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三十年,中国民间自发兴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文章先回顾了家谱的历史演变,再分析了重修家谱兴盛的原因,并以家谱的“前言”、“后记”来例证。　　关键词:家谱 重修 原因

　中图分类号:K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7(a)-0220-01

　家谱,也称宗谱、族谱、世谱、家书等,是记载一个家族迁徙、繁衍、兴衰历史,褒扬家族功德人物的史实资料,可以说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近三十年来,中国民间自发兴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这股热潮,其声势之大、数量之多、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编修家谱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这股编修新谱的热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其原因可以从新修的家谱的“前言”、“序”、“后记”等中得到印证。

　1 家谱的演变

　最早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在甲骨、青铜器上简单刻有父子兄弟世系,这是中国最古老、最原始形态的家谱。经过秦汉时期的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家谱适应世家豪族的政治需要处于兴盛期,成为了世族之间通婚和做官的主要依据。唐代,谱学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官修谱牒巨大,私修家谱亦十分兴盛。宋代为家谱的转型期,官修谱牒废绝,私修家谱兴盛。家谱作为用来区别门第身份的政治功能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尊祖、敬宗、收族”和“尊尊亲亲之道”的道德教化功能,并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欧式谱例和苏式谱例。进入明代,中国家谱发展趋于成熟,编修家谱的体例、内容更加完善,并基本定型。明代修谱进一步发展以朱熹“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作为修谱的指导思想。清代及民国时期,编修家谱的活动在民间非常普及。新中国成立后的50～70年代,编撰家谱一度停止,大量的旧谱牒遭到了破坏。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在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率先出现了重修家谱现象,很快遍及全国各地。

　2 重修家谱兴盛的原因例证

　21 主观愿望——敬宗睦族,惟有修谱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极为深刻和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农村人口流动的增长,即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经商、求学日曾增多。各家族子孙迁居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彼此有相见不相识之感。而家谱,就是家族群体联系感情、亲情的纽带。族中老人希望通过修家谱,达到“敬宗睦族”的目的。浙江海宁《褚氏家谱》的“前言”中写到:“当大部分子孙汇集硖石参加迁葬时,彼此有相见不相识之感。尤其是少、青、壮年一代对褚氏根从何来、对家史一无所知。所有健在老人都为自己重任深感不安和内疚。后经合计,一致认为,有续修家谱刻不容缓的急切愿望,因此开始筹编。”修谱可以使民族源流清晰,能得到族人相互提携帮助。……吾族之谱,自公元一九二四年第四届续修至今,屈指已八十有六载,由于年代久远,族内后裔或谋生外迁,或经商发迹,子孙繁衍,徙居各地,昭穆既远。当今后裔辈份不清,祖宗支派不明,犹如陌路之人,如何将族内之人团结起来,惟有修谱。”

　22 客观基础——盛世修谱,势在必行

　中国有句古话:盛世修史,明时修志。盛世也为修谱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冲破了“左”的思想牢笼,思想大解放使人们打破了精神枷锁,营造了宽松的文化氛围,让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新生的政治条件;二是经济快速发展,国力日益增强,百姓日益富裕,为修谱的各项费用提供了物质基础。《上虞管溪徐氏宗谱》序:“盛世修志,盛世修谱。可以说,政通人和,太平盛世赋予编史修志著谱的神圣使命和高度的责任感。”

　23 推动因素——“两个通知”的发布

　1984年,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等单位联合编撰《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为使这项涉及全国各图书、档案、文化部门的联合目录编撰顺利,国家档案局会同教育部、文化部联名向大陆地区各文化厅、文管会、档案局等单位发出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国档会字(1984)7号)。为了增加大陆以及海外收藏的中国家谱目录,2000年国家决定编撰《中国家谱总目》。为了推动此项工作进展。文化部办公厅于2001年2月发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总目)的通知》(办社图函[2001]29号)。“两个通知”的发布对近三十年来的家谱编修意义十分重大,推动了家谱重修的盛行。

　首先,家谱的价值重新得到了确认。在“”时期,家谱被认为是封建糟粕,不要说是修谱,连收藏的旧家谱也遭到了破坏。而在“两个通知”中,明确指出:家谱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民族学、教育学、人物传记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对开展学术研究有着重要价值,同时对海内外华人寻根认祖,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着重要意义。《钱塘孔氏宗谱》重修宗谱新凡例中说:“家谱,是记载一个家族繁衍迁徙的历史文献,曾经被作为维系宗法制度和祖先祭祀的工具而被奉为圣物。然而在上世纪中叶的“”中被作为“旧时代”的遗物而惨遭毁灭。浩劫之后,家谱的性质和现实意义重新被人们所认识,被认为与国史和地方史志同为民族历史文化大厦的三大支柱。”

　第二,为农村修谱提供了契机,成为了修谱宗旨。需要敬宗睦族,修谱有了主观愿望。思想解放、物质丰富,修谱有基础。而家谱目录整理工作的开展,为修谱者重修家谱提供了契机。家谱目录专业工作人员为了对各地家谱资源进行调查、征集和著录工作,深入城乡,宣传家谱的价值、家谱工作的意义,民间私藏家谱被公诸于世。在家谱目录整理工作开展之际,各族人认为有必要对自家的家谱进行重修,并把“两个通知”精神定为修谱的宗旨。广西北流《郑氏族谱》凡例第十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编好《中国家谱总目录》等文件精神编好士球公宗支系族谱。并在书前附有“两个通知”的原文。《齐贤镇西徐巷村樊氏家谱》“谱例”第一条:遵循1984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国档会字[1984]第7号联合通知“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也是建筑自己的血缘关系……”之精神,作为编修本谱之宗旨。

　编修新谱是历史上续修家谱的继续与发展,是适应社会需要、民众需求的一个文化现象。新修的家谱跟旧家谱相比,有继承、有批判、有创新。我们应对其进行引导,使新谱编修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健康向前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担当起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功能。

　参考文献

　[1] 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 赵小玲家谱征集工作的实践和体会[J]当代图书馆,2004(4)

非凡的人生，王镇，用一句好话。山东东平人。元农学家和凸版印刷的改进者。贞元四年至大德四年，是印石在旌德、永丰两县，倡导种植桑、棉、麻等经济作物，改良农具，撰37卷，0755年至79000年。当时有木制活字，他设计了旋转排版架，活字按韵排列。排版的时候轮子和盘子是旋转的，人是用文字来表现的。德国第二年，农书用木活字印刷。旌德县志的末尾附有造活字印书法。这是最早系统描述活字印刷的文献。还擅长诗词，有农书。王镇的日期他的生卒年不详，只知道他于程远宗元贞元年被任命为旌德县县令，任职六年。后于大德四年调任鄞县、永丰县。之后就没有历史的记载了。王镇是一个清官。在县里任职期间，他一直过着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他捐出了自己的工资，建立了学校，修建了桥梁，还用药物帮助那些没钱治病的人。当当地人提到他的名字时，他们赞不绝口。王镇当县长时，他经常鼓励人们种好庄稼。在公元农务集年，他揭露了那些只知道欺负老百姓却不知道我不知道如何为他们做实事。他说这些人整天无所事事，妨碍农时，毫无限制地剥削人民。他们只知道吃喝玩乐。他们下乡鼓励农民努力工作，也想让老百姓给他们供应更多的佣人；一些地方官员也趁机敲诈农民，多收税。王镇非常讨厌这些人。王镇想做一个利国利民的好官，所以在他的农书年间，他高度赞扬了古代修建水利、劝农桑农的地方官员，如汉代颍川总督巴荒、渤海总督龚遂等人。史书称这些官员，意思是为公为民的好官。王镇认为，地方官员应该以这些官员为榜样。王镇认为，一个地方官员应该熟悉农业生产知识。如果一个地方官员自己对种田一无所知，又怎么能担负起劝导农民和桑树的责任？所以他平时很注意农事，随时随地盯着，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就找那些有经验的老农民请教我不明白。经过这样的积累学习，他终于掌握了丰富的农业知识，写出了著名的循吏传。元代除王祯农书外，还有王祯农书和农桑辑要两部著名的农书。在这一历史时期，几部农业科学著作相继问世并非偶然。由于祖先的辛勤劳动，我们在世世代代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早在战国时期，中国美国农业生产技术开始精耕细作。从战国到元初，用了1700多年。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在元朝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封建统治者逐渐看到发展农业生产有利于封建剥削。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发展农业生产，设置官员劝农，并设立农业司，主管农业、桑树和水利，从而对农业书籍的编纂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如果这些农书能写好，掌握了技术的农民贡献最大。王镇不仅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农学家，还是一位发明家。我们知道，中国在唐代就开始用雕版印刷书籍，但雕刻木板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木活字完成后，分别排列在两个轮架上，分别叫韵轮和杂字轮。韵是按音韵顺序排列的；“杂论”是一个常用词，它把一般的杂词和常用词如“之”、“乎”、“者”、“也”等排列在一起。文字检查器坐在两个轮架中间，只要转动韵轮或者杂字轮，就可以得到自己需要的文字，非常方便。活字收藏后，排版印刷。印完之后，木制活字还是拆开，还原到轮架上，下次再装。王镇的一套木制活字比雕版印刷的书要短好几倍。此外，他还设计并绘制了许多生产工具的图案。比如他在江西看到了一种茶坊，就根据这种茶坊的原理，设计并绘制了一个水转连续研磨图。旋转连轧机是水力驱动的机器，可以大大节省人力。这种机械性能非常好，每台可以灌溉100亩农田。在他的农桑撮要年间，有很多种工具地图。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他杰出的创作才华。王镇也是一位诗人。清代顾编辑的农书收录了他的诗作，称为农书。总之，王镇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但他的主要成就是在农学方面。让下面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他的农业书籍的内容。杰出成就元诗选农务集由王镇撰写，俗称王祯农书。因为南宋的陈也有农书，明末的沈氏也有王祯农书，用这样的通名很容易区分。是我国农业古籍中最著名的农业著作之一。共36册，分为三部分：农书农书，王祯农书。全书约136万字，插图281幅。首先对农业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王祯农书年讨论了一系列农业问题。在此之前，魏末贾思勰所著的农桑通诀一书，具有农业百科全书的性质，讲了许多问题，但只涉及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描述了各种生产技术，没有系统总结所涉及的问题和原理。是第一部论述南北的百科全书，试图从全国范围系统论述整个农业，分析比较南北农业技术和农具的异同和作用。的另一个特点是农器图谱的创建。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四，插图200多幅，包括更复杂的机械图形。通过这些工具的形状，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它们的结构。每张图都配有文字说明，清楚地介绍了各种农具的来源、构造和使用方法。谷谱几乎列出了笔者能看到的所有与农业相关的工具和零件。在此之前，农书上一般没有。在它之后，明代王祯农书，清代农桑通诀，虽然有农具图，但一般都是从齐民要术抄来的，不是自己创作的。可以说王祯农书的王祯农书是中国古代最详细的农书。

查考人名或人物传记资料的工具书既然很多，查考的方法当然也是多种多样的。现概括介绍如下：

一、查几种最常用的工具书

查考人物，可以首先查检几种最常用的工具书，如臧励龢等编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彭作桢的《古今同姓名大辞典》，姜亮夫编、陶秋英校的《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的《二十五史人名索引》，杭州大学图书馆编的《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等等。

1要了解一个人的姓名、字号、时代、籍贯及其简单的 生平，可查《中国人名大辞典》。该书内容丰富，共收上古至清末四万多人。自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刊行后，至1949年已印至九版，1958年又予重新影印，可见很有使用价值。但它也存在不少缺点，主要是观点陈旧，没有注明人物的生卒年代和传记的出处，以及部分材料失实等，这些都值得使用时注意。

由于大辞典按姓氏笔划编排，而同姓者太多，查检时颇感不便，故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又编四角号码《中国人名大辞典索引》附于书后，也有单行本，读者可加以使用。

此外，有些著名的历史人物，在《辞海》也可以查到。

2中国历史很长，出现了许多同名同姓的人物，读书时容易混淆，要解决这个问题，可查彭作桢编、1934年北平好望书店出版的《古今同姓名大辞典》。该书根据梁元帝《古今同姓名录》、余寅《同姓名录》、陈棻《同姓名谱》、刘长华《历代同姓名录》、汪辉祖《九史同姓名略》而编成。收五万六千七百人，依姓氏笔划编排。

哈佛燕京社1931年为清刘长华《历代同姓名录》编制一部专门索引：《历代同姓名录引得》，可供迅速查找刘书所录人名之用。

3如果你主要想知道人物的生卒年代，可查姜亮夫的《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是书原名《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所收材料包括钱大昕的《疑年录》、吴修《续疑年录》、钱椒《补疑年录》、陆心源《三续疑年录》、张鸣珂《疑年赓录》、闵尔昌《五续疑年录》和作者自编《六续疑年录》，以及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梁廷灿《历代名人生卒年表》、张惟骧《疑年录汇编》中多于上述七种疑年录的人物和大量的碑传资料。解放后经作者订正错误、补充脱略、删汰芜杂和增补若干新的碑传材料，1959年由中华书局重印并改今名。全书收春秋末期至1919年以前去世的人物约一万二千余名，按人物的生年顺序排列，末附人名笔划索引。由于该书引用资料不尽可靠，某些人物的生卒、里第有脱漏和错误，但总的来说还是一本有用的工具书。又旧的《总表》收有名僧，再版时已删去，因此，若查佛教徒的生卒年代，可查陈垣的《释氏疑年录》（中华书局1964年版）。此书根据七百余种佛教典籍、僧传、语录，参考诸家文集、方志和金石碑拓等材料而编成，计收晋至清初有年可考者二千八百人，书末有僧人法名通检，是查考历代僧人事迹，包括名号、籍贯、生卒年月等等的重要工具书。

4研究历史人物，需要查找较详细的传记材料，《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的“备考”栏注明了人物传记的出处，尽管也有错误和遗漏之处，还是可根据这个线索进一步查阅原始资料。另外，可以通过《二十五史人名索引》查阅史书列传。

清人汪辉祖把二十四史中的人名编成《史姓韵编》，曾受到当时学术界的极大重视。但因所收只限二十四史，而且不载帝王后妃及外国诸传人名，又依旧有韵目编排，查检甚不方便，所以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搜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等二十五部正史中全部列传及附见的人名，编成四角号码索引，人名下注明见于某史某卷和开明版二十五史总页数及栏数。又中华书局1936年出版梁启雄等编的《二十四史传目引得》也可以利用，不过此书不及《二十五史人名索引》方便。

5关于人物一生的活动，最详尽的记载莫过于年谱。

哪些人物有年谱可供阅读？一般说来各大图书馆都有书目可查。解放后作为单独的书目出版的有杭州大学的《历代人物谱集目》。该书于1962年铅印，收录年谱约一千八百余种，可以作为参考。但据赵国璋《语文工具书使用法》称，汪訚编《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综录》（稿本），收有年谱二二一四种，可见杭大书目失收尚多。此外，李士涛《年谱目录》（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梁廷灿《年谱考略》（载1929年7—11月《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一至五号），可以参考。

二、按时代或地域查考人物

除了查上述常用的几种工具书外，也可确定人物的时代和地域范围，利用另外一些工具书试加搜寻。

1先秦人物，可查《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燕大引得第40号，1947年出版）、钟华编《史记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和班固的《汉书古今人表》。

《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中有关人名的部分，可供查检先秦至西汉初期人名之用。《史记人名索引》系根据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校点本编制，以姓名或曾用称谓作主目，其他称谓如别名、字、号、封号、谥号、绰号等附注于后，并一律作为参见条目，可以从不同名称进行翻检，是专查《史记》人名，也即查先秦至汉初人物极为重要的工具书。

清梁玉绳《古今人表考》、蔡云《人表考补》、翟云升《校正古今人表考》，可供查阅《汉书古今人表》时作参考。又日本重泽俊郎的《左传人名地名索引》（弘文馆1935年版），也可查找见于《左传》的先秦人物。

2两汉人物，可查明傅山《东西汉书姓名韵》（山西铅印本）、庄鼎彝《两汉不列传人名韵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前书是两汉书的传记索引，后书辑录两汉书中没有专传而散见于纪表或他人列传中提到的人名。另有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编的《汉书及补注综合引得》、《后汉书及注释综合引得》，也都有人名可查。

最近，李裕民编著的《后汉书人名索引》，中华书局已于1979年出版。该书系据1965年出版的《后汉书》点校本编制，收录两汉及三国（魏蜀吴）、两晋的人名。两汉以前的人名，凡属纪传追述世系或有重要价值者，也予收录。这是查找汉代人物尤为重要的工具书。由于此书与前面提到的《史记人名索引》以及下面要介绍的《晋书人名索引》、《隋书人名索引》等等是根据新点校本二十四史编制的，使用较方便，希特别留意。

3三国、两晋和隋代人物，可查王祖彝编《三国志人名录》（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张忱石编《晋书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77年版）和邓经元编《隋书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79年版）。

卢弼《三国志集解》于《吴书·吕蒙传》“近者破樊本屯，救酃，逆为孙规所破”句下，用小字加注：“或曰，此语不可解，疑有脱误。”《三国志选》、新标点本《三国志》出于误解，于孙规均不作人名标注。而《中国人名大辞典》、《二十五史人名索引》等又查无孙规其人，读书至此，就不知“孙规”究作何解？一查《三国志人名录》，才知孙规实是人名，除《吕蒙传》外，还见于《孙权传》。该传下有“乃遣吕蒙督鲜于丹、徐忠、孙规等兵二万，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等语，一看便知孙规是东吴将领，所以《三国志选》、新标点本《三国志》于此均作人名标点。可见《吕蒙传》不作人名标注，显系因卢注而产生的偶然疏忽。《三国志人名录》因是索引，在编制过程中很自然地将两处关于孙规的条目合并起来，就可避免上述差错。

通过这一番周折，再读一下《三国志人名录》的出版说明，就进一步了解这部工具书的重要性。原来《二十五史人名索引》三国部分仅以陈寿《三国志》为限，且只收列传及附见人物；《三国志人名录》除了列传及附见人物外，还把文章中提到的人名，甚至裴松之注解中的人名全部收录，而裴注文字要多出陈书数倍，所以查三国时代的人物，一定要知道利用《三国志人名录》。旧燕大编的《三国志及裴注综合引得》，把陈书及裴注中的人名地名官名综合排比，收录的人物极多，关于孙规也有两个出处，可见其用处和《三国志人名录》一样，甚至更为广泛。由此也可以推知前面提到的有关史、汉的三种引得的用处，它们所收的人名同样远远超过了《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值得加以重视。

《晋书人名索引》据1974年11月出版的《晋书》点校本编制，收晋代（包括十六国）、三国（魏蜀吴）及由晋入刘宋的人名。但关系到晋代人物世系的古代人名，仍予收录。书中提到的其他古人，均不收录。本索引以姓名或常用的称谓作主目，其他称谓如字、号、小名、绰号、官名、爵名、谥号等，附注于后。为了方便于从各种名称进行翻检，主目后面附注的所有异称，另立参见条目。全书按四角号码检字法排列，后附笔画检字表，极便查阅。

《隋书人名索引》，据1973年出版的《隋书》点校本编制。该书收录隋代、南朝（宋齐梁陈）、北朝（北魏北齐北周）以及入唐的人名。纪传中上溯隋代人物世系的人名，不受此限，仍予收录。书中提到的其他古人，均不收录。但《隋书·经籍志》中的作者名，一概全收。

另有《新旧五代史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在排印中，不久将出版发行。以上二书，为查考隋代及五代人物提供了便利。

4宋辽金元人物，主要的可查旧燕京大学编、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的《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辽金元传记三十种综合引得》。

《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辽金元传记三十种综合引得》都提供搜寻古代人物传记资料的重要线索。由于宋辽金元四朝时间上是交叉的，有些见于宋代传记引得的人物，在辽金元传记引得里也能够查到，这两部书有相互补充的作用。

宋代和辽金元的两种引得采用了一些不属于传记性质的书，前者如《桐阴话旧》、《万柳溪边旧话》、《宋诗钞》、《北宋经抚年表》、《南宋制抚年表》，后者如《辽诗纪事》、《辽大臣年表》、《辽方镇年表》、《元诗选》、《元行省平章政事年表》等，或为史表，或为诗选、诗话。从体例上说有问题，但从查考人物来说，资料愈多愈好，这并不算是太大的缺点；相反，诗文集和笔记里还保存着不少关于人物的记载，传记引得为了体例的关系又没有采用这类的书，因此我们如果要比较全面地了解某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还不能以引得里所指出的线索为满足。日本梅原郁、衣川强从一三二种宋代文集中收录三千二百人的传记资料（包括行状、墓志铭、神道碑传），按笔划顺序编成《辽金元人传记索引》（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2年版），朱士嘉则从三十三种宋元方志中搜集三九四九人的传记资料编成《宋元方志传记索引》（中华书局1963年版），正好弥补上述不足，有相互补充的作用。而且，正史和许多传记资料汇编收录的人物，一般都是全国性的知名人士，它们不予收录的人物，文集和地方志中往往可以找到。这里着重讲一下方志的作用。如李贽《焚书》中有一篇文章叫做《赞刘谐》，《中国人名大辞典》、《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查无刘谐其人，而近年来根据李贽生前的活动范围，终于从《麻城县志》中找到了刘谐是隆庆辛未年进士，做过余干知县，“喜奖寒士，抗上而不慢下”。又如有人整理和研究林则徐的史料，看到有一个名叫李芸渠的人，与林书信往还，甚为相契，但只知此人曾在云南做官，要进一步了解他的情况，查《中国人名大辞典》、《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清代碑传文通检》等都查不到，一查《云南通志》才知李是江西南城人，原名熙龄，芸渠是其字，曾任云南澄江府及广南府知府，主编过《广南府志》、《澄江府志》、《普洱府志》等书。若是根据这个线索再去查有关的府志县志，当有更详尽的材料。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举不胜举。

宋元方志较少，已有朱士嘉《宋元方志传记索引》可查。明代有方志八百多部，清代有五千多部，民国一千多部，要编制传记或其它专题索引，规模太大，恐一时难以办到。所以要从明清以来的方志中查找人物，目前只能通过了解人物的出生地（包括生前主要活动地区）而后查阅有关方志。又据朱士嘉介绍，《吴县志列传人名索引》（1939年版），是我国第一部方志人名索引；1934年商务印书馆在影印河北、山东、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各省通志的时候，书后都附有四角号码索引，人名当然也包括在内，故查考上述地区的人物，可加以利用。

再附带说一下，按地域查考人物，也不失为有效的方法之一。除了查考省志、府州县志乃至镇志、村志以外，尚有备查地方人物的专书，如河北省，可查清孙奇逢《畿辅人物考》；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河南省，可查孙奇逢《中州人物考》；浙江省，可查明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广东省，可查明欧大任《百越先贤志》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又日本梅原郁编《续资治通鉴长编人名索引》（京都同朋会1978年版），若城久治郎编《辽史索引》（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7年版），小野川秀美编《金史语汇集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60年版），田村实造编《元史语汇集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部1961年版），也可以查辽金元之人物。

5明清人物。

明代，可查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的《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清代，工具书较多，而以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的《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和陈乃乾编、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的《清代碑传文通检》最为重要。

明清两种引得是查考明清两代人物的重要工具书。明代传记引得在排列上偶有疏忽；清代引得只录本名，不列字号，与前几种引得不同，是很大的缺点。

《清代碑传文通检》收有关文集一千零二十五种，分列碑传主人的姓名、字号、籍贯、生卒年代和碑传文的作者及所载书名、卷数，依碑传主姓名笔划排列。凡明朝人死在1644年（崇祯17年）以后及现代人生在1911年（宣统三年）以前的人，一律收入。一人两名或更改姓名的，在附录中作“异名考”；一人数传，而所载生卒互异的，作“生卒考异”。总之，这是一本研究清代史料和查考清代人物的极有用的参考工具书，可与《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参照使用。

此外，如蔡丐因编、世界书局1937年版《清代七百名人传》等可以直接查找人物小传的工具书也还不少，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6近代以来至解放初，可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的人物传记、人名辞典。人物传记约收一千人，人名辞典拟收四五千人，另有若干人物表。

徐州师范学院郑云波、魏云卿编《中国近代作家传记暨著述要目》（1964年铅印本），将近代作家239人的传记资料出处和他们的生平著作汇集在一起，甚便检索。另有杨家骆编、1937年辞典馆出版的《民国名人图鉴》，日本桥川时雄编、1940年中华法令编印馆出版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任嘉尧编、1947年东方书店出版的《当代中国名人辞典》，樊荫南编、1931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当代中国名人录》，香港《周末报》编辑委员会编、1950年永发印务有限公司印行的《新中国人物志》亦可查考。

三、按身份、职业查考人物

按身份、职业等查考人物，可分两大类：一类如查帝王、大臣、科举出身人物的工具书，主要有李子文编《历代帝王系统表》（1954年上海新亚书店出版），齐召南《历代帝王年表》（四部备要本），吴廷燮编《历代方镇年表》（辽海书社排印线装本），燕大引得编纂处编《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1934年版），章伯锋编《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1796—1911）》（1965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钱实甫编《清季重要职官年表》（1959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清季新设职官年表》（1961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刘寿林编《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1966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燕大引得编纂处编《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1941年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1963年编印的《中国驻外使领年表》（1912—1949）等等。

另一类是查考一些学者、艺术家等等的工具书，主要有潘念之编《思想家大辞典》（1933年世界书局出版），谭正璧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1934年蔚文印书局出版），北京语言学院1978年编印《中国文学家辞典》（古代第一分册），邓元鼎和王默君编《宋元学案人名索引》（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张明仁编《四朝学案人名索引》（1936年世界书局出版），支伟成编《清代朴学大师列传》（1925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阮元、罗士林、诸可宝、华世芳等编《畴人传四十六卷续编六卷三编七卷近代畴人著述记1卷》（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黄钟骏编《畴人传四编11卷》（195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孙濌公编《中国画家人名辞典》（1944年神州国光社出版），朱铸禹编《唐前画家人名辞典》（1961年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和《唐宋画家人名辞典》（1958年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洪业辑、1934年北平哈佛燕京社印行《清画传辑佚三种附引得》，曹惆生编《中国音乐舞蹈戏曲人名词典》（195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等等。另有郭味蕖编《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版），徐邦达编《历代流传书画作品编年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傅抱石编《中国美术年表》（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等学术年表，也可查有关人物。

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列述有明一代十九个学派和二百多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思想，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善的学术思想史。继《明儒学案》后，他又撰述《宋元学案》，每个学案列有一“表”，对于师友的渊源，各派的支流，了如指掌；每案之后又编有“附录”，把时人及后人正反两方面的评论广加搜罗，比《明儒学案》的编写似又有所改进。可惜此书没有完成，黄宗羲就去世了。其后由其子百家续写一部分，而主要由全祖望续成。全书一百卷，列有九十一个学案，叙述的学者多达两千余人。清江藩著《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清人唐鉴著《清学案小识》，合称《清儒学案》。《清儒学案》与《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又合称《四朝学案》。这是查考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学术家的重要参考材料，读者尤需注意。《四朝学案》目前通行的平装书有商务印书馆和世界书局两种本子。鉴于《明儒学案》已收入《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清儒学案》已入《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故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又出版邓元鼎、王默君编的《宋元学案人名索引》，读者可分别加以利用。另外，世界书局本第四册附有张明仁编制的《四朝学案人名索引》，共收二百多卷书中所载有传及附传学者三千余人，按姓氏笔划排列，亦于1936年出版，更便检索。

《畴人传》收有我国从上古传说时代起到清末止天文数学家四百人（附录西人五十二人）的传记。另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第一机床厂编的《科学技术发明家小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中外科学家小传》编写组所撰《中外科学家小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等书，都是查考科学家传记的有用工具书。

凡是中华书局重印的宋代、辽金元、明、清四种传记引得已收录的人物传记（见前表），本章不再单独介绍，以免重复。

又蔡金重编、1937年燕京哈佛社印行的《藏书纪事诗引得》，是查考历代藏书家资料的有用工具书。

《藏书纪事诗》，叶昌炽著，共辑录五代至清的藏书家一千余人的材料。伦明著《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则是叶书的续辑。《引得》将以上二书中的有关条目按中国字庋撷法混合编排，以人名等为主目，下注朝代、字号、籍贯、室名、印鉴及著述选辑校刻诸书名，再注出处；以字号、室名等为见目，只注其所属的主目，不注出处。不会查中国字庋撷法者，另有笔画索引可查。

蔡金重编、哈佛燕京社1941年印《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作者引得》，李书春编、1934年印《唐诗纪事著者引得》，林斯德编、1931年山东大学图书馆出版《全唐诗文作者引得合编》，燕大引得编纂处1934年出版《宋诗纪事著者引得》、《元诗纪事著者引得》，以及中华书局1965年编辑出版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也都是查考古代文学家的有用工具书。

四、从字号、笔名等转查人物本名

中国人的名号最繁：有名，有字，有号，有别名，有别号，有室名，近代作家更有各种各样的笔名，而且多有以字号或笔名闻世而本名转被忽略者。一般工具书多数是以姓名为主，下附字号，难以直接查找，这样就非要有以字号、笔名等为主目倒过来转查人物本名的工具书不可。因此，陈德芸编、广州岭南大学图书馆1937年出版的《古今人物别名索引》，陈乃乾编、中华书局1957年重印的《室名别号索引》，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7年编辑出版的《民国以来人名字号别号索引》，蔡金重编、燕京大学1934年出版的《清代书画家字号引得》，商承祚和黄华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年出版的《中国历代书画篆刻家字号索引》，蒋星煜编、燎原出版社1934年出版的《作家笔名索引》，袁涌进编、中华图书馆协会1936年出版的《现代中国作家笔名录》，以及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室1959年编印的《中国现代作家笔名录》，都成为极其有用的工具书。

又唐人喜以行第（排行）相称，如“白二十二”即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元九”即元稹。岑仲勉著《唐人行第录》（中华书局1962年版）是查考唐人行第的有用工具书。

此外，还有专查谥号、庙号、尊号、史讳的工具书。在封建时代，人死后按其生前事迹评定一个称号，以示褒贬，叫做谥号。帝王之谥，由礼官议上，臣下之谥，由朝廷赐予。谥号有一些按照地主阶级观点赋予特定涵义的字，如“经纬天地日文”、“威强睿德曰武”、“安民立政曰成”、“杀戮无辜曰厉”、“好内远礼曰炀”、“恭仁短折曰哀”、“在国遭忧曰愍”等等。东汉开始又有私谥，如夏恭卒，诸儒私谥曰宣明君；陈寔卒，海内赴吊者三万余人，共谥为文范先生。

从汉代起，帝王又有庙号，如某祖、某宗等等。有些帝王后世即以庙号相称，如“汉高祖”、“唐太宗”。唐代起皇帝还有尊号，或生前所加，或死后追加，全是尊崇褒美之词，如清代那拉氏为皇太后，尊号累积有慈禧等十六字之多。

另外，旧时对帝王将相或尊者不敢直称其名，需要避讳。避讳的办法归纳起来有三种：一、因讳改字；二、空字；三、缺笔。由于避讳而更改人名、地名、官名等等，造成文献资料上一些混乱现象，需要参考一些专讲史讳的书籍以了解这方面的常识。

清刘长华编《历代名臣谥法汇考》（光绪刊本），雷廷寿编《清谥法考》（1924年铅印本），沈炳震编《廿一史四谱》（1936年商务国学基本丛书本），陆费墀编《历代帝王庙谥年讳谱》（道光本），陈垣《史讳举例》（1958年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等等，是查考谥号、庙号、尊号和史讳方面的工具书，其中《史讳举例》尤为重要。

五、查外国人

查考外国人物，有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1963年出版的《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录》，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图书资料研究室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出版的《苏联哲学社会科学人名录》，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1965年出版的《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张英伦、吕同六、钱善行、胡湛珍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外国名作家传》（上下册）等书。

《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内容丰富，极为重要。该书资料全部选译自1950—1958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1958年版《英国大百科全书》、1959年版和1961年版《美国大百科全书》、美国出版的1941—1954年各卷和1959年卷《当代人物传记》、美国出版的1930—1935年版《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和日本出版的1953—1955年版《大人名辞典》。收集范围以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思想家和学者为主，同时酌量收录政治人物和社会活动家，以及少数和我国近代、现代史有关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人、外交人员和传教士等。所收人物以卒于1870年及以后者为限（即卒于1870年以前的都不收），大体上上及整个十九世纪，下迄当代。全书共收人名约七千五百条。由于资料来源的限制，所收欧洲和北美洲人物大大多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物，已经去世的人物大大多于当代的人物；同时，因取材于各种不同来源，所以资料的立场观点不一，着重点和详略也都不一，使用时宜注意。

解放前出版的几种工具书，如唐敬杲等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现代外国人名辞典》，潘念之和金溟若编译、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版《世界人名大辞典》，刘炳藜等编、中华书局1940年版《中外人名辞典》，也可查考。

另外，辛华编、外文书店1970年版《法语姓名译名手册》、《德语姓名译名手册》和197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修订本）、《西班牙语姓名译名手册》、1970年版《葡萄牙语姓名译名手册》、1970年版《拉美常用缩写手册》、1970年版《日本姓氏手册》，张竞干、黄竟成、王鉴明主编、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日本姓名译名手册》，史群编《日本姓名词典》，计分拉丁序、汉字序、和名序三册，商务印书馆已于1979年出版拉丁序本，其余二册亦即将出版。以上工具书，可供翻译工作者参考。

　从总体看来，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那古书的收藏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知识

　古籍的装帧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是抄写的缣帛和纸张上，采用长卷形式，阅读时展开，平时卷起。这一时期的图书只能是卷轴装。韩愈《送诸葛亮觉往随州读书》诗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欧阳修《归田录》也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雕版印刷普及以后，由于书版各自成块，卷轴装已不适用，古籍装帧改进为册页形式，先后出现旋风装、经折装、包背装、线装几种形式。线装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卷轴装 又称卷子装，早期的图书装帧形式。与装裱好的书画相似。在长卷帛书、纸书的左端安装木轴，旋转卷起(图1)。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大批唐五代写本图书，都采用这一方式。据记载，古代宫廷收藏的卷轴装图书十分考究，《隋唐经籍志》描述秘阁藏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唐六典》描述内府藏书："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筌。"进入版刻时代，图书改为册页形式，仍有一些采用卷轴装，如《开宝藏》、《赵城金藏》等。

　旋风装 在一素纸长卷上面依次粘贴书页，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展开长卷可翻页阅读。守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订形式。大约盛行于唐代。故宫博物院藏有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五卷，即是采用这种旋风装。

　经折装 又叫梵夹装、折子装。将图书长卷按一定宽度左右折叠起来，加上书衣，使之成为可以随时展读的册子。历代刊刻佛经道藏，多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古代奏折、书简也常采用这一形式。

　蝴蝶装 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外表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卷轴形式，适应了雕版印刷的一页一版的特点，是一重大进步。《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但这种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无字页面，同时版心易于脱落，造成掉页，所以逐渐又为包背装取代。

　包背装 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再装上书衣，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凶背装。包背装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清代宫廷图书如历朝实录、《四库全书》也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包背装改变了蝴蝶版心向内的形式，不再出现无字页面，但未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所以后来又发展为线装形式。

　线装 线装书是传世古籍最常用的装订方式。它与包背装的区别是，不用整幅书页包背，而是前后各用一页书衣，打孔穿线，装订成册。这种装订形式可能在南宋已出现，但明嘉靖以后才流行起来，清代基本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其特点是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便于修补重订。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籍的装订有一个发展演进过程。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形式，了解这一进程，对古籍的年代鉴定十分重要。传世宋版书多经过后人重新装修，或改为包背装，或改成线装，但仔细观察，仍能在版心处发现粘贴痕迹，书页外沿则有磨损痕迹。

　几部古籍版本著作比较谈

　版本学的研究与探讨源于宋代。汉、唐虽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古书校勘、注释、编目，但印刷业尚未形成，零星的版本记载仅限于正经正史的修订。南宋尤袤著《遂初堂书目》开创了一书兼载数种版本的先例;(宋)岳珂著《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被后世称为第一部系统记录版本知识的著作。明代视宋版为珍稀之物，藏书家、校勘家逐步摸索各种版本的特征、优劣，可惜这些版本学史料只散见于笔记、杂记中。清代学者开始罗列诸本、考证源流、登录刻工、详论纸墨。钱曾著《读书敏求记》奠定了古籍版本鉴定的基本原则。《天禄琳琅书目》及它的《后目》已把版本学的核心——善本书的收藏与鉴定推到了极致。清代学者对版本学贡献最大的当属专门记载版本状况的各种题跋记，尤以“顾批黄跋”为最。后人汇集成书的有为顾千里著的《思适斋书跋·书跋辑存》，为黄丕烈著的《士礼居藏书题跋》、《续记》、《再续记》，《荛圃藏书题识》等。

　近现代是版本学集大成的时代。叶德辉著《书林清话·书林余话》是古籍版本学第一部专门著作;张元济著《中国版本学》(1916年)与孙毓修著《中国雕板源流考》(1918年)把版本学从史学中独立出来;钱基博著《版本通义》总结了前人的成就，把版本学列入学术研究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介绍版本知识的书，有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1965年初版，1977年再版)。此书已是收藏品，配有插图，通俗易懂，可惜明代部分较凌乱，清代部分过于简单;陈国庆著《古籍版本浅谈》于版本学名词解释简明扼要，但不全面，适于入门者;魏隐儒著《古书版本鉴定丛谈》(1984年初版)，体例较完备，也有实际经验的总结，只是不谈价格，宜专业人员参考;李致忠著《古书版本学概论》、《中国古代书籍史》，刘国钧著《中国书史简编》，曹之著《中国古籍版本学》，张绍勋著《中国印刷史话》等，都是从史的角度论述版本学、目录学、内容系统可靠，又有最新史学发现佐证，惟厚古薄今，实用性差些。

　在谈到版本学专门著作时，不能不谈到两部流传稀少的油印品：一是北京大学陈宏天教授的《古籍版本概要》(1987年讲义稿)，其特点是专业性、系统性强，表列详尽，论断精到，清代部分尤为各书所不及;可惜重学术、轻市场，非专业人员不感兴趣。二是北京中国书店编《古籍版本知识》(上、下)，1980年油印本。书出于古籍鉴定大师雷梦水、张宗序手笔，在内部流传。笔者珍藏此书初版本，且有雷梦水先生签名，捧读二十年，收益最大。该书列举资料极为丰富，如清代武英殿刻书、官书局刻书、民国精刻本等都是各书所论不及的。关于版本鉴定方面，该书也极富特色，真假俱呈，详辨优劣，特别是从价格上来判断版本取舍，“实战”性极强;当然系统性、条理性就不够了。从价值、价格上判断版本的著作，最具参考性，爱好者也颇关心，但学者们却言之甚少。笔者醉心古籍收藏多年，有几本书在论及版本价格方面很实用，也很具史料价值，一并开列出来，供书友参考：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83年商务初版，详列1912年至1947年古籍善本收集价格及善本影印、复制印刷史话;

　《艺风堂友朋书札》(上、下)，1980年上海古籍初版(中华文史论丛增刊本)，详载缪荃孙先生等七十人清末民初收售善本价格及藏书聚散史话;

　《弢翁藏书年谱》，李国庆编，2000年黄山书社出版，详载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六十年购书、访书、藏书史料，价格精准，详备。

　目前北京中国书店联合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上海国拍、上海朵云轩、上海敬花等各大拍卖公司合作整理出版九年来《中国拍卖古籍文献目录》(2002年1月上海书店出版)及《续集》(2002年8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详载百余场(2000年底前)拍卖实况，极具市场参考价值。书中对拍品的断代、提要、说明等都经专家审核、把关，恐怕这就是最新的版本学参考资料了。

　版本目录与鉴定古籍

　我国古代，虽自图书诞生之日起，藏书管理者就开始编制图书目录，但是直到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人们才真正开始重视编制藏书的版本目录。

　所谓版本目录，就是指著录图书的篇目和主要内容，并详细著录图书的作者或编者，以及出版者、出版年代等情况的书籍，是著录和记载版本简况的专用工具书。南宋初年尤袤编制的《遂初堂书目》，被公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版本目录。

　明清时期，是著述版本目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公私藏书版本目录，对版本的著述更加详细，不仅记载了图书的篇目、主旨、作者、出版者，还简略记述了版本的特征、源流等情况。但明代的版本目录学术价值不大，而清代的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参考价值。如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于敏中等的《天禄琳琅书目》、纪昀等的《四库全书总目》等，著录古籍版本最为翔实，在藏书界影响很大，是权威性很高的版本目录书。

　民国以后，著名版本学家孙殿起所著的版本目录《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编》，是近一内蒙最实用和常用的版本目录工具书。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专业古籍出版社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提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重要版本目录工具书，成为当代图书馆、藏书家及古籍藏书爱好者最好的参考书。

　古籍版本目录的编制，按不同标准有如下分类：一是按国家目录、私人目录、史志目录3种;二是按学术内容分类，有综合性目录和专科目录2种;三是按编篡目的分类，有举要目录、缺书目录、辨伪目录3种;四是按收录范围分类，有丛书目录、地方目录、个人著述目录、善本目录、知见目录等。

　版本目录与古籍鉴定紧密联系。因为从古至今的版本目录，系统揭示了各个时代古籍图书的存佚状况，著录了历代古籍不同版本的源流、特征及概况，成为鉴定古籍版本真伪及其价值的重要依据。具体来说，版本目录对于古籍鉴定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帮助了解古籍概况。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这些典籍分别著录在历代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官修书目、私藏书目等目录中。阅览这些目录，能使我们较清楚地了解到各个朝代古籍的刊流、流通、收藏及存佚概况，从而便于比较、鉴定新近发现和收藏到的古籍。如果你看到一部古籍实物，可先对其外观、纸张等等进行初步鉴定，然后再与相应年代的版本目录进行对照。如果古籍实物与版本目录著述相符，即可做出鉴定结果;如果实物与著录不符，则要进一步查找资料，弄清是非，不能轻易下结论。

　第二，便于识别版本真伪。凡对版本目录了若指掌的人，都能详细了解古籍的书名、篇卷、作者、版刻、函册、提要的等情况，从而可以具体考证和辨别古籍的真伪。如汉代刘向父子所著《七略》，在《隋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两部目录书中均有著录，而在《宋史!艺文志》中却不见著录，说明《七略》一书在唐宋间已经失传。如果在宋代以后发现署名《七略》的古籍，除辑佚本外，其余可判定为伪本。

　第三，公正审定版本价值。当你发现收集到一部古籍时，可通过查阅《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等版本目录，了解该书的递藏、传承等情况，从而可以正确判定其收藏价值;如果该书在以上版本目录中没有著录，则会有两种可能：一是伪书，二是海内孤本。到底属于哪种情况，则需进一步查阅其他古籍鉴定工具书，或请教有经验的鉴定人员协助鉴定。运用各种方法验明其正身后，就可以准确判定其价值。

　历代古籍版本目录有时也难免出现一些讹误。所以，利用版本目录鉴定古籍，还要有清醒的头脑和主见，不可盲从，以免出现错误。

　古籍的收藏与辨伪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藏书的传统，在书房内放大镜置几册古书，既能显示出儒雅的生活情趣，又能体现出藏书者的文化修养。如今太平盛世，收藏风日渐趋浓，继字画、瓷器等收藏品之后，古籍又成为收藏者收藏投资的一个新热点。尤其是在拍卖会上，线装古籍连连拍出令人吃惊的高价后，更是激发了人们对古籍收藏的兴趣，同时，引得深藏民间的古籍纷纷浮出水面。近日，记者就古籍的收藏采访了南昌的古籍收藏家王令策和周海鹰先生。

　哪些古书具有收藏价值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古籍拍卖会场场火爆，且价格越拍越高。书价大幅提升是否等于所有古籍都能升值王令策认为，善本古籍和版画古籍的增值潜能较大。

　善本古籍主要指具有历史文物、学术资料和版本艺术价值的版本书。它包括内府刊刻的殿版书，海内外绝无仅有的孤本，内容好、书法精的明清抄本，以及清初以前的精美刻本。年代越久远，书品就越珍贵。往往衡量私人藏书是否达到藏书家水平，也经常以收藏多少善本书为标准。

　宋版书一向被认为善本书之佼佼者，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由于宋版书弥足珍贵，有宋版书的人大都不愿意轻易出手，特别是收藏家手里的宋版书，别说让他出让，甚至从不示人。所以，一旦有缘与宋版书相遇，只要财力允许，下决心买下定是一条增值财路。元版书虽不能同宋版书相提并论，但收藏界一向认为，宋元本同属珍稀善本，爱好者值得关注。现在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年代较近的古书便自然升华，明版乃至清初版本，凡是具有文献价值和刻印精美的古籍，也已步入善本行列。王令策说，目前明清善本尚不难寻，价格也不算太高，但增值潜力颇大，收藏者值得关注。

　王令策告诉记者，善本的古籍有以下9种代表性：

　①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②明刻本和明抄本(刻印模糊和流传较多的除外);

　③清代乾隆以前的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④太平天国及历年农民政权所刻印的图书;⑤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⑥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⑦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⑧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⑨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

　版画古籍

　在收藏者关注善本古籍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版画古籍的收藏了。王令策说，从历次书刊拍卖会的图录看，无不将漂亮的版画画面精印拍卖图册中，哪怕书中只有一幅也从不放弃。我国版画古籍很多，诸如《芥子园画谱》、《芥子园画传》、《晚笑堂画传》、《百孝图说》、《红楼图咏》、《唐诗画谱》、《鸿雪因缘图记》、《三才图绘》、《孔子圣迹图》、《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诗》以及《耕织图》、《棉花图》和《蝴蝶秋斋所藏画册》等。最为精美的要属明末画家胡正言的版画力作《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这两套版画古籍不仅在于艺术上的卓越成就，而且还开创了木版水印先河，解放初年，一部明版装裱成册的《十竹斋书画谱》仅售10元，如今它的价值已经超过10万，可见版本好，刻印精美，书品完整的版画古籍，都值得投资收藏。

古书收藏方法

　古书有“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经济)价值”，但不是所有的古书都“值大钱”。李洪啸总结说，总的来说所有藏品的通则是讲究“真、精、新”。因为自古以来，好东西会被精心爱护，很多好的古玩，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除此以外，还有古书收藏的特有原则：

　年代是古书收藏的重要因素，现在宋版书论页拍卖，明版书论册拍卖。明版书普遍刻印较精美，万历前的书少而更珍贵。清光绪之后的受西方印刷技术冲击，书普遍质量下降。带画的书比纯文字的好，多色印的比黑的好。

　同一时代版本的看内容，古书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除了佛教道教带图的经书外，儒家的经类不值钱。“史”多是“够古不够玩”，价值居中。而“子”和“集”中，则不乏珍贵之物。越是冷门，生僻，少见的越珍贵。

　同内容的看印刷，在版本上，初印本最珍贵，一般只有几本，是红色印刷，用来校对和主人自留。其次是蓝本，一般也就10来本，送朋友。最后才是大批量印刷的黑本。黑本里，字迹清晰的版本较好。印刷到最后，版已被磨损，甚至断裂，此时书籍印刷模糊，价值较低。

　此外，特殊内容(如禁书)、知名度高的书的早期印本、精印本及殿刻本、官刻本、名家刻本等较珍贵。名家批校本或收藏本价值高。白纸比黄纸价值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