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看些有水平有介绍比较详细的我推荐美国汉学家顾立雅的《孔子与中国之道》，大象出版社出的。顾立雅是国外汉学研究孔子的泰斗级人物，而本书就是他的代表作。这本书和其他的国外汉学家多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不同，多是描述性，而且所论必有对应《论语》上的根据。全书分章讨论了孔子的方方面面，写了孔子时代的中国，孔子的生平纪事，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作为一个教师，学者，哲学家改革者的孔子。而且特别是在描写孔子行状的时候文笔风趣，颇可从中瞻仰圣人的风貌。 春秋》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按年记载了春秋时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间（前 722～前481或前479）的历史大事。该书略有残缺，尚保留一万六千多字。其纪年依据鲁国，记述范围却遍及当时整个中国。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等诸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如它记载的三十七次日食，就有三十次同现代天文学推算完全符合，证明《春秋》确是当时信史，绝非后人所能杜撰。

旧说《春秋》为孔子所作。但近代学者研究证实,它应为鲁国历代史官世袭相承集体编录。因早在孔子出生前就有《春秋》流传，并已具备约定俗成的一套传统义例,即所谓“书法”。当时晋、齐、楚、宋等国均有这样的史官建置和类似的史书编著，其体裁及“书法”也大体一致。《春秋》所以能记载各国大事，就是这些史官相互通报的结果。另外,《春秋》中有违反“书法”、为权位开脱罪责的曲笔讳饰之辞，也有与孔子观点相反的记载,还有一些缺文讹误,甚至记录了孔子的生卒年。这些都说明《春秋》不可能是孔子所作。

《论语》、《左传》中都记有孔子对春秋时代历史人物、事件的评述，可见这是孔门弟子研讨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正值社会剧变，礼坏乐崩，“天子失官”之时，原属官府掌管的《诗经》、《尚书》、《春秋》等典籍散播民间，成为孔门教学的宝贵资料。将世代相传的国史《春秋》作为教材，转抄流布，大约便是孔门后学所为。传说孔子晚年的高足弟子子夏即为擅长《春秋》的大师，而将孔子生卒记入《春秋》也当出于孔门后学对先师的敬意。孔子虽不曾编写过《春秋》，但讲述研习《春秋》却应肇端于孔子。

现存《春秋》分别载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经文大同小异。《春秋》经文极为简略,每年记事最多不过二十来条，最少的只有两条；最长的条文不过四十余字，最短的仅一二字。显然这只是若干历史事件的目录标题。这是由于当时的历史尚以史管口述为主，文字记载仅属起提示作用的备忘录。《春秋》虽然简短,却记载了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从而赋与史官的口头讲述以信史价值，这已是史学发展上的巨大进步。然而由于《春秋》叙事过简，亦被后人讥为“断烂朝报”。《左传》以大量翔实丰富的史实，弥补了《春秋》的不足。但在政治方面,《春秋》又具有不可与《左传》等同的意义。汉以后，《春秋》被尊为孔子编撰的圣经，在政治上、学术上处于至高无上的尊位。历代不少儒生对它曲解依托，尽情发挥，使它在经学和史学领域，以至政治生活方面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参考书目 洪业：《春秋经传引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左传选》后序，中华书局，北京，196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华书局,北京,1981。

“游学”一词在古籍中并不鲜见，最早出现“游学”二字的《史记·春申君列传》称：“游学博闻，盖谓其因游学所以能博闻也。”《北史·樊深传》中也有“游学于汾晋间，习天文及算历之术”的记载。在中国古代，喜欢远游的读书人还被称为“游士”，很多名人都有“游学”的经历。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即是古人追求的最高境界……

　古代游学标志性人物是先秦时的孔子，可以说孔子开了中国游学风气之先。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周游各诸侯国长达14年之久，一生遍及卫、陈、鲁、宋、郑、蔡、楚诸国，现在好多地方都有孔子遗迹，就是这个原因。不只孔子，先秦时期的“子”级人物无一不是“游”出来的，墨子、庄子、孙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全都是著名“游士”。

　　到汉魏时，读书人游学之风更为盛行。这一时期，最典型的人物是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20岁即开始远游各地名山大川，从当时的京城长安出发，出武关（今陕西商县东），经南阳，在南郡（湖北江陵）渡江，抵达长沙，来到屈原自尽的汨罗江江边，凭吊诗人……历时数年，司马迁把大半个中国都“游”了。

　　与现代学生暑期游学目的不同，古代学子在科举取士确立以后，大多是为了功名前程而离乡远行，遍访名师。如韩愈、柳宗元、苏轼、王安石等“唐宋八大家”，均有丰富的远游经历。南宋诗人巩丰《送汤麟之秀才往汉东从徐省元教授学诗》，描绘了古代学子远行求学的心态和不易：“士游乡校间，如舟试津浦；所见小溪山，未见大岛屿；一旦远游学，如舟涉江湖……”当然，古代学子除了“求学”、“求仕”，只为“游山玩水”的也不少见。

左丘明的《左传·卷十二》载：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钥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

意思是公元前481年春，在鲁国西部大野打猎时，叔孙氏的兵车武士鉏商，猎得一只麒麟。（叔孙氏）以为是不祥的怪物，就将麒麟赏赐给虞人（古掌山泽苑囿之官），孔子见到后说：这是麒麟啊。

孔子也曾在《春秋》哀公十四年春天，提到“西狩获麟”，对此孔子为此落泪，并表示“吾道穷矣”。

相传麟是仁兽，圣王的嘉瑞。而孔子所在的时代因为没有明王，所以麒麟一出来就被捕获。也因此，孔子极为感伤，明白周朝之道已然不兴了，所以惆怅的说:“我推行的道就此完了。”那时孔子作《春秋》是为传周道的，现在因见获麟感到“道己穷”，于是孔子作《春秋》也至此而辍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孔子获麟绝笔”。

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田寺，获白麟”。

汉武帝在十月隆冬前往雍地打猎，在五田寺祭拜，获得了瑞兽白色的麒麟。

另外《孝武本纪》和《封禅书》中也有记载：“其明年，郊雍，获一角兽，若麃然。”

意思是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在雍地打猎，猎得一角兽，像“麃”（即狍子）一样的野兽。

在获得此兽后，经过一番争议，“有司”最后确认为麒麟，认为这是上天的赏赐。汉武帝为了图吉利，就改年号为“元狩”，并作“白麟之歌”来记述这件事情。

扩展资料：

麒麟的首似龙，形如马，状比鹿，尾若牛尾，背上有五彩毛纹，腹部有**毛。麒有独角，麟无角，口能吐火，声音如雷。中国古代用麒麟象征祥瑞。相传只在太平盛世，或世有圣人时此兽才会出现。

孔子与麒麟密切相关，相传孔子出生之前和去世之前都出现了麒麟，据传孔子出生前，有麒麟在他家的院子里“口吐玉书”，孔子在《春秋》哀公十四年春天，提到“西狩获麟”，对此孔子为此落泪，并表示“吾道穷矣”。不久孔子去世，所以麒麟亦被视为儒家的象征。

参考资料：

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但这十四年的漫长旅途，孔子和他的弟子们都去了哪些地方？他们到底是如何“周游”的？我想很多朋友可能就说不太清楚了吧。今天，就让文史君带着大家，结合太史公的《史记·孔子世家》，沿着孔圣人的足迹，重新走一遍这“周游列国”之路吧。

一、孔子：我也曾仗剑走天涯

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因为对鲁国的朝政失望，带着弟子们离开了鲁国，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仗剑走天涯”的生涯。孔子第一站到达的是卫国，就是卫生的卫。司马迁在这主要记述了两件事情，主要都是依据《论语》而来的，我们在讨论到《论语》这一部分的时候也可以继续思考。

一个是位于匡的故事。孔子到了卫国，在前往陈地时，途经匡城。匡人误把孔子认成了鲁国的阳虎，因为孔子身材高大，远远望去跟阳虎很像。阳虎在孔子入匡之前刚刚洗劫了匡。而且好巧不巧，孔子有个弟子颜刻，当时阳虎进匡的时候就是颜刻驾的马车。这时恰好颜刻也给孔子驾的马车，而且他还举策指著郭外缺口说：“我之前来这的时候，就是从这个缺口进去的”。这话正好被匡人听到，孔子他们立刻遭到了围捕。

孔子在此处被拘禁五天五夜，几乎丧命，由此说出那句很有名的话，“文王即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後死者不得与於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说：文王死了以后，周代的礼乐文化就都在我身上了。如果上天想要灭亡这种文化，那我又怎么会学会呢？如果上天不想灭亡这种文化，那匡人又能拿我怎么样呢？可以看出，孔子是非常自信的。

第二件事是子见南子。南子是当时卫国国君灵公的宠妾，对于这一举动，子路是不高兴的。《论语》里说“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孔子还一定要见南子呢，孔子说天厌之，是说天讨厌自己见南子还是讨厌自己什么呢？。

孔子最终在卫国也没有受到重用，于是离开卫国到了曹国，在曹国没待多久，又去了宋国。在去宋国的途中，有一次孔子在大树下和弟子习礼。注意啊，司马迁这里用的是习礼，学习的习啊，所以《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的习，有种说法就是演习礼。宋国的司马叫作桓魋[tuí]想要杀掉孔子。弟子打算尽速离去，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二、看一看世间的繁华

孔子然后又去了郑国。孔子在郑国时，与弟子失散，孔子一个人站在郭东门。有人告知子贡，说东门有个人额头像尧，脖子类皋陶，肩膀类子产。但不足之处是自腰以下却不及禹的三寸，那样子像条丧家之狗。弟子终把孔子寻回，并将此话告诉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孔子后来又到了陈国，陈国这时已经很羸弱了，经常遭受吴国的侵罚，因此孔子只好离开陈国到了蒲这个地方，恰好蒲地贵族叛乱，孔子又被抓起来了。孔子有个弟子叫公良儒就几乎受不了了，“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有遇难于此，命也与。吾与夫子再霖难，宁斗而死。”我们在孔子辗转诸国途中，经常看到孔子或者弟子提到命、天命这些词，都是对未来的一种未知，我们现在说的好听，周游列国，那哪叫游啊？其实是很狼狈的。用现在的话说，或许可以叫“穷游”了吧。因此为什么子见南子，南子是当时的掌权者，得到她的赏识，更容易实现自己政治抱负。

之后孔子又历经卫国，赵国，最后不得已又回到了陈国，这时孔子已经六十多了。孔子当时在鲁国执政时的季孙氏家长季桓子去世，临死前跟儿子康子交代，当年我们鲁国本来是可以兴盛的，因为我得罪了孔子，把他给气走了，鲁国就此错失了机会。我死以后，你把孔子请回来重新执政。但是康子家臣进谗言，说原来先君用孔子用到一半给放弃了，被其他诸侯国当做笑柄，现在你又要召回孔子，万一又是中途而废，徒惹他国笑话而已。因此并没有召回孔子，而是召回了孔子的弟子冉求。但却勾起了孔子的思乡之情，孔子归心已起。

三、圣人风骨

孔子之后依然在漂泊。后来楚国听说孔子在陈国，于是有一年吴国攻打陈国，楚国跑去营救陈国。到陈国以后，楚昭王就派人去聘请孔子。孔子就离开了陈国。但是陈国和蔡国的大夫害怕孔子得用，便将孔子围困在陈、蔡两国之间的荒野中。孔子等人绝粮七日，许多弟子病倒不起。弟子此时几乎都已经快绝望了，但孔子仍旧讲诵不绝。

弟子们跟随孔子颠沛流离十几年，一事无成，而且几次遭人迫害，几次都差点丧命，因此对孔子以及孔子之道的怀疑也是可以想象到的。《史记》当中记载了孔子与他几个比较突出弟子的谈话，也可能就是孔子特意挑选了几个最为杰出的弟子来加以引导。子路问的大概是众弟子的心声：我们走错了吗？何以至于此？我们还不够仁德吗？大家都不相信我？我智慧不够吗？没人跟着我走。

四、繁华看尽，终归故里

孔子颠沛流离的生涯长达十四年之后，年近七十岁的孔子终于回到了鲁国，但仍未受道鲁国国君的任用。孔子也就彻底失去了振国安邦的志向，转而专注于教育和古籍整理。

哀公十二年冬，孔鲤先孔子而死。哀公十四年，颜回先他而去。孔子感慨之前随自己漂泊的大都不在视野内了。哀公十四年夏，齐国陈恒弑杀国君，孔子斋戒沐浴三天，向哀公恳请伐齐，哀公让他“告知季孙知晓”，孔子又向季孙请求出兵，结果遭到拒绝。前479年，孔子逝世，终年七十三岁，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众弟子为其服丧3年，子贡为孔子守坟6年。

文史君说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末尾评价孔子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又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十四年的漫长旅途，并没有磨掉孔子身上的自信，或许就像他对子贡说的：“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何必去管能不能容于天下呢？我想，这就是圣人的风骨吧！

一、中国学术源头典籍至迟出现于殷周之际

《六经》（或《五经》）一向被说成是“儒家经典”，尽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但迄今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更没有权威的机构和部门组织相关研究而予以澄清、矫正，以至在相关的讲堂、教科书等出版物以及各种媒体上，目前依然通行着这样的说法。譬如，在颇有点儿越来越时兴的“国学”的教育和宣传中，尤其是对儿童的所谓“开蒙”教育中，《六经》（或《五经》）就仍被当作“儒家经典”向孩子们灌输。

把《六经》（或《五经》）说成是“儒家经典”，虽是汉代以后就一直延续的史实，但并不符合《六经》（或《五经》）本身的原貌，不符合它们与儒家原初关系的史实。

因为单就儒家而言，且不说被视为其创始人的孔子（公元前551-479），只是活动在春秋末年，他并没有自称“儒家”，也并未把自己的学说冠之于“儒学”。“儒家”、“儒学”之称呼，是孔子去世多年以后的事，即便把“儒家”从孔子算起，因为在孔子之前，《六经》已经存在，也不能把《六经》当成“儒家经典”。

把《六经》当成“儒家经典”，不仅有违史实，而且无形之中，把中国学术产生的历史人为地大大推后了。因为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产生于战国时期，而中国学术的萌发和成熟，要比这早得多。

学术是精神文化中的核心部分，是专门化或专业化了的文化知识，先有精神文化而后才有学术。中国学术是中国精神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中国精神文化发展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某个领域、方面的专门知识的积淀、升华和凝聚。这一过程相当漫长。如果说中国精神文化的开端至迟在黄帝时期（约公元前26世纪）已经起步的话，那么到商代，中国学术则已基本形成。

这期间，伴随生产力的发展所创造的剩余产品的积累而出现私有制，脱离体力劳动而专门从事脑力劳动即精神产品生产的阶层出现。与此同时，用于精神产品生产的文字和由此所表达的书面语言日趋成熟和规范化，又为精神产品的生产创造了物质条件，促使精神文化的建设和创造发生质的飞跃，于是，专门研究某一文化领域、方面的知识开始从混沌的精神文化中分离出来，并逐渐积淀、升华、凝聚，形成某一专门领域、方面的学术思想。

已有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国至迟到商代就已经步入这样的历史阶段，而到殷周之际，中国学术即我们所称之为“国学”的源头典籍已经出现。

二、 当列为中国学术源头的主要典籍

从文法结构上讲，商代甲骨文大部分卜辞中虽无不流露出我国早期诗歌、散文的古朴与简洁之风，周代的文字及其记载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理应比商代都获得很大发展，但是，要是按照传统的说法把《六经》归入“儒家经典”，即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的话，再联系其它各家的著述，却看不到这样的进步了！从商代的甲骨文的简练文法，到诸子百家长篇大论式的大量著述之间，这种文字和著述大跨度地跳跃式发展，太不符合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规律了！

人们一谈论中国学术，总是从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谈起，而忽略“诸子百家”所赖以产生的活水源头。这样，实际上就把诸子百家当成了无源之水或无本之木。

而事实决非如此，在诸子百家出现之前，早就有学术著作存在了。它们是诸子百家赖以产生的源头活水，是当列为中国学术源头的主要典籍。

中国文明的起源相当早，至迟大约在公元前26世纪的黄帝时期为开端，渐为学界所公认。而中国文字的发明与使用虽是这以后的事情，但也远远早于孔子之前。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据历代学者考证，这里所提到的《三坟》，系关于伏羲、唐尧、虞舜之书；《八索》，则系有关八卦的最早之书；而《九丘》则系涉及九州土地、风气之书。由于这些书迄今均未见到，故对其具体内容及其所产生的具体历史年代，尚无从知晓、确认。然而，它至少向我们昭示：中国古代典籍起源很早，而且有些确实流传到孔子时代，从而为孔子研究和整理古典文献提供了可能与条件。

就迄今所知，流传到孔子时代的古典文献，主要就是《六经》，因而《六经》就是当列为中国学术源头的主要典籍。

根据史书所载，孔子曾编定《六艺（经）》。既然孔子曾“编定”过《六艺（经）》，那么《六艺（经）》当在孔子之前就有了。由于“焚书坑儒”和战乱等原因所导致的古代文献的毁坏、亡佚，后人所说的《六经》与孔子见到的《六艺（经）》是否一致，值得探究。既然有人认为《书》和《礼》在孔子之后的战国末期甚至更晚才成书，那么，现在看到的《书》和《礼》很大可能不是孔子所见到的原本。但现在所看到的“书”和“礼”都在不同程度上参考了原来的文献，因而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其原貌，则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我认为应当把《六经》列为体现中国学术之源的代表作，主要典籍。根据其时间先后，其排列顺序应该是《易》、《书》、《诗》、《礼》、《乐》和《春秋》。以前的排列（《诗》、《书》、《礼》、《乐》、《易》、《春秋》），乃儒家把它们当作“儒家典籍”所为；因为孔子及其弟子作《十翼》即《易传》而对《易经》加以阐释，所以《易》被他们列于孔子曾重点修订的《春秋》之前。

三、《易》乃迄今所见中国学术文化之总源

与《书》、《诗》、《礼》、《乐》和《春秋》相比，《易》的产生时间最早，在中国学术即国学中的地位和意义，尤其重要。

《汉书艺文志》云：“《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其把《易》视为“与天地为终始”，为“五学”之原，而置于“五学”之首，是很有见地，也是符合史实的。

从商代的甲骨文的简练文法，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长篇大论的大量著述之间，应该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作品。在迄无新的发现之前，愚认为一向被搀杂在《六经》中的《易》，当首先是这样的著述。

谈《易》自然涉及八卦，前文提到《八索》系有关八卦的最早之书，但《八索》是否就是传说的伏羲所画八卦的记载？它与《易》的关系如何？因《八索》迄未得见故不得知。而较为公认的说法是：《易》历经《连山》、《归藏》和《周易》三代。《连山》失传后迄无发现，《归藏》失传已久于近年则有所发现，尚待整理，而一直流传至今的只剩《周易》，故通常把《易》指《周易》。《周易》本是一部用来占筮的书，在《左传》中已有记载，说明它最迟在春秋时期已经流传。对于其成书的年代，学界迄无定论，但多数认为是在殷周之际，或西周前期，认可司马迁“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之说。对于《周易》之“周”字，历来说法颇多，但多数认为代表年代即周代。对于《周易》之“易”字，则更是众说纷纭，但无论怎么解释，认《周易》讲“刚柔相推，变在其中”即通过阴阳双方相互作用而产生万物，则是不错的。秦始皇焚书,《周易》因系占筮之书而幸免。到西汉，儒家将《周易》与《诗》、《书》、《礼》、《乐》和《春秋》等奉为“经典”，统称《六经》，于是《周易》又被称为《易经》。

《易》既然早在儒家出现之前就已经产生并流传，因此把它归入儒家经典，是后世儒家的一相情愿。从《易》历经三代来看，其起初只通过画卦即使用符号表达意思，实际上是介于结绳记事与象形文字之间的一种文字创造，再到周文王推演六十四卦，并作卦爻辞（其子周公参与）。《易》之演变过程与中国文字的演变过程相结合，既标志着先人“仰观俯察”、“弥纶天地之道”之意图的渐进，又体现着中国古代学术伴随文字的发明、演进和成熟而不断发展的过程。如果说伏羲始画八卦意味着在文字尚未发明的条件下，先人意图通过某些符号而表达思想意识的话，那么，到周文王依据八卦符号而推演六十四卦，并运用业已成熟的文字来诠释卦爻辞时，八卦和六十四卦符号的文字意义则不复存在，而只具有“符号学”的意义了。

从迄今已有的传世文献和考古文献看，《易》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著作，把它视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总源，至少至今仍站得住脚。

《易》广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的相关情况，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和思想价值等。说《易》基本成型于殷周之际，并不意味着否认其在此后的岁月中没有增饰和修改。因为既然《易》主要用于占卦，故当殷周之际由八卦演为六十四卦之后，不可能不经过更多人的运用与检验，《易》卦爻辞中所记载的某些出自文王周公之后的事，盖与此有关。但综合各方面的资料看，《易》早在孔子之前就存在，而且可能有多种诠释本，自然都成为孔子整理《易》的参考素材。不管《易》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其它五种典籍有怎样的不同，既然统统经过孔子整理过，便决定了作为《六经》之首的《易》，在孔子那里与其它五种典籍的相似之处。

孔子作《易传》正越来越多地得到考古学上的证明。马王堆帛书《要》篇指出：“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孔子《易》，至于《损》《易》二卦，未尝不废书而叹……”其中还记载着子赣（贡）不理解晚年夫子对《易》的态度，夫子便向他解释：“《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表明了孔子当时对卜筮的理性态度。帛书《易传》的《二三子》《易之义》《要》《系辞》《缪和》《昭力》等大量记载的孔子言论，基本上亦是今本《易传》的内容。从帛书《易传》中，可以理解孔子对《易经》的创造性诠释，说明孔子晚年与《易经》关系紧密，尤其抒发了《易经》的哲理，并被其弟子总结撰为《易传》。诚如李学勤先生所说：“孔子之于《周易》不仅是读者，而且是某种意义上的作者。他所撰作的，就是《易传》。”“孔子晚年好《易》，《易传》或出其手，或为门弟子所记，成书约与《论语》同时。自子思以至荀子等人都曾引用，绝非晚出之书。当然，那时《易传》的面貌，不一定和今传本完全相同，这是古书通例，不足为异。研究孔子，不能撇开《周易》经传。”因此，要是把《周易》分为《易经》和《易传》的话，《易传》确实系儒家的经典之作，但《易经》则不是，它只是被儒家当成了“经典”。

要是从儒家笼统地把《周易》（而不是只把《易传》）当成自己的“经典”来理解的话，那么，《周易》就绝不止是儒家经典。只要仔细分析其其内容，就会发现它远远不是儒学所能涵盖得了的。《周易》除了涉及“道”、“法”、“阴阳”、“农”、“医”、“兵”、“纵横”等大致与儒家同期的各家学说外，还蕴涵了“天文”、“地理”、“数学”、“领导”、“决策”、“经营”、“管理”、“用人”、“教育”、“改革”和“养生”，以及“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等思想。其关于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三材之道”、“三材共建”的原理，在今天地球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生态危机和人文生态危机面前，具有巨大借鉴意义。《周易》的领导、管理智慧和思想，对今天的行政管理、企业管理和社会其它方面的领导、管理及决策的运筹和应用等等，均具有启迪作用。《周易》重整体、系统、结构、平衡的宇宙观念和思维方式，对于现代思维观念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之重要性，已越来越备受海内外学术界和实业界注重。《易经》所蕴涵的伦理思想，对当今越来越备受重视的基因伦理、生命伦理、环境伦理、社群伦理、家庭伦理、企业伦理、网络伦理，乃至全球伦理和空间伦理的建构和发展，都显示出现实而深远的意义。从迄今为止的传世文献和考古发觉来看，说《周易》是“中国学术文化的总源”，一点儿也并不为过。

四、《书》《诗》《礼》《乐》《春秋》也不止是儒家经典

《书》《诗》《礼》《乐》《春秋》其实也都先于孔子而存在了，因而也本都不是儒家经典，而同样是被汉儒一相情愿地列为“儒家经典”的。因被儒家列为经典，它们才被分别称作“经”的。儒家将它们列为经典盖与孔子曾对它作过编辑有关。如司马迁云：“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史记滑稽列传》）郭店简《性自命出》有孔子关于诗书礼乐之教的记载：“《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而逆训之，体其义而即度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

在世传文献中，有关孔子与《六经》的相关资料首见于《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庄子天运》显然不是庄子本人的作品，也不大可能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因为“六经”的提法是汉代才出现的。而且该篇关于老子和孔子交谈时竟提及“儒墨”也太违背史实：老子和孔子怎么能谈论在他们去世后才出生的墨子呢！尽管有这些差错，但联系其它史料，孔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史实却不无根据。另《庄子天下》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尽管《庄子天下》也不是庄子本人的作品，但司马迁的《史记滑稽列传》显然参考了该篇。这些均说明孔子与《诗》《书》《礼》《乐》关系密切，并加以编辑过。当然，学界对此迄未形成共识，但即使孔子对《诗》《书》《礼》《乐》作过编辑或加工，也不能因此而把它归入儒家经典。

以《书》来看，它本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时间上起尧舜下至春秋中期，约计1500多年。基本内容为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对此历代都有争议。愚认为，尽管《书》中有些篇章如《尧典》、《皋陶谟》、《禹贡》、《洪范》经考证系后人所作，孔子自己也表白“述而不作”，但孔子阅读、编辑以前的书籍并为之作序也是可能的。《书》不仅记载了许多上古时期的传说，而且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的一些重要史料。不论传说还是史料，其中都蕴涵着丰富的学术见解。

殷因夏礼。殷人的制度基本从夏制演变而来。在夏人之具体情况目前尚不大清楚的条件下，可以从已知殷人的状况作大体推断。根据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看，殷王室已有专职的史官，卜辞中的“贞人”就部分地充当着这种角色。他们的职责就是负责记录王室的各项活动，其工作细则犹如《礼记玉藻》所载，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或如《汉书艺文志》所言，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他们所记录下来的言、行（事），很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尚书》内容，也是孔子当年所凭借的文献。

因此，从《书》的内容所反映的史实看，其应该出自几代史官之手，其确切的成书年代虽然还有待于考古学的确证，但至少在孔子前已经存在，所以也本不是儒家经典。

再看《诗》。今存《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类。其“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它们广泛地反映了西周至春秋中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含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其中不少篇章是民歌，对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黑暗和昏庸等加以揭露抨击，而对劳动者的勤劳和爱情则热情歌颂；也有不少暴露时政的作品，表现了对周王室衰落的忧虑和惆怅；还有一些祀神祭祖的篇章，记载了周初的经济制度和生产情况，但多系歌功颂德，宣扬统治者承天受命的思想。但是，《诗》单是篇幅就比原来少了好多（仅为原来的十分之一）。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可知今本《诗经》是从先前大量的诗歌中整理而成。《诗》毕竟产生在孔子之前，即使孔子对其删节、编辑过，也不能据此就把它作为孔子的作品，因而也就不能被当成“儒家经典”。

《礼》，即《周礼》，是反映周代礼仪和制度的作品，传为周公所作，孔子所见并编定的该是原书，但现在所流传的则非原本了，而且对其成书年代和作者一直有争议。《周礼》含《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和《冬官司空》等六篇。而《冬官司空》早佚，汉时补以《考工记》。汉代所编为《六经》之中的《礼》，系指《礼记》，而非孔子所见之《礼》。《礼》先于孔子而存在，不能因为孔子编定过而视其为“儒家经典”；况且被称为“儒家经典”之一的《礼》系《礼记》而非当年孔子所见到和编辑过的《礼》呢！《礼记》则为汉代的作品，把它当成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显然更欠妥。

《乐》失传已久而迄无发现，故不便具体论及。但因其先于孔子则可肯定，故也不能算作儒家经典。正因《乐》失传，所以从宋儒起就只好舍此而改称《五经》了。

至于《春秋》，传为孔子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修订而成。司马迁称“仲尼厄而作《春秋》。”历代有人对此说表示怀疑。愚认为，从《春秋》的记事年代（公元前722-前481年）联系孔子的生卒年代（公元前551-479年）看，孔子见而编之倒有可能，但鉴于孔子“述而不作”的自白，又没有一本专著留下，就连《论语》也是其弟子所著，所以“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难于成立；除非把“作”理解为“编修”。又，在孔子之前的《春秋》恐怕决不止一种。因为《春秋》可能是西周末年以来，各诸侯国所形成的历史档案文件，其性能与今本《尚书》有相似之处，但因经孔子整理而与《尚书》各有侧重：《尚书》以夏商周三代时间为序汇编文件，而《春秋》则以鲁国的活动为主线记载各国交争与来往情况。所以，即使现存《春秋》果真经孔子整理，已非原貌。至于孔子之前的《春秋》可能像孟子所说的那样：“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从孟子的话来看，当时诸国类似于《春秋》的著述都有，而决不止今本《春秋》。从孔子称曾见过一百二十国《春秋》，墨子也夸口“吾见百国《春秋》”之类的言论看，这当不容怀疑。这样看来，《春秋》本来也非“儒家经典”。

总之《易》是迄今所见体现中国学术总源的典籍，而《诗》、《书》、《礼》、《春秋》和失传的《乐》，也当列入中国学术源头的主要典籍。

把《六经》（或《五经》）当成“儒家经典”，是汉代“儒家”的一相情愿，而实际上，要是算作“经典”的话，它们是诸子百家之经典，是整个中国学术之经典。

　　孔子 - 生平

　　1岁：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9月28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城东南）。关于孔子出生年月

　　有两种记载，相差一年，今从《史记·孔子世家》说。

　　3岁：公元前549年（鲁襄公二十四年）其父叔梁纥卒，葬于防山（今曲阜东25里处）。孔母颜征在携子移居曲阜阙里，生活艰难。

　　5岁：公元前547年（鲁襄公二十六年）孔子弟子秦商生，商字不慈，鲁国人。

　　6岁：公元前546年（鲁襄公二十七年）弟子曾点生，点字皙，曾参之父。

　　7岁：公元前545年（鲁襄公二十八年）弟子颜繇生，繇又名无繇，字季路，颜渊之父。

　　8岁：公元前544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弟子冉耕生，字伯牛，鲁国人。

　　10岁：公元前542年（鲁襄公三十一年〕弟子仲由生，字子路，卞人。 是年鲁襄公死，其子躌继位，是为昭公。

　　12岁：公元前540年（鲁昭公二年）弟子漆雕开生，字子若，蔡人。

　　15岁：公元前537年（鲁昭公五年〕孔子日见其长，已意识到要努力学习做人与生活之本领，故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

　　16岁，公元前536年（鲁昭公六年）郑铸刑鼎。弟子闽损生，字子骞，鲁国人。

　　17岁：公元前535年（鲁昭公六年〕孔母颜征在卒。是年。季氏宴请士一级贵族，孔子去赴宴，被季氏家臣阳虎拒之门外。

　　19岁：公元前533年（鲁昭公九年）孔子娶宋人亓官氏之女为妻。

　　20岁：公元前532年（鲁昭公十年）亓官氏生子。据传此时正好赶上鲁昭公赐鲤鱼于孔子，故给其子起名为鲤，字伯鱼。是年孔子开始为委吏，管理仓库。

　　21岁：公元前531年（鲁昭公十一年）是年孔子改作乘田，管理畜牧。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

　　孔子

　　子罕》) 此“鄙事”当包括“委吏”、”乘田”。

　　27岁，公元前525年（鲁昭公十七年〕郯子朝鲁，孔子向郯子询问郯国古代官制。孔子开办私人学校，当在此前后。

　　30岁：公元前522年（鲁昭公二十年〕自十五岁有志于学至此时已逾15年，孔子经过努力在社会上已站住脚，故云”三十而立”。(《论语·为政》)是年齐景公与晏婴来鲁国访问。齐景公会见孔子，与孔子讨论秦穆公何以称霸的问题。弟子颜回、冉雍、冉求、商瞿、梁鴷生。回字渊，雍字仲弓，求字子有，瞿字子木，皆鲁国人；鴷字叔鱼，齐国人。

　　31岁：公元前521年（鲁昭公二十一年）弟子巫马施、高柴、宓不齐生。施字子期，陈国人；柴字子高，齐国人；不齐字子贱，鲁国人。

　　32岁：公元前520年（鲁昭公二十二年）弟子端木赐生，赐字子贡，卫国人。

　　34岁：公元前518年（鲁昭公二十四年）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学礼于孔子。相传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聘，问乐于苌弘。

　　35岁：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二十五年）鲁国发生内乱。《史记·孔子世家》云：“昭公率师击（季）平子，平子与孟孙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齐。”孔子在这一年也到了齐国。

　　36岁，公元前516年（鲁昭公二十六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得到齐景公的赏识，景公欲以尼溪之田封孔于，被晏子阻止。孔子在齐闻《韶》乐，如醉如痴，三月不知肉味。

　　37岁：公元前515年（鲁昭公二十七年）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由齐返鲁。吴公子季札聘齐，其子死，葬于瀛、博之间。孔子往，观其葬礼。弟于樊须、原宪生。须字子迟，鲁国入；宪字子思，宋国人。

　　38岁：公元前514年（鲁昭公二十八年）晋魏献子（名舒）执政，举贤才不论亲疏。孔子认为这是义举，云：“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

　　39岁，公元前513年（鲁昭公二十九年）是年冬天晋铸刑鼎，孔子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

　　40岁：公元前512年（鲁昭公三十年）经过几十年的磨练，对人生各种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故自云“四十而不惑”。弟子澹台灭明生。灭明字子羽，鲁国人。

　　电视剧《东周列国春秋篇》里的孔子（王绘春 饰演）

　　41岁：公元前511年（鲁昭公三十一年）弟子陈亢生。亢字子禽，陈国人。

　　42岁：公元前510年（鲁昭公三十二年）昭公卒，定公立。

　　43岁：公元前509年（鲁定公元年）弟公西赤生。赤字华，鲁国人。

　　45岁：公元前507年（鲁定公三年）弟子卜商生。商字子夏，卫国人。

　　46岁：公元前506年（鲁定公四年）弟子言偃生。偃字子游，吴国人。

　　47岁：公元前505年（鲁定公五年）弟子曾参、颜幸生。参字子舆，鲁国人。幸字子柳，鲁国人。

　　48岁：公元前504年（鲁定公六年〕季氏家臣阳虎擅权日重。孔子称之为“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史记·孔子世家》云：“陪臣执国政。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阳虎欲见孔子，孔子不想见阳虎、后二人在路上相遇。阳虎劝孔子出仕，孔子没有明确表态。此事当在鲁定公五年或鲁定公六年。

　　49岁：公元前503年（鲁定公七年）弟子颛孙师生。师字子张，陈国人。

　　孔子

　　50岁：公元前502年（鲁定公八年）自谓”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公山不狃以费叛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被子路阻拦。

　　51岁: 公元前501年（鲁定公九年）孔子为中都宰，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四方则之。弟子冉鲁、曹坅、伯虔、颜高，叔仲会生。鲁字子鲁，鲁国人：坅字子循，蔡国人：虔字子析，鲁国人；高字子骄，鲁国人：会字子期。鲁国人。

　　52岁：公元前500年（鲁定公十年）孔子由中都宰升小司空，后升大司寇，摄相事。夏天随定公与齐侯相会于夹谷。孔子事先对齐国邀鲁君会于夹谷有所警惕和准备，故不仅使齐国劫持定公的阴谋未能得逞，而且逼迫齐国答应归还侵占鲁国的郓、鄵、龟阴等土地。

　　53岁：公元前499年（鲁定公十一年）孔子为鲁司寇，鲁国大治。就任后七日，就以“五恶”的罪名，以言论定罪，杀死曾和自己争抢学生的著名的鲁国大夫、教育家、演说家少正卯。

　　54岁：公元前498年（鲁定公十二年）孔子为鲁司寇。为削弱三桓，采取堕三都的措施。叔孙氏与季孙氏为削弱家臣的势力，支持孔子的这一主张，但此一行动受孟孙氏家臣公敛处父的抵制，孟孙氏暗中支持公敛处父。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弟子公孙龙生。龙字子石，楚国人。

　　55岁：公元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春，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子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与季氏出现不和。孔子离开鲁国到了卫国。十月，孔子受谗言之害，离开卫国前往陈国。路经匡地，被围困。后经蒲地，遇公叔氏叛卫, 孔子与弟子又被围困。后又返回卫都。

　　56岁，公元前496年（鲁定公十四年）孔子在卫国被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子路对孔子见南子极有意见批评了孔子。郑国子产去世孔子听到消息后，十分难过，称赞子产是“古之遗爱”。

　　57岁：公元前495年（鲁定公十五年）孔子去卫居鲁。夏五月鲁定公卒，鲁哀公立。

　　58岁：公元前494年（鲁哀公元年〕孔子居鲁，吴国使人聘鲁，就“骨节专车”一事问于孔子。

　　59岁：公元前493年（鲁哀公二年）孔子由鲁至卫。卫灵公问陈（阵）于孔子，孔子婉言拒绝了卫灵公。孔子在卫国住不下去，去卫西行。经过曹国到宋国。宋司马桓(左鬼右隹)讨厌孔子，扬言要加害孔子，孔子微服而行。

　　60岁：公元前492年（鲁哀公三年）孔子自谓”六十而耳顺”。孔子过郑到陈国，在郑国都城与弟子失散独自在东门等候弟子来寻找,被人嘲笑,称之为”累累若丧家之犬”。孔子欣然笑曰：“然哉，然哉！”

　　61岁：公元前491年（鲁哀公四年〕孔子离陈往蔡。

　　62岁：公元前490年（鲁哀公五年）孔子自蔡到叶。叶公问政于孔子，并与孔子讨论有关正直的道德问题。在去叶返蔡的途中，孔子遇隐者。

　　63岁：公元前489年（鲁哀公六年〕孔子与弟子在陈蔡之间被困绝粮，许多弟子因困饿而病，后被楚人相救。由楚返卫，途中又遇隐者。

　　64岁：公元前488年（鲁哀公七年）孔子在卫。主张在卫国为政先要正名。

　　65岁：公元前487年（鲁哀公八年）孔子在卫。是年吴伐鲁，战败。孔子的弟子有若参战有功。

　　66岁：公元前486年（鲁哀公九年）孔子在卫。

　　67岁：公元前485年（鲁哀公十年）孔子在卫。孔子夫人亓官氏卒。

　　68岁：公元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是年齐师伐鲁，孔子弟子冉有帅鲁师与齐战，获胜。季康子问冉有指挥才能从何而来？冉有答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于归鲁。孔于周游列国14年，至此结束。季康子欲行“田赋”，孔子反对。孔子对冉有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丘亦足矣”。

　　69岁：公元前483年（鲁哀公十二年）孔子仍有心从政，然不被用。孔子继续从事教育及整理文献工作。孔子的儿子孔鲤卒。

　　70岁：公元前482年（鲁哀公十三年〕孔子自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颜回卒，孔子十分悲伤。

　　71岁：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是年春，狩猎获麟。孔了认为这不是好征兆，说：“吾道穷矣”。于是停止修《春秋》。六月齐国陈恒弑齐简公，孔子见鲁哀公及三桓，请求鲁国出兵讨伐陈桓，没有得到支持。

　　72岁：公元前480年（鲁哀公十五年〕孔子闻卫国政变，预感到子路有生命危险。子路果然被害。孔子十分难过。

　　73岁：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患病，不愈而卒。葬于鲁城北。鲁哀公诔之曰：“天不吊，不潎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不少弟子为之守墓三年，子贡为之守墓六年。弟子及鲁人从墓而家者上百家，得名孔里。孔子的故居改为庙堂，孔子受到人们的奉祀。[1]

　　孔子 - 思想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西周社会以血缘氏族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崩溃瓦解，而基于文化认同的"诸夏"民族共同体正在形

　　孔子像

　　成。这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最初发生的年代，古典成为时尚，一些人开始思考天道、人生和世界秩序等方面的问题，原先由贵族所垄断的文化教育也正逐渐流入民间。孔子正是这时代精神的代表人物与集大成者，遂开战国诸子百家之先

　　仁

　　仁的人生哲学

　　仁是孔子和弟子反复探讨的课题。孔子会针对不同的弟子与不同的时机来讲述“仁”的真谛。大抵来说，孔子的“仁”就是曾子所说的“忠恕”二字而已。

　　“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仁道”就是真诚踏实，切忌浮夸不实而违逆正道。

　　礼

　　礼的社会秩序

　　礼，就是「节制」，宋明儒者也解作「理」。《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有：「礼以节人，乐以发和。」我们来看孔子对于礼的阐释--- --- 《论语˙泰伯》:「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礼，也是「真情」，而且在上位者必须作为人民的表率。所以孔子接着说--- ---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礼，不是浪费铺张，而是真情流露；宁愿节俭简陋，也不奢侈浮夸--- --- 《论语˙八佾》：「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奢也，宁戚。』」 《论语˙阳货》：「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礼，是对天地万物的尊重。藉由对礼法的好问，来表达自己对于天地的敬意--- --- 《论语˙八佾》：「子入大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大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君子与小人

　　君子与小人虽然是以身份地位区分开来的，但孔子不认为这是唯一的差别，更重要的在于修养和境界。对此孔子有很多说明，如他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是修养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方法，有着丰富而精微的内涵。近百年来，不少人反感于中庸，大概是将它误解为同流合污、媚世自是、毫无原则的伪君子行径，其实这样的乡愿也正是孔子所深恶痛绝的，他说：「乡愿，德之贼也。」他认为，如果不能达到中庸，狂狷是次好的境界，毕竟“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

　　孔子又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为政之道

　　正名是孔子最重要的政治主张。正名的目的在于维系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使人们有一定的规范遵循，而不致生活在一种不可预期的状态之中。很多人认为孔子希望能够恢复西周的礼乐，也有一些人认为他只是以复古的名义鼓吹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立信

　　对于孔子而言，不仅是个人的美德，而且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原则。子贡请教为政的要点，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点，“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德治

　　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曾任掌刑罚的大司寇，但是，孔子深深感受到“民免而无耻”的社会隐忧，所以才提倡用道德伦理来教化人民，彻底洗涤人心，激发人的善性。

　　孔子 - 政治生涯

　　早年教育

　　孔子早年生活极为艰辛，孔子的母亲在他24岁时去世，孔子希望将父母合葬。为了打听父亲葬处，他将母亲棺殡

　　孔子

　　停于路口（五父之衢），向路人打听。后孔母的邻居曼父之母，告诉孔子叔梁纥的墓处，孔子这才将父母合葬于防。第二年，孔子在为母亲守丧时，季孙氏宴请士一级的人（飨士）。孔子前往，不想却被季孙氏家臣阳虎训斥并拒绝。但后世学者多怀疑此事有伪。

　　在艰难困苦中，孔子发愤好学，他遍访名师，虚心求教。鲁昭公十七年，郯国国君郯子访鲁。郯子博学多才，27岁的孔子慕名拜见。韩愈《师说》有语：「孔子师郯子。」孔子先后「问礼于老聃，学鼓琴于师襄子，访乐于苌弘。」

　　大约三十岁左右，最初的一些弟子来到孔子身边。此后，孔子一直从事教育事业，他广收门徒，相传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他首倡有教无类及因材施教，成为当时学术下移、私人讲学的先驱和代表，故后人尊为“万世师表”及“至圣先师”。

　　适齐

　　35岁时，鲁昭公被鲁国掌权的叔孙、季孙、孟孙三桓大夫击败，逃到齐国，孔子便离开鲁国到齐国。孔子曾与齐太师谈说音乐，闻习韶乐之盛美，三月不知肉味。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他日又问政于孔子，孔子说：「政在节财。」景公想封孔子为尼溪田，遭齐相国晏婴进言劝阻。后来得知齐大夫想害孔子，景公没有办法，孔子则重回鲁国，聚徒讲学。

　　初事鲁国

　　鲁定公九年，五十一岁的孔子仕鲁，初为中都宰（中都为今山东汶上县），一年以后又做司空，后以大司寇。鲁定公十年，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文功武备」，取得外交上的胜利，使齐归还侵占鲁的汶阳等地。鲁定公十三年，为重新确立鲁公室的权威，孔子策划实施了「堕三都」的政治军事行动，希望能够削减三桓大夫的实力，于是先堕叔孙氏之郈，再堕季孙氏之费，然而围攻成的攻势最终功败垂成。鲁定公十四年摄行相事，并以「五恶」的罪名，以言论定罪，诛杀少正卯。

　　孔子治下鲁国颇有起色，引起齐人警惧，齐大夫黎鉏设计，向鲁赠送女乐文马，造成鲁定公不问朝政。这使得孔子与鲁公、季子等在道德与政见上的分歧难以弥合，孔子最终去鲁适卫。

　　周游列国

　　离开鲁国以后，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列国，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叶、楚等地，然而均未获重用。其间，在匡、宋、蒲等地，孔子一行多次被困遇险。

　　留卫期间

　　孔子到了卫国，在前往陈地时，途经匡城，颜回举策指着郭外缺口说：「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因孔子身材高大，被匡人误以为是鲁国的阳虎，而遭围捕。子路感到愤怒，夺戟准备交战，但被孔子阻止。过程中孔子曾与颜回失散，一度以为颜回已死。

　　卫灵公提供孔子在鲁国时的相同待遇。居住一段时间后，孔子遭人诬谄，孔子害怕获罪而离开。

　　孔子在蒲城滞留几个月后返回卫国。有人劝孔子，要有所作为，便要拜见卫灵公夫人南子，孔子谢绝。但后来不得已而前去拜见，孔子入门时，朝着北面，低头俯地，不敢正视；夫人南子亦于帷幕中再拜孔子。子路得知后，为此事甚感不满，表面上不说，但孔子心里明白，孔子便告诉子路先前的执着连上天都讨厌。数月后，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同车，孔子为次，其余官员在后，招摇游市而过。孔子对此事引以为耻，颜刻问有何耻辱，孔子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便离开卫国。

　　过宋之危

　　孔子到了宋国以后，在大树下和弟子习礼。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将大树拔除。弟子打算尽速离去，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相失于郑

　　孔子在郑国时，与弟子失散，孔子独自站立在郭东门。有人告诉子贡说，东门有个人疲累的像条丧家之狗。弟子赶紧找回孔子，并将此话告诉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受困陈蔡

　　吴伐陈、楚救陈之际，楚昭王派人聘请孔子，孔子随即出发。陈、蔡大夫惧怕孔子为楚国所用，便将孔子围困在陈、蔡野外，孔子等人不得行，绝粮七日，许多弟子病倒不起。弟子中多有不快者，孔子仍旧讲诵不绝。后来派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接孔子。

　　颠沛流离凡十四年，前484年，年近七十岁的孔子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尊为国老，但未受鲁哀公的任用。这段期间孔子专注于教育和古籍整理。

　　孔子 - 作品

　　诗选

　　去鲁歌

　　彼妇之口，可以出走。披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

　　蟪蛄歌

　　违山十里，蟪蛄之声，犹尚在耳。

　　龟山操

　　予欲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　　

　　《琴操》 ：“季桓子受齐女乐，孔子欲谏不得，退而望鲁龟山作歌，喻季之蔽鲁也。”《琴操》，古琴曲集，传为东汉蔡邕辑。　

　　盘操　　

　　干泽而渔，蛟龙不游。覆巢毁卵，凤不翔留。惨予心悲，还原息陬。

　　编修的书籍

　　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论语》为孔子弟子收集整理出来的。）

　　孔子 - 教育事业

　　教育方法

　　孔子讲学图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他首创私塾，开创平民教育之先河；加上“有教无类”（见“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从而培养了大批的学生，许多学生一旦及门，便终生接受其教诲。孔子死后，弟子代代相传，其影响一直达于当代，并远播海外。可以说，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没有哪一位伟人能和孔子相比，后世称其为“大成至圣先师”，应是当之无愧的。

　　1、教与学的关系。在处理教与学的关系方面，孔子是充分体现了教学一体思想的。他对自己教学对象的学习和接受情况是完全掌握的。例如他整天和颜回讲学，颜回却从不提反对意见和疑问，像个愚人，但孔子知道，颜回“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孔子也知道弟子们的悟性是有差别的，“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学生一旦“觉悟”，孔子也能随时察觉。如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孔子便高兴地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子贡从《诗经·卫风·硕人》对美女的描写而联想到礼乐的产生，孔子也鼓励他“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2、“有教无类”与因材施教的关系。 首先，孔子是主张全民教育的，他明确提出“有教无类”，即人人他都可以教育，没有年龄、贫富、地域的区别。其次，弟子入室后孔子又能根据他们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他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中等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中等水平以下的，不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

　　3、学与思的关系。在这方面，孔子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认为，学与思二者必须兼顾，不能有所偏废，否则便很难学有所成。应该说这是古今有关学与思关系的最辩证、最正确的理解。孔子是以《诗》、《书》、《易》、《礼》、《乐》为课本来教学生的，他鼓励学生多读书。孔子之“思”，一是要学生深入思考文献的文化内涵，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的理解；二是要学生思考如何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4、温故与知新的关系。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里含有两方面的意思：一，复习旧的功课，便可以帮助理解新的内容，因为学习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二，“温故”也指对已有知识和前人研究成果的掌握，“知新”则指新的发现和新的见解。

　　5、讲授与答疑的关系。孔子教学，主要是大班授课与个别辅导答疑两种形式。在讲授中，孔子总是尽可能多的教给学生一些知识，而对于自己还没有搞懂的事情，则轻易不下结论，宁肯存疑，这便是孔子在教学上所一贯主张的“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原则。 据《论语•述而》所记，孔子主要以“文、行、忠、信”四种内容教学生。孔子在授课时，不但做到了“诲人不倦”，而且也能毫无保留。他曾对学生说：“你们这些学生以为我有所隐瞒吗？我对你们是没有隐瞒的。我没有一点不向你们公开，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

　　6、言传与身教的关系。孔子在教学中既重言传，又重身教，他将这两者结合的完美无缺。

　　孔子 - 谥号

　　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鲁哀公亲诔孔子。诔文说：“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左传·哀公十六年》）古人认为“尼父”是给孔子的谥号。其实这只是对孔子的敬称，并非谥号。父，同“甫”，是古代对男子的美称。　

　　西汉元始元年（公元元年），汉平帝刘衎追封孔子为“褒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