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方复原的方法是对古籍、石刻、铜器、陶器等文物中磨掉了的文字或图案进行精细恢复的技术。以下是具体解释：

该方法通常使用电视显微镜、数字成像和计算机处理等高科技手段，以还原文物原貌为目的。

一、文物的数字化

磨方复原的第一步通常是将文物进行数字化扫描，转化为数字图像文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保留更多与磨掉的文物颜色、线条、印记等有关的细节。

二、精密分析

随后需要采用电视显微镜等装备对数字图像进行精密分析，即分析出被磨去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几何形状、颜色、固有纹理或断裂特征等，并调整的亮度、饱和度、对比度等参数以更好地辨认图像特征和纹理。

三、手工绘制与数学模型重建

在数字图像分析的基础上，复原者通常会利用软件绘画、图形设计及其他专业工具等手段对缺失部分进行补全，同时还会参考历史数据和单一断片之外的系统性结构来重建数学模型，实现磨方重构。

四、计算机辅助

磨方复原的最后一步通常涉及到计算机辅助技术。计算机可以运用反推法、假设空间法等方法来填充数字化“膜痕”，从而还原出完整的图案和文字。

五、保护文物

在进行磨方复原前，必须要先考虑到文物的保护问题。为避免二次伤害，应该选择一些低温、无毒和无腐蚀性能的稳定剂来加固文物表面，并使用尽量小的力度和最优化的处理方法处理损坏的文物。

六、专业人员

磨方复原是一项高技术性的工作，需要经验丰富、技术熟练的专业人员进行处理。同时，应确保专业人员具备严谨科学的工作态度和精密实验室等必要的工作条件与设备。

七、人为添加

在进行磨方复原的过程中，需要警惕人为添加的情况。因为这样会对文物真实性产生极大的影响，严重损害其价值。所以在进行任何操作之前，都需要先进行客观精密的鉴定，避免偏差的出现。

总的来说，磨方复原虽有利于发掘文物的历史价值，但也应注意文物的完整性、真实性，加强优化保护，避免对文物的二次伤害，保障文物及其价值的持久保存。因此，磨方复原必须在专业的环境和工具下进行，并需要经过严格的鉴定及检验，以确保文物重建后的真实性、完整性和科学性。

　　三亚市的大小洞天位于山海奇观旅游区内，是一处历史悠久的风景区。据《正德琼台志》等地方史志记载，南宋淳熙丙午年（公元1186年）吉阳军（即崖州）知军周携其僚属到南山一带踏访，发现了大小洞天的美丽景色，从此声名远播，载入史册。

　　《正德琼台志》卷六记崖州山川，于“岩洞”条下载：“大洞天，在州南二十里，小洞天之东。宋知军周始游，毛奎继游，名之。小洞天，在州西南十里海滨。宋知军毛奎开游得名。”此条下并附有毛奎的《大小洞天记》、《毛奎诗并序》、训导裴崇礼的《游洞天记》等诗文。其后，万历《琼州府志》、清康熙《琼州府志》、清道光《琼州府志》以及清光绪《崖州志》等均有此记载。

　　郭沫若先生于1962年校点光绪本《崖州志》时，却对上述“淳熙丙午”年的提法产生怀疑。他在按语中说：“1962二月三日，沫若曾往游览，于时查对石壁，本志文字有所窜改。今悉依石刻改还。文中只言‘小有洞天’，并无所谓‘大洞天’，题作《大小洞天记》，殊非真实。”于是他在校点过程中，将《大小洞天记》改作《小洞天记》；将“淳熙丙午”改成“淳熙丁未”，等等。

　　这样一来，大小洞天景区究竟发现于淳熙丙年还是淳熙丁未似乎成了悬案。

　　那么，郭老的发现是否可以改写延续近千年来的历史纪录呢？从郭老的发现过程来看，这个问题还不能马上下结论。理由是：

　　其一，据明代成化年间训导裴崇礼的《游洞天记》载，当时大小洞天景区有各种石刻二十多处。其中如“小洞岩上刻曰：‘小洞天’。又于其额刻曰：‘大宋淳丁未秋九月，郡守富川毛奎率僚属黎植、黎民志、王怀开山。’共二十七字。”又“船之东，巨石上刻‘石船’二字，又刻《石船记》一百五十七字。船之北有巨石，刻曰：‘海陵周其又与郡亻率许源泽之、都领周丕承师武，淳熙丙午重九日来观石船，因以见山水之奇，可为海邦之胜纪也。’共四十六字。又刻《洞口记》二百有三字。”又“登山三十余步，至石洞。其额上刻曰：‘海山奇观’，其下石壁刻《大小洞天记》三百二十一字。”然而，郭老仅依他所见的《小洞天》石刻立论，其余石刻均未提及，而且今天他所见的这块石刻是否可证实为原物，也没有交待，这就难以定论。尤其是裴崇礼所发现的那块共十六字的“重九石刻”，那上面分明刻有“淳熙丙午”的纪年，相信连字数都不放过的裴训导不会记错。而且不光是裴崇礼，与他同时的海南先贤王佐亦有《石船诗》一首叙其事：“老我来游看石船，洞门别是一风烟。昔人已去无回辙，犹记淳熙丙午年。”这“石船”就是周等人初次游览洞天景区时，刻《 石船记》的地方。所以约五百年前地方先贤们记述分明的“淳熙丙午”日期，历数百年之后，郭老仅凭一次并不全面的游览查对，便加以推翻，确有草率从事之嫌。

　　其二，郭老在他的按语中说他到景区先看了毛奎写的“洞天记”石刻，然后以石刻为准，校改光绪《崖州志》中所载的毛奎的《大小洞天记》，并批评《崖州志》文字有所窜改。郭老怎么就知道石刻准确无误呢？难道仅因为它是石刻？事实上石刻在文物考古中出现错误的例子不少，并不能绝对依靠石刻校改古籍。因为石刻首先是依靠书面文字作为底本摩刻的，如果它所依据的底本有错，石刻自然也会出错；其次，石刻因为年代久远，自然风化等原因，会有损毁，造成字迹漫灭等现象，如果不加考究，盲目依准，就会有误判误读的可能。如上所引《洞口记》，在裴崇礼的时代还保存完好，所以裴崇礼能逐字记录，共得二百有三字；可是到了清光绪年间，时间过去了400多年，这《洞口记》早已“字皆漫灭，不可识”了。郭老所见到的毛奎的“洞天记”石刻，假如确是原物，那么从清光绪到了今天又多了将近百年，又怎能保证它完好如初，没有损缺呢？如他亲临观察石刻时，石刻文字有“是皆小有洞天之佳致也”一句，而据《正德琼台志》所载毛奎〈大小洞天记〉，此句原作“是皆大小洞天之佳致也”。显然，“小有洞天”语意不明，不知所云，而“大小洞天”直扣主题，是整个景区的总括，故文中有“小洞附北，实为海山之奇观。而有僧善庆又于山麓石峰之阴，近石船得一岩，由西北委蛇数十丈以通后洞。岩之外临海，有平石可坐而钓，因为‘钓台’。对岩之前有石奇怪，其下可坐十客。仰望八景，皆在目中。以其与岩相望，名以‘岩瞻’。是皆大小洞天之佳致也。”如此顺畅的表述，既点出小洞，又引出后洞，二洞周围，景观一览无余，故称“是皆大小洞天之佳致也”。如此硬改作“小有洞天”则郭老所见之石刻非伪即误，还应以前代所记为准。另外，裴崇礼也写有一篇《洞口记》，其中有云：“洞口去小洞天，观望数步耳。小洞望东南山上大洞天，仅数十步耳。”这正是该景区有大小洞天的又一力证。

　　其三，郭老此次游览，有否见过周等人初次游览时的“重九石刻”，他没有交待。因为周等人的游览早于毛奎51年，若要否定“淳熙丙午”之说，首先应该否定那块“重九石刻”。但是郭老却对此只字未提，而去纠正半个世纪后的《大小洞天记》，这显然不合常理。假如郭老并没有看过“重九石刻”，却在他所校点的《崖州志》 中一律将“淳熙丙午”的纪年统统改成“淳熙丁未”，这是很成问题的。

《铜川·药王庙及石刻》陕西名胜简介

在铜川市耀州区城东25公里五台山(俗称药王山)上。药王庙是人们为纪念唐代医学家孙思邈而建立的祠庙。

药王庙，在孙思邈隐居之处太玄洞，古为静应观，据《通志》记载，北有太玄洞，即唐孙思邈隐处，石像犹存。据《五台山志》记载，其升仙台甚大，有唐敕赐静明额，字甚奇劲。

孙思邈(581—682年)，京兆华原(今铜川市耀州区孙塬乡)人，生于隋文帝杨坚开皇元年(581年)。家境贫寒，幼年饱尝无钱就医之苦，7岁入学，秉性聪颖，日颂千文。18岁立志学医，终成大名。隋文帝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唐太宗李世民授以爵位不受;唐高宗李治拜为谏议大夫，固辞不就，是一位不为达官显宦皇室朝廷服务而专为平民百姓疗病给药的医学药物学专家。他70高龄著《急备千金要方》百万余言，在101岁时，还著《千金翼方》30卷，并作《福寿论》3卷、《摄生真录》、《枕中素书》、《会三教论》各1卷，对妇科、儿科、内科、针灸以及药剂学、营养学等，皆有论述，是我国古代中医分科最早的医学家，对祖国医学特别是中医中药方面贡献甚大。死于高宗开耀二年(682年)，享年102岁。死后人们怀着敬意修庙立碑于五台山上，宋、金以来皇帝也屡加褒崇，敕其祠曰静应庙，尊崇他为妙应真人。

药王庙坐落在药王山半山腰，至山下即仰见殿宇挺拔雄伟，历200余级石台，直抵升天台大门，俗称天门，唐敕赐之静明额即在此处。两侧古木参天，藤枝盘错。过天门，至大殿，门额刻“五台山”3个大字，门两侧有铁旗杆一对，杆上铸对联一副：铁杆铜条耸碧霄，千年不朽;铅烧汞炼点丹药，一匕回春。入大殿，雕梁画栋，巧夺天工，殿依峭崖，亭台楼阁，十分精巧，石狮雄武，翠柏掩映。正中有孙思邈塑像1尊，高3米有余，温雅端庄，凝神沉思，气度优雅，栩栩如生，两边侍有敬德和龙君塑像。其塑像背后上方，有《松鹤延年》雕画1幅，雕像背后下方，乃孙思邈隐居之太玄洞，据《耀州志》记：“唐孙真人思邈隐居所也，往时游者持火可深入，今崩碍不能行。洞下有洗药池二，皆凿石为者。”洗药池直径2米，深1米许，传为药王当年洗药捣药之处。

大殿对面南偏殿中，塑有历代十大名医彩像，乃黄帝时代的雷公、岐伯，春秋时代的扁鹊，西汉时代的仓公，东汉时代的张仲景，三国时代的华佗，晋代的王叔和、皇甫谧、葛洪，南北朝时期的陶宏景。

大殿左侧碑廊，耸立《千金宝要》、《海上方》和历代名医，题铭等碑石200余通。《千金宝要》是宋代郭思从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择出900多例常见病药方编成，于宋徽宗赵佶宣和六年(1124年)刻于华州公署，明穆宗朱戴垕隆庆六年(1572年)，秦王朱守中将此《千金宝要》复刻，立于药王山，历经400余年，字迹仍清晰可辨。

这里的碑石，还有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的《静应庙记》敕并封妙应真人告词碑，宋徽宗题《褚慧龙章云篆诗文碑》、《耀州五台山静应庙记碑》、《静应庙敕告碑》、《感德军五台山唱和诗碑》、唐太宗李世民赐真人颂碑，元皇太子阔端真人祝文碑，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十一年(723年)《沪涣造像记》碑，五代梁末帝朱友贞龙德三年(923年)《王小小造像记》碑，金世宗完颜雍大定九年(南宋孝宗赵昚乾道五年，1169年)《补修古佛记》碑，明武宗朱厚照题字碑，明世宗朱厚熜御题碑，明神宗朱翊钧御字碑，张僧妙法师碑，北魏孝文帝元宏太和二十年(496年)《姚文迁造像碑》，北魏孝明帝元诩正光五年(524年)甲辰造像碑，北周明帝宇文毓武成造像碑，隋文帝杨坚开皇十五年(595年)开皇造像碑，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三原葛大宾的《历代名医神名碑》，此碑按历史时代，上自三皇五帝，下止元代，以历史顺序记载了古代名医姓名201人，是我国目前仅存的石质医史典籍。还有《孙真人进上唐太宗风药论》碑、《孙真人九传灵丹碑》、《神仙鸡鸣丸碑》、宋神宗赵顼元丰四年(1081年)孙思邈诞生500周年刻立的《耀州华原妙应真人祠记》碑。

在这里，还有一部日本天明乙巳年(相当中国清高宗弘历乾隆五十年，即1785年)日本出版的《千金方》，在众多的陈展文物中独显风采，中国的医学古籍在这里不少，但外国的有关孙思邈的书籍并不多，还有韩国的有关药王的书籍，由此可知孙思邈之医术，不唯国内有名，也传于国外，也说明了中外文化，医学交流，已源远流长。

在这里，除上述历代石碑、刻石外，尚有摩崖造像40余尊，皆为文物珍品。除药王庙33间古建筑外，附近还有南庵和关帝庙等古建筑。

国家文物局在1993年拨款维修了药王庙和药王山石碑石刻等文物，整修了唐太宗访孙思邈的登山御道，封拜孙思邈为真人的拜真台等，把480平方米的庙殿进行了大修，保护了药王庙及石刻的国之珍宝。

药王山药王庙及石刻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