探索，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李学勤曾多次前往欧美澳、日、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考察研究当地公私收藏的中国古代文物,与外国学者合作进行搜集和研究,出版了《英国所藏甲骨集》,同时准备出版有关欧洲所藏青铜器的专著。已出版的专著有《殷代地理简论》(1959)、中国青铜器的奥秘(1980)《东周与秦代文明》(1984) 《古文字学初阶》(1985)、《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主编,1985～1986)等,论文迄今已发表近二百篇，主要有论殷代亲族制度(1957)《战国题铭概述》（1959）、《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1977)、《西周甲骨的几点研究》(1981)、《重新估价中国的古代文明》(1982)、《西周金文中的土地转让》(1983)、《对古书的反思》(1986)等。

中国人对于历史和史书的偏爱可能是世界之最，从先秦时代的列国史籍到《史记》，从《汉书》《三国志》到《后汉书》，除了这些“正史”还有如过江之鲫的私人编纂史书。

中国古代历史学和史书的撰写到了唐代完全成熟起来，其代表性事件之一就是一部伟大作品的问世。

这部书的作者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史学家，他的书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性史学理论著作，正是这部书问世后中国的史学大框架才算彻底建立起来。

这部书就是《史通》，作者叫刘知几。

刘知几是唐中宗时代的人物，他的父祖都是唐朝官员，他受到家族影响自幼便勤奋好学，阅读了大量的古籍文献，后来刘知几调入中央负责史书编写工作，是当时颇负盛名的一个史学专家。

唐代虽然重视历史记载重视史书的编写，但是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自唐太宗李世民以后唐朝中央政府其实十分注重对于历史记载的控制，不允许史官按照自己的意愿（事实）记载，只能记载经过皇帝审定的内容。

刘知几是一位具有史德的学者，他觉着这样完全违背了史学家的初衷。

于是刘知几辞去了官方史书编写的工作，开始了他私人撰史的历程。

刘知几撰写《史通》，上至先秦诸史料下至唐初的隋唐的典籍，对于以《史记》为首的正史进行对比研究，对于诸多的“野史”进行筛选批判。最终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史学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也是当时最合理最符合客观事实的体系，因此被后世尊崇。

简单地说，刘知几认为史官史书作者应该做到秉笔直书，而反对所谓的“曲笔”。

其次，刘知几认为史书的结构经过汉晋诸朝已经成熟定型，但不可偏废，后世只需要遵循前代结构体例进行发挥就可以了。

再有，刘知几提出了著名的“史才，史学，史识”三要素，认为一个合格的历史学者必须具备这三个条件。

最后，刘知几对于前代的史书史料进行了客观细致的批判总结。

刘知几的《史通》在唐代就很流行，到了宋代更是备受尊崇，虽然其原本已经佚失，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是明代刻本，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刘知几伟大著作的认识。

中国人重视历史，所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人善于从历史中发现规律总结教训，而史书作为历史事件最重要的载体，它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十分尊崇的。

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欲亡其国先亡其史，没有历史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记忆的。从这个角度看，对于史书和历史的重视即便在今天仍然不过时，相反，它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要的依据之一！

主任委员：

周林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教育部顾问；

副主任委员：

彭佩云 教育部副部长；

白寿彝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邓广铭 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

委员：

季啸风 教育部高教一司副司长；

周祖谟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

章培恒 教授，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黄永年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阎毅千 上海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

宁 可 教授，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副主任；

李国钧 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吴 枫 副教授，华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董治安 副教授，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宗福邦 副教授，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刘烈茂 讲师，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周勋初 副教授，南京大学古籍研究所；

来新夏 副教授，南开大学古籍研究所；

李国祥 副教授，华中师院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陈 华 副教授，暨南大学历史系副主任；

姚孝遂 副教授，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胡昭曦 讲师，四川大学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

平慧善 讲师，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张公谨 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

马樟根 北京师范大学科研处副处长；

裘锡圭 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教研室教员；

安平秋 讲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教研室教员；

章学新 教育部高教一司社会科学研究处处长。

委员会秘书长：

章学新；

委员会副秘书长：

马樟根，安平秋。 主任委员：

周林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

副主任委员：

彭佩云 国家教委副主任；

白寿彝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邓广铭 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

夏自强 国家教委高教一司司长

章培恒 教授，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裘锡圭 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古文字研究主任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樟根 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

王达津 教授，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

王春茂 讲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教研室副主任①

宁 可 教授，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室主任；

平慧善 副教授，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安平秋 副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孙钦善 副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

刘烈茂 讲师，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许嘉路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陈 华 副教授，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吴 枫 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张公谨 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

李运益 教授，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所长

李国祥 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李国钧 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李修生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②

杨 忠 副教授，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处③

杨金鼎 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

来新夏 教授，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

周祖谟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

周勋初 教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

宗福邦 副教授，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

姚孝遂 教授，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黄永年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曾枣庄 副教授，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

董治安 教授，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潘富恩 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

委员会秘书长：

安平秋

委员会副秘书长：

马樟根 王春茂④ 杨忠

注：①④王春茂同志于1988年9月经古委会正副主任会议讨论，决定免去其副秘书长职务，1989年10月按国家教委办公厅文件通知，免去其委员会委员职务。

②③1989年10月，按国家教委办公厅文件通知，增补李修生、杨忠二同志为古委会委员，杨忠同志兼任副秘书长。 主任委员：

周林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

副主任委员：

白寿彝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

邓广铭 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

夏自强 研究员，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巡视员

章培恒 教授，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裘锡圭 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古文字研究主任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樟根 副研究员，国家教委办公厅副主任

方立天 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王茂根 国家教委社会科学与艺术指导司司长

王慧善 副教授，杭州大学中文系

刘烈茂 讲师，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许嘉璐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孙钦善 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

李国钧 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李国祥 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李修生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来新夏 教授，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

杨 忠 副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杨芷华 副教授，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副所长

杨金鼎 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吴 枫 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张公谨 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

宗福邦 教授，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

郑克晟 教授，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郑学檬 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

林 沄 教授，吉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周勋初 教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

高 潮 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感知研究所所长

袁世硕 教授，山东大学中文系

袁行霈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

顾易生 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

倪其心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主任

徐朔方 教授，杭州大学中文系

黄永年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感知整理研究所所长

龚书铎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史学研究所所长

曾枣庄 教授，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董治安 教授，山东大学感知整理研究所所长

楼宇烈 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副系主任

潘富恩 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

委员会秘书长：

安平秋

委员会副秘书长：

马樟根 杨忠 曹亦冰（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名誉主任：周 林

主任委员：安平秋

副主任委员：章培恒 裘锡圭 许嘉璐 周勋初

顾 问：朱新均 白寿彝 邓广铭 季羡林 启 功 任继愈 饶宗颐 王学珍 张学书 夏自强 张岂之 马樟根

委 员：王汝丰、王彦、 毛庆其 、刘烈茂、 刘乾先、孙钦善、杨忠、李修生、严佐之、吴金华、张公瑾、林 沄 、范能船、 郑学檬、 宗福邦 胡大浚 荣新江 赵伯雄 费振刚、袁世硕、袁行霈、顾海良、 倪其心、黄天骥 、 黄永年、 曹亦冰、曹虹、龚书铎、龚延明、葛兆光、董治安 曾枣庄 楼宇烈、 阎延河、潘富恩

秘书长：杨 忠

副秘书长：曹亦冰

很多人喜欢国学，于丹老师和蒙曼老师，都是宣传国学的，他们在一些文化类节目中出彩，让大家记住了她们，但是，她们在一些场合中有不一样的见解，让大家觉得她们名不符实。最终，她们离开了我们的视线！

一、从红极一时到形象崩塌

于丹，北师大的教授，她擅长的是主持，而不是文化解读。但是，她却凭着解读《论语》火了，于丹用现代的思维方式解读了《论语》，让大家耳目一新。

这个感觉就跟《明朝那些事》的作者一样，用通俗的语言来描述古籍典章，让人感觉很有趣，也很愿意品读下去。

于丹老师在百家讲坛上侃侃而谈，惊艳四座。大家对这个节目的关注度很高，让于丹老师感受到火。她不仅出书，还四处演讲，这些费用，远远超过她当老师。可能也是这种经历，让她有了不一样的感觉，她不再是一位老师了，而是一位商人。

作为商人，就要谋利，到北大演讲的时候，只是告诉学生们一些鸡汤，引发学生不满，这是于丹老师没有想到的。

在商业环境下，可以说鸡汤，虽然这些鸡汤，对于一些人而言，是有毒的。于丹老师觉得，这样的解读，没有问题。

让她备受质疑的，是她的行为。在英国住酒店的时候，她对酒店不满意，就要求换一家，换了好几家以后，她生气了，骂了助理和翻译，这个事情，被曝光了。

很多人没有想到，一位温文尔雅的女子，竟然会当众骂人，哪怕是助理做错了，也不能当面骂，因为这会让助理很丢脸。

作为一个文人，素质应该很高，不应该有如此不雅的行为。看看郭德纲，他被传与王梦婷有关系，虽然这个事情被王梦婷辟谣了，但郭德纲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在社交网络上写了一幅字：大年初五，捏小人嘴。

面对别人的诽谤，他无意争辩，也不愿多说。只是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他没有上过大学，但很有文化。

于丹老师是一位文化人，但她的行为却没有文化。可能当时很生气，但这样做的结果却让自己的形象受损。于丹老师没有在公众场合解释这个事情，可能还会在大学里教书育人，但她的做法，与《论语》中的谨言慎行相违背。

不仅是她，还有蒙曼老师。蒙曼老师的讲课风格与众不同，她在《百家讲坛》里讲课，是问题导入式的，再用浅显易懂的方式来解答，引起共鸣。

二、从解读者到跌落神坛

蒙曼老师的父母是大学老师，她从小也颇有文化修为，每年都给自己开了个50本书的书单，对于经典的书籍，也不会放过。

也是这些阅读，让她沉淀了文化素养，也是这些努力，成就了她。在《百家讲坛》里，她先讲的是武则天，抛出各种问题，再加以解读，很多人听了以后，觉得很有趣。

因为《百家讲坛》面对的，不仅仅是学生，而是社会各界人士，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她用幽默的语言，将历史知识传播开来，让大家耳目一新。

当她讲课的时候，几乎是座无虚席。她成为《百家讲坛》的名讲师，也让她火出圈了。很多节目请她到现场点评，这其中就有《中国诗词大会》。

在这个文化类节目中，蒙曼老师也是点评得头头是道，让大家欣赏佳作的同时，还欣赏了她的幽默。但是，她在点评《悯农》时出现了问题。

她说《悯农》是在种庄稼，这个是不是错误呢？锄禾日当午，这个锄禾，应该是除杂草，跟种庄稼好像不搭边。要说种庄稼包括种植、除草等行为，也是可以的。

但是，《春夜喜雨》的感觉解读是四川人吃火锅，就有点牵强了。虽然四川人喜欢吃火锅，但是，《春夜喜雨》的感觉是作者对天下的关怀之情，这种情怀，是比较大的格局。

更重要的是，《乌衣巷》的解读，就有点过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个燕子飞到的是变革之家。

刘禹锡身处的环境，不是社会变革，而是时逢乱世。他主要表达的是旧时豪门随着人事的变迁而湮灭的过程，与变革有关，但不是变革之家。

大家对蒙曼老师的崇敬之情减少了，觉得她对诗词的解读，口水化了。文化解读，是不是可以口语化？可以的，但是过于口语化了，就有点烂俗了。

蒙曼老师的人气，逐渐下降了，大家对文化人的认知，提升了。她们作为文化的传播者，还是有一定贡献的，但是，她们将文化知识的水准，拉低了，这是很多人不喜欢的。

文化解读，因人而异。不能为了满足一些人的审美趣味，就以为大众也是这样的审美。她们的行为，被人唾弃，是可以想见的。

三、对文化的理解，因人而异，不可强求

于丹老师和蒙曼老师，对文化的解读，没有太大问题，可能是她们的名气太大了，大家对她们的期望太高了，不允许她们有一点瑕疵。当她们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无法容忍，最终她们跌落神坛。

有人说，在互联网时代，知识是一视同仁的。可能是的，但需要有相关的文化储备才可以。于丹和蒙曼的文化储备很好，也能解读很多文化知识，但与大众的认知有偏差，可能就不理解了。

例如马未都曾说，床前明月光的床，不是我们熟悉的床，而是马扎。这让很多人疑惑，难道当时的老师，是骗自己的吗？

不仅仅是这个，还有司马光砸缸，很多人认为，这个缸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但是，马未都先生表示，按照出土文物，缸在南宋才出现，北宋出现的，应该是瓮。有一个成语叫请君入瓮！

这些知识，需要相当的文化储备才可以，但是，不等于我们不知道，就不能自主理解。虽说于丹和蒙曼等文化人对文化有自己的解读，但千人千面，自己也愿意解读文化知识。

有人会说，没有文化储备的解读，可能是望文生义。错了不害怕，更不丢人，大家指出来，自己改正，也是一个促进作用。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

文化知识，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要是于丹和蒙曼老师能够好好解读文化，让我们雅俗共赏，也是不错的。

但是，她们选择了口语化的解读，还说了一些不大对的知识，这样就有点误导大家了。至于她们私下里会不会道歉，那就不知道了。

很多人觉得，于丹和蒙曼的形象坍塌，实际上就是他们对知识的误读，要是普通人误读，是可以的。但她们不行，因为她们的形象是文化的传播者。

她们应该有虔诚之心学习文化知识，踏实的心进行宣讲，而不是为了一时的名气，希望她们在之后的人生路上，会传播更多有价值的知识！

写在最后：

文化人说文明话，做文明事。于丹老师的言行不一，导致她的形象受损；蒙曼老师对诗词的解读，出现了瑕疵，让她跌落神坛。这样出名的文化人，都能出错，更何况我们这些普通人。

懂文化，学知识，是为了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是为了让自己的精神境界更高。而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也不是为了当文化小丑，大家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