琥珀，万年所化的时光精灵、神奇瑰宝；她穿越千万年时空来到人类身边，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珍贵礼物；她引发我们无限的遐想与热爱，这种神奇的宝石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占据过重要地位，也承载着太多文化的内涵与梦想。

深圳市宝安区世纪琥珀博物馆 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松岗松瑞路一号，于2018年7月28日，建筑面积约2500平方米。是我国第一家以全球所有产区琥珀为背景的综合性琥珀博物馆，也是目前全球最现代化的琥珀主题博物馆。博物馆围绕琥珀的形成、产地、历史、文化、艺术等元素，打造一个体验与互动为一体的全方位的博物馆，以“唤醒琥珀记忆、品鉴神奇瑰宝”为主题的博物馆，共分为“天赐”、“地孕”、“人文”、“品鉴”、“传承”、“梦绘”等六大部分。

展品名称：琥珀医药古籍

展品产地：中国

展品编号：综合

展品说明：自古中国人就喜爱松香味，视琥珀和龙涎香为珍贵的香料。唐代《西京杂记》记载，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所拥有的琥珀枕，可以在安睡时摄取芳香，有助于睡眠。唐代大医家孙思邈远出行医，必备琥珀用于研制琥珀粉，其认为琥珀可散瘀止血、镇惊安神，可治惊悸失眠，“此乃神药琥珀之功也”。明代的医药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三十七•寓木类中，也详细描写了琥珀的药用特性：琥珀气味甘、平、无毒，主治镇心明目、止血生肌。唐代本草学家日华子在《日华子本草》中指出琥珀的药用价值：“壮心，明目磨翳，止心痛、癫邪，破结症。”

本展区收藏的四套明清二代医药典籍，分别为《本草从新》（清）、《本草原始》（明）、《圆柱本草纲目求真》（不详）、《校正万病回春》（明），也均时琥珀的医药作用进行了详尽的记载，佑证了我国医学界很早就将琥珀加以利用的史实。这些医典也是本展区的重点展品。

乱世图存—明清之际的儒学·顾炎武·治学方法

顾炎武所代表的学风，学者常称之为朴学。朴学之义应与顾氏下面一段话联系起来理解：“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这种学术宗旨与理学不同：理学的特点在于空言说经，侈谈义理，以至忽视当世之务，这已为叶适、陈亮以来的学者所指摘。顾炎武继承了永嘉、永康经制之学和事功之学的传统，崇尚实学，讲求经世致用，同时又提倡扎实、细密、朴实的考据方法。顾炎武曾说：“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断今。”(《菰中随笔》卷三，《敬跻堂丛书》本)训诂考据是通经致用的手段，这是朴学的宗旨。由于朴学讲求通经致用而厚古薄今，强调振兴邦族，自然不能为清廷容忍而任其发展。于是，学术史开始转入为考据而考据的狭路，出现了后来乾嘉时代所谓的“专门汉学”。烦琐饾饤，考之于不必考之地，这是顾炎武始料所不及的。

顾炎武扫除理学空疏之弊，开一代朴学风气之先，其治学方法究竟有哪些特点，这是下面所要探讨的问题。

在封建时代，圣贤经典一次次被重新解释。经学对于思想文化的影响，犹如投石湖水所产生的波纹，每道波纹都产生于同一个振源，波纹之间虽有先后之分，但并不意味着彼此之间有什么序列关系。在经学史上有汉人训诂，唐人义疏，然后有宋明义理之学，清代则出现汉学。依照历史发展顺序，宋明理学乃继汉、唐经学而起，但宋、明理学家从来不承认两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宣称直接继承尧、舜、周、孔，自谓圣学，而鄙薄汉、唐经学。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手稿(清道光刻本)

理学讲求心性之学。明经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用朱熹的话说，是“借经以通乎理尔，理得则无俟乎经”(《朱子语类》卷一一)。而陆王心学则反对“从册子上钻研”，提倡“发明本心”、“致良知”的顿悟方法。至末流则“束书不观，游谈无根”。

顾炎武治经的态度与此不同，他认为，对儒者来说，通经以备用世，本身即是一种目的，“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八)。因此，他主张通经，以汉儒为师。“六经之所传，训诂为之主，仲尼贵多闻，汉人犹近古”(《亭林诗集》卷四，《述古》);“读书未到康成处，安敢言谈议汉儒”(《菰中随笔》卷三，《敬跻堂丛书》本)。他抛弃了理学家的明体功夫，专心致志于通经之业，摸索出一套扎实、细密的治学方法。

我们先看他是如何对待读书的。

顾炎武一生“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十四岁时，他就读完了《周易》、《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以及《孙子》、《吴子》等书。此后，他专习科举帖括之学达十余年之久。清兵入关，他绝意仕进，摒弃帖括之学。在戎马乱离之间，他手不废卷，阅书数万卷。他读书范围极广，经史子集、金石碑刻、简牍章奏、方志朝报，无所不窥，于广博中求专深，而注力所在，尤以经史为长。

理学家读儒典，拈出只言片语，便谓大本在此，至于其余文字，可以不问。而顾炎武则不然，他以小学音韵为学问基础，曾说，“古之教人，必先小学。小学之书，声音文字是也”(《日知录》卷四);“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他以为读古籍，首先要懂古音韵，懂古音韵才能明字义，明字义才可通九经及诸子百家之书。古代哲人学士，学非专门，一部著作中往往要牵涉到多方面的知识，而且字有体同义殊，歧出分训，音有楚、夏之别，因地因时而异。因此，要明一字之义，须遍考典籍，要审一字之音，须遍验古韵。然而顾炎武却给自己立下了这繁难的读书规程，扎扎实实，从一点一滴做起，积数十年学力去做通经致用的学问，这种朴实学风，产生出一种与理学迥然有别的方法，就是：归纳的方法而非演绎的方法，历史的方法而非思辨的方法，证验的方法而非参悟的方法，实事求是，把古书还之于古人，不加入自己的主观臆测。他尊重古经，是把它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历史经验，而不是什么秘旨奥典。

归纳法是顾炎武治学的基本方法。这需要充分占有资料，比勘审核，寻绎离合异同之故，旁推互证，排比钩稽，以求荟萃贯通。顾炎武所著《诗本音》即是运用此法的典范，“即本经所用之音，互相参考，证以他书，明古音原作是读。……南宋以来，随意叶读之谬论，至此始一一廓清，厥功甚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一二，《经部· 小学类三》)。

历史的方法与归纳法有密切关系。顾炎武对其所要研讨的问题，每一事必详其始末，辨其源流，如《日知录》中所论历代风俗演变、典章制度沿革等即其范例。通过史迹的发现来究明兴衰治乱之所以然。运用此种方法，他也发现古籍中许多舛谬之处，如时代错误、史实不符等。

顾炎武还特别重视证验的方法，力求名实相副，凡事有佐证方可立是非，无佐证则宁付阙疑而决不师心自用。他说：“史书之文中有误字，要当旁证以求其是，不必曲为立说。”(《日知录》卷二一七，《汉书注》)他还重视社会实际考察，在其北游途中，始终“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一二，《顾亭林先生神道表》)。

以上是顾炎武的读书方法，但这只是做学问的基础功夫。至于著书立说，顾炎武有更严格的要求。

首先，他强调著述应“以器识为先”。所谓“器识”就是他的经世致用的思想。顾炎武非常欣赏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的话。因此在选题上，他注意的是那些关系经义治道之大体的题目，而不屑去做无关宏旨的小考证。他自己就说：“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门人书》)他认为，著书的目的在于备世之用，而不是为了夸能炫博。因此，他不屑于罗列纷繁杂多的材料，而是有分析、有断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一九称：“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非如杨慎、焦竑诸人偶然涉猎，得一义之异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所谓“有本原”、“能通贯”，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器识”。《日知录》结构严整，内在联系紧密，而不同于一般的札记、笔录，也正在于它“以器识为先”，一以贯之。

其次，顾炎武提倡创新精神，反对文人剿取剽说、因袭模仿的风气。他认为，著书要有新的内容：“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人之所不可无，而为之。”他自述其撰《日知录》的过程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之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同时，顾炎武重视古代文化遗产，注意从中发掘精华，合目的地精选约收。顾炎武主张，“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日知录》卷二○，《引古必用原文》)，并且要注明立言之人，不掠人之美，不张冠李戴。“凡述古人之言，必当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则两引之，不可袭以为己说也。”(《亭林诗集》卷四，《述古》)顾炎武敢于开拓新的学术领域。他的著作不仅裁断新、材料新，多发前人所未发，而且体例严谨，具有严肃的科学态度。

再次，顾炎武著书立说，不务虚名。他反对那种不求其实、速于成书、躁于求名的学风：“疾名之不称，则必求其实矣，君子岂有务名之心哉!”(《日知录》卷七，《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他以为文不贵多，立言不为一时，著者应该对后人负责。“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亭林余集·与潘次耕札》)他的《日知录》和《音学五书》都是积学数十年的力作。当《音学五书》刻成待印之时，发现有误，犹致书其弟子潘耒说：“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此书虽刻成而未可刷印，恐有舛漏以贻后人之议。”(《亭林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

复次，顾炎武反对门户之见，主张虚心求教。他反对以一家之言排斥众说，以为“排斥众说，以申一家之论，而通经之路狭矣”(同上，卷三，《与友人论易书》)。他主张“问道论文，益征同志”，师友之间互相质学，可以辨章学术，补苴疏漏;反之，“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同上，卷四，《与友人书》一)。他的《日知录》、《音学五书》写成后，就曾质诸不少学友。他在《与陆桴亭札》说：“近刻《日知录》八卷，特付东堂邮呈，专祈指示。其有不合者，望一一为之批驳，寄至都门，以便改正。”又《与友人书》说：“今此旧编，有尘清览，知我者当为攻瑕指失，俾得刊改以遗诸后人。”(《蒋山佣残稿》卷一)

以上谈了顾炎武对待著述的严谨负责态度。它反映了朴学的严谨学风。这种学风是十分宝贵的。顾炎武是集事功之学与考据之学于一身的学者，他提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在批评理学的活动中，他一面崇尚事功，批评理学的空疏无用，一面师法汉儒，批评理学空言说经。但他所谓的“当世之务”与“六经之指”本身是有矛盾的。首先，当世之务包含着除旧布新的变革，对于新的事物需要新的理论来概括和说明。但在儒生看来，创造新理论是圣人之事，古圣所制《六经》“广大悉备”，问题只在于如何对它诠解。于是，许多新思想不得不背上经学的沉重外壳。其次，顾炎武在经学上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六经之指”是否一定关涉“当世之务”，或者说，这“六经之指”对于国计民生究有何种实用价值，应该考虑。顾炎武主观上要经世致用，却采取了通经学古的保守的为学途径，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西学译介，方以智的质测之学以及稍后颜李学派的“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之学相比，其社会意义就显得逊色了。而且顾炎武在理论方面的建树也不如王夫之。总之，他在经世致用之学方面远不如他的考据学的成就大，难怪后来的乾嘉汉学要买椟还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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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弄清唐传奇流传到明清时期有多少,这就首先要弄清什么叫传奇,即对唐传奇体裁做一个相对准确的界定。周愣加先生说:“故事虽均系有发生年代,内容却大半处于幻设和虚构”[2],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才是名副其实的传奇小说。按此标准,即使像韩愈《毛颖传》之类作品,也应纳入唐传奇小说之列。唐传奇到底有多少,已无从得知;究竟有多少流传了下来,至今也少有人关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明清两朝

文言小说总集达200种之多,其中就有三分之一左右全部或部分收录唐传奇,再加上其它一些丛书和类书所收录的,此间流传的唐传奇,数量相当可观。现仅以此期文言小说总集为例,试作分析论述。

(一)传奇小说在唐代的基本概况

考察相关资料获知,唐传奇单篇流传至今的有100多篇,多为名篇;而曾以集子形式流传的大约50种左右(今所见皆属后人辑佚),其中裴铏《传奇》、陈翰《异闻集》、张说《梁四公记》、唐晅《唐晅手记》、李枚《纂异记》、钟轲《前定录》、袁郊《甘泽谣》、康骈《剧谈录》、皇甫梅《三水小牍》、佚名《灯下闲谈》诸集,是专门辑录唐传奇小说的,影响较大。其余各集均系传奇、志怪兼收,所收篇数不等,或多篇或十数篇乃至数十篇,如牛肃《纪闻》、戴孚《广异记》、张荐《灵怪集》、陈劭《通幽记》、牛僧孺《玄怪录》、李复言《续玄怪录》、李德裕《幽怪录》、卢肇《逸史》、薛渔思《河东记》、张读《宣室志》、皇甫氏《原化记》、李隐《大唐奇事记》、柳祥《潇湘录》、杜光庭《神仙感遇传》、沈汾《续仙传》、卢肇《逸史》、温庭筠《乾月巽子》、段成式《酉阳杂俎》、杜光庭《仙传拾遗》、郑还古《博异志》等,皆属此类,也是很有名的集子。在上述诸集所收作品中,除去本来就单篇流传以及同名而反复出现的篇目外,另外还有不少于百篇的传奇小说。这样看来,唐传奇在当时流传的数量大约在200篇左右。

(二)明清时期选录唐传奇的概况

明代100多种文言小说总集,其中就有一半以上全部或部分收录唐传奇小说,而上述唐时的单篇和多篇传播形式在此期几乎全部网罗殆尽,但所收具体篇目却远远超过唐时流传的数目。此期收录唐传奇数量比较多的集子要算陆楫的《古今说海》。《古今说海》辑录传奇作品65种,除《炀帝海山记》《炀帝迷楼记》《炀帝开河记》三种系宋代作品外,其余62种均属唐五代时期的传奇小说,且多为流传较广的篇章。如《吴保安传》《昆仑奴传》《郑德璘传》《李章武传》《赵合传》《聂隐娘传》等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其次要算冰华居士《合刻三志》(实为《七志》),它收录传奇小说55种,且多为同期其它总集不多见者,这就扩大了唐传奇传播的数量。如韩愈《怪道人传》、许棠《怪男子传》、陆龟蒙《三异人传》、杜光庭《豪客传》、李延寿《狂奴传》、孙頠《神女传》、王嘉《丽姝传》、牛希济《妖妄传》、段成式《夜叉传》、牛僧儒《冥遇传》、陈鸿《见鬼传》、包何《卖鬼传》、姚合《中山狼传》、白居易《琵琶妇传》、杜牧《杜秋传》之类,难以遍举,其中绝大多数为传奇小说。汪云程《逸史搜奇》分十集共收小说93篇,其中唐传奇54篇,所收数量仅次于《合刻三志》,但作品皆属习见者,可与其它总集参看。

而陆氏《虞初志》则不同,在收录数量上虽不及《古今说海》,只有29种(单篇),但它们全为唐五代作品,且多为名篇,如《离魂记》《虬髯客传》《柳毅传》《红线传》《长恨传》《周秦行记》《枕中记》《南柯记》《无双传》《谢小娥传》《李娃传》《东城老父传》《莺莺传》《霍小玉传》《任氏传》《东阳夜怪录》《白猿传》等,无一不是有名且影响较大的小说。另外还收有两个小说集(即《续齐谐记》和《集异记》),内中也有数篇传奇,可见《虞初志》的编选在提升唐传奇的文学地位和知名度方面达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从而扩大了唐传奇在当时和后世的影响。

广罗唐传奇名篇的还有王世贞《剑侠传》、邓乔林《广虞初志》以及佚名《文苑楂橘》(按:似系朝鲜人所辑)。据《古今逸史》本,《剑侠传》收有《老人化猿》《扶余国主》《嘉兴绳技》《车中女子》《僧侠》《京西店主人》《兰陵老人》《聂隐娘》《荆十三娘》《红线》《昆仑奴》等篇;《文苑楂橘》收有《虬髯客》《红线》《昆仑奴》《义倡汧国夫人》《崔莺莺》《赵飞燕》《裴谌》《韦鲍生》《柳毅》等篇;而《广虞初志》除《中山狼传》外,多为唐人传奇名篇。

在收名家名篇之外,又有按专题编选流传的,其中以梅鼎祚《青泥莲花记》为代表。此集专录以女性为作品主人翁形象,且全系地位低下的女艺人的传奇,如《李娃传》《霍小玉传》《太原妓》《张建封妾盼盼》《杨倡传》《段东美》《歌者妇》《舞娥异》《蕊珠》《常州乐妓》《吴二娘》《薛涛》等,将此类作品汇为一编进行传播,不仅体现了编选者对广大女艺人的崇敬和怜惜,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文化人的社会观、文化观和妇女观正在发生着变化。

此期大型的小说总集还有《五朝小说·唐人小说》和《五朝小说大观·唐人百家小说》。二书所收,除少数篇目各异外,绝大多数篇目基本相同。但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即其书名都明明白白打着“唐人小说”,而书中却将后世公认的宋代传奇名篇的《迷楼记》《海山记》《开河记》《杨太真外传》以及《梅妃传》[4]都收录在内,只是“大观本”少收了《杨太真外传》一种。这种现象并直接影响到后来清代的《唐代丛书》《唐人说荟》《唐开元小说六种》,因为它们亦将上述宋人名篇收录在内。

其它若干明代文言小说总集,诸如冯梦龙《太平广记钞》、自好子《剪灯丛话》、王世贞《艳异编》《剑侠传》、邹之麟《女侠传》、陆树声《宫艳》、顾元庆《顾氏文房小说》、袁褧《四十家小说》、黄鲁曾《汉唐三传》、周近泉《万选清谈》以及王穉登《虎苑》等,由于它们辗转收录,辗转翻刻,作品交错互见,而又互为补充,几乎将流传到此期的唐传奇小说网络殆尽,这不能不说是明人对唐传奇的一个突出贡献。

到了清代,刊刻出版业仍旧非常发达,选编出版的文言小说总集的数量也相当多,但所收作品的具体情况与明代有着明显的不同,如绝大多数都是笔记或笔记小说,即使也有专选传奇小说的,又多属当代作品,像张潮《虞初新志》之类。此期选有唐传奇小说的总集只有少数几种,诸如《唐人说荟》《唐代丛书》《无一是斋丛钞》《晋唐小说畅观》《龙威秘书》等,其中《唐人说荟》《唐代丛书》两种规模最大。然而《唐人说荟》与《唐代丛书》之间的关系,就像两个“五朝”小说总集一样,除少数篇目各异外,其它绝大多数基本相同;而所选作品在时代上也像两个“五朝”小说总集一样张冠李戴,将宋代传奇名篇误作唐代名篇收录书中,真可谓亦步亦趋。

二、唐传奇文本在明清传播过程中的几个问题释疑

一是部分作品的时代问题。前面说过,《五朝小说大观·唐人百家小说》《五朝小说·唐人小说》《唐代丛书》《唐人说荟》《唐开元小说六种》等书名都明明白白地打着“唐人小说”的招牌,而书中又将后世公认的宋传奇名篇收录在内。当然,像《迷楼记》《开河记》《海山记》均题[唐]韩偓撰,而《杨太真外传》则明确地题署[宋]乐史撰,《梅妃传》均题[唐]曹邺(但今人鲁迅则题[宋]阙名)。题署唐人的,到底是它们妄题妄署,还真是唐人,这几乎是一桩难以扯清的公案,但《杨太真外传》作为宋人作品则是没有问题的,这种明显的矛盾或错误,只要留心,并不难发现。然而一些不打“唐人”招牌的选集,出现同样的问题就难以发现了。如顾元庆《顾氏文房小说》和袁褧《四十家小说》以及清代的《无一是斋丛钞》都是这样。它们作为通代总集而选录了宋人作品,那本来就无可厚非,但问题出在它们的排列位置。从它们前后所列作品来看,其目次均以时代为序,而这几种宋人小说竟夹杂在唐人作品之间。由此可以推断,这些总集,无论打不打“唐人”招牌,也无论是选编断代还是选编通代,其编选者都把这几篇宋传奇名篇误作唐传奇小说而收入其中了。

到底如何看待这几种混入唐传奇中的宋传奇名篇的小说集究竟是真的误入还是另有原因这也值得思考和推敲。笔者以为,对于书名《唐人小说》可有两种理解。一是各篇作者皆为唐人,另一是具体作品中人物为唐人。若第二种理解符合编选者本意,那又有新的问题出来,因为故事中人物不尽是唐人,而赵飞燕即汉代人;否则,那几篇所谓宋人作品产生的时代需要重新认定,因为作者或本为唐人也未可知。但不管怎样,梅妃、杨贵妃是唐人,且为唐代有影响的人物(唐朝皇妃)是毫无疑问的。而编选者有意无意间将它们混入其中,在客观上有扩大唐传奇影响的作用。

二是明清时期流传的唐传奇篇目超出唐代的数量。通过对相关文献书目与具体篇章内容的对照考察发现,明清时期流传的唐传奇篇目竟超出唐代流传的数量。产生这种情况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上文提及的一些它书不多见的篇目,其中有的属一篇多名,特别是人们不大熟悉的篇什,一篇多名则往往让人产生多篇的感觉,像韩愈的《怪道人传》在《合刻三志》中为此名,而在其它书中则又有《轩辕弥明传》《石鼎连句诗序》《崔汾传》等名称出现,人们便容易误以为是多篇。这种情况为数不少,诸如《李章武传》又题《碧玉槲叶》,《吴保安传》又题《奇男子传》,《烟中仙解题叙》又题《烟中仙》、《仙中怨解》或《解题叙》,《南部烟花录》又题《大业拾遗录》和《隋遗录》等,难以遍举,特别是像《碧玉槲叶》《奇男子传》这样生僻的名称,人们很难想象到它们就是《李章武传》和《吴保安传》。

除一篇多名造成篇目数量增多外,就是由诸多同类故事集合成编而用的书名,这样的书名在感官上也造成篇目数量增多。换句话说,即如明清时期的编选者将唐时某一作家的某一类作品选录成编,或将唐人选集的某一类作品重新刊刻,并自题新名来概括。其名称看起来似一篇之名,实际上是一类之名,亦即类聚化的名称。如《奇鬼传》署[唐]杜青荑撰,共5条,皆为奇鬼故事。《雷民传》署[唐]沈既济撰,共6条,皆为雷事。《幻影传》署[唐]薛昭蕴撰,共8条,皆道术故事。《卖鬼传》署[唐]包何撰,共5条,首篇为宗定伯卖鬼事。《仙吏传》署[唐]太上隐者辑,共4条,皆神仙为官事。《英雄传》署[唐]雍陶撰,共4条,皆唐代英雄事迹。《豪客传》署[唐]杜光庭撰,共3条,皆为豪客事。诸如此类还有数十种之多,如《尸媚传》《妖巫传》《狂奴传》《异僧传》《神女传》《夜叉传》《妖妄传》等亦属此类。

同一篇名或书名却题署不同时代不同作者也是造成篇目增多的原因。如《才鬼记》既有[明]梅鼎祚的,而在《合刻三志》里又有题[唐]郑蒉的,在重编《说郛》里又题[宋]张君房。今检梅氏《才鬼记》,收历代传奇小说,系传奇小说选集;而重编《说郛》和《合刻三志》皆取自梅书,而又妄题撰人,以充古书,昭然若揭。再如《剑侠传》,《四库全书总目》存目著录二卷,旧题唐人,不著姓名。《合刻三志》《重编说郛》《五朝小说》《唐人说荟》《龙威秘书》等皆题[唐]段成式撰。今通行四卷本题[明]王世贞撰。据余嘉锡考订,四卷本为王世贞辑,共33篇,其中20篇出自《太平广记》,《僧侠》《京西店主人》《兰陵老人》《卢生》4篇出自段成式《酉阳杂俎》。还有《中山狼传》既有题[唐]姚合的(见《合刻三志》),又有题[宋]谢良的(见《五朝小说》),而《古今说海》则不题撰人,实则系[明]马中锡所撰,因为《东田文集》卷五有《中山狼传》。如此之类,为数不少,不复一一列举。

三是部分名篇不为当时众多编选者看重。现以明朝《虞初志》《太平广记钞》《顾氏文房小说》《四十家小说》《五朝小说大观》《五朝小说》《逸史搜奇》《剑侠传》《古今说海》《合刻三志》《清尼莲花记》等小说总集为例,对它们所收录的情况进行对照分析。上文说过,明清两朝编选唐传奇小说,有些名篇不仅单篇在流传,而且还在众多选集中流传,呈现出交错互见,互为补充的编纂特点。它们的交错互见,在上述11个总集中,多的达到一篇同见于8种总集。如《虬髯客传》(又名《扶余国主》)竟被《虞初志》《太平广记钞》《顾氏文房小说》《四十家小说》《五朝小说大观》《五朝小说》《逸史搜奇》《剑侠传》共同收录。再如《红线传》也见于《虞初志》《太平广记钞》《五朝小说大观》《五朝小说》《剑侠传》诸书。像这样盛传的还有《柳毅传》《周秦行记》《广陵妖乱志》《南岳魏夫人传》《无双传》《东城老父传》《李娃传》《高力士外传》《冥音录》《任氏传》《霍小玉传》《莺莺传》《白猿传》《赵合传》《柳参军传》《马自然传》《吴保安传》《昆仑奴传》《聂隐娘传》《袁氏传》《李林甫外传》《蒋子文传》《杜子春传》《邺侯外传》等20多种。然而另有一些作品在今人看来是较有名的,却受到当时编选者的冷落,如《枕中记》《南柯记》《古镜记》《杨娼传》《李章武传》只有两种选集收录。另外还有一些名篇是孤本独传,如《飞烟传》《东阳夜怪录》《嵩岳嫁女传》《崔少玄传》《蒋琛传》《谢小娥传》《长恨传》《韦安道传》《离魂记》等,仅见《虞初志》收录;《蓝采和》《庐江冯媪》《裴沆》仅见《太平广记钞》;《次柳氏旧闻》《卓异记》仅见《顾氏文房小说》;《刘宾客嘉话》仅见袁褧《四十家小说》;《老人化猿》《嘉兴绳技》《车中女子》《僧侠》《京西店主人》《兰陵老人》《荆十三娘》仅见王世贞《剑侠传》;《郑德璘传》《崔炜传》《灵应传》《洛神传》《梦游录》《辽阳洛神传》《韦自东传》《蚍蜉传》《板桥记》《玉壶记》《姚生传》《李卫公别传》仅见《古今说海》。清代情况与之基本相似,故此不赘。

从受冷落的篇目来看,基本上是单篇流传的作品;除了《谢小娥传》《郑德璘传》《枕中记》《南柯记》《古镜记》《离魂记》《长恨传》《杨娼传》《李章武传》《东阳夜怪录》几篇影响较大外,其余基本上属二流作品。基于这种情况,此期众多编选者不再选刊它们,或免重复,或趋时尚,抑或疏漏也未可知。像《谢小娥传》《郑德璘传》《枕中记》《南柯记》这样影响较大的篇目不被采录,很大可能是文人趋尚喜好使然,同时也不排除疏漏的可能性,因为像《聂隐娘传》《昆仑奴传》这样影响颇大而又在明代盛传的作品,竟在清代亦受冷落,未见《唐代丛书》《唐人说荟》采录,足见亦有疏漏。

三、唐传奇文本在明清时期传播的社会时代背景和文化意义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古老文明、丰厚文化遗产的民族,在这样一个有着优秀民族文化传承的国度里,历代君王都非常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掘,如宋编“四大书”、明编《永乐大典》、清编《四库全书》就是典型的例子。唐传奇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能在明清时期得到广泛传播,这首先是得力于宋代经济的发达和印刷技术的进步以及宋人对文学遗产的重视。在宋编“四大书”中,《太平广记》就是李昉等人奉敕编纂的大型类书,它遍搜博采唐及唐以前小说,使得唐及唐以前的小说能极大限度地被保存下来。今所见唐人小说,其中绝大部分就是从《广记》中辑出。《广记》之外,就是曾慥《类说》和朱胜非《绀珠集》,二书也选录不少唐人传奇小说,其中有些作品能补《广记》之缺。不过二书删削较大,难见全貌,且引书不注出处,这客观上降低了其文献价值,给后世研究者带来了诸多麻烦,同时也从此埋下了明人作伪的种子。但尽管如此,它们在保存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方面的功劳是不能抹杀的。

到了明代,特别是永乐年间,皇帝为笼络知识分子,消除他们对建文帝之怀思,不仅仿宋修四大书故例,命解缙等人修《永乐大典》,而且还于十六年诏修郡县志书,又遣官遍访郡县,博采事迹及旧志书。在这样的大文化背景下,明代刻书业很发达,内府、南北国子监及部院都刻书,地方官也因好名而出资刻书。清代王士祯《居易录》云:“明时御史、巡盐茶、学政、部郎、榷关等差,率出俸钱刊书。今亦罕见。”他们还把刻书作为馈赠礼品,称为“书帕本”,至嘉靖、万历而极盛;且明代书籍皆可私刻,无元代逐级审核手续,只要有钱,就可任意刊刻,而刻字工资低廉,又纸墨易得,故刻书出版成为一时风尚。加上明代经济繁荣,新兴市民阶层大量出现,他们对娱乐消遣书刊需求量甚大,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卖典集不如卖时文,卖时文不如卖小说”的民谚,书商们见刻小说有利可图,于是大量刻印小说,有的反复翻刻,多达几十版,故明代编选小说总集的风气特盛。

清朝是满人治天下,虽文禁森严,但仍文化日开,文学日盛,这主要是由于其列祖列宗稽古右文,圣祖尤聪明天亶,著述宏富,足以拨振儒风,且信任汉人,重用汉儒臣;康熙丙午又开博学宏词科,网罗天下才俊之士,而明之遗老像孙奇逢、顾炎武诸儒虽隐逸山林,而此时又复勤于撰著,模范后学。又特设秘府,广搜天下奇书藏于是,并建七阁分贮,嘉惠士林。亦仿宋明编修大型典籍故例而命纪昀等人纂修《四库全书》,所以清代历二百六十八年,“一朝文学之盛,能轶明超元,上驾宋唐,追踪两汉”[4],可见此期文学之盛实前所未有。在这样的大文化背景下,大量选编小说书籍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但众所周知,作为文学之一的小说,到了明清时期,已经是白话登上巅峰的时代,话本和章回小说异常兴盛繁荣,成为文学的主流;而唐传奇作为文言小说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相对于明清盛行的白话通俗小说的“俗”来说,唐传奇可算是“雅”,其文词婉转典雅,是雅小说的代表。但在小说尚“俗”的明清时代,唐传奇文本为什么能得到如此盛传其答案恐怕不仅仅是保存遗产那么简单。对此,笔者以为,它除保存文化遗产的目的之外,还可能有其它方面的目的。因为作为优秀文化遗产的唐传奇,只有当它在后代不断发挥作用的时候,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否则,就只能被人们当作一堆垃圾来处理。

(一)众望所归的时代气息

社会时代的生生气息是文学艺术得以繁荣兴盛的大环境、大气候。历史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曾创下了千秋基业,铸造了华夏历史的辉煌;特别是唐代,其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民族间的和睦、举国上下所呈现的昂扬向上、繁荣兴旺的景象,为后世人们所瞩目、所向往。而与之相匹的是,历代文人学士铸逸响伟辞,歌盛世太平,留下了许多不朽的篇章;而盛唐气象的沃土更孕育了气势豪迈、气象万千的盛唐文化,特别是盛唐诗歌,历代盛赞不已;能与盛唐文化之主流的诗歌相媲美且并称“一代之奇”的唐传奇,也像唐诗一样,为后世人们所乐道。明清时代,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的继续繁荣以及民族的进一步融合,需要像盛唐那样的人文环境和社会氛围,而官私选家和出版商广选博采唐传奇,并反复翻刻,广为传播,则深寓着他们向往盛唐、追慕前贤、鼓舞士气斗志、激发人们创造奇迹伟业的美好动机;同时,上追汉唐,标榜汉唐盛世更是最高统治者的思想。

(二)不同体裁小说间的相互融合

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其文学不可能是单一的发展,应该是百花竞妍,众鸟和鸣。中国文学发展史告诉我们,各种文学样式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又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明清时代的小说创作虽然白话占主流,但它并不排斥文言小说的继续创作。事实上在明清白话小说异常兴盛的情况下,文言小说也是在继续迈着前进的步伐,并在清代出现了创作的高峰,即产生了双峰并峙的杰作《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中国古代小说无论是文言还是白话,能在明清登上顶峰,这也得力于各体文学之间的相互借鉴,特别是对唐传奇的借鉴。如《聊斋志异》,不仅许多故事的题材直接取材于唐传奇,而且许多具体的篇章也是“用传奇法以志怪”。这还只是文言小说之间的继承和借鉴;其实话本与章回小说也同样吸收了唐传奇的营养,特别是历史题材的章回小说,其结构特点和以诗代景的描写手段以及文中所穿插议论的特点,皆借鉴唐传奇的写法;即使是伟大的言情巨制《红楼梦》,人们也常以“史才、史笔、议论”加以概括。可见小说创作已达到了文白相间、雅俗共赏的美学境界,实现了文学自身的大融合。明清官私选家和出版商广选博采唐传奇,并反复翻刻,广为传播,是因为唐传奇“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史笔、议论”,对不同题材、不同样式文学间的彼此渗透、相互融合、共同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唐传奇能在后世广泛流传,并对文学特别是对小说艺术的丰富和提高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这除了它所具有特立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外,就是宋、明、清三朝的选家和官私出版商选录、刊刻、出版的功劳了。因为有了他们的广泛选录、反复刊印才使得传奇小说能极大限度地流传。不管他们是出于何种目的,尽管他们在选录过程中存在着不够严谨甚至作伪的现象,但他们的所为,客观上保存了优秀的文学遗产,播扬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唐代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盛唐气象对后人有着莫大的感召力,而在外国人眼中,“唐”则是中国的代名词,是中华民族的代名词。明清两朝大量选刻唐传奇,并予以广泛传播,这不只是对唐代文化的贡献,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注释:

[1]本文所谓唐传奇,实则包括五代的作品在内。

[2]周愣加辑注《裴铏传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9-10页。

[3]薛洪勣《传奇小说史》,《中国小说史丛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157页。

[4]徐仲可《清稗类钞·文学最盛之原因》,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1期（总第91期）

在我们 旅游 业极度火热的时代，五千年的 历史 和文化为其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大批文物古建筑焕发了生机，开始向 旅游 景点转化。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了解 历史 的平台，同时也留下了大量的 旅游 收入，也能更好的用到文物保护上。近些年来，尤其古镇游十分火爆，这种古老的商业集镇和都城以保存和完善古建筑而闻名。置身其中，人们仿佛有一个远古的梦想，因此受到游客的追捧。

随着乌镇和丽江古城 旅游 大力的发展，让大批的中国游客了解了江南水乡和古镇的 历史 文化。 因为也越来越多的地方兴建起一座又一座的古镇和古城，除了通过修缮恢复的，甚至有些地方人工建造。但是，可能是因为太多了，古镇的 旅游 声誉正在恶化，古镇 旅游 也已经出现疲软。

不少游客反映古镇商业化太强，市场商贩不断推销产品，这让人非常不满。 因此，可以直观地了解到，去年以来，古镇 旅游 的受欢迎程度也有所下降。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古镇都这么“丑”。事实上，许多古镇仍然保留着最古朴的韵味，比如这座古城黔阳古城。

湖南洪江 历史 悠久，尤其是黔阳，属于文化的“大熔炉”。这里的 历史 魅力十分浓厚多彩，先后经历了百悦文化、苗蛮文化，荆楚文化和中原文化。保留下来的黔阳古城，是以省级为代表的 历史 文化名城。它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城之一，三面临水，被誉为“湘西第一古镇”。

这座古城的建筑大多是用当地材料建造的，使用了大量的红砂岩、青石、小青瓦和石片、杉木。 形成了朱栏白墙，飞檐卷垛的基调，风格不一，或气势恢宏，或细腻典雅，美轮美奂。许多专家认为，这是湘西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之一，尤为珍贵。

黔阳古城的地位不低。比云南的丽江大研古镇早1400年，比湖南凤凰古镇早900年。整个古城体系可以追溯到2200多年前。它是公元前的精品建筑。虽然历经风雨，但明清时期的建筑是保存的主要建筑。

黔阳古城 旅游 资源是很丰富的，这里有丰富的古名人文化，唐代诗人王昌龄在这里写了为官七年，写下了许多名诗，其中最著名的一首是《芙蓉楼送辛渐》，最为人们所传唱，尤其是“一片冰心在玉壶”成为名篇。

第二个代表是古墓文化， 这里在春秋战国时期属楚地，后归西汉武陵管辖，留下了大量春秋战国西汉古墓葬。在1983年、1988年、1998年和2000年，先后出土了400多座墓葬其中保存了各种墓葬工具，为研究春秋战国和西汉留下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第三个代表是黔阳古籍书院文化。 儒家圣人喜欢建书院，宣扬儒家哲学。黔阳有两所书院，宝山书院和龙标书院。都是宋明时期的建筑。这里依然充满活力，是很多有才华的人都喜欢玩的地方。

虽然建成2200年的黔阳古镇多为明清时期的建筑，但在许多地区仍有许多西汉古遗址。不过从民国时期以来，这里屡遭土匪抢劫。这座城市的建筑物已严重受损。现在只有西城门和一些城墙才能隐约看到当时的繁华景象。

黔阳古城 历史 悠久， 历史 韵味浓厚，但是虽然黔阳古城不需要门票，但是也不免商业化的俗套，吓退众多游客。后来通过修整商业气氛少了很多，但是游客却依然稀少了。

在古镇中，人真的可以静下来。尤其游客不多的季节，走在古代的青石路上，仿佛存在于另一个世界，真正的放松和发现自己。

古籍是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过岁月的流逝，时间的侵蚀以及天灾、战乱的毁坏，这些古籍基本上都已经是千疮百孔、破旧不堪，很难完整的保存下来。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能看到很多完整的古籍陈列在图书馆、博物馆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吧！

时光倒流，为古籍“续命”

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偏偏在这三百六十行内，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不在乎是不是“状元”，不在乎自己能不能月入过万，只为了心中的信仰而战——古籍修复师。由于古籍的特殊性，不易保存，导致流传下来的古籍大多是残缺不全的，古籍修复师就负责还原它们本来的样子，这个还原并不是单纯的恢复之前的形状，而且要“修旧如旧”，要还原成它们最原本的样子，就像从来都没有被破坏过一样，这是何其的艰难，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化腐朽为神奇。

九九八十一难，古籍终存

古籍修复是一项特殊的技艺，修补过程十分复杂，一本古籍的修复，至少要经历拆线、配纸、染色、修补、压平、裁齐、装帧……数十道工序，而且相当耗费时间，师玉祥先生说过“有时候修复简单的一页会耗上好几天的时间”，这个工作讲究的是静下来。修书亦修心。

且从事装订修补工作不但要熟悉各个朝代书籍的形式和版本，还要了解各朝纸张、书皮及装订风格，更要有娴熟的技艺。修补一本古书往往要经过十几道工序，一招一式极考究，对从事装订修补人员的要求更是近乎苛刻。

行业形势严峻，刻不容缓

目前全国各图书馆、博物馆、文物管理单位需要修复的古籍超过1000万册件，但是根据统计，全国的古籍修复人才不足100人，且除了人才数量十分稀缺之外，行业内还存在综合素质低、职称低、年龄老等情况，许多年轻人因为这个行业的枯燥乏味、赚不到钱，从而放弃了，我想说，这些古籍都是我们几千年遗留下来的珍贵瑰宝，是我们民族的传承，每一本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尽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保护古籍修复技艺，延续我们的千年传承。

对此，你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