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淮河》[原] （七律）

十里秦淮灯火灿，楼台亭榭绕河堤；

笙歌浓酒盈朱雀，古籍奇珍满乌衣；

肃穆庙中拜孔子，庄严院内偈贤耆；

升平盛世游人醉，漫步棂星八绝奇。

附记：秦淮河是南京古老文明的摇篮。六朝时成为名门望族聚居之地，商贾云集，文人荟萃，儒学鼎盛。明清两代，是十里秦淮的鼎盛时期。流入城里的内秦淮河东西水关之间的河段，素有“十里秦淮”、“六朝金粉”之誉。两岸全部是古色古香的建筑群，飞檐漏窗，雕梁画栋，画舫凌波，桨声灯影，加之人文荟萃、市井繁华，构成了集中体现金陵古都风貌的游览胜地——秦淮风光带。以夫子庙为中心，秦淮河为纽带，包括瞻园、夫子庙、白鹭洲、中华门、以及从桃叶渡至镇淮桥一带的秦淮水上游船和沿河楼阁景观，可谓集古迹、园林、画舫、市街、楼阁和民俗民风于一体的旅游线，极富情和魅力。乌衣巷更是六朝秦淮风流的中心，现为民间工艺品的汇集之地。金陵小吃，历史悠久，尤其是以秦淮八绝（八道点心）叫绝。

在云贵高原东部边缘的潕阳河畔，有一座隐匿山中的古城--镇远。它自古是水陆交通要冲，不但是"黔东门户"，是"湘黔咽喉"而且是"滇黔锁钥"，是西南大通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由此可以深入滇黔腹地，通达缅甸、印度和东南亚。

"镇远"之名，有"远镇一方"之意，在军事战略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对我国古代的政治中心北京或南京来说，云贵都显得过于偏远，是所谓"边睡之地"。在个"内"与"边"的临界点上，建起一座军事城堡，确可威镇遥远的地方，这就使镇远在历史上占有无可取代的特别位置。

作为"水陆码头"的镇远，正处在滇黔驿道与沅江水道的衔接点上。溯江而上的船只在镇远启程，古驿道上的"百代过客"在此登舟，顺潕阳河下沅江，过洞庭，泛冉长江直发东南沿海。冉车辐辏，商贾云集，致使镇远成为"西南一大都会"。

往来如织的人流，带来各种文化，在镇远形成一个回环激荡的漩涡。汉文化与西南民族文化在此接触、碰撞、交融，中原、江南、江西、两湖、巴蜀、闽粤诸种地域文化"盆景式"地移入镇远。传教的人接踵而来，禅师和诸子、云游道人、神甫牧师都在镇远营造殿堂，迎来了各路"神山"。

历史发生剧变，古城骤然冷落。湘黔铁路开通，水运也因拦河大坝的修筑而中断，镇远不再是物资集散地和交通中转站。虽然地位发生变化，而昔日的辉煌却依然放射出耀眼的光辉。历史给镇远留下一笔车厚的文化遗产，保存一座历史文化的大观园。

在一个仅有3．1平方千米的小县城里，拥有名胜古迹160处，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龙洞而外，尚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余处。这里有四洞、大宫、八阁、八寺、八祠、九庙，还有卫城垣、府城垣、十二码头、八大会馆和"歪门邪道"的古巷子。1983年，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沈竹一行来镇远考察，惊讶地说："像镇远这样留下一大片文物古迹的城镇不多了。"

历史再次把镇远提升起来。1986年，全国知名专家、著名古建筑学家单士元等，经过认真考察、评估之后，认为它完全有资格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国务院批准了这个建议，列入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在全国两千多个县市之中，镇远荣幸地成为99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再现历史的风采。不但如此，镇远有三张名牌、三件国宝，历史名城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龙洞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潕阳河聚合在一起，堪称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珠联璧合，放出奇光异彩。

缅人骑象过桥来

在祝圣桥上的魁星阁前，原先有一副抱柱的挂屏，上面刻有"劈开重驿路，缅人骑象过桥来"的句子。这个富有诗意的联句，并不是墨客骚人凭空的浮想，而是当年镇远驿路沟通云贵、缅甸、东南亚的写真。时间过去了百年，驿道已被公路、铁路取代，缅甸使者也不再从镇远经过，所以，今天的游客很难想像从前桥上车水马龙、大象缓缓前行的情景，当然也引不起对这段辉煌历史的回忆。

笔者带着疑问四处寻访，想找到一点蛛丝马迹。文管所长说他留经在一个寻常百姓家，发现了一块础石，光洁、平滑、方整，上面刻着大象的浮雕。贵州从不产象，为什么当地人对象会有如此深刻的印象，而且还把它刻在柱础上作为房屋的装饰物呢寻常百姓尚且如此，大户人家更司想而知。人们对大象的青睐并非无因，古时常有缅甸的朝贡者骑着大象从镇远经过，因为是从外国来的稀奇之物，人们尾随象队围观，自然特别关注，产生极大兴趣，把它凝结在建筑物上。

缅人贡象，持续了好几百年。蒙古人建立元朝，金戈铁马驰骋天下，越过云南，三路攻入缅甸。缅甸土司受封，定期派入朝贡。缅甸产象而中原无象，自然要把珍贵的大象做贡品。从缅甸到大都(今北京)有万里之遥，骑着大象缓缓而行，少说也要走几个月时间。

这里还穿插一个美妙的传说。东南亚来朝贡的使者，带着一只白色的天鹅，在路上受惊而飞。使者急了，伸手去抓，仅抓住一片鹅毛，他非常抱歉，但又无可奈何。到了京城，只好将鹅毛献上，说明丢失天鹅的缘由。皇帝还奖赏了他，说是"千里送鹅毛，礼轻仁义重"。 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缅甸归附了明朝，建立缅甸军民宣慰司，归云南省管辖。自此以后，朝贡不绝。因为缅甸使者经常进京朝贡，接待事务繁忙，朝廷在"四夷馆"中特别设了一个"缅甸馆"。

在《明实录》中，多次记有缅甸入京进贡的事。譬如麓川平缅宣慰使思伦发，在洪武年间几次朝贡，贡品是大象和犀牛，因为路过贵州，便同思州宣慰使田大雅一起入京。思州在今岑巩，与镇远毗邻，想必是在镇远相遇，结伴而行。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以后曾经做过云贵总督，在他的日记中，记有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五月底至六月初，缅甸使者几批经过镇远。

贡象的事，一直延续到清末。清光绪元年(1875)，缅甸使者直也驮纪门、腊门甸素等携带象队入京朝贡，路过贵阳时，全城轰动，观者如堵。象棚搭在老东门，市民扶老携幼前往观看。

次年早春二月，直也驮纪门等自京城返回缅甸，于2月13日由湖南晃州进入贵州玉屏县境。巡抚得知，立即通知思州(今岑巩)、镇远、都匀、平越(今福泉)各府州县，务必派官员在交界处负责接送。三月初二抵达省城贵阳，巡抚赶快将此事呈报皇帝。

中缅两国情意绵绵，深入人心。"缅人骑象过桥来"的故事，是中缅友好往来的一段佳话，至今铝到在镇远人民的心坎上。缅甸人民也念念不忘镇远，缅甸僧人近年给镇远请来了一尊玉佛，供奉在中元洞的大佛殿里。这拿玉佛是在缅甸克钦邦雕塑的，高2．2米，重约3吨。

其实，路过镇远的不止是缅甸人，印度人、泰国人、老挝人都有，只不过"缅人骑象"给人的印象特别鲜明罢了。据说1955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万隆会议上，突然向周恩来总理问起青龙洞。他怎么会知道镇远有个青龙洞呢原来，他的先辈门来中国时经常路过镇远，为青龙洞的景色和建筑所迷，归国后常常对人说起。一传十，十传百，以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所以尼赫鲁遇见周总理，即刻想起了镇远青龙洞。

"缅人骑象过桥来"的诗句，包含着许许多多重要史实：国家的统一，云贵的开发，边防的巩固，中外文化的交流等等。而这一切都是以驿道的开辟为契机，以驿道的畅通为前提。这条横贯东西、穿过云贵高原的驿道实在太重要了，而释道与水路交叉点上的镇远更显得重要非常。

元朝武功极盛，海内统一，疆域辽阔，为了"通达边情，布宣号令"，使军令、政专能够"朝发夕至，声闻必达"，于是以大都为中心，开辟全国释道。驿道是国家的重要命脉，关系调兵遣将、行军作战、粮秣运输、情报通达、布宣号令、官员迎送、物资交流、商旅往来，兼有军事、交通、商贸、邮传、接待多种功能。

驿站分陆驿、水驿、水马驿三种。陆驿有牛、马、驴、车，水驿备有舟楫，水马驿则兼有舟、车、驴、马。镇远是湘鄂一滇黔道上重要的水马驿，既有陆驿，又有水驿。

贯通湖广与云南行省的驿道干线起自湖北江陵，往南途经湖南岳州(今岳阳)、常德、桃源、辰州、沅州、晃州(今新晃)进入贵州，再经平溪(今玉屏)、镇远、偏桥(今施秉)、贵州(今贵阳)、普定(今安顺)、普安(今盘县)入云南，经曲靖到中庆(今昆明)后，沿驿道西行过大理、永昌(今宝山)，可达金齿(今德宏一带)、缅甸、老挝、八百媳 妇(今泰国青徕、青迈一带)。水路亦从江陵开始，过洞庭湖后逆沉江而上，经辰州、淑浦、黔阳、沅州、晃州等20站来到贵州平溪(今玉 屏)，再经清浪(今镇远青溪)到达镇远。然后弃冉登岸，洲行陆路。明代万历年间打通了潕阳河的诸葛洞后，船可上行到黄平旧州。

从湖南经贵州到云南的驿道，一直是西南交通的大动脉。明代以来，派重兵把守，保护这条通往边疆的生命线。沿途驿站不断增加，运输日益繁忙。明万历七年(1579)，贵州巡抚王缉和巡按使马呈图给朝廷上了一道奏章，要求云南补贴贵州驿道所需费用。官方文书告诉我们：当年从驿道上经过的云南马2088匹、夫2073名，贵州过马 l 337匹、夫l 319名。两相比较，云南要占七分，贵州只占三分。云贵都以镇远为咽喉，控制这个咽喉便掌握西南的命脉，说明它确实可以"远镇一方"，是滇黔的"锁钥"，是云贵出入的"门户"。历史的脚步，在驿道上留下深刻的印记，清脆的马蹄声响彻云贵高原。正是这条驿道，把内地和边疆连接起来，元代建立了云南省，明代建立贵州省，清代统归云贵总督管辖。

正是这条驿道，大批汉族移民涌进云贵高原，把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带到云南、贵州，使西南的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正是这条驿道，拓展了古代的"南方丝绸之路"，与缅甸、印度和东南亚保持友好关系。当然，历史上的许多征战也与这条驿道息息相关。元大德四年(1300)，元朝调集河南、江浙、江西、湖广等省兵力征讨"八百媳妇"，激起了奢节、宋隆济起义。明初派大军远征云南，完成了统一大业。在贵州驻跸四年的明永历王朝，经此东出湘桂作战，而清军入黔入滇也经过这条驿道。往后发生的事，如改土归流，咸同起义，太平军入黔以及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之役、北伐战争、红军长征，莫不与这条驿道紧紧相连，镇远古城一一记录着这些历史。

“太极图”上石屏镇

历代王朝重视镇远，主要是着眼于军事。在军事家们看来，镇远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它控扼驿道而据玩江上游，地接荆楚，雄镇滇黔，能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欲通云贵，先守镇远"'"欲据滇楚，必占镇远"。乾隆年间，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抚贵州提督冯光熊从缅甸出征归来，沿途考察山川形势，到了镇远，他深有感触地说："我经过许多'形胜之地'，镇远确实是一大险隘。"他指出这里不但"山川雄峻"，而目"据玩湘之上游，当滇黔之孔道"，不失为"西南一大都会"。

镇远之神，首在山水。潕阳河从瓮安、黄平、施秉滚滚而来，奔腾于崇山峻岭之中，接纳众多的支流而成巨流，过了诸葛洞便进入镇远。从镇远腕蜒东北而下沅江，放舟直下洞庭、长江，正所谓"南箕北斗五溪烟水洞庭波"。潕阳河穿行于武陵山区，中下施河谷深切，两岸尽皆悬崖峭壁，翠峰插天，"两山夹峙，一水中流"，山环水绕，气势逼人，雄奇险峻。深知兵法的林则徐至此，心灵为之震动。他写道："两山夹溪溪水恶，一径秋烟凿山脚。行人在山影在溪，此身未坠胆已落。"走进山中，但觉"山前突几复有山"；抬起头来，顿觉"昂头但见山插天"；登上山顶，又有"不敢俯睨千丈渊"之感。一个"恶"字好生了得，道出了"此身未坠胆已落"的心境，使他"惊起群山向天叫"。

潕阳河来到镇远，拐了一个s形的大弯。站在石屏山顶极目远眺，只见"溪河旋绕，山岩森列，白崖东枕，碧峰西峙"，有人为这种雄伟的气势所震撼，惊叹："叠嶂连云起，岿然海水滨。"有一老道登上山头，说镇远"右看滇南头，左尽楚北尾；苍茫俯群山，浩浩烟波起"。老道上山一看，惊呼这是一幅"太极图"，若是在S形的河湾上建起两座城池，便是"日月乾坤，阴阳相照"。军事家颇重"地利"，认定在此"屏山为城，海水为池"的地方建城，既有通江达海之利，又有崇冈复岭之险，于是在潕阳河两岸修建城池。先建镇远卫城于南岸，后又在北岸修建镇远府城，一文一武，恰以"太极图"上象征"阴阳"的两个点，从此，镇远成了雄踞在西南大通道上的军事重镇。

镇远城的修建，与朱元璋的雄才大略有关。他坐在南京，运筹唯幄，决胜于千里之外。明朝建立以后，云南仍为元朝所封的小梁王所盘踞，他凭着"地险路遥"，负隅顽抗，不肯投降。朱元璋七次派人前往招谕，都被拒绝。待全国形势稳定之后，便决定用武力征讨云南。

明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初一，朱元埠在奉天门召见征南将军颗川侯傅友德、左副将军永昌侯蓝玉、右副将军西平侯沐英，对他们说：夺取云南，"当知其山川形势"，大军取道湖广，分据要害，然后进军曲靖。三十万大军从湖广浩浩荡荡杀来，先占镇远、偏桥，然后夺取普定、普安，堵住云南出口，逼小梁王在曲靖决战。白石江一战，梁王兵败如山倒，不到三个月便拿下了云南。

云南平定之后，朱元璋认为要巩固云南边防，必先控制贵州，于是沿驿道设立卫所。步步为营，确保道路畅通。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漳下令设立镇远卫，与平溪卫、清浪卫、偏桥卫形成犄角之势，控制这个在战略上举足轻重的要塞。卫城建在五老山下，北濒潕阳河。城垣周长约3千米，墙高4．3米，宽2．5米，可在城墙上跑马射箭。城墙外沿筑有1872个垛口，9座炮台。建有东、西、南、上北、下北5座城门，并没有两道水关。城门上战楼高耸，还有城煌菩萨坐镇保佑。山溪水易涨易落，别看潕阳河水平时缓缓流淌，温柔宁静，但一遇涨水季节，洪峰到来，顷刻间便会波涛汹涌，灌入城中，酿成水灾，冲走房屋、牛马、猎鸡无数。为了防止洪水侵袭，在上北门以上紧贴城墙修筑一段护墙，长约100米。又在西门和上北门外，修筑了三堵弧形的"护城堤"。

卫城山势陡峭，城垣起伏，按地形分为八片，名为"八块城"。它们是：朝阳城、铁山城、永安城、定西城、寿星山东侧城、寿星山西侧城、屏山城、五老峰城。镇远卫驻扎五六千官兵，许多江南军户落籍于此，繁衍子孙。当时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屯田戍边，于是以百户所为单位建立125个屯堡，环列四周，犹如众星拱月。顺潕阳河而下约45千米，明代建有清浪卫城5在今镇远县境。沿潕阳河而上40余千米处，建有偏桥卫城，也就是今日的施秉县城。三城互为呼应，更托起了军事重镇镇远。

明永乐十一年(1413)，废除了思州、思南两大宣慰司，以此为基础建立贵州布政司，宣告贵州省成立。在最初建立的八府中，镇远府便是其中之一。府衙门建在海阳河北岸，原先并无城郭。明朝正德年间，有苗民前来攻打，知府程节在木家湾一带建城，万历、崇帧年间不断塔修。府城垣位于石屏山上，北跨几个山头，东起称为"白米倒斗"的悬崖之巅，顺山势起伏绵延，直至石屏山西段的潕阳河畔。城垣全长约400米，高约5米，宽2．8米，有垛口76个，炮台一座。府城有三座城门，东边为铁山门，南边为永安门，西边为定西门，南面以"潕水为池"。城外关隘甚多，东有镇东关、铁三关、石门关，西有镇西关、文德关、岩门关，北有北津关，固若金汤，易守难攻，气势不亚于万里长城，是"南长城"的一段，被称为"江南的塞外长城"。

还有一座城池现已消失，它就是镇远县城。县城是明万历十九年(1591)知县邹瑞祥所建，城址在海阳河南岸。那是一座土城，城垣长约550米，高约2．5米，宽1．3米。可是到了清康熙年间，将县衙署移到北岸，与府同城，土城渐渐拆除，在那里建起了学宫。

卫城、府城、县城形成一个"品"字，有如三足鼎立。县城现已荡然无存，卫城城垣却依然忠于职守，防御着滔滔的江水。而那巍巍的"南任城"，只剩下断垣残壁。夕阳西下，秋风凛凛，面对这笔立干仞的莽莽山海，默默地诉说着当年兵戈鏖战的历史沧桑。

苗疆“清明上河图”

然而，战云密布的镇远，却因是"水陆都会"而日渐繁华，成为南疆的一个商贸城市，正是："岂知跃马横戈地，犹有晨钟暮鼓声。"随着卫所的设立，大批军户来到镇远，以后又迁来匠户、民户，人烟日渐稠密。镇远踞沅江上游而控驿道，由云南至镇远二十余站，货物皆用人挑马驮，到镇远后改行水路。由镇远到常德、岳阳的水路，有船只往来，"大者曰辰船，可容二十余人"'"小者曰鳅船，容三四人"。若是逆水行舟，船到镇远起岸，就走上通往云南的大道。精明的商人有一种特殊的敏锐，看到镇远是一个发财的地方，可以把内地的各种物资转输边地，又可将滇黔土产运往"下江"，于是纷至沓来，会聚镇远。云南的货物，如铜、锡之类，多在此集散。滇铜运到镇远，价格可高出产地两三倍，大有其利可图，故买卖兴隆。从"下江"运来的粮米、布匹、杂货，到此转手买卖，也可获取车厚的利润。军旅往来，商贾云集，致使镇远成为"舟车辐揍，货物聚会"的都会。

水路繁忙，百舸争流，于是在沿河两岸建起许多码头。码头是水陆交通的衔接点，是镇远城的一大表征，它标志着这座古城曾经是交通枢纽，具有军事与商贸的双重功能。卫城有5个码头，它们是：卫城大码头、吉样寺码头、上北门码头、杨柳湾码头、老西门码头。府城是商业繁荣之区，有大河关码头、府城大码头、禹门码头、城隍庙 码头、；中子口码头、米码头、天后宫码头。

码头各有功用，卫城的码头原先主要供军用，但后来有的也改作民用，如吉样寺码头，除装卸货物外，还是渔舟泊靠场所，"数声渔唱归舟晚，吹遍芦花两岸风"就是当年捕鱼兴盛的写照，"镇远十二景"之一的"燕矾渔唱"指的就是这里。运粮是镇远物资运输的大宗，很早便有专运粮食的米码头。随着商业活动的扩大，有的成了盐码头、瓷器码头、布匹码头。府城大码头与卫城大码头隔河相望，既是船舶依靠的地方，又是连接两岸的渡口、桥梁，因原先在府城大码头临街处建有"永安通济"的牌坊，故称"永安渡"。府城大码头呈半圆形，分为四段平台，从河边上蹬30级石阶而达大街。卫城大码头长12米，共有26级石阶。渡河在秋、冬水落时，人可从桥上走过，春、夏水涨时便只好以舟来回摆渡了。

桥跨河70余米，是一道用36只独木船连接而成的浮桥。独木船是用楠木做成，用72根承重木把它们连接起来，上面铺着144根大木，又加上180块厚木板，人马均可安然地从桥上走过。洪水期到来，这里便改做渡口。岸柳烟笼，夕阳西下，余辉映照，"波渺渺，柳依依"，景色宜人醉，构成了"镇江晚渡"洲佳境。诗云："江上烟凝合，林间鸟息飞；立沙人语乱，到岸橹橹声微。相见堡中月，永安楼下扉；月初方半掩，行人夜来归。"冲子口码头处于闹市中心区，也是泊船与桥梁两用的码头。老西门码头，同时又是老西门渡口，曾一度作为东渡码头。杨柳湾码头因岸边柳树成荫而得名，它是一个古渡口，有个姓张的老船公在此摆渡，所以又称为"张胡子渡"。

位于府城兴隆街南侧的禹门码头，是镇远吞吐量较大的码头之一，码头用青石砌筑，分五层台阶，共33级。出口处原有一重檐庑殿顶塔式牌坊，竖写着"禹门码头"四字。"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既寓有科甲挺秀之意，又暗寓着生意兴隆，财源滚滚。城隆庙常有庙会，对面的复兴巷又多有商号，商业的繁荣促成了码头兴旺。天后宫码头也是个繁华的地方，福建茵人以此为基地做大买卖，所以特别气派。大河关码头是潕阳河中上游的水上关卡，清代在此设厘金局收税，算是镇远的"海关"吧。

众多的码头，使沿河两岸渐成街市。外地客商无论是溯江而来或是从驿道而至，多在镇远驻足，设高号进行转手买卖，从中牟取厚利。他们结伴而来，定居于此，而目往往以同乡关系聚集在一起，成行成市。据明《贵州图经》记载，镇远已形成了沙湾市、辰州市、南京市、江西市、饶州市、普定市、州街市和东关市。从街名可知，云集镇远的南人，绝大多数是"下江人"，辰州市大抵是湖南客，南京市是江浙的商帮，江西市、饶州市显然是江西老表。普定即今安顺，因其地 为"滇之喉，黔之腹"，是滇黔货物的集散中转地，所以人民"惟贸易日趋于利"，于是善于经商的安顺人便纷纷来到镇远从事贸易。

到了清代，镇远商业为"黔省之冠"。近代以来，外运内销物资繁多，从外地运进洋纱、洋布、洋货，形成布匹、食盐、杂货、瓷器等行业。外运物资主要是滇黔土产，以桐油、油菜籽、木油、茶叶、五倍子、牛皮、猪鬃为大宗。黔东一带的桐油，经镇远运往湖南洪江出口，称为"洪油"。清末民初，镇远出现了松柏、长青、益昌、协和、隆义生五大商行。往后，形成了棉布、食盐、百货、杂货、旅栈、饮食、屠宰、酿酒等20多个行业，出现了火神庙柴炭木料市、万门码头鸡鸭鱼肉市，三牌坝第一菜市，罗家坝米市，北吉宫第二菜市、十保街猪羊牛市等。抗日战争期间有大小商店数百家，不但有皖北、大众、环球等中式大餐馆，还有"旧金山"西餐馆。街上人流如潮，日夜川流不息，民谚说："镇远街，人挤人，挑窑罐的被撞破，坦桐油的挤不出城。"

外地客商在镇远结成许多商帮，以同乡关系建立会馆。"亲不亲，故乡人"，会馆把客居他乡的人联系起来，构成一条"乡土之链"经常聚首，互相关照，有的还成了世交或姻亲，久而久之形成一种盘根错节的社会势力。会馆的凝聚力，还不仅仅是为了"联乡情"，更多是经济利益，同一地区来的商客，往往互通住处，相互提揍，遇事共同商量，联起手来控制某种商务，与其他地区的客商展开竞争，谋求自身的发展。会馆的出现，是商品经济活跃的表现，它与物资交流及商帮的形成有很大关系，大凡会馆多的地方，都是外地客商云集之所。

镇远这座小城，自清代以来出现许多会馆，他们以南帮为基础，以崇奉某种偶像来团聚乡人，在镇远从事商业活动。江西人最善于做生意，主要是贩运瓷器，经营菜油，所建会馆称为"万寿宫"。福建商人善于长途贩运，尤精于海上和内河航运，把他们信奉的妈祖请了出来，在镇远建起了天后宫，也即是福建会馆。湖南、湖北客商常常联手，在镇远建立两湖会馆，因荆楚多有大江大湖，对治水的大禹特别崇拜，所以两湖会馆均以禹王宫为会址。在"天下老广是一家"的口号下，广东、广西南人在镇远建起了两广会馆。四川人最爱戴修筑都江堰的李冰父子，每到一处便建川祖庙，扦以此为中心建四川会馆。山西人经营钱庄，陕西人经营当铺，共同控制镇远金融，于是建起了秦晋会馆。江浙客商多半贩卖布匹、百货，在镇远合建江南会馆。北方几省客南也来到镇远，只是人数不多，后来联合建立冀鲁豫会馆。八大会馆是镇远商业繁荣的标志，是镇远古城的一大特点。

镇远因工商业发达，还按行业形成了许多行会。从事染织的手工业者，尊梅葛二仙为祖师，建立了梅葛会。做厨师、开餐馆食店的人，特别管崇詹王、灶神、密公，建起了詹王会。行医卖药的人，特别崇拜药王孙思邈，建起了药王会。木匠、泥水匠，尊崇鲁班，建起了鲁班会。酿酒、卖酒的人，以李目为祖师，建起了老君会。裁缝的行会是轩辕会，屠户的行会是张节会，理发匠的行会是罗祖会，如此等等。

镇远的船工、搬运夫特多，他们大都结为帮会，或为"青帮"或为"红帮"。

潕阳河两岸，商店林立，茶楼酒肆，戏楼宫观，水上船只川流，不禁使人想起了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在那幅画中，描绘了宋代东京城(今开封)市井的繁荣，土农工商、医卜僧道、胥吏衙役、妇人孩提的行色状貌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街市上有赶集的，有闲逛的，有聚谈的，有饮酒的，有推车的，有骑马的，有坐轿的……百般世态，跃然图中，活灵活现。在大街小巷，百肆杂陈，有官府第宅，有楼台亭阁，有宫观寺庙，有河港池塘，点化出一幅京城繁华的景象。

谁也没有料到，在远离京城的镇远边城，在向来被人视为"化外之地"的苗疆，在山重水复的贵州高原上，也有一幅活脱脱的"清明上河图"。潕阳河上，港湾歧出，码头相望，船只往来穿梭。两岸是一排排用木柱支撑在水中的吊脚楼，这吊脚楼的临街面又都是骑楼式的，茶楼酒肆、店铺之中，夹杂着楼台宫阁，这处便是那梵宇宫观会聚的青龙洞。街市上人声嘻杂，摩肩接踵。做生意的立在柜台前与人讨价还价，买进卖出。挑葱卖菜的，拉开嗓门，沿街叫卖。酒肆里猜拳行令，一醉方休。茶楼里三三两两，高谈阔论，说古论今。戏台上各色人物粉墨登场，丝竹声声，锣鼓喧天，南腔北调。有官人乘轿过街，人们躬身侧目而视，想着一看那大官人是何许人也。忽听得马蹄声碎，行人赶快闪向两旁，一簇人马呼啸而过，好不威风。而在闹市中，书 院学子蚁聚，书声琅琅，却又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四处的宫观寺庙，香烟缭绕，暮鼓晨钟，又显得超凡脱俗。夜幕降临，万家灯火笼罩镇远，将那石屏山、五老山映得分外光华。一泓春水，半江渔火，缕缕炊烟，楼阁倒影，装点出一幅绝妙的图画，这就是苗疆的"清明上河图"。

“歪门斜道”古巷子

离开了闹市，走进狭长幽深的巷子，这才进入了古城的腹心。一般的游客，在镇远河沿的街道上溜达一阵之后，便径直朝着青龙洞走去，或者登上游船去欣赏潕阳河的风光。那"四时江水绿如蓝"的潕阳河风光和那"海上飞来一洞天"的青龙洞，的确非游不可，否则会成为终生遗憾。然而，古城之旅，韵味就在古风，最能引人怀想。这是一条条穿越时空的隧道，走进巷中，城市的喧嚣顿时消融，仿佛感到时光到流，回复到50年、100年、300年、600年前的镇远，再现明清时代的生活情景，引出许多古老的故事。

镇远的巷子，和其他地方迥然不同，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北京的胡同，天下著名，它因地势平坦，又在天子脚下，必须循规蹈矩，方方正正，四平八稳，犹如一个棋盘，房屋都是标准的四合院，不敢修建高楼，显示出皇权威压下的严整。苏杭一带的巷子也很有名，它由许多江南小庭院组成，玲珑秀气，而且临河的巷子，均有石阶通向河边，可以停船，可以浣洗，显示出"水乡泽国"的风韵。重庆的巷子，多在山间蜿蜒，但因人烟稠密，地皮昂贵，房屋密集，多是三层四层，看去像是许多鸽子笼似的，数十百家人挤在一起，嘈嘈杂杂，还常常见到晾晒在窗外的衣物和婴儿尿布，犹如万国旗帜飘扬。

镇远的巷子，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它有北京胡同的幽静，而无循规蹈矩的刻板；有江南巷子的水乡秀色，却又没有平坦无坡的布局；有重庆"山巷子"的风格，但又无城市喧闹的气氛。镇远的巷子，兼有三者之长，又独具山野风味，大概是"山高皇帝远"的缘故吧，显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镇远的古巷子绝妙得很，古老之外，更具有诸多的特点，概括地讲，爬坡

三国魏晋南北朝三峡盐业与移民及移民文化述论

摘 要：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峡地区井盐业由于战争与移民的推动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促进了该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达，从峡江流域城镇建设与变迁的状况即可窥知这一点。从文化视角看，由战争所导致的连续不断的移民活动反而使中原、荆楚、巴蜀三大文化在该地区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大碰撞、大融合，其中，盐业经济则起着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

关键词：战争；移民；盐业经济；三峡城镇；文化大融合

三峡地区井盐业，在历经秦汉数百年稳步发展之后，及至东汉后期，其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巫县(辖今重庆市巫山、巫溪和湖北巴东、建始等县地)、朐忍(辖今重庆市云阳、开县及万州和湖北利川部分县地)、临江(辖今重庆市忠县、梁平、垫江及万州部分县地)、涪陵(辖今重庆市彭水、武隆、酉阳、黔江及贵州沿河县地)等县井盐业的产、运、销均纳入到国家正常运转体系之中。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状态下，居民居住亦相对稳定，大规模的移民现象不复出现。

但自东汉末年以后，中国社会却进入到一个漫长的政治大分裂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割据政权林立，王朝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以致久已消歇的移民大潮，又因政治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而再次在华夏大地涌动不止，地控人蜀长江黄金水道的渝东三峡地区，则又成为军事进攻以及峡内峡外移民进出的主要通道，由此而使峡江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受到猛烈地冲击。作为该地区社会经济主要支撑的井盐业，在战争频仍、移民进出不断的过程中，亦受到强有力的刺激，呈现出不同于秦汉时期的面貌，并带来了整个三峡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与发展。

自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到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刘焉据蜀之际，全国各地的官僚、百姓纷纷避乱人蜀。史载：“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人益州，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①南阳一带流民势必多取峡江水道人蜀，其中当亦不乏滞留峡江地区者。

兴平元年，刘焉卒，朝廷下诏任命刘璋为监军使者，接替其父刘焉领益州牧；而当时控制朝廷的董卓旧将李催、郭氾，又以朝廷名义，直接任命赵韪(原为益州帐下司马)为征东中郎将，要他带兵去攻打荆州。时“巴郡沈弥、娄发、甘宁(《三国志·吴志·甘宁传》云：‘甘宁，巴郡临江人也。’)反，击璋不胜，走人荆州”②。甘宁等人率众沿江而下，实际上投奔了东吴政权。而赵韪接到诏书后，却另有图谋。虽然立即带兵沿江东下，但却屯兵朐忍(其故城在今云阳新县城东二十余里大江北岸旧县坪)，不再前行③；是年，赵韪又向刘璋建议“分巴”：以垫江以上(今合川以北嘉陵江、渠江流域)为巴郡，以江州(重庆)至临江(忠县)为永宁郡，朐忍至鱼复(奉节)为固陵郡。“巴遂分焉”④。赵韪屯兵朐忍，并分巴郡新置固陵郡，统朐忍、鱼复两县地，大有借助是地井盐之利以养精蓄锐、扩充军事实力之意。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赵韪自以为一切准备就绪，遂起兵回攻成都，结果兵败身亡。赵韪屯兵朐忍长达六年多时间，其所率军士部属长驻朐忍、鱼复等地，可谓一种短暂性的军事移民，而且与朐忍、鱼复两县地井盐之利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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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范哗：《后汉书·刘焉传》卷一0五，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影印本，1986。

②陈寿：《三国志·蜀志·刘焉传》卷三十一(注引《英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影印本。1986。

④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建安六年(公元201年)，鱼复蹇胤白璋，争巴名”，刘璋又改永宁郡为巴郡，固陵郡为巴东郡，原巴郡为巴西郡，“是为三巴”。参见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刘琳校注本)卷一，巴蜀书社，1984。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刘备主荆州之际，将盐泉涌流之地(今巫溪县地)从巫县分出，设置为北井县①，由此可看出尚未建立蜀汉政权的刘备军事集团，为获取盐泉之利以资军用而对是地盐业生产及其管理的高度重视。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刘备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数万人经峡江水道至江州(今重庆)，“北由垫江水诣涪(今四川绵阳)”②。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将兵沂流，定白帝(今重庆奉节)、江州、江阳(今四川泸州)，惟关羽留镇荆州”③。可见，诸葛亮等也是经峡江水道入川的。刘备、诸葛亮等分别两次率军人川，亦势必有不少荆州人马留守峡江地区。此可视为一种军事性的移民。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刘备人益州，分朐忍西南部分县地置羊渠县，又分朐忍西北部分县地置为汉丰县。与此同时，刘备还将朐忍、鱼复、汉丰、羊渠及宜都之巫、北井等六县再次置为固陵郡④。刘备这一分县置郡的举措，除了说明蜀汉政权由于军政上的需要而强化同为产盐重镇之六县的盐业管理外，还表明当时朐忍等地，随着过境移民和军事性移民的连续不断，居民已大为增加，其中，从事盐业生产与运输的民众必当相应增多，为加强对三峡地区东部的控制，故而继分巫县置北井县之后将该地区县级单位行政区划范围再次缩小。

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朐忍徐虑、鱼腹蹇机以失‘巴’名，上表白讼”，刘备为笼络地方势力，乃将固陵郡名恢复为巴东郡⑤。是年，刘备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七月，遂率诸军伐吴。孙权遣书请和，先主盛怒不许。吴将陆议、李异、刘阿等屯巫、秭归；(蜀)将军吴班、冯习自巫攻破异等，军次秭归⑥。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六月，东吴大将陆逊，火攻蜀军营寨，破四十余营，大败刘备于归州獍亭，死者万数⑦。其后，刘备“自犹亭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县曰永安……秋八月，(蜀)收兵还巫”⑧。当此之际，“巴西郡太守阎芝，遣马忠将五千人至永安”⑨，以增强永安驻防兵力。从蜀、吴交战之史实，尤可见当时鱼复、巫县、秭归一带，由于军事原因，过境移民之繁多。

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蜀汉为曹魏所灭，其后蜀人又大规模外迁，“并三万家于东及

关中”⑩，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也是经渝东峡江水道东下的。是年冬，时已把持曹魏大权的司马氏为加强对巴蜀地区的的控制，又分益州置梁州，“统汉中、梓潼、广汉、涪陵、巴、巴西、巴东”七郡⑾，时属巴郡、涪陵郡、巴东郡的三峡地区即已划置梁州以内。人晋以后，北方战乱不息，大量北方流民南迁入川，而四川西部也战乱酷烈，又迫使四川人口大量东移，三峡地区人口呈现出从三峡地区西部向东部移民的趋势。而李特、李雄父子大成政权的建立，则更导致巴蜀地区人口大规模的迁徙。史载：“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益州流民十余万户徙荆州。李特之乱，三蜀民流并南人东下，城邑皆空，野无烟火。其人荆州者十余万户羁旅贫乏，镇南江军刘弘大给其田及种粮，擢其贤才，随才授用，流民稍安。”⑿以上东下荆州的人口中即有很大一部分滞留在三峡地区东部从事经济开发，本为流民，而实际上已成移民；其中，亦不乏从事盐业生产与转运之人。由于战争的需要，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多，及至南北朝时期，三峡地区的井盐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开发。北魏郦道元(—公元527年)，其生卒年代大致相当于南朝宋齐梁之际，所著<水经注》一书即真实地记载了当时三峡地区腹心地带北井县、朐忍县、南浦侨县以及临江县等处井盐生产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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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杨守敬《三国郡县志补正》云：“北井，《郡国志》无此县，据《华阳国志》，县故属宜都，先主复置固陵时移来，疑先主领荆州时所置。”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云：“汉末，刘备分南郡西部置宜都郡，治夷陵。同时分巫之北境为北井县．与巫还属巴东。”刘琳《华阳国志校注》云：“北井，《续汉志》无，疑即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刘备改临江郡为宜都郡时置。”杨、任、刘三位先生看法基本一致，均推测北井自巫县分出置县在建安十五年刘备主荆州之时，而非刘备人益州之后的建安二十一年。本文采取此说。

②⑦⑨⑿郭允蹈：《蜀鉴》卷三，巴蜀书社《明嘉靖三十四年刻本影印》，1985。

③⑤⑧陈寿：《三国志·蜀志·蜀先主传》卷三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影印本，1986。

④⑤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刘琳校注本)卷一，巴蜀书社，1984。

⑩常璩：《华阳国志·大同志》(刘琳校注本)卷八，巴蜀书社，1984。

⑾《资治通鉴·魏纪》(胡三省注)卷七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水经注·江水》载曰：

江水又东迳临江县南，王莽之监江县也。《华阳记》曰：县在枳东四百里，东接朐忍县，有盐官。自县北入盐井溪(即今之重庆市忠县[洽 甘]井河)，有盐井菅户，溪水沿注江①。

江水又东，会南、北集渠。南水出涪陵县界，谓之阳溪，北流迳巴东郡之南浦侨县西，溪硖侧盐井三口，相去各数十步，以木为桶，径五尺，修煮不绝。溪水北流注入江，谓之南集渠口，亦曰阳溪口②。

(江)左则汤溪水(今云阳境内汤溪河)注之，水源出县北六百余里上庸界，南流历县，翼带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张伞，故因名之曰“伞子盐”，有不成者，形亦必方，异于常盐矣③。

江水又东，巫溪水(即流经重庆市巫溪、巫山二县于今巫山县城东侧流入长江的大宁河)注之。溪水……迳北井县西，东转历其县北，水南有盐井，井在县北，故县名北井，建平一郡之所资也④。

又，南朝刘宋时代盛弘之所撰《荆州图记》则对当时巴东郡治所在地鱼复县⑤有记云：

八阵图下东三里，有一碛，东西一百步，南北广四十步。碛上有盐泉，井五口，以木为桶，昔常取盐。即时沙壅，冬出夏没⑥。

从郦道元所云北井县所产井盐为“建平一郡之所资”、朐忍县汤溪水滨“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南浦侨县西溪硖侧有“盐井三口，修煮不绝”和临江县“自县北人盐井溪，有盐井营户”，以及盛弘之所记鱼复县八阵图下碛坝“昔常取盐”等等情况来看，三峡地区腹心地带的井盐业并未因蜀中战乱而衰减，相反却因外来移民的增多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对于这一点，从巫县、北井、鱼复、朐忍以及南浦侨县等县地城镇的建设与变迁亦可窥知到这一点。

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巫县故城，城“缘山为墉，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东、西、北三面，皆带傍溪深谷，南临大江”⑦。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对巫县故城进行了调查、勘探和试掘；1997—1998年，又对巫县故城北城墙作了进一步的发掘，通过综合前一次的调查发掘情况后，已得出结论，巫县故城，其城址基本座落或重合在现代巫山县旧城区巫峡镇范围内，并进一步推断巫山故城的始建年代当在西晋时期。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还在今巫山县大昌坝双堰塘遗址的西南部大宁河东岸的河滩地上，发现了一处分布范围较大的汉晋时期墓地，并发掘清理出汉晋时期砖、石室墓十余座，获得了包括铜、陶、铁、银、琉璃等质地的一大批随葬精品，表明此处在汉晋时期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家族墓葬区，亦暗示了汉晋时期的双堰塘很可能存在一繁华生活区⑧。由此可探知，始于西晋泰始五年(公元269年)设置的泰昌县古城的早期城址，很有可能即置于该处。而北井县，则于汉末由刘备自巫县分置，及至南北朝时期，其县北盐井所产食盐，已为“建平一郡之所资”，由此亦可知，时北井县治(即今巫溪县城)，由于县北盐泉涌流之地(即今巫溪县宁厂古镇)盐业生产的兴旺发达，实际上已成为人口较为集中的城镇。巫县古城建筑及大昌、北井等处城镇在峡江中出现并不偶然，它说明自入晋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中，由于其方便的水路交通位置，古代的巫县城已成为盐业管理与贩运的中心城镇，这势必出现相对繁荣的商业集市；而背离大江的北井县和泰昌县，其古城镇虽处在支流上，但其主要也是由于当时盐业经济的活跃而自然集结成镇的。这两个古城镇由于皆位于大宁河畔，宁河峡江一水相通，由此可想见当时该地区及峡江东部一带盐业生产与贩运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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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郦道元：《水经注·江水》(陈桥驿注本)卷三十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④⑦郦道元：《水经注·江水》(陈桥驿注本)卷三十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⑤据《华阳国志·巴志》卷一载：“鱼复县，郡治。公孙述更名白帝，章武二年改曰永安，咸熙初复。”案：鱼复县即今重庆市奉节县。

⑥转引自(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1987。

⑧郑若葵：《重庆市巫山县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三峡文化研究》第三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2。

景象。宋人祝穆引《荆州记·建平》中“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一语以证“郡少农桑”之古俗①，则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西晋以后归属建平郡之巫县、北井、泰昌、建始、秭归、兴山等地，从事盐业经济活动及由此而生发的其他商贸活动的人员之多。

又，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所云朐忍县汤溪水滨有“翼带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之地，即今重庆市云阳县云安镇所在处。由于汤溪水经由此地南流三十里即于汤口注入大江，盐运出井甚为方便，故而到了北周后期，为加强对该地盐业生产与运销的管理，有效的实施官营专卖，朐忍县治即由“跨其山阪、南临大江”的朐忍故城(今云阳新县城东去二十余华里之旧县坪)东迁40多华里至汤口右侧(今云阳旧县城)，并逐渐建设成为一座新的县城，且改朐忍县名为“云安县”②。自隋唐以降迄至今日县城西迁彭溪河口东侧以前，将近1500年时间，均一直是该县县治所在地。由朐忍县治东迁汤口建城，亦可得知，当时汤溪水滨及大江口岸盐业生产和运输业已繁盛多年，随着外来移民的滞留，从事盐业生产与转运的人员也已逐渐增多。

又，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所记“南浦侨县西溪硖侧有盐井”之地，即今重庆市万州江南五十多里处的长滩镇。发源于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杉树坪的磨刀溪，流经长滩镇，于今重庆市云阳县江南新津口(即郦道元所说之“阳溪口”)注入长江。迄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由长滩至新津口绝大部分河段尚可通行木船，船运基本可连通大江。笔者根据实地调查得知，自1957年后，因改土造田或因建房挖基，曾连续在该镇磨刀溪两岸生基坪、水井包、刘家螃、瓦窑坝、石龙门、官林、瓦庄屋等处挖出二十余座东汉砖拱墓，墓向全都坐南朝北，并出土了大量有几何形图案的青色榫卯砖和釜、罐、钵、豆等青铜器、陶器、铁器工具及五铢钱等文物，这很可能说明，东汉末年，随着长滩井盐的开发，此地已逐渐成为经济开发较早、人口亦较为集中的地区。故刘备人益州后，分朐忍置羊渠县，县治即设于今万州长滩镇河东故城区。晋平吴后，省羊渠置南浦县，徙治所于湖北利川南坪镇。其后，蜀中大乱，流民逃亡羊渠故地，又于此置南浦侨县。羊渠县及所谓南浦侨县，其县治均设在万州长滩镇河东故城区，至今河东故城区西侧磨刀溪两岸山麓水畔仍有多处古盐井遗址，而在磨刀溪西岸山麓水畔尤为集中。笔者认为，长滩古镇能成为当时渝东万州江南人口集中的地区并两次置为县治③，不仅仅是由于水上交通较为方便，更关键的原因却在于此处溪硖侧有盐井而“修煮不绝”!在战乱频繁的年代里，长滩古镇正因为有“修煮不绝”的井盐之利，方才成为不少移民逃亡迁徙的聚居之地；由于人口的增加，此处城镇建设亦势必相应地得到发展，由上述该地墓葬出土的情况即可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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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祝穆：《方舆胜览·归州》卷五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1987。案：据《晋书·地理志》卷十五载：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合原吴、晋各有之建平郡为同一建平郡，统“巫、北井、泰昌、信陵、兴山、建始、秭归、沙渠”八县，计13200户。时巴东县尚未自巫县分置。

②《隋书·地理志》卷二十九“巴东郡云安县”下注云：“旧曰朐忍，后周改焉。”案：元代及其以后，方更名“云阳”。

③杨守敬认为：“蜀先主置羊渠县，晋省羊渠，置南浦，属巴东郡，宋、齐、梁因，即今万县治，在江北。南浦侨县在江南，未详何时置。”其门人熊会贞疏“南集渠”及“阳溪口”曰：“今渡口溪西北流。至万县东南人江。” (见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卷三十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笔者认为，杨、熊二人所说，与笔者实地考察所知和万县置县沿革出入甚大。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方省江南南浦侨县，又分朐忍县大江北岸西北部分县地，共置为鱼泉县，并徙治于江北苎溪河(即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卷三十三所说之“北集渠”)口左侧，即今万州老城区环城路南门口一带，此为今万州建城并置为县治之始。北周武帝天和年间(公元566--571年)，鱼泉县又改名为安乡县，旋改称万川县，后又置为万川郡。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借江南原置南浦侨县专名又改县名为“南浦县”。自唐以后，或为州治，或设为县治、市治。方多带有“万”字头。刘琳《华阳国志校注》云：羊渠“故城在今万县”，又用括号注为“《蜀鉴》谓盖在万县西南五十里羊飞山下，《纪要》谓即今万县市治”。引宋人郭允蹈《蜀鉴》说羊渠故城“在万县西南五十里羊飞山下”，与笔者所考察认定的长滩镇河东故城区所在方位大致相合。今由重庆市万州城区到长滩镇计有58华里车程，但需说明的是，长滩不在万州西南而在其东南。引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羊渠县治即今万县市治(今万州老城区)则误矣。又，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云：羊渠“故城在今龙驹坝”。但龙驹坝尚在长滩以南60里。

刘备又分朐忍西北部分县地置为汉丰县。汉丰县故城即今重庆开县治，井盐产地就在其北面五十余华里的温汤峡谷中。温汤峡谷地处南流人江的彭溪河上游清水河段(今属开县温泉镇)，此即郦道元所说之“巴渠水”。巴渠水“西南流至其县，又西人峡，檀井溪水出焉，又西出峡，至汉丰县东而西注彭溪。彭溪水又南，迳朐忍县西六十里，南流注于江，谓之彭溪口(位于今云阳县新县城西头)①。经实地考察得知，温汤峡谷全长不足4华里，古盐井即分布在峡谷东西两岸，至今亦有遗址可寻。当地有民间传说云：“古时一猎者见白羊于河边舔食盐泉，尝而味咸，遂刨砂为坑，取其盐卤。”②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时朐忍县东汤溪河畔早在西汉初年即已开始凿井取卤煮盐，朐忍县亦因此而置有盐官，而刘备却将同样拥有井盐产地的朐忍县西北彭溪河上游地区又划置为汉丰县，很明显，这一举措亦完全是出于对该地盐业生产与运销进行强化管理的实际需要。正由于该地盐业的兴旺与发展，不但所建汉丰县治成为了该地人口集中的城镇，而且在檀井溪与清水交汇的地方(即紧靠温汤峡谷之处)亦由于人口的增多而逐渐集结成镇。

至于巴东郡郡治所在之鱼复县，由《荆州图记》所记“昔常取盐”一语可知，该地井盐业的开发并非始于南北朝时期。由于其地夔门天险“当全蜀之口、控荆楚上游”，故自远古以来此地即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地位。秦汉之际，已置为鱼复县。及至东汉末年置为巴东郡治以后，随着军事性移民的增多，军用需求量的增大，该处井盐业已逐步得到了开发。而巴东郡郡治所在之白帝城，更是成为了三峡地区腹心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由于人口相对集中，其城镇规模亦相应得以扩大。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云：“江水东迳永安宫南，刘备终于此。诸葛亮受遗处也。其间平地可二十里许，江山迂阔，人峡所无，城周十余里……”③由此已能说明，刘备兵败退还鱼复并改鱼复县曰“永安”之际，白帝故城业已扩展到其西面平旷地带(即今奉节县旧城区，现已撤迁)了。

峡江水路，自远古以来即是四川盆地连通峡外广大地区唯一的水上交通要道，随着战争的需要，造船业已大为发展，及至三国以后，方舟可直下荆吴，完全可为食盐运销峡外提供方便的水运条件。北井、大昌、朐忍、汉丰、羊渠、临江等县井盐产地虽然地处群山之中，但由于与大江相去不远，且有支流相与连通，这实际上为盐运出井提供了一定的方便；而巫县、鱼复、朐忍、临江等县治所在地更是地处各支流入江口岸，扼控着本地盐运出境之咽喉，随着盐业的发展，／这些地方势必成为人口集中、经济发达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城镇。如果说，三峡井盐之利与峡江水路，在先秦时期是引发战争与移民迭起的缘由，那么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峡地区的井盐业和水道运输却由于战争与移民的推动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该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达，其中，盐业经济则起着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

三国时期，魏、蜀、吴鼎立相争，实际上既是中原、荆楚、巴蜀三大经济区的较量，也是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三大文化圈的互抗。尽管秦汉时期上述三大文化已基本融合，但由于长期的政治大分裂，再加上地方自我中心观念的存在，故自东汉末年以后，又渐次显现出各自的地域特色来。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三峡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险峻陡峭的地形地貌，再加上一直为各个王朝统治者视为国之大宝的盐业经济，它不但成为了历代王朝用兵过境之通道，而且也为迫于战乱而逃亡迁徙的中原及蜀中移民提供了一块较为理想的避乱谋生的滞留之地。也正是由于战争而引发的这种涌动不止的移民潮，再加上各统治集团军政上的需用，故而使该地区的盐业经济能长期活跃不息，并能得到进一步发展。从文化视角看，由战争所导致的连续不断的移民活动反倒使中原、荆楚、巴蜀三大文化在该地区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大碰撞、大融合，质直、素朴、神秘而诡谲的巴文化不仅与秀美、绚丽的蜀文化以及具有雄厚、谨严、清奇、灵巧风格的楚文化紧紧地融合在一起，而且气势磅礴、丰富多彩的中原文化亦进一步渗入其中，这既充分地层示出三峡文化所具有的移民文化特质，同时亦使三峡文化的内涵变得更为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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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卷三十三(陈桥驿注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②参见拙文：《渝东古盐井探访录》，载《今日重庆》，2002(4)。

A Study of Salt Industry and Immigrants’ Culture in the Three

Gorges during the Perio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Wei, 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Ren Guiyuan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Wei, 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because of the promotion of warfare and immigrant, salt industry in the area of the Three Gorges was farther developed and it in reverse pushe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culture From the construction and change of the towns beside the river, we can find it From the angle of cultural view, uninterrupted migration resulting in warfare made three great cultures of Zhongyuan, Jinchu and Bashu impacting and mixing each other Among them, salt played an very important role

土家族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接近彝语支，没有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湘、鄂、渝、黔交界地带的武陵山区。湖南省的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永顺、龙山、保靖、古丈等县，张家界市的慈利、桑植等县，常德市的石门等县。

湖北省主要分布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来凤、鹤峰、咸丰、宣恩、建始、巴东、恩施、利川等县市，宜昌市的长阳、五峰两县；重庆市主要分布在渝东南的黔江、酉阳、石柱、秀山、彭水等区县；贵州省主要分布在黔东北的沿河、印江、思南、江口、德江等县。

扩展资料

土家族主要从事农业。织绣艺术是土家族妇女的传统工艺。土家族的传统工艺还有雕刻、绘画、剪纸、蜡染等。土家织锦又称“西兰卡普”，是中国三大名锦之一。

土家族爱唱山歌，山歌有情歌、哭嫁歌、摆手歌、劳动歌、盘歌等。传统舞蹈有“摆手舞”、“八宝铜铃舞”及歌舞“茅古斯”。乐器有唢呐、木叶、“咚咚喹”、“打家伙”等。

礼仪主要有：见面要互相问侯，家有来客，必盛情款待。若有是逢年节到土家人家里做客，主人还会拿出雪白的糍粑去烤，待烤得两面金黄开花时，吹拍干净，往里灌白糖或蜂蜜，双手捧给客人。

有的地方给客人吃糍粑还有些讲究，即把烤好的糍粑给客人后，客人不得吹拍火灰，要接过就咬，这时主人会抢回去吹打拍净，蘸上糖再给客人。

土家族节日：土家族民间非常重视传统节日，自年始至年终，可谓月月有节。正腊月间的年节（过赶年）、元宵节，二月社日、花朝节，三月寒食节、清明节，四月初八牛王节，五月端午节，六月初六向王节，七月乞巧节、女儿会、月半节，八月十五中秋节，九月初九重阳节，十月初一“寒衣节”等等，都是较为重大的节日。

人民网-土家族

-土家族

　　在历史长河中，土家族人对白虎文化的认识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鄂渝土家族敬白虎，湘西土家族赶白虎。但是在民族认同上，无论是湘西土家族还是鄂渝土家族都承认自己是土家族。学术界因此得出了土家族的祖先是同源异支的结论。

　　土家族对白虎文化不同认识的两种表现

　　白虎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文化符号。中国古代对白虎文化相当重视，白虎所涉及的领域也相当广泛，无论是天文地理、民间习俗，还是族群信仰等都有白虎的身影。比如，人们把白虎同天上的星宿联系在一起，将二十八星宿中的“奎、娄、胃、昂、毕、嘴、参”归结为西方白虎七宿。汉朝时，朝廷建造了一座白虎观，是供诸儒谈论五经之所，东汉的历史学家班固还把诸儒在白虎观议事的观点辑录成了《白虎观通义》流传于世，可见当时对白虎文化的重视。

　　虎文化在古籍中不断出现。《周易》中说：“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从君也。”意思是说，圣人的变革就像老虎一样，雷厉风行，变化多样，具有生气；社会上优秀之人的变革就像豹子一样，比较平静；而平民百姓的变革只是在表面顺从，没有自己的主见。《礼记·曲礼》中有“行，左青龙右白虎”的说法。其中的“行”，就是指行军打仗时的队形。也就是说，行军的队形都要像青龙白虎的阵式。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记载：“‘武王戎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擒纣于牧野。’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其中的“虎贲”，形容周武王的战斗队伍勇猛，像虎一样奔赴战场。后来，人们又把白虎文化与风水联系在一起，如中国古代的堪舆学认为，选择住房或坟墓时，就要选择左青龙、右白虎的地形。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对虎文化的认识也出现了分歧。人们对白虎文化的不同认识，也影响到一些民族对虎的认识。比如，土家族先民对虎的认识就分“赶白虎”和“敬白虎”两大派。一派认为白虎是恶神，对人有害，必须坚决除之。这一派主要分布在大湘西（含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常德市和怀化市）的土家族聚居区（下面简称湘西土家族）。另一派认为白虎是家神，是敬奉的对象。这一派主要是分布在鄂西、渝东等地的土家族聚居区（下面简称鄂渝土家族）。“赶白虎”和“敬白虎”长期以来在土家族研究的学术领域也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民族学家根据民间资料作了一些解释，他们把二者归为“坐堂白虎”和“过堂白虎”。如《土家族传统文化小百科》中说，湘西土家族的白虎是“坐堂白虎”，“白虎当堂坐，无灾便有祸”，因此必须得赶。鄂渝土家族的白虎是“过堂白虎”。“过堂白虎是家神”，必须得敬奉。

　　湘西土家族的“赶白虎”

　　古时候，在大湘西的土家族中“赶白虎”特别盛行，这可能是受前面提到的五神中白虎是恶神观点的影响，认为白虎对人有害。人们还把这种认识扩大化，认为白虎无处不在，会给人们带来灾难。比如，小孩在婴儿时期，其父母就要叫梯玛（巫师）在家里“按白虎”（又叫“钉白虎”）。具体做法是：梯玛把白纸剪成虎状，对剪纸白虎念一番咒语后，再用铁钉把剪纸白虎钉在堂屋的中柱上。待小孩子长到12岁后，梯玛把钉在堂屋中柱上的白虎剪纸取下来，拿到野外烧掉或扔掉，这叫“烧白虎”（或者叫“放白虎”）。意思是把白虎烧死或放到野外，再不会来侵扰小孩子了。不过，湘西土家族认为，钉了白虎或烧死了白虎并不能一劳永逸，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还会经常遇到白虎骚扰。日常生活中，小孩子发了高烧，就认为是白虎作祟，要请梯玛来驱赶白虎。除小孩子外，就是大人也会遇到白虎的侵害，比如中暑时口吐白沫，得请梯玛做法事驱赶白虎。

　　湘西土家族中的梯玛法事是最具权威性的宗教仪式，要做好梯玛法事的人家，都要耗费巨资。凡是梯玛法事，最后一堂都得有“赶白虎”，如果不赶白虎，或者说没有把白虎赶出家门，那么这堂梯玛法事就等于没有做，承担做法事的掌坛师梯玛得给东家赔偿经济损失。只有把白虎赶了出去，这堂法事才算做得圆满成功。

　　由于湘西土家族忌恨白虎，他们就把与白虎相关的白色也延伸为一种不吉利的象征。如在过年过节等喜庆日子里，忌戴白帕、穿白色衣裤，还忌讳白色的物品出现。湘西土家族地区有很多土家语地名，都含有对虎忌恨的因子，如“利射胡”意为“死老虎的地方”，“利哈苦”意为“打老虎的山”，“利布苦”意为“杀老虎的山”。

　　鄂渝土家族的“敬白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