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心亭看雪》是张岱的代表作，出自回忆录《陶庵梦忆》，写于明王朝灭亡以后。对故国往事的怀恋都以浅淡的笔触融入了山水小品，看似不着痕迹，但作者的心态可从中窥知一二。

文章首先交代看雪的时间、目的地、天气状况。时间是“崇祯五年十二月”，作者仍旧使用明代的纪年，说明在他心目中明代始终是没有灭亡的。西湖经历三天大雪后，人声鸟声俱绝，空阔的雪景使天地间呈现出一股肃杀的冷寂来。而作者偏偏选择此时去赏雪，可见他此时的心态及与众不同的情趣。

接着就记述了这次赏雪的具体经过。这天凌晨，作者划一叶小舟，独自前往湖心亭。一个“独”字，充分展示了作者遗世独立的高洁情怀和不随流俗的生活方式，而一人独行于茫茫的雪夜，顿生“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苏轼《赤壁赋》）的人生彻悟之感。此时湖上冰花弥漫，天与云与山与水，一片混沌。惟有雪光能带来亮色，映入作者眼帘的“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一痕、一点、一芥、两三粒，使用白描手法，宛如中国画中的写意山水，寥寥几笔，就包含了诸多变化，长与短，点与线，方与圆，多与少，大与小，动与静，简洁概括，人与自然共同构成富有意境的艺术画面，悠远脱俗是这幅画的精神，也是作者所推崇的人格品质，这就是人与自然在精神上的统一与和谐。

然后，作者笔锋一转，叙及在湖心亭的奇遇。此时此地此景，能够遇见游人，不能不说是奇迹，那两人也都“大喜”，感叹“湖中焉得更有此人”!酒逢知己千杯少，几人痛饮而别，“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白居易《琵琶行》）!作者写“两人”“大喜”，即写自己大喜，写“余强饮三大白”，即写两人畅饮，此处使用互文手法，使行文有变化。及写到“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才匆匆交代了友人的情况，这样写一方面是由于张岱是性情中人，最关注的是朋友之间在情致心灵方面的沟通，至于朋友的身份地位、官职爵里等世俗的问题并不在意；另一方面能够真实地体现作者喜极而悲的情绪变化，询问对方身份之时，也是彼此分别之时，有缘相聚实非易事，此刻一别也许就难以再见，这怎么能不叫人遗憾!最后，作者以舟子的话收束全文：“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舟子说作者“痴”，体现了俗人之见，但“痴”字又何尝不是对张岱最确切的评价呢？他痴迷于天人合一的山水之乐，痴迷于世俗之外的雅情雅致，作者引用舟子的话包含了对“痴”字的称赏，同时以天涯遇知音的愉悦化解了心中的淡淡愁绪。

全文笔调淡雅流畅，看似自然无奇，而又耐人寻味，西湖的奇景是因了游湖人的存在而彰显了它的魅力，写景与写人相映成趣。

二、问题研究

1．文中开头说“独往湖心亭看雪”，后来又写到“舟中人两三粒”，况且文章末尾舟子还出现了，这是不是矛盾？

这里并不是作者行文的疏忽，而是有意为之。在作者看来，芸芸众生不可为伍，比如舟子，虽然存在却犹如不存在，反映出他文人雅士式的孤傲。

2．写作方面，作为一篇游记，作者是怎样处理写景、叙事、抒情的关系的？

叙事是行文的线索，须用俭省的笔墨交代，如文中写“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是日更定，余拿一小船，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到亭上”，“及下船”，交待了作者的游踪。

写景是游记的表现重点，要抓住景物的特点，把景物最打动人的地方表现出来，景中含情。本文写雪景的一段，作者就抓住了夜色中雪景的特点，一痕、一点、一芥、两三粒，正是茫茫雪境中的亮点，作者以他准确的感受体会到简单背后的震撼力，宇宙的空阔与人的渺小构成了强烈的对比，景物因此有了内容。

湖心亭巧遇虽是叙事，但重在抒情。因意外遇到两个赏雪人而惊喜，短暂的相遇都很畅快，随之而来的分别不免伤感，但遇到志趣相投的人又让他释然。情绪的变化一波三折，但是都与“看雪”有关，是“看雪”行动的延伸。由从景的角度写景转变为从人的角度写景，将人与景有机地结合起来。人的参与，给有可能显得冷寂、单调的景物注入了生机。而人与景的融合，正是本文的特色。

练习说明

一、背诵课文，完成下列练习。

1．说说本文中描写西湖雪景的文字有什么特色。

2．文字简练单纯，不加渲染烘托，这种写作手法就是白描。体味本文所用的白描手法。

设题意图：背诵课文是为了培养学生学习古文的基本功，培养语感，巩固所学的文言词。要当堂完成。第1题是让学生对文言文的语言风格有所感知。第2题是为了使学生对白描这种写作手法有比较透彻的理解，教师可以不局限于本文，适当地多举几个例子，让学生明白白描手法不仅用于文言文，还可以用在现代文里，不仅可以写景，还可以写人。如果时间允许，还可以让学生当堂做白描的口头训练。

参考答案：

1．本文描写西湖雪景的文字简练自然，不事雕琢。

2．文中的白描能够抓住景物的突出特征，颇有韵味。一痕、一点、一芥、两三粒，高度抽象、概括，宛如中国画中的写意山水，寥寥几笔，传达出景物的形与神。

二柳宗元的《江雪》描写的也是雪景，也写到人的活动，体会它和本文在描写手法和表达感情上的异同。

江雪

柳宗元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设题意图是培养学生初步的比较阅读能力。这比《三峡》一课的比较阅读要求更高了。《三峡》一课是求同比较，本课是求异比较。

在描写手法上，《湖心亭看雪》主要使用白描，西湖的奇景和游湖人的雅趣相互映照。《江雪》主要使用烘托手法，景为人设。在表达的情感上，《湖心亭看雪》表达了作者清高自赏的感情和淡淡的愁绪，《江雪》表达了作者怀才不遇的孤独感。

三、课外搜集描写西湖的诗文，并互相交流。

设题意图是通过搜集描写西湖的诗文作品，开阔学生的视野，了解有关西湖的文化，提高学习兴趣。同时，还为学习“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怎样搜集资料”积累一些经验，教师可以对搜集资料的基本方法先做一些介绍。交流可以在完成教学内容以后进行，也可以放在课前进行，最好在课堂上完成。

春题湖上

白居易

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

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

碧毯线头抽早稻，青罗裙带展新蒲。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钱塘湖春行

白居易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饮湖上初晴后雨

苏轼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苏轼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秋山

杨万里

梧叶新黄柿叶红，更兼乌桕与丹枫。

只言山色秋萧索，绣出西湖三四峰。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杨万里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题临安邸

林升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望海潮

柳永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好事近西湖

辛弃疾

日日过西湖，冷浸一天寒玉。山色虽言如画，想画时难邈。前弦后管夹歌钟，才断又重续。相次藕花开也，几兰舟飞逐。

湖上

宋濂

为爱湖光好，一步一长吟。

黄莺见人至，飞起度湖阴。

题西湖钓艇图

唐寅

三十年来一钓竿，几曾叉手揖高官？

茅柴白酒芦花被，明月西湖何处滩？

入武林

张煌言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渐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以上诗词选自《西湖诗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钱唐湖石记

白居易

钱唐湖一名上湖，周回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笕。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先须别选公勤军吏二人：一人立于田次，一人立于湖次，与本所由田户据顷亩，定日时，量尺寸，节限而放之。若岁旱，百姓请水，须令经州陈状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与水。若待状入司，符下县，县帖乡，乡差所由，动经旬曰，虽得水，而旱田苗无所及也。

大抵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即濒湖千余顷田无凶年矣。自钱唐至盐官界应溉夹官河田，须放湖入河，从河入田。准盐铁使旧法，又须先量河水浅深，待溉田毕，却还本水尺寸，往往旱甚。即湖水不充，今年修筑湖堤，高加数尺，水亦随加，即不啻足矣；脱或不足，即更决临平湖，添注官河，又有余矣。

俗云：“决放湖水，不利钱唐县官。”县官多假他词以惑刺史。或云“鱼龙无所托”，或云“茭菱先其利”。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茭菱与稻粱之利孰多，断可知矣。又云“放湖即郭内六井无水”，亦妄也。且湖底高，井管低，湖中又有泉数十眼，湖耗则泉涌，虽尽竭湖水，而泉用有余。况前后放湖，终不至竭，而云“井无水”，谬矣。其郭中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利于人，与湖相通，中有阴窦，往往堙塞，亦宜数察而通理之，则虽大旱而井水常足。

湖中有无税田约十数顷，湖浅则田出，湖深则田没。田户多与所由计会，盗泄湖水以利私田。其石函南笕并诸小笕闼，非浇田时并须封闭筑塞，数令巡检，小有漏泄，罪责所由，即无盗泄之弊矣。又若霖雨三日已上，即往往堤决，须所由巡守预为之防。其笕之南旧有缺岸，若水暴涨，即于缺岸泄之。又不减，兼于石函南笕泄之，防堤溃也。

予在郡三年，仍岁逢旱，湖之利害，尽究其由。恐来者要知，故书于石；欲读者易晓，故不文其言。长庆四年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记。

西湖七月半

张岱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类看之。其一楼船箫鼓，峨冠盛筵，灯火优，声光相乱，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及童娈，笑啼杂之，还坐露台，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声歌，名妓闲僧，浅斟低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车，不衫不帻，酒醉饭饱，呼群三五，跻入人丛，昭庆、断桥，呼嘈杂，装假醉，唱无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

杭人游湖，巳出酉归，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队争出，多犒门军酒钱，轿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断桥，赶入胜会。以故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大船小船一齐凑岸，一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擦肩，面看面而已。少刻兴尽，官府席散，皂隶喝道去，轿夫叫，船上人怖以关门，灯笼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拥而去。岸上人亦逐队赶门，渐稀渐薄，顷刻散尽矣。吾辈始舣舟近岸，断桥石磴始凉，席其上，呼客纵饮，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面，向之浅斟低唱者出，匿影树下者亦出，吾辈往通声气，拉与同坐，韵友来，名妓至，杯箸安，竹肉发。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

湖心泛月记

林纾

杭人佞佛，以六月十九日为佛诞。先一日，阖城士女皆夜出，进香于三竺诸寺。有司不能禁，留涌金门待之。

余食既，同陈氏二生，霞轩、诒孙亦出城荡舟，为湖游。霞轩能洞箫，遂以箫从。

月上吴山，雾霭溟，截然划湖之半。幽火明灭相间，约丈许者六七处，画船也。洞箫于中流发声，声微细，受风若咽，而悄哀怨，湖山触之，仿佛若中秋。气雾消，月中湖水纯碧，舟沿白堤止焉。余登锦带桥，霞轩乃吹箫背月而行。入柳阴中，堤柳蓊郁为黑影，柳断处乃见月。霞轩著白袷衫，立月中。凉蝉触箫，警而群噪。夜景澄澈，画船经堤下者，咸止而听，有歌而和者。诒孙顾余此赤壁之续也。

余读东坡夜泛西湖五绝句，景物凄黯，忆南宋以前，湖面尚萧寥，恨赤壁之箫弗集于此。然则今夜之游，余固未袭东坡耳。夫以湖山遭幽人踪迹，往往而类。安知百余年后，不有袭我者，宁能责之袭东坡也。

天明入城，二生趣余急为之记。

（以上散文选自《古代散文鉴赏辞典》，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年版）

教学建议

一、本文用1课时完成。可以用10分钟让学生自读和初步背诵课文，对课文有一个整体印象。用15分钟和学生一起探讨文章内容，重点在于理解，不要讲解得过于琐碎。用15分钟处理练习题，突出文章的思想内容、写作手法、语言风格。用5分钟强化背诵。

二、本课的教学重点是在深入理解写景特点的基础上熟读成诵。本文写景的特点是使用白描手法，这是一种基本的写作方法，可以写景，也可以写人，教师要结合课文中的描写“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把这种手法的特征讲清楚，为了便于理解，还可以和“渲染”手法对比说明。

三、本课的教学难点是理解作者的精神世界，把握写景与叙事、抒情的关系。为了突破这一难点，教师可以对张岱的经历作简要介绍，这样学生才能够理解文中的淡淡哀愁，但不适宜讲得过深过细，点到为止即可。叙事与写景的关系也不宜讲得过深，讲清楚文中西湖的奇景和游湖人的雅趣相互映衬就可以了。

四、课后第三题也可以作为预习内容，在讲课之前先作交流，以引起学生的兴趣。

有关资料

一、参考译文

崇祯五年十二月，我住在西湖。接连下了三天的大雪，湖中行人、飞鸟的声音都消失了。这一天凌晨后，我划着一叶扁舟，穿着毛皮衣服、带着火炉，独自前往湖心亭看雪。（湖上）弥漫着水气凝成的冰花，天与云与山与水，浑然一体，白茫茫一片。湖上（比较清晰的）影子，只有（淡淡的）一道长堤的痕迹，一点湖心亭的轮廓，和我的一叶小舟，舟中的两三粒人影罢了。

到了亭子上，看见有两个人已铺好了毡子，相对而坐，一个童子正把酒炉里的酒烧得滚沸。（他们）看见我，非常高兴地说：“在湖中怎么还能碰上（您）这样（有闲情雅致）的人呢!”拉着我一同饮酒。我痛饮了三大杯，然后（和他们）道别。问他们的姓氏，得知他们是金陵人，在此地客居。等到（回来时）下了船，船夫嘟哝道：“不要说相公您痴，还有像您一样痴的人呢!”

二、诗的小品小品的诗——读张岱《湖心亭看雪》（吴战垒）

晚明小品在中国散文史上虽然不如先秦诸子或唐宋八大家那样引人注目，却也占有一席之地。它如开放在深山石隙间的一丛幽兰，疏花续蕊，迎风吐馨，虽无灼灼之艳，却自有一段清高拔俗的风韵。

张岱（1597—1689）继公安三袁之后，以清淡天真之笔，写国破家亡之痛，寓情于境，意趣深远，算得晚明散文作家中一位成就较高的“殿军”。他的代表作是小品集《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

张岱出身于官宦之家，明亡以前未曾出仕，一直过着布衣优游的生活。明亡以后，他曾参加过抗清斗争，后来消极避居浙江剡溪山中，专心从事著述。《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即写于他明亡入山以后。书中缅怀往昔风月繁华，追忆前尘影事，字里行间流露出深沉的故国之思和沧桑之感。他在《陶庵梦忆·序》中说：“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车旅螳穴，当作如何消受？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于此可见其著书旨趣及以“梦”名书之由。我们读《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在欣赏其雅洁优美的散文形象的同时，常常感到有一层梦幻般的轻纱笼罩其上，使意境显得深杳而朦胧。这是历史投下的阴影，它反映了这位明末遗民作家的思想弱点，也赋予他的文风以特有的色彩。

张岱的小品可谓名副其实的小品，长者不过千把字，短者仅一二百字，笔墨精练，风神绰约，洋溢着诗的意趣。人们常说散文贵有诗意，这是很对的；如果拿诗来作比，我觉得张岱的小品颇似唐人绝句。它以隽永见长，寥寥几笔，意在言外，有一唱三叹之致，无捉襟见肘之窘。取饮一勺，当能知味；我们不妨择一短章——《湖心亭看雪》（见《陶庵梦忆》卷三），试作一点粗浅的品尝。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

开头两句点明时间、地点。集子中凡纪昔游之作，大多标明朝纪年，以示不忘故国。这里标“崇祯五年”，也是如此。“十二月”，正当隆冬多雪之时，“余住西湖”，则点明所居邻西湖。这开头的闲闲两句，却从时、地两个方面不着痕迹地引逗出下文的大雪和湖上看雪。

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

紧承开头，只此两句，大雪封湖之状就令人可想，读来如觉寒气逼人。作者妙在不从视觉写大雪，而通过听觉来写，“湖中人鸟声俱绝”，写出大雪后一片静寂，湖山封冻，人、鸟都瑟缩着不敢外出，寒噤得不敢作声，连空气也仿佛冻结了。一个“绝”字，传出冰天雪地、万籁无声的森然寒意。这是高度的写意手法，巧妙地从人的听觉和心理感受上画出了大雪的威严。它使我们联想起唐人柳宗元那首有名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这幅江天大雪图是从视觉着眼的，江天茫茫，“人鸟无踪”，独有一个“钓雪”的渔翁。张岱笔下则是“人鸟无声”，但这无声却正是人的听觉感受，因而无声中仍有人在。柳诗仅二十字，最后才点出一个“雪”字，可谓即果溯因。张岱则写“大雪三日”而致“湖中人鸟声俱绝”，可谓由因见果。两者机杼不同，而同样达到写景传神的艺术效果。如果说，《江雪》中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是为了渲染和衬托寒江独钓的渔翁；那么张岱则为下文有人冒寒看雪作映照。

是日更定，余拿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

“是日”者，“大雪三日”后，祁寒之日也；“更定”者，凌晨时分，寒气倍增之时也。“拥毳衣炉火”一句，则以御寒之物反衬寒气砭骨。试想，在“人鸟声俱绝”的冰天雪地里，竟有人夜深出门，“独往湖心亭看雪”，这是一种何等迥绝流俗的孤怀雅兴啊!“独往湖心亭看雪”的“独”字，正不妨与“独钓寒江雪”的“独”字互参。在这里，作者那种独抱冰雪之操守和孤高自赏的情调，不是溢于言外了吗？其所以要夜深独往，大约是既不欲人见，也不欲见人；那么，这种孤寂的情怀中，不也蕴含着避世的幽愤吗？

请看作者以何等空灵之笔来写湖中雪景：

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中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这真是一幅水墨模糊的湖山夜雪图!“雾凇沆砀”是形容湖上雪光水气，一片弥漫。“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迭用三个“与”字，生动地写出天空、云层、湖水之间白茫茫浑然难辨的景象。作者先总写一句，犹如摄取了一个“上下皆白”的全景，从看雪来说，很符合第一眼的总感觉、总印象。接着变换视角，化为一个个诗意盎然的特写镜头：“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等等。这是简约的画，梦幻般的诗，给人一种似有若无、依稀恍惚之感。作者对数量词的锤炼功夫，不得不使我们惊叹。你看，“上下一白”之“一”字，是状其混茫难辨，使人惟觉其大；而“一痕”“一点”“一芥”之“一”字，则是状其依稀可辨，使人惟觉其小。此真可谓着“一”字而境界出矣。同时由“长堤一痕”到“湖心亭一点”，到“余舟一芥”，到“舟中人两三粒”，其镜头则是从小而更小，直至微乎其微。这“痕”“点”“芥”“粒”等量词，一个小似一个，写出视线的移动，景物的变化，使人觉得天造地设，生定在那儿，丝毫也撼动它不得。这一段是写景，却又不止于写景；我们从这个混沌一片的冰雪世界中，不难感受到作者那种人生天地间茫茫如“太仓米”的深沉感慨。

下面移步换形，又开出一个境界：

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

“独往湖心亭看雪”，却不意亭上已有人先我而至；这意外之笔，写出了作者意外的惊喜，也引起读者意外的惊异。但作者并不说自己惊喜，反写二客“见余大喜”；背面敷粉，反客为主，足见其用笔之夭矫善变。“湖中焉得更有此人!”这一惊叹虽发之于二客，实为作者的心声。作者妙在不发一语，而“尽得风流”。二客“拉余同饮”，鼎足而三，颇有幸逢知己之乐，似乎给冷寂的湖山增添了一分暖色，然而骨子里依然不改其凄清的基调。这有如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不过是一种虚幻的慰藉罢了。“焉得更有”者，正言其人之不可多得。“强饮三大白”，是为了酬谢知己。“强饮”者，本不能饮，但对此景，当此时，逢此人，却不可不饮。饮罢相别，始“问其姓氏”，却又妙在语焉不详，只说：“是金陵人，客此。”可见这二位湖上知己，原是他乡游子，言外有后约难期之慨。这一补叙之笔，透露出作者的无限怅惘：茫茫六合，知己难逢，人生如雪泥鸿爪，转眼各复西东。言念及此，岂不怆神!文章做到这里，在我们看来，也算得神完意足、毫发无憾了。但作者意犹未尽，复笔写了这样几句：

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读至此，真使人拍案叫绝!前人论词，有点、染之说，这个尾声，可谓融点、染于一体。借舟子之口，点出一个“痴”字；又以相公之“痴”与“痴似相公者”相比较、相浸染，把一个“痴”字写透。所谓“痴似相公”，并非减损相公之“痴”，而是以同调来映衬相公之“痴”。“喃喃”二字，形容舟子自言自语、大惑不解之状，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种地方，也正是作者的得意处和感慨处。文情荡漾，余味无穷。

这一篇小品，融叙事、写景、抒情于一炉，偶写人物，亦口吻如生。淡淡写来，情致深长，而全文连标点在内还不到二百字。光是这一点，就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当然，它所流露的孤高自赏和消极避世的情调，我们不应盲目欣赏，而必须批判地对待和历史地分析。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古语云，言而无文，行而不远。白居易的忆江南词从写成，流传至今，已是一千多年，而且还将一直流芳百世，那么这寥寥数语，文在何处？如何能“行”如此之远呢？

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在杭州呆了两年，后来又担任苏州刺史，任期也一年有余。在他的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应该说，他对江南有着相当的了解，故此江南在他的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当他因病卸任苏州刺史，回到洛阳后十二年，他六十七岁时，写下了这三首忆江南，可见江南胜景仍在他心中栩栩如生。

要用十几个字来概括江南春景，实属不易，白居易却巧妙地做到了。他没有从描写江南惯用的“花”、“莺”着手，而是别出心裁地从“江”为中心下笔，又通过“红胜火”和“绿如蓝”，异色相衬，展现了鲜艳夺目的江南春景。异色相衬的描写手法，在大诗人杜甫的诗里常常可见，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两种不同的颜色互相映衬，使诗意明丽如画。白居易走的也是这条路，从他的诗里也可见端倪，“夕照红于烧，晴空碧胜蓝”、“春草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因而江南的春色，在白居易的笔下，从初日，江花，江水之中获得了色彩，又因烘染、映衬的手法而形成了我们想象中的图画，色彩绚丽耀眼，层次丰富，几乎无需更多联想，江南春景已跃然眼前。

既是“能不忆江南”，那么杭州这个白居易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是什么给他的感受最深呢？古籍载：“杭州灵隐寺多桂。寺僧曰：‘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堕，寺僧亦尝拾得。”既然寺僧可以拾得，那么看起来，白居易做杭州刺史的时候，很有兴趣去拾它几颗，也似多次去灵隐寺寻找那月中桂子，正好欣赏三秋月夜的桂花。白居易是诗人，自然不乏浪漫的气质，在八月桂花暗飘香的月夜，徘徊月下，流连桂丛，时而举头望月，时而俯首细寻，看是否有桂子从月中飞堕于桂花影中。这是何等美丽动人的一副画面。一个寻字，而情与景合，意与境会，诗情画意，引人入胜。

也许，月中桂子只是传说，那么钱塘潮奇观确实是存在的。寻桂子不一定能寻到，潮头却是真正看得到的感受极深的景观。钱塘江自杭州东南流向东北，至海门入海。钱塘潮每昼夜从海门涌入，异常壮观。钱塘潮在每年中秋后三日潮势最大，潮头可高达数丈，正因为如此，所以白居易写他躺在他郡衙的亭子里，就能看见那卷云拥雪的潮头了，趣意盎然。上句写跑去寺里寻找那美丽的传说，下句写自己悠然躺在床上看澎湃的钱塘潮，一动一静，从中我们可以一窥作者内心蕴涵的种种心理活动，也许可以感受到杭州的难忘。

第三首，写的是苏州。吴酒一杯春竹叶，也许有人会说，竹叶青并非是吴酒啊，这是怎么回事呢？一来，竹叶是为了与下句的芙蓉对偶，二来，“春”在这里是形容词，所谓春竹叶并非一定是指竹叶青酒，而是指能带来春意的酒。白居易在另一诗里就有“瓮头竹叶经春熟”的说法，而且白居易所在的中唐时代，有不少名酒以春字命名，如“富水春”、“若下春”之类。文人大多爱酒，白居易应该也不例外，喝着吴酒，观“吴娃双舞”犹如醉酒芙蓉的舞姿。“娃”者，即是美女，西施就被称为“娃”，吴王夫差为她建的房子就叫“馆娃宫”。也许白居易这样写，就是出于对西施这位绝代佳人的联想吧。十多年后，他在洛阳，回忆起当年饮酒观舞，不禁叹道：“早晚复相逢？”。早晚，是当时的口语，意思就是何时。

三首词，从今时，忆起往日，最后又回到今天，从洛阳到苏杭，从今日直至十多年前的往事，今、昔、南、北，时间，空间都有极大的跨度。白居易身在洛阳，神驰江南，抚今追昔，无限深情地追忆最难忘的江南往事，使自己得到了一定的精神满足。而我们今日读此词，则因为白居易的出色描写，也能得到某种精神满足，不知当时白居易是写给自己回忆的，还是留待后人欣赏的，你觉得呢？

忆江南①

唐白居易

江南好，

风景旧曾谙。②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③

能不忆江南。

作者

772－846 ，字乐天，太原（今属山西）人。唐德宗朝进士，元和三年（808）拜左拾遗，后贬江州（今属江西）司马，移忠州（今属四川）刺史，又为苏州（今属江苏）、同州（今属陕西大荔）刺史。晚居洛阳，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其诗政治倾向鲜明，重讽喻，尚坦易，为中唐大家。也是早期词人中的佼佼者，所作对后世影响甚大。

注释

①据《乐府杂录》，此词又名《谢秋娘》，系唐李德裕为亡姬谢秋娘作。又名《望江南》、《梦江南》等。分单调、双调两体。单调二十七字，双凋五十四字，皆平韵。 ②谙（音安）：熟悉。 ③蓝：蓝草，其叶可制青绿染料。

品评

此词写江南春色，首句“江南好”，以一个既浅切又圆活的“好”字，摄尽江南春色的种种佳处，而作者的赞颂之意与向往之情也尽寓其中。同时，唯因“好”之已甚，方能“忆”之不休，因此，此句又已暗逗结句“能不忆江南”，并与之相关阖。次句“风景旧曾谙”，点明江南风景之“好”，并非得之传闻，而是作者出牧杭州时的亲身体验与亲身感受。这就既落实了“好”字，又照应了“忆”字，不失为勾通一篇意脉的精彩笔墨。三、四两句对江南之“好”进行形象化的演绎，突出渲染江花、江水红绿相映的明艳色彩，给人以光彩夺目的强烈印象。其中，既有同色间的相互烘托，又有异色间的相互映衬，充分显示了作者善于着色的技巧。篇末，以“能不忆江南”收束全词，既托出身在洛阳的作者对江南春色的无限赞叹与怀念，又造成一种悠远而又深长的韵味，把读者带入余情摇漾的境界中。

张籍《秋思》赏析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

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赏析

这首诗写的是人人意中常有之事，却非人人所能道出。作客他乡，见秋风而思故里，托便人捎信。临走时怕遗漏了什么，又连忙打开看了几遍。事本子平，而一经入诗，特别是一经张籍这样的高手入诗，便臻妙境。这在诗坛上并不是常有的。

当然以家书为题材的作品，在唐诗中也不乏佳作。象岑参的《逢入京使》：“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写作者戎马倥偬，路遇使者，托传口信以慰家人。杜甫的《春望》：“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写作者身陷安禄山占领下的长安，不知战乱中的家人是否安吉，切盼来书以慰远情。他们都用独特的技巧表达了思家的心情。这首诗与众不同的是寄深沉于浅淡，寓曲折于平缓，乍看起来，寥寥数语，细细吟味，却有无穷意味。

王安石《题张司业》诗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颇能道出这首诗的艺术风格和创作甘苦。诗以秋风起兴，这是自《诗经》以来常用的手法。秋风一起，北雁南飞，他乡羁旅，易触归思。例如刘禹锡的《秋风引》就曾说：“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我们再来看看诗人的历史，原来他本籍吴中(今江苏苏州)，这又使人想起晋人张翰的故事。据《晋书·张翰传》说：“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张籍与张翰异代同里，且俱宦游北方。张翰因预测到齐王司马冏即将作乱，知机引退，张籍未必有什么政治上的原因，但在见秋风而思故乡这一点上，却极其相似。他虽不能象张翰那样马上“命驾而归”，但却把一腔思乡之情倾泻在纸上。这种感物缘情的创作冲动，虽然用的是传统的手法“起兴”，但其中包括如许丰富的内涵，不能不是此诗的一个特色。

第二句“欲作家书意万重”，其中的“欲”字紧承“见秋风”。原来诗人的心情是平静的，象一泓清水。秋风乍起，吹起他感情上的阵阵涟漪。行文顺畅自如，一气流贯，然而句末“意万重”三字，忽又来一个逆折，犹如书法上的无垂不缩。因此这里诗人的感情并未顺流而下，而是向更深的地方去开掘。这种手法，看似寻常，实极高超。我们细玩诗意：诗人因见秋风而生乡思，于是欲作家书，可是千言万语，又不知从何写起。“意万重”，乃是以虚带实。刘禹锡《视刀环歌》云：“今朝两相视，脉脉万重心。”“万重心”、“万重意”，俱是极言思想感情的复杂。其中究竟有多少心意，每一个有生活经验的读者，都能体会得到。因为是“意万重”，这家书怎么写呢写了没有作者没有明言，让读者去想象，这就叫做含蓄不尽，耐人寻味。

三、四两句，又作转折。尽管“意万重”，无从下笔，但就文意看，家书还是写了，问题在于匆匆着笔，意犹未尽。“匆匆”二字，生动如画，既写了自己一方，也反映出捎信者一方。联系下文来看，那个捎信人是在行期在即时遇到的：也许就要上马、上船，即便不象岑参与入京使“马上相逢”那样急迫，总还是行色匆匆不能久停的。由于捎信人是这样行色匆匆，写信人不得不匆匆落笔。由于匆匆落笔，万重心意一下子很难表达清楚。在这种符合逻辑的描绘之中，诗人的急遽之情，匆忙之色，栩栩然如在目前。“说不尽”三字，也与上文“意万重”紧相呼应，由于“意万重”，所以才“说不尽”。而“意万重”也与“见秋风”引起的乡思相关联。黄叔灿《唐诗笺注》说：“首句羁人摇落之意已概见，正家书所说不尽者。‘行人临发又开封’，妙更形容得出。试思如此下半首如何领起，便知首句之难落笔矣。”说明下半首的起头与全诗的起句，环环紧扣，首尾相应。

结句更是造语入妙，写情入微，可称一篇之警策。近人俞陛云评论说：“已作家书，而长言不尽，临发开封，极言其怀乡之切。”又说：“此类之诗，皆至性语也。”(《诗境浅说续编》)所谓“至性语”，就是说写出了最真挚的人类共有的感情，而且达于极致。在结构上，上句说“匆匆说不尽”，下句说“临发又开封”，渲染足了“匆匆”的气氛。

由于此诗艺术上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因此前人给予极高的评价。林昌彝《射鹰楼诗话》说：“文昌(张籍字)‘洛阳城里见秋风’一绝，七绝之绝境，盛唐人到此者亦罕，不独乐府古淡足与盛唐争衡也。”一般论者以为诗到中唐，不足与盛唐争衡。但就此诗来看，截取日常生活中一个片段，挖掘到人物感情的深处，以淡语写至情，发纤浓于简古，诗风质朴，意境浑成，称之曰“七绝之绝境”，决不为过；与盛唐名家(如前举之岑参)同类之作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张籍(768-830)，字文昌，原籍吴郡(治今江苏苏州)，迁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贞元十五年进士，历太常寺太祝、国子监助教、秘书郎、国子博士、水部员外郎、主客郎中，仕终国子司业，故世称世称张水部、张司业。因家境贫困，眼疾严重，孟郊戏称“穷瞎张太祝”。与韩愈、白居易、孟郊、王建交厚。诗多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民生疾苦，颇得白居易推重，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张籍诗歌创作大致有3个时期。40岁前为早期。40-50岁为中期，其优秀乐府歌行作品多作于此期。50岁后为晚期。这时生活逐渐安定，除仍写乐府歌行外，多作近体诗。他的乐府诗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乐府”。诗中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各种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如《塞下曲》、《征妇怨》，另一类描绘农村风俗和生活画面，如《采莲曲》、《江南曲》。张籍乐府诗艺术成就很高，善于概括事物对立面，在数篇或一篇之中形成强烈对比，又善用素描手法，细致真实地刻画各种人物的形象。其体裁多为“即事名篇”的新乐府，有时沿用旧题也能创出新意。语言通俗浅近而又峭炼含蓄，常以口语入诗。他还着意提炼结语，达到意在言外的批判和讽刺效果。张籍的五律，不事藻饰，不假雕琢，于平易流畅之中见委婉深挚之致，对晚唐五律影响较大。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张籍诗集》。

1、《论语》：《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战国前期成书。全书共20篇492章，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2、《中庸》：儒家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

3、《孟子》：《四书 》之一。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为孟子、孟子弟子所作。最早见于赵岐《孟子题辞》：“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

4、《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经北宋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南宋朱熹又作《大学章句》，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5、《三字经》：中国的传统启蒙教材。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三字经》取材典范，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人伦义理、忠孝节义等等，而核心思想又包括了“仁，义，诚，敬，孝。”背诵《三字经》的同时，就了解了常识、传统国学及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中的做人做事道理。

　　孔子（前551 - 前 479）

　　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孔子是中华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的哲学思想提倡「仁义」，「礼乐」，「德治教化」，以及「均以民为体」。儒学思想渗入中国人的生活，文化领域中，同时与影响了世界上其它地区的一大部分人近两千年。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山东曲阜）人，出身于没落的宋国贵族家庭，刻苦好学。曾从事「儒」（贵族丧事赞礼者）的职业，中年时开办私学。一度出任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司寇等职，四年后因遭小人暗算，弃职，后率弟子周游列国，经十三年，晚年归鲁，继续讲学，整理古籍。《论语》20篇，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纪录。

　　孔子经常被认为是一种宗教的创始人，但这是不正确的。孔子及少谈论神，拒绝讨论来世，避免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他对人生的关系深刻了解，他的学说并不是他所创立的，严格来说，他只是及中华文化思想的大成者。他是一位重视个人的伦理道德和行为的现世哲学家。

　　孔子把「仁」和「义」视为道德的最高原则，他规范着高尚者的行为。「仁」在有些时候可以解释为「爱」，但我们最好将他理解为对人类的关心。「礼」是道德，礼节，规矩，传统等观点的总和。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虽然当时的统治者没有采纳孔子的学说，然而在他死后，儒家成为显学。但是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儒家学说遭到贬抑。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他采用法家的建议，下令「焚书坑儒」。以为这样就可以整齐学术，统一思想。然而，秦始皇的努力并不成功，在秦朝灭亡前夕，儒生们又开始宣讲儒家学说。西汉时期的汉武帝时代，儒家学说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中国科举制度，始于汉朝。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学生们对孔子礼教的理解程度。由于科举制度是步入仕途的唯一途径，所以由汉朝开始，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国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孔子的四书五经中打转。知识分子穷一生精力从事研究他的学说，一生都跳不出这个圈子。大大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中国的历史就是孔子思想的影响史。《四书五经》成了学校的教科书，每一个学生都必须熟记。古代哲人的教条，深深地植跟于人民的心中。由于这种儒学的熏陶，中国逐发展出一种和谐的社会生活，追求智识崇尚智慧的狂热，以及稳健的文化。中国虽经常遭受侵略，旦其文化不但能屹立不绕，而且还能同化异族。但是，儒学并不是万能灵药。他对于统治者来说，是一剂有效的灵药，能使他们的王朝尽量避免混乱和衰落的来临。但是，对于在求变求新的国际竞争压迫下，对于一国的发展，是个阻碍，那些维系个人和社会秩序的礼教，几乎使人无法动弹，而造成一套用不改变的模式。孔子的教条。彻底的限制了人类自然而充沛的冲劲。孔子的那些礼教实在太完美了，以致显得过分的严肃。在孔子的教条下，简直没有豪放和冒险，爱情和友谊也过分的受到桎梏。他使妇女一味服从，贬低了自己。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这一著名口号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五四”那批代表人物都是全盘否定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的。更有一种观点，认为“五四”以来在文化领域就开始了一种过激主义的“左”的倾向，似乎解放以后严重泛滥的“左”倾思潮，以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都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这使我有些不解。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外历史上多次启蒙运动采取尊古、复古的形式有所不同，是以鲜明的反传统形式出现的。因为从旧的思想、道德、文化中，不仅很难找到改革的基点或旗号，而且日益显示严重的障碍。而选定“孔家店”这个突破口，无疑有利于冲破旧的以封建政治、伦理秩序为核心的文化格局。然而，另一方面，那些代表人物并不是“全盘反传统”的，从胡适的著述中可以看到，他对孔子和朱熹都怀有敬意。又如当时对旧文化作激烈批判的另一位人物钱玄同，他曾一度主张废除汉字，但他在坚决反对学术、文化领域的专制主义时，又十分向往中国古人所幻想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宽阔而自由的世界。对于孔子本人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他们主要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利用儒家经典来箝制人的思想与个性。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是要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个性解放。“五四”运动并没有造成什么“文化断裂”或“思想危机”，而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起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

　　至于解放后一度愈演愈烈的“左”倾思潮，最后导致“十年动乱”的发生，恰恰表现为文化专制主义，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相背离的，而且另有国际国内的社会思想根源

　　书在古代中国有三种含义：作为文字的“书”（包括铭刻、书籍），作为档案的“书”（文书），以及作为典籍的“书”（古书）。20世纪70年代以来，先秦、秦汉简帛古书的大量出土，为反思此前先秦、秦汉学术史的研究提供契机，也使重新审视古代的知识系统和知识结构成为可能。> >　作为典籍的“书”并非自古有之，约在之际突然出现，并成为十分显著的现象。官学是它的源头。所谓官学，是官师政教合一的王官之学，是商周时代贵族政治的产物。在官学系统下，并无自由学术（即私学），学术由官府掌控。官学大致包括以下方面：（一）古代大部分官文书，即所谓的“典册”，由祝、宗、卜、史系统的官员掌守。其中祝、宗掌祭祀神祖，有相应仪文祀典；卜掌占卜，史掌天文历法、记录史事和官爵册命，有相应的占卜记录和史册谱牒。当时的学术主要集中于这一系统，特别是史官手中。（二）古代学术除集中于上述官守，主要集中于学校。当时贵族子弟所习课业有所谓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书、数是读写、计算技能的训练，属于“小学”；礼、乐、射、御，是“大学”的核心内容。（三）古代养生、烹调等技术主要是由宰、膳夫系统的宫廷内官掌守。（四）古代成文法的前身可能是某些王命。司士（负责刑狱之事）、司寇（掌管刑徒役作）掌法律，但法律由史官典藏。（五）古代的各种簿籍和图册可能由分管各级行政事务的官员，特别是司徒系统的官员（掌管土地民人）来掌守。（六）古代的农艺知识可能与司徒系统的农官有关。（七）古代的工艺知识可能与司工（即司空）系统的农官有关。> >　上述七种官学，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以天文、历算和各种占卜为中心的数术之学，以医药养生为中心的方技之学，还有工艺学和农艺学的知识，主要与今天所说的科学技术、宗教迷信有关；一类是以礼制法度和各种簿籍档案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知识。> >　在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春秋战国时代，官学下替就成为各种私学兴起的背景。比如，所传“六艺”之书包括筮占（《易》）、典谟训诰（《书》）、诗歌（《诗》）、礼仪（《礼》）、春秋（《春秋》），大体出于王官之学的第（一）、（二）类；墨家重视技巧，可能与第（七）类有关；阴阳家与数术有关，出自第（一）类的史卜系统；道家强调合天道、养性命，与第（三）类有关。实际上，春秋战国之时的诸子之学，从知识背景上讲正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诗、书、礼、乐等贵族教育为背景或围绕这一背景而争论的儒、墨两家，一类是以数术、方技等实用技术为背景的阴阳、道两家以及从道家派生的法、名两家。如将视野向后延伸，会发现秦汉以降的中国本土文化，也可分儒家、道家文化两大系统：儒家文化不仅以保存、阐扬诗书礼乐为职任，还杂糅刑名法术，与上层政治紧密结合；道家文化是以数术方技之学为知识体系，阴阳家和道家为哲学，民间信仰为社会基础，结合三者而形成，在民间有较大影响。> >　在了解官学下替及诸子学兴起背景后，我们会发现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往往只注意到从百家争鸣到儒家定于一尊的过程，很少考虑在先秦诸子之外还有以数术方技之学为核心的各种实用文化。就出土简帛古书的数量及覆盖面而言，数术类与方技类是其中最突出的类别。这对我们反思旧有知识体系大有帮助。> >　这里以数术类、方技类简帛古书为例，略述其价值。一则，数术类、方技类简帛古书的出土，极大丰富了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特别是对各种实用文化的认识，使我们直观感触中国文化的两条线索。二则，对哲学史的研究。在厘清诸子书的来源后，要跳出诸子看诸子：既要参考六艺之书以挹经注子，也要以数术、方技和兵书为解读线索。三则，对科技史的研究。数术涉及天文、历算、地学、物候学等，方技涉及医学、药剂学、养生术等，是中国古代“科技”的源泉（也是中国古代迷信的渊薮）。比如，“四大发明”的指南针源于式占，是数术家的工具；火药源于炼丹，炼丹又是方技家所为。四则，对宗教史的研究。关注点在于数术、方技与早期巫术的关系，以及道教产生的背景。道教不仅以数术方技作自己的知识体系，而且把老、庄之学当作其哲学表述。它与阴阳家及道家都有一定关系，但与道家，特别是道家的养生思想关系更密切。比如，道教所说的“神仙”，其实就是一种养生境界，推其源仍出于方技之学。> >　对简帛古书体例、分类的研究，是认识其意义、价值的前提。体例是对古书创作、阅读方式的理解，分类是以这种理解为基础建立的类型概念。> >　读古书当知古人著述之体例，对此余嘉锡的叙述最为精简。第一，古书的作者。用余嘉锡的话说，“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余嘉锡：《古书通例》（含《目录学发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按：凡援引余嘉锡论断，不特意标注者，均源自此书。。出土简帛古书证明了这一点：迄今尚未发现有题写撰人的。古书普遍书写撰人（即作者），开始于《隋书·经籍志》。第二，古书的年代。古书的作者既然难以确定，古书的年代自然也成问题。古书有“作者”（是创造发明者）、“述者”（继承保存者）、“撰著之人”（撰人是将古书选定、编定之人，著者是写书的人，他们比较接近今天所说的“作者”）之别，故古书（尤其是先秦、秦汉古书）的写作年代势必模糊不清。第三，古书的书名。古书有书名（大题）和篇名（小题）。书籍普遍书写大题可能是隋唐以来的习惯。余嘉锡说“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现已发现的简帛古书皆无大题，只有小题。官方藏书则有大题。今天所见简帛古书的书名，除一部分标明外，多是整理者依据古书命名原则（即多取首句二字以为书名）所后加。第四，古书的结构。古人著书，往往随作数篇，即以行世，所以多单篇别行。出土简帛书籍，很多是单篇，数术、方技类书尤其如此。与单篇别行相对应，是古书往往分合无定：即相同或相近的内容，可出现在不同典籍中，有时会形成分合无定的许多种书。第五，古书的真伪。古书真伪之辩，自古有之，至近现代而蔚为大观。真伪概念是相对“作者”而言，而“作者”实际又有不同含义，故真伪概念也势必大乱。余嘉锡说道，“不知古人著述之体例，而欲论古书之真伪”，往往会造成不少“冤假错案”。比如，《尉缭子》、《六韬》（或称《太公》）等古书多被视为伪书，但从银雀山汉简及八家廊汉简可知，这两部古书不仅不是伪书且成书年代较早。> >　李学勤主张参照《汉书·艺文志》对简帛古书进行分类。此处依循史书类入六艺的旧法，据李零研究将之归纳六类如下《汉书·艺文志》中《国语》、《战国策》、《太史公书》（《史记》）等史书归入“春秋”经下，是因为秦汉时代史学以经学附庸的面目出现，尚无独立地位；西晋荀勖作《中经新簿》（图书分类目录），将书籍分为四部，史学著作作为独立一类出现，至《隋志》始称之为史部。将史书类独立的作法，未能反映史部的发展历程。，简帛所见古书亦附入类目之中。> >　（一）六艺类（相当《汉志》“六艺”、《隋志》“经部”）。“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本来是教授贵族子弟的六门课，这些课是讲道德修养和技能训练。的“六艺”也是六门课：“诗”、“书”、“礼”、“乐”、“易”、“春秋”。不论“六艺”内容为何，它们原先都非书名，也不涉及读什么书，仅是某类书的类名。后人多将之视为书名，如《诗经》、《春秋》等，实际上是这类书的选本。六艺类又可分为三小类：经典类，如《诗》、《书》、《礼》、《易》、《春秋》等。简帛所见“诗”类有阜阳汉简《诗经》，“礼”类有武威汉简《仪礼》，“易”类有马王堆帛书《周易》等。关于“六艺类”典籍，新近简帛中有新发现。2008年10月22日，清华大学正式对外宣布，由校友捐赠，约2　100枚战国竹简入藏清华。这批简的年代为战国中期，属书籍类，内容大多与历史相关。这批简中有《尚书》，且是秦焚书前写本。《金》、《康诰》、《顾命》等篇目，有传世本，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都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之佚篇。清华简中还有一种编年体的史书，体裁和部分文句都很像《竹书纪年》，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至战国前期，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李学勤：《初识清华简》，光明日报网：gmwcn/01gmrb/2008-12/01/content_864238htm。传记类，亦即上述各书的传、记、说、解、训、诂、章句等。小学类，如《仓颉》、《史籀》、《急就》等书。简帛所见有阜阳汉简《仓颉篇》、居延汉简《急就章》等。> >　（二）诸子类（相当《汉志》“诸子”、《隋志》“子部”）。诸子书是战国古书的主体。汉代人把诸子百家概括为“六家”或“九流十家”。“六家”是司马谈《六家要旨》中所说，包括“阴阳”、“儒”、“墨”、“法”、“名”、“道”，《汉志》增补“纵横”、“杂”、“农”、“小说”，则为“九流十家”。先秦是否有这么多“家”或“流”且不论，至少“儒”、“墨”、“道”三家还是有的。故诸子类又可分四小类：儒家，如《》、《荀子》等（李零认为《论语》、《礼记》等应出经入子），简帛所见有八角廊汉简《论语》、《儒家者言》等；墨家，今仅存《墨子》；道家，如《》、《》，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老子》、《经法》等；其他，多与道家有关。> >　（三）诗赋类（相当《汉志》“诗赋”、《隋志》“集部”）。战国秦汉的诗赋，《汉志》所收，除《楚辞》、《文选》所录，《史记》、《汉书》所引，很多都已亡佚。它的“诗”是歌诗，是可按乐谱歌唱的诗，所录以汉代乐府歌诗为主；它的“赋”是辞赋，分四类，前三类是以、陆贾、荀卿为首的赋，第四类是作者不详或专题总集性质的赋。诗赋类下面分诗、赋两类。简帛所见诗赋类材料不多，简帛所见有银雀山汉简《唐勒》、尹湾汉简《神乌赋》等。> >　（四）兵书类（相当《汉志》“兵书”、《隋志》“子部”兵类）。《汉志》分兵书为四类：“权谋”以战略为主，带有综合性、理论性；“形势”以战术为主，带有专题性、实用性；“阴阳”是数术在兵学上的应用，侧重天文地理；“技巧”是攻城、守城之术，外加武器、武术研究。前两类是谋略，后两类是技术，可以反映出古代兵书的大致范围。简帛所见兵书以银雀山汉简为最，有《孙子兵法》、《兵法》等。张家山汉简《盖庐》属兵阴阳家类著作。> >　（五）数术类（相当《汉志》“数术”、《隋志》“子部”天文、历书、五行类）。《汉书·数术略》分数术之书为六类：“天文”、“历谱”是天文历算之学，其中“天文”还包括吉凶占验（星气之占），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等，以及阜阳汉简《天历》、张家山汉简《算术书》等；“五行”是日者（专门从事时日占验的人）之术，包括式法和各种选择之术，内容涉及“阴阳五行时令”（与历忌、择日有关）等，简帛所见有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本、孔家坡汉简《日书》等；“蓍龟”是卜筮之术，包括龟卜（用烧灼龟甲来占卜）、筮占（用摆蓍草来占卜）两类，是上述占卜之外最重要的占卜之术，王家台秦简《归藏》、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等；“杂占”是除星气之占、式占、龟卜、筮占之外的其他占法，主要是“占梦”、厌劾祠禳（驱鬼、除邪、禳福）等，简帛所见有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梦》篇、马王堆帛书《避兵图》等；“形法”是相术，以相地形、相地宅（类似后世的风水家）为主，也包括相人畜、相器物等，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相马经》、居延汉简《相宝剑刀》等。这六类可反映出古代数术的大致范围。> >　（六）方技类（相当《汉志》“方技”、《隋志》“子部”医方类）。《汉志》分方技之学为四类：“医经”是综合性的医书，偏重理论，其中脉学最为重要，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二脉灸经》、张家山汉简《脉书》等；“经方”是专题性医术，偏于应用，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武威旱滩坡汉简医方等；“房中”是讲房中交接之术等内容，简帛所见有《十问》、《合阴阳》等；“神仙”是“房中”以外的其他养生之术，包括服食（特殊的饮食法）、行气（也叫“服气”、“调气”，类于今天所说的“气功”）、导引（配合有呼吸方法的体操）等，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却谷食气》、《导引图》以及张家山汉简《引书》等。> >　上述六类，前三类偏重人文，后三类偏重技巧。前三类书一直备受学者看重，后三类书却很少有人关注，以至于有“有学无术”之局面出现。受旧有知识结构及知识背景影响，不仅前三类书研究中存在不少问题，也使后三类书的意义未能充分发掘。充分关注并利用简帛古书进行研究，将成为“重写”秦汉、先秦学术史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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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图书集成（其次是明朝的永乐大典）。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纂，历时9年成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整套书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的重要古籍（一部分被列为禁书），涵盖了古代中国的几乎所有学术领域。

整套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44类，其中也包括了《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周易》、《周礼》、《礼记》、《诗经》、《孝经》、《尚书》、《春秋》、《史记》、《尔雅注疏》、《说文解字》、《史记》、《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国语》、《水经注》、《战国策》、《本草纲目》、《茶经》等其他经典著作，还有日本、朝鲜、越南、印度以及来华欧洲传教士的一些著作，为后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较完善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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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的编纂

清乾隆38年（1773年）2月朝廷设立了“四库全书馆”，负责《四库全书》的编纂，由乾隆皇帝的第六个儿子永瑢负责，任命皇室郡主于敏中为总裁，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为副总裁，召著名学者纪昀为总纂官开始编纂这套卷帙浩繁的丛书。陆锡熊、孙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晋涵等其他学者也参与了编纂。曾参与编撰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学者达到3600多人，而抄写人员也有3800人。

《四库全书》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征收的流通图书、清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珍本善本。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