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 中国近代社会有一个皇帝备受瞩目，那就是溥仪，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十分曲折。他经历了中国近代几乎所有大的变革，也算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作为末代皇帝，他的命运其实也相当无奈。 1914年，袁世凯称帝前穿衮服祭天 溥仪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帝，他小时候就连续经历了两次退位，第一次是在袁世凯的胁迫之下，他宣布退位，当时他还可以居住在皇宫里，毕竟那里是他的祖屋，6岁的溥仪在皇宫里过得还算开心，因为那个时候的他还什么都不懂。 后来在1924年，大军阀冯玉祥将溥仪和所有的皇室成员都赶出了紫禁城。在这之前，溥仪已经感觉到自己命运的不平，提前将很多皇宫里的珍宝文物偷偷运送出宫，并将这些文物存放在自己信得过的大臣家中，有一些还被他换成了钱，方便随身携带。 溥仪 溥仪到底从故宫带走了多少文物呢？据专家统计，这些文物的价值加起来比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全部财产还要多，下面细数一下都有哪些珍宝被溥仪带出宫。 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 阎立本《步辇图》（局部） 1922年7月至12月，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向宫外转移出宋元版珍贵古籍210部，唐宋元明清古代字画2000多件，其中包括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阎立本的《步辇图》、周昉的《挥扇仕女图》和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等，这些无价之宝由溥仪的堂弟溥佳护送到天津英租界13号路166号楼。 周昉《挥扇仕女图》（局部） 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1924年11月，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随从带走大量所谓私人财产，其中包括经过精心挑选的众多文物，溥仪出宫后躲进日本公使馆。 溥仪带走的珠宝 1925年2月溥仪秘密潜往天津，在天津日租界内设立行宫，仅藏在日租界张园内的故宫文物和珠宝即达70多箱。溥仪居住天津期间，市面上常有宫里的玩意出现搅动当地文物圈。 溥仪带走的珠宝 溥仪带走的珠宝 溥仪带走的珠宝 溥仪带走的珠宝 1931年11月，溥仪在日本人的策划下秘密逃往东北出任伪满洲国皇帝，出逃时除随身带走一大批文物外，尚留天津的一些文物下落不明。 田黄三连印章 赤金錾花八宝餐具 溥仪最高等级打籽绣龙袍礼服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当时伪满都城新京（今长春）一片混乱，很多人转移各种物资准备最后逃亡。溥仪最重要的准备就是指使随从将原故宫文物和后来搜刮来的大批珍贵珠宝装上汽车，其中有价值连城的顶珠冠、镶金猫眼石坠、清代龙袍等，他所携带大多数文物的最终命运，是被日军哄抢，下落不明。被苏联方面截获后，溥仪也曾想以献宝换取居留权，最终没有成功。 溥仪带走的西洋钟表 溥仪带走的西洋钟表 溥仪带走的西洋钟表 溥仪携带的大批珍贵文物或是因故变卖，或是在战火中惨遭损毁，众多珍宝只有468件最后回归祖国，成为沈阳故宫博物院珍藏的重要文物，其他文物不知所踪。

故宫旧称紫禁城。明永乐四年至十八年，明成祖开始修建，历经明、清两代24个皇帝在此执政。紫禁城为皇家宫殿，红墙黄瓦，金壁辉煌，为什么称皇家宫殿为紫禁城呢？大致有如下三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这与古时候“紫气东来”的这个典故有关。传说老子出函谷关，有紫气从东至，被守关人看见，未久，老子骑着青牛而来，守关人便知道这是圣人。守关人请老子写下了著名的《道德经》。因此紫气便被认为具有吉祥含义，预示着圣贤和宝物出现。杜甫的《秋兴》诗曰：“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从这以后古人就把祥瑞之气称为紫云，传说中的仙人居住的地方称为紫海，将神仙称为紫泉，把城郊外的小路称为紫陌。紫气东来，象征吉祥，由此可知紫禁城中“紫”大有来头。皇帝居住的地方，防备森严，寻常百姓难以接近，所以称为紫禁城。

另一种说法认为紫禁城的来历与迷信和传说有关。皇帝自命为是天帝之子，即天子。天宫是天帝居住的地方，也自然是天子居住之地。《广雅·释天》曰：“天宫谓之紫宫。”因此皇帝住的宫殿就被称为紫宫。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紫禁城的来历与古代“皇垣”学说有关。古时，天上星垣被天文学家分为三垣、二十八星宿及其他星座。三垣指太微垣、天市垣和紫微星垣。而紫微星垣是代称天子的，处于三垣的中央。紫微星即北斗星，四周由群星环绕拱卫。古时有“紫微正中”之说和“太平天子当中坐，清朝官员四海分”之说。

既然古人将天子比作紫微星垣，那么紫微星垣也就成了皇极之地，所以称帝王宫殿为紫极、紫禁、紫垣，“紫禁”的说法早在唐代即已有之。北京故宫占地1087亩，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周长约7华里，全部殿堂屋宇达9000多间，四周城墙高10余米，称这座帝王之城为紫禁城不仅名副其实，且含天子之城的意思。

考察故宫中的建筑，象征着“天”的崇高和伟大的太和殿，位于故宫中级，是最高大突出的地方。象征着天和地的乾清、坤宁两宫紧密相连接。它们两侧的日精、月华两门，象征着日和月。而象征着十二星辰的东西六宫以外的数组建筑，则表示天上的群星。这是象征性的建筑群。

故宫的旧称——紫禁城，从“星垣”学来看，其命名与建筑设计可以说是高度统一、珠联璧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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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尺度系统，其标准取自人体并主要以十进制而推衍形成，在古籍中原有很多的记载，如《家语》谓：“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寻”；《风俗通》则有云“步始于足，足率长十寸，十寸则尺，一跃三尺，法天，地，人，再跃则步”；“周制八寸为尺，十尺为丈，人长11尺故曰丈夫”等等。

就建筑而言，古人也非常注重尺度合宜，以满足人的生理、心理及社会需要，其中“千尺为势，百尺为形”的尺度规定作为建筑外部空间设计的所谓“外部模数”，盖源自以人体为准的尺度系统，并以十进制为基础，由室内空间尺度外延形成，即由尺而丈(10尺)，再而百尺(10×10尺)、千尺(10×10×10尺)，是十分明显的，这一点在紫禁城的建筑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紫禁城的整体立意极为注重“非壮丽无以重威”，竭力表现和强化其环境氛围的九鼎之尊，但这种艺术追求却仍然具有鲜明的现实性特点，构成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紫禁城建筑组群的各个单体建筑，其外部空间构成的基本尺度，实际上也是遵循了“百尺为形”的原则，即从23米至35米为率来控制单体建筑的平面及竖向尺度，而未以尺度超人的夸张来求取艺术上的成功。

以高度而论，紫禁城最高的单体建筑是午门。这一紫禁城的正门最重要的功能，是征伐凯旋献俘之际，皇帝亲御其门楼，有明确且强烈的镇压威慑作用。虽其如此，自城下地平直到脊高也只有3795米。午门迤北的太和门全高则只有2380米。至于九鼎之尊的太和殿，连同三层硕大的台基，全高也才3505米。除此之外，紫禁城其余所有单体建筑均在35米以下。

以进深而论，太和殿为最大，通进深3333米，其余各单位建筑皆在此限下。又以各单体建筑面阔而论，除中路轴线上的主体建筑如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以至神武门，还有横轴线上的东华门、西华门、体仁阁、弘义阁等外，悉以百尺度控制其通面阔。而这些“居中为尊”处在主轴线上，实际也是对称轴上的主体建筑。以其对称性而言，通面阔则都是按轴线两侧各控在百尺之内而确定的，如午门正楼通面阔为2×30米，太和殿为2×30米，体仁阁、弘义阁皆为2×30米等等。

以近观视距而论，如东、西六宫的绝大多数内庭院，通面阔，通进深就都在35米限内。而最为显赫的三大殿，自其三台迤南而至北端，自东而西，进深和面阔逐段划分，也均在此限，其中三台南丹陛通深33米；台上层南边阶条至太和殿通深29米；太和殿台明通深35米；太和殿北丹陛至中和殿丹陛间距31米；中和殿台明通进深23米；中和殿迤北至保和殿台明南边共深338米；保和殿台明通深25米；北面丹陛通深30米；丹陛北至乾清门台明348米等等，无不严格遵循了“百尺为形”的尺度控制原则。

在远观视距构成上，东华门、西华门距离过大，为仅有特例外，其余所有广场、街巷或相邻单体建筑间距，以及城台、城墙各段落之长，最大的也只在350米左右，以“千尺为势”而限定是显而易见的。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正是由于紫禁城各单体建筑的平面尺度按百尺为形控制，近观视距亦以百尺为形限定，远观视距则控制在千尺为势的限界之内，其间行程又遵循以百尺为形划分于千尺为势的空间构成原则，因此得以构成一系列最佳观赏视角及空间感，保证了近观、远观以及移行其间，在形与势的时空转换中获得最佳视觉效果。

总之，紫禁城大规模建筑群的整体布局数字的应用非常的合理和科学，由此形成的艺术氛围具有震撼人心的气势魄力，极为壮丽恢宏，在远观时尤为显赫。

你的问题真牛！人也是牛人~故宫有几十万件珍宝！怎么说~

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的一部分，两院只有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故宫。两院孰优应该说是各有千秋，但都不完整。台北故宫博物院70万件藏品堪称中国文化艺术之宝库，北京故宫博物院超过了100万件的珍藏同样无人匹敌。迁台的学者当时认为金石是最重要的，鼎是国家的象征，所以拿走了不少(2382件)青铜器；文人重视书画，书画本身也好运载，能拿的尽可能拿，共拿走了5424件。其中仅宋画即达943幅，宋元山水画系列可构成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极品特展。中国有君子佩玉之说，故玉器也拿走不少。陶瓷只拿走了一部分，计17934件，但却集中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各瓷器陈列室与敬事房的精品，可谓名窑毕备。著名的三希堂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三希”中的“二希”，而台北藏有其中的“一希”。郭熙的《早春图》，现在台北，北京没有。北京有《清明上河图》，台北没有。龙袍，中国历代只有清王朝留下来的，当时的学者认为清朝的东西价值不大，没有拿，所以台北故宫博物院1件龙袍也没有。

三十七年（1948）秋，国共战争形势逆转，故宫和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博筹备处决定挑选文物精品运往台湾。该年年底，第一批文物箱件由海军载运驶离南京，抵达基隆。次年，第二批文物由商船，第三批箱件仍由海军载运。故宫运台文物共2,972箱，只是北平南迁箱件（13,491箱）的百分之二十二，但颇多精品。中博筹备处运台的有852箱，也多是精品。

运台图书文物，政府成立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联管处将文物迁往台中县雾峰乡北沟新建的山边库房存放，又开凿防空山洞。联管处时期，进行对文物的抽查、清点；接着从事整理编目，先后编印了多种书籍，并有小型陈列室对外开放参观。其间也曾挑选精品前往美国，先后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等五处展出，先后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等五处展出，也参加过纽约「世界博览会」。

故宫迁来台北之后，陆续扩建数次，陈列空间逐渐扩大。五十七年（1968），又将图书文献从书画组中划分出来，使典藏文物单位由原来的古物、书画两组扩编为器物、书画、图书文献三处。五十九年（1970），又在文献处之下增设图书馆。其业务略举大端：如对文物重新点检、整理，详细登录；并且与其他机构进行合作交流。如六十年起协助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增设中国艺术史组，这是台大艺术史研究所的前身。该组作育出许多艺术史研究人才，部分并在故宫任职。六十七年（1978），与国史馆合作校注《清史稿》，后由国史馆整理增订出版为《清史稿校注》。故宫也展开编辑和研究的工作，先后出版了多种期刊、专书、目录，以及书画、器物、善本古籍、清代文献等书册和裱装画轴、手卷等。故宫积极选派人员出国培训、考察，及参与国际学术性活动。主办数次国际性学术讨论会，如五十九年（1970）的「中国古画讨论会」；挑选精品出国参展，在日本大阪的「万国博览会」和韩国汉城的「中国展览会」，均大获佳评。

京故宫博物院1日公布了首批18大类藏品的目录。这在中国大型综合博物馆尚属首次。据了解，故宫博物院公布藏品总目的范围，既包括故宫博物院一、二、三级珍贵文物，也包括了一般文物和陶瓷标本。首批公布的18大类藏品为铜器、金银器、珐琅器、玉石器、雕塑、织绣、雕刻工艺、其他工艺、文具、生活用具、钟表仪器、珍宝、宗教文物、武备仪仗、帝后玺册、铭刻、外国文物、其他文物，共计662784件藏品。其余7大类藏品亦将在今后陆续公布。

《五牛图》，它也是难得一见的珍品。韩滉擅画人物和畜兽，以绘田家风俗和牛羊著称，《五牛图》卷就是他的传世名作。而且《五牛图》是目前所见最早作于纸上的绘画，纸质为麻料，具有唐代纸张的特点。画作中五牛造型准确，形态各别，或行或立，或俯首，或昂头，动态十足。其中一牛完全画成正面，视角独特。《五牛图》曾是南宋皇室的收藏，此后历经赵孟頫、太子书房等收藏，明代后期为项元汴所有。清初为宋荦收藏，乾隆初年藏于汪学山“求是斋”，后进入乾隆的宫廷收藏中，八国联军侵华时流出清宫。上世纪50年代，经特批，《五牛图》从香港被回购，重归故宫。《五牛图》刚收回时伤痕累累，1977年经故宫专家重新揭裱、补笔、全色，这幅珍贵画作才重新焕发生机。故宫武英殿西配殿里展出了一张1977年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工厂的修复记录，通过展出的照片，观众可以看到《五牛图》从残破不堪到完好如初的复原过程。

正如很多名迹都有“双胞胎”一样，日本某美术馆也藏有一件传为韩滉所作的绢本《五牛图》。如何证明进贡单中的《五牛图》就是中国观众眼前的这幅《五牛图》呢？故宫专家介绍，一来此画留存的乾隆题跋落款时间与尹继善进贡时间相符。二来要收到书画名迹，除了财力，有鉴定眼光也非常重要。尹继善当时任职江南，是八旗文坛的领袖人物，与风雅名士过从甚密，他能得到《五牛图》真迹并献给皇帝，是合情合理的。

《伯远帖》的作者王珣是“书圣”王羲之的远房侄子。王珣的书法出自家学，其祖父、父亲、弟弟都擅长书法，王氏一族在书法史上占据巅峰位置。《伯远帖》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当年就被乾隆帝集齐了，放在养心殿的暖阁里，同时把贮藏这三件书法瑰宝的房间，特别命名为“三希堂”。有趣的是，这样一段往事在延禧宫内展出的乾隆《行书三希堂记卷》等得到了印证。

当年在这“三希”中，乾隆尤其喜爱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自从他得到这一帖后，每年入冬下雪时，他一定把帖册取出来欣赏一番，并且在裱框的四周写字赋诗。四十多年里，从未间断。此后，这“三希”也经历波折，其中《快雪时晴帖》成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中秋帖》和《伯远帖》则留在北京故宫。有趣的是虽然当年乾隆帝最偏爱《快雪时晴帖》，不过此后研究表明《快雪时晴帖》其实是唐摹本，而《中秋帖》也是宋代米芾的临本。为此，此次展出的《伯远帖》特别珍贵，因为这是“三希”里晋人真迹，也是迄今为止晋人墨迹中唯一署有名款的真迹。

这座皇宫便是元大都皇宫 。元大都皇宫前后总共历时约二十五年，动用了数不胜数的劳工才修建完成。 但由于现在的可以水平有限，几乎是不太可能完全发掘出来的，所以只能在慈宁宫西侧宫墙的外围，建立了一个比较小的元大都皇城遗址，开辟了一个比较小的博物馆。

你说的应该是国图（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吧，简介如下：新古籍馆由原来的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和北海分馆合并而成。古籍馆藏有27万余册中文善本古籍，其中宋元善本1600余部；164万余册普通古籍，其中有万余种地方志及3000余种家谱；35万余件共16种少数民族语言的民族语文文献；还有35万片甲骨实物、8万余张金石拓片以及20余万件古今舆图。古籍馆还藏有25万余册外文善本，其中包括反映西方早期书籍形态的摇篮本。另外，古籍馆还藏有3万余件新善本，主要内容包括辛亥革命前后的进步书刊、马列经典著作的早期译本以及革命文献、近代名家手稿等。

具体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电话：(010)66126165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珍品中，有甲骨档案2万多片；陶瓷器2万多件，包括从原始陶器到明清瓷器；铜器1万多件，包括历代钱币，其中有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4300多件，其中有著名的新石器时代的玉璧、玉圭、玉璜以及闻名海内外的清代玉雕“翠玉白菜”、“避邪雕刻”、“三镶玉如意”等；古代书画近1万件，其中有从唐至清历代名家的代表作，如三稀之一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后部长卷，怀素的《自叙帖》，颜真卿的《刘中使帖》，苏东坡的《寒食帖》，张宏的《华子冈图》等；善本古籍有近20万册，包括中国仅有四部的《四库全书》较完整的一部；明清档案文献近40万件，其中有清朝历代皇帝朱批奏折、军机处档案、清史馆档、实录、起居注等，以及世界罕见的满文老档40巨册 。 铜器－6,044件 绘画－5,287件 瓷器－25,423件 书法－3,046件 玉器－12,104件 法帖－474件 漆器－707件 丝绣－306件 珐琅器－2,510件 成扇－1,651件 雕刻－651件 善本书籍－198,459册 文具－2,379件 清宫档案文献－386,729册件 钱币－6,953件 满蒙藏文文献－11,501件 杂项－12,347件 拓片－895件 织品－138件 以上总计677,609件册，是到2009年11月底全院的典藏量。瓷器2万多件，包括原始陶器到明清瓷器，在全世界的博物馆中，该院是收藏中国古代瓷器最精、最多的机构之一；藏有铜器1万多件，包括历代钱币，有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4300多件，如商代蟠龙纹盘、兽面纹壶、西周毛公鼎、战国牺尊等；玉器1万多件。

台北故宫博物院共收藏、展出1000多年来宋至清历朝皇帝推崇艺术、广事收集的稀世珍品70万件，这是一般博物馆（院）的收藏都不能比的。价值连城的极品更是数以千计，如铜器中的西周毛公鼎、散氏盘；玉器中的翠玉白菜、辟邪雕刻（六朝古墓出土）；书法中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颜真卿、宋徽宗（赵佶）书法手迹；画卷中的张宏《华子冈图》；以及中唐至清历代名家的代表作；瓷器中的宋、明、清名窑名家亲制品，官窑制御用艺瓷等，国宝级文物。

台北故宫博物院70万件藏品（包括近40万件明清档案）堪称中国文化艺术之宝库，北京故宫博物院超过了180万件的珍藏（另有800万件明清档案拨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同样无人匹敌。

金石：迁台的学者当时认为金石是最重要的，鼎是国家的象征，所以拿走了不少（2382件）青铜器去台北。

书画：文人重视书画，书画本身也好运载，能拿的尽可能拿，共拿走了5424件去台北，其中仅宋画即达943（实际上，台北故宫元以前绘画和书法分别为574件（不包括南薰殿宋以前帝后像）和155件，被清宫归为宋画的作品中有相当部分属后世作品。台北故宫在鉴定方面较为松散，以沿用清宫旧定结论为主，宋元山水画系列可构成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极品特展；北京故宫则追回370件被溥仪私带出宫的绝品书画（溥仪共带走1300余件书画精品，其中大部分回到大陆各博物馆，又接受大量民间捐赠，共藏有绘画、壁画、版画、书法、尺牍、碑帖约14万件，占世界公立博物馆所藏中国古代书画总量的四分之一左右，其中早期书画（尤其人物画）和元代书画品质极佳，明清收藏极其丰富、全面。

玉器：中国有君子佩玉之说，故玉器也拿走不少，现有1万件；但也留下23万件精品。

陶瓷：陶瓷只拿走了一部分，计17934件。

宫廷：台北故宫收藏有比较完备的宋元以及明代的帝后画像，多为故宫南熏殿旧藏，但没有清代帝后画像。

书画藏品：共计约有9120件，以元朝作为划分点，著名的展品包含郭熙《早春图》、范宽《溪山行旅图》以及苏轼《寒食帖》等；陶器展品以宋代五大名窑瓷器、明代官窑瓷器和清宫旧藏瓷器为大宗，著名的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即为代表；图书典籍部分以宋朝、元朝和明朝的版本较多且完整度高，如文渊阁《四库全书》、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宛委别藏》等，都是展品特色所在。 金丝玛瑙熊猫像画面奇石翠玉白菜莲花式温碗宋汝窑　　　　　　　　　　婴儿枕　　五彩龙凤大盘　　散氏盘 汝窑天青无纹椭圆水仙盆　　镀金镶珊瑚松石坛城　　早春图　　　　　　　　万壑松风图快雪时晴帖　　华子岗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的一部分，两院只有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故宫。两院孰优应该说是各有千秋，但都不完整。台北故宫博物院70万件藏品堪称中国文化艺术之宝库，北京故宫博物院超过了100万件的珍藏同样无人匹敌。迁台的学者当时认为金石是最重要的，鼎是国家的象征，所以拿走了不少(2382件)青铜器；文人重视书画，书画本身也好运载，能拿的尽可能拿，共拿走了5424件。其中仅宋画即达943幅，宋元山水画系列可构成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极品特展。中国有君子佩玉之说，故玉器也拿走不少。陶瓷只拿走了一部分，计17934件，但却集中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各瓷器陈列室与敬事房的精品，可谓名窑毕备。著名的三希堂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三希”中的“二希”，而台北藏有其中的“一希”。郭熙的《早春图》，现在台北，北京没有。北京有《清明上河图》，台北没有。龙袍，中国历代只有清王朝留下来的，当时的学者认为清朝的东西价值不大，没有拿，所以台北故宫博物院1件龙袍也没有。

三十七年（1948）秋，国共战争形势逆转，故宫和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博筹备处决定挑选文物精品运往台湾。该年年底，第一批文物箱件由海军载运驶离南京，抵达基隆。次年，第二批文物由商船，第三批箱件仍由海军载运。故宫运台文物共2,972箱，只是北平南迁箱件（13,491箱）的百分之二十二，但颇多精品。中博筹备处运台的有852箱，也多是精品。

运台图书文物，政府成立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联管处将文物迁往台中县雾峰乡北沟新建的山边库房存放，又开凿防空山洞。联管处时期，进行对文物的抽查、清点；接着从事整理编目，先后编印了多种书籍，并有小型陈列室对外开放参观。其间也曾挑选精品前往美国，先后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等五处展出，先后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等五处展出，也参加过纽约「世界博览会」。

故宫迁来台北之后，陆续扩建数次，陈列空间逐渐扩大。五十七年（1968），又将图书文献从书画组中划分出来，使典藏文物单位由原来的古物、书画两组扩编为器物、书画、图书文献三处。五十九年（1970），又在文献处之下增设图书馆。其业务略举大端：如对文物重新点检、整理，详细登录；并且与其他机构进行合作交流。如六十年起协助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增设中国艺术史组，这是台大艺术史研究所的前身。该组作育出许多艺术史研究人才，部分并在故宫任职。六十七年（1978），与国史馆合作校注《清史稿》，后由国史馆整理增订出版为《清史稿校注》。故宫也展开编辑和研究的工作，先后出版了多种期刊、专书、目录，以及书画、器物、善本古籍、清代文献等书册和裱装画轴、手卷等。故宫积极选派人员出国培训、考察，及参与国际学术性活动。主办数次国际性学术讨论会，如五十九年（1970）的「中国古画讨论会」；挑选精品出国参展，在日本大阪的「万国博览会」和韩国汉城的「中国展览会」，均大获佳评。

蒋复璁任职十七年馀，至民国七十二年（1983）因病请辞，国民党党史会主委秦孝仪接任院长。七十三年（1984），故宫新建行政大楼启用，器物、书画与图书文献三处的文物大都移至新大楼地下两层的库房存放。正馆陈列室加大，并作整体性的更新设计。库房和展览场所都建立恒温、恒 、防火、防潮、防震的措施以及二十四小时防盗的安全监控系统。七十四年（1985），故宫举办六十周年院庆，并举行学术演讲和讨论会。七十六年（1987），故宫正式成为行政院部会级的一级机关。此期间故宫接受「摩耶精舍」之捐赠，成立张大千先生纪念馆；并且营建「至善园」，八十五年（1996）新建图书文献馆落成。

民国八十年以后，故宫挑选文物出国展览。例如，是年美国华府的「探险时代的艺术」大展、八十五年至八十六年（1996－1997）美国的「中华瑰宝」巡回展览、八十七年（1998）法国巴黎的「帝国的回忆」展览。八十二年（1993），故宫开始与民间团体合作，借展西洋美术。例如，是年的「莫内及印象派画作」特展；八十四年（1995）的「罗浮宫博物馆珍藏名画」特展；八十七年（1998）的「毕卡索的世界」特展。八十八年（1999）开始，借展大陆文物。例如，是年的「三星堆传奇」特展；以及配合故宫「汉代文物大展」而商借的「马王堆汉墓」和「南越王墓」的文物展览。

八十九年（2000）五月，中央研究院院士杜正胜接任院长，以去政治化，回归艺术文化本质经营国立故宫博物院，揭橥本土、中华与世界兼具的多元文化观，注重美的普世性，本乎人性，成就人文，不以国家民族之荣耀为限。一年来他积极推动学术研究，举办定期小型研讨会，配合展览推出学术讨论会，如「文学与美术学术讨论会」、「清代档案与台湾史研究讨论会」等，并邀请国内外学者专题演讲。要求展览深入浅出，以收教育之功效，举办「展前说明会」，邀请院内同仁、志工与中小学教师提出看法与建议。

为解决本院长期存在的参观动线混乱、馆外人车杂 等问题，考虑台湾特殊地质条件下的防震设施，强调以科技方法维护文物，以及本院未来更长远的发展，规划「故宫新世纪」建设计划，提报行政院，分为五个子计划，针对展览空间,馆外交通,文物维护及分院之发展设立，勾勒本院二十一世纪发展的蓝图。

“两岸故宫藏品，比起来哪家的多？哪家的精品多？”这是两岸同胞乃至国际社会都不甚清楚而又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可以肯定地说,北京故宫不仅藏品远远多于台北故宫，而且总体上精品也多于台北故宫。在比较前，我想首先说明三个情况：

一是，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前，逊帝溥仪将1200余件书画精品、古籍善本和大量珍宝盗运出宫。新中国成立后，其中相当部分重新回到了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如《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五牛图》、《伯远帖》、《中秋帖》等。

二是，1933年故宫南迁文物共13491箱，部分文物南迁后，北平故宫本院所留文物相当多，也有不少珍品，沦陷期间还在继续清点未曾登记的文物，并征集了一批珍贵文物。南京政府曾下令马衡院长选择留平文物菁华装箱，分批空运南京，马院长虽将珍品编目造册报南京，但以各种理由推延装箱，后来一箱也未运走。南迁文物后来运台2972箱，占南迁箱件数的22%，当然多是精品。其实留下的78%精品也相当多。国民党向台湾运文物，因战争形势突变只运了三次，第三次拟搬运1700箱，由于运输舰舱位余地有限，加之仅有24小时装船时间，结果只运出972箱，另728箱也留在了内地。

三是，两岸故宫文物藏品构成上稍有不同。运台故宫文物约60万件，其中清宫档案文献38万件册，善本书籍近16万册，器物书画5万余件;加上抵台后征集的文物，总计65万余件。北京故宫原有明清档案800万件，善本特藏50多万册（件、块），器物书画100万件，总计达960万件。1980年明清档案划出，成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又将包括部分宋元版书在内的14万册宫廷藏书拨交国家图书馆及一些省市和大学图书馆。现北京故宫有藏品150余万件，其中1949年后征集24万多件，80%以上仍为清宫旧藏。

我们再从几大项文物来具体比较：

一、书画收藏。台北故宫藏有书画总计9120件，据介绍其中一半为优等和次等，元以前绘画574件（不包括南薰殿宋以前帝后像），元以前书法155件。北京故宫有书画15万件左右，约占世界公立博物馆所藏中国古代书画的1/4，其中约1/3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欣赏价值，有近420件元以前的绘画，310件元以前的书法。元以前书画总收藏量，数量上北京故宫低于台北故宫。但相对严格的鉴定工作，使得北京故宫早期（元以前）书画中，很少有早期和晚期（明清）之争。在绘画的时代方面，北京故宫的早期藏品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绘画面貌，特别是东晋顾恺之的两件北宋摹本《列女图》卷和《洛神赋图》卷真实地反映了汉魏六朝时期的绘画风格。就唐、五代、两宋绘画而言，台北故宫在数量上较北京故宫要多，但北京故宫元代绘画众多的收藏量和完善的品质堪称世界之冠。就宋代绘画而言，台北故宫的山水画珍品多于北京故宫，但北京故宫的人物画珍品则占有重要地位。北京故宫绘画藏品种类较全面，除卷轴画外，还藏有版画、年画、清宫油画、玻璃画、屏风画、贴落等，这些是台北故宫所缺乏和不足的。此外北京故宫还有10件唐宋壁画、7件唐五代敦煌纸绢画、1铺元代大幅壁画等。北京故宫庋藏的明清大幅宫廷书画也是台北故宫所缺少的，因为这些在文物南迁时有一定运输难度。由于台北故宫主要接收的是清宫旧藏历代书画，而18、19世纪的“扬州八怪”、“京江画派”、清初的“金陵诸家”、“四僧”等许多流派的绘画和书法为清宫所缺，如今已是国之重宝。北京故宫于上世纪60年代初已将上述几个时期书画收藏齐备。在书法方面，台北故宫的收藏量和品质不如北京故宫。北京故宫有4万多通明清尺牍，其中蕴含着巨大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远胜台北故宫在这方面的收藏。在碑帖方面，北京故宫的碑帖善本占全国大多数。目前尚没有见到文物南迁中有关碑帖的记录。

二、陶瓷类文物。北京故宫有35万件，一级品1100多件，二级品约56万件，还有上世纪以来在全国110多个窑口所采集的3万余片陶瓷标本。台北故宫有25248件清宫旧藏瓷器，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及明代官窑瓷器收藏均占优势，著名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绝大多数都藏在台北故宫。但北京故宫的收藏数量是台北故宫无法比拟的，特别是在新石器时代彩陶、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瓷器、清代嘉庆至宣统官窑瓷器、历代民窑瓷器以及古陶瓷窑址标本、实物资料收藏方面，北京故宫均占有明显优势。北京故宫在历代官窑瓷器收藏方面，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也都相当可观，不容忽视。在古陶瓷收藏方面，两岸故宫各有千秋。

三、青铜器方面。北京故宫藏历代铜器15万余件，其中先秦青铜器约1万件，有铭文的1600余件，这三个数量均占中外传世与出土数量总和的1/10以上，是国内外收藏中国青铜器数量最多的博物馆。另外有历代货币1万余枚、铜镜4000面、印押1万余件。台北故宫收藏有5615件青铜器，先秦有铭文的约500件。两岸故宫青铜器都以传世品为主，台北故宫藏品的总量和精品数量都较少，但毛公鼎、散氏盘、宗周钟等重器则十分有名。

四、工艺类藏品方面。北京故宫藏有玉器28461件，数量上多于台北故宫的11445件，而且又征集了考古发掘出土的珍贵玉器数百件，其中安徽凌家滩遗址与六安杨公乡战国墓出土的一些玉器，为世所罕见，目前仅北京故宫有收藏。另外，北京故宫的“大禹治水”玉山，重逾万斤，还有重量数千斤的几件玉山，是台北故宫所不能及的。漆器、珐琅、玻璃、金银器、竹木牙角雕刻，以及笔墨纸砚等“杂项”，台北故宫总计7605件，北京故宫则有101355件。漆器总体上台北故宫精品较少；金属珐琅器，两岸所藏特点相近，但北京故宫的一些大型金属珐琅制品则是台北故宫所没有的；从台北故宫出版的有关如意、文玩等出版物所选文物看，其工艺水平明显逊于北京故宫藏品。另外，北京故宫还藏盆景1442件，匏器590件，而台北故宫无此收藏。

五、宫廷类文物收藏。北京故宫具极大优势，从代表皇权的典制文物到皇家日常生活用品文物，无所不藏。例如清代玉玺“二十五宝”、卤簿仪仗等为台北故宫所无，帝后冠服也最为齐全；反映清代科技发展水平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天文仪器、钟表亦为北京故宫特藏。清代皇帝稽古右文，重视文玩鉴赏，其鉴赏所用的印章，绝大部分藏在北京故宫。清代皇家信仰多种宗教，以本民族传统的萨满教、道教与藏传佛教为主。北京故宫收藏有大量萨满教与藏传佛教的法器、祭器、造像、唐卡等，还完整地保存了宫廷中一些藏传佛教及道教殿堂的原状。

六、图书典籍方面。台北故宫所藏版本时代早（宋、元、明版较多）、卷帙完整、书品好者居多，如文渊阁《四库全书》、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宛委别藏》及部分“天禄琳琅”藏书等，多是独有的巨帙或孤善之品，相当珍贵。北京故宫所存数量不多的宋元版书多已拨交国家图书馆，但现存的明清抄、刻本，品种、数量众多，包括内府修书各馆在编纂过程中产生的稿本，呈请皇帝御览、待刻之书的定本，从未发刻的清代满、蒙、汉文典籍，为便于皇帝阅览或携带而重抄的各式书册，以及为宫内外殿堂陈设而特制的各种赏玩性书册。此外还有翰林学士、词臣自撰的未刊行书籍，各地藏书家进呈之书；一大批宫中戏本和档案；帝后服饰和器物小样、“样式雷”建筑图样、舆图等特藏文献，等等，以上共约195万册（件）。另有20余万块精美的武英殿“殿本”的原刻书版。这些构成了北京故宫善本特藏的特色。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除了所存旧藏外，有近1/5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央政府的直接领导和各省市积极支持下征集、购买的散佚清宫文物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解放初期，国家就毅然花50多万港币从香港买回著名的“三希”中的两希——《伯远帖》和《中秋帖》。当时台湾也想买，但经费没有落实，他们至今引为憾事。迄今为止，先后有600多人向北京故宫捐献文物。毛主席三次将友人送自己的文物转送故宫保存。张伯驹、朱翼庵、孙瀛洲等人的无私捐赠，彪炳千秋。新征集的文物，许多在价值上比清宫旧藏毫不逊色。这使故宫很快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历代文化艺术的巨大宝库，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华文明的象征。

由于多种原因，许多人对北京故宫文物藏品状况不很清楚，有人以为好东西都到了台湾，有的甚至说：“台北有文物没有故宫，北京有故宫没有文物”，这显然是误解。当然，文物自有其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是不可以互相替代的。两岸故宫的收藏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只有从整体上来看待，才能全面地认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