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主要典籍装帧形制是（卷轴装）。

扩展资料：

卷轴装始于帛书，隋唐纸书盛行时应用于纸书，以后历代均沿用，现代装裱字画仍沿用卷轴装。

卷轴装是由简策卷成一束的装订形式演变而成的。其方法是在长卷文章的末端粘连一根轴（一般为木轴），将书卷卷在轴上。缣帛的书，文章是直接写在缣帛之上的，纸写本书，则是将一张张写有文字的纸，依次粘连在长卷之上。卷轴装的卷首一般都粘接一张叫作“裱”的纸或丝织品。裱的质地坚韧，不写字，起保护作用。

裱头再系以丝带，用以捆缚书卷。丝带末端穿一签，捆缚後固定丝带。阅读时，将长卷打开，随着阅读进度逐渐舒展，阅毕，将书卷随轴卷起，用卷首丝带捆缚，置于插架之上。

　从总体看来，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那古书的收藏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知识

　古籍的装帧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是抄写的缣帛和纸张上，采用长卷形式，阅读时展开，平时卷起。这一时期的图书只能是卷轴装。韩愈《送诸葛亮觉往随州读书》诗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欧阳修《归田录》也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雕版印刷普及以后，由于书版各自成块，卷轴装已不适用，古籍装帧改进为册页形式，先后出现旋风装、经折装、包背装、线装几种形式。线装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卷轴装 又称卷子装，早期的图书装帧形式。与装裱好的书画相似。在长卷帛书、纸书的左端安装木轴，旋转卷起(图1)。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大批唐五代写本图书，都采用这一方式。据记载，古代宫廷收藏的卷轴装图书十分考究，《隋唐经籍志》描述秘阁藏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唐六典》描述内府藏书："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筌。"进入版刻时代，图书改为册页形式，仍有一些采用卷轴装，如《开宝藏》、《赵城金藏》等。

　旋风装 在一素纸长卷上面依次粘贴书页，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展开长卷可翻页阅读。守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订形式。大约盛行于唐代。故宫博物院藏有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五卷，即是采用这种旋风装。

　经折装 又叫梵夹装、折子装。将图书长卷按一定宽度左右折叠起来，加上书衣，使之成为可以随时展读的册子。历代刊刻佛经道藏，多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古代奏折、书简也常采用这一形式。

　蝴蝶装 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外表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卷轴形式，适应了雕版印刷的一页一版的特点，是一重大进步。《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但这种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无字页面，同时版心易于脱落，造成掉页，所以逐渐又为包背装取代。

　包背装 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再装上书衣，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凶背装。包背装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清代宫廷图书如历朝实录、《四库全书》也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包背装改变了蝴蝶版心向内的形式，不再出现无字页面，但未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所以后来又发展为线装形式。

　线装 线装书是传世古籍最常用的装订方式。它与包背装的区别是，不用整幅书页包背，而是前后各用一页书衣，打孔穿线，装订成册。这种装订形式可能在南宋已出现，但明嘉靖以后才流行起来，清代基本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其特点是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便于修补重订。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籍的装订有一个发展演进过程。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形式，了解这一进程，对古籍的年代鉴定十分重要。传世宋版书多经过后人重新装修，或改为包背装，或改成线装，但仔细观察，仍能在版心处发现粘贴痕迹，书页外沿则有磨损痕迹。

　几部古籍版本著作比较谈

　版本学的研究与探讨源于宋代。汉、唐虽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古书校勘、注释、编目，但印刷业尚未形成，零星的版本记载仅限于正经正史的修订。南宋尤袤著《遂初堂书目》开创了一书兼载数种版本的先例;(宋)岳珂著《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被后世称为第一部系统记录版本知识的著作。明代视宋版为珍稀之物，藏书家、校勘家逐步摸索各种版本的特征、优劣，可惜这些版本学史料只散见于笔记、杂记中。清代学者开始罗列诸本、考证源流、登录刻工、详论纸墨。钱曾著《读书敏求记》奠定了古籍版本鉴定的基本原则。《天禄琳琅书目》及它的《后目》已把版本学的核心——善本书的收藏与鉴定推到了极致。清代学者对版本学贡献最大的当属专门记载版本状况的各种题跋记，尤以“顾批黄跋”为最。后人汇集成书的有为顾千里著的《思适斋书跋·书跋辑存》，为黄丕烈著的《士礼居藏书题跋》、《续记》、《再续记》，《荛圃藏书题识》等。

　近现代是版本学集大成的时代。叶德辉著《书林清话·书林余话》是古籍版本学第一部专门著作;张元济著《中国版本学》(1916年)与孙毓修著《中国雕板源流考》(1918年)把版本学从史学中独立出来;钱基博著《版本通义》总结了前人的成就，把版本学列入学术研究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介绍版本知识的书，有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1965年初版，1977年再版)。此书已是收藏品，配有插图，通俗易懂，可惜明代部分较凌乱，清代部分过于简单;陈国庆著《古籍版本浅谈》于版本学名词解释简明扼要，但不全面，适于入门者;魏隐儒著《古书版本鉴定丛谈》(1984年初版)，体例较完备，也有实际经验的总结，只是不谈价格，宜专业人员参考;李致忠著《古书版本学概论》、《中国古代书籍史》，刘国钧著《中国书史简编》，曹之著《中国古籍版本学》，张绍勋著《中国印刷史话》等，都是从史的角度论述版本学、目录学、内容系统可靠，又有最新史学发现佐证，惟厚古薄今，实用性差些。

　在谈到版本学专门著作时，不能不谈到两部流传稀少的油印品：一是北京大学陈宏天教授的《古籍版本概要》(1987年讲义稿)，其特点是专业性、系统性强，表列详尽，论断精到，清代部分尤为各书所不及;可惜重学术、轻市场，非专业人员不感兴趣。二是北京中国书店编《古籍版本知识》(上、下)，1980年油印本。书出于古籍鉴定大师雷梦水、张宗序手笔，在内部流传。笔者珍藏此书初版本，且有雷梦水先生签名，捧读二十年，收益最大。该书列举资料极为丰富，如清代武英殿刻书、官书局刻书、民国精刻本等都是各书所论不及的。关于版本鉴定方面，该书也极富特色，真假俱呈，详辨优劣，特别是从价格上来判断版本取舍，“实战”性极强;当然系统性、条理性就不够了。从价值、价格上判断版本的著作，最具参考性，爱好者也颇关心，但学者们却言之甚少。笔者醉心古籍收藏多年，有几本书在论及版本价格方面很实用，也很具史料价值，一并开列出来，供书友参考：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83年商务初版，详列1912年至1947年古籍善本收集价格及善本影印、复制印刷史话;

　《艺风堂友朋书札》(上、下)，1980年上海古籍初版(中华文史论丛增刊本)，详载缪荃孙先生等七十人清末民初收售善本价格及藏书聚散史话;

　《弢翁藏书年谱》，李国庆编，2000年黄山书社出版，详载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六十年购书、访书、藏书史料，价格精准，详备。

　目前北京中国书店联合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上海国拍、上海朵云轩、上海敬花等各大拍卖公司合作整理出版九年来《中国拍卖古籍文献目录》(2002年1月上海书店出版)及《续集》(2002年8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详载百余场(2000年底前)拍卖实况，极具市场参考价值。书中对拍品的断代、提要、说明等都经专家审核、把关，恐怕这就是最新的版本学参考资料了。

　版本目录与鉴定古籍

　我国古代，虽自图书诞生之日起，藏书管理者就开始编制图书目录，但是直到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人们才真正开始重视编制藏书的版本目录。

　所谓版本目录，就是指著录图书的篇目和主要内容，并详细著录图书的作者或编者，以及出版者、出版年代等情况的书籍，是著录和记载版本简况的专用工具书。南宋初年尤袤编制的《遂初堂书目》，被公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版本目录。

　明清时期，是著述版本目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公私藏书版本目录，对版本的著述更加详细，不仅记载了图书的篇目、主旨、作者、出版者，还简略记述了版本的特征、源流等情况。但明代的版本目录学术价值不大，而清代的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参考价值。如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于敏中等的《天禄琳琅书目》、纪昀等的《四库全书总目》等，著录古籍版本最为翔实，在藏书界影响很大，是权威性很高的版本目录书。

　民国以后，著名版本学家孙殿起所著的版本目录《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编》，是近一内蒙最实用和常用的版本目录工具书。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专业古籍出版社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提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重要版本目录工具书，成为当代图书馆、藏书家及古籍藏书爱好者最好的参考书。

　古籍版本目录的编制，按不同标准有如下分类：一是按国家目录、私人目录、史志目录3种;二是按学术内容分类，有综合性目录和专科目录2种;三是按编篡目的分类，有举要目录、缺书目录、辨伪目录3种;四是按收录范围分类，有丛书目录、地方目录、个人著述目录、善本目录、知见目录等。

　版本目录与古籍鉴定紧密联系。因为从古至今的版本目录，系统揭示了各个时代古籍图书的存佚状况，著录了历代古籍不同版本的源流、特征及概况，成为鉴定古籍版本真伪及其价值的重要依据。具体来说，版本目录对于古籍鉴定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帮助了解古籍概况。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这些典籍分别著录在历代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官修书目、私藏书目等目录中。阅览这些目录，能使我们较清楚地了解到各个朝代古籍的刊流、流通、收藏及存佚概况，从而便于比较、鉴定新近发现和收藏到的古籍。如果你看到一部古籍实物，可先对其外观、纸张等等进行初步鉴定，然后再与相应年代的版本目录进行对照。如果古籍实物与版本目录著述相符，即可做出鉴定结果;如果实物与著录不符，则要进一步查找资料，弄清是非，不能轻易下结论。

　第二，便于识别版本真伪。凡对版本目录了若指掌的人，都能详细了解古籍的书名、篇卷、作者、版刻、函册、提要的等情况，从而可以具体考证和辨别古籍的真伪。如汉代刘向父子所著《七略》，在《隋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两部目录书中均有著录，而在《宋史!艺文志》中却不见著录，说明《七略》一书在唐宋间已经失传。如果在宋代以后发现署名《七略》的古籍，除辑佚本外，其余可判定为伪本。

　第三，公正审定版本价值。当你发现收集到一部古籍时，可通过查阅《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等版本目录，了解该书的递藏、传承等情况，从而可以正确判定其收藏价值;如果该书在以上版本目录中没有著录，则会有两种可能：一是伪书，二是海内孤本。到底属于哪种情况，则需进一步查阅其他古籍鉴定工具书，或请教有经验的鉴定人员协助鉴定。运用各种方法验明其正身后，就可以准确判定其价值。

　历代古籍版本目录有时也难免出现一些讹误。所以，利用版本目录鉴定古籍，还要有清醒的头脑和主见，不可盲从，以免出现错误。

　古籍的收藏与辨伪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藏书的传统，在书房内放大镜置几册古书，既能显示出儒雅的生活情趣，又能体现出藏书者的文化修养。如今太平盛世，收藏风日渐趋浓，继字画、瓷器等收藏品之后，古籍又成为收藏者收藏投资的一个新热点。尤其是在拍卖会上，线装古籍连连拍出令人吃惊的高价后，更是激发了人们对古籍收藏的兴趣，同时，引得深藏民间的古籍纷纷浮出水面。近日，记者就古籍的收藏采访了南昌的古籍收藏家王令策和周海鹰先生。

　哪些古书具有收藏价值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古籍拍卖会场场火爆，且价格越拍越高。书价大幅提升是否等于所有古籍都能升值王令策认为，善本古籍和版画古籍的增值潜能较大。

　善本古籍主要指具有历史文物、学术资料和版本艺术价值的版本书。它包括内府刊刻的殿版书，海内外绝无仅有的孤本，内容好、书法精的明清抄本，以及清初以前的精美刻本。年代越久远，书品就越珍贵。往往衡量私人藏书是否达到藏书家水平，也经常以收藏多少善本书为标准。

　宋版书一向被认为善本书之佼佼者，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由于宋版书弥足珍贵，有宋版书的人大都不愿意轻易出手，特别是收藏家手里的宋版书，别说让他出让，甚至从不示人。所以，一旦有缘与宋版书相遇，只要财力允许，下决心买下定是一条增值财路。元版书虽不能同宋版书相提并论，但收藏界一向认为，宋元本同属珍稀善本，爱好者值得关注。现在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年代较近的古书便自然升华，明版乃至清初版本，凡是具有文献价值和刻印精美的古籍，也已步入善本行列。王令策说，目前明清善本尚不难寻，价格也不算太高，但增值潜力颇大，收藏者值得关注。

　王令策告诉记者，善本的古籍有以下9种代表性：

　①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②明刻本和明抄本(刻印模糊和流传较多的除外);

　③清代乾隆以前的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④太平天国及历年农民政权所刻印的图书;⑤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⑥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⑦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⑧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⑨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

　版画古籍

　在收藏者关注善本古籍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版画古籍的收藏了。王令策说，从历次书刊拍卖会的图录看，无不将漂亮的版画画面精印拍卖图册中，哪怕书中只有一幅也从不放弃。我国版画古籍很多，诸如《芥子园画谱》、《芥子园画传》、《晚笑堂画传》、《百孝图说》、《红楼图咏》、《唐诗画谱》、《鸿雪因缘图记》、《三才图绘》、《孔子圣迹图》、《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诗》以及《耕织图》、《棉花图》和《蝴蝶秋斋所藏画册》等。最为精美的要属明末画家胡正言的版画力作《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这两套版画古籍不仅在于艺术上的卓越成就，而且还开创了木版水印先河，解放初年，一部明版装裱成册的《十竹斋书画谱》仅售10元，如今它的价值已经超过10万，可见版本好，刻印精美，书品完整的版画古籍，都值得投资收藏。

古书收藏方法

　古书有“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经济)价值”，但不是所有的古书都“值大钱”。李洪啸总结说，总的来说所有藏品的通则是讲究“真、精、新”。因为自古以来，好东西会被精心爱护，很多好的古玩，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除此以外，还有古书收藏的特有原则：

　年代是古书收藏的重要因素，现在宋版书论页拍卖，明版书论册拍卖。明版书普遍刻印较精美，万历前的书少而更珍贵。清光绪之后的受西方印刷技术冲击，书普遍质量下降。带画的书比纯文字的好，多色印的比黑的好。

　同一时代版本的看内容，古书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除了佛教道教带图的经书外，儒家的经类不值钱。“史”多是“够古不够玩”，价值居中。而“子”和“集”中，则不乏珍贵之物。越是冷门，生僻，少见的越珍贵。

　同内容的看印刷，在版本上，初印本最珍贵，一般只有几本，是红色印刷，用来校对和主人自留。其次是蓝本，一般也就10来本，送朋友。最后才是大批量印刷的黑本。黑本里，字迹清晰的版本较好。印刷到最后，版已被磨损，甚至断裂，此时书籍印刷模糊，价值较低。

　此外，特殊内容(如禁书)、知名度高的书的早期印本、精印本及殿刻本、官刻本、名家刻本等较珍贵。名家批校本或收藏本价值高。白纸比黄纸价值高。

开卷惊蝶舞，舒页展龙鳞。

书籍和阅读是人类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

可以记录的文字，是一种文明能够得以延续的种子，而书籍就是这枚种子得以生长的土壤。

浩繁卷帙，“甲金篆隶草楷行”。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可以绵延而不绝，包罗万象的文字记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作为实用艺术的书籍装帧也与书籍内容同生共长，并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

现代社会，工业化机械批量生产的现代书籍，让一本书少了“书墨味”，那是一种笔墨混合植物纤维的味道，这便是所谓的“书卷气”。

所以说一本书是有灵魂的。其实跟人一样，不一样的书也有着不一样的性格，不一样的装帧样式有着不一样的风格韵味。

蝴蝶装

起舞蹁跹，一页一两金，流芳百世。

书页有字的一面相向对折，集齐后的书叶背面相对，折口处每边涂上2至3毫米的浆糊，依次粘好作为书背。切齐其余三面，再用一张比书叶稍长点儿的厚纸作为书皮，书皮正中间和整个书背粘紧，把所有书叶包裹起来。

1900年敦煌藏经洞出土大量宋前古籍，保留了丰富的古籍装帧形态。“一页一两金”的宋版书多属此装，从外表看很像现在的平装书或简精装书。当我们打开书的时候，书页就向两边张开，宛若蹁跹起舞的美丽蝴蝶。

龙鳞装

逐叶翻飞，形似旋风，鳞次相积。

在熟悉的卷轴装的底线下，把写好的书页按顺序自右向左先后错落叠粘，从右向左卷收，展开时宛如旋风，所以也叫“旋风装”，而整卷都展开后页纸错落相积形似鱼鳞，又叫“鱼鳞装”。虽然保留了卷轴装书的躯壳和外观，但书页容量却大了很多。

这是宋代宣和年间的装裱工匠，为修复书叶两面都有字的书籍而创造的装订形式。在书史上虽是昙花一现，但却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书页子的概念就是从旋风装开始的，对册页书的出现具有重要的意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刊谬补缺切韵》是如今唯一一件龙鳞装书籍。

粘叶装

这种装帧形式会根据书叶纸张薄厚产生不同做法。书叶纸薄的就单面书写，有字的一面相向对折，无字的一面依次粘连，把全部书叶连接起来成为一册。纸张较厚的则在没写字之前先对折一下，折口向右，分成四面，依次按纸背、纸面、纸面、纸背顺序书写，然后排好粘接起来。这是当时的人们为了便于翻阅而特意设计的，因为要经常随身携带、翻阅，书的四个角也大多被剪切成圆弧形，在唐末、五代时期非常流行。

缝缋装

“缝”就是用针线连缀，“缋”原是指成匹布或帛的头和尾代指书背，它和线装书最大的差别是在缝线的方法上，线装书订线的方法主要是缠绕书背，而缝缋则是在书页折缝处连缀。

数页为一叠对折成长方形，确定叶码顺序，再按顺序抄写，然后几叠放在一起用线串连，以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现在书籍印刷前的排版，它从制作的过程、装订的成品和现在流行的精装书非常相似，是现代精装书籍的前身。

梵夹装

古代印度，人们习惯把佛教刻、写在贝多罗树的叶子上，并把这种写有佛经的贝叶称为“贝叶经”。梵夹装是贝叶经特有的装订形式，因其上多书写梵文而得名，隋唐时期传入我国。

把书页码放整齐，前后各用一块与贝叶规格相同的薄木板夹住,，木板中心两侧各钻一个直贯穿木板和全部贝叶的小孔，再拿一根长绳分别从两个洞中穿出，把木板和贝叶串连在一块并捆扎起来。

除了以上几种特殊的装帧，卷轴装、线状、经折装这三种形态也非常经典，而这些别出心裁的装帧虽然看起来简单，但一页一线的变动都经过深思熟虑的精心设计而非随意为之，从色彩调赋到材料应用都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韵。

“不把装帧当成一种美化，一种外加的装饰，一种锦上添花，而是将自己的感受、情感、思考投入其中，再一并升华出来。”

冯骥才老先生的这句话是对中国古籍装帧艺术最适当的诠释，而古籍装帧之所以可以呈现如此丰富多彩的姿态，就是因为那种手工时代特有的人情味和匠人心。

赶紧去搞清楚什么是四部（即经史子集），这是最关键的，古籍装帧（卷轴装、旋风装、包褙装、线装等等），最好再懂一点儿古籍修复。

买几本古籍图录看看。

这个跟古文关系到真是不大。

您问的是古籍装帧的形式吗？有卷轴装、旋风装等等。

1、卷轴装，又称卷子装，早期的图书装帧形式。与装裱好的书画相似。在长卷帛书、纸书的左端安装木轴，旋转卷起。

2、旋风装，在一素纸长卷上面依次粘贴书页，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展开长卷可翻页阅读。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域都会有流行色存在。它的色彩组合均有其传统文化渊源并符合大众审美习惯。所谓崇尚时尚，不仅仅在当代、而是古而有之。宋代人争戴苏东坡式的高顶乌纱帽；南朝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在额前贴的梅花装饰引起社会效应，造成“六宫争肯学梅妆”。不难看出，古代的男人与女人在赶时髦方面并不比今人差。正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对此评论：“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近远……”。说明某种色彩组合的流行一时在各朝各代都曾经出现过。

　　纵观历史，唐宋两朝在经济、文化、诗歌、绘画等方面均处于发展繁荣时期。仅从诗词看，现存唐诗四万八千首，作者两千余人。宋词两万首，作者一千余人。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传统色彩理论及流行色组合、流布情况。唐宋诗词作者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被读者认可，必须

　　符合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审美要求，而不少读者也正是通过这些作品，了解信息掌握流行色。

　　从大量的唐代诗词中，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判断：唐代的流行色是紫＋黄，一个间色一个原色。唐代以赭黄袍为常服，亲王及三品色用紫，五品色用朱，六品色用黄。有功者亦赏朱紫之服。举一典型例证：“紫蝶黄蜂俱有情”。唐人之所以有情于紫＋黄，是有其必然原因的。紫色安定而华美，**贵重而明快，紫＋黄互为对比色更加显得富丽堂皇。这与唐朝是中国历朝中各方面发展鼎盛，并且长期处于国强民安的历史时期是紧密相关的。所以富足的唐人以此为流行色。关于对紫色的好恶可以说是很有历史性的。自从古罗马人从海洋中一种软体动物内提取出“帝王紫”后，王公贵族独占了紫色，一时价等白银。古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从紫色中诞生的人”。而恰恰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中国孔圣人则极力贬斥紫色，“恶紫之夺朱也”。“五色之疵，惑人之物”。但汉以后人们逐渐对紫色产生好感，直至唐代成为流行色主导色。从唐诗中几乎到处可以看到紫＋黄的描写：“二月黄鹂飞上林，春城紫禁晓阴阴”、“命席紫蓝芳，万乘飞黄马”、“甲光向日金鳞开，塞上胭脂凝夜紫”、“金章紫绶千余骑”、“黄花紫菊傍篱落”、“黄蜂紫蝶两参差”、“争赏街西紫牡丹”、“唯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那位“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在当时穿用流行色方面肯定起着领导时代新潮流的作用。有记载说她：“好服黄裙，时人为之语曰：黄裙逐水流。”而她的头上也装饰着相当贵重的丽水镇库紫磨金步摇。紫＋黄（金）这一组流行色也被皇家看重，亲王及三品以上服紫衫，而穿绿者均为六七品小吏。唐代官阶的一个特殊尊荣标志是挂金鱼袋，称“三品衣紫饰金鱼袋”。唐诗中常见“紫袍金带不须夸”、“犀带金鱼束紫袍”等句。唐代著名的几位书法家都获“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的称号。其他人士喜穿紫色服装的在唐诗中也有反映：“内人宜着紫衣裳”、“紫绮为上襦”、“御前新赐紫罗襦”、“青溪道士紫霞衣”、“谢家新染紫罗囊”。据记载，唐人对流行色显得尤其热忱，似乎满眼皆紫色。对紫＋黄流行色的传布若读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的诗“借问吹萧向紫烟……纤纤初月上鸦黄，鸦黄粉白车中出……娼家日暮紫罗裙……青虬紫燕坐春风。”便可发现一首唐诗竟多处描写紫与**，诗人分明在为流行色的流布推波助澜。

　　唐代除紫＋黄为流行色主导色外，还有一组辅助色。以唐诗“红光紫气俱赫然”为证，同类对比色紫＋红是唐代第二组流行色。这是一个间色＋一个原色，十分协调。此类描写还有：“百般红紫斗芳菲”、“红星乱紫烟”、“雾色澄鲜壑映红，归庙片云衔紫电”、“紫袖红弦明月中”、“紫袖握蝉声欲绝，红巾扑蝶势潜高”、“头盘红缕髻，身著紫罗衣”、“村边紫豆……岸上红梨”、“缠红结紫畏风吹”、“紫艳红苞价不同”、“访紫寻红少在家”、“新红旧紫不相宜”、“春红秋紫绕池台”、“红莲幕下紫犁新”、“紫菊丛丛色，红蕉叶叶声”等等。有几句诗很写实地记录着当时杜会上这组流行色普及的程度，“佩服上色紫与绯”、“朝班尽说人宜紫，洞府应无鹤着绯”、“白衫裁袖本教宽，朱紫由来亦一般”，紫＋红有人说“不爱”，恐怕是文人清高的一种酸气，并非多数人不喜欢，因为“亦一般”正说明太流行了。还有一首唐诗“紫云楼衅金丝发，红杏园中玉辇香”，诗品未必很高，但首句紫＋黄是唐代流行色主打色，上下句对仗的紫＋红，又记载着那第二组流行色的存在。

　　对宋代流行色的判断可以分析宋代诗词的内容，其明确指出了当时人们喜欢的流行色是红＋绿，一个原色一个间色。典型例句“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还有一句流行至今的宋词名句“绿柳烟外晓春轻，红杏枝头春意闹。”作者宋祁官至工部尚书，名句一出即为当时人们喜爱，所以索性称他“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以上宋代诗词的内容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词中表述的红＋绿这组流行色的认可。

　　读过诗词的人都知道，对仗工整严格是古典诗词重要的艺术特色，因此也恰恰为诗词中描写色彩对比的准确科学体现了规范要求。苏轼老夫子的“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溪绿暗晚藏鸟”、“石榴半吐红巾蹙，又恐被西风惊绿。”作者以其特有的素养和经历，在努力推广红＋绿这一组互为对比的流行色时，略有主观色彩融入。此外，还可以从许多宋代诗词中析出这一组流行色：“小径红稀，芳郊绿遍”、“红娇绿嫩新妆就”、“剪红情裁绿意”、“绿暗红嫣”、“柳绿花红”、“绿杯红袖”、“红杏香中萧鼓，绿柳影里秋千”。

　　红色与绿色并用的实例在原始社会恐还没有，五行说的色彩观中也还没有明确提出绿色，宋以前绿色还划归在青色范围中，日本色彩学家城一夫认为：“所谓青色，是一种涉及到绿、碧、黄，有时是黑、白色等广泛领域的词汇”。红＋绿这一组曾被先人后人斥为不雅气的民族传统色，看来应是从宋代开始受到朝野的欢迎并流传开去的。有诗词以外的旁证，中国瓷器发展到宋代有两项历史性突破，其一为磁州窑首创红绿彩瓷。仅以铁红、铜绿两色作着色原料，画面以红为主，辅以绿色形成面积对比，显得醒目明快，因而成为宋瓷精品。其二为我国制瓷史上第一次成功运用铜的氧化物作为着色剂，在还原焰气氛下烧制成铜红釉。五大名窑之一钧窑的海棠红即为瓷中珍品，并直接影响后世的红色釉。须知铜的氧化物在还原中形成铜红釉时，变化十分敏感，稍有偏离即得不到正常的红色。因此，宋人为创这两大珍品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究其动机，难道不是为满足社会上对红＋绿这对流行色的审美要求，还会有其它解释吗？

　　那么，宋代是否在红＋绿为主调外，还有其它辅助色供人选用呢？答案在宋词中：“绿水桥平、朱门映柳”，这句可谓十分典型。绿水与朱门对仗表明了宋代第二组流行色为朱＋绿，而下句朱门绿柳的色彩重复描写，是更为强调这一组辅助色。其余还可见到“绿柳朱轮走钿车”、“绿窗朱户”，据说这种建筑的用色为当时普通百姓喜用的。另外，宋代还有第三组流行色为翠＋红。翠为青绿色，与上组的绿略有微妙变化。表明这一组色彩配合的宋词有“翠深红隙”、“红巾翠袖”、“翠扇恩疏，红衣香褪”、“海棠经雨胭脂色，柳展宫眉，翠拂行人首”、“红朝翠暮”、“万红千翠”、“红翠两行分”、“卧看翠壁红楼起”、“翠袖倚风……绛唇得酒烂樱桃”。宋代流行色的组合略多于唐代，也是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宋在唐基础上不仅经济得以发展，上层建筑尤其文学艺术的水平也得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也达到一个高度，对于审美的要求必然更趋向多样化。

　　笔者多年从事古籍图书装帧设计。认为图书质量的优劣第一眼便表现于装帧质量上。装帧的优劣可以体现出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水平和精神文明程度，可以代表一个出版实体的形象。图书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在流通领域里，装帧是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而装帧色彩更是先声夺人。然而色彩的设计不能凭空臆造，而是大有讲究。它应该具有浓浓的人情味文化内涵。古籍书的装帧尤其是。作为古籍书的装帧设计者在色彩处理上，一必须尊重历史，研究传统，使古籍装帧色彩具有传统特色和民族气质。在这方面，世界上不少国家提供了不少可以借鉴的经验。比如，日本的书籍装帧富有浓浓的“东方岛国”特色。日本人的审美情趣和习惯偏爱温和色彩。书装特色多为清淳、雅致。日本文化虽源于中国，但二战后，长期受西方经济文化影响，科技发达，生活西化。然而今天，日本人民并没有失去自我。它的书装艺术正因其强烈的民族特征而享誉世界。这是很值得学习的。因此，了解一点历史，读一点古诗词，研究一点中国传统色彩理论是很有必要的。二必须尊重时尚，要有现代意识，要了解现代人的多样化的审美需求及欣赏习惯，使古籍书装帧色彩特点既不失传统根基又富有强烈的时代精神。

　　“百紫千红花正乱”，大千世界中，色彩变化丰富多彩。研究者须瞻前顾后。一则掌握国际国内流行色理论及动态，二则特别要研究古代流行色是如何将人们的情感融入其中的。目的是服务于今人，并进一步引导及提高全社会对色彩的认识及欣赏品位、审美情趣，促进

　　色彩对商品生产与流通的作用，美化人民生活。这是装帧设计者始终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

　　要记住马克思的这样一句话：“在一般美感中，色彩的感觉是最大众化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