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守信用的表现

据古籍考证，这个刘子骥还是陶渊明的一个远房亲戚。而这个渔夫其实就是陶渊明本人的真实“替身”。也许陶渊明就是应为自己的这一次失信，才写下来流传至今的《桃花源记》；也许就是因为这次失信，他自己也不好意思把自己写进去了，只能用渔夫替代；也是因为这次失信，桃花源也就永远地消失了……

如果这个渔夫就是陶渊明本人，那么，《桃花源记》记载的这个好地方正是对陶渊明因为自己的失信而深深愧疚的最好反衬。如果带着“承若”和“诚信”再次读《桃花源记》的话，读出来的就不是人间美景了，读出来却是作者无限的悔意和自责。因为失信，桃花源都找不见了，这也算是失信最大的悲哀了吧！

名篇始终是名篇，陶渊明永远是那个陶渊明。本文就《桃花源记》说诚信问题，更想表达的是“诚信”无价，一定要好好珍惜，诚信会增值，诚信会产生意向不到的红利。一旦失信将追悔莫及，遗憾终身。（红尘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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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 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一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陶渊明的祖父作过太守，父亲早死，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

生平 陶渊明一生大略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392)陶渊明 28岁以前。由于父亲早死，他从少年时代就处于生活贫困之中。颜延之说他“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但家庭教育很好，读了《老子》、《庄子》和“六经”。不少文、史、神话、小说等“异书”，可能也是在这个时候读的。少年时代志趣未定。或性爱丘山、委怀琴书，或志在四海，向往着胡马铁蹄下的张掖与幽州。他的《五柳先生传》可能写于青年时期，其中简洁地描述了他“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个性风貌。陶渊明出生地 江西九江柴桑荆岭街全景

第二时期，学仕时期，从太元十八年他29岁到晋安帝义熙元年 (405)41岁。他因“亲老家贫”，离家为江州祭酒。但“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在家闲居了五、六年。晋安帝隆安四年 (400)他到荆州，任刺史桓玄属吏，职务不明。曾奉命使都。此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测篡夺的时机。隆安五年 (401)他就因母丧辞职归家。晋安帝元兴二年 (403)，桓玄率军东下，攻下建康，杀司马元显，自称太尉，总揽朝政，陶渊明在家乡浔阳开始躬耕。同年冬天,桓玄篡晋，改国号为楚,迁晋安帝于浔阳之时,他仍在家闭户高吟。元兴三年(404)建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文武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伐桓玄,桓玄兵败西走,又把囚禁在浔阳的晋安帝带到江陵。刘裕入建康后被推为镇军将军、都督八州军事、徐州刺史。陶渊明离家东下,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是年,桓玄伏诛。义熙元年，他转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是年3月曾奉刘敬宣使命赴都。5月，桓玄余党告平。8月，他出任彭泽令。在官80余日。11月，辞官回家。这一时期，他的重要作品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闲情赋》、《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归去来兮辞》，等等。

第三时期，归田时期,从晋安帝义熙二年(406)至宋文帝元嘉四年(427)病故。他归田之初，家有僮仆,虽然他和妻子也参与耕作，但劳动余闲时间较多，温饱亦无忧虑。可惜好景不长，义熙四年六月，他家遭大火，林室尽焚，宅无遗宇。此后,生活日益贫困。躬耕未废,饥寒不免。义熙七年,他移居浔阳负郭之南村,结识了不少新的邻居,其中既有共话桑麻的农民,也有共赏奇文、共赋新诗的文人。如后来成为刘宋王朝权贵的殷景仁，当时即一度与他同游共话。又如当时有两个佛教信徒周续之和刘遗民也和他经常往来，好事者曾把他们三个称为“浔阳三隐”。大概因为周、刘两人的介绍，他还和当时居住在庐山东林寺的佛教著名法师慧远和尚一度成为方外之交。但他和这几个佛家信徒、法师的思想并不投合。义熙十一年，当时著名的诗人颜延之，也作了江州刺史刘柳的功曹，来到浔阳，与他为邻居,同游共饮,感情很融洽。义熙末年，朝廷又征他为著作郎，被他拒绝。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刘裕废恭帝为零陵王,改国号为宋。东晋灭亡。宋文帝元嘉三年，檀道济作江州刺史，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病饿卧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粱肉,被他挥而去之。元嘉四年冬天,终于在贫病交攻之下去世。归田后20多年，是他创作最丰富的时期。主要作品有《归园田居五首》、《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移居二首》、《形影神三首》、《杂诗十二首》、《丙辰岁八月中于下□田舍获》、《赠羊长史》、《饮酒二十首》、《咏贫士七首》、《拟古九首》、《桃花源诗并记》、《述酒》、《读山海经十三首》、《咏荆轲》、《有会而作》、《挽歌诗三首》、《感士不遇赋》、《与子俨等疏》、《自祭文》等篇。

创作 诗歌 陶渊明今存诗歌共125首，计四言诗9首,五言诗116首。他的四言诗并不太出色。他的五言诗可大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继承汉魏以来抒情言志传统而加以发展的咏怀诗，一类是几乎很少先例的田园诗。

陶渊明的咏怀诗内容是丰富的，其中有他中年游宦在外的行旅诗，也有晚年归田以后写的《杂诗》、《饮酒》、《咏贫士》、《拟古》、《读山海经》、《挽歌诗》等抒情言志之作。这些题目虽不同，但内容并无严格的界限。例如萧统的《文选》里就把他的《饮酒》诗两首（“结庐在人境”、“秋菊有佳色”）改题为《杂诗》，并把《咏贫士诗》中“万族各有托”一首，《读山海经》中“孟夏草木长”一首也归入“杂持”一类之中。

他中年的宦游行旅诗，包括他在桓玄和刘裕、刘敬宣幕下写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等五首诗。当时东晋王朝的内战已从东海之滨蔓延到长江中下游。他的职务又和这些战争紧密相连。但他这些诗里既没有流露少年时的豪情，也没有丝毫战争的影子。只见他在宦海奔波中一次又一次地想念着家园：“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从这些诗句里，可以想见那个使诗人痛苦难言、只好毅然归田的污浊、动乱的时代。

陶渊明归田12年以后，写了著名的《饮酒二十首》，他把这些咏怀言志的作品题为“饮酒”诗，既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又有个性特征。魏晋时代，统治阶级内部各豪门世族之间不断地发生剧烈尖锐的斗争，许多文人名士都因卷入这些斗争的漩涡而断送了性命。所以当时文人名士们讲话极难，只好多饮酒而少说话。陶渊明则是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饮酒》等诗中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坚持躬耕自资的道路，傲视上层社会和豪门世族，甚至坚决拒绝统治者对他的征召。历来传诵最广的“结庐在人境”一首就是属于这一类。这首诗的意境是和平静穆的，表现诗人淡然忘世的态度。所以王安石说：“渊明诗有奇绝不可及语，如‘结庐在人境’四句，由诗人以来无此句。”只有思想真正远离官场，心远地偏，才能在采菊见山之际，景与意会，兴致悠然。“秋菊有佳色”一首,取菊花之芳洁,寄此生之啸傲；见归鸟之入林，悟此生之归宿，与前诗倾向是一致的。但是,他的归田,虽远权贵，未隔庸俗。“有客常同止”一首就写他和一个自命头脑清醒的势利之徒话不投机，只好“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子云性嗜酒”一首，写人们载酒前来向他问学求教，他总是来者不拒，但有时对方问他一些现实政治问题，他又只好沉默了。这两首诗既讽刺了不同的世态，也见出他饮酒时那种如履薄冰的苦心。白居易《防陶公旧宅》诗说：“呜呼陶靖节，生彼晋宋间。心实有所守，口终不能言。”他的弃官归田，在当时可能是有点惊世止俗的，“行止千万端”一首就反映他与众不同的“行止”，当时曾经招来不少的嘲笑非议。“独正者危，至方则碍。”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他是深有体会的。“青松在东园”一首，就以青松自喻,指出众草虽能暂时埋没青松,可是青松也终以其后凋之节蔑视众草。“清晨闻叩门”一首，仿屈原《渔父》的对话形式，拒绝了“田父”要他接受朝廷征召的劝告。“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语气虽然委婉,态度却非常坚决。不过，他的态度也并非一味温和。最后一首“羲农去我久”,就是痛恨整个社会“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六经废黜、救世无人的愤慨之音。结尾四句，陡然说到饮酒：“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显然是悲愤之余又故作自我开脱的醉人醉语。可见他即使是在饮酒的时候，也并不都是超脱清闲，浑身静穆。当然，象“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等诗句，也确有一些消极颓放的情调。

陶渊明的《杂诗十二首》中，除四首是中年时咏行役奔波之苦而外,都是50岁以后,由中年转入老境时候的作品。这组诗里,“白日沦西阿”,“忆我少壮时”两首历来最为研究者所注意。前者写他在斗室月夜中,想到自己一生壮志未酬而挥杯劝影、痛苦失眠的情景。后者则回忆自己少年时代“无乐自欣豫”的乐观精神和“猛志逸四海”的远大抱负,由于仕宦生活的教训和折磨,“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但他对此也并不甘心。所以，义熙十三年当他听到刘裕北伐后秦打下洛阳、长安的消息以后，曾在《赠羊长史》一诗里表示自己在“九域甫已一”之时，颇动“逝将理舟舆”的念头，很想北上看看这两个古都的圣贤遗迹。后来虽未动身，但他跃跃欲试的心情已洋溢于诗中。这说明他虽身在乡村，对政治仍然相当关心。晋宋易代之后，宋永初二年(421),刘裕以毒酒一罂授张伟，使鸩零陵王（即已废的晋恭帝司马德文），伟自饮而卒；刘裕又令兵人逾垣进药，零陵王不肯饮，遂以被掩杀之。刘裕这种惨毒手段，使这个看惯了篡乱的老诗人发出了悲愤的声音。他一改诗中不谈政治的惯例，用许多□词隐语写成一首《述酒》，同情零陵王的悲惨下场。他晚年还写了《读山海经十三首》，借着《穆天子传》、《山海经》等“异书”中的神话故事,抒发自己的感慨,其中颇有“金刚怒目”的豪放之作。“夸父诞宏志”一首就一反历来嘲笑夸父不自量力的俗见,大胆歌颂了他敢和太阳竞走的勇气。“精卫衔微木”一首，歌颂了精卫和刑天不屈服于命运、敢于斗争的精神。他还仿阮□、左思，写了一首《咏荆轲》：“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显然饱含着诗人的激情。朱熹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这些豪放之作，虽不能说和晋宋易代的事没有关系，但更应该联系他的全人：从少年时代的“猛志逸四海”，中年时代的“有志不获骋”，到老年的“猛志固常在”，显然有一股济世的热情流贯在他的一生中。他的平淡自然的诗风并没有掩盖这一点。

陶渊明的田园诗，包括他中年学仕时期的《怀古田舍》,《劝农》以及晚年归田时期的《归园田居》、《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西田获早稻》、《下□田舍获》、《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桃花源诗并记》等描写乡村风光与田园劳动生活，以及在此生活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理想。

陶渊明39岁那年所写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写出了他第一次参加农业劳动的体验与认识。田野的景物是清新的：“鸟□欢新节，泠风送馀善。”劳动的生活是愉快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同时，他也认真地考虑了孔子的“忧道不忧贫”之类的教训。

《归园田居五首》是他田园诗中最著名的代表作。第一首“少无适俗韵”尤为世人传诵。他说自己置身官场,好比是“羁鸟”和“池鱼”,无时不想念着“旧林”和“故渊”的自由天地；日夜梦想的田园景物又出现在他的面前：“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他好象是又重新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字里行间洋溢着欢欣、喜悦的心情。“野外罕人事”一首写他断绝了和官场上层的应酬,却和农民们“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他身在田园,心在田园,种桑麻就说桑麻,没有其他杂念,自然就和农民有了共同语言。“种豆南山下”一首，也是直接描写种豆锄草的劳动。晨出暮归,这一天的活对他来说并不轻松,因而就有一种先难后获的充实愉快心情。“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两句，给农家披星戴月的劳动增加了无限的诗意。

但平静的田园生活没过几年。《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写他家遭了火灾：“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航舟荫门前。”面对突然袭来的灾难，他想起远古的东户季子时代。那时吃不完的粮食就堆在田头，人们吃饱之后就无忧无虑。但是他最后说：“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他并没有忘记耕田、灌园的本务。又过两年，他家乡浔阳又成为卢循与官军的战场，江州刺史何无忌战败身死，自春至秋，战火延续了五、六月，这一年他写了著名的《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仍然没有一个字触及战争和时事。但他对人生的看法更坚定朴实了：“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在如此动乱不安的年月，他仍然坚守着耕种的“常业”，渐衰的身体已经深知九秋霜露风寒的威力，他仍然说：“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又过6年，他62岁,又写了《丙辰岁八月中于下□田舍获》:“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他描写半夜起身，登舟越湖，经过清壑荒山前往收获的情景，其中有“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鸣鸡”、“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这样真切而生动的诗句,没有经过饥寒劳苦的人是写不出的。他越到老年，生计越艰难。在54岁那年,他写了《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倾诉自己一生立志行善、艰苦自励、却屡遭坎坷的悲愤：“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他这个能临变而守常的人,虽然也说：“在己何怨天”,但毕竟是对天道发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这不能不说他的思想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归庄图卷（局部） 元代何澄作

大约在晋宋易代前后，他写了《桃花源诗并记》这篇流传千古的作品。桃花源的故事有它的历史现实的背景。自汉末以来,国内屡经战乱,北方人民屡有聚众入山，据险避难的事。例如《三国志·田畴传》、《晋书·郗鉴传》都有此类记载。在江南，晋宋时代也有江州、荆州人民为了逃避赋税徭役，而逃到深山幽谷之地的记载。《晋书·刘毅传》说：“(江州)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财殚力竭，无以至此。”《宋书·夷蛮传·荆州蛮传》也说：“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所在多深险。”而且桃源故事所出的武陵，也正是五溪族所居的地方。桃花源故事还有它的思想渊源。自魏晋以来，阮籍、嵇康、鲍敬言等思想家继承老庄小国寡民的观点，发展成为一种无君论。他们的乌托邦式观点，反映了小私有农民对封建剥削制度的软弱抗议。陶渊明晚年的诗文里，东户、羲农、重华、黄虞这些远古传说时代的人物反复出现，是和他受阮籍、嵇康、鲍敬言等人的思想影响分不开的。当然，《桃花源诗并记》中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的景物，“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生活气氛，以及桃源人民纯朴的精神世界，都是源于他对田园生活的体验。

陶渊明的田园诗，虽然有着封建士大夫的闲适情调和趣味,但其中确实有不少是接近农民的“田家语”;诗人虽然只是叙述自己劳苦生活的感受，并不代表农民说话，但是，没有劳苦生活体验的人是写不出来的。

辞赋、韵文与散文 陶渊明现存文12篇,计辞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篇数不多，影响却很大。

辞赋3篇中,《闲情赋》是仿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等人同类辞赋而作。先铺陈一连串爱情追求的幻想。例如：“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虽然结尾是“止乎礼义”，但那些目的，究竟是大胆的。所以唐司空图说：“不疑陶令是狂生，作赋其如有《定情》”（《白菊》）。萧统《陶渊明集序》说此赋在陶集中是“白璧微瑕”，北宋以后，苏轼等人又反驳萧统。其实萧统指出此赋劝多于讽,是符合事实的。至于是瑕是瑜,则往往因时因人而异。《感士不遇赋》是仿董仲舒、司马迁同题之作，在魏晋时代，门阀世族享有政治特权，寒门庶族的文士备受压抑。他写这篇赋不仅是自悲有志莫骋,怀才不遇,也是为很多没有出路的文士抒愤。赋的结尾：“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也正与他弃官归田的思想完全一致。《归去来兮辞》是他与官场诀别的宣言。赋一开头就是激愤诀绝之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以下写启程抵家情况以及息交绝游、耕西畴，登东皋。也都是归家以前的悬想预拟之辞。萧统《文选》选录引文。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到北宋末“建中靖国间,东坡和《归去来》初至京师,其门下宾客从而和者数人,皆自谓得意也,陶渊明纷然一日满人目前矣。”（洪迈《容斋随笔》卷三“和归去来”条）直到今天仍是普遍传诵之名作。元代赵孟□书陶渊明《归去来辞》（局部）

韵文5篇:《扇上画赞》以四言韵语赞荷□丈人、长沮桀溺至东汉薛孟尝、周阳□等隐居之士。《读史述》9章也是赞美《史记》人物,从“夷齐”至张长公。其中写“夷齐”，“箕子”两章则突出他们在“天人革命”之后“绝景穷居”的易代之感。《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是吊祭亲人的韵文，其中回忆与从弟敬远谈心，互相勉励以及共同收获,“三宿水滨”的情景,都是陶渊明传记的第一手资料。《自祭文》与他的《挽歌诗》3首,都是他临终前写下的向人世告别的作品。他回顾自己一生：前半生虽然作过几次小官，但“宠非己荣，涅岂吾缁。”后半世躬耕,则“勤靡余劳,心有常闲。”所以他心安理得地说:“余今斯化,可以无恨。”结尾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是把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的话略加变化，说自己已经尝尽生之艰难，对生死问题看得很清醒透彻。

散文 4篇：除《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外，《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是他为外祖父孟嘉写的传记。《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此文称为《孟嘉别传》。传里说孟嘉“行不苟合，言无夸矜”，“好酣饮，逾多不乱”等语，可见渊明性情颇受外祖父的影响。《与子俨等疏》，《宋书》、《南史》皆有收录。这大概是50岁以后一次大病中写给 4个儿子的一篇家常话，既说自己平生的个性志趣，也勉励几个不同母生的弟兄要互相友爱。他的贫困的家境，爱好自然的情趣，与坦率慈祥的个性，都跃然纸上。

对陶渊明诗文的品评及其本集 陶渊明的诗文在南北朝并不很受重视。刘勰《文心雕龙》根本没有提到他，钟嵘《诗品》仅把他的诗列入中品，萧统的《文选》也只选了他八首诗、一篇文。到了唐代，他才开始受到广泛的重视。李白、高□、颜真卿、白居易等极力推崇其人品和气节；孟浩然、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认真仿效其题材与风格。北宋以后，他的地位愈尊，北宋苏轼追和陶诗111首,大有将他置于曹、刘、李、杜之上之势。南宋理学家朱熹、陆九渊也大力赞扬他的诗，不遗余力，元明清三代,注陶、评陶风气大开。注本、评本之多,几与注杜、评杜相埒。

最早对陶诗进行品评的，是梁代的钟嵘。他在《诗品》卷中说：“宋征士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梁昭明太子萧统，为他编集、作传、作序,说“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后来的批评家也都常用质朴、平淡、自然来评陶诗的风格。如黄庭坚说他的诗“不烦绳削而自合”，朱熹说他的诗“平淡出于自然”，意思都基本相同。

陶诗的艺术成就从唐代开始受到推崇，甚至被当作是“为诗之根本准则”。苏东坡说：“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有奇趣。如曰：‘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又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运斤,无斧凿痕,不知者则疲精力至死不悟。”（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引《冷斋夜话》）在平淡散缓的外表下面看出其内在的“奇趣”。陶渊明的生活作风是平易近人的,而思想品格则是耿介超拔的。他人格的“常”与“奇”两面反映到他的诗里自然也达到“常”与“奇”的统一。他虽然是用接近口语的平常语言，写农家、寒士的日常生活，却往往能显出不平常的诗意。“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只写农家一束照明的荆条,却增强了诗人和亲邻们谈笑欢聚的气氛。“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只用床席两字，又写出他安贫守俭的生活。“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也是以两种平凡的果实，画出一个淘气的孩子，显出他自己作父亲的慈祥幽默。以前诗中罕见的桑、麻、鸡、狗等平凡事物，一经他写入诗中,无不奇趣盎然。陶诗的写自然景物,历来是受作家批评家们赞扬的,但是仔细看去,陶诗里实在很难找到象谢灵运山水诗那样精雕细刻的，为写景而写景的作品。他不过为了抒情言志,随意点染或烘托几句,却往往收到百读不厌的效果。“鸟□欢新节,泠风送馀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都是写春天,却写得各有新意,不相重复。“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门庭多落叶，慨然已知秋。”“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从不同角度来写秋天，却都不失秋天的萧瑟凄清的风味。苏东坡还说过陶渊明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东坡续集》）。即言其诗平淡之中有华采，简朴之中含丰韵，陶诗喜用简练质朴的“田家语”。把他的诗与谢灵运相比，可以看到其中铺排语少，典故少，渲染物色的形容词更少。象“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除了精选的名词、动词而外,一个形容词也没有;又如《移居》《责子》等等，除个别诗句外，不须任何注释，就可一读就懂。但是这些诗的丰采韵味，却是深厚的。清代沈德潜的《说诗□语》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以这些唐代学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人作镜子，正反映出陶诗朴素风格中蕴含着的丰富多采。

陶渊明死后 100多年，萧统搜集他的遗文，区分编目，编定了《陶渊明集》 8卷，并亲自写序，作传。后来，北齐阳休之又在萧本基础上，增加了别本的《五孝传》和《四八目》，合序目为10卷本《陶潜集》。阳本隋末失其序目，为 9卷本。此后，别本纷出，争欲凑成10卷，北宋时宋庠又重新刊定10卷本《陶潜集》，为陶诗最早刊本。以上各本都没有传下来。今能看到的最早版本是几种南宋至元初本。主要有:曾集诗文两册本,南宋绍熙三年刊，有清光绪影刻本；汲古阁藏10卷本，南宋刊，有清代影刻本；焦□藏 8卷本，南宋刊，有焦氏明翻本,今《汉魏七十二家集》中《陶集》5卷亦即焦□翻宋本。此外，还有宋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本和元刊苏写大字本等。最早为陶诗作注的是南宋汤汉。元以后注本、评本日增。元初刊本有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10卷：常见有四部丛刊影印本。清代陶澍注《靖节先生集》10卷，有家刊本及文学古籍刊行社排印本。近人古直《陶靖节诗笺》，有“隅楼丛书”本，“层冰堂五种”本，后者称为《陶靖节诗笺定本》。

陶渊明简介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荣木》）。“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广对疏受所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咏贫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捱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的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形影神三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的冲突与调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支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他求为彭泽县令和辞去彭泽县令的过程，对江州刺史王弘的态度，抚弄无弦琴的故事，取头上葛巾漉酒的趣闻，也是其艺术化人生的表现。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陶渊明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

第二节 陶渊明的田园诗及其他

陶诗题材的分类中国文学的新题材：田园诗 咏怀诗与咏史诗对前 人的继承发展 行役诗中表现的苦闷 赠答诗中表现的深情

陶诗的题材主要可以分为五类：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赠答诗。

田园诗和山水诗往往并称，但这是两类不同的题材。田园诗会写到农村的风景，但其主体是写农村的生活、农夫和农耕。山水诗则主要是写自然风景，写诗人主体对山水客体的审美，往往和行旅联系在一起。陶渊明的诗严格地讲只有《游斜川》一首是山水诗，他写得多的是田园诗。田园诗是他为中国文学增添的一种新的题材，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并真切地写出躬耕之甘苦，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人。

他的田园诗有的是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或春游、或登高、或酌酒、或读书、或与朋友谈心，或与家人团聚，或盥濯于檐下，或采菊于东篱，以及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日见茁壮的桑麻，无不化为美妙的诗歌。如“山涤馀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时运》）。写山村的早晨，晨雾渐渐消失，南风使新苗长上了翅膀。“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写邻居和自己一起谈史论文的情形，那种真率的交往令人羡慕。再如《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守拙与适俗，园田与尘网，两相对比之下，诗人归田后感到无比愉悦。南野、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鸡鸣、狗吠，眼之所见耳之所闻无不惬意，这一切经过陶渊明点化也都诗意盎然了。“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一远一近，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以动写静，简直达到了化境。

他的田园诗有的着重写躬耕的生活体验，这是其田园诗最有特点的部分，也是最为可贵的部分。《诗经》中有农事诗，那是农夫们一边劳动一边唱的歌。至于士大夫亲身参加农耕，并用诗写出农耕体验的，陶渊明是第一位。陶渊明之后的田园诗真正写自己劳动生活的也不多见。《归园田居》其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是一个从仕归隐田园从事躬耕者的切实感受，带月荷锄、夕露沾衣，实景实情生动逼真。而在农耕生活的描写背后，隐然含有农耕与为官两种生活的对比，以及对理想人生的追求。《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写出人生的理念：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陶渊明认为，衣食是人生之道的开端，不劳动什么都谈不到。诗里写到劳动的艰辛，写到一天劳动之后回家休息时得到的快慰，都很真切。“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写出农民普遍的感受。“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写出一个从仕途归隐躬耕的士人的特殊感受。

他有些田园诗是写自己的穷困和农村的凋敝。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归园田居》其四：“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途。”通过这些诗可以隐约地看到，在战乱和灾害之中农村的面貌。

咏怀诗和咏史诗内容有相近之处，咏史也是咏怀，不过是借史实为媒介而已。他的咏怀诗有些是以组诗的形式写成的，如《饮酒》、《拟古》、《杂诗》。他的咏史诗所咏的对象偏重于古代的人物，如“三良”、“二疏”、荆轲，以及《咏贫士》所写的古代贫士；《读山海经》也可归入这一类。这些咏怀、咏史之作，明显地继承了阮籍、左思诗歌的传统，又有陶渊明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围绕着出仕与归隐这个中心，表现自己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品格。其中有对自己生平的回顾，如《饮酒》其十九；有对社会的抨击，如《饮酒》其二十。不乏惋惜也不乏激愤，如《咏荆轲》。从《杂诗》其二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忧愤是深而且广的：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这首诗写一个不眠的秋夜，用环境的清冷衬托出自己心情的孤独，又以时光的流逝引出有志未骋的悲凄，是陶渊明咏怀诗中的代表作。

陶渊明的行役诗都是他宦游期间的作品，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悲叹行役的辛苦，表达对仕宦的厌倦，反复诉说对田园的思念和归隐的决心。悲叹行役的辛苦原是此前行役诗共同的内容，后两者则是陶渊明所特有的，而且越到后来这两种情绪就越强烈。那种失去自由的无奈之感，成为这类诗的基调。试看以下例句：“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乙已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陶渊明的赠答诗颇能见其对友人的敦厚之情。赠答是古已有之的传统题材，传为苏李赠答的诗歌以叙离情见长，曹植的《赠白马王彪》以抒幽愤著名，刘桢的《赠从弟》表现了高洁的品格，嵇康的《赠秀才入军》展示了洒脱的情趣。陶渊明的赠答诗又有他自己的特点：以其真挚的感情、家常的内容、隽永的意味、既不火热也不冷淡的语调，为自己塑造了一位仁厚长者的形象。如：“霭霭停云，蒙蒙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 （《停云》）“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与殷晋安别》）《答庞参军》是其赠答诗中最深沉的一首：

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物新人帷旧，弱毫多所宣。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

诗里有欢聚的回顾，有离别的伤感，也有殷勤的叮咛，语重而情深。

在以上五类题材之外，陶渊明还有一些以发挥哲理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如《形影神》、《连雨独饮》，《拟挽歌辞》也可以归入这一类。这类诗可以视为玄言诗，但与东晋流行的玄言诗有所不同，并非“柱下之旨归，漆园之义疏”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而是将生活中的体验提炼到哲学的高度。魏晋人注重门阀，陶诗中有的写到宗族关系或对儿子加以训诫，如《命子》、《责子》、《赠长沙公》等，可见陶渊明也还是重视家族的荣誉和门第的。

第三节 陶诗艺术及其渊源

自然：陶诗的总体艺术特征日常生活的诗化 情景事理的浑融 平淡中见 警策，朴素中见绮丽 陶诗的艺术渊源

自然，不仅是陶渊明的人生旨趣，也是其诗歌的总体艺术特征。他作诗不存祈誉之心，生活中有了感触就诉诸笔墨，既无矫情也不矫饰。他说：“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又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饮酒序》）由此可见他的创作态度。陶诗的声吻和节奏，舒缓而沉稳，给人以蔼如之感。陶诗多用内省式的话语，坦诚地记录了他内心细微的波澜，没有夺人的气势，没有雄辩的力量，也没有轩昂的气象，却如春雨一样慢慢地渗透到读者的心中。他的诗不追求强烈的刺激，没有浓重的色彩，没有曲折的结构，纯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但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只要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就有感染力。正如宋人黄彻所说： “渊明所以不可及者，盖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也。”（《�溪诗话》卷五）

陶诗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一种开创，就是将日常生活诗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重要的意义和久而弥淳的诗味。在他以前，屈原、曹操、曹植、阮籍、陆机等等都着重于关乎国家政治的题材，陶渊明着重写普普通通的生活，用家常话写家常事，写得诗意盎然。

具体地说，陶诗的艺术物色可以概括为：

一、情、景、事、理的浑融。陶渊明描写景物并不追求物象的形似，叙事也不追求情节的曲折，而是透过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之事，表达高于世人之情，写出人所未必能够悟出之理。陶诗重在写心，写那种与景物融而为一的、对人生了悟明彻的心境。他无意于模山范水，也不在乎什么似与不似，只是写出他自己胸中的一片天地。陶诗发乎事，源乎景，缘乎情，而以理为统摄。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伴随他锄草归来的月亮，依依升起的炊烟，不嫌他门庭荒芜重返旧巢的春燕，在中夏贮满了清阴的堂前林，床上的清琴，壶中的浊酒，以及在他笔下常常出现的青松、秋菊、孤云、飞鸟，都已不是寻常的事物，它们既是客观的又是体现了诗人主观感情与个性的，既是具象的又是理念的。且看《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前四句讲了“心”与“地”也就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只要 “心远”，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受尘俗喧嚣的干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偶一举首，心与山悠然相会，自身仿佛与南山融为一体了。那日夕的山气、归还的飞鸟，在自己心里构成一片美妙的风景，其中蕴藏着人生的真谛。这种心与境的瞬间感应，以及通向无限的愉悦，是不可落于言筌的。正如《古学千金谱》所说：“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已，吾心无菊。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还。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既无名象，不落言诠，其谁辨之。”《拟挽歌辞》其三也是情景事理四者浑融的佳作：

荒草何莽莽，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

正嶕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这首诗先写亲友为自己送葬的情事，“荒草”、“白杨”烘托出悲凉的气氛。然后说人皆有死，谁也不能避免，而一个人的死去对活着的人来说并无太大的影响，不必过于执着。最后两句以理语作结，统摄了全诗。死亡是人的一大困惑，这个困惑被陶渊明勘破了。

陶诗中的“理”不是抽象的哲学说教，而是在生活中亲自体验到的，其中包涵着生活的情趣。陶诗表现了他对宇宙、历史和人生的认识，是探求其奥秘和意义的结晶，而这一切又是用格言一样既有情趣又有理趣的语言表现的，取得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杂诗》其一）“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杂诗》其二）“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其十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饮酒》其八）这些诗句言浅意深，富有启示性。清人潘德舆说陶渊明“任举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 （《养一斋诗话》），是中肯之论。

二、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前人往往用“平淡朴素”概括陶诗的风格，然而陶诗不仅仅是平淡，陶诗的好处是在平淡中见警策；陶诗不仅仅是朴素，陶诗的好处是在朴素中见绮丽。陶诗所描写的对象，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如村舍、鸡犬、豆苗、桑麻、穷巷、荆扉，而且一切如实说来，没有什么奇特之处。然而一经诗人笔触，往往出现警策。陶诗很少用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只是白描，朴朴素素。如：“种豆南山下”，“今日天气佳”，“青松在东园”， “秋菊有佳色”，“悲风爱静夜”，“春秋多佳日”，都是明白如话。然而，平淡之中可见绮丽。又如《拟古》其三：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从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春天来了，燕子双双回到自己的草庐。一年来自己的门庭日见荒芜，但仍然坚持着贫穷的隐居生活。有些朋友并不理解自己的态度，一再劝说出仕。可是燕子却翩翩而来，丝毫也不嫌弃它们的旧巢以及自己这个贫士。似乎燕子在问诗人：我的心是坚定的，你的心也像我一样坚定吗？这首诗好像一个美丽的童话，浅显平淡却有奇趣。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读山海经》其一）“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两个“亦”字，物我情融，耐人寻味。又如：“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归园田居》其五）一条山涧、一只鸡、一根荆薪，这些平平常常的事物一经诗人点化便有了生活情趣，显示出他对邻人的亲切，以及农村淳朴的风俗。“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平淡的十个字便写出了雪的轻柔之美。关于陶诗的这个特点，苏轼概括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十分精辟。

陶诗的语言不是未经锤炼的，只是不露痕迹，显得平淡自然。正如元好问所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例如：“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和郭主簿》其一）“待”字、 “掷”字、“贮”字，这三个动词都是常见的，看似平淡却很精彩，不可更易。

关于陶诗的艺术渊源，锺嵘《诗品》曰：“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 其后多有反对此说的，今人则多表示赞同。从今存应璩诗以及关于应璩的传记资料看来，他与陶渊明很不一样，与其说陶诗源于应璩，不如说源于汉、魏、晋诸贤，应璩一人不足以笼罩他。如果一定要说得具体些，可以说陶诗源于《古诗》，又绍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力。魏晋诗歌在他那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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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352或365或372或376—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江西九江市）人。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