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5年，明代统治者令太医院的刘文泰等41人编撰一部新的本草。他们在《证类本草》的基础上编成《本草品汇精要》一书。这部著作将药物增至1815种。每种药物有名、苗、地、时、收、用、质、色、味、性等24项，叙述药物的异名、产地、时节、形态、色泽、性味、功能、配伍、宜忌等。该书的特别是分目详细、叙述简明。有的学者认为，“此书搜采之广，较《本草纲目》为多。而分类去取之谨严，又较《纲目》为精审”。可见这部著作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原书附有1358幅比较准确的插图。文字说明主要取自前代的文献，如有关形态鉴别的内容相当部分袭自《图经本草》，新发掘的东西不多。这部本草著作在明代没有刊行，故大大削弱了其对后世影响。

《本草品汇精要》书影

孟浩然（689～740）唐代诗人。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世称孟襄阳。前半生主要居家侍亲读书，以诗自适。曾隐居鹿门山。40岁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返襄阳。在长安时，与张九龄、王维交谊甚笃。有诗名。后漫游吴越，穷极山水，以排遣仕途的失意。因纵情宴饮，食鲜疾发而亡。孟浩然诗歌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题材不宽，多写山水田园和隐逸、行旅等内容。虽不无愤世嫉俗之作，但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他和王维并称，其诗虽不如王诗境界广阔，但在艺术上有独特造诣，而且是继陶渊明、谢灵运、谢眺之后，开盛唐田园山水诗派之先声。孟诗不事雕饰，清淡简朴，感受亲切真实，生活气息浓厚，富有超妙自得之趣。如《秋登万山寄张五》、《过故人庄》、《春晓》等篇，淡而有味，浑然一体，韵致飘逸，意境清旷。孟诗以清旷冲澹为基调，但冲澹中有壮逸之气，如《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一联，精力浑健，俯视一切。但这类诗在孟诗中不多见。总的来说，孟诗内容单薄，不免窘于篇幅。现通行的《孟浩然集》收诗263首，但窜有别人作品。新、旧《唐书》有传。

孟浩然（六八九－七四零），湖北襄阳人。是唐代一位不甘隐居，却以隐居终老的诗人。壮年时曾往吴越漫游，后又赴长安谋求官职，但以「当路无人」，只好还归故园。开元二十八年（七四零）诗人王昌龄游襄阳，和他相聚甚欢，但此时孟浩然背上正生毒疮，据说就是因为「食鲜疾动」，终于病故，年五十二岁。

孟浩然的一生，徘徊于求官与归隐的矛盾之中，直到碰了钉子才了结了求官的愿望。他虽然隐居林下，但仍与当时达官显宦如张九龄等有往还，和诗人王维、李白、王昌龄也有酬唱。

孟浩然的诗已摆脱了初唐应制，咏物的狭窄境界，更多地抒写了个人的怀抱，给开元诗坛带来了新鲜气息，并得到时人的倾慕。李白称颂他「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杜甫礼赞他「清诗句句尽堪传」。可见他在当时即享有盛名。他死后不到十年，诗集便两经编定，并送上「秘府」保存。现有《孟浩然集》。

明朝中后期社会思想变革的聚焦人物——李贽

从自相矛盾之中找寻到自我灵魂所寻求的归宿

导语，从思想到行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李贽，却一步步反叛出儒家思想的禁锢，与儒家传统格格不入。即便李贽以及其作品受到当局统治者的屡屡禁止，然而依旧有着大批的仰慕者印发阅读其著作，屡禁不止。给当时的统治者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有人说他反对重农抑商，提倡功利主义，站在了中下层人民的阵营当中，对统治者加以批判，然而就在李贽的生活经历以及自我论调中，并没有这样的想法，更多的是发表的自己的一种观点，很大程度是由于个人原因以及相关的制度对他带来的不便，才使得他加以批判。另外，李贽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是明末时期资本主义萌芽下所诞生的具有中国特征的一位思想家。出生与富商大贾的家庭，即便当时家道中落到了李贽这一代，李贽任然受到了深远的影响，加之在儒家心学盛行的年代，李贽虽然受到儒家思想影响，却成功的从中使自己解脱出来，远离了那死板传统的禁锢，开辟了全新的领域。

儒家的信徒

李贽于1527年出生于福建泉州，祖上曾是往来海上贸易的巨商，后代子孙很长一段时间内具有混血色彩，信奉伊斯兰教。直到李贽曾祖父时期这种外族影响才慢慢消失，归还儒家正统思想，李贽从小便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的。

（儒家创始人——孔子）

因此我们可以在李贽的人生中深刻地看到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传统的父慈子孝。当时到了李贽的时期，其家道中落，不复往日的风光无限。在李贽的中举人之后，便因为经济问题不得不选择出仕，但是却一直在官僚下层沉浮，难以有着好的进展。但是即便这样，李贽依然恪守着一个宗族子弟的责任，在其祖父去世后，他将上级所赠予的大量钱财，一部分留给妻儿，一部分带回福建老家。因为身为李家的直系子孙，他所安葬的包括祖先五口，将棺椁妥善安葬，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安定。按照儒家思想的理念，在李贽看来，他已经将自己的责任全部尽到。

而最显著的是李贽对于宗族的照顾。李贽的生活直到出任知府之后才有所好转，同时增长的也还有其在宗族中的地位。一个人的飞黄腾达，必定不可以舍弃宗族利益，在千年来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宗族的利益不再是责任，而是一种相互关联的密不可分的利益。因此这些原因使得李贽很长一段时间不愿回福建老家，甚至与他有了开始脱离家庭的想法。而这些都为李贽之后出家埋下了隐患。

世人眼中的离经叛道

在李贽看来，他之所以与妻儿生活在一起，没有完全脱离宗族，是因为在儒家的理念中，他是在尽自己应尽的责任。一旦责任尽到，他便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因此，李贽终于在其六十一岁的时候选择剃度出家，离开了他所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宗族家庭。

李贽的离开，绝非是因为家庭宗族的为难，李贽的妻子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她相夫教子，无条件地支持丈夫的一切，哪怕牺牲自我。但是使李贽不能忍受的是其妻子对于他的不理解，对于一个受到传统思想教育的妇女来说。她接受的一直都是相夫教子的儒家思想，面对丈夫离经叛道追求自我自由的做法感到深深的不解甚至是怀疑。

（李贽画像）

但是李贽也是对发妻充满着愧疚，鉴于其妻子一次又一次的跟随着李贽的脚步，当李贽决心辞官时，她也毫不犹豫的跟随着李贽。使得晚年李贽怀着一种深深的愧疚，尤其是当得知其发妻去世之后。但是李贽自我所追求的理想、独立、自由，又不允许他回去曾经的家庭，因此李贽的晚年便在这样的自我矛盾中愧疚而过。

（李贽著作）

因此，李贽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受到了极大的批判，背叛传统、摆脱血缘关系，即便其妻子原谅了他，但是来自宗族的压力依旧巨大。宗族甚至在其出家之后为其指定了继承人，这些都是李贽感到不快，甚至加剧了他与宗族内部的抵抗。加之其所著作品言论超前，严重影响统治者的统治，在当时，冠以思想家名号的李贽有着一大批的追随者，这也使得政府难以容忍李贽的做法，受到了很多忠实与儒家理念的学究的批判。然而却无法从根本上制止李贽思想的传播。

李贽的矛盾

可以说李贽个人是矛盾的，这展现在方方面面。就出身来说，从小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李贽，却在背叛儒家的相关道德理念，他离经叛道，脱离宗族，这些都是为世人所不容的。从李贽的著述来看，首先李贽本身并没有超脱了那个时代，但是他的一些思想却又显现出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的特点。这些使得李贽本身就成为了一个矛盾。

（《初潭集》书影）

实际如果纵观整个明清之际，我们可以发现，那个时期的思想文化变潮非常大。李贽只不过是较为突出的代表，他偏执，却又令人难以理解，他一方面依靠着那些地主望族的资助，同时也在批判着这些地主大族。他竭力反对当时中央集权的的统方式，依靠一级一级的官僚进行统治，一切按部就班。在这里我们看到，李贽所反对的是统治方式，而非皇帝统治，在李贽眼中，皇帝的作用，远远比不上朝廷大臣的作用。

（万历皇帝）

李贽是一个思想走在时代之前的人，李贽反对中央集权秩序下的按部就班，他认为这样压抑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创造力。同时李贽还注意到了经济的重要性，不是传统的小农经济。而是经济的变革，一种创造性的经济的发展，这已经具有了近代经济的雏形。他站在了 社会 的大观上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而忽略了统治者的需求，这也是其死于狱中的原因之一。悖逆统治者的要求，终究难以善终。

总结

李贽的诞生，其实是一个 社会 的缩影，或者说是缩小后的放大。从李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明代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资本主义萌芽开始诞生。在这样一个复杂的 社会 环境中，必然会导致人们思想的混乱或者说多重性。植根于原始儒家的思想，发掘于时代特点的新兴思潮，这些相互交织之间，让我们看到了李贽的诞生。他的自相矛盾，不是源自他自身，而是来源于 社会 ，他不想庸庸碌碌地度过，就要挖掘属于自己的独特。在他身上，可以看到明朝众多问题，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相互倾轧；原有的 社会 统治秩序，无法适应经济快步增加的现状；思想的僵化与禁锢。李贽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者、亦是一个时代的开拓者，然而最终却没能迈出这一步，被扼杀于摇篮中。

参考资料

《焚书》

《明儒学案》

《万历十五年》

这里说的“高尔夫”实际上是比喻“捶丸”娱乐。捶，即为用杖击打；丸，就是小球。捶丸，顾名思义，就是用球杆击打小球进洞的游戏。捶丸老少皆宜，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山野村夫，甚至儿童们也非常喜爱，到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九年（1282年），已出现了专门论述捶丸的著作《丸经》。

从《丸经》中对捶丸的描述来看，很类似现代的高尔夫运动。

其一，场地极为相似，两者都在野外，既有平坦规整的地形，也有凹凸不平的地段。其二，两者都有球洞，捶丸称“窝”，高尔夫球称“穴”，实际上都是地上的球洞。其三，两者都用球杆击球，所用的球杆外形和种类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其四，从比赛规则上来看，两者都有固定的发球区，并经过一次或多次连续击球，直至将球打入洞内。

而现代高尔夫球的竞赛规则最早是公元1754年在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高尔夫球友会制定的，比《丸经》要晚472年。由此可见，捶丸游戏很可能是在元代由蒙古人西征传入欧洲，进而演化为现代高尔夫运动的。

                                                                   明刻本《丸经》书影

捶丸在明代宫廷仍然非常流行。在《明宣宗行乐图》长卷中，我们可以看到朱瞻基亲自上场捶丸的场景。朱瞻基的排场十分豪华，仅侍从就多达11人，尽显皇家威仪。

只见亭子里和场外的案桌上都分门别类地摆放着各种球杆，这些球杆似乎以纯金打造缘边，有的在顶端还缀饰彩带，十分华丽。太监们则充当了“球童”，毕恭毕敬地捧着球杆和小球，站在一旁侍奉。

再看场内，朱瞻基头戴黑色尖顶圆帽，身穿**便服，左右手各握着一根球杆，目视场上的小球，右手微微抬起，似乎正要击打。

朱瞻基的捶丸球场分为两块，地势宽敞平整，共设有10个球窝，每个球窝边分别插着不同颜色的彩旗以示区别，这与现代高尔夫球设9或18个球洞非常接近了。球场上有太监举着小旗，似乎为裁判，还有一名太监肩上扛着马扎，以备朱瞻基疲惫时可以随时坐下休息。

                                           《明宣宗行乐图》长卷中朱瞻基捶丸的场景

明宪宗朱见深也是一个喜爱捶丸的皇帝。在《明宪宗调禽图》中，虽然描绘的是朱见深在御花园逗鸟的场景，但从画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身后的小太监双手捧着的正是捶丸用的球杆，或许这幅画表现的正是朱见深捶丸归来，心情愉快舒畅，顺便逗弄小鸟的场景。

                                                             《明宪宗调禽图》

除了皇帝之外，后妃们也爱以捶丸取乐。成化年间的著名画家杜堇在他的《宫中图》长卷中（上海博物馆藏），生动地描绘了明代宫廷贵妇生活的一些场景，其中就有一个“捶丸”的场面。

荷塘边的松荫下，球场的草皮较为平整，设有一个球窝。画面左右方各有一个丫鬟模样的女子右肩上扛着两根球杆。中间三位高挽发髻的贵妇，各持一球杆，正在捶丸。其中一位两手握杆抬起，眼睛看着前方不远处的小球，正准备将其击入球窝。画家细腻地表现了养尊处优的后妃们轻移莲步、优雅推杆的瞬间动态。

                                                        明杜堇《仕女图》中捶丸的场景

捶丸是一项温文尔雅，颇具绅士风度的游戏。《丸经》中有二十余处提到君子之道，主张“以和为贵”，在娱乐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然而自明中期以后，捶丸便日趋衰落，不复往日之盛。

（图）明朝疆域

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话题的焦点，集中在南宋和明朝后期，这两个时代，经济空前发达，人民生活富裕，城镇化快速发展，市民阶层迅猛崛起。

常言道：“仓廪实而知礼节”，经济的富裕带来的是更高水平的追求，于是思想领域开始活跃，各种新思潮不断迸发，社会充满活力，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就自然而然地开始了。

（图）明朝资本主义萌芽

历史上，符合这个时代特征的，有南宋、元、明、清朝，这几个时代，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地区成为资本汇集区，因而经济发展更加迅猛。在这四个时期，南宋和明朝最为接近。

很多历史学家业习惯将南宋和明朝放在一起比较，二者同为汉人王朝统治时期，必然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图）南宋

但是诡异的是，相比南宋，明朝似乎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就，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及《西游记》三部成为这一时期最为耀眼的文学成就。直到今天仍然是导演和编剧抄袭和在创作的源泉。相比之下，南宋的似乎没有什么震古烁今的文学作品流芳百世。

谁造成了这一错觉？难道真的是因为明朝晚了二百年而已？

（图）《大圣归来》剧照

1、小说本来就比诗词有竞争力

《明朝那些事儿》之所以比《明史》火爆，是因为通俗的文笔更容易被接受，而宋明时代的市民阶层就是通俗文体的接纳者。

要知道，市民阶层作为社会底层，是无福消受那些上层高雅人士的黄钟大吕的，反而是接地气的白话文更容易让他们喜爱。几大名著，都是接地气的。

（图）《明朝那些事儿》书影

所以在先天条件上，高雅的宋词就已经被白话小说比了下去。

古白话小说兴起于元朝，因为元朝作为少数民族王朝，对汉人势力的笼络工作非常粗糙，比如开国几十年，愣是没有科举取士，可想而知当时熟读四书五经的文人们是有多么郁闷。

（图）施耐庵

排解郁闷，除了借酒浇愁，就是激扬文字，将自己的内心情绪刻画到文章中，作品于是就有血有肉。

小说内容丰富，相对于宋词而言能够承载更加完备的内心世界，因此表现得也就更加全面。观众莫不有八卦好奇心理，小说以章回体呈现，能不断吊起观众胃口，保持持续的关注。久而久之，加上小说接地气的特点，小说的知名度自然就长盛不衰。

（图）《三国演义》剧照

2、和平是文学进步的阶梯

和平是一切文学得以发展的前提，试问，一个常年忍受外族侵袭的国家，他们的子民如何做到几十年如一日地在屋子里写就长篇小说，还连载。最多最多，像岳飞一样，豪情一首《满江红》，来个“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名言激励后人。就要马上披挂上阵，收拾金兀术去了。

（图）岳飞《满江红》

所以，在客观条件上，南宋人是没有那功夫打磨一个几十万言的作品的。而李时珍却可以21年如一日地在家里写《本草纲目》。

客观条件具备了，罗贯中、施耐庵等人还需要一把火，一把点燃内心小宇宙的思维火苗。而他们的时代，正是元末明初，社会动乱不堪，赳赳武夫上阵杀敌，而戚戚文人只能以笔代刀，对旧社会口诛笔伐。实践证明，这些文字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刀枪剑戟。

（图）元末农民起义

吴承恩时代，正是明朝中期，上层党争不断，下层暗流涌动的时代，所以，他的《西游记》能够以妖魔鬼怪的表现形式，将大明的腐朽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这些，是宋词达不到的。

今天的导演编剧，从《西游记》任何一小段进行打磨加工，都能整出一部**来。这不是编剧导演之功，而是《西游记》有别人难以企及的内涵和内容。

（图）《大话西游》剧照

这些内容，才是观众最喜闻乐见的。

明朝中期开始，由于社会整体和平，思想趋于开放，因此大批小说作品应运而生，造就了三大名著的奇迹，而清朝虽然也有明朝这样的和平环境，但是由于思想禁锢，文字狱横行，除了一部《红楼梦》，再无可记之作品。

“四大奇书（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是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确定的，但是这些作品在历史上的地位却是人民来定型的。

（图）林黛玉

只有明朝这样的奇葩朝代，才能产生如此摧残夺目的鸿篇巨制！

文|赵裔史臣：欢迎关注！读史使人明智，期待与君一起探讨精彩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