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1915至1925年，分别由浙籍人士钱恂、张宗祥主 持，先后又有两次集中补抄，共补抄缺书、缺卷244种，重校光绪 补抄本213种。至此，阁书除尚有个别缺卷外，全书基本补齐；总 册数已有36278册，反超出原颁的35990册。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补抄后又购回原抄本，遂一种而有两复本。二是补抄本不少 系依据各名家藏足本为底本，而原四库馆所据者或为残本，或已 经馆臣删节，故卷册数往往补抄多于原抄。如补抄本《尚书要义 》二十卷，四库原本则佚第七至九卷；补抄本《竹岩集》十二卷 ，原四库本仅三卷；等等。三是补抄后重订分合造成卷册差异。 阁书自宣统三年（1911）由浙江省咨议局议决拨归浙江图书 馆，遂迁出重建后的文澜阁，移藏该馆孤山新馆舍。在又过了26 年大致安宁的日子后，阁书又经历了一次巨大的磨难——抗日战 争爆发，阁书被迫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千山万水流亡之旅。 1937年8月4日，阁书被分装140只木箱，连同其它善本书一起 迁离杭州，先后转存于本省之富阳、建德、龙泉等县，又借途福 建、江西、湖南诸省，于1938年4月底运抵贵阳市、密藏北郊地母 洞。1944年12月黔境告急，再转迁重庆市青木关。这一路跋涉， 崇山峻岭复急流险滩，以肩挑手推之原始手段，其艰苦卓绝难以 言表。抗战胜利后，阁书又经50天颠簸，于1946年7月5日返抵杭 州。此次长达8年又11个月的辗转万里的流亡经历虽未给阁书造成 数量上的缺失，但因频繁装运及途中碰撞、水淹等事故，使许多 阁书皮开肉绽，破损严重。故返杭后立即进行了大规模整修，仅 封面就换装了五千余册。 即使在建国后，阁书担惊受怕的日子仍未结束。1969年中苏 边境冲突后，在一片备战声中，阁书又被奉命装箱迁运浙江龙泉 县战备仓库，在山洞里密藏又近7年。虽是有惊无险，终究一波三 折，显现书运多难。 今天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与国内现存的其它几部《四库全 书》相比，虽缺少了乾隆原装的名分和贵族气，却也因其历代补 配的“组装”特色而别有所长，以内容论，许多详全之本及未经 删改之本胜于它书；以数量论，多达36917册，足以称冠。作为浙 江图书馆的镇馆之宝，九十年来她也是最亲近平民读者的一部。

日本除了南京大屠杀之外，还做过太多令人发指的罪行。明天就是2月11号，八十六年钱的2月11号，日本侵略军炸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是当时远东最大的，也是设备最先进的图书机构。光古籍善本就八万多本，除了只有五千册因为藏在金城银行的地下室和保险柜中得以幸存，其他的全部都化为了灰烬。很多东西是能补救的，日本鬼子烧了闸北的街道还能建立起来，炸了重庆还能再重新发展起来，但是烧了商务印书馆，却再也没有办法恢复。

据上海老人讲，商务印书馆被烧毁的时候，纸灰遮天蔽日，连十几公里以南的法租界都落满纸灰，街上还能捡到没有完全烧完的、一张一张的《二十四史》。庞大的铅字印刷设备被烧得全部熔化成了铅水，流到上海的街上，令人痛心。不管日本曾经做过什么样的忏悔，毁灭文化的罪恶罄竹难书，这是当年日军对中国人民和亚洲各族人民犯下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