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蒙山云梦景区蒙山国家森林公园被誉为“天然氧吧”和“超净区”。茂密的松林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为每立方厘米854167万个，是北京的195倍，居全国首位。美丽的森林风光和洁净的空气质量，无疑是游客户外锻炼、运动、休闲的最佳选择。2、沂水天长王城景区天长王城景区位于沂水县城西北40公里，沂蒙山腹地沂水、沂源、蒙阴三县交汇处。主要景点鸡王谷，周围有六十余座小山，号称沂蒙七十二景之首。3中国石材城中国奇石城位于山东省临沂市费县城北一公里处，是中国最大的观赏石基地，国家AAA级景区，山东省重点文化旅游产业项目，省国土资源厅重点开发项目，临沂市重点工程。4岱崮地貌位于蒙阴县代固镇，临沂、莱芜、淄博三市交界处。沂蒙山区号称72公里，岱崮占据了其中的30%。境内集群众多，外形相似，粗犷雄伟，分布集中，形态优美。在中国造型地貌中较为稀缺，在世界造型地貌中独树一帜。5关山风景区国家AAA级风景名胜区关山风景区位于苍马山省级风景名胜区内。她东临大海，面对连云港的郭华山，是西部苍马山的山峰之一。主峰海拔2882米。西部毗邻马山，北部毗邻严武山。这两座山峰呈马鞍形相对。

闻一多治印的故事/王师北

2005-7-26

有人把闻一多六十年前所刻印章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前夕捐赠给有关部门。中新社消息说，这枚玉石印章的边款，用行草刻著一百二十六个字：「忝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顷者强虏屈膝，胜利来临也。而毓棠亦适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挟胜利以远游异域。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承命作印，因附数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为惜别之纪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於昆明之西仓坡寓庐。」消息称这是一封抗战「家书」。

这是闻一多为孙毓棠刻的一枚篆章。孙是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毕业后赴日留学。抗战爆发后，两人同在西南联大执教，是亦师亦友的「忘年交」。抗战胜利后，闻推荐他到牛津大学做客座教授。这段边款文字，其实就是一段临别赠言。把它看成是一封特殊形式的「家书」，固然未尝不可；但是，治印者利用边款记录时事友情抒发胸中感慨，则是篆刻艺术的主要特徵之一，现在青年人对此大多不甚了了。闻先生治印边款留言者甚多。譬如他在一九四四年底送给华罗庚一方图章，边款写著：「甲申岁晏，为罗庚兄治印兼为之铭曰：顽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於牙章，雅於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也是夹叙夹议，感慨良多。华罗庚后来在《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中说：「在几十年迁徙辗转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著它，每当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难之交的革命情谊成为鞭策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

闻一多治印，主要是在西南联大时期。当是时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国人民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灾难之中。闻一多虽是一名教授，所拿薪水却无法养活家人，不得不挂牌治印补贴家用。他在一封信中说：「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从一九四四年四月到一九四六年七月，闻一多留下一千四百多方印谱，可见其治印之勤，更可见其家庭经济状况之窘迫。他的印章艺术价值很高。浦江清特别撰写过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称他是「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季镇淮《闻一多年谱》记载说，浦江清教授曾经专门解释过这两句话，说：「黄济叔是明代刻印名家，其为人长髯飘洒，喻闻先生之风度；程瑶田清代经学名家，兼长篆刻，以之拟闻先生最为恰合。」这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由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等十多位教授联合签名，名噪一时。

闻一多治印是为了补贴家用，但是他治印从来没有影响自己的教学。他在清华，研究学问就很认真。赵俪生《篱槿堂自叙》说「他一回到清华就拚命下功夫，许多蝇头细字的读书笔记都是在新南院写出来的」。西南联大南迁之时，文学院曾经在南岳衡山山腰圣经书院旧址上课，宿舍紧张，闻一多一度与钱穆、吴宓、沈有鼎四人合居一室，只见他从容自若，一丝不苟潜心学术研究，认真读书备课。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回忆此事说：「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生活艰难却研究不懈，一九四四年终於完成学术专著《楚辞校补》，出版后被学术界公认为文献研究中的力作。这种敬业精神，令人神往。

朱自清在《闻一多全集序》中说：「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治印也反映出他这种形象。陈明远《文化人与钱》有一章《闻一多的经济生活》，其中说到在昆明学生运动遭到镇压以后的一件事。「一二．一」惨案的祸首李宗黄，竟然附庸风雅，请闻一多刻印，说明两日之内刻好，润例优厚。闻一多根本不予置理，将石料原样退回。这就惹恼了特务，公然把大街上代闻一多治印收件的商店招牌砸烂，以此泄愤。他自己常用的闲章之中，有一枚文曰「叛徒」。他给人题词，常常盖这方印章。别人问他为什麼叫「叛徒」？他说：「我要做一个旧世界的叛徒！」这不正是一个正气凛然的斗士麼！

闻一多生平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huá），号友三，著名诗人、学者、爱国民主战士。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家传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赶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 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最后他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后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朱自清曾写诗歌颂闻一多：

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闻一多的两次转向：

1由狂放归于沉静

1912年，年仅13岁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年他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

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闻一多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屠杀，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他再也难抑悲愤，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 起誓》、《心跳》、《一句话》等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火山喷发之后，他又备感无奈，最终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 成了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2由“自由学者”转为斗士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 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 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 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 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 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同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 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他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从此，他在共产 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 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但这已无法实现了，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后，便被暗杀于昆明街头。闻一多生平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huá），号友三，著名诗人、学者、爱国民主战士。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家传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赶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 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最后他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后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朱自清曾写诗歌颂闻一多：

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闻一多的两次转向：

1由狂放归于沉静

1912年，年仅13岁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年他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

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闻一多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屠杀，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他再也难抑悲愤，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 起誓》、《心跳》、《一句话》等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火山喷发之后，他又备感无奈，最终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 成了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2由“自由学者”转为斗士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 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 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 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 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 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同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 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他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从此，他在共产 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 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但这已无法实现了，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后，便被暗杀于昆明街头。闻一多生平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huá），号友三，著名诗人、学者、爱国民主战士。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家传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赶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 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最后他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后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朱自清曾写诗歌颂闻一多：

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闻一多的两次转向：

1由狂放归于沉静

1912年，年仅13岁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年他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

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闻一多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屠杀，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他再也难抑悲愤，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 起誓》、《心跳》、《一句话》等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火山喷发之后，他又备感无奈，最终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 成了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2由“自由学者”转为斗士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 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 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 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 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 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同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 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他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从此，他在共产 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 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但这已无法实现了，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后，便被暗杀于昆明街头。

全文如下： “戏曲”考

作者：傅谨（中国戏曲学院教授）

负笈东瀛，带着一个疑问，就是“戏曲”一词的来源。

我不是要做这个词的训诂考证，只是想知道，这个被人们用来称呼中国特有的戏剧的术语，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又是哪些人先开始用，究竟从什么时候起，有了今天我们所知的意义？

提出这样的疑问，是因为今天我们习称的“戏曲”，并不见于古籍——当然我这话有个语病，20多年前，江苏省昆剧团的胡忌老先生在《四库全书》所收宋末南丰人刘埙的《水云村诗稿》里，意外地发现有“永嘉戏曲出，南丰泼少年化之”一段文字，高兴地给浙江艺术研究所的知交洛地先生写信，洛先生随即将原信在他主编的内刊《艺术研究》上公开发表，并且在他的著述里，不止一次地重复说明这是胡忌先生的重大发现——在这之前，还没有戏曲研究专家有这样的发现。既然宋人的《水云村诗稿》里有“戏曲”一词，算是找到了这个术语最早的出处，但是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因为刘埙在这里虽然用了“戏曲”这个词，但是当时的其他文献看不到类似的称呼，而且也没有找到他多次用这词的记录。既然如此，要把这看成“戏曲”作为通用术语的起源，仍嫌不足，更何况后来称“戏曲”者，从未有人提到过个源头。从学术的角度看，所谓“源”，要有“流”为依据，没有流或看不到流，“源”的确认，就无从谈起。

以“戏”和“曲”连称，用之以命名中国特有的戏剧，一般认为始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以前的中国学者把戏剧看成是“小道”，偶有研究，也多从音律和文章入手，“戏”虽然是小道，“乐”和“文”却从来都是大事；“戏”中既有“乐”又有“文”，就可以当成“乐”和“文”研究。因此明以来，各种《曲律》繁多，成为戏剧研究著作的主体；文章之学，声韵和用语得失优劣，同样可以成为文人关注的对象。而戏剧被当成“戏”，重视其中表演的和戏剧性的因素，要迟至清代，李渔《闲情偶记》讨论表演以及演员的养成，李调元《剧话》和焦循《剧说》从戏剧方面评价历代名作，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至于王国维，他是从事近代形态的戏剧研究的第一人。中国传统戏剧得以成功地进入现代学科体系，是由于他对戏曲的规范与系统的学术研究，因此在学术史上，他的功绩自是无可比拟。

《宋元戏曲考》于1913年成书，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更名为《宋元戏曲史》。王国维研究中国戏剧并以“戏曲”命名，大抵是受日本学界的影响。日本早期出版过不少以“戏曲”为内容的集子，直到现在仍有新出。但不能想当然地以为这些日本书籍所用的“戏曲”这一名称同于我们今天普通使用的“戏曲”，因为在日本的书籍里，不仅有《明治时代戏曲集》之类完全是日本戏剧的集子，还有《意独戏曲集》和《莎士比亚戏曲集》、《易卜生戏曲集》等等，细细分辨，100多年来，从日本大量出版的书名含“戏曲”二字的书籍内容看，假如我们把这“戏曲”二字换成“剧本”，基本上不会有问题。我看到的最早在书名上标出“戏曲”的是1890年出版的《戏曲丛书》，收有近松门左卫门等名家的剧本，应该还有更早的；1988年日本的调布市举办了武者实笃小路的戏剧活动的展览，名称就叫“戏曲与演剧”，更可佐证他们常用的“戏曲”一词与中文“剧本”一词的对应关系。

那么，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可不可以直接看成是“宋元剧本考”？王国维既说“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他当然不仅仅是在讲剧本。但如果看书里的内容，他开宗明义就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如此看来，他把他所写的“戏曲”当成“文学”看，并不奇怪；而且他的兴趣也基本在于文学，在这一点上，他和他那些只以文学为重而轻视演出的前辈，并没有根本差异。王国维是把“戏曲”读成“剧本”的，是从文学的角度看中国戏剧的。好友黄仕忠先生在文章里曾经提及，1920年代，日本青年青木正儿想研究中国的明清戏剧，专程来中国，在北平拜访王国维，王国维听说他要研究的是明清戏剧，不以为然地说，“元曲是活文学，明清戏曲是死文学”，这是他使用“戏曲”一词的立场的另一佐证。这样的用法，与日本学者用“戏曲”一词的内涵，基本一致。及至《剧学月刊》发表署名书评，批评青木正儿新著的郑震编译本《中国近代戏曲史》，指其混淆了“戏曲”与“戏剧”的概念，认为“戏曲史并不是戏剧史，戏曲史是以剧本为中心的，戏剧史却是以舞台为中心的”，也可说明当时学者们在“戏曲”一词的用法上，实承袭自日本。

王国维是因受日本学者影响而使用“戏曲”以称中国特有之戏剧的，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今人常用的“戏曲”一词，就源于日本。王氏著书已经是民国，但早在清末，就有“戏曲改良”之呼吁，改良论者们用“戏曲”的称谓并不见有任何特殊的用意，只不过与日本人的用法，显然有异。

陈独秀以“戏曲之有益”反驳“迂腐之儒士”关于“世界上有用之学多矣，何必独取俚俗*靡游荡无益之戏曲”之说，他的《论戏曲》，最早发表于《俗话报》1904年第11期，署名三爱，次年以文言在1905年《新小说》第2卷第2期重新发表，并被收入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他所用的“戏曲”一词与今人所用几乎完全一致，因而比起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更适宜于看成这个术语的成立。如果想到两年前梁启超写《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时，还只把“戏曲”看成是“小说”，至少看成同类，足可知陈独秀文中“戏曲”一词的使用，实有开创之功，既有异于梁启超，将“戏曲”和小说明显区分开来，又与其后的王国维大相径庭。

在陈独秀一代，“戏曲”一词渐成报刊中的常见词汇，当然，主要还是见于“改良戏曲”或“戏曲改进”的场合。1905年周孝怀在四川组织“戏曲改良公会”，就是一个旁证。但“戏曲”在普通文人笔下，其用并不普及，即使是为改良公会写了第一个剧本的赵熙，他说的也只是“改良川戏”。进入民国，“戏曲”一词愈来愈多见，民国元年(1912年)北京市内外城巡警总厅专门制定有关招收女性学生教授戏剧的特别法规，名为《管理排演女戏规则》，规定“所授戏曲，均以有益无伤风化为宗旨”。1915年民国政府大总统下令在教育部成立通俗教育研究会，其中就分为小说、戏曲、讲演三股。各地的教育和民政部门，在机构设置和公文撰写时，“戏曲”一词，已然不复鲜见，只是它的来源，仍然是一个谜团。

进一步看，清代宫廷早就在用“戏曲”这个词。据《清会典》，嘉庆二十年上谕称，“近年蒙古渐染汉民恶习，竟有建造房屋演听戏曲等事”；《清高宗实录》称“和声署乐章，沿袭明制，仍用戏曲，殊属非体”。在清宫档案里，更有多份乾隆四十五六年各地官员的密报，称接奉上谕，“奴才遵旨查办违碍戏曲，所有陆续收买曲本三百九十七种，及勘出八十四种，节经具奏，并将所勘各种交图明阿复核缘由，于前折陈明在案。”“窃照查办戏曲，昨奴才拟请凡有关涉本朝字句及宋金剧本扮演失实者，皆应删改抽掣，另缮清单同原本粘签进呈，其余曲本有情节乖谬，恐其诳惑愚民者，亦照此办理”云云。这些奏章里，分别出现了昆腔、梆子、乱弹以及剧本等字样，但“戏曲”已经成为各剧种的通称，且并不像是在指称剧本。通过各地查办“违碍戏曲”的过程可见，至迟到清乾隆年间，“戏曲”就已经是中国传统演剧的通用称呼。

考虑到皇帝的口谕比起文人的诗文更近于口语，很可能清代的日常用语中，“戏曲”这一称呼已经成为习惯。文人如王国维者，嫌这样的称呼太口语化，所以在词文辞章里，不愿意使用；而从清末陈独秀、周孝怀到民国初年的法规法令和政府机构设置，既有白话文运动的背景，就没有理由避讳。尽管又有齐如山等想采用“国剧”之类称谓，终未能普及。经过这样的曲折历程，“戏曲”才成为人们普遍用来指称中国特有的那种有唱念做打等多种舞台手段的戏剧的词汇，直到今天。

松树和仙鹤组成的图案寓意长寿。

中国人民把松树作为坚定、贞洁、长寿的象征。

仙鹤被认为是吉祥符号。在中国历史上被公认为一等的文禽。明朝和清朝给丹顶鹤赋予了忠贞清正、品德高尚的文化内涵。文官的补服，一品文官绣丹顶鹤，把它列为仅次于皇家专用的龙凤的重要标识，因而人们也称鹤为“一品鸟”。

人们也把鹤作为高官的象征。一幅鹤立在潮头岩石上的吉祥纹图，取“潮”与“朝”的谐音，象征像宰相一样“一品当朝”；仙鹤在云中飞翔的纹图，象征“一品高升”；日出时仙鹤飞翔的纹图，象征“指日高升”。 

其实，传说中的仙鹤，就是丹顶鹤，它是生活在沼泽或浅水地带的一种大型涉禽，常被人冠以“湿地之神”的美称。它与生长在高山丘陵中的松树毫无缘份。但是由于丹顶鹤寿命长达50～60年，人们常把它和松树绘在一起，作为长寿的象征。 

东亚地区的居民，用丹顶鹤象征幸福、吉祥、长寿和忠贞。在各国的文学和美术作品中屡有出现，殷商时代的墓葬中，就有鹤的形象出现在雕塑中。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钟，鹤体造型的礼器就已出现。

扩展资料

早在2100年前，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漆器上，就清晰地绘有丹顶鹤的图案。汉景帝（公元前156一前143）时的路乔如曾作《鹤赋》，开头就指出：丹顶鹤为“白鸟朱冠”。三国吴人陆玑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更是作了细致的描述：“大如鹅，长脚，青翼，高三尺余，赤顶，赤目，喙长四寸余，多纯白”。

唐朝诗人描写丹顶鹤的句子尤其繁多，如薛能在《答贾支使寄鹤》中写道：“瑞羽奇姿踉跄形，称为仙驭过青冥”。白居易在《池鹤》中说：“低头乍恐丹砂落，晒翅常疑白雪消”。张贲也有：“渥顶鲜毛品格驯，莎庭闲暇重难群。”的句子。

可见古人认为，丹顶鹤的美，在于它的整个形体的和谐一致，而这种美的奥秘之处，无疑是因为它在那玉羽霜毛之上还具有一个渥（朱）顶、丹砂，显得典雅而风流，令人难以忘怀。明朝王象晋的《群芳谱》中评价丹顶鹤：“体尚洁，故色白；声闻天，故头赤。”

以及：“丹顶赤目，赤颊青脚。”在丹顶鹤以及其他大多数鹤类中，都在颈项以上有鲜红色的裸露皮肤，这种颜色实际是肤色和血色的交融。

松画艺术：松树具有阳刚之美，它的枝干更是具有柔中有刚的特征，松的叶给人以清脱之感。它是我们民族心目中的吉祥树，是常青不老的象征。

松树，有的像虬龙，故称虬松，其枝干多变，直处坦率，弯曲内含，显出龙探青山之状；也有的曲中有直，变化非凡，似蛟龙入海之态；有的巨臂遮天，挺拔刚毅，有拔地钻云腾飞之势也。松树是山水画中应用最多的树木之一，无论是旷野还是山巅，都生长有松树。

松树还可以作为主体形象表现。生长在肥沃平地的松树高大茂盛，常常挺拔高入云际；生长在山石空隙的，常常蜿蜒曲折，盘地如苍龙。它们共同的特点是：生长到一定年龄，枝干就不再往高处长，而枝多横出，形成伞状，“枝如游龙，叶如翔凤”。

画松，首先要“有情而动”，唐末五代山水画大师荆浩，他见到体态优美的松树，就“因警其异，遍而赏之。

明日携笔复写之，凡数万本，方如其真”。这个“真”，不是形同照相，而是抓住了松树的灵魂，因此才能描绘出松树的“皮老苍藓，翔鳞乘空”“蟠虬之势，欲附云汉”，或“抱节自屈”，或“回根出土”，正因为荆浩对松树怀有深情，才能做到认真观察与研究，悟到画松的妙理。

-松树

-丹顶鹤

闻一多，本世纪最有个性的诗人、学者、民主斗士。�

1925年6月，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回到中国，准备在国内开展戏剧运动，并和一批热血文人创办大江会，奉行以国家强盛为本旨的国家主义，想借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经验来振兴中国。�

闻一多回到北京后，和留美归来的余上沅、赵太侔联合北大教授胡适、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等一起筹办“北京艺术剧院”，并创办崇尚唯美的格律诗派，但终因经费无法筹齐，“北京艺术剧院”终成泡影，经徐志摩等人推荐，闻一多进入国立艺专任教务长，并教授西洋画。当时北京军阀混战，执政府滥杀抗议示威的学生，激起闻一多等人极大愤慨，又因仗义执言力请蔡元培任艺专校长，与当时校长刘百昭发生冲突，被同人诬为自己想当校长，遂拂袖而去。�

1928年，闻一多和梁实秋赴青岛大学分别任文学院院长和外文学院院长，期间因支持学校开除闹学潮学生，遭学生们罢课反对，一些教授也认为青岛大学被新月派垄断，青岛大学上下同声，酿成一场驱逐闻一多、梁实秋的运动，校长杨振声辞职，闻一多和梁实秋也相继不辞而别。�

1930年，闻一多赴清华大学任教授，鉴于前两次经验，闻一多力辞清华文学院院长职务，一付自命清流的名士派头，生活安逸家庭和美，进入中国上流社会。�

1933年“七七事变”的炮声摧毁了闻一多清静的学者生活。闻一多随清华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不久，政府决定三校继续西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与几位教授一起随学生步行团，长途跋涉三千里，步行至昆明。�

刚到昆明的闻一多一心研究《诗经》、古代神话，不问时事，被人戏称为“何妨一下楼先生”。日本军队攻陷郑州长沙后，继续攻打贵阳，昆明形势十分危急，闻一多对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日十分不满，开始参加学生组织的讲演会，十分善于演讲的闻一多颇受学生拥戴，并且极大鼓励了昆明的抗日热潮，闻一多也加入了改造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民主运动，极受国民党忌恨，但因云南省主席龙云支持民主运动，国民党政府也奈何不得闻一多等人。�

1945年日本投降，北大、清华、南开复员北上，已经参加民主同盟的闻一多被选为昆明支部宣传部长，并主持《民主周刊》。国民党政府趁日本军队受降之机，调龙云的部队到越南河内，龙云不知有诈，国民党第五军和杜聿明的部队开进昆明，包围了省政府，逼迫龙云北上重庆调任闲职。国民党军统特务控制昆明，开始迫害要求民主的进步知名人士。�

1946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大部分复员北上，昆明警备司令霍揆彰为讨好蒋介石，密拟黑名单，经国防部长陈诚同意后于七月十一日暗杀知名人士李公朴，昆明城里人心惶惶，许多人都力劝闻一多不要再在公众面前演讲，已知悉内情的朋友也告诉黑名单上排在李公朴后面的就是闻一多，闻一多明知有险，仍毫不畏惧，主持召开李公朴的追悼会，并当场怒斥捣乱的军统特务，发表了有名的“最后一次讲演”。�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回家途中距离家门口仅十步之遥的府甬道被一群特务射杀，护送父亲回家的大儿子闻立鹤扑上去用身体护住父亲，被射成重伤。�

全国各党派均十分愤怒，纷纷谴责这种暗杀行为。�著有：

《冬夜草儿评论》与梁实秋合著，1922。

《红烛》(诗集)1923，泰东；1981。

《死水》(诗集)1928，新月；1980。

《闻一多全集》(1一4册)1948，开明；1982。

《楚辞补校》(古典文学研究)1942。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1956。

《古典新义》(上下册，古典文学研究)1956。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1956。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1984。

《离骚解诂》(古典文学研究)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