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

嵇康

嵇康（223-262）三国魏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字叔夜。谯国至（今安徽宿州市西南）人。嵇康是魏宗室的女婿，任过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崇尚老庄，讲求养生服食之道，著有《养生论》。与阮籍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魏氏春秋》：“（嵇康）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 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他的朋友山涛（巨源），后来投靠司马氏 当了吏部尚书，曾劝他出去做官，他遂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加以拒绝。因“非汤武而薄周孔”，且不满当时掌握政权的司马集团，遭钟会诬陷，为司马昭所杀。

嵇康在政治思想上“托好老庄”，排斥“六经”，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主张决破礼法束缚。他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他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明胆论》），肯定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而产生的。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嵇康自幼聪明好学，才思敏捷。其文“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与山巨源绝交书》、《难自然好学论》等为其代表作。诗长于四言，风度清峻；《幽愤诗》、《赠秀才入军》较有名。所撰《声无哀乐论》，认为同一音乐可以引起不同的感情，断言音乐本身无哀乐可言，而其目的则在于否定当时统治者推行的礼乐教化思想。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名，并曾作《琴赋》，对琴的奏法和表现力，作了细致而生动的描述。[4]

阮籍

阮籍（210～263），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当时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阮籍作品今存赋 6篇、散文较完整的9篇、诗90余首。阮籍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阮籍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原集已佚。不过他的作品散失的并不多，以诗歌为例，《晋书·阮籍传》说他“作《咏怀诗》八十余篇”，看来全部流传了下来。明代曾出现多种辑本，张溥辑《阮步兵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出版了《阮籍集》。注本有近人黄节的《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4]

山涛

山涛（205—283年），字巨源。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西晋时期名士、政治家，“竹林七贤”之一。山涛是竹林七贤中最年长的一位。他之加入竹林名士，是以其风神气度。同为竹林七贤的王戎对他的评论是：“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也就是说，他给人一种质素深广的印象。而大器度，正是其时名士之一种风度。虽然山涛与嵇康、阮籍情意甚笃，但是志趣其实并不相同，这从他举嵇康自代以至引出嵇康与之绝交一事，即可说明。他走的是另一条入仕的道路。

山涛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他谨慎小心地接近权力。在曹氏与司马氏权力争夺的关键时刻，山涛看出事变在即，“遂隐身不交世务”。这之前他做的是曹爽的官，而曹爽将败，故隐退避嫌。但当大局已定，司马氏掌权的局面已经形成时，他便出来。山涛与司马氏是很近的姻亲，靠着这层关系，他去见司马师。司马师知道他的用意与抱负，便对他说：“吕望欲仕邪？”于是，“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转骠骑将军王昶从事郎中。久之，拜赵相，迁尚书吏部郎。”开始做的当然都是小官，到了任尚书吏部郎的时候，山涛的仕途便一帆风顺了。

嵇康曾有《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后人因此对山涛颇多鄙夷。虽然山涛并不像嵇康那样是非分明，刚直峻急，但也只是行不违俗而已。譬如他也饮酒，但有一定限度，至八斗而止，与其他人的狂饮至于大醉不同。山涛生活俭约，为时论所崇仰。他在嵇康被杀后二十年，荐举嵇康的儿子嵇绍为秘书丞，他告诉嵇绍说：“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可见他二十年未忘旧友。

至于他投靠司马氏，似也无可非议。因为士人求知的目的是“经世致用”，他们想必也有所谓的“实现自身价值”的问题。但他们拥有的纯知识的地盘却是如此之少，除了天文、历法以外，其他的科学技术几乎都是“医卜星相”、“百工”的贱业。法律、经济和管理也大多是吏胥的专利，琴棋书画之类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业余爱好，他们所能做的也就只有读书与做官了。在皇权垄断一切的社会，仅有一技之长以至鸡鸣狗盗者自不必言，就是有经纬天下之术的盖世英才，舍“货与帝王家”之外也少有一展身手的。[4]

向秀

向秀，字子期[5] ，（约227年-272年），魏晋间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字子期。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人。生卒年不详。少颖慧。与嵇康等友善。向秀本隐居不出，景元四年 （263）嵇康被害后，在司马氏的高压下，他不得不应征到洛阳。后任散骑侍郎，又转黄门散骑常侍。向秀好老庄之学。当时《庄子》一书虽颇流传，但旧注“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作《庄子隐解》，解释玄理，影响甚大，对玄学的盛行起了推动作用。但向秀未注完《秋水》、《至乐》。稍后，郭象在《庄子隐解》的基础上补完《秋水》、《至乐》注释，又加发挥，成为今日所见的《庄子注》。[4]

刘伶

刘伶，字伯伦，（约221年-300年），沛国（今安徽宿县）人。竹林七贤之一。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唯着《酒德颂》一篇。[4]

王戎

王戎（234─305），字濬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阮咸

阮咸，字仲容，“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之侄，叔侄二人时人并称为“大小阮”。他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山涛认为他“贞索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 必绝于时”（见《晋书》本传）， 但晋武帝认为他耽酒浮虚而不为所用。

他与阮籍一样放达任诞， 狂浪不羁。他曾与姑母家鲜卑婢女私下要好，母亲死时，按礼姑姑要还家，但阮咸要求把婢女留下，这在当时是不为礼教所容的。后来婢女走了，阮咸借驴骑上追赶，终于把婢女追回来了，并生了一个儿子叫阮孚，为世所讥。他不随便交朋友，只和亲友知交弦歌酣饮。有一次，他的亲友在一起喝酒，他也来参加，不用酒杯，而是用大盆盛酒，喝得醉醺醺的。当时有一大群猪走来饮酒，阮咸就和猪一起喝酒。他一面饮酒，一面鼓琴，真是不亦乐乎。于是“与豕同饮”就传为笑话。

阮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为当时著名的音乐家。有一种古代琵琶即以“阮咸”为名。他曾与荀勖讨论音律，荀勖自认为远不及阮咸，便极为嫉恨。阮咸也因此被贬为始平太守。阮咸还有著作《律议》传世，见《世说新语·术解》。[4]

注：阮咸借驴，常人认为违背礼法，却符合当时的无后人为大不孝的孝道！

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笺释(1版1印 2500册) 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笺释(1版1印 2500册) 作者:方一新 出版社:黄山书社 类别:历史 出版时间:1997-10-01 印刷时间:1997-10-01 上书时间:2008-04-12 开本:32 页数:209 页

两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考释--《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07期

首推《世说新语》

这可比收入廿四史的正史精彩的多，《世说新语》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小说了（鲁迅先生语），魏晋风度在这里一览无遗。

罗宗强老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对魏晋名士的心理与行为刻画入微，有不少真知灼见。

该书近年多有重版。

万绳楠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一直都在重印。

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河北教育和上海古籍的版本都还比较常见。

《楚辞·远游》发微

（一）

《楚辞·远游》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我国的游仙诗可谓源远流长，《远游》乃开其先河。但《远游》的出现，不仅有其社会的原因，而且有其文学上的渊源。

在战国齐威王、齐宣王时，齐燕一带出现了一批方士，他们“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⑴。神仙思想的勃兴，是与对殷周以来上帝崇拜和信仰的动摇相伴随的。神仙家宣称：人人皆可求得长生不死、飞升成仙；神仙的最大快乐是乘气驾云，自由遨游于太空，而且可与上帝为友，亦能役使鬼神。这种神界自由的思想，不但否定了上帝的至上权威，也无视于神界的森严等级。

正当战国的齐燕之君在做着求仙长生的美梦时，神仙思想在南方也已广泛流传，并给南方文化带来了许多神异的浪漫主义色彩。《庄子》和《楚辞》是战国时期楚文化的代表，都因受到神仙思想的启迪，而展开了纵恣无羁的想象：风云开阖，鬼神变幻，仙人飞升等等，不一而足。其内容的恢诡谲怪，想象的丰富奇特，显示出与质朴的北方文化完全不同的风格。

《庄子》中，不少地方谈到了圣人、神人、真人，他们代表了庄子哲学的、人生的最高理想，而且都有仙人的特点和本领。譬如：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

如果说，庄子是以仙人的特征来塑造他所企慕的超尘脱俗、神力无边的偶像，那么屈原的《离骚》则以飞升远游作为他寻求理想和解脱精神苦闷的手段。

但《离骚》的远游，受神仙思想的影响则是显然的。诗中驾龙乘凤，驱遣日月风雷诸神，甚而叩帝阍，诏西皇，即所谓“役使鬼神”者也。若以宗教思想论，其与殷周以来的上帝崇拜显然大相异趣，倒与神仙思想颇相吻合。这一点，已引起西汉人淮南小山等的注意，他们已感到屈原的作品，“升天乘云，役使百神，似若仙者”了⑵。

真正写习化登仙的是《远游》。与《离骚》、《庄子》比，它是十足的神仙家气派，有明显的变化和不同。但从另一方面看，它们又确有承继的关系。以太空遨游的描写说，《远游》显然受了《离骚》的影响；以诗篇的意趣和追求说，《远游》更接近《庄子》。如果对这些问题加以仔细地研究，对《远游》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争执不休的问题，或可得到一个比较恰当的解释。

（二）

《远游》开宗明义便说为何要登仙远游：“悲时俗之迫è＠⑴兮，愿轻举而远游。”这“迫è＠⑴”是什么呢？诗中又说：“遭沉浊而wū＠⑵秽兮，独郁结其谁语？”作者大约在政治上遭到了打击，这使他不仅忧郁痛苦，而且颇有老大无成的感叹：“聊仿佯而逍遥兮，永历年而无成！谁可与玩遗芳兮，长向风而舒情。”③“遗芳”当指其未竟的事业和理想，现在已无人来继续了。如果以上的感慨还是出于个人小圈子的考虑，那么下面两句则是把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联系了起来：“高阳邈以远兮，余将焉所程？”这种深感远祖高阳的事业已颇渺茫的情绪，倒很使人感到有些亡国之音的意味，至少也是国破家敝，复兴无望了。因此这“焉所程”的悲叹，便不无绝望的情绪。作者是楚人当无可置疑，诗中许多感时不平的情绪也与屈原颇相接近；但他那种对楚国事业的绝望情绪，则是屈原所没有的。屈原也绝望，但那只是“国无人莫我知兮”，致使自己无法实现美政的绝望。这种感情上的差异，恐怕是楚国国势变化的反映。《远游》的出现，大约楚国已是将灭或已灭的时期了。

《远游》的作者对仙人是由衷的仰慕：“贵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与化去而不见兮，名声著而日延。”这后两句确可说明作者对仙人为什么如此向往。所谓“与化去而不见”，意即要象傅说、韩众那样“形穆穆以浸远兮，离人群而远逝”。这样就可以“免众患而不惧兮，世莫知其所如”。目的无非是避祸。这避祸的念头，恐是与他深感处境的险恶相联系的。在强大的社会势力面前，作者缺乏改变现状的力量和斗争的勇气，也没有屈原那种宁死不屈的决心，便只有逃避一途。至于“名声著而日延”，则看出作者并没忘情于功名。因为现实的功名既成泡影，便只有寄情于仙家了，更况且世俗之名虽可致“著”，却难以期“延”呢！但细究起来，这种追求也相当空虚，因为仙家的名声虽既“著”且“延”，总归是虚无缥缈的。

这种精神的空虚影响着全诗的描写。《远游》以绝大的篇幅来描绘太空的遨游，其内容，其用语，大半未脱《离骚》的窠臼，但却缺乏《离骚》的那种锲而不舍的求索精神，致使整个的描写显得空泛、板滞和拖沓，缺乏艺术上应有的感召力。这不能不说与作者整个思想的空虚和迷惘有关。

《远游》的仙游描写也有它的变化，即它是按中、东、西、南、北的路线顺序进行的。五方的思想很明确，这是《离骚》乃至《九辩》所不见的。这种仙游路线的出现，恐是神仙家与五行说合流之后的产物。《史记·封禅书》云：“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可见，神仙思想与五行之术合流，当兴于战国中叶，而昌盛于秦统一前后。五方配以五帝、五神，始见于《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都是秦统一前后的产物。《远游》除中央帝、神没有明说外，其余四方之帝、神与《吕氏春秋》、《礼记》基本相同。从五方与五帝、五神的配合情况看，《远游》的时代，当与《吕氏春秋》、《礼记》相近。

《远游》写得比较感人的地方是成仙与思乡的矛盾。作者的仙游，在感情上的最大阻力是思乡。但《远游》在解决其思乡与远游的矛盾上，却不同于《离骚》。屈原的思乡之情是无法平息的，即使在“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的情况下，也不能忍心离去；而《远游》则不但能“抑志”、“自弭”，而且要“遐举”以适远方。这种差异，固然可以感情的深浅不同来解释，但仔细分析起来，尚不仅此。《离骚》的远游，目的是要寻求一个足以实现美政的理想王国，但屈原已经感到那不过是一个心造的幻影，所以他的不肯离开楚国，乃是因为眼前只有“从彭咸之所居”，别无他路了。但《远游》的作者并没有屈原那样清醒，此时此刻他正充满了对神仙的幻想和向往，以至使他有力量战胜自己的思乡之情，前去寻求他那神往的境界：

祝融戒而还衡兮，腾告鸾鸟迎宓妃。张咸池奏承云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玄螭虫象并出进兮，形＠⑶虬而逶蛇。雌＠⑷便娟以增挠兮，鸾鸟轩翥而翔飞。音乐博衍无终极兮，焉乃逝以徘徊。这种热烈的情绪，欢娱的场面，实说起来不过是纵情声色、及时行乐的一套，并无高尚的情致。一个饱受压抑的心灵，渴望精神上的一种兴奋的刺激，以忘却难以解脱的痛苦，虽在情理之中，但这渴求的本身，却说明作者已失去了奋斗的理想和信念，精神已是十分空虚了。

其实，《远游》的一切追求都是虚幻的。他以虚幻的仙游，虚幻的欢乐，企图求得某些精神的满足。但虚幻终不免要破灭。这时，一个精神空虚的人又将怎样呢？便只有堕入道家的虚无中去。

（三）

《远游》虽在做着成仙度世的美梦，骨子里却是以道家的思想作为他的精神主干。

《远游》对人生曾发过如此的慨叹：“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这种人生观，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庄子。庄子也慨叹生命的短促：“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④更哀叹人生的勤苦：“一受其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摩，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⑤那么，庄子怎样对待人生呢？这便是“安时而处顺”⑥，“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⑦，“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⑧的态度，即顺应世俗社会的存在，不去触及任何矛盾。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泯灭自身的思想意识，齐生死，泯是非，在“无我”的精神状态中求得矛盾的消弭，即所谓“忘己之人，是谓之入于天”⑨，如此则物与我的差别、对立便不复存在，主观精神就可以达到超然物外的“逍遥游”的境地。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不得不用抽象的方式在他内心中寻求现实中找不到的满足”⑩。

《远游》是怎样对待其人生痛苦的呢？诗云：

步徙倚而遥思兮，怊惝huǎng＠⑸而乖怀。意荒忽而流荡兮，心愁凄而增悲。神shū＠⑹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留。内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气之所由。漠虚静以恬愉兮，澹无为而自得。作者企图以“轻举远游”求得人生痛苦的解脱，因此更注重养生。这就不大同于庄子，倒更近于秦汉道家的“全形葆真，不以物累”⑾的思想。《远游》的作者的确被人生的烦恼折磨得异常痛苦，以至“神shū＠⑹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留”。这种形神相离，便与“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⑿的卫生之经相违背。道家的养生，是以形、神、气为其关键：“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⒀若要形、神相安，则需求得“正气”的充实。心烦意乱，邪气乃行，故需“内省”、“端操”以求“正气”。道家的“内省”，是要人保持内心的虚静、寡欲，如此方可使气、神安于形内。《远游》中所谓“澹无为而自得”者，即得其“正气”也。

对于成仙得道，《远游》也有它的理论，其云：

道可受兮不可传，其小无内兮，其大无垠。无滑而魂兮，彼将自然。壹气孔神兮，于中夜存。虚以待之兮，无为之先。庶类以成兮，此德之门。这段平典似道德论的文字，全是柱下旨归、漆园义疏一类的东西。归纳起来，其主要意思有三点：

其一是讲“道”的特征。《远游》谈“道”的特征之一是“可受兮不可传”，此语乃本《庄子·大宗师》：“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其“可传而不可受”，当作“可受而不可传”⒁。“道”是无形无名的，所谓“大象无形，道隐无名”⒆，因此它只可承受、获得，却非语言文字所能传示。

其二是讲人如何得“道”？《远游》认为只要保持内心的清静无欲，“无滑而魂”，“道”便可自然而至。“道”既不可以言传形容，故唯修心静意，方能得之。宋xíng＠⑺、尹文云：“彼道之情，恶音与声。修心静意，道乃可得”⒃。《远游》还认为，要得“道”，而“壹气”又至关重要。“壹气”，老子称“专气”，宋xíng＠⑺、尹文称“抟气”，都是指一种团聚的纯精之气。此即《远游》所谓“壹气孔神”之意。《远游》所说的“壹气”又是“于中夜存”的，即“当中夜虚静之时，自存于己，而不相离矣。”⒄这是人们得“气”的最佳时刻。“夜气”说，虽始见于《孟子》⒅，但以其理论的实质论，则更接近道家虚静专一的思想。

其三是讲“道”的巨大神力。《远游》说：“庶类以成兮，此德之门。”何谓“德”？“化育万物谓之德”⒆，“物得以生谓之德”⒇。总之，《远游》认为“道”乃万物赖以生成的法门和途径，即所谓“德之门”。这也正同于道家所认为的“道”的威力是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的观点。

《远游》的结尾，描绘了一种成仙得道后的精神升华的境界：

经营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shū＠⑹忽而无见兮，听惝huǎng＠⑸而无闻。超无为以至清兮，与太初而为邻。这种无天无地无见无闻的境界，就是道家所说的那种天地未判的一片混沌。依道家的说法，万物虽始生于“道”，其终极则又归复于“道”，亦即归复于无。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21)“复命”即归复于自然，归复于“道”。人如何归复于“道”呢？老子的办法是“愚人之心”，庄子则以为“形若槁骸，心若死灰”，便可超脱一切了。所以，道家的复归于“道”，不过是否定自我，泯灭人的主观意志罢了。

《远游》的作者为了寻求人生苦闷的解脱而成仙远游，但远游的结果却使他的精神产生了顿悟，皈依于道家的虚无。他由虚无而求得了内心的“至清”，最后达到“与太初而为邻”的得“道”境界。实在说，这是作者思想发展的必然结局，因为仙游本身，已经说明他失去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所以结果只能使他感到一切挣扎，一切追求，都是毫无意义的，虚无的，最后便只有以道家的摈弃万物、游心冥无作为他精神的逋逃薮。

（四）

据现存古籍来考察，道家与神仙家的关系，大致走着这样一条曲折的路线：神仙方士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只是讲成仙的药与术，而无系统的理论著作。因道家颇重长生久视的卫生之经，故比较容易接受神仙方士的影响，从老子到庄子，神仙思想愈来愈浓，至《淮南子》可说达到顶峰。这个时期，还只是道家对神仙思想的吸收和利用。至西汉，开始出现了象刘安的《淮南子中篇》、《枕中鸿宝苑秘书》、刘向的《列仙传》(22)等神仙家著作，但这个时期，神仙家著作还仅限于神仙事迹和方术的记录，与道家思想还不曾发生较密切的关系。但至东汉末年，神仙思想逐渐演变为道教，理论的建树便提到了日程，于是神仙家便开始利用道家，以道家的思想为其理论基础，逐渐把老子及其著作加以神化、宗教化，这就是魏伯阳的《参同契》和葛洪的《抱扑子》的出现。

如果以上的分析还大致符合历史事实的话，那么《远游》的创作当是道家对神仙思想吸收和利用的时期。但《远游》的神仙思想要比《庄子》强烈得多，它几乎是正式扯起了神仙家的旗号。就这一点说，它似乎更接近《淮南子》。但《远游》中的道家思想还是比较纯正的，它不象《淮南子》那样道、儒、法、名融汇万有。因此我们说，《远游》的创作当晚于《庄子》，早于《淮南子》。

如果说《远游》还只是披着神仙家的外衣，骨子里却是道家思想的话，那么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则是彻里彻外的神仙家货色。这种差别，乃是时代使然。但有的学者忽视了这种思想实质的不同，却以它们在文字与结构上的颇相类似，便推测《远游》可能是《大人赋》的初稿(23)，此说似难成立。如果我们把《远游》与《大人赋》稍加合勘，便会发现，《大人赋》虽不少地方抄袭《远游》，但把道家的东西却删削殆尽；虽其结尾的语句颇为相似，而思想已完全不同。姚鼐在评介《大人赋》时说：“末六句与《远游》语同，然屈子意在远去世之沉浊，故云至清而与太初为邻。长卿则谓帝若果能为仙人，即居此无间无见无友之地，亦胡乐乎此邪？与屈子语同而意别矣。”(24)这就是它们思想的差别。

但《远游》也不会是屈原所作。如前所述，在人生的矛盾面前，《远游》所采取的是逃避，最后则以虚无为其精神的归宿，是地道的老庄哲学。屈原则绝然不同。他在人生的挫折、困苦面前，倒是更接近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这种态度使他在现实的矛盾斗争中，表现为强烈的爱憎、执着的追求和宁死不屈的斗争，因此，他和现实的矛盾是永远无法调和的。屈原的投江悲剧，是他既无力解决又不肯屈服于敌对的社会势力的必然结局。

文章注释：

⑴《史记·封禅书》。

⑵王逸《楚辞章句·招隐士序》。

⑶原文作“晨向风而舒情”，“晨”当系“长”字之误也。说见《楚辞章句》、闻一多《楚辞校补》。

⑷《庄子·知北游》。

⑸《庄子·齐物论》。

⑹《庄子·养生主》。

⑺《庄子·天下》。

⑻《庄子·人间世》。

⑼ ⒇《庄子·天地》。

⑽《哲学史演讲录》卷三，8页。

⑾《淮南子·fàn＠⑻论训》。

⑿《吕氏春秋·尽数》。

⒀《淮南子·诠言训》。

⒁说见闻一多《庄子内篇校释》、《古典新义》267页。

⒂《老子》四十一章。

⒃《管子·内业》。

⒄朱熹《楚辞集注·远游》。

⒅见《孟子·告子上》。

⒆《管子·心术上》。

(21)《老子》十六章。

(22)《汉书·淮南王传》言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又云：“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而更生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得其书。”《列仙传》旧传为刘向撰，或以为伪托，笔者认为，《列仙传》虽有后人增饰之处，但基本上属于西汉成帝以前的事。

(23)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后记》。

(24)《古文辞类纂》卷六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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