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进入到了十四年抗战时期。北平在东北沦陷之后也成为了中国抵御日本南下的最重要的城市。在日军的威胁一步步加深的国难时期，故宫博物院内的文物搬迁也逐渐开始。 一、抗日狼烟下的故宫博物院 1931年9月18日，日军在制造「 ”柳条湖”事件后迅速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几个月之后东北全境沦陷，东北军全数撤退至华北地区，至此华北成为抗日的第一线，而北平也成为华北地区抵御日军的最为重要的城市。 在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后，1931年12月3日，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请示南京行政院，请求在故宫内设立临时警卫处，加强对故宫博物院的警备力量，以防止文物遭受损失。15日行政院批准了易培基的请求，至此故宫博物院在日军的威胁下开始了其保护文物的漫长历史。 组织故宫文物南迁的时任院长易培基 1932年日军在上海发动「 ”一·二八事变”，对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发动袭击，在战争中，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以及各大高校都遭到了日军的猛烈轰炸，一时间中国同时遭受到日本南北双重夹击之势，情势十分危急，而藏在故宫博物院的大量的古籍文物更是有了商务印书馆的前车之鉴。在这种情况下，2月易培基便开始着手令工作人员将展列在紫禁城各宫殿的文物撤下并开始对古籍文物进行编号、整理以及将其装箱保存。 在战争中被日军炸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 日军在攻陷东北后对华北地区虎视眈眈，并时常对华北地区进行袭扰，1932年8月日军进攻热河，平津地区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安全形势。此时的故宫博物院已经开始考虑故宫文物的搬迁问题，易培基向行政院致函，请求将故宫文物中的一部分搬迁至东交民巷以及上海等地的租界进行保护，同时还请求故宫博物院在南京设立分院，将文物搬迁至南京进行保护。 二、故宫搬迁之争 故宫博物院内包含着大量的中国古籍文物，其中的四库全书等更是无价之宝，可称为中国的「 ”国宝”。对其的保护关乎到中华文明的千年文脉是否能够保存，而关于其是否迁移也引起了各界的讨论。 有人给故宫博物院致函，认为日军已经攻占东北和热河，平津地区一定是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平津一失，华北必然沦陷，所以故宫的文物必须南迁，只有迁移才能保护「 ”数千年遗下之国粹”。但是也有人认为大战在即，应该集全国之力以抵御日本，应当将故宫的文物进行拍卖以购买军火武装军队，但这种观点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 故宫文物南迁 而在北平当地，有许多本地人士发出了反对文物迁移的声音，他们认为故宫博物院是北平的重要文物，而博物院内的文物更是北平作为文化古都的根本所在，他们坚决反对将文物搬出北平并组建了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坚决 文物南迁。 1933年3月10日热河战役结束，热河省沦陷于日本之手，长城抗战开始，平津地区面临最为严重的威胁。早在1月份，故宫博物院便召开会议决定从博物院中挑选重要文物先行南下，根据行政院的指示，这一批重点文物将会到达上海，2月6日，第一批故宫文物共2118箱自故宫内运出前往火车站，不久之后到达南京浦口。 准备南迁的文物 而就在文物到达浦口之时，关于这第一批文物到底迁移至何处，行政院与中政会发生了矛盾，前者坚持要将文物运往上海进行保护，但是后者却主张将文物搬迁至洛阳与开封进行保护。关于文物存放在哪的争论使得文物只能暂时停留在浦口火车站等待下一步安排，直到3月宋子文回到南京召开会议才最终决定将文物运往上海。此后一直到五月份，故宫博物院又分五批将13427箱文物南迁至上海进行妥善保管。 坚持故宫文物迁至上海的宋子文 迁往上海的文物由于气候较为潮湿容易被损坏，而此时故宫博物院也打算在南京建立博物院南京分院以保管文物。1936年9月26日，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保存库落成，蔡元培等参加了落成仪式。分院采用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建造，能够使文物保存在温度气候适宜的环境中，是当时首都南京的现代化建筑之一，对于保护文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36年12月，存放在上海的诸多文物开始迁往南京，1937年元旦，南京分院正式落成，文物也搬迁完毕。 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中央博物院） 三、七七事变之后的文物迁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平津沦陷，留存在北平的大量文物古籍遭到破坏，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上海以及首都南京也面临巨大的威胁，此时留存在南京的文物也不再安全，文物搬迁再一次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 七七事变照片 在战争的威胁下，中央 下令将存放在南京的文物装箱沿长江西进，8月14日，第一批文物在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护送下离开南京前往长沙，12月安全抵达长沙并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内。11月份第二批文物搬离南京开始西迁，此次文物搬迁为火车搬运，最终北上至宝鸡停留下来，在经过清点后南下入四川最终至峨眉山地区，此后第三批文物也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到达四川乐山。 故宫文物南迁、西迁简图 至此故宫文物历经五次南迁，三次西迁，终于在日寇来临前安全的迁往大后方地区，使得中华文明的文脉得以保留下来。而参与这场搬迁的各行各界的人虽未在战场上杀敌报国，但其行为一样可以彰显于天地间，其英雄事迹亦可以传之后世，流芳千古。 文史君说： 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上有言：「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庚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西南联大的成立为我国高等教育保留了大批火种，而文物的西迁亦将我国文明的火种保存下来，功在千秋，利于万世。 参考文献： 1、唐正芒：《抗战时期故宫文物的南迁西移》，《湖南文史》2004年第4期。 2、向宁：《故宫文物南迁记略》，《贵阳文史》2007年第5期。 （作者：浩然文史·投稿作者刘越） 本文为文史科普自媒体浩然文史原创作品，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本文所用，除特别说明外都来自互联网，如有侵权烦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 我们会每天为大家奉上精彩的历史文章，恳请各位读者朋友关注我们的账号！您的点赞、转发、评论，这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水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第二步是整理图书。《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四个来源：一是内府藏书，二是清廷官修书，三是从各地征集的图书，四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当然，《四库全书》的内容也有不足：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挖改。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布世界。

《四库全书》编纂成功的原因何在？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弘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人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四库全书》的流传情况如何呢？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如何评价《四库全书》？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首先，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

《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

总而言之，《四库全书》是18世纪70到80年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项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另一种观点：四库全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次大浩劫。

至于乾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就更是搞的彻底，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禁毁，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中华历史上的民族政权交替时代有过，但从来没有一个像满清统治者这样，彻底摧毁中华的衣冠、服饰，彻底绞杀中华的民族意识，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彻底把中华弄成完全顺服的走狗！满清统治者非惟酷毒暴虐、戾于刑狱；所“汉化”深者：工于心术而极力摧残中华，尤其中华士人之民族意识！较之前代的外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刻毒！难怪鲁迅先生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相关的明朝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这两句的格律也应作“仄平”，两个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为“宋主”并不涉及音律问题；“寄奴”二字也与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虏”等了无关涉。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帝王，做惯了奴才的《四库全书》馆臣看到就感到别扭，因此即使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这是多么自觉的奴才态度！难怪鲁迅说《四库全书》不仅藏在内廷，而且“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病后杂谈之余》)。至于那些奴才走狗们说什么根据《高宗实录》(这又是一部可以唬人的著作)，这个《四库全书》是乾隆帝亲校(够他校一辈子的)，纪晓岚亲自三校。这除了给出版界、学术界增添些笑料还能说明什么呢？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明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纂修大型类书，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编成后，明成祖赐名《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编篡的一部大型类书，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

《永乐大典》收录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种之多，上至先秦，下达明初，这在当时真可以说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藉以保存流传。收录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释庄、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医卜、文学等，无所不包。所辑录书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这就更加提高了保存资料的文献价值。全书体例“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检索非常方便。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共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三亿七千万字。该书编成后，即珍藏在南京的文渊阁。永乐迁都后，又移至北京，深藏在故宫内的文楼(即文昭阁)里。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誊写副本一部，从此《永乐大典》才具有正副两部，分别珍藏在文渊阁和皇史两处。全书举凡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奇闻异见以及日、月、星、雨、风、云、霜、露和山海、江河等均随字收载。全书分门别类，辑录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八千余种古书资料，大凡经史子集与道释、医卜杂家之书均予收辑，并加以汇聚群分，甚为详备。它保存了明代以前大量的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学技术等方面丰富而可贵的资料。

1360年（永乐元年）：明成祖下令修书

1404年（永乐二年）：首次成书，当时叫《文献大成》

1405年（永乐三年）：重修

1410年（永乐六年）：正式成书

嘉靖年间：收藏在南京文渊阁的《永乐大典》原稿毁於火灾

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明世宗令人抄写一本副本，耗时六年。

明末清初：正本下落不明，疑毁於此时的战火

雍正年间：副本收藏在翰林院

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发现《永乐大典》有千余册不知所踪

1875年（光绪元年）：仅存五千余册

1894年（光绪二十年）：仅存八百余册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翰林院遭纵火，《永乐大典》所余无几，到1959年为止，收集到《永乐大典》原本两百一十五册，加上复制副本等，共得七百三十卷，今天国内所幸存者有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的《永乐大典》730卷，加上后来从世界各地征集的65卷，共计795卷。

《永乐大典》全书按《洪武正韵》的韵目编排，每韵下列单字，每字下列各项文史记载，保存了宋元以前大量的珍贵文献资料。

现状

《大典》残本星散于世界各地公私藏家之手，目前散落在10多个国家的30多个单位，大约400册。单位有：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三理图书馆、日本静培堂文库、日本斯道文训、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日本武田长兵卫、日本石黑传六、日本小川广己、英国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英国剑桥大学、英国马登、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德国科隆大学图书馆、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美国康奈大学、美国波士顿图书馆、越南河内法国远东学院、韩国旧京李王职文库等。中国国家图书馆拥有221册（包括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60册），居世界各处收藏之首。

春秋讲义

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戴溪撰。溪有《续吕氏家塾读诗记》，已著录。开禧中，溪为资善堂说书，累转太子詹事。时景献太子命类《易》、《诗》、《书》、《春秋》、《论语》、《孟子》、《通鉴》，各为说以进。此即其《春秋》说也。书中如以齐襄迫纪侯去国为讬复雠以欺诸侯，以秦与楚灭庸为由巴、蜀通道，以屡书“公如晋至河乃复”为晋人启季氏出君之渐，以定公戊辰即位为季氏有不立定公之心，皆具有理解。而时当韩侂胄北伐败衄，和议再成，故於内修外攘、交邻经武之道，尤惓惓焉。至卒葬之类，并阙而不释。考宋代於丧服之制，避忌颇深。如“何居”“居字”语出《檀弓》，《礼部韵略》即不载，其他可知。溪之不释此类，盖当时讲幄之体也。嘉定癸未五月，溪长子桷锓本金陵学舍，沈光序之。宝庆丙戌，牛大年复刻於泰州。其《序》称是书期於启沃君德，天下学士不可得而闻。盖非经生训诂家言，故流传未广。陈氏《书录解题》不著於录，殆以是欤？《宋史·艺文志》作十卷。王瓒《温州志》作三卷。朱彝尊《经义考》注曰“已佚”。今外间绝无传本，惟《永乐大典》所采，尚散见《经》文各条之下。今谨为裒辑校正，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三月至三十一年，《永乐大典》所阙，则取黄震《日抄》所引补之。仍从《宋史》厘为四卷，而每卷。又各分上、下。其所释《经》文，多从《左氏》，故其间从《公》、《谷》者并附案语於下方焉。

所以<四库全书>规模更大 ,但<永乐大典>资料更真实

按活字性质分为: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铅活字本、铁活字本、瓷活字本等。

印刷术是我国发明的，开如发明的是雕版印刷，这应是家喻户晓的事情。所谓雕版，是指用木板雕刻。木板选料有讲究，质地太松不适宜，所以一般用梨木和枣木，前人把刻印书叫做“付之枣梨”，印书一般都用黑墨，但第一遍印时为了便于三校，有时也用蓝色或红色印，清代以到民国时刻书则多用红印，也有用蓝印，当然也可以不用红蓝试印直接用黑墨印。雕版印刷发明的时代，明清以来有种种讲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隋文帝开皇时说和唐太宗贞观时说。雕版印刷进入五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即不再停留于刻民间需要的日用印刷品以及一些字书、宗教读物，而转入刻印正统的书籍。重点是刻经，这不仅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经是最主要的、为人所必读的书籍，而且和唐以来推地科举制有很大关系。 编辑本段书册制度 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     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水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第二步是整理图书。《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四个来源：一是内府藏书，二是清廷官修书，三是从各地征集的图书，四是从《水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当然，《四库全书》的内容也有不足：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挖改。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布世界。

《四库全书》编纂成功的原因何在？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弘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人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四库全书》的流传情况如何呢？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如何评价《四库全书》？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首先，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

《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

总而言之，《四库全书》是18世纪70到80年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项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万载馆藏古籍

作为公共图书馆的万载县图书馆，是收藏古籍较多较好的县级馆。馆内共保存有历代古籍6000余册，其中经图书专家鉴定有善本769册，尤为珍贵。

这些古籍绝大部分入藏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由图书工作人员不辞辛劳从县内各废品收购站的废纸堆里翻拣发现收购而得，少数古籍来源于捐赠。经过图书古籍管理人员的整理、修补、装订、分类编目，科学保护几十年，期间历尽艰辛躲过“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焚烧古书的劫难，留存至今。成为万载县馆藏书的重要部分。

这些古籍中，时代较早，书品较好的为数不少。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

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陈仁锡评阅木刻本，汇贤斋藏板。该书78册，20函。毛边纸，纸色微黄，绫绸包角线装，长26厘米，宽17厘米。板框纵21厘米、横15厘米。宋体，墨色较浓。白口，四周单边，板心有书名、页码、黑色单鱼尾。版本“雠校完密，缮刻精好”。

《宋元通鉴》一百五十七卷

明薛应旗撰，陈仁锡评阅。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刻本。该书18册，4函。毛边纸，纸色微黄，绫绸包角线装，长26厘米，宽17厘米。板框纵21厘米、横15厘米。宋体，白口，四周单边，板心有书名、页码、黑色单鱼尾。

《韵府群玉》二十卷

宋末阴时夫撰，阴中夫注。明王元贞校正。明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王元贞校正重刻本。文光堂藏板。该书12册，毛太纸，色黄。线装，长255厘米，宽16厘米。板框纵21厘米、横144厘米。宋体，墨浓而清晰。此书版本好，有评论“音译既明，剞刻尤精”。

还有明崇祯五年刻本《大学衍义》；明崇祯十年刻本《二十一史论赞》；明崇祯四年版《周易注疏》、《尚书注疏》、《毛诗注疏》等明版清印书籍和清版书籍。

本县古代地方名人书籍使馆藏古籍富于地方特色。清乾隆进士辛从益的《公孙龙子注》和《寄思斋藏稿》，道光年刻本。清嘉庆进士辛绍业的《冬官旁求》，嘉庆年刻本。清乾隆进士李荣陛的《地脉考》清稿本；嘉庆版《厚冈文集》、《厚冈诗集》等等。

这些馆藏古籍，对保存文化遗产，提供研究文献史料发挥着重要作用。

大清百科全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内容简介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是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驾齐驱的中国古代三大资料渊薮之一，不仅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体例最完整的一部古代类书，也是我国铜活字印刷史上卷帙浩繁、印制精美的代表作。《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开始于康熙四十年（1701），印制完成于雍正六年（1728）。康熙皇帝钦赐书名，雍正御笔题序。其间，历时两朝两代，共二十八年。

l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过程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最初由清代著名学者陈梦雷主持编纂，康熙四十年（1701）十月至四十五年(1706)四月完成初稿，名《汇编》。于五十五年（1716）呈进康熙帝，康熙赐名为《古今图书集成》。后雍正继位，严厉打击三皇子允祉等异己势力,作为三皇子老师的陈梦雷也无可避免地受到牵连，再次被流放。雍正命蒋廷锡等重新审校，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年完成校订工作，并装订样本一部，请求皇帝做序。雍正皇帝亲笔题序，于雍正四年（1726）九月二十七日完成，加盖“雍正御笔之宝”大印章。雍正皇帝借流放陈梦雷打击允祉，借颂扬康熙而显示自己“继志述事”的合法性，使一部文化经典巨著充满了意味深长的皇权争斗。

印制工作于雍正六年（1728）完成，连同一部试印样本，共印成65部。每部正文10000卷，目录40卷，分装5020册，共计520函。印本用纸上乘，印刷精细，装帧富丽，庄重大方，充分展示了作为国之宝典巨著的皇家风范。

l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的结构体例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采集广博，内容丰富，包容了清雍正以前，我国古代社会所形成和积累的各个门类的知识，上起经史子集的典籍，下及至康熙晚年所出的律令、方志等悉数汇纳。其中还收录了《四库全书》不收或未曾收录的文献资料。共有42万余筒子页，1亿6千万字。全书分为6汇编、32典、6117部，按天、地、人、物、学术、政事依次展开，层层隶统，举凡天文地理、人伦规范、文史哲学、自然艺术、经济政治、教育科举、农桑渔牧、医药良方、百家考工等无所不包，图文并茂。作为我国现存最大的类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傲视古今中外，是查找古文献所需最重要的百科全书。其规模宏大、分类细密、纵横交错、次序井然，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它是获取中国古代知识的百宝库，被尊称为“大清百科全书”。

l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的作用影响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自出版以后，因其较为完备的文献功能，备受朝廷、民间，尤其是文人学者的青睐。乾隆皇帝对《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更尤为钦敬和尊重，多次题诗赞及此书“文宗今古，空前绝后”，并启引其编纂《四库全书》的想法。用来贮存《四库全书》的七阁均庋藏《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且安放在一楼正厅的两侧。

之后，王室贵族争相收藏，在清代并作为国之重礼赠送他国。1908年，清朝政府为了答谢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赠送一部同文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给美国，现存放美国国会图书馆。而流失在大英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雍正版《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更被视为珍宝。

大学士康有为曾收藏一部《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并评价此书为“清代第一大书”，“一切做学问之人不可缺少的工具书”，至清末北京琉璃厂一套原版《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已价至一万两白银。

近现代，《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仍显示出资料宝库的魅力，中外学者利用甚多。我国科学家竺柯桢先生在其研究领域翻阅最多、引用最多的一部书就是《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英俄日等国非常重视对《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运用和研究，并编制了索引。英国著名学者、《中国科学技术史》著者李约瑟博士曾满怀感激地提到：“我们经常查阅的最大的百科全书是《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这真是一件无上珍贵的礼物。”国外的学者尊称此书为“康熙百科全书（KangHsi ImperialEncyclopaedia）”

l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影印新版出版价值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自陈梦雷着手编纂，至今已有300余年，历经沧桑、时事变迁，其流传版本也各有演绎。除初印版之外，另外还有三个版本：分别为光绪十四年（1888）图书集成局的“扁铅字本”、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同文书局的“石印本”和1934年中华书局的“缩印版”。由于战乱和保存的不善，完整保存下来的极为稀少，而最初的雍正铜活字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则更是弥足珍贵。即便是本研究领域的学者，平常也难以窥见原版本一面，更不用谈及对本书的深入研究、引用和校对。这样的现状，极大的限制了学术队伍的成长和人才的培养，也使得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蒙上了厚厚的历史尘埃。

迄今为止，由于印制成本的昂贵，100年来，尚未有一家出版单位对雍正版《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依照原书尺寸进行再版。经过三年酝酿，国家图书馆与齐鲁书社强联合，郑重推出“雍正铜活字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影印出版工程”，秉承“还原古书风貌，再现版本韵味”的宗旨，即按国家图书馆藏清雍正铜活字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为底本，采用宣纸印刷、六眼线装影印出版，开本、卷册、函数、装帧形式一仍其旧，以“传承中华文化血脉，展示皇家御制善本”，原汁原味地恢复其最初风貌，为后人研究提供最珍贵的摹本。

本工程一经推出，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将本工程列为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并荣获2006年度“优秀古籍图书奖”最高荣誉奖。

2006年1月，项目组于国家图书馆召开了《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影印出版的学术研讨会，各位专家学者一致赞称此工程为“国家之盛事，出版之盛举”，并为出版工作献计献策。4月，《钦定古今图书集成》随齐鲁书社赴美参加纽约书展，在海外书业首次亮相；5月，项目组参展新疆全国书市，广受好评；6月，《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在山东首届文博会上成为亮点；8月，在北京国际书展上，《古今图书集成》在红木书柜的映衬下，再次成为山东出版集团展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2007年1月，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一举成为出版界关注的焦点。应社会各界的要求，2007年4月，项目组开始举办了“大清百科全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全国巡展”活动，目前，已完成了重庆、湖北、山西、陕西的巡展，其他省份的巡展工作将陆续完成。

2006年1月7日，中央一套《新闻联播》对影印工程首次宣传；2006年9月8日，中央四套《国宝档案》专门进行深入报道。另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各大报纸相关报道近百篇；新浪、搜狐、国学网站等相继转载3000余条，引得社会各界对这部规模宏大、立意深远的出版工程的一片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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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们用哪两个四字成语形容古籍的浩繁

人们用哪两个四字成语形容古籍的浩繁——博大精深、长篇累牍。

博大精深 bó dà jīng shēn 解释博：广，多。形容思想和学识广博高深。

出处明·姜世昌《〈逸周书〉序》：“迄今读书，若揭日月而行千载，其博大精深之旨，非晚世学者所及。” 结构联合式。

用法含褒义；用于人。一般作谓语、定语。

正音博；不能读作“fù”。 辨形博；不能写作“搏”。

近义词博学多才、经天纬地 反义词才疏学浅、不学无术 例句《红楼梦》真是一部包罗万象、~的伟大著作。

2 人们用哪两个四字成语形容古籍的浩繁

人们用哪两个四字成语形容古籍的浩繁——博大精深、长篇累牍。

博大精深

bó dà jīng shēn

解释博：广，多。形容思想和学识广博高深。

出处明·姜世昌《〈逸周书〉序》：“迄今读书，若揭日月而行千载，其博大精深之旨，非晚世学者所及。”

结构联合式。

用法含褒义；用于人。一般作谓语、定语。

正音博；不能读作“fù”。

辨形博；不能写作“搏”。

近义词博学多才、经天纬地

反义词才疏学浅、不学无术

例句《红楼梦》真是一部包罗万象、~的伟大著作。

3 什么是古籍成语

如果要了解什么是古籍成语，必须先要了解什么是古籍，关于古籍的概念大致有以下四种看法：一、一般认为，凡是线装都是古籍；其次，凡是用文言文写作的书都是古籍；第三，凡是古代人写的书都是古籍；第四，以成书年代为标准来确定古籍古籍成语就是出自古籍，例如“狐假虎威”出于《战国策·楚策》，“鹬蚌相争”出于《燕策》，“画蛇添足”出于《齐策》，“刻舟求剑”出于《吕氏春秋·察今》，“自相矛盾”出于《韩非子·难势》，都是古代的寓言如“完璧归赵”出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破釜沉舟”出于《史记·项羽本纪》，“草木皆兵”出于《晋书·苻坚载记》，“一箭双雕”出于《北史·长孙晟传》，“口蜜腹剑”出于《唐书·李林甫传》，都是历史上的故事至于截取古书的文句用为四字成语的更为普遍如“有条不紊”取自《尚书·盘庚》“若纲在纲，有条而不紊”，“举一反三”取自《论语·述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痛心疾首”取自《左传》成公十三年“斯是用痛心疾首，昵就寡人”，“分庭抗礼”取自《庄子·渔父》“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未尝不分庭抗礼”，“奴颜婢膝”取自晋代葛洪《抱朴子·交际》“以岳峙独立者为涩吝疏拙，以奴颜婢膝者为晓解当世”，“胸有成竹”取自宋代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其他采用古人文章成句的也为数很多如“忧心忡忡”出自《诗经·召南·草虫》，“外强中干”出自《左传》僖公十五年，“以逸待劳”出自《孙子·军争》，“水落石出”出自苏轼《后赤壁赋》，“萍水相逢”出自唐代王勃《滕王阁序》，“牢不可破”出自唐代韩愈《平淮西碑》。

4 什么是古籍的成语

“水落石出”出自苏轼《后赤壁赋》，“萍水相逢”出自唐代王勃《滕王阁序》，“刻舟求剑”出于《吕氏春秋·察今》，“外强中干”出自《左传》僖公十五年，不胜枚举。

其他采用古人文章成句的也为数很多，以奴颜婢膝者为晓解当世”， “胸有成竹”取自宋代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诸如此类，未尝不分庭抗礼”，“奴颜婢膝”取自晋代葛洪《抱朴子·交际》“以岳峙独立者为涩吝疏拙，“痛心疾首”取自《左传》成公十三年“斯是用痛心疾首，“分庭抗礼”取自《庄子·渔父》“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则不复也”，昵就寡人”，“自相矛盾”出于《韩非子·难势》，都是古代的寓言。

如“完璧归赵”出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破釜沉舟”出于《史记·项羽本纪》，“草木皆兵”出于《晋书·苻坚载记》，“一箭双雕”出于《北史·长孙晟传》，“口蜜腹剑”出于《唐书·李林甫传》，都是历史上的故事，不以三隅反，“举一反三”取自《论语·述而》“举一隅。至于截取古书的文句用为四字成语的更为普遍。

如“有条不紊”取自《尚书·盘庚》“若纲在纲，有条而不紊”，“鹬蚌相争”出于《燕策》，“画蛇添足”出于《齐策》。如“狐假虎威”出于《战国策·楚策》成语大都有一定的出处。

如“忧心忡忡”出自《诗经·召南·草虫》，“以逸待劳”出自《孙子·军争》。

5 成语来自哪些古籍

成语是语言词汇中的一部分定型的词组或短句。

汉语成语有固定的结构形式和固定的说法，表示一定的意义，在语句中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应用的。例如： 言简意赅 勇往直前 相反相成 实事求是 诲人不倦 经年累月 千钧一发 缘木求鱼 削足适履 七手八脚 细大不捐 坐井观天 成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古代相承沿用下来的，在用词方面往往不同于现代汉语。

其中有古书上的成句，也有从古人文章中压缩而成的词组，还有来自人民口里常说的习用语。有些意义从字面上可以理解，有些从字面上就不易理解，特别是典故性的。

如“汗牛充栋”、“虎踞龙蟠”、“东山再起”、“草木皆兵”之类，在汉语成语里占有一定的比例。汉语历史悠久，成语特别多，这也是汉语的一个特点。

成语是一种现成的话，跟习用语、谚语相近，但是也略有区别。最主要的一点是习用语和谚语是口语性质的，成语大都出自书面，属于文语性质的。

其次在语言形式上，成语几乎都是约定俗成的四字结构，字面不能随意更换，而习用语和谚语总是松散一些，可多可少，不限于四个字。例如“快刀斩乱麻”、“九牛二虎之力”、“驴唇不对马嘴”、“前怕狼，后怕虎”，这是常说的习用语；“百闻不如一见”、“真金不怕火炼”、“有志者事竟成”、“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是一些经验之谈，表示一个完整的意思，属于谚语一类。

成语跟习用语、谚语是不一样的。 成语大都有一定的出处。

如“狐假虎威”出于《战国策·楚策》，“鹬蚌相争”出于《燕策》，“画蛇添足”出于《齐策》，“刻舟求剑”出于《吕氏春秋·察今》，“自相矛盾”出于《韩非子·难势》，都是古代的寓言。如“完璧归赵”出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破釜沉舟”出于《史记·项羽本纪》，“草木皆兵”出于《晋书·苻坚载记》，“一箭双雕”出于《北史·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