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典》:莱菔出处《唐本草》拼音名LáiFú别名荚、芦萉（《尔雅》），芦菔、荠根（《说文》），罗服（《潜夫论》），萝瓝（《汉书》晋灼注），雹葖（《经典释文》），紫菘（《唐本草》，萝卜（孟诜），紫花菘、温菘、萝苗、楚菘、秦菘（《本草图经》），土酥（《蔬食谱》），葖子（《癸辛杂识》），萝白（《广州植物志》）。来源为十字花科植物莱菔的新鲜根。冬季挖取鲜根，去茎叶，洗净。原形态一年生或二年生直立草本，高可达1米。根肥厚，肉质、大小、色泽、形状不一。茎租壮，具纵纹及沟，有分枝，多少有白霜。根生叶丛生，成琴形羽状分裂，长达30厘米，疏生祖毛；茎下部叶琴形羽状分裂，长12～24厘米，顶端裂片最大，先端钝，两侧裂片4～6对，沿叶轴对生或互生，三角状卵形，愈向下裂片愈小，先端锐，边缘钝齿状或牙齿状；茎上部的叶渐小，叶片矩圆形，长3～5厘米，宽1～15厘米，先端短尖，边缘有浅锯齿或近于全缘；基部具短柄或近无柄。总状花序生于分枝顶端；萼片4，线状长椭圆形，绿色，外面带淡紫色；花瓣4，倒卵状楔形，具长爪，白色，淡紫色或粉红色3雄蕊4强；雌蕊1，子房细圆柱形。长角果圆柱形，肉质，在种子处稍向内缢缩，先端具较长的尖喙。种子呈卵圆形而微扁，直径约3毫米，红褐色。花期3～6月。果期5～8月。生境分布全国各地普遍栽培。化学成份根含糖分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各部分还测得香豆酸、咖啡酸、阿魏酸、苯丙酮酸、龙胆酸、羟基苯甲酸和多种氨基酸。鲜根含甲硫醇775毫克％、维生素C近20毫克％，因不含草酸，是钙的良好来源。含锰041毫克％，硼约7毫克％（干重）。又含莱菔甙。药理作用醇提取物有抗菌作用，特别是对革兰氏阳性细菌较敏感；有血清时，活力降低一半；亦能抗真菌。莱菔根中的酸性物质对小鼠皮下注射3克/公斤或腹腔注射2克/公斤，皆无毒性，对兔皮下注射1克/公斤仅有轻微、短暂之毒性反应。另据报

详见百科词条：莱菔 [ 最后修订于2009/12/8 0:25:27 共3238字 ] 以下结果自动匹配而成，不排除出现与主题不相关的内容，请自行区分。

《说文解字十二讲》（万献初讲授刘会龙撰理）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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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说文解字十二讲

豆瓣评分: 84

作者:万献初讲授刘会龙撰理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年: 2019-1-31

页数: 368

《说文解字十二讲》根据万献初教授在武汉大学开设的全校公共选修课“说文解字十二讲”内容整理而成。本书以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为说解依据，选列出土文献的甲骨文、金文等字形作参考，深入浅出地分类讲解汉字的构形意图和字形结构，重点讲解了540部首中470个字根的构形理据及其应用、“六书”理论。全书内容翔实，体例完整，讲析生动，阅读过程中，可使我们对汉字的构形有客观、详细、全面的了解，从而进一步激发我们对于汉字构形以及《说文解字》的学习兴趣。

作者简介：

万献初，

湖北咸宁人，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多年从事古汉语、音韵学、音义学、《说文》学、国学元典、古文献学的教学工作，曾获武汉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所授“说文解字”为国家视频公开课和慕课课程，所授“音韵学”为武汉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说文解字》讲读”“音韵学”等课程均在“超星学术视频”上广为流传。

出版专著《〈经典释文〉音切类目研究》《〈说文〉字系与上古社会》《〈说文〉学导论》等。任《辞源》第三版分主编，《中华大典·音韵分典》副主编，国家社科重大攻关项目“《经典释文》文献与语言研究”子课题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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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会龙，

湖北黄石人，200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此后一直执教于辽宁省盘锦市高级中学。

2013年考取武汉大学古籍所研究生，跟随万献初教授研习《说文解字》。在万献初教授主持《说文解字》视频公开课期间，曾协助其整理讲稿、处理古文字形等基础性工作。2016年至今，跟随邓福禄教授研习章黄传统语言文字之学。

左丘明（约公元前502年-约公元前422年）,姓左，名丘明(一说复姓左丘，名明，也有说姓丘，名明），春秋末期鲁国人。 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孔子言与其同耻。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汉代太史司马迁称其为“鲁君子 ”。

石横镇东衡鱼村（春秋时鲁国都君庄）人。为炎帝后裔，左丘明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学识渊博。任鲁国左史官，在任时尽职尽责，德才兼备，为时人所崇拜。孔子曾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左丘亦编修国史，日夜操劳，历时30余年，一部纵贯200余年、18万余字的《春秋左氏传》定稿。

其历史、文学、科技、军事价值不可估量，为历代史学家和文人所推崇。他还撰写了历史名著《国语》，与《春秋左氏传》成为珠联璧合的历史文化巨著。公元前451年，左丘明病逝，葬于东衡鱼村东北处。647（唐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封左丘明为“经师”，墓前建石坊。1530年（明嘉靖九年）明世宗封左丘明为“先儒”。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朱由俭封左丘明为“先贤”。1725年（清雍正三年）为避孔子名讳，奉旨“丘”旁加“阝”改为邱氏，今石横邱氏皆为左丘明之后人。

根据存世的刘向《别录》佚文“左丘明授曾申”，以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记“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等史料判断，可知左丘明的出生年代约与孔子晚年弟子曾参及曹恤等人大致相当。即左丘明在年龄上应为孔子的孙子辈，而约生于鲁定公在位的中期；而据《左传》、《国语》二书对于历史人物的称呼来看，可知左丘明应当卒于鲁元公在位时期。即公元前五世纪晚期。

一、古书旧注的重要性

1、读懂古书的重要途径

寤言不寐，愿言则嚏 。（《诗·邶风·终风》）

汉·郑玄《毛诗笺》：“言，我；愿，思也。～当读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忧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则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遗语也。”

卫人来。(《左传·成公八年》）

唐·孔颖达《左传正义》：“庄十九年《公羊传》曰：‘～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之，以侄、娣从。侄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一聘九女。’……传曰：‘同姓～之，异姓则否。’是夫人与～皆同姓之国也，鲁卫同姓，故来～之。”

2、重新注释古书和检验新注是否正确的重要依据

叔武将沐，闻君至，喜。捉发走出，前驱射而杀之。公知其无罪也，枕之股而哭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左传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译文：“把头枕在尸体的大腿上而哭他。”

3、能教给我们注解古书的方法

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墙篱落于粪溷之侧。（《梁书·范缜传》）

4、旧注中包含着许多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理论

既见君子，不我遐弃。（《诗·周南·汝坟》）

唐·孔颖达《毛诗正义》：“‘不我遐弃’者，犹云‘不遐弃我’也。古人之语多倒，《诗》之此类众矣。”

二、古注发展概述

1、注释的萌芽——先秦

（1）注释多在古籍正文中

《礼记·乐记》：“《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孟子·梁惠王》：“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

（2）他注多补充事实史料、阐发微言大义

《春秋·文公五年》：“秋，楚人灭六。”

《左传·文公五年》：“六人叛楚，即东夷。秋，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

《春秋·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2、注释的兴盛——两汉

（1）两汉注释兴盛的原因

①语言发展演变 ②政府提倡

③古今文之争的影响

（2）两汉注释的特点

①以注释儒家经书为主 ②重视字词句的解释

（3）本期注释古书的重要的学者

毛亨 《毛诗故训传》

孔安国 《古文尚书注》

马融 注《周易》、《尚书》、《毛诗》、《论语》、《周礼》、《仪礼《礼记》等

郑玄 《毛诗笺》、《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

何休 《春秋公羊解诂》

高诱 《战国策注》、《吕氏春秋注》、《淮南子注》

王逸 《楚辞章句》

3、注释的发展——魏晋至隋唐

（1）魏晋至隋唐注视的特点

①注释范围进一步扩大

②出现了“经注兼注”的“疏”

（2）本期注释古书的重要的学者

王 弼 《老子注》

郭 象 《庄子注》

韦 昭 《春秋外传国语注》

孔颖达 《五经正义》（《易》《书》《诗》《礼》《左》）

贾公彦 《周礼疏》、《仪礼疏》

徐 彦 《春秋公羊传疏》

杨士勋 《春秋谷梁传疏》

邢 昺 《论语疏》、《孝经疏》、《尔雅疏》

孙 奭 《孟子疏》

陆德明 《经典释文》

杨 倞 《荀子注》

尹知章 《管子注》

张守节 《史记正义》

司马贞 《史记索隐》 （《史记》三家注）

裴 骃 《史记集解》

颜师古 《汉书集注》

李 善 《文选注》

4、注释的中落——宋、元、明

（1）本期注释的特点

注释家受理学的影响，常常借注释来发挥自己的政治、哲学主张，后人称其为“六经注我”。

（2）本期注释古书的重要的学者

朱 熹 《四书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

《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

5、注释的复兴——清

复兴的原因

①清政府文化政策的推动

②文字、音韵、训诂研究的深入

③“经世致用”学术思想的影响

三、旧注的体例

毛传：毛亨对《诗经》注释，传”指阐明经义。

郑笺：郑玄对《诗经》的注释，笺”有补充订正毛传。

孔疏：孔颖达对《诗经》原文以及毛传、郑笺等的注释。“疏”不仅解释古籍正文，连前人的注释也一起加以注释，也叫做“正义”。

讲解书中所引的《十三经注疏》中《诗经·相鼠》的正文与注疏。

四、旧注的常用术语

学习旧注的术语，目的是读懂古注。如：

《汉书·高帝纪》：“公巨能入乎？”颜师古注：“巨读曰讵。”

《尔雅·释训》：“鬼之言归也。”

1、曰、为、为之

①都是用来解释字词含义的 ②被解释的词都放在术语的后面

③都是强调被释词的特点 ④都能用来辨析近义词、同义词

⑤都可译作“叫”、“叫做”等

《诗·魏风·硕鼠》：“胡瞻尔庭有悬特兮。”毛传：“兽三岁曰特。”

《诗经·魏风·硕鼠》：“胡取禾三百囷兮。”毛传：“圆者为囷。”

《诗经·豳风·七月》：“黍稷重穋，禾麻菽麦。”毛传：“后熟曰重，先熟曰穋。”

《楚辞·离骚》：“各兴心而嫉妒。”王逸注：“害贤为嫉，害色为妒。”

枚乘《上书重谏吴王》：“譬犹蝇蚋之附群牛。”李善注：“《说文》曰：秦谓之蚋，楚谓之蚊。”

2、谓

与“谓之”的差别： ①使用的位置不同 ②解词的内容不同

“谓”常用来解说词语意义的范围或比喻映射的事物。可译为“是指、指的是”。

《孟子·滕文公上》：“树艺五谷。”赵岐注：“五谷谓稻黍稷麦菽也。”

《楚辞·离骚》：“恐美人之迟暮。”王逸注：“美人谓怀王也。”

《楚辞·涉江》：“阴阳易位，时不当兮。”朱熹注：“阴谓小人，阳谓君子。”

3、貌、之貌

解释动词或形容词，说明被释词语表示的性质或状态。可译为“……的样子”。

《庄子·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郭象注：“泠然，轻妙之貌。”

《楚辞·哀郢》：“众踥蹀而日进兮。”洪兴祖注：“踥蹀，行貌。”

枚乘《七发》：“沌沌浑浑，状如奔马。”李善注：“沌沌浑浑，波相随之貌也。”

4、犹

用“犹”注释的词和被注释的词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只是在某一语境中意义相通。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凡汉人作注云‘犹’者，皆义隔而通之。”

《诗经·魏风·伐檀》：“置之河之侧兮。”毛传：“侧，犹涯也。”

《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赵岐注：“老，犹敬也；幼犹爱也。”

《诗经·豳风·鸱鸮》：“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郑笺：“室，犹巢也。”

5、之言、之为言

声训术语，用读音相同或相近的词来注释。

声训：依据读音线索来探求词语的含义。

《论语·季氏》：“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郑玄注：“萧之言肃也。墙谓屏也。君臣相见之礼至屏而加肃敬焉，是以谓之萧墙。”

《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朱熹注：“政之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为言得也，得于心而不失也。”

《周礼·地官》：“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郑玄注：“媒之言谋也。”

6、读曰、读为

一般用本字来说明通假字，点明通假现象。

段玉裁《说文注》：“凡传注言‘读为’者，皆易其字也。”又：“‘读为’亦言‘读曰’。”

《庄子·逍遥游》：“而御六气之辩。”郭庆藩注：“辩读为变。”

《书经·尧典》：“播时百谷。”郑玄注：“时读曰莳。”

7、读若、读如

主要的作用是注音。

段玉裁《说文注》：“凡言‘读若’者，皆拟其音也。”又《周礼汉读考·序》：“‘读如’、‘读若’者，拟其音也。古无反语，故为比方之词。”

《楚辞·离骚》：“又重之以修能。”洪兴祖注：“故有绝才者谓之能，此读若耐。”

《吕氏春秋·重己》：“其为饮食酏醴也，足以适味充虚而已矣。”高诱注：“酏读如《诗》‘虵虵硕言’之虵。”

也可用来说明通假现象。

《礼记·儒行》：“虽危，起居竟信其志。”郑玄注：“信，读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

《楚辞·九歌·国殇》：“霾两轮兮絷四马。”洪兴祖注：“霾读若埋。”

8、衍文、脱文

“衍文”也叫“衍字”，也简称“衍”，古籍在传抄刊刻中误加的字。

“脱文”也叫“夺字”，也简称“脱”，古籍在传抄刊刻中漏掉的字。

《论语·微子》：“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汉石经无‘行’字、‘夫’字。案《史记·孔子世家》亦无‘行’字，因丈人章而误衍也。”

《论语·颜渊》：“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皇本、高丽本‘吾’下有‘岂’字。《释文》出‘吾焉得而食诸’………案《史记·仲尼世家》及《汉书·武五子传》并作‘岂’，与皇本合。《太平御览》二十二引‘吾恶得而食诸’。‘岂、焉、恶’三字义皆相近，疑今本‘吾’下有脱字。”

“音 X Y 反”的说法，实际上是声母韵母的雏形。例如，“种”释义为“音朱用反”，即“朱”的声母“zh”和“用”的韵母“ong[带有第四声]”拼在一起，成为“zhong[同样带有第四声]”。

当然，在古代没有完整的拼音体系，不可能达到标准。例如下面的“度”字，用现代汉语拼音应为“duo[二声]”，表示“度量、丈量”的意思。在古注“度音徒洛反”，表示拼为“tuo[四声]”。

产生误差至少有三个原因：

1作注者的方言问题，导致注音不准确。

2被注释的字，由于时间推移，读音发生改变，当时确实那么读，现在演化的不一样罢了，发生了古今异音。

3在做注的时候，选取的“音X Y 反”中，X或者Y发生了古今异音。

序：子夏姓卜名商，春秋末晋国温（今河南温县）人，孔子学生，为莒父宰。孔子死后，到魏国讲学，主张国君要学习《春秋》，吸取历史教训，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等观点’，李克、呈起都是其弟子，魏文侯也尊以为师，相传《诗》、《春秋》等儒家经典就是由他传授下来的。学术界历来主张，此书为后人伪撰，而托附于子夏名下，《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伪中生伪，至一至再而未已者，亦莫若是书”。《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二卷本，其实是魏晋间大兴《易》学之风时为当时人所伪撰而流布于世。据《唐会要》载“开元七年诏”，当时因《子夏易传》无传习者，遂令儒官详定，刘知已认为，此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至梁阮孝绪《七录》始有著录，作六卷，或云韩婴作，或云丁宽作，而至为，可疑。司马贞认为，刘向《七略》有《子夏易传》，但其书久佚，晋荀勖《中经簿》有《子夏易传》四卷，或云丁宽，是其已怀疑非子夏所撰。因此，唐玄宗采纳了刘、司马氏的建议，而停止向学校颁行。代宗以年，此本亡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辑佚本。今所传十一卷本，始为晁说之《传易堂记》所著录，其称“今称《子夏传》者，乃唐张弧之《易》。据此，则今本应是张弧伪撰。弧为唐末人，曾官大理寺评事。其书以王弼《周易注》为底本而说以义理，所说义理，大致上以儒家“王道”的社会政治思想与《周易》经文相附会。迨朱彝尊作《经义考》，证以陆德明《经典释文》、李鼎祚《周易集解》及王应麟《困学纪闻》所引诸条目，则于今本全无，知张弧伪撰之书又遭后人增削伪纂，并又多衍出一卷，为十一卷。因此，今本《于夏易传》不但不是子夏所撰，亦并非完全为张弧所撰，云其出自众家之手，可谓不诬。二本虽为伪造，但其内容却有—定的参考价值，孕含了较多汉唐时期的《易》学思想，《四库全书总目》云“案说《易》之家，最古者莫若是书”，故其对研究、探讨《周易》古义，二本参稽，仍为它书所不可替代。二卷本除为马国翰所辑外，《汉学堂丛书·经解·逸书考》中亦有考辑。今本则有《四库全书》本，《通志堂经解》本及《学津讨原》本等。

目录：

·易传提要 ·周易上经 卷一 周易上经乾传苐一

·周易上经 卷二 周易上经泰传第二 ·周易上经 卷三 周易上经噬嗑传第三

·周易下经 卷四 周易下经咸传第四 ·周易下经 卷五 周易下经夬传第五

·周易下经 卷六 周易下经丰传第六 ·周易下经 卷七 周易系辞上第七

·周易下经 卷八 周易系辞下第八 ·周易下经 卷九 周易说卦传第九

·周易下经 卷十 周易序卦传第十 ·周易下经 卷十一 周易杂卦传第十一

·关于西汉孟喜古文易的再探讨 ·子夏易学初探

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版雕印的自著《板桥集》，堪称艺术珍品。 监刻本 监刻本亦简称监本，指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国子监，亦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朝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经》全部刻完，前后历时21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经典释文》，刻板印行。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景德二年(1005)，距建国仅40余年，经、传、正义皆经过校勘，刻板印行。所集书籍版片10万余块。到北宋末年，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版。如《七经正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书，都是由杭州镂版进呈。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正史外，还以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镂版颁行。如《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属秘书监，不属国子监，故无监本之称。明代南京、北京都设有国子监，刻书数量甚多。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对于历代国子监所刻的书，均可著录为各时代的国子监刻本。 经厂本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经等。经厂设掌司4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4名。据极不完全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内府刻本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很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役，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廷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廷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能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藩府刻本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270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行省。 殿本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协作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在清末的文化事业上，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在版本著录上则分别具体称为某书局刻本。 聚珍本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套印本 套印本指数种颜色套印的书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在一块雕好的版片上刷上不同颜色敷印，所以称为敷彩印法。此法起于何时，很难详考。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江陵(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其经文及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中的灵芝等，均用朱色刷印，注文用墨色刷印。表明14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敷彩印刷的作品，而且迄今仍流存于世。 在套色印刷的启发、推动下，将这种技术继续深化，施于版画，恒版印刷技术出现了。“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块木板，犹如饾饤，故称饾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这样印出的作品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在饾版技术兴起的同时，拱花技法也出现了。“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压印，令纸面拱起花纹，使翎毛、山水凸现在纸面上，看去更富立体感，更具真实性。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所有上述这些套印出来的书，都可称为套印本。且几色套印，就称几色套印本。惟朱墨两色套印，国家图书馆习惯上著录为“套印本”，其他各方面的人习惯上多称为“朱墨套印本”。 百衲本 百衲本，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义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王隐《晋书》说“董威辇于市，得残缯辄为衣，号曰百衲衣”。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唐济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蔡君谟《画锦堂记》说“每字作一纸，裁截布列，连成碑形，谓之百衲碑”。足见“百衲”具有杂拼之义。故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而成的书本，也就名为“百衲本”了。 书帕本 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官员朋友之间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当时将这种书就称为“书帕本”。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证《金台纪闻》评论元、明刻书优劣说：“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饩廪，余则刻书。工程浩大者，则数处合力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明洪武初年，将此项学租皆收归国子学，故县学、书院缺乏余资，刻书已不精审。隆庆、万历间，承嘉靖余风，皆喜刻书。但大率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删削，以之馈遗当道官员，附之一帕，故有一书一帕之称，是为书帕本。”可见书帕本是明代例行官样礼品，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 巾箱本 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箧。《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晋葛洪《西京杂记》后序说：“洪家遭火，书籍殆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齐·衡阳王均》说他“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南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均)手写《五经》置巾箱中。”可见无论是手写本书，还是刻印本书，只要是开本较小，于随身携带的巾箱小箧中能够装下，就都可以称为巾箱本。在实践上，与袖珍本概念极难区分。 袖珍本 袖珍本亦指开本较小，便于随身携带的书本。其取义，盖因其开本极小，可藏于怀袖中携带。清代内府刻书集中在武英殿进行。历年雕印经、史所用版片极多，这当中有不少裁截下来的小块木料或版片。“高宗以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解材，不令遗弃，仿古人巾箱之式，刻袖珍版书。”后世将当时遵照高宗旨意，于乾隆三十年(1765)用零材短板刻成的小版框小开本的《古香斋十种》，就称为袖珍本。直到今天，对小开本书仍常以袖珍名之。 初刻本 凡第一次镌刻的书均可称为初刻本。 重刻本 重刻本是相对于原刻本而言的。凡确知一书是重刻于某本，方可称为重刻本。然其情况复杂，与初刻本相关，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运用重刻本的概念。且重刻与翻刻(覆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同，也可以不同。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它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它是否为翻刻。 翻刻本 翻刻本也称覆刻本。 影刻本 影刻本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逐叶覆纸，将原底本的边栏界行、版口鱼尾、行款字数等，毫不改变地照样描摹或双勾下来，然后将描摹好的书叶逐一上版镌雕。这样雕印出来的书，因为版样是影摹下来的，对于那个原底本来说，就称为影刻本。影刻本书多发生在影刻宋元本书上。因为宋元本书传至明末清初，已属罕见。为了保存传本，流布久远，便常常采用这种影刻的办法。由于它能保持原底本的风貌，故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 重修本 重修本也称为修补本或修补版。古书版片由于多用梨、枣等硬木，故可流传使用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其间由于屡经刷印或遭受其他灾害，又很容易造成版片的缺损，所以再要进行刷印时，对其中缺损的版片就得重新加以修补。用这种修补过的旧版片刷印的书，在版本著录中就称为“×朝××年××人刻×朝××年重修本”。经过修补的版片，因为时代、刻工、技术的不同，呈现出来的版框、版心及字体风格等，与未经修补的就不尽相同，甚至墨色也显得不同。所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重修本运用在家乘、地志等书时，要特别注意其另外的含义。中国地志之书浩如烟海。每换一任或几任地方官，就常常重修一次该地的方志，载入风土民情、山川地理、物产资源、名胜古迹、建置沿革、地亩四至、先贤仕宦、历朝贡举等新内容，以便掌握该地情况，实施封建管理。但有时因初修不久，有时因财力不敷，没有必要或没有能力另纂新志时，也常常修补旧志版片，或在旧版片的相应内容下增刻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别著录：只是修补旧版重新刷印的，应著录“×朝××年刻××年重修本”；若是在旧版本相应内容下增刻了新的内容，就得著录为“×朝××年刻××年增修本”。在著录志书重修本和增修本时，还要特别注意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这是极易发生混乱的地方。就是在版本著录为“重修”或“增修”的两种情况下，其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都只能是原来纂修的时代。若是志书书名前已明确冠有“重修”字样，则这里的重修决非重新修补版片之义，而是此志已经重新纂修之义。 递修本 凡一书版片经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修补而重新刷印出来的书本，均可称为×朝××年刻×朝××年递修本。这种递修重印的古书在现存的中国古籍中为数还不少。有名的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六经正义》，多数到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曾两次递修重印过。又如南宋绍兴年间蜀中眉山地区所刻的《眉山七史》，其版片元代以后递有修补。明洪武年间版片移入南京国子监，一直到正德、嘉靖、万历时，还曾修补重印。到清代顺、康、雍、乾时，这套版片还存贮于江南布政使司衙门库中，嘉庆时才毁于火。明南京国子监刻的《玉海》，其版片自正德、嘉靖以后即屡经递修。万历十六年(1588)赵用贤、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振玉、乾隆三年(1738)熊木，都曾修补重印。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递修本。 朱蓝印本 朱蓝印本，是指古代书版雕完，在正式刷印之前常要试印，以检查是否有错字和着墨是否均匀，以便进行修整。这时使用的颜色常用红或蓝色，目的在于醒目，便于发现版面上的问题。此种试印的书，红颜色者，就称××刻朱印本；蓝颜色者就称××刻蓝印本。这种印本因为是新版初试，字画清晰，刀法剔透，初印精美，加上印数少，传世罕，历为版本家和藏书家所看重。 四库底本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卷帙浩繁的大丛书，共收3507种，79337卷。在开馆纂修前及整个纂修过程中，广征天下遗书，故从全国各地进献的图籍数以万计。书到北京，全都送到翰林院点收，加盖翰林院关防，以备选用。有人将这些都称为四库底本，这是不对的。确切的概念，四库底本指的是被《四库全书》收入而作为誊抄底本的那些书，而不是指进过翰林院，钤有翰林院关防，实际却未被《四库全书》录入的书。

1①其父又复使其子以问先生（复：再次。使：让。 ） ②其事未究，固试往（究：明白。固：同姑，姑且。）③行先生之言也（行：执行。） ④罢围解，则父子俱视（视：能看见。）

2①以问先生（拿。） ②此吉祥，复以飨鬼神（用。）

③此独以父子盲之故，得无乘城 （因为）

3①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待了一年，他父亲毫无原因地瞎了。

②城已破，诸城守者皆屠之。城被攻破，所有守城的都被杀了。

4好的事情会变成坏的，坏事物也会向好的方面转化。与“塞翁失马”寓意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