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收藏门类中，古书是最早的收藏品之一。那么古书收藏的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的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的知识

　按照图书所有者性质的不同，中国历史上藏书系统可分为四类：官藏(即国家藏书)、私藏(即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

　有确切记载的我国的国家藏书起于周朝，著名的思想家李耳(即老子)是已知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时馆长称为“守藏室之史”。到了秦代，国家藏书处称为“石室”。汉代初年，广征图书，并设立六处公藏图书处，即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和秘室。三国魏国设有秘书、中、外三阁国家藏书处，晋沿魏制，国家收藏图书归兰台和秘书两处。到隋唐两宋，国家藏书更加丰富，但却因朝代的更叠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使国家藏书受损。到元代，先崇道贬佛，后崇佛贬道，将《道藏》大统《玄都宝藏》连书带版全部焚毁，以至今日，元《玄都宝藏》只有一二页残片留于世间。明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一个兴盛时期，不只国家藏书，而分封的各藩王也大多喜藏书、刻书，从属性上讲，藩王藏书也是介于官藏与私藏之间的一种藏书形式。到了清代，才是中国藏书——不论公藏、私藏——的黄金时代，其藏书规模及其藏书研究都远胜于列代。

　书有水、火、兵、虫“四厄”。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古的书收藏难度越大，故善本的范畴也随之后延。清末藏书家叶德辉说：“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国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从而说明了历代藏书的范畴。

　在中唐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初，主要用于印刷佛经、字书和历书等。到北宋，印刷书才逐步取代抄本、写本而成为书之主流，于是隋唐五代及其之前的写本就成为宋人眼中的古书了。但宋初距今已逾千年，宋之前的古本流传至今已近绝迹。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才使得今人可以得见晋唐之珍籍，这些珍本今日仍有机会收藏到，有实力的朋友，当然应当买这些遗珍。

　至明代中叶，宋版书就已经是清中藏书家追求之物了，虽然宋代刻书达数万种，但到这时就稀见难得了。由于宋人刻书态度严肃，刊刻和印刷水平均很精良，所用纸墨也十分考究，再加上文化气息浓厚，自然成了明代藏书家珍藏之物。当时官府藏书也大增，明正统六年，杨士奇查勘文渊阁藏书，编出《文渊阁书目》，著录了图书43200余册，7000余种。可惜政府藏书疏于管理，到万历三十三年再查文渊阁藏书时已十不存一了，再加上明末战争，这些藏书基本上全部毁失了。

　私人藏书在明代大为兴盛，明开国之初分封藩王，他们由于不掌兵权，再加上皇帝赏赐大量宋元留下的善本，故多位藩王热心于藏书活动，如周王朱和宁王朱权都珍藏有大量珍籍秘本，尤其朱五世孙朱睦桔收购了山东章丘李开先的藏书，在开封筑万卷堂，成为皇族中最有名的藏书家。

　明代有名的藏书家有数百人，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也有十余家，尤其私家藏书楼的兴起，使得私家藏书更加规范化，著名的有宋濂的青萝山房，藏书8万卷以上，叶盛的竹堂，以藏有抄本著称，藏书22700卷。叶氏尤其著名的是他的一方藏书章，章文是：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借非其人，亦不孝。范钦的天一阁，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于家乡鄞县建天一阁藏书楼，藏书7万余卷。天一阁至今保存完好，为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藏书楼。明代其它著名的还有胡应麟的二酉山房，祁承邺的澹生堂、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等。

　清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鼎盛时期，无论公藏私藏都发展到了顶峰。清初皇帝对文化事业十分重视，除翰林院、国子监有大量藏书外，内府也分别珍藏了大量典籍，如皇史收藏本朝实录、玉牒与《大清会典》;昭仁殿专收宋、金、辽、元、明的善本;武英殿所刻之殿版书均存于此。尤其为后世藏书家所追求的是“天禄琳琅”藏书。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书处，专藏宋元明珍籍善本，到民国年间，这些书被宣统挟带出宫，有些流散到民间。这些书在宫中都进行了重新装潢，五色织锦封面，宣绫包角，尤其一望便知是天禄琳琅之物的特殊处，因其在每册书的封面和封底衬页上都钤上“古稀天子之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五方玉玺，称之为“乾隆五玺”。天禄琳琅之书大部分都存在故宫、国家图书馆和台湾图书馆，留在民间的已如星凤，藏书家见之自当珍惜机会。

　清代的私家藏书更是藏书史上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几百位藏书大家，如吴骞、孙星衍、汪宪、汪启淑、鲍廷博、卢文、朱彝尊、卢址、徐乾学等。尤其著名的大藏书家黄丕烈，他的藏书观点开一代风气之先，经他手批跋之书成为后世藏书家追捧之物。

　清代四大藏书楼的出现，尤其是其藏书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民国藏书无论从藏书方式还是藏书理念，都是清代的余续，也产生了多位大藏书家，如傅增湘、陶湘、李盛铎、周叔等，他们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藏书，但是他们在藏书的分类方式上有许多新观点，可供今日藏书者借鉴。有兴趣深入探求藏书真谛的书友，可读一些他们所著的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方面的专著。

　古今善本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术思潮，随着时代的变迁，善本书的范畴也在发生着变化。从西汉到清末，中国总计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期间，总计出版了181755部各类书籍，合2367146卷。这些典籍历经各种磨难，留传至今约有不足8万部。又由于历代的翻刻和改刻，又产生出不同的版本，而只有在内容、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皆佳的善本才极具收藏价值。所以首先搞清楚哪些是善本，才是藏书选择的关键。

　朱弁在《曲消旧闻》中写道：“宋次道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叶梦得《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从以上可以看出，宋人认为精加校雠的书籍就是善本。明代和清代中前期，基本延续宋之善本标准。清末张之洞从读书角度谈出自己的善本观：“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道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三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当时的旧刻、旧抄指的是明嘉靖前的刻本及明蓝格抄本。

　建国以后，国家组织专家编撰《全国善本书总目》，制定了《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标准和范围》，将善本标准归纳为“三性九条”。虽然有些专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对藏书者来说，这种规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录全文如下：凡是在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三方面，或其中某一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应是善本。具体是：1、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2、明刻本和明抄本;3、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刻印的图书;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件，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7、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9、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的)。

清版古书收藏的知识

　传统意义上的藏书以收藏善本古籍为宗旨，善本的概念因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取舍而有所区别，但基本上仍是指刊刻精美、流传较少、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高等几个方面，但同时善本古籍的市场价格也随之升高，因此追求善本古籍的收藏不但要求有较高的鉴别水平，还需要相当的经济条件。除善本以外，藏书界还将流传较广、年代较晚或者存世量较大的古籍习惯上称为“通行本”。通行本这一称谓的历史也很悠久，大概有了善本一词以后就相应而生了。不同的时代对通行本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明清时期的通行本，今日已成为了善本。近代的藏书界将清代乾隆朝以后刊刻的一些书籍，包括清末的局本，统称“通行本”，这一概念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通行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据清末张之洞的说法，当属于善本求之难得，退而求其次。实际上清代中期以后有很多藏书家，将私藏宋元秘本翻刻成书，又称覆刻本或者影刻本。这其中相当多的书籍不但内容十分重要，且形式上也保存了宋、元善本的不少风貌，只是生产年代较晚，流传广泛，历来是“通行本”中引人注目的内容。其中如黄丕烈刻宋严州本《仪礼郑注》、翁方纲翻刻本《淳熙隶韵》、阮元影刻《古烈女传》、嘉业堂刻本《史记》等，一直为藏书家所珍爱。清代的翻刻本，目前市场价格大约二三百元一册，价格适中，很有收藏潜力。目前有些拍卖行中经常推出此类拍本，似当引起重视。

　清代中期以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逐渐向中国传播，其中西方宗教作品通过传教士途径得以输入。在上海土内湾一带(即今日的徐家汇)，开始使用德国海德堡的石印技术，最初是用于印刷宗教宣传品，后为上海点石斋等书肆用来印刷《康熙字典》、《紫光阁英雄谱》等。石印技术是采用近代的油水分离法原理形成的一种新的印刷方法，不仅印刷周期短、生产效率快，而且有的由于采用照相制版，印刷成品也很逼真，且价格低廉，深受当时学人推崇，很快得以风行。清末刊行的石印书籍，大部分采用手工纸，单面印刷，为了降低成本，往往开本很少。这类书中如《点石斋画报》、《芥子园画谱》等印制精美，艺术价值并不低。值得一说的还有清末曾用石印技术印刷过一批开本较小的微型书籍，如《四书备旨》、《五经》等，大不盈寸，可握于掌中，十分有趣。晚清的石印书由于产量大，且历来为藏书家所不取，至今价格仍然很低，不过二三十元一册。但其中有些使用了很白很细的宣纸印刷。制作精良，有些内容也很有参考价值，加之此种石印技术今日也基本废而不用，估计此类书籍今后升值空间乐观，一般初入藏界的书友，不妨从此入手。

　清代刊刻发行的古籍存量非常大，但究其主旨，主要是官刻本、私刻本和书坊刻本三大范围。坊间刻本是民间书坊业的出版物，此类作品由于刊刻者的水平不一，因此同为坊刻但情况差异很大。由于坊间书业大部分以逐利为目的，所刻书籍一般粗糙者较多，且彼此翻刻、校对不精，因此历来不为藏书界所重。但坊刻本中也有一些上乘之作，如南京、苏州等地有些书坊，工匠水平较高，其中如苏州江氏又曾于清晚期开设文学山房，用木活字排印书籍，被称为清季活字版收山之作。又如天津文美斋于宣统时曾刻有《文美斋诗笺谱》，套色丰富，刀法精妙，是为清代版画的终结之作。

　官刻本是封建朝廷的地方官署出版物，其中殿版自不必说。以地方官署而言，由于行政设置不同，又有府、州、县各衙门的不同，清代中期以前，地方官署刻本，常注有“本衙藏版”的特别说明，此表示其地位的特殊。此类刻本多为“官箴”或者“则例”、“章程”三类，内容主要是涉及地方行政、居官心得和地方制度。但由于各地物料不同，组织各异，作为研究清代地方出版历史，颇具文献价值。关于清代晚期的“局本”，其中就有官方组织的，当属官刻本的延续，乃由清朝地方官吏，冀图振兴经义，讲求国文传统，访求造书，详加精校，刊刻成书以为惠取士林。此种官书在清末仍有数十家，在清代的出版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另外还有一些“书局”，则为地方新兴出版机构，有些介之于官民之间，有些全系民间出版机构，如北京的开智书局、四川的锦江书局、上海的同文书局等等，这类书局，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书坊，成为了中国近代新兴出版业的前身。由于书局的情况复杂，对“局本”的评价历来也很有区别，但目前市场“局本”书籍价格仅为每册二二百元，加之其中有很多是内容详实、校勘精到之作，初入藏界的书友如果对此“局本”多有留意，或者会有不少收获。

　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兴起，清代政府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一时期，各地翻译引进了大批的西方政治、法律、科学、文化作品。最初由北京同文馆发端，由西洋传教士主持，中方人士协助，由官方组织出版了大量的国际法学作品，如美国传教士丁冠西翻译的《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等，此后上海的制造局，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下翻译了《法律医学》、《化学鉴原》、《英国水师章程》等等。此后外国政治、法律和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形成一种热潮，举国上下纷纷效仿。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严复主持翻译的《法意》、张相文翻译的《契约论》等。甚至还出现了林琴南翻译的《黑奴吁天录》等一批文学作品。这期间大量的西方近代科技书籍被介绍到中国。在所谓“格致救国”的口号下，北京和上海还陆续出版了一些以宣传西学为宗旨的杂志，其中以在北京出版的《中西闻见录》和上海格致书局出版的《格致汇编》最有影响。这类书籍不但宣传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而且印刷制作也有很多更新之举，其中有以传统技术雕版印刷的，也有采用石印技术印刷的，甚至还出现了铅活字排印和铜版插图技术。但可惜这些出版物印刷量一般不多，而且又因其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百年以来，被各种公私图书馆网罗了大半，但近来市场上也偶可见到，其价格也在二三百元左右，但往往一露面即为藏界必得之书，可见识货者颇多矣。

　除了通行本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的书坊、刻字店、学校、寺庙甚至私人还刻印了大量的学生识字、讲评经义、唱本小曲和一些阴阳数术及劝善公德之类的书籍。有人将此统称为“俗本”，此类书籍内容俗败，刊刻粗糙，收藏价值不大，目前在各地旧货市场上，经常可以见到此类“俗本”，往往已经无数淘选，几成书渣。对于这种“俗本”，初涉收藏的可选来作为“样品”，但随着藏书经验的丰富，对“俗本”的认知也会逐渐改变。

用塑料保鲜膜裹起来，效果跟塑封差不多，包保鲜膜，放到箱子里或者书架上。这主要跟书籍用纸的酸性有关，也跟你的保管条件有关。你会发现，放在一起的书不是每本都泛黄的，就是这个道理。 用牛皮纸包书皮是个比较好的办法。实践告诉我，用牛皮纸包书皮至少可以使新闻纸的书籍封皮保持20年不泛黄，内页也相对洁白。另外就是避免放书的地方被阳光直晒，干燥、通风、少灰尘。南方的潮湿天气，是书籍存放的大敌，防潮很重要。香薰有帮助。每天拿鸡毛掸子掸掸灰，书柜和书籍之间的空隙我就用纸铺上一层，这样也可以防灰防晒，效果不错。还有就是经常翻动，给书本们搬搬家。书是拿来看的，所以不喜欢封箱。每天拿鸡毛掸子掸掸灰，书柜和书籍之间的空隙我就用纸铺上一层，这样也可以防灰防晒，效果不错。还有就是经常翻动，给书本们搬搬家。书是拿来看的，所以不喜欢封箱。隔段时间，拿出来晒太阳应该有适合你 你试下吧 应该行的

古籍善本本身蕴含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价值,因此它是我国民族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应该被好好的珍藏。近年来,对于古籍善本的收藏也成为众藏家非常青睐的一件事情。那么古籍善本收藏如何正确保存呢

钱梅溪《（浮生六记卷五）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原件

对爱好古籍善本收藏的藏家来说，在收藏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正确保存藏品，如何妥善地保护好书籍，延长书籍的寿命。对此，业内专家特别强调要注意防虫和除污。致力于民间藏品出手渠道建设一八二一四七三零七五三讼壬/p>

不管是古籍善本还是平时我们所使用的书本，放久了都会引来小虫子，严重缩短了书的使用寿命。藏家必须保证书籍表面的清洁干燥，放置的位子也应该保持通风良好。此外，藏书温度最好保持在6-20度左右，湿度则应该保持在50%-60%之间。对于这些古书籍，平常要时不时地挪动一下，并定期翻动。

在除污方面，古籍善本收藏沾染上污迹不仅会缩短书的寿命，而且还会影响看书的效果。书籍如果沾上油迹，可以在油迹上面放一张吸水纸便可以把油分吸尽。如果混上墨水迹，可以在染有墨水迹的书页上下边各垫上一张吸水纸，再用20%的双氧水溶液或高锰酸钾溶液浸污斑去除。对于霉斑，则可用棉花蘸上氨水擦拭。此外，由于人为翻动，最常见的污迹便是手指印，去污时可以先用肥皂蹭去手指印，再用湿布擦去肥皂迹，最后在书页间衬上吸水纸，把水吸干。致力于民间藏品出手渠道建设一八二一四七三零七五三讼壬/p>

书的别称

　　百城：《北史·李孝伯传》：“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称藏书富者为拥“百城”。

　　书田：以耕田喻读书，所以书也称“书田”。典故出自《王迈·送族侄千里归漳浦诗》：“愿子继自今，书田勤种播。”

　　经笥：经，经书，泛指最重要的有指导性的著作；笥，装书的箱子。《后汉书·文苑传·边韵》：“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又《徐陵·晋陵太守王励德政碑》：“学则经笥，文为世珍。”后人用“经笥”代好书多，用“腹笥”喻博学。

　　万卷：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喻博学，后人用以代指数量惊人的书。

　　灾梨枣：喻不好的文章、坏的书。古用梨木、枣木刻书，专刻质量差的文章，意思是让梨枣木受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使铅字倒霉。

　　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宋真宗《劝学文》：“读读读，书中自有千钟粟；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读读读，书中自有颜如玉。”封建时代常用来代指书籍。

　　五车：用五辆车载书，喻书多，语出《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

　　汗牛充栋：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表》：“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后人用“汗牛”、“充栋”或“汗牛充栋”来借代极为丰富的藏书。

　　丹铅：丹砂与铅粉，古代点校书籍时所用。明代杨慎集其考证诸书异同的著作即名《丹铅录》。后人亦用来借代经过点校或考证的书籍。

古代图书的两个别称

一、牙签

1、唐韩愈诗《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

2、南唐后主李煜诗《题金楼子后》：“牙签万轴裹红绡，王粲书同付火烧。”

3、清代鲍廷博诗《挽顾抱冲茂才》：“整整牙签万轴陈，林间早乞著书身。”

以上诗中“牙签”均指图书。

图书为何在古代又称之为牙签呢？这是因为古代图书早期形态多为卷轴，卷轴上悬挂的标签牌多用象牙或兽骨制作，以区别甲乙，利用检索，后遂指代图书。后来“牙签”的名让图书占有了。而古代的牙签则称之为“剔齿”、“剔齿签”、“剔牙杖”、“牙杖”、“挑牙”、“柳杖”等。

二、梨枣

1、清代袁枚《秋夜杂诗》之九：“吾少也贫贱，所志在梨枣”。

2、明代谈迁《北游录·上吴骏公太史书》：“饥梨渴枣，遂市阅户录，尝重研百里之外，苦不堪述。”

以上“梨枣”均指图书。

图书在古代称之为“梨枣”，源自中国的印刷术。梨树和枣树是最为理想的刻印材料，不仅品质符合刻板要求，而且取材容易。因而“梨枣”便成了图书的另一称呼。

书籍的别称：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没有书籍，人类文明将失去重要载体。本文要说说书籍本身的部件和成书过程中有关的别称。

一部书，就像人体一样，各个部位都有自己的名称。书的正面首页，称为“封面”，又叫“书面”、“封一”、“封皮”、“书皮”、“书衣”。封面的背面称为“封里”，又叫“封二”。书的后表层，称为“封底”，又叫“封四”，它们背面称为“封底里”，又叫“封三”。书籍被装订住的一边叫“书背”，又叫“书脊”。新式装订的书籍，一般印有书名、作者名、出版机构名称等。与书背相对的一边叫“书口”、“翻口”，线装书通常在这地方标注书名、卷数、页数等。在封面的后面有“衬页”，又叫“补页”，分为“双衬”和“单衬”。在封面或衬页的后面有“扉页”，古代称之为“护页”或“副页”。扉页的正面往往刊有书名、作者名、出版机构的名称；扉页的背面刊有图书版本记录等事项。扉页过后，才开始进入书的主体部分，书页上印有文字和图画的部分称为“版心”，不包括四周的白边。版心到书顶的一段空白称为“天头”，亦称“书眉”，通常在阅读时作眉批之用。版心到书根的一段空白称为“地脚”，与天头合称为“天地头”；版心到书背的一段空白称为“订口”。

书籍最重要的部分当然是“版心”。

正文的前面往往有“出版说明”、“编者的话”等。其后往往有“凡例”，又称“例言”、“发凡”，是说明著作内容、编纂体例的文字。“凡例”语出杜预的《春秋左传序》：“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国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凡例之后，一般是“目录”，又称“事目”、“总目”或“序目”，古代称之为“最凡”、“最目”，今天仍有沿用，是用来总括书的内容、提要和目次的。《周易·天官·司会》中曰：“凡在书契版图者之贰。”汉朝的刘玄作注说：“书，谓簿书契，其要凡也。”注释曰：“最凡，为计要之多少，以为契要。”孙治让的《周礼正义》上又说：“最凡与最目义同。”

目录之前或后是“序”，序也叫“叙”或“绪”，又称“序言”、“序文”、“序论”、“绪论”、“绪言”、“叙言”、“前言”、“前记”、“弁言”或“书首”。也就是发端之言，说在前面的话。《庄子·渔父》：“曩者先生有绪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谓。”释文曰：“绪言，犹先言也。”弁，是古代的一种帽子，所以人们就用弁言喻称序言。唐以后称简短的序为“引”。宋苏询父名叫“序”，询文因讳“序”而称“引”，后人沿用。因此序、引遂指同一文体。引亦称“引言”或“引文”。

书的正文又称为“本文”。其中不附加注解评点的正文称为“白文”，《朱子全书·易》说：“某自小时未曾识训诂，只读白文。”

很多书都有注解，特别是重要的古籍。这种对先秦经典作注释的工作始于汉代，这些注释称为“传”、“笺”。如《诗经》就是毛亨传，郑玄笺。开始“传”与“笺”都有它们的特定含义。传(zhuan音撰)，指阐明经义。笺有补充和订正传的意思。到了唐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注解，不仅解释正文，而且给前人的注解作注解，这种注解一般叫做“疏”或“正义”。

注解还称为“解”、“训”或“诂”。“解”、“训”都有解释之意，同时也是对古代典籍的注解。“诂”指用现代的话解释古代语言文字，也指古代语言文字的词的本义。“诂”常常与“训”连在一起，称为“训诂”或“诂训”。“故”通诂，所以也称“故训”、“训故”，都是对古言古义的解释。

注释还称为“章句”，即剖章析句的意思，后泛指书籍的注解。

注解除了有注、传、笺、疏、训、故、诂、解等称呼，后世又增添了许多双音词，其义也基本相同，如：“注文”、“诂语”、“注说”、“注述”、“注训”、“注脚”、“注疏”、“注解”、“注释”、“训注”、“训传”、“训解”、“训释”、“疏注”、“笺注”、“笺训”、“传记”、“传笺”等等。

正文的后面，大多有后记，亦称为“跋”、“书后”。它和序一样，是一种文体，由作者或他人撰写。往往由作者抒发写作过程中的甘苦或请后学或同仁作一评价。倘若这些跋是由编辑写的，这些跋称“编写”或“编后记”。一些书的后记后面还有“索引”，又称“备检”、“通检”、“引得”。它是把书刊中的项目或内容摘记下来，注明出处，按次序排列，以作备检。

我国远在纸张发明之前就已有了著述。那时书写的材料为“简”与“帛”。简是竹片或木片，称“札”或“牍”，后统称为简。把若干简编在一起的称“策”或“册”。帛是古代丝织物的统称，素是白色生绢，都是书写材料。《后汉书·宦者传·蔡伦》：“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嫌帛者谓之为纸。”清代俞樾《茶香室续钞·宋人书贴犹用竹简》说：“南宋初，士大夫书翰犹用竹简。”可见蔡伦造纸之后很长时间，还没完全淘汰竹简。因此，古时就用这些书写材料代指书籍。如：“竹帛”、“竹简”、“竹素”、“竹书”、“书策”、“简素”、“简策”、“简册”、“简牍”、“简编”、“编简”、“简籍”。如柳宗元《读书》诗：“竞夕与谁言，但与竹素俱。”杜甫《秋野》诗：“掉头纱帽侧，曝背竹书光。”清代陈梦宵《作书友人投笔志恨》诗：“我志原何许，逢人却乞怜。是非留竹简，方寸付苍天。”

简素还有个来历。汉代应劭《风俗通》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皆先书竹，为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今东观书，付素也。”后来就以“简素”称书籍。

简册、简策相同，既指书籍，又指史籍。如宋代曾巩《寄赵官保》诗：“素书谠言留简册，高情清兴入林泉。”谠言，正直的言论。

简编、简籍、编简亦指书籍。如韩愈《符读书城南》诗：“灯火稍可亲，简编可卷舒。”唐代陈元光《太母魏氏半径题石》诗：“清贞蜚简籍，规范肃门楣。”

书写用的竹简也叫“青简”、“汗简”。古时用竹简写书之前，先以火炙简使其出汗，使竹青易写，也不为虫蠹，名为杀青。所以称“青简”、“汗青”或“汗简”，也代指书籍、史册。如文天样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严复《和荆公<适意>》：“橙火年年作近邻，韦编汗简苦阵阵。”

前诗中的“韦编”一词出于《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韦指皮绳，古时用皮绳把写好的简编缀成册叫“韦编”。后来就称《易经》为韦编，进而又泛指一切古籍。“韦编三绝”即皮绳数断，可见翻阅之勤。

与韦编近似的还有“青编”，青编即“青丝简编”。这就是用青丝联缀成的竹简书，借指史籍，亦泛指书籍。

残旧的竹简称“枯竹”，亦代指古旧典籍。如汉代桓宽《盐铁论·利议》：“诸生无能出奇计，远图匈奴安边境之策，抱枯竹，守空言，不知趋舍之宜，时世之变，议论无所依。”

古时用帛写书，必先裁割成块，称为裂帛，后“裂帛”也成为书籍的代称。

帛有多种，白色的称素，浅**的称缣或绷素，常用以书写，因而也以“缃帖”、“ 缃素”、“ 缃缣”、“ 缃牒”、“ 缣素”、“ 缣缃”、“ 缣蒲”、“ 缣简”代称书籍。如明代高启《临顿里》诗有“旧史堆缃素”之句。王安石《和平甫舟中望九华山》诗：“当时备巡游，今不存缃缣。”骆宾王《上充兖州刺史启》：“颇游简素，少阅缣缃。”

缥(青色丝织品)和缃素，常作书套、书衣，称为“书帙”、“ 缥帙”、“缃帙”、“缃缥”、“缥缃”、“缥书”、“ 缥囊”、“简帙”、“青缃”，这些也都成为书籍的别称。如苏拭《南窗》诗：“西斋书帙乱，南窗初月升。”陈梦雷《赠臬宪于公》诗：“缥缃雄丽藻，韦布富经纶。”萧统《(文选)序》：“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于缃帙。”蔡有守《晦间嘱题蒹葭图》诗：“此间谁识凄凄意，写入青纲只是秋。”南朝梁简文帝《登城》诗：“小堂倦缥书，华池厌修竹。”

“瑶帙”是书套的美称，也代指书。如明代郑真《题长淮送别图赠吴兴阮文肃》诗：“归取家藏瑶帙看；吾翁亦有赠行诗。”

古时还有玉制的书籍封套称“瑶检”，亦代指珍贵书籍；如唐李峤《为何舍人贺御书杂文表》：“跪发珍藏，肃承瑶检。”

珍贵的书籍亦称“玉版”和“玉简”。它们的本意是指古代用以刻字的玉片，后作为珍贵典籍的代称。

古代用帛或纸写成的书，为了便于保存，常把它们装核起来，用木棒(也用金、玉、瓷、象牙)等物作轴，卷成束，称为一卷。所以书称为“卷”或“卷轴”。篇幅长的书分为数卷，所以卷亦指书籍的一部分，如上卷、第一卷等。以前说手不释卷，卷即书。有时也称书为“书卷”。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末触。”三万轴即三万卷。牙签即牙骨制成的签牌，系在书卷旁作为标识。因而“牙签”、“签轴”都成为书籍的代称。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诗中有“整整牙签饱蠹鱼”之句。古时还常常把数卷书卷成一束，用布帛或袋子装起来，叫做帙或函，即书套。所以“卷帙”、“签帙”、“签函”也代称书籍。如陆游《送猷讲主赴李明府姜山之招》诗：“贯花签帙压车辕，惟子穷探到本源。”

书籍怕虫蠹，恰有一种香草叫芸香，花叶皆有强烈的气味，放人书中可以避蠹驱虫，因而称书籍为“芸帙”、“ 芸编”或“芸签”。如明代高明《琵琶记·副末开场》：“秋灯明翠幕，夜案览芸编。”在这个戏里还有两句词：“黄卷看来消白日，朱弦动处引清风。”其中黄卷亦指书。杨明照在对《抱朴子》的校笺中说：“古人写书用纸，以黄蘖汁染之以防蠹，故称书为黄卷。”

选择底本。这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只是整理的一个工序，但在所有工序中是最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工序。古籍不论用哪种方法来整理，都必须尽可能选择好底本。而选择好底本，又需要具备多方面的学问。

影印：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由于具体影印是印刷厂的事情，有了底本就可以送印刷厂影印成书，所以有些人把它看得很简单。其实，光选择底本这件事就需要不少学问，有些影印本还要加标点，附校记，做索引，就更不容易了。

校勘：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最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除非找到古籍的原稿写定本，可以不必再作校勘外，要整理古籍就少不了做校勘。有时影印本也要做校勘附校记。同时，校勘这个工作做起来比较繁难，需要用上各种学问，因此要做好也最不容易。

辑佚：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是从类书、古注以及《永乐大典》中把已经佚失的古籍搜辑出来，虽不能恢复该古籍的全貌，至少能起豹窥一斑的作用。有些从《永乐大典》中搜辑的，还可以大体接近全貌。当然这不是整理古籍常用的方法，整理现存的古籍除发现有佚篇佚文外，就用不到辑佚。

标点：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而且和校勘一样也是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不仅新整理出版的古籍都得施加标点，有些古籍影印时也得加上标点。标点这个工作，看起来比校勘简单一些，其实也需要学问，要做好并不容易。

注释：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但并不是常用的方法。有的古籍并不需要注释，有的已有合用的旧注释就不需要再做新注释，还有的分量太大而不可能作注释。注释当然要有学问，做出高水平的注释比自己写书更不容易。

今译：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注释工作的延续。要作今译的古籍比要注释的为数更少，其难度则并不亚于作注释。

索引：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但不是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有些索引附在古籍原书之后，有的则可脱离原书独立成册。有的索引做起来比较简单，有的则极为繁难，必须具有专门学问方能胜任。当今又有使用计算机技术编制古籍索引和全文数据库的，已取得可喜的成绩。

序跋：这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是整理的一个工序，但任何古籍在整理后都少不了这个撰写序跋的工序。当然，只有在做好其他工序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写出好序跋，但真正要写出好序跋，还得有更多的学问。

附录：这也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是整理的一个工序。有些古籍本来有附录，有些虽无附录，但有许多有用的材料可收集起来编成附录。如何收集、如何编都有讲究，不可等闲视之。

古籍整理的方法、工序一共有以上十项。古籍整理工作说具体点是要做这十项工作，或者可以说，这十项工作构成了古籍整理工作的全部内容。 一些珍贵的古籍善本，若沾上各种污渍将大大影响该书的收藏价值。因此，对各种不同的污渍应采用不同的除污方法，现简介如下，不妨一试：

除霉斑。用棉花球蘸上氨水或明矾水，轻轻地在书页的霉斑上擦拭，至除净后再用吸水纸吸干；也可用水和高锰酸钾冲浓汁，用毛笔将浓汁涂在霉斑处，等五六分钟后再用草酸水涂之，并用毛笔轻轻擦拭，如此数次能去除霉斑，最后用棉花球蘸上清水擦净。

除墨渍字迹。在染有墨渍字迹的书页下边，先垫一张吸水纸，再用20%的双氧水溶液或高锰酸钾溶液浸湿污迹，然后在书页上边放一张吸水纸，并压上重物，等干后墨水迹就会消失。如果用高锰酸钾溶液时留有褐斑，可以再用草酸或柠檬酸溶液除去。若书页上仅有一些字迹也可用褪色灵涂之即可。

除脏手指印。先用肥皂蹭去手指印，再用湿布擦去肥皂迹，最后在书页间衬上吸水纸，把水吸干；也可用棉花球蘸以温水冲兑的洗衣粉或洗洁精液轻轻擦拭，再用清水擦洗，最后将水分吸干。

除油迹。在油迹上放一张吸水纸，用熨斗轻轻地熨几遍，便可以把油分吸尽；也可用棉花球沾少许汽油或酒精轻轻擦除。

除苍蝇便迹和蚊虫污迹。用棉花球蘸上醋液或酒精，在苍蝇便迹和蚊虫污迹上轻轻擦拭，至除净污迹为止。

对于书籍上其他的一般污迹，只要用肥皂细心地擦拭，再用干净湿布轻轻抹净，然后在书页衬上吸水纸吸干水分，就基本上可以获得整旧如新的效果。 保存古籍我们一定要忌用化学胶水、化学浆糊、玻璃胶纸等修补古籍。

中国古籍的纸张，多采用天然原料的手工制纸，而现今通用的化学胶水、化学浆糊及玻璃胶纸对中国式纸张具有极强的腐蚀力，一般不隔多时，便会使纸张变质黄脆，触手即碎，故而绝不可用。正确方法应为采用天然面粉浆糊，调以麝香、花椒，可达到修复与避虫双重功能。如果藏家一时无法具备以上条件，也应宁可暂时不修，待请到行家里手，再行修复，绝不可仓促滥修，加厄典籍。

忌用洋纸夹衬古籍。

许多民国版本的拓片、字帖、纸墨拓工皆属精良，可版面之上却是黄斑累累，令人扼腕。这是因为民国时期的一些书贾作坊，贪求省惜工料费用，采用了一种叫做“油光纸”的纸张（当时流行的一种廉价的西式工业法制纸），作为字帖的衬纸。由于西式纸酸碱性不合量，具有一定腐蚀力，以致许多民国旧帖惨遭“黄斑之厄”。这一遗憾也使得当今的古籍藏家得出了一条教训，即：中国古籍必须远离一切西式纸张，二者隔离，方为上策。

忌用化学杀虫剂防杀蠹虫。

一些新手藏书家，因为惧怕蠹虫蛀毁古籍，便时常使用一些化学杀虫剂喷洒书橱，结果蠹虫猖獗如故，而古籍却反遭其害，黄斑遍布书身。惨痛之余，古籍藏家们也悟出一点，传统古籍的纸张极为“娇贵”，受不得任何化学品的侵害，而化学杀虫剂的腐蚀只会造成“爱而毁之”的结果。传统的正确防虫方法应为：在书橱中放置麝香、芸香或花椒（也可采用质量上乘的印度奇南香），以香气驱杀蠹虫，效果极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