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有一套”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包括很多文学家的作品，比如李白，苏轼，杜甫，陶渊明等等。上海古籍有一套类似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这两套书有一部分重合，选哪一套都可以，都是质量过关而且是名社出版。另外上海辞书出版社有一套”鉴赏辞典“系列，有唐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这个也不错。

1、《山海经校注》，袁珂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诗经注析》，程俊英、蒋见元注析，中华书局。（亦可用其他《诗经》全注本，如陈子展《诗经直讲》等）

3、《楚辞补注》，（宋）洪兴祖补注，中华书局。（亦可用其他《楚辞》全注本）

4、《春秋左传注》，杨伯峻编著，中华书局。

5、《论语新解》，钱穆注解，三联书店。（亦可用其他《论语》全注本）

6、《孟子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

7、《老子校释》，朱谦之校释，中华书局。（亦可用其他《老子》全注本）

8、《庄子集释》，（清）郭庆藩集释，中华书局。（亦可用其他《庄子》全注本）

9、《史记》，（西汉）司马迁著，中华书局。

10、《汉书》，（东汉）班固著，中华书局。

11、《三曹诗选》，余冠英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2、《乐府诗选》，余冠英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3、《六朝文絜译注》，（清）许梿选，曹明纲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4、《曹植集校注》，赵幼文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5、《陶渊明集笺注》，袁行霈笺注，中华书局。（亦可用其他《陶渊明集》全注本）

16、《世说新语校笺》，徐震堮校笺，中华书局。（或用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

17、《搜神记》，（晋）干宝著，汪绍楹校注，中华书局。

18、《唐诗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亦可用其他大型唐诗选注本，包括沈德潜的《唐诗别裁》，乃至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唐诗鉴赏辞典》、陈伯海《唐诗汇评》）

19、《唐宋词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20、《李太白全集》，（清）王琦注释，中华书局。（亦可用其他《李白集》全注本，乃至各种规模较大的《李白诗选》）

21、《杜诗镜铨》，（清）杨伦撰，上海古籍出版社。（亦可用其他《杜甫集》全注本，乃至各种规模较大的《杜甫诗选》）

22、《王维集校注》，陈铁民校注，中华书局。（亦可用其他《王维集》全注本，乃至各种规模较大的《王维诗选》）刘学锴、余恕诚撰、中华书局出版的《李商隐诗歌集解》）

23、《唐宋八大家文选》，牛宝彤选，甘肃教育出版社。（亦可用类似选本，或高海夫主编、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

24、《古文观止译注》，（清）吴调侯、吴楚材选，李国章等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5、《唐人小说》，汪辟疆校录，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

26、《宋诗选注》，钱钟书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27、《宋词三百首》，朱孝臧选编，唐圭璋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8、《苏轼选集》，王水照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9、《陆游诗选》，游国恩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30、《稼轩词编年笺注》（修订本），邓广铭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31、《资治通鉴》，司马光著，中华书局。

32、《全元散曲》，隋树森辑，中华书局。

33、《明诗选》，杜贵晨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亦可用其他明诗选本，如《明诗别裁》之类）

34、《清诗精华录》，钱仲联、钱学增选注，齐鲁书社。（亦可用其他清诗选本，如《清诗别裁》之类）

35、《近代诗钞》，钱仲联编辑，江苏古籍出版社。（亦可用其他近代诗选本。）

36、《琵琶记》，（元）高明著，钱南扬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37、《西厢记》，（元）王实甫著，王季思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38、《牡丹亭》，（明）汤显祖著，徐朔方、杨笑梅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39、《桃花扇》，（清）孔尚任著，王季思等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40、《长生殿》，（清）洪升著，徐朔方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41、《三国演义》，（明）罗贯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亦可用其他版本，以下诸书同）

42、《水浒传》，（明）施耐庵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43、《西游记》，（明）吴承恩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44、《红楼梦》，（清）曹雪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45、《儒林外史》，（清）吴敬梓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46、《聊斋志异》，（清）蒲松龄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47、《老残游记》，（清）刘鹗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48、《孽海花》，（清）曾朴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49、《中国文化读本》，董乃斌主编，上海大学出版社。50、中国文学史，在章培恒、袁行霈、郭预衡主编的三种或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中，任选一部通读。

5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见《鲁迅全集》，或单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52、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疏证》，王国维著，马美信疏证，复旦大学出版社。

53、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54、闻一多《唐诗杂论》，见《闻一多全集》，开明书店。亦有其他版本及单行本。

55、钱钟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56、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57、《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册），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58、《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撰，人民文学出版社。（亦可用其他《文心雕龙》全注全译本）

59、《诗品集注》，曹旭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60、《沧浪诗话校释》，郭绍虞撰，人民文学出版社。

61、《艺槪》（清）刘熙载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62、《人间词话》，王国维著，人民文学出版社。（此书有多种注释本，均可参用）

63、《经典常谈》，朱自清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64、《经子解题》，吕思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65、《诗词格律》，王力著，中华书局。

66、《书目答问补正》，张之洞著、范希曾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

67、《中国目录学史》姚名达著，上海书店出版社。

68、《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夏志清著，安徽文艺出版社。

当然是《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最为著名了。除《诗经》、《楚辞》外，凡先秦魏晋南北朝各代的诗歌谣谚概予收录，详注出处及版本异文，每位诗作者前均列小传，是研究中国诗歌史的重要参考书。裒集先秦、汉、魏、六朝诗歌的总集，明代有冯惟讷的《诗纪》，近代有丁福保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前者失之芜杂，真伪不辨；后者虽然力纠前失，但匡谬未尽，又失收先秦的歌谣逸诗。

中国古代汉族诗歌体式繁多，在古诗的分类和叫法上也众说纷纭。尤其是对于乐府、古风、歌行体三类诗，更易混淆。因为，从形式上看，乐府体与古风都是五言体，七言古诗与歌行体都是七言体，很难区分。但是，从古代以来，人们比较一致地承认它们在表达内容、手法、风格特色的区别，对它们有约定俗成的称呼。

人教版八年级（下）在《诗五首》的“研讨与练习”第二题中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都是‘歌行体’诗，形式自由，语言流利，格调奔放。请从句式、叙事、抒情等方面说说这两首诗的异同。”

《咏柳》

又九年级（上）知识短文《怎样读书》中说：“杜甫的《石壕吏》格律较宽，叫古风……”

这里的叫法，不符合习惯。人们习惯上把杜甫的《茅屋》一诗叫做“七言古体诗”，而把岑参的《白雪歌》叫做“七言歌行体”，编者也明显看到了两诗的“异”，所以出了这样的问题。而杜甫的《三吏》《三别》虽然在形式上与“古风”同为五言，但习惯上人们把《石壕吏》叫做“新乐府”，而不叫“古风”。为了说清这个问题，需要对中国古代诗歌体式作一简要回顾。

胡令能诗作

我国最早的诗体是四言的“诗经体”，接着出现了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体”（也叫“骚体诗”），后者用连词“之”和语气助词“兮”将句式变长，如“帝高阳之苗裔兮”（《离骚》）、“操吴戈兮披犀甲”（《国殇》），这为后来的五、七言诗提供了先例。因此，《诗经》与《楚辞》成为中国诗歌之源。

至汉代，出现了专门负责搜集各种汉族诗歌、民歌的机构“乐府”，它所搜集的最有影响的是汉族民间诗歌，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汉乐府民歌”。它最大的特点是现实性强，通俗明快，形式上以五言为主。如教材八年级（上）中的《长歌行》及高中课本中的《饮马长城窟行》《十五从军征》等，即是“正宗”的“汉乐府”。汉乐府民歌的内容体式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文人诗歌创作，至东汉末年，代表文人五言诗成熟的《古诗十九首》出现，其中吸收了乐府民歌的许多特点，这对古诗体式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及唐代，汉乐府的发展衍变形成两种主要的形式。

曾几诗作

一种是文人以模拟为创作的“古题乐府”（也叫“旧题乐府”），它借用“汉乐府”的题目，写新的内容，犹如“旧瓶装新酒”，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七上）、杨炯的《从军行》、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九下）、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高中）等。这些诗歌的特点是虽沿用了汉乐府的题目，但写的内容是新的，不过与原题有一定的联系，如“从军行”与军队军事有关，“雁门太守行”与边塞有关。文人模拟乐府在内容上从汉乐府的叙事为主转变为以抒情为主；在形式、手法上，则借鉴其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了文人色彩，提高了艺术品位。“古题乐府”有五言与七言两种形式。七言的古题乐府，今能见到最早的是三国时曹丕的《燕歌行》，至南朝齐梁时的鲍照始大力为之，写出了《拟行路难》（18首）等。乐府诗可以歌唱，而七言乐府体主要是以吟诵为主，在内容篇幅上，一般比较长，吟诵时如行云流水，一气而下。它可以自由转换韵脚来极尽内容多变、结构转折、气势壮阔、感情跌宕多姿之妙，这种诗体适宜于承载较大思想内容、抒发激越奔放之情，既有古乐府通俗明快的特点，又以文人抒情言志为主，形式以七言句式为主，间有杂言，文采飞扬，读来抑扬顿挫，所以人们又称之为“歌行体”。

另一种则主要是借鉴了“汉乐府”叙事为主、反映现实的内容特点和浅显平易通俗的表达特点，用它来反

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引起人们对社会的关注。它并不再借用“汉乐府”的原有题目，而是根据反映事件的不同内容而命名，所谓“即事命篇，无复依傍”。唐朝的杜甫关心国事，用笔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写了许多这样的诗，如《兵车行》（高中）专写唐王朝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三吏》（《潼关吏》《新安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写“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痛苦等。这些诗，主要是在实质上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统，形式上与五言古体诗无异。稍后的元结、顾况等诗人也写过这样的诗。至中唐时，白居易、元稹等现实主义诗人为了挽救当时国家的衰落，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弊端，以引起统治者的注意，遂大力提倡杜甫、元结这些诗歌形式，并冠之于“新乐府”的称号，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他们自己也写了不少的“新乐府”，形式上五言、七言都有。如白居易的《观刈麦》（九上）、《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是叙事性强、平易通俗的“新乐府体”。《竹林答问》中说：“古诗、乐府之分，自汉、魏已然。乐府音节不传，唐人每借旧题自标新义。至少陵，并不袭旧题，如《三吏》《三别》等诗，乃真乐府也。”（《清诗话续编》22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概要地指出了新乐府诗的特点。

文人学习“汉乐府”的还有另一类情况，主要是将乐府诗平易通俗的特色引入抒情古体诗中，体现出与以往五言古体诗质朴古奥不同的特色，代表作是李白的《古风》（58首）组诗。 “古风”从形式外表上看，与五言古体诗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抒情内容和方式上，却有区别。清代赵执信《声调谱》中在回答乐府与古体诗之间区别时说：“音情迥别，于此悟入，思过半矣。”（《清诗话》1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音情”指的就是内容感情风韵方面的区别。《瓯北诗话》中更进一步指出：“盖古乐府本多托闺情女思，青莲深于乐府，故亦多征夫怨妇惜别伤离之作，然皆含蓄有古意……蕴藉吞吐，言短意长，直接国风之遗。少陵已无此风味矣。”（《清诗话续编》1142页，1983）由此可见，虽同受“汉乐府”影响，杜甫的“新乐府”与李白的“古风”是有区别的。在唐人诗集中，直接标以“古风”题目的很少。“古风”、“五言古体”、“新乐府”在形式上自由，不讲格律，所以也没有“格律较宽”的问题。

凤求凰

七言歌行体发展到唐时，也出现了两种情况。因为唐时出现了“格律诗”（也叫“近体诗”，以区别以前不讲格律的“古体诗”），所以，一种是有意把格律诗的一些句法、手法引入古体诗中，一种是有意避开格律诗的句法、手法。习惯上，人们把前一类叫做“七言歌行体”，后一类叫做“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

初唐的一些诗人在继承南朝齐梁诗歌的华丽铺陈基础上，尝试将七言格律诗的句式和对仗等手法引入歌行体中，于是出现了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著名诗篇，形成篇幅雄壮、气势宏肆，散句中杂以格律、对仗等句式，以反映广阔社会现实内容见长，读来抑扬顿挫，跌宕多变，为人称道，人称“初唐体”，遂使七言歌行体面貌一新。至盛唐，高适、岑参等用此体式写了大量的边塞诗，如高的《燕歌行》及岑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八下）、《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九下）等，这些诗充分发挥了“初唐体”的特色，内容丰富壮阔，感情奔放激越，形象雄壮奇丽，手法技巧多样，语言骈散结合、优美多姿，读来令人意气昂扬。至中唐白居易等人，又在这种体式中融进叙事成分，写出了名篇《长恨歌》《琵琶行》等，七言歌行体又出现了新的发展。直至清代初期，吴伟业（号梅村）用这种诗体写出了《圆圆曲》《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等名篇，以诗咏史，形式上更讲究技巧，辞藻富艳，用典精切，形成多姿多态的艺术风貌，优美动人，脍炙人口，更将七言歌行体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人称“梅村体”。到了清末民初，王国维等人还用这种体式写出了《颐和园词》等诗。

杜甫陶像

而杜甫、韩愈等诗人则在七言乐府体中有意识地避开律诗的句法句式，以体现出古奥、质朴的风格特色，多用散句，多用“三平”、“三仄”收尾（如“三重茅”、“长林梢”、“沉塘凹”、“入竹去”、“自叹息”、“冷似铁”等），多用奇崛古朴的语言，以体现折拗郁勃的特色，这在律诗中是不允许的。在内容风格上，这类诗往往以现实主义的题材、深刻沉郁的感情为主，与前一类歌行体的浓郁浪漫主义色彩不同。但讲究内容的壮阔、气势情感的奔放激越，结构的转折多变，又符合七言歌行体的总体特色。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下），李益的《登天坛夜见海》，韩愈的《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卢仝的《月蚀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都具有这样的特色，习惯上被称为“七言古体”。

诗仙李白

关于七言歌行体与七言古体诗的区别，前人论述非常多，刘熙载的《诗概》中是这样区分两类特点的：“七古可命为古、近两体。近体曰骈、曰谐、曰丽、曰绵；古体曰单、曰拗、曰瘦、曰劲。一尚风容，一尚筋骨。此齐梁、汉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别也。”（《清诗话续编》2436页）这里所说的“古”指的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样的七言古体，它继承了汉魏古诗的古朴质实的特点；“近”则是指“初唐体”发展而成的七言歌行体，它继承了齐梁尚巧求丽的特点。可以说，这是在汉魏六朝七言乐府诗的大树上结出的两个不同风味的果子。以上大概是我国古体诗的基本概况，它与唐代出现的格律严整的近体诗（格律诗），成为我国古诗的基本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