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人种的起源，我国古代史上不乏记载，有种说法说日本人的祖先是秦始皇派去的徐福。

比如《史记》，千古一帝秦始皇，派遣徐福带着3000童男童女，去海上寻求长生不死药。徐福是个方士，放在今天来说，就是个超级大忽悠，他从秦始皇那里忽悠来大把钞票，带着童男童女和好多精工巧将，还有好多粮食种子，坐着船东渡来到日本，开创了日本民族。

其实徐福并非是个传说人物，1982年经考证他的故乡乃是今天江苏省连云港郊外的徐阜村。在中国古籍中徐福是个聪慧过人且大胆细心的骗子，因为当过“方士”，可还算个早期化学家。

秦始皇吞并六国后，位高权重，最盼望的就是长生不老。于是，公元前219年徐福来到秦始皇宫前，声称自己能找到不死药，说是《山海经》中有记载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岛中有一种不死药。

然而第一次东渡徐福并没有带回来什么不死药，他告诉秦始皇，东方确实有仙药，但是神仙需要三千童男童女，各种人间礼物，同时海上航行有鲸鱼挡路，还需要强弓弩击退大鱼，秦始皇都答应了，结果徐福却一去不复返。

徐福去了日本后没有回来，反正那时秦始皇已经死了。徐福带去的人在那繁衍生息，他们就是日本人的祖先。

然而大多数人都认为徐福东渡只是传说，那时航海技术差，稍有大风浪就会船只倾覆。东海风浪可不小，徐福东渡日本怎么也得几个月，难道这几个月都没遇到大风大浪

至于徐福在日本留下的遗迹本身就很可疑，这是千年后的日本人修建的，没有直接证据能说明就是徐福的活动遗迹。

又有人认为徐福东渡是真，但最后达到的不是日本，而是琉球、台湾，更扯的是，有人说他到了美洲，美洲印第安人是黄种人，他们是中国人后代。

日本人一直努力搞清自己来自哪里，他们通常把目光瞄准在大陆上。不管怎么说，日本人与中国人在长相上几乎没区别。从地理山看，朝鲜半岛离中国最近，但半岛上的居民与中国人外貌差异明显。反倒更远的日本与中国人长得没区别，这点很值得研究。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国家无论大小在华均可攫取种种特权，这深深刺痛了黄遵宪的民族自尊心。门户被迫开放后，中外政府和民间的摩擦纠纷不断产生，其结果总是以中方权利受损而结束。

黄遵宪逐渐认识到，正确地认识外国政治法律制度，妥善处理涉外事务乃是报效国家之正路。他通过实地考察“教案”，发现中国现有的法律制度与西方法律制度存在巨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差距成为西方列强迫使中国放弃“治外法权”的口实。于是，在黄遵宪独立自由研究的思想体系中，增加了对法律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这是他宪政思想产生的又一契入点。

1871年，中国与日本缔结了《中日修好条规》。黄遵宪受命出任第一任驻日参赞。在日期间（1877－1882）黄遵宪对原属于中华法系的日本在法律制度方面发生的巨变，认真进行实地调研并开始着手撰写《日本国志》，以期为中国摆脱困辱提供借鉴。黄遵宪清醒地认识到，日本脱亚入欧，走上了近代化，在政治方面一个根本的标志是结束了东方的人治传统模式，走向西方式的法治社会。于是，黄遵宪在对日本全面的评介中留意其法律的进步，尤其是关注日本宪政制度的变化，从而逐渐形成他的宪政思想。

黄遵宪花费8年时间完成的《日本国志》，共12志40卷50万字。此书“是近代中国研究日本的集大成代表作”。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对日本刚刚进行的西方式的宪政改革的介绍和他初步形成的宪政思想，对于处在与日本明治维新前同样困境的清政府来说，是非常急需参照的理论和经验。但遗憾的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书稿完成8年后（1895年）才得以正式刊行。随着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法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在寻求中国法律改革之路过程中，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开始受到清末各个阶层的重视，并逐渐融入进中国近代宪政理论和实践之中。

引用古籍据薛福成序，黄遵宪编纂《日本国志》时“采书至二百余种”，这些书籍包括中日两国的正史、野史、笔记、杂录等。其中日本史籍有德川光国的《大日本史》，青山延光的《国史纪事本末》，赖山阳的《日本政记》、《日本外史》，岩垣松苗的《国史略》，蒲生秀实的《山陵志》、《职官志》，以及《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怀风藻》、《扶桑集》、《扶桑略记》、《凌云集》、《延喜式》、《类聚三代格》、《吾妻镜》、《徂徕集》、《江户繁昌记》等。

另据研究，《礼俗志》中不少条目多采自江户时期汉学家村濑栲亭的汉文著作《艺苑日涉》。而有关明治维新 后的资料，据黄遵宪介绍，“所据多布告之书，及各官省年报”，可知主要采自明治政府的太政官布告以及各省官年报。据考证，《地理志》所据材料，多采自地理寮地志课本、明毅等编撰的《日本地志提要》。

和刻本一来有训点，国人素不喜，称之为“苍蝇脚”

二来多为五经之类的实用书，价值不大。

但和刻本有很多所据底本极有价值。又如安政本《伤寒论》等书，对我国的翻刻出版也有巨大影响。

所以应该区别而论。您应该先弄清藏书的版本，再来分析。

个人觉得只要刻印好，收藏价值自然有。

日文汉字（日文：汉字、真名，罗马字：Kanji），是书写日文时所使用的汉字。日文汉字的写法基本上与中文使用的汉字大同小异。但日文中有一部分独创的汉字，则称为“日制汉字”或“和制汉字”。

《诸桥大汉和辞典》是最大的日文汉字字典，共记载接近5万个汉字，古典日文中的汉字则与繁体汉字无异。二战后，日文汉字进行了一系列的简化与合并，汉字传入于日本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世纪（弥生时代中期后半）。考古学家在当时的墓葬中发掘出西汉时制造的直径为74厘米的连弧文镜，上有铭文“久不相见，长毋相忘”；同时还发现了王莽新政时传入的“货泉”、“货布”等刻有汉字的货币。当时的日本并没有自己的文字，《隋书》中记载倭国“无文字，唯刻木结绳。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日方的史料也确认了这一观点。汉字是随佛教经朝鲜半岛正式传入日本的。虽然具体传入的年代如今已不可考，但是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汉籍最早在五世纪初流入日本。

日本最早诗歌集《万叶集》中的汉字

汉字并非由中国本土直接进入日本的，而是通过日本所谓渡来人或称归化人（即朝鲜与中国来到日本的侨民）带入的。应神十五年（404年）百济国（朝鲜半岛一国家）派阿直岐赴倭教太子菟道稚郎子汉文，次年王仁来日本，成为太子师傅。这说明当时社会上层已注重汉字、汉文的学习。[1]

究竟汉字什么时候传到日本没有定论，不过一般认为，汉字是于公元5世纪随着一些佛教僧侣将中国的经书带到日本而传入的。这些经书的汉字当初是模仿中国僧侣的发音来读的，不过一套称为“汉文”的书写系统开始得以发展。汉文主要是中文文章插入日语独有的助词，让日语使用者可以依从日语的语法去阅读汉字写成的文章。

日文汉字

后来发展出一套源自《万叶集》、称为万叶假名的表音系统，万叶假名使用的是一套指定的汉字，纯粹假借它们的发音来表记日文诗歌。以草书书写的万叶假名后来演变成今日的平假名。当时不被允许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也能使用这套平假名来书写日文。平安时代大部分的女性文学都是以平假名来书写的。片假名也是从差不多的方式发展的：寺庙里面的学生把汉字的其中一部分分拆出来成为片假名，用来标注汉字的发音，还有汉文里的日语助词。

随着日文书写系统得以成熟和发展，如今汉字用于大部分名词、形容词和动词，而平假名则用来书写动词词尾（送假名）、纯日语词汇、或者表记汉字难写的词汇。平假名也用于标记日文汉字的读音（振假名）、和书写给汉字水平不够的人为对象的读物，如小孩、日语学习者的书籍。

片假名则由于它的方形结构，用于象声词和外来语。片假名用来书写外来语的习惯来的比较晚，外来语原先是用汉字书写表意的，如“烟草”代表“tabako”。不过现在反过来有许多外来语词汇正在代替一般词汇。有语言学家估计现今常用日语有3分之1是外来语及和制英语。代日文中常用汉字为213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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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

作者：内藤湖南

译者：刘克申

豆瓣评分：75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份：2012-6

页数：446

内容简介：

本书为论文及文章集成，全面详尽地论述了日本历史与文化的脉络，见解独到，有学术价值。

作者简介：

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日本秋田县人，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学方面，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从对中国稀见古籍史料的搜求、考证、编辑、出版，到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时代划分，对中国文化发展趋势的论证，对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的分析、评论，以及在中国史学史、美术史、目录学史、敦煌学、满蒙史地等领域，也都卓有建树。在日本汉学界，内藤湖南享有“东洋史的巨擘”之美誉，他的思想和学术遗产还被列入“日本经典名著”和“日本思想家”的行列。1969年到1976年，筑摩书房陆续出齐《内藤湖南全集》，共14卷，收集了内藤湖南生前的绝大部分著作。未收入全集的文章注明当时刊载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