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古籍包罗万象，涉及人文领域的古籍是推动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古籍整理是基础性工程、综合性工程

一般说来，古籍整理就是对古籍进行标点、校勘、注释或者影印。与从前的私塾教育相比，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基础教育中旧学的部分有所削弱，大部分人对于古代文献接触较少，所以需要对古籍进行新式的标点和校勘以及注释、翻译，既有利于广大读者阅读，也为文史研究提供基本的文献资料。整理古籍的过程，也是对古代文献所反映的思想进行理解和消化的过程。对古籍中一个字、一句话的理解不准确，后续的研究就可能出现偏差。以汉代王充的《论衡》为例，一位前辈学者在其著作中认定《论衡》的某些思想是唯物的、某些思想是唯心的，裘锡圭先生的《读〈论衡〉札记》从文字学角度深入分析相关字、句的意义，得出的一些结论与那位前辈截然相反。学术研究是一个整体，作为基础性研究的古籍整理与对某部作品、某位作家的研究是相互呼应、相互配合的两个环节，不应该有高低之分。

中国的古籍包罗万象，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涉及人文领域的古籍是推动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仅就道德而言，从个人品德到社会公德，以至维系社会和谐稳定，古籍里都有所涉及。从这个角度看，古籍整理不仅是一项基础性工程，而且是一项综合性工程。

我们要尊重学术工作的特点，按学术规律办事，不能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研究

从整体上看，建国以来的古籍整理工作发展是健康的。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领导同志的关心下，中华书局组织点校出版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和《清史稿》，为后来的古籍整理工作开了一个好头。上世纪80年代，最有价值、最有分量的古籍整理工作要数全国高校古委会规划组织的“九全一海”，即《两汉全书》《魏晋全书》《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戏曲》《全明诗》《全明文》《清文海》等10部断代诗文总集的整理。这项工程有系统性、有目的性地把历代的主要诗文都涵盖进来，对于研究每个朝代的文化是重要的基础典籍。在普及方面，全国高校古委会组织了全国高校20个古籍研究所的专家，用近10年时间编写了一套《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精选从先秦到晚清的134部文史名著进行注释、翻译和解题，对普及传统文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这几项成就的基础上，今后的古籍整理工作要把精力放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要典籍的进一步整理，把标点、校勘、注释做得更准确、更深入，使之成为经典，能够流传后世，多年来很多学者都在为之努力;二是要推动海外汉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我们把很大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近年，在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领导、规划下，古籍出版工作开展得很有章法，取得了突出业绩。全国20多家古籍出版社有个联合体，简称“古联体”，在新闻出版总署的统筹下承担了主要的古籍出版任务，出版了很多好书。但不容忽视的是，现在的古籍整理工作中有一股浮躁的作风。有些整理者没有古籍整理的基本功，也没有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经验，就开始整理古籍，甚至主持重大项目，这样整理出来的古籍质量一定没有保证。有些重大项目，不经充分的专家评议、论证，就轻易上马，造成了巨大的资金浪费和荒唐的学术行为。我们讲“学术独立”，就是要尊重学术工作的特点，按学术规律办事，不能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研究，作出草率的决策。

海外所藏汉籍具有很高的版本、文献价值，应该把有价值的古籍影印复制回来，推动学术研究发展

宋元善本古籍的主体部分在中国，但海外所藏汉籍也具有很高的版本、文献价值。像日本收藏的1000部左右宋元版汉籍，有相当一批是孤本；或者是同一种书，日本藏的版本更早；或者是同一版本，日本藏的是全本，而国内只有残本。比如元代彭寅翁刻《史记》，现在世界范围内存9部，大陆和台湾有5部，日本有4部，9部中只有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和天理图书馆所藏的两部是全本。再如北宋刻本《史记》世界仅存3部，日本大阪的杏雨书屋藏本与北京国家图书馆、台湾傅斯年图书馆的藏本不是同一版本。这些有价值的古籍通过各种途径流传出去，原本回归已经基本不可能了，但我们应该关注这些汉籍的情况，把有价值的古籍影印复制回来，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相关工作，日本宫内厅藏68种宋元版汉籍的影印本即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日本国会图书馆、内阁文库（国立公文书馆）藏本的影印工作也已经完成，今后逐步扩大日本各藏书机构汉籍影印工作。此外，《美国图书馆藏宋元版汉籍图录》即将出版，也是由我们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正在有序进行。

海外汉籍整理并非简单地影印复制，存在着多重困难:首先是人才队伍建设，需要一批既懂古籍又懂外语的专业人才，对海外汉籍进行版本鉴定和影印整理工作，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的144种宋元版汉籍中，经我们鉴定、考证后，有4种不是宋元版，而是明版；第二是经费支持，国外有的藏书机构需要支付较高的复制费用；第三是需要与海外各藏书机构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以便于工作的顺利开展。

　　《诗集传》

　　《诗集传》是一部有影响的《诗经》旧注，这不仅由于它的作者朱熹是宋代有名的大儒、理学的集大成者，更由于它能打破前人成说，探求诗篇本意，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通俗简明的《诗经》读本。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遯翁。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曾任地方官多年，又数次被朝廷征召，任秘阁修撰等职。晚年徙居建阳考亭（今福建建阳县西南），又主讲紫阳学院，故又别称考亭、紫阳。他一生致力于理学的研究和文献的整理，《诗集传》就是他整理古文献的一部重要著作。

　　朱熹作《诗集传》的时间，前人已有考证，本来不存在什么问题。但现在最容易见到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排印本“用别本增补了宋本失去的序文”（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出版说明》），而序作于淳熙四年丁酉（1177年），似乎这就是今本《诗集传》成书之时。其实并非如此。朱熹注《诗经》，前后有两个本子，开始时，他沿用汉唐以来的传统说法，依据“诗序”解诗，大约于淳熙四年完成，这是旧本《诗集传》，今已不传。后来他觉察到用“诗序”解诗“多所未安”（《晦庵集·答潘文叔书法，于是“改从郑樵之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从诗篇本身中求其含义；据清人王懋竑考证，这个本子作于甲辰（1184）年以后，完成于丁未（1187）年以前，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诗集传》，也是后人评论及本文介绍的对象。至于上海编辑所排印本所增补的序文，“乃先生丁酉岁用小序解诗时所作”，是“诗传旧序”（《诗传遗说》朱鉴注），后来修成的新本《诗集传》本来是没有序文的，因此，把那篇旧序说成是今传宋刊本“失去”的而加以增补，是不妥当的。

　　《诗集传》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打破了盛行千余年的“诗序”的束缚，而从诗篇本身中探求其原意。所谓“诗序”（分为大序、小序），是附列于《诗经》每篇前面解说诗篇意旨的一般说明，为汉代毛公传授的毛诗中所独有。它是对《诗经》的一种解说，现在一般认为出于汉人之手，穿凿附会之处极多。“诗序”列在诗篇前面，本身就会造成“未读经文先读诗序，序乃有似诗人所命之题，而诗文反若因序而作”（《经义考》吴澄语）的误解，再加上经师们把“诗序”说成是孔子、子夏等圣贤所作，当作解诗的依据，其结果，诗篇本身的含义反而被遮盖、歪曲了。到了宋代，郑樵首先作《诗序辨》，剥除了“诗序”的神秘色彩，指出它不过是经师们的一种解说。朱熹进一步考证，辨析“诗序”得失，在历史上第一个摈弃“诗序”解诗的传统，只从诗篇之中探求本意，其开创之功是极为巨大的。他所主张的不受前人成说的束缚，“只将四字成句的诗读却自分晓”（《诗传遗说·陈文蔚录》），是理解、研究《诗经》的正确方法，在今天也有很大意义。

　　由于《诗集传》摈弃了“诗序”的曲解，而从诗中探求本意，所以得到了许多正确的解释。例如看到了《诗经》中有征夫怨妇之诗，认为《唐风·葛生》是写“妇人以其夫久从征役而不归”的心情，《鸨羽》是“民从征役而不得养其父母，故作此诗”；这比“诗序”所说的“刺晋献公也”“刺时也”，显然更为合理。他还看到其中有爱情诗，认为《邶风，静女》是“*奔（朱嘉对自由恋爱的蔑称）期会之诗”，《卫风·木瓜》是“男女相赠答之词”；而“诗序”认为是“刺时也”、“美齐桓公也”，则完全是曲解。

　　“诗序”是解释《诗经》流传已久的传统观点，朱熹破除“诗序”，就引起了宗序、驳序两派的长期争论，还争论《诗经》中有没有爱情诗（他们称作“*诗”），不过他们大多数是从封建教化观点、从维护正统儒家学说出发的，不是为了探求诗篇本意，这里不加

《聊斋志异》是中国清朝初年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它以写花妖狐魅、畸

人异行著称于世，奇特诡谲的故事情节，异彩纷呈的人物形象，不同流俗的美学

理想，构成《聊斋志异》的独特风格。它既是中国文学的瑰宝，更是世界文学的

明珠。作者蒲松龄无愧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巨人。

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字留仙，

号剑臣，别号柳泉居上；山东淄川县（今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人，他的家族，

明万历以来也曾“科甲相继”；但至蒲松龄时代，“为寡食众，家以日落。”

（《述刘氏行实》）分居后，蒲松龄“数椽风雨之庐，十亩荆榛之产；卖文

为活，废学从儿；纳税倾囊，愁贫任妇。”（《呈石年张县公俚谣序》）十九岁，

“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

（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此后则屡挫于乡试，以岁贡终老。他一生，除

了去扬州府宝应县充当幕宾一年，均设帐于缙绅之家；而在同邑西铺毕际有家时

间最长，设馆三十年，七十岁才归老家居。七十六岁辞世。蒲松龄出生前一年，

即崇帧十二年正月，第五次入关的清兵攻被济南，积尸盈城；血腥洗劫殃及齐鲁。

崇祯十七年，清兵再次入关击溃李自成，建立清王朝，镇压各地抗清力量；

压域黑云弥漫全国。然而在兵连祸结之中，明中叶以后萌发的民主启蒙思想依然

向前发展。清初，王夫之、黄宗轰、顾炎武、唐甄等人继续批判宋明理学，思想

上闪现出更多的民主性光芒。历史的灾难、时代的思潮以及个人的遭遇，这一切

对蒲松龄的思想和创作，必然有所影响，蒲氏狂痴招尤，孤愤著书，正是时代使

然。

其思想积极用世，憧憬仁政；他希望赋役征收应当。“念民膏”，刑名出入

应当“得民情”，工役兴作应当“惜民力”，（代孙蕙作《放生池碑记》）黑暗

的现实虽然“罔念夫民命”，然而蒲松龄则终生坚持“利民济物”的理想。他睥

睨邪恶，摆脱世俗的羁绊，追求心灵的自由，将自己的人生理想写入《聊斋志异

》。

清初人民饱经兵燹战乱，其心灵创伤尚未平复。《聊斋志异》有不少篇目，

隐约曲折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劫难。举凡明末北兵入寇的“齐地大乱”、“济南

大劫”，请初的……姜瓖之变“、”三藩之乱“、”谢迁之变“、”于七之难

“，《聊斋志异》都曾触及，虽然含蓄迷离，但都倾向鲜明：诅咒兵连祸结，悼

念受害人民。怀着对人民的深切同情，《聊斋志异》更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整个社

会，斥之为”强梁世界“（《成仙》）。

在这个社会里，“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促织》）；封建官府像阴司

一样暗昧（《席方平》）；高级官僚恶德满盈（《续黄粱》），下级官吏鄙琐贪

婪（《梅女》），衙门公役则“无有不可杀者”。（《伍秋月》）；至于地方豪

绅，更是依财仗势，横行乡里，《聊斋志异》刺贪刺虐，全无畏忌。

明清两代用八股取士，以强化其政治统治。蒲松龄五十一岁才放弃应举，虽

然他还不能自觉地否定这个制度，然而他却能从旧垒中反戈一击，揭露科举的弊

端与丑恶。《聊斋志异》有相当数量的篇目，以嬉笑怒骂之笔讥刺科场衡文不公

以及贿赂公行。司衡无目，盖因帘内诸官只熟悉八股滥调，不谙德业文章，无能

识别真才（《司文郎》、《贾奉雉》）。

学官贪冒，则不仅“学使之门如市”（《神女》），而且“考弊司”竟定例

割髀肉为蛰（《考弊司》）。读书人对此却帖耳忍受，心无愧耻；幸进者则

高官厚禄，作威作福（《续黄粱》），失意者则嗒然若死，如饵毒之蝇（《

王子安》）。蒲松龄晚年诗作《历下吟》写省城试士的丑态，不禁慨叹：“此中

求伊周，亦复可侧怆。”《聊斋志异》抨击科举的作品，也部流露出此种侧怆的

心情。

《聊斋志异》各类题材的作品部有自己的审美追求，其中描写婚姻爱情的作

品表现得尤为鲜明。在蒲松龄那个时代，封建的因袭观念大部开始动摇，“甚至

骨肉之间，亦用机械，家庭之内，亦蓄戈矛”（《为人要则》）。《聊斋志异》

描写家庭纠葛的作品，往往把青年一代视作冲决封建札教的主要力量。封建社会

鄙视妇女，《聊斋志异》却以大量篇目，塑造了许许多多天生丽质，从不同角度

展示她们的美好情操和过人才能。例如：颜氏之才，乔女之德！翩翩之仙，葛巾

之神；婴宁的天真，蕙芳的纯朴；素秋的淡泊，黄英的通达；娇娜的洒脱，青凤

的痴情；等等。她们人各一面，全非世俗男子所能比拟，封建社会严男女之大防，

《聊斋志异》则借助浪漫主义的奇想，赋予青年男女以极大的互爱自由。作品认

为：“礼缘情制；情之所在，异族何殊焉”（《素秋》）：“天下惟真才人为能

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瑞云》）。作品呼唤真情，反对“以礼节情”，因

而对知己相爱或钟情不移者备加赞扬，而对虚伪矫情或欺骗爱情者则予以谴责。

作者意识到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因而确认男女婚姻，“此自百年事，父母止

主其半”（《青蛙神》）。

作品所赞扬的大多是自媒自主的婚姻；这在当时不是已经存在的现实，而是

应该实现的理想。蒲松龄的审美情操，的确高人一等；纵然杂有些微糟粕，毕竟

瑕不掩瑜。

《聊斋志异》近五百篇，举凡天上人间、域内海外的诸般异闻，鸟兽虫鱼、

草木竹石的荒怪变幻，民俗风习、自然灾害的趣闻琐谈，都在包罗之列。

以上所述，仅其荦荦大者。

《聊斋志异》把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创作艺术推向顶峰，前人称它为“空前绝

后之作”。其主题境界既高出晋之志怪、唐之传奇，而笔墨命意更非后世续书所

能比拟。它的艺术成就，既是蒲松龄借幻异故事寄托自我情志的创新，又是中国

文学优秀传统的发扬。

作为“孤愤之书”，浓烈的感情色彩和超俗的审美追求，为《聊斋志异》创

作艺术的主要特征。作者在创作时，往往驰想天外，神与物游：“遄飞逸兴，狂

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聊斋自志》）这种感兴飞动的激情，恰足

以表现幻异小说的奇诡。在各类作品中，既有金刚怒目的愤激，也有童心展现的

温情；既有口诛笔伐，也有幽默讽嘲。诸般幻异故事，都具有叩人心弦的艺术魅

力。《聊斋志异》的问世，使得一度沉寂的中国文言小说重现光辉，在艺术上取

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实质是在发扬中国文学优秀传统基础上的艺术创新。蒲松

龄有丰厚的文学修养，他不仅“用传奇法，而以志怪”，而且自觉地发扬楚骚的

创作精神。其《聊斋自志》谓：“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

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聊斋》为文，狂狷傲世，不

遵矩度，盖亦步武楚骚，直抒胸臆，不择好音。《聊斋志异》每于篇后仿《史记

》的“太史公曰”，添加“异史氏曰”论赞一段，把艺术具象的意蕴径直的表达

出来。全书有“异史氏曰”

近二百则，为数之多，用意之深，均不同于唐传奇偶尔加入的议论体例。这

一形式的采用，是对《史记》美学思想的自觉发扬。盖蒲松龄“长命不犹”、

“仅成孤愤之书”与司马迁“意有所郁结”、“发愤之所为作”，两者之间

有其相通会意之处。鲁迅先生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聊斋》

则把楚骚的艺术传统用之于小说，遂使中国文言小说艺术再生奇葩。蒲松龄的这

种创作精神，在今天仍有可资借鉴之处。

朱其铠

一九九二年二月

聊斋自志

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1] ；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2]自鸣天籁，

不择好音，有由然矣[3]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4] ；逐逐野马之尘，罔两

见笑[5]才非干宝，雅爱搜神[6] ；情类黄州，喜人谈鬼[7]闻则命笔，遂以成

编[8]久之，四方同人[9] ，又以邮筒相寄[10]，因而物以好聚[11]，所积益夥。

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断发之乡[12]；睫在眼前，怪有过于飞头之国[13]

遗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14] 展如之人，得毋向我胡卢耶[15]？

然五父概头，或涉滥听[16]；而三生石上，颇悟前因[17] 放纵之言，有未

可概以人废者[18] 松悬弧时[19]，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20]，偏袒入室[21]，

药膏如钱，圆粘乳际。寤而松生，果符墨志[22] 且也：少赢多病，长命不犹[23]

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24] 每搔头自念：勿亦面

壁人果是吾前身耶[25]？

盖有漏根因，未结人天之果[26]；而随风荡堕，竟成藩溷之花[27] 茫茫六

道[28]，何可谓无其理哉！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29]

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30]；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

间乎[31]！

康熙己未春日[32]

据《聊斋志异》手稿本

唐序

谚有之云：“见橐驼谓乌肿背。”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矣。大人以目所见者

为有，所不见者为无。日，此其常也，倏有而倏无则怪之。至于草木之荣落，尾

虫之变化，倏有倏无，又不之怪，而独于神龙则怪之。彼万窍之刁刁，百川之活

活，无所持之而动，无所激之而鸣，岂非怪乎？又习而安焉。

独至于鬼狐则怪之，至于人则又不怪。夫人，则亦谁持之而动，谁激之而鸣

者乎？莫不曰：“我实为之。”夫我之所以为我者，目能视而不能视其所以视，

耳能闻而不能闻其所以闻，而况于闻见所不能及者乎？夫闻见所及以为有，所不

及以为无，其为闻见也几何矣。人之言曰：“有形形者，有物物者。”

而不知有以无形为形，无物为物者。夫无形无物，则耳目穷矣，而不可谓之

无也。有见蚊腹者，有不见泰山者；有闻蚁斗者，有不闻雷呜者。见闻之不同者，

盲瞽未可妄论也。自小儒为“人死如凤火散”之说，而原始要终之道，不明于天

下；于是所见者愈少，所怪者愈多，而“马肿背”之说昌行于天下。

无可如何，辄以“孔子不语”之词了之，而齐谐志怪，虞初记异之编，疑之

者参半矣。不知孔子之所不语者，乃中人以下不可得而闻者耳，而谓《春秋》尽

删怪神哉！

留仙蒲子，幼而颖异，长而特达。下笔风起云涌，能为载记之言。于制艺举

业之暇，凡所见闻，辄为笔记，大要多鬼狐怪异之事。向得其一卷，辄为同人取

去；令再得其一卷阅之。凡为余所习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见，

而与夏虫语冰也。余谓事无论常怪，但以有害于人者为妖。故日食星陨，鹢飞鹆

巢，石言龙斗，不可谓异；惟土木甲兵之不时，与乱臣赋子，乃为妖异耳。今观

留仙所著，其论断大义，皆本于赏善罚*与安义命之旨，足以开物而成务；正如

扬云《法言》，桓谭谓其必传矣。

康熙壬戌仲秋既望，豹岩樵史唐梦赉拜题

据《聊斋志异》手稿本

高序

志而日异，明其不同于常也。然而圣人曰：“君子以同而异。”何耶？

其义广矣、大矣。夫圣人之言，虽多主于人事，而吾谓三才之理，六经之文，

诸圣之义，可一以贯之。则谓异之为义，即易之冒道，无不可也。夫人但知居仁

由义，克己复礼，为人君子矣；而陟降而在帝左右，祷祝而感召凤雷，乃近于巫

祝之说者，何耶？神禹创铸九鼎，而山海一经，复垂万世，岂上古圣人而喜语怪

乎？抑争子虚乌有之赋心，而预为分道扬镳者地乎？后世拘墟之士，双瞳如豆，

一叶迷山，目所不见，率以仲尼“不语”为辞，不知鹢飞石陨，是何人载笔尔也？

倘概以左氏之诬蔽之，无异掩耳者高语无雷矣。引而伸之，即“阊阖九天，

衣冠万国”之句，深山穷谷中人，亦以为欺我无疑也。余谓：欲读天下之奇书，

须明天下之大道。盖以人伦大道淑世者，吾人之所以为木铎也。然而天下有解人，

则虽孔子之所不语者，皆足辅功令教化之所不及。而《诺皋》、《夷坚》，亦可

与六经同功。苟非其人，则虽日述孔子之所常言，而皆足以佐慝。如读南子之见，

则以为*辟皆可周旋；泥佛肸之往，则以为叛逆不妨共事；不止《诗》、《书》

发冢，《周官》资篡已也。

彼拘墟之上多疑者，其言则未尝不近于正也。一则疑曰：政教自堪治世，因

果无乃渺茫乎？曰：是也。然而阴骘上帝，幽有鬼神，亦圣人之言否乎？

彼彭生觌面，申生语巫，武墨宫中，田蚡枕畔，九幽斧钺，严于王章多矣。

而世人往往多疑者，以报应之或爽，诚有可疑。即如圣门之土，贤隽无多，

德行四人，二者夭亡；一厄继母，几乎同于伯奇。天道愤债，一至此乎！是非远

洞三世，不足消释群憾。释迎马麦，袁盎人疮，亦安能知之？故非天道愦愦，人

自愦愦故也。或曰：报应示戒可矣，妖邪不宜黜乎？曰：是也。然而天地大矣，

无所不有；古今变矣，未可舟胶 人世不皆君子，阴曹反皆正人乎？岂夏姬谢世，

便侪共姜；荣公撤瑟，可参孤竹乎？有以知其必不然矣。且江河日下，人鬼颇同，

不则幽冥之中，反是圣贤道场，日日唐虞三代，有是理乎？或又疑而且规之曰：

异事，世固间有之矣，或亦不妨抵掌；而竟驰想天外，幻迹人区，无乃为《齐谐

》滥觞乎？曰：是也。然子长列传，不厌滑稽；厄言寓言，蒙庄嚆矢。且二十一

史果皆实录乎？仙人之议李郭也，固有遗憾久矣。

而况勃窣文心，笔补造化，不止生花，且同炼石。佳狐佳鬼之奇俊也，降福

既以孔皆，敦伦更复无斁，人中大贤，犹有愧焉。是在解人不为法缚，不死句下

可也。

夫中郎帐底，应饶子家之异味；邺侯架上，何须兔册之常诠？余愿为婆婆艺

林者，职调人之役焉。古人著书，其正也，则以天常民彝为则，使天下之人，听

一事，如闻雷霆，奉一言，如亲日月。外此而书或奇也，则新鬼故鬼，鲁庙依稀

；内蛇外蛇，郑门踯躅，非尽矫诬也，倘尽以“不语”二字奉为金科，则萍实、

商羊、羵羊楛失，但当摇首闭目而谢之足矣。然乎否耶？

吾愿读书之士，揽此奇文，须深慧业，眼光如电，墙壁皆通，能知作者之意，

并能知圣人或雅言、或罕言、或不语之故，则六经之义，三才之统，诸圣之衡，

一一贯之。异而同者，忘其异焉可矣。不然，痴人每苦情深，入耳便多儒首。一

字魂飞，心月之精灵冉冉；三生梦渺，牡丹之亭下依依。檀板动而忽来，桃茢遣

而不去，君将为魍魉曹丘生，仆何辞齐谐鲁仲连乎？

康熙己未春日谷旦，紫霞道人高珩题

据《聊斋志异》铸雪斋抄本

辅本 光绪五年定州王灏谦德堂刊《畿辅丛书》本《长江集》十卷附集一卷。此本书名、分卷、篇目、序次等悉同八家诗本，文字也与八家诗本相差甚微。如卷六《夜集田卿宅》“曩年曾宿此”句，“宿”字此本作“病”，与八家诗本不同。卷三《寄白阁默公》、卷九《寄韩潮州愈》，二首各有校记一处与八家诗本不同。删去了八家诗本五、六两卷四诗题中令狐姓下之“＠④”字（盖据《四库提要》），改正了八家诗本部分明显讹误（如将《对雨》改作《对菊》等），其余文字与八家诗本同，甚至也沿袭了其不少讹误处。如上举塌鼻子先生撰《书目答问笺疏·集部》

楚辞第一

楚辞兼有屈、宋、杨、刘诸人作，义例实是总集，但从前著录，

皆自为一类，冠于别集之前，今仍旧例。

◎楚辞补注十七卷。

汉王逸注。宋洪兴祖补。 汲古阁毛表校本。 楚辞章句十七卷，大小雅堂刻本，止王注。

范补：同治十一年江宁局翻毛校补注本，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补注本。道光间三原李锡麟刻补注本，在惜阴轩丛书内。 仪征刘师培楚辞考异十七卷、长沙易培基楚辞校补十七卷，未刊。

塌笺：王注洪补有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一九五七年据备要本重印平装本，一九八三年版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白化文等点校本。

◎楚辞集注八卷。辨证二卷，后语六卷。

宋朱子。 明成化吴氏刻本，明闵刻本无辨证、后语。

范补：光绪间遵义黎庶昌古逸丛书影元至正本，今版在苏州局。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武昌局、苏州局刻本，皆无后语。

塌笺：朱书有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据古逸丛书影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三年、中华书局一九六三年据宋端平二年刊本影印本，均为线装。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李庆甲校点本。

离骚集传一卷。

宋钱杲之。 知不足斋本，龙威秘书本。

范补：武昌局本，南陵徐乃昌随庵徐氏丛书覆宋本，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影印宋本。

离骚草木疏四卷。

宋吴仁杰。 知不足斋本，龙威本。

范补：乾隆四十四年海昌祝氏刻本，附祝德麟辨证四卷。武昌局本，仪征张丙炎榕园丛书本。

塌笺：中华书局一九八七年古逸丛书三编影印本。

离骚草木疏辨证四卷。

祝德麟。自刻本。

山带阁楚辞注六卷，余论二卷，楚辞说韵一卷。

蒋骥。 通行本。

范补：康熙五十二年原刻本。

塌笺：中华书局一九五八年据原刻本排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排印本。

屈宋古音义三卷。

明陈第。 学津本。

范补：长沙余肇钧刻明辨斋丛书本，武昌张氏刻本。 清儒考楚辞韵，精于陈氏书，见经部小学类。

塌笺：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影印本。

天问补注一卷。

毛奇龄。 西河集本。

范补：补朱注。 丁晏楚辞天问笺一卷，广州局本。戴震屈原赋注七卷、通释二卷、音义三卷，原刻本，光绪十七年广州局刻本，民国间沔阳卢靖编湖北先正遗书影印钞本。 王念孙、俞樾、孙诒让，各校楚辞若干条，在读书杂志、诸子平义、札迻内。 楚辞注家极众，大抵呈臆说，不根训故，其书不复胪列，但补雅正者数家于此。

塌笺：楚辞注疏长编第二编·天问纂义，游国恩主编，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补辑，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排印本。《送崔峤游潇湘》“陟岘”讹作“陟险”等。毛晋参校遂宁本系本增改的十余首诗题也未予改正，如卷八《寄柳舍人宗元》一首即其一例。柳舍人乃柳公权，柳宗元未尝为是官。对此，李嘉言《贾岛年谱》已有考证。（注：见《长江集新校》附录《贾岛年谱》。）而书棚本系诸本此题柳下俱无“宗元”二字。可见此本乃八家诗本一相当忠实的翻刻本。卷末附集，将贾岛遗诗综为一卷，乃此本一特点。

另有清抄本，为无名氏抄《贾浪仙长江集》七卷分体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此本显系出于明奉新本，不再论列。

此外，还有江户本 日本江户时代中御门正德五年乙未（1715，清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刻《贾浪仙长江集》十卷，三册。书藏南京图书馆。此本卷前为“贾岛叙事”，下钤“八千卷楼藏书记”等四印，知曾为丁丙收藏。卷首题“贾浪仙长江集目录”，次行署“范阳贾岛浪仙”。各卷首行题“贾浪仙长江集卷×”，次行不再具款。半页九行行二十字，旁注日文片甲名。卷末记刻时“正德乙未岁孟春gǔ＠⑧旦”，并有“书林茨木多左卫门寿梓”牌记一个。此本书名、分卷、篇目、序次、具款均与书棚本同，文字与书棚本亦相差甚微，且时见缺字。卷四《哭胡遇》“吊后折寒花”句，黄校本校记云：“折，宋（书棚）本拆。”此本正作“拆”，而别本皆作“折”。可见此本乃宋书棚本的翻刻本。

综上考述，结论如下：

第一、宋人掇拾当时所见的所有岛诗重加结纂为蜀本《长江集》，虽有遗漏，如何焯所举《早行》、《老将》诸篇，或杂有他人之作，如卷四误收白居易《南斋》、项斯《早春寄题友人湖上新居二首》等诗（注：见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8 月第1版。书中对贾岛诗误收情况有专门考证，可参看。）。 然蜀本收诗数量当时居首，岛诗的基本风貌赖此书得以保存。这一贡献，永不可没。

第二、现存岛诗皆源于蜀本，这是岛集版本的一大特点，且大致可分为遂宁本和书棚本两个系统。遂宁本系统诸本尽管有缺陷，但因仿宋本影印后入四部丛刊，陆汴本录入《四库全书》，朱本编入《全唐诗》，因而流传颇广。书棚本虽有缺字，但文字讹误较少，较多地保存了蜀本的面貌。此本曾流往海外，在日本有翻刻本；宋无名氏本被采入汲古阁本，再入编席本，影响也不小。

寻访《长江集》诸本过程中，得到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图书馆的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韩文公的文章，振兴起了八个朝代以来的衰颓文风，他所写的诗也是奇特不群，诗风独树一帜，然而考亭先生（朱熹）却曾经批评他的诗文落于世俗，说《上宰相书》、《读书城南诗》就是这样的。

难道不是因为他急切地求得知名而在仕途求取进身，目的在于获取功名利禄吗？所以我曾经说写文章的事情，不说别的，必须首先去除它的俗气才行。如今，天下的文人多啊，他们身在民间，而（千方百计）地去结识那些达官贵人，并且早晨写出一篇文章，到傍晚就镌刻付印，往往就结集成了厚厚的文集，他们在拜见达官贵人以及知名人士的时候，就携带着（文章著作）作为见面的礼物。像这种做法，文章即使写得好，也俗气啊！

我读严祺先先生的文章，深深的感叹他的卓尔不群，超然世俗。无锡自从顾端文（顾宪成）、高忠宪（高攀龙）两位先生在东林讲学，远远的继承古圣绝学，圣人流传下来的风尚才不曾远离。严先生出生在这个地方，诵读先贤的诗书，蒙受先圣的教化，信奉儒学，深入研究儒家经典。平日看重名节，言行举止（行，做事；藏，隐退）谨慎，看待功名利禄就好像（这些东西）将要玷污了他似的。

心有感触愤懑填塞其中，因事而抒发感慨，所以他的文章行文的主旨，大多是被世人耻笑为不合时宜的。韩愈曾说：“他人取笑我，那么在我内心中则把它当做一件喜悦的事。”人们嘲笑韩愈，只是因为他（文章的）言辞被流俗取笑，仍然还是杰出的一代儒家领袖；如果是文章的主旨（思想）被流俗取笑，不又是比古人（韩愈等）更超出一层了吗！

即使这样，假如韩愈处在当今之世，他行文的主旨（思想）也应当像严先生这样不合时宜，一定不至于写出《上宰相书》和《符读书城南诗》这样的诗文，而被名儒大家所嘲笑啊。严先生的文章，我所见到的只有几十篇，论理叙事，语言明快晓畅而思想严峻犀利。一个恭谨温顺的读书人却能以文笔与世俗决斗，如此可见其文章言辞的精巧犀利。但我认为，文辞的精巧，如今世上那些不免于俗气的文人，也有的能做到这一点；严先生之所以卓尔不群而超然世俗，是在于他文章的行文立论，被世俗之人所共同讥笑为不合时宜。世人都讥笑他不合时宜，独有我不这样认为，并且（对他的人格和文章）欣赏感叹，那么我也迂腐得厉害了啊！（选自《陶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新1版）

）《四库全简明目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20卷，清朝永瑢等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本目录不收存目书，只收四库全书所收录的

3461种书籍，据文渊阁所藏四库全书著录书名、卷数，以及撰著者的时代、姓名等，并删减提要原

文，略述作书大意，文字简明（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四库全书简明目

录）。作为一般读者来说，查检《简目》即可。

（3）《书目答问》（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清]张之洞撰，初刊于清光绪二年(1878）。此书是一部指导治学门径的举要书目，共列举古

籍2200种左右。其中《四库》书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

八。全书按经、史、子、集、丛(丛书目)五部、三十余类编排。每部书先列书名，次注著者，再注

各种版本、卷数异同，并且对一些书籍加简单的按语，指导人们读哪些书，选择什么版本。它所标

明的版本都是经过斟酌的，以不缺少误、习见常用的为主。

（4）《贩书偶记》（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近人孙殿起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贩书偶记）。《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

编》是孙氏在经营古籍贩卖事业几十年中所见古籍的详细记录，绝大部分是清代的著作、同时兼收

少许明代人的著作，以及辛亥革命至抗战前(止于1935年)的有关古代文化的著作。是一部清代以来

的著述总目，其作用相当于《四库全书总目》的补编。其著录项目，一般包括书名、卷数、作者姓

名、籍贯、刻版的年代等。《贩书偶记》初刻于1936年，著者在初版刊印以后，又积得资料六千余

条，并由他的助手雷梦水先生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整理，于1980年以《贩书偶记续编》名义出版。这

次重印，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一版《贩书偶记》、1980年第一版《贩书偶记续编》全二为

一，以《〈贩书偶记〉附续编》的形式分为上下册出版。书后附有《〈账书偶记〉书名著者名四角

号码综合索引》。

（5）《续修四库全书提要》

王云五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出版。本书共13册，收录《四库全书总目》未收的古籍提

要10070篇．尤重道藏、佛经的史传与有关中国佛教史之著作、明人著作、一部分禁毁书，以及现

存海内外的我国著名古典小说、戏曲和《四库全书》编纂以后的书籍等等。它收了经部书2384部，

史部书4443部，子部书2115部，集部书1128部。

（6）《古籍整理图书目录（1949—1991）》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编，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本书采用按年编排的方式收录

了建国以来(1949年10月至1991年12月)我国(港、台除外)历年来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内容除文、

史、哲等之外．还收藏书画艺术，以及医书、农书、科技等方面的古籍，还酌收—部分已译成汉文

的少数民族古籍。所收古籍大致包括辛亥革命以前的著作，辛亥革命以后对古籍整理加工的著作，

以及有关古籍的工具书。本书之末附有按四角号码编排的书目索引，这样，既可以了解古籍整理各

个阶段的概况，又可通过索引查阅到每种古籍出版的年月。

1）《中国丛书综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上海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59-1962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983年再版。全书收录全国

41所主要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增至47所）所藏古籍丛书2797种，包括子目汇集古籍38891

种。全书共3册。

第一册“总目”，按汇编与类编进行编排。汇编分为杂纂、辑佚、郡邑、氏族、独撰5类；类

编分为经、史、子、集4类。每一丛书，著录丛书名、编辑者、版本、并详细列出该丛书所含子

目。书后附有“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与“丛书书名索引”。

第二册是“子目”，是子目分类索引，将该书中所收的全部古籍按经、史、子、集四部（下

再分若干类）分类编排，注明每一书的卷数、著者时代、著者姓名、所属丛书等。可按类查出某部

古籍及收在哪些丛书中。

第三册是“索引”，是子目书名索引和子目著者索引。按四角号码顺序编排，与第二册配合使

用（中国丛书综录书影）。

（2）《中国丛书练录补正》

阳海清编撰，蒋孝达校订，江苏广陵古箱刻印社1984年出版。本书对《综录》中各丛书的版

本、异名、子目作了很多补充和订正工作，增录了1958年以后重印、复印、影印，以及校点排印的

新版丛书。书后所附的“丛书异名索引”也很有参考价值（中国丛书综录补正）。

（3）《中国丛书目录及子目索引汇编》

施廷镛主编，南京大学1982年印行。本书重在增补《中国丛书综录》所收或未收丛书，共977

种，其中包括一些西学丛书与台湾编印的丛书。全书分丛书目录与子目索引两部分。书前附“丛书

概述”，书后附“丛书书名索引”与“子目书名索引”。

（4）《中国丛书广录》

全书16开236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该书是新出版的查古籍丛书的工具书。凡《中

国丛书综录》已收录者，不再收录，只收录书名、版本或子目多寡不同者。该书不仅收目前实存的

丛书，也收历史曾经存在、今为“存目”的丛书；既收原刻本、影印本，也收铅印等整理本；既收

大陆地区出版的丛书，也收台港澳地区出版的丛书。该书上册是总目，包括丛书分类简目、丛书分

类详目、丛书书名索引、丛书编纂者、校注者刊刻者索引；下册是索引，包括子目分类索引、子目

书名索引、子目著者索引。该书与《中国丛书综录》相补充，反映了我国历代的丛书出版情况（图

片中国丛书广录书影）。

（5）《中国丛书综录续编》

本书是在我国著名图书馆学专家、目录学家施廷镛的遗著的基础上，重新整理而成的。书中删

除了与他书重复者，并又补充了许多丛书，包括不少港、台、日本等地的资料，现共计收录1100余

种。书后附《丛书备考》、《丛书书名索引》、《丛书著者索引》、《丛书子目书名索引》、《丛

书子目著者索引》、《丛书子目分类索引》。它的出版弥补了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和阳

海清编《中国丛书广录》所收丛书的不足，并订正了上述两书著录中的一些错误，是一本研究中国

历史、文化和古籍的工具书。

（6）《丛书总目续编》

庄荣芳编，台北德浩书局1974年印行。是《中国丛书综录》第一册“总目”的续编，收录台湾

出版的丛书683种。可用来查考台湾1974年前丛书的出版情况和收藏情况。

此外，我国近代出版的三套大型古籍丛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和《丛书集成初编》

虽巳收录在《中国丛书综录》里了，但它们都各自编有目录，可供查检。

（7）《丛书集成初编目录》

商务印书馆编，1935年出版，中华书局1983年重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自1935年

起编辑出版，汇集宋、元、明、清100部有价值的丛书，收书约4100种，原拟分订4000册，每册一

号，计划分四批出齐，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断出书，巳出版的3467册，未出版的533册。1982年3

月在北京召开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之后，中华书局决定将巳出版的重印。本目录便是根据1935

年版重编的，共收书4l07钟，按总类、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语文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艺

术、文学、史地等10类编排。每种书均注明书名、编著考，所届丛书、卷数、册数。凡已出版各

书，书名前均冠以书号，并按书号顺序排列；未出版各书，书名后均注明“未出”字样。

3、古籍善本书目

（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广西民族大学馆藏经部、丛部）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96年版。中国大型古籍目录。该书

目编辑委员会编。该书目共著录除台湾地区以外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物

保管委员会、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图书馆、科学院系统图书馆、名人纪念馆和寺庙等781个单位的

藏书57500种，13万部。凡是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并流传较少的古籍，年代下

限大致断到清代乾隆以及在此之后辛亥革命前有特殊价值的刻本、抄本、稿本、校本，都作为善本

在收录之列。编排方法基本按四部分类法排列，并增设丛书部，故分为经、史、子、集、丛书五

部。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经部，丛书部和史部分别于1990年和1992年出版。著录项目有书

名（含卷数）、著者和著作方式、版本等。每部书均有编号，书末附藏书单位代号及检索表，并另

编书名、作者、版本、批校题跋者索引。收录中国782家收藏单位所藏善本书57500种约13万部。中

国现代最大的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2）。

（2）《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上、中、下册）

天津图书馆编，齐鲁书社2003年04月第1版，2041页（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

（3）《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全7册）

线装书局2005年出版。《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共收录了善本书目6024种，对所选书目的著者、

版本、刻书年代、行款及刻书者，均依据相关馆藏资料，做了详细的介绍。编制了四角号索引。同

时考虑到多途径检索方便，还编制了书名四角号码的笔画字头检索和汉语拼音字头检索。凡收入该

书的书目，均标明了藏书单位，这些古籍善本书，分藏于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博物馆、

文物保护委员会、高等院校、科学院系统图书馆；中等学校、文化馆、寺庙等800余家。一书在

手，中国古籍善本分布情况尽收眼底（中国古籍善本总目）。

（4）《中国善本书提要》（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王重民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本书所录善本书达4200余种，包括北京图书馆、北京

大学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善本古籍。本书最突出的特点是著录版本特征内容齐备。以往

书录，多只录书名、卷数、册数、撰著校辑者人名、刻本堂名、年代等，本书则尽量录齐各项特

征，除上述各项外，更详记其版框尺寸、行款字数、残存卷数、版藏处所、原书款识序跋、刻字铺

号、刻工姓名等，凡有助于鉴定古籍刊刻年代之特征者，都尽量录入，以帮助读者对版刻情况进行

判断和对源流加以考订。此外，本书对《四库提要》、《明史艺文志》等书录，颇多纠谬补阙之

功，因此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善本书录。本书基本上采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而略加变

更。书后附有索引4种：“书名索引”、“撰校刊刻人名索引”、“刻工人名索引”、“到书铺号

索引”（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善本书提要2）。

（5）《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

本书是著名目录版本学专家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的续编。计有史部提要770余篇 ，

涉及纪传、编年 纪事本末、杂史、传记、政书、地理、金石、目录等九类；子部提要近 10篇。编

辑体例与“正编”基本一致。类目、书名、版本、册数、撰者、序跋等清晰明白，具有很高的资料

价值，其中所收地方志提要最多。全书目录为：《补编》前言、编例、补编提要目录、中国善本书

提要补编、后记、书名索引、撰校刊刻人名索引、刻工人名索引、刻书铺号索引、正补编联合索引

字头笔书检字表（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

（6）《古籍版本题记索引》

罗伟国、胡平编，上海书店1991年出版。本书著录有关古籍版本的书目、题跋、读书志、书影

等102种。全书包括《书名索引》《著者索引》两部分，均用四角号码法排列。《书名索引》著录

书名、编著者、版本和出处等4项。这里所谓的“出处”就是版本题记的出处。这部分索引提供给

读者的就是什么古籍有什么人的题记，有多少题记。为了节省篇幅，引用书目都编制了代号，查阅

时可查检《采用书目及其代号表》。书名代号是阿拉伯数字加方括号，卷数是中文数字，页码是阿

拉伯数字，特殊者另外注明。《著者索引》著录编著者姓名及其著作两项。从中我们可以查检到某

人著有哪些版本题记。本书对古籍的版本题记，收罗宏富，编排科学，为我们查检善本右籍提供了

重要的资料线索。

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

商务印书馆1957年出版。《清代禁毁书目(补遗)》为清人姚觐元撰，邓实补遗。姚氏收禁毁书

目4种，即《全毁书目》、《抽毁书目》、《禁书总目》、《违碍书目》，其中《抽毁书目》部分

在每书之下均说明抽毁原因．其余三种都仅记书名和人名。邓氏补遗三种，每书之下均说明禁毁之

故。姚氏四种，加上邓氏的补遗，收录清代禁毁书3100种151000余部。《清代禁书知见录》，孙殿

起辑。孙氏在北京开设通学斋书店，专售古旧书籍：他嫌姚氏所撰的几种禁书目录著录简赂，于是

在收书过程中遇见禁书，便洋记卷数、著者、刊刻年代，然后按书名笔画顺序排列编成此书。孙氏

还将一部分不见于禁书目录而似在禁毁范围的古书，作为外编附于书后。商务印书馆将姚氏和孙氏

的禁书目录(包括邓实的补遗)合印在一起，并另编书名索引附后，检索方便。

（2）《中国禁书大观》

安平秋、章培恒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出版发行。本书由《中国禁书简史》、《中国禁

书解题》、《中国历代禁书目录》三部分组成。它们分别叙述了中国禁书的历史，对220种禁书作

了举例性的介绍，开列了一个从秦代到清末的全部禁书目录。本书能使读者对我国古代禁书总貌获

得一个大致的了解，并对一些具体的禁书具有若干理解，特别是前两部分具有较好的知识性和可读

性。第三部分《中国历代禁书目录》把历代禁书分为秦及汉初、晋至隋唐、宋元明、清代四个阶段

排列，各书目均以书名笔画顺序排列。查检时可与第一部分《中国禁书简史》参照。

（3）《伪书通考》(上、下)

近人张心澄撰，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三版修订本。本书1939年初版时，辨书1059部，修订本

增至1105部。张氏把明宋濂《诸子辨》、胡应鳞《四部正讹》及清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三部书

拼合起来，分经、史、子、集、道藏、佛藏六部，以书名为纲，再征引其他各书中有关的辨伪材料

汇编而成。张氏本人的意见，加括号注以“澄按”字。每书题下所注的“伪”、“疑伪”、“非

伪”“误认撰人”等，是编者对某部书真伪的结论。书末附有按四角号码编排的“伪书通考书名及

著者索引”供查检。书前有“总论”一篇，论述了辨伪的意义、伪书的产生、作伪的原因、伪书的

发现、辨伪的规律、辨伪的方法和条件等，值得一读。

（4）《续伪书通考》

郑良树编撰，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出版。本书分上、中、下三册。据著者在“凡例”中说：散

见学报、学术期刊之辨伪沦文，新刊古籍书前书后涉及辫伪之序跋等，已入古史辨而为新、旧版伪

书通考所未搜集者．皆尽可能悉为编入；各专书内涉及辨伪之章节，或著录其书名、作者及主要之

结论，或略为裁剪编入。本书内容比较丰富，从中我们可以获得很多重要的辨伪资料

（5）《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梁启超著，中华书局1955年出版。本书是根据梁启超讲课笔记整理而成的。全书分“总论”与

“分类”两卷。“总论”共5章，论述辨伪及考证年代的必要、伪书的种类及作伪的来历、辨伪学

的发达、辨别伪书及考证年代的方法、伪书的分别评价等；“分论”共6章，依次讨论十三经的真

伪。书后附录“子书五种”，讨论《本草》、《素间》、《灵枢》、《甲乙经》、《阴符经》五部

书的真伪。

5、古籍地方志目录

（1）《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本目录著录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190

个公共、科研、大专院校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档案馆等所藏的地方志8200余种，收录范围包

括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卫志、所志、关志、岛屿志等。本书所收方

志的年代截止于1949年。本书的著录项目包括书名、卷数、纂修者、版本、藏书单位和备注。书后

附有“书名索引”供查俭。本书是中国目前最完备的地方志目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2）《中国地方志综录》

朱士嘉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增订本。本书初版于1935年，解放后重行修订，共著录我国

41个主要图书馆所藏的地方志7413种．用表格的方式依行政区划排列。后附书名和人名索引供查

检。

（3）《中国地方志综览(1949—1987)》

来新夏主编，黄山书社1988年出版发行。本书是一部全国性地方志资料的综合汇编与著述。其

中“新志简介”部分著录了新编纂的地方志119种。

（4）《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

朱士嘉编，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本书是编者40年代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期间编的，共著录

中国方志2939种。

（5）《日本见藏稀见中国地方志书录》

崔建英编，书目文献出版社l 986年出版。本书著录日本所藏方志140种，其中除两部是明代方

志的抄本外，其余全部是清乾隆以前刻本，大多是第一代方志和不同内容体系的始修忘，具有重要

的文献价值。

（6）《中国古方志考》

张国淦撰，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本书所录方志，起自秦汉，止于元代，存佚皆录，是一部古

代地方志综录。每书的考证，除辑录旧著的分析论断外，编者的论述则附于按语之中。全书共考各

代方志2271种，元以前的方志可以说是收录殆尽了。

（7）《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增订本)》

台湾“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辑，台湾“中央”图书馆1981年发行。本书著录台湾各学术文化

机关及党政机构图书馆(室〕或档案室所藏地方志568部。

（8）《（嘉庆）广西通志·艺文略》

（清）谢启昆修。艺文略在该志第205～214卷，它收录了后汉至清嘉庆间广西地方文献259

种，分上下两编，上编录广西人著述，下编录外省人有关广西著述，可供查找广西古代地方文献之用。

（9）《广西近代经籍志》

近人蒙启鹏编纂。民国十六年（1928）出版，收嘉庆以来广西地方文献478部，分经史子集四

部编排，可续《广西通志·艺文略》供检索广西近代人著述（清·嘉庆至民国十七年）之用。

（10）《广西省著述目录》

广西统计局民国二十三年（1934）编印，收录广西籍或纯广西人团体论著、译述、纂辑、笺

注，按杜威十进分类法分十大类编排，书末附作品分类、作品时代、作品分县比较表，可作检索民

国二十三年以前广西地方著述之用。

（11）《广西地方史志文献联合目录》

广西通志馆、区图书馆、桂林图书馆合编。全套目录分三部分。一是图书资料部分：收录了广

西十个收藏地方文献最多的大型图书馆（室）的地方文献；二是地方志部分：收录现存解放前广西

地方志245种；三是报纸杂志部分：收录区内外41个主要图书馆所藏1911—1949年广西各地出版的

报纸296种，区内外38个大型图书馆所藏1898—1949年出版的广西地方期刊和广西籍人士在外地编

辑出版的期刊832种。该目录是一部综合性的解放前广西地方文献联合目录，是著录广西地方文献

较完全的书目工具，可作了解广西地方文献收藏全貌和馆际互借的主要工具。

（12）《广西通志馆史志图书目录》

该馆编辑，1986年出版。本目录分三部分：一是“广西地方志总目录”；二是“馆藏地方志目

录”（略）：三是“馆藏广西地方文献目录”，部分介绍广西通志馆所藏解放前地方文献541种，

期刊51种，族谱复印本12种，按广西行政区划编排，可了解广西大部分地方文史文献。

（13）《广西通志馆史志图书目录、广西地方志总目录部分》

广西通志馆编，收录区内外146个大、中、小型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县（市）修志办所

藏解放前广西地方志230种，按地方行政区域编排。

（14）《广西地方志提要》

广西通志馆编，1988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录1949以前广西历代纂修的通志、府、

州、厅、县志、乡土志、寺庙志250种，书末附《广西方志佚书目录》．与别的广西方志书目相

比，本书有篇目和内容，作者简介, 可供读者了解每部志书概貌；有附录佚志274种，据此研究者

可窥见历史上广西各地志书编纂全貌：所收录方志虽多，但未录馆藏情况，检索时需与《广西地方

史志文献联合目录》地方志部分合用。

1 吊魏武帝文的原文及注释

原文元康八年，机始以台郎出补著作，游乎秘阁，而见魏武来遗令，忾然叹息，伤怀者久之 。

注释元康：西晋惠帝年号 秘阁：朝廷收藏文献的地方 忾然：叹息的样子 章旨写作者见武帝遗令，而为之伤怀。语译元康八年，陆机以尚书郎出补著作郎，经常在秘阁里面，所以读到魏武帝的遗令。

读了之后，不禁忾然叹息，为之感伤很久。原文客曰：夫始终者，万物之大归；死生者，性命之区域。

是以临丧殡而后悲，睹陈根而绝哭。今乃伤心百年之际，兴哀无情之地，意者无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识情之可无乎？注释客：虚拟的人物 夫：语词 始终：人生为始，人死为终。

这里重在“终”字 陈根：一年以上的草。因为多生于墓地，故用以代指故墓 百年之际：魏武帝的死距陆机写此文时，刚好百年 无情之地：指旧墓。

因不能令人生哀伤之情，故云 意者：估计；大概 无乃：恐怕是 章旨借客人之口提出人死已久不必为之过分地伤情。语译有位客人说：始与终可以说是万物的归宿；死与生可以说是生命的区域。

所以平常我们亲临丧殡的时候，自然会产生哀伤之情；可是看到旧的坟墓，我们却不会哭泣。现在佚却伤心于人死百年之后，对着本不该发生哀情的地方而悲伤，估计你恐怕是只知道人死时哀伤是可以有的，却不了解事过境迁哀伤之情是可以没有的吗？原文机答之曰：夫日蚀由乎交分，山崩起于朽壤，亦云数而已矣。

然百姓怪焉者，岂不以资高明之质，不免卑浊之累；居常安之势而终婴倾离之患故乎？夫以回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内；济世夷难之智，而受困魏阙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于区区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尔之土。

雄心摧于弱情，壮图终于哀志。长筭屈于短日，远迹顿于促路。

呜呼！岂特瞽史之异阙景，黔黎之怪颓岸乎？观其所以顾命冢嗣，贻谋四子，经国之略既远，隆家之训亦弘。又云：“吾在军中，持法是也。

至于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善乎达人之谠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

伤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爱子托人。同乎尽者无馀，而得乎亡者无存。

然而婉娈房闼之内，绸缪家人之务，则几乎密与！又曰：“吾婕妤妓人，皆着铜爵台堂上施八尺床，穗帐，朝晡上脯糒之属。月朝十五，辄向帐作妓。

汝等时时登铜维台，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馀香可分与诸夫人。

诸舍中无所为，学作履组卖也。吾历官所得绶，皆着藏中。

吾馀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违，求与违不其两伤乎？悲夫！爱有大而必失，恶有甚而必得；智惠不能去其恶，威力不能全其爱。

故前识所不用心，而圣人罕言焉。若乃系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闺房，其贤俊之所宜废乎？于是遂愤懑而献吊云尔。

注释交分：日与月交会分离。交，指日与月相交会。

分，指日月分离 数：气数；命运 资：禀受 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