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除汉族外，共有12个世居少数民族，22种少数民族；其中纳西族2337万人、彝族2014万人，其他还有普米族、傈僳族。

纳西族一般居住在坝区、河谷和半山区。坝区民间住房多系土木结构的瓦房，格局多为“三房一照壁“，山区多是低矮的木楞房，以木板覆顶。纳西族能歌善舞，在生产劳动和民族节日中常有群众性的歌舞活动。每年农历二月初“三朵节“是丽江纳西人民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

摩梭习惯依山傍水而居，房屋全用木材垒盖而成，当地俗称“木楞房“。摩梭人传统节日有春节、端午节、朝山节、祭祖节、祭牧神节、祭土地节等，其中以春节、朝山节最为隆重。摩梭人能歌善舞，较为流行的是“甲蹉舞“（俗称打跳），“甲“为美好之意，“蹉“便是跳舞的意思，意即为美好的时辰而舞蹈。

彝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有六种方言，小凉山彝族属北部方言什扎土语。彝族节日很多，有彝历节、初十五节、二月八节、三月三节等，尤以火把节最为隆重。

傈僳族有口传山歌和长诗每年12月间，华坪等地傈粟人民便举行盛大仪式欢度“阔时节“（新年节），丽江黎明乡一带还有端午“赶山节“和立夏“圣水节“。

丽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除汉族外，共有12个世居少数民族，22种少数民族；丽江是著名的旅游城市，拥有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世界记忆遗产纳西族东巴古籍文献三大世界遗产。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由北向南奔流而下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到了滇西北形成了世所罕见的“三江并流”奇观。旅游资源丰富，有旅游风景点104处，有丽江古城、玉龙雪山、虎跳峡、老君山、束河古镇等知名旅游景点。

参考资料

-丽江

　　居住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景颇族人民的盛大节日是“木脑”盛会。每到夏历正月十五那天，数百里山乡的男女老少，穿上节日盛装，鸣枪放炮，从四面八方汇集在一起举行“木脑”盛会时，吹响高亢嘹亮的洞巴，敲响大鼓大锣，在“铮跟铮跟”的鼓锣混合声中，四个身穿龙袍、头插各种鸟类羽毛、装饰着野猪长牙齿(其中两个还多戴一顶犀鸟大嘴的帽子)的带头者首先跳起舞来。

　　这个节日的来历，还有个神奇古老的传说。

　　传说很古很古的时候，人们不会跳“木脑”，只有太阳的子女才会跳。有一次，太阳公公派使者来邀地上的人去参加他举办的“木脑”盛会，地上派雀鸟参加。

　　在“木脑”结束返回地面的途中，雀鸟在一棵大青树上休息的时候，看见树上结满了熟透的果子，恩年念雀便向大家呼唤：“快来吃这些果子吧!”这时，恩宾毖雀站出来建议：“我们也象太阳子女一样先跳“木脑”，欢庆一场。然后再高高兴兴吃这些果子，好不好”大家都同意了，有的雀鸟还推选犀鸟做领舞者。犀鸟的嘴又长又大，声音又粗鲁，当它带头唱起来、跳起来时，可怕的样子，闪雷似的声音，把所有小鸟吓跑了，只得重新选领舞者，结果选中了孔雀，同时还选最能团结各种鸟的“省瓦”小鸟当“闹巴”(领路者)，举行了地上的第一次“木脑”。这“木脑”盛会恰巧被景颇族的祖先胜腊贡扎和他的妻子看见了。顿时被百鸟热烈优美的歌舞陶醉了，不由地迈开步子学着跳了起来。“木脑”从此传到了人间。

　　当胜腊贡扎夫妻准备出面举行“木脑”时，发现山高坡陡无法跳舞。后来在野猪用嘴拱土的启发下，很快平整了场地。决定在正月十五举行“木脑”盛会的消息传到汉族大哥那里后，汉族大哥给他们送来龙袍表示祝贺。

　　自从举行“木脑”盛会后，景颇人变得更加聪明勇敢。团结得更好，不由对“木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称它为“统肯木脑”(传统大型歌舞)。作为本民族的风俗习惯流传下来，并把第一次举行木脑的日子作为本民族的传统盛大节日来纪念。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木脑”的来历和第一次“木脑”盛会，“闹双”(领舞者)戴的帽子少不得孔雀和雀瓦鸟的羽毛。其它鸟类的羽毛只要能找到，都要插在帽子上。为了不忘犀鸟在第一次“木脑”上的功绩，帽子上也要加犀鸟的大嘴。为了不忘汉族大哥的深情厚谊，“闹双”还要穿龙袍。

炎黄子孙，是我们华夏民族所有人的自称。

众所周知，在上古时代炎黄二帝大战蚩尤，最后一统华夏大地，所以自那以后，绝大多数汉族都称自己为炎黄子孙。

但蚩尤虽然大败，他的部落却没有被赶尽杀绝，仍有血脉流传下来。

那么“蚩尤”的后人如今又在何处呢？

在分析蚩尤后人之前，我们需要对上古时代有一点了解。

从小我们就听过许多与上古有关的故事，例如神农尝百草，女娲造人等。

在炎黄大战蚩尤时，动辄行云布雨，掌控鬼神，如同神话。

但这些虚无缥缈的描绘并不意味着故事中的人物就是虚构出来的，而是有明确的史料记载的，虽然有艺术加工的成分，但故事中的人物却是真实存在的。

那么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与故事，他们彼此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要从三皇五帝开始讲起了。

首先，三皇五帝并不是虚构的，而是有明确史料记载，早在《周礼·春官·外史》就有言：“掌三皇五帝之书。”

所谓“三皇”，就是指天皇氏、地皇氏与人皇氏。

天皇氏就是伏羲，被尊为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

而其中的地皇氏，就是神农，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神农尝百草。

“皇”这个字在上古时代是非常特别的，它有着神邸的含义，因此作为神，他们才有在故事中呼风唤雨，捏土造人等种种神迹，而三皇也是上古时期的最高称谓。

而“氏”，虽然也有神邸的含义，但“神”性要弱于“皇”，也可以将他理解为半神。

在经历了三皇的神话时代后，上古诸神已经完成了开天辟地，传授文字，建造房屋，种田捕猎等一系列准备工作了，这也意味着中国神话时代结束，传说时代到来，也就来到了炎帝，与黄帝的时代。

上文提到，作为地皇的神农，尝尽百草，推动了农业 社会 的进步，也从那时开始，创立了神农王朝。

而炎帝就是神农王朝的首领，根据《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记载：“神农，以火德王。故曰：炎帝”。

也就是说因为神农氏承运火德，所以称为炎帝。

因此，炎帝不是单指某一个人，而是所有神农氏的首领都称为炎帝，尝百草的神农则是神农氏的开国之君。

而我们如今炎黄子孙中提及的炎帝，是神农王朝的末代炎帝，也就是第八位炎帝——帝榆罔。

明白了炎帝的由来，接下来就到了黄帝。

与末代的炎帝不同，黄帝名轩辕，是轩辕氏的开创者。

“氏”的概念理解起来非常复杂，你可以将它看做王朝，如同唐朝，宋朝一样。

在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就认为伏羲、神农、轩辕都是王朝，伏羲氏有十六世、神农氏有八世、轩辕氏有七世。

所以炎帝与黄帝都是不同部落的首领，他们在自己的国土内管理着所有的臣民。

炎帝部落的活动范围在黄河中下游，在姜水（今陕西宝鸡市附近），而黄帝则位于黄河以北与西北区域。

但如同 历史 上所有的末代王朝一样，神农王朝虽然实力强大，但传到帝榆罔的手中已经开始走向没落。

作为刚兴起的黄帝部落自然是不满足炎帝的统治，于是，黄帝与炎帝之间终于爆发了阪泉之战。

大战最后以炎帝的失败而结束，这一仗而炎帝败得心服口服，发誓不再与黄帝抗衡，由此也标志原始农业的发明所开创的氏族制度早已走向没落，新的部族也必定会将时代的车轮再次推动。

阪泉之战，黄帝炎帝虽形成了新的联盟，双方约定不会再相互侵犯，但还有一个势力让炎帝头痛，那就是东部沿海九黎部落的蚩尤。

可无奈神农王朝无法单独与日益兴起的九黎部落抗衡，于是炎帝与黄帝联手，最后于涿鹿之野大败九黎部落，彻底统一了中原地区。

兵败后，蚩尤被杀，头颅与身子被分开埋藏，但他的部落却没有完全灭亡，仍有血脉存留，那么如今究竟哪些姓氏的人可能会是蚩尤的后人呢。

其实，如今许多人都认为在上古时期，姓是不存在的，直到《百家姓》的出现，姓氏才得以统一。

但这种说法却是不全面的，上古时期也有姓氏，只不过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有些不同。

姓来源于我国上古时期的母系氏族 社会 ，那时候人们因为血缘关系连接在一起组成一个部落。

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人们为了区分不同部落的人所以就以图腾为姓，再加上当时人们都跟随母姓，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最早的那批名字都带有女字旁，例如中国上古时期著名的八姓：姬、姚、妫、姒、姜、嬴、姞、妘。

而氏其实是从姓里面慢慢演变出来的，部落的人变多之后，为了方便管理，就会要有一部分人搬出去。

所以这些部落也就慢慢地有了一些支脉，而这些支脉为了相互区分所以就创造出了氏。

姓氏的概念在上古时期还没有彻底形成，到了先秦时期，姓和氏才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秦汉以后，中国的姓和氏已经混合在了一起，就连太史公的《史记》中对于姓氏的记载也是混淆的，在民间人们或是以“姓”为姓，或是以“氏”为姓，两者可以说是合二为一了。

再到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氏的观念开始逐渐淡化，也变成了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姓氏。

既然上古确实有姓氏的存在，那么它也一定会有流传下来的可能。

而第一个可能是蚩尤后人的姓氏，便是“蚩”姓。

尽管你在生活中可能从来没听说过“蚩”姓的人，但其实这个姓氏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姓“蚩”的人全国加在一起也不到一千人，属于稀有姓氏十分少见。

据《明伦汇编·氏族典》记载：“蚩氏，蚩尤氏之后也”。

所以“蚩”姓很明显就是蚩尤的后人，而今天“蚩”姓绝大多数分布在云南的泸水、华坪等地。并且我国的少数民族之一傈僳族就有这个姓氏。

傈僳族主要分布云南怒江与西藏以及缅甸克钦的交界地区。

其余少部分人散居于云南、印度、以及泰国与缅甸交界地区等。

而在我国境内的傈僳族人口数量为762996人。

《后汉书·西羌传》有记载，蚩尤的部分族人没有融入炎黄部落，而是向西迁徙，形成了古羌族（古羌族与如今的羌族不同）。

而傈僳族则是古代氐羌民族与西南民族融合而成的新民族，因此其中有蚩尤后裔也就颇为可信了。

所以，蚩尤战败后，九黎部族就此瓦解，分散与全国各地，而其中作为蚩尤一脉的直系后人就演变成立如今的“蚩”姓族人。

除了“蚩”之外，还有一个与其曾经蚩尤的部落相关的姓氏，那就是“黎”姓。

在原始 社会 末期，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一带，生活着许多的原始人类，他们经过世世代代的生息繁衍，最后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部落。

这个部落联盟叫做“九黎”，而蚩尤就是九黎部落的首领。

在《国语·梦语》中也有记载：“九黎，蚩尤之徒也”。

九黎是九个联合部落的统称，每个单独的部落又分别有九个氏族兄弟，共计八十一人，部落以猛兽为图腾，十分骁勇善战。

而在蚩尤战败后，部落中“黎”的姓氏也就流传了下来，如今“黎”的姓氏最早可以追溯到商朝。

据《元和姓纂》等所载，商时有诸侯国－－黎国，一个在如今的山西长治县西南方向，在商朝末期时被周文王消灭；另一个在今山东郓城县西。

这两个黎国的子孙，后来都用国家的名字来作为姓氏，于是便姓黎。

但根据汉代民俗著作《风俗通义》中记载，“黎氏”是“九黎之后”，并表明黎氏其实在商朝时期就已经被封为“侯爵”，商代的两个黎国均为古部落“九黎之后”。

由此可以推测，“黎”姓是有上古时期的九黎部落与中原融合后所形成了商朝的黎国，而如今“黎”的姓氏也就是当年九黎部落的后人，自然也就是蚩尤一脉的传人。

如今，黎姓的人口已近200万，在旧《百家姓》中排名第262位，也属于十分稀少的姓氏了。

除了上文我们提到，“蚩”与“黎”姓大概率是蚩尤的后裔，根据史料记载，还有两个罕见的姓氏是蚩尤的后人。

东晋王嘉所著的《拾遗记》中有相应的记载。

“轩辕去蚩尤，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恶者于有北之乡，其先以地命族，后分为邹氏、屠氏。”

也就是说，在蚩尤被斩杀后，其中善民被迁徙到了“邹屠”之地，而恶民被流放到了有北之乡。

有北之乡是指如今的河北一带，许多古文明最先兴起之地都是大河流域，因为当时农业生产技术不算完善，大河不但可以提供水源与渔产，遗留下的淤泥洼地更是利于作物生长。

而当时位于黄河流域的炎黄二帝，尚未开发河北一带，所以将当时的荒芜之地称为有北之地。

“北”的甲骨文形象是两个“夷人相背”，也透露出了“北”最初为被挷着流放的夷人聚居地。

蒙古族学者陶克涛曾在所写的《毡乡春秋——匈奴篇》中提到了匈奴的古称，被黄帝北逐的蚩尤部落遗裔改叫荤粥。

也就是说，这支迁往有北之乡的九黎，后来被称作“荤粥”，也就是北方匈奴的来源之一。

而被迁到邹屠之地的九黎部落局民，在后来与中原的融合中，就渐渐演变出了“邹”和“屠”两个姓氏。

屠氏是一个古老的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群体，在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二百三十八位，人口约二十四万六千余，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015%左右，也算得上十分稀少了。

关于屠的姓氏来源有很多，并且都有明确的史料记载。

这就要与前文所提到的姓氏来源有关了，在当时姓氏还并未形成体系时，除了氏族与血缘外，还有许多途径会演化成相同的姓氏。

就以“屠”姓举例，其中一部分源于姚姓，因为五帝之一的舜帝姓姚，而他的后代有胜屠氏，古代“胜”与“申”两字同音，故复姓申屠。

在后来的演化中就变为了“屠”姓，这是由血缘氏族关系而演变的姓氏。

还有一部分是因为职业的原因而以屠为“姓”。

在《周礼·廛人》中有记载：“凡屠者，敛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乃市井鼓刀屠者。”因此，许多屠夫的后代都以此为姓，称“屠”氏。

而与蚩尤有关的，便是这第三种姓氏的由来，那就是按照所居住的地名为姓氏。

据史料记载：“邹屠之地(今山东 邹平)，有以居住地名为姓氏者。”

也就是说在此地居住的人很多会以此为姓，但在这居住人又有很多是九黎部落的居民，因此，姓“屠”和“邹”不一定都是蚩尤的后代，只是他的后代有可能会以此为姓。

其实，传闻与蚩尤相关的远远不止这四个姓氏。

除了上文提到的四个姓氏，在我国还有许多人被看做蚩尤后裔。

如今，我国拥有超过一千万人口的苗族，也被认为是蚩尤的后裔。

相传，在九黎战败以后，其部落大多四散，但很大一部分还居于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广阔地区。

而到尧、舜、禹时期，他们又渐渐形成了新的部落联盟。

《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

这就是史书上说的“三苗”，又称为“有苗”或“苗民”。

根据《尚书》与《国语》等多种古籍及其传、注记载，三苗出自九黎，而为九黎之后，九黎战败，族人流散，演变为三苗。

大量学者认为古书中的三苗作为一个民族或者国家在尧舜禹时期遭到了彻底的毁灭，其遗部被迁往了西北，与后世的南方少数民族无关。

但近代也有学者，例如梁启超、闻一多、胡适等人认为，三苗族就是如今苗族的前身，并且许多苗族人民也普遍地将蚩尤视为自己的先祖，长期地怀念和祭祀。

今天苗族地区也有十月祭祀蚩尤的活动，是为岁首的十月大节。

而湘西、黔东北的苗族祭祀时，一定要宰杀活猪用来供奉“剖尤”，传说中的“剖尤”是远古时代一位骁勇善战的部落领袖。

而根据推测，“剖尤”就是“蚩尤”音译而成。

在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的苗族人民会祭拜“枫神”为病人消灾解难。

而这位被人祭拜的“枫神”同样是蚩尤的化身。

关于枫叶最早的记录出现在《山海经•大荒南》中，“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

也就是说当时蚩尤被打败后，头颅被斩下，而他脖子上的枷锁被血然后，遗落荒野而变成了满山的枫叶。

在《苗族古歌》中有一首叫《枫木歌》，它诞生于苗族文字尚未形成之前， 历史 非常悠久，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而《枫木歌》所歌颂缅怀的也正是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

枫木也作为苗族的神树，是这个古老民族的精神图腾，被苗人视为“万物之始”。

如今，川南、黔西北一带还有许多蚩尤祠，蚩尤冢等建筑 ，以供后人祭奠蚩尤。

不管是炎黄二帝还是蚩尤，虽然他们不属于同一阵营，但彼此却都是在同一片土地上长大的同胞。

也有史料记载蚩尤是炎帝一脉的传人，但如今皆无法考证。

其实，无论是炎黄后裔也好，蚩尤血脉也罢，如今的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中国人！

《拾遗记》

《后汉书·西羌传》

《蚩尤与法》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中华三祖文化展在台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丽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截至2014年末，除汉族外，共有12个世居少数民族，22种少数民族，其中纳西族2337万人、彝族2014万人，其余为零星居住人数较少的民族。

2015年末，丽江市常住人口1280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486‰，其中：出生率1128‰，死亡率642‰。  截至2017年末，丽江市全市常住人口1290万人，户籍人口1227009人。

丽江市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最高点玉龙雪山主峰，海拔5596米，最低点华坪县石龙坝乡塘坝河口，海拔1015米，最大高差4581米。玉龙山以西为横断山脉切割山地峡谷区的高山峡谷亚区，山高谷深，山势陡峻挺拔，河流深切其间。

玉龙山以东属滇东盆地山原区的滇西北中山山原亚区，山势也较浑厚。在主山脉两侧又广泛发育着东西向的沟谷，形成错综复杂的地块地貌景观，地势起伏，海拔悬殊极大。

-丽江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是，我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各民族的族称是什么，对于这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历朝历代都始终没有搞听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制定和实施民族政功各民族实现平等权利，组织力量对民族成分疾称进行辨别。这项工作，就是民族识别。经过努力，科学地理清了我国民族大家庭的基本构成，确认了56个民族成分。民族识别的顺利进行，开展民族工作提供了依据，打下了基础。

　　一、民族识别前的基本情况

　　1953年，新中国开展了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各登记下来的民族名称，多达400余种。其中最多的是云南，有260多种；其次是贵州，有80多种。

　　当时之所以出现这种族别众多的复杂情况，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由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经历了无数次的民族迁徙与融合，各民族之间既相对聚居又交错杂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民族名称和民族成分纷繁多样。二是由于在各民族之间和同一民族的内部存在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同的发展状况又往往和民族的不同自称和他称交织在一起，使民族族称情况显得更为复杂。三是由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歧视压迫制度，使许多少数民族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民族成分。国民党政府把少数民族看做是“国族”的宗支，不承认各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和应有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原来不敢公开自己民族成分的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向当地政府上报自己的民族族称，要求承认为新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这400多个名称中，有的是同一民族的不同自称或他称，有的是一个民族内部不同分支的名称，有的是以居住地区的地名为族称，有的是不同的汉语译音，等等。这些，都需要一一甄别。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识别就被首先提上了民族工作的日程。主要任务有三：一是通过识别，认定某一民族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二是识别该族体是单一的少数民族还是某一少数民族的一部分；三是确定这一族体的民族成分与族称。

　　二、民族识别的主要原则

　　民族识别，是一个涉及民族平等的重大现实问题。我国的民族识别，是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结合我国民族的实际情况，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尊重本民族人民的意愿，逐一进行的。

　　斯大林在1913年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民族定义。他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全集》，第二卷，294页，人民出版社，1953。）斯大林同时还提出了两个附加条件：第一，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历史范畴”，在资本主义以前是不可能有民族的；第二，民族的四个要素“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苏联根据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将其境内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弱小的人们共同体称为“部族”，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共同体称为“民族”。

　　我国的民族识别，既坚持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为理论指导，又没有生搬硬套这个定义，而是从我国民族的实际出发。我国各民族在历史上发展很不平衡。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基本上都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其中大多数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段，有的还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奴隶制或农奴制，有的甚至还保留着原始公社的浓厚残余。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民族才逐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如果照搬斯大林的定义，将一部分族体称为民族，而将另一部分族体称为部族，这不仅不符合我国民族的客观实际，而且在政治上有悖民族平等的原则，不利于民族团结。

　　1953年，中共中央在讨论《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时，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民族识别的总原则。他指出：“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上），27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根据这一指示，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没有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共同体加以区分，各民族不分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居住地域大小、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高低，统统都称为民族，一律平等。这一科学决策，既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充分体现了理论创新的勇气。

　　在这个总原则的指导下，实际工作中主要依据两个具体原则开展民族识别：

　　一是依据民族特征。民族特征是识别民族的基本依据。任何一个人们共同体，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都形成了自身的特征。我国民族识别工作，从我国民族的实际出发，灵活运用了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四个特征。在我国，有些人们共同体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常常出现分化或融合的现象，构成民族特征方面，呈现出不平衡性。在民族的诸特征中，显得比较突出的，有时是这个特征，有时是那个特征，有时又是另一个特征。因此，在民族识别过程中，不能孤立地看民族的每个具体特征，而应历史地把民族诸特征，包括分布地域、族称、历史渊源、语言、经济生活、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及心理素质等，作为一个整体来全面地、综合地进行分析考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逐一谨慎地确定一个人们共同体的族属和族称。

　　以土家族识别为例。在历史上，生活在湘、鄂、川、黔四省交界的土家与苗、汉在外界社会看来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土家自称“毕兹卡”，而称苗族为“伯卡”，称汉族为“帕卡”。1949年，湖南永顺专区的田以苗族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但她认为自己是土家族，并提供大量而详实的原生态的土家文化实物。她提出的土家识别问题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注意。之后，中央组织专家学者就此问题展开调查。1953年9月，潘光旦教授撰写《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一文，认为“土家不是瑶、苗、汉，而是历史悠悠的单一民族”。1956年5、6月间，中央又派调查组进行实地调查。1957年1月3日，中央统战部发出文件，正式确定土家为单一民族。

　　二是尊重民族意愿。民族意愿，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民族意识，是人们对于自己的族体究竟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究竟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还是某个少数民族的一部分的主观愿望的表现，也是对人们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反映。当然，这种意愿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而是建立在具备有一定的民族特征的科学依据基础上的，是民族特征的一种总的反映。因此，在民族识别中，应当尊重民族意愿，坚持“名从主人”的原则。

　　本着这个原则，新中国将过去强加于俄罗斯人并带有侮蔑性的称呼“归化族”改为俄罗斯族；将“卡佤族”改为佤族，将“僮族”改为壮族，将“崩龙族”改为德昂族，将“毛难族”改为毛南族。此外，海南岛的苗族，从语言、文化生活、风俗习惯诸特征看与瑶族相近，追溯其历史渊源，乃是400年前明代从广西十万大山迁来的瑶族。但在识别时，大部分群众刚领袖人物没有更改民族名称的要求，也不愿改成瑶族。根据这一情况，坚持名从主人，正式把他们确认为苗族。

　　民族识别在新中国民族工作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一些少数民族正是通过民族识别，了解并打心底拥护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一位瑶族干部就曾形象地说：旧中国，我们瑶族被称作“猺”，是“动物”；解放了，我们被称作“傜”，变成了“人”；民族识别后，我们被称作“瑶”，变成了“玉”。从“动物”到“人”再到“宝”，真正体现了新旧社会少数民族地位的不同。

　　三、民族识别的主要历程

　　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规模之大、历时之久、识别民族之多、调查范围之广、识别依据之科学，都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项工作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始，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正式确认中国有56个民族，前后历时30多年。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中国成立到1954年为第一阶段。这个时期民族识别的主要工作是进行调查研究，并确定一批民族成分。1952年到1953年，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等省广泛地对自报的民族进行实地调查。1953年，中央民委派出畲民识别调查小组分赴浙江、福建等省调查研究畲民识别问题。同年，在中央民委的领导下，由中央民族学院派出了达斡尔族别调查组分赴黑龙江、内蒙古达斡尔地区进行民族识别调查。1953年初，中共中南局和中南行政委员会委派中南民族学院的专家、学者到土家人聚居的湘西龙山、永顺、古丈、泸溪等县进行民族识别调查。同年9月，中央民委又组织一个包括中央民族学院专家、学者在内的土家识别调查组，深入调查了永顺、龙山、保靖等县土家人的语言、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情况。与此同时，在贵州开展了对“穿青人”民族成分的识别调查研究。

　　经过这一阶段的民族调查识别，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夕，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中自报的400多个民族名称中，除已经公认的蒙古、回、藏、维吾尔、苗、瑶、彝、朝鲜、满、黎、高山等民族外，经过识别和归并，又确认了壮、布衣、侗、白、哈萨克、哈尼、傣、傈僳、佤、东乡、纳西、拉祜、水、景颇、柯尔克孜、土、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鄂温克、保安、羌、撒拉、俄罗斯、锡伯、裕固、鄂伦春等民族，共计38个少数民族。

　　1954年到1964年为第二阶段。在基本掌握各族体的族源、历史、现状与语言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民族识别，主要集中在西南和中南的一些省份，尤其是云南省。

　　1954年，中央民委派出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云南是个多民族的省份，有260多个不同民族名称亟需进行识别，其中少数属于识别其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而大量的则是属于确定其是否为单一民族或者是其他少数民族的一部分（支系）。比如，云南文山州曾有一部分自称“蔗园”的族体，要求确认为单一少数民族。经识别调查，认定这部分人不是少数民族，而是从其他地区迁入的汉族。在云南的民族识别中，主要是对彝族和壮族支系进行识别和归并。彝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支系最多的民族，仅在云南就有数十个支系。经调查识别，将自称为“蒙化”、“土家”、“水彝”、“阿车”等20多个族体，都确定为彝族支系。云南文山地夏有“侬人”、“天保”、“黑衣”等族称，经识别并征求本民族意见，将其归并入壮族。这样，云南260多个不同族称，经识别归并为22个民族。此外，中央还先后派出了其他的民族识别调查组。1955年，中央派出贵州民族识别调查组，对80多个自报民族名称进行识别。1956年，中央派出土家识别调查组。

　　经过这一阶段的调查识别，从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前自报的183个不同称谓的民族名称中，新确定了16个少数民族，即土家、畲、达斡尔、仫佬、布朗、仡佬、阿昌、普米、怒、崩龙（现改为德昂）、京、独龙、赫哲、门巴、毛难（现改为毛南）、珞巴等民族。另将74个不同民族名称归并到54个少数民族中。还有几十个在识别中自动撤销原登记的民族名称。至此，对已填报的族体的识别大体上得以基本解决，有待继续识别的已为数不多。

　　1964年到80年代末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民族识别工作的重点是在一些地区对一批人的民族成分进行恢复、更改，对一些自称为少数民族的人们共同体进行辨别、归并。1979年，国家民委向四川、西藏、云南、贵州、广东等省、自治区发出《关于抓紧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的通知》，指出目前尚待识别的少数民族为数不多，要求有关省、自治区的民族事务部门采取积极有力的措施，尽快解决民族识别工作中的遗留问题。

　　在这一阶段，除1979年确认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外，主要是对贵州和湖南等地的一些自称为少数民族的人们共同体进行识别、归并。贵州省自1982年起全面开展了民族识别调查，对需要识别的23个自称为少数民族的族体，经民族识别调查，首先认定为汉族的有2个，分别归并于9个少数民族的有13个，其余8个经过多次的反复调查研究，有的归并于白族，有的归并于毛南族，有的则待于进一步识别。其中，对60多万“穿青人”的识别，仍然维持原来族属识别的意见，认定为汉族。在湖南西南部，一部分人自称为“哇乡人”、“本地人”、“梧州瑶人”，由于长期与少数民族居住在一起，其中的一些特征发生了变化，要求承认为少数民族。经识别调查，确认他们不是少数民族，而是汉族的一部分。在此期间，广西识别了涉及20个县市、50多个乡镇的壮、瑶、苗、彝等10个少数民族，共10万人。1985年对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图瓦人”进行识别，认定为蒙古族的一部分。对云南的“苦聪人”、“摩梭人”重新提出作为单一民族问题，经重新识别调查，仍维持原来的意见，“苦聪人”划入拉祜族，“摩梭人”仍归入纳西族。

　　在这一阶段，民族识别的大量工作是关于恢复和更改民族成分。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要求恢复、更改民族成分的人数达500万之多。其中主要是，居住在辽宁省和河北省承德地区的满族，湖南、湖北、贵州、四川边界地区的土家族，湖南、贵州两省的苗族和侗族，以及贵州、云南两省的其他少数民族。为了做好民族成分的填报工作，保障少数民族享有民族平等权利，尊重少数民族成员正确表达本人民族成分的自由，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国家民委于1981年11月联合发出《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分的处理原则的通知》，提出：“凡属少数民族，无论其在何时出于何种原因未能正确表达本人的民族成分，而申请恢复其何种成分的，都应予以恢匡复。”据此，从1982年开始，全国陆续恢复和更改民族成分的有260多万人。如湖南省，从1982年至1985年，恢复和更改民族成分的就有724万人。

　　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民族识别和更改民族成分工作已基本完成。1986年6月，国家民委在全面总结我国民族识别工作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和更改民族成分的情况报告》。1989年11月，国家民委、公安部发出了《关于暂停更改民族成分工作的通知》。1990年5月，国家民委、国务院第四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又发出了《关于中国公民确定民族成分的规定》。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我国已正式确认了56个民族，其中除汉族外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总人口为9120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04％。至此，就全国来说，大量繁重的民族识别任务已基本完成，更改民族成分的问题也已基本解决。当然，民族识别工作还有少量的遗留问题。这些遗留问题虽然涉及的人数不多，但情况比较复杂，应当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慎重稳妥地做好相关工作。

　　四、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大调查

　　我国的民族识别是在大量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基础上进行的。在五六十年代，除多次进行民族识别调查外，还开展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和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

　　在社会改革前，我国各少数民族分别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每个民族的社会文化生活的原生态特征十分鲜明。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逐步展开，各少数民族的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为抢救这些即将消失的活的社会历史资料，毛泽东同志指示，迅速地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开展大调查。1956年，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对这项工作进行了专门部署。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领导、国家民委协助下，先后从中央和有关省、自治区抽调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专业人员和部分民族工作者共200多人，组成内蒙古、西藏、新疆等8个调查组，对蒙古、藏、维吾尔等20多个少数民族进行普遍调查。1958年以后，这项工作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具体负责。为加快调查速度，扩大调查范围，新设了甘肃、青海、宁夏等8个调查组，同年8月，抽调有关单位的研究人员和干部，分赴16个省、区进行调查。调查组的人员最多时达千人以上。未派调查组的省、自治区，则委托电民族工作部门负责组织调查并提供所需资料。至1964年，历时八年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基本结束。在此期间，为帮助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还从1956年开始，利用两年多的时间，由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民委组织700多人，组成7个调查队，分赴16个省、区开展少数民族语言的普查工作，获得了40多个民族语言的相关资料。

　　经过这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大调查，基本上摸清了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包括民族来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状况、社会政治结构、语言文字、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写出调查资料340多种，计2900多万字；整理档案资料和文献摘录100多种，计1500多万字；拍摄关于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状况和社会生活的科学纪录影片16部103本，同时还拍摄了大量资料，搜集了大量历史文物。在这次大调查的基础上，当时还组织编写出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和《简史简志合编》初稿57本。1978年，为使五六十年代民族大调查的资料能够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国家民委在报请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后，决定编写出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即《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这项工作先后有中央和地方的民族研究人员和民族工作者3000多人参加，历时10年，到1987年基本完成，共编写出版图书398本，9000多万字。这些成果，为民族识别、民族研究以及其他各项民族工作积累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2005年，国家民委启动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修订再版工作，预计2008年全部完成。

　　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梳理了错综复杂的民族源流和现状，科学地鉴别了我国现实的民族成分，基本上认定了党和国家实行民族平等、进行民族工作的确凿对象，从而为党和国家制定和贯彻民族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坚实基础。我国的民族识别，不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也为我国民族工作和民族学科发展积累了宝贵财富，在我国民族工作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在滇西，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哀牢国”。 距今约2400年前，以今保山市为中心的怒江区域曾崛起过一个支系庞杂的族群“哀牢夷”，是古代“西南夷”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创立了存续数百年之久的酋邦哀牢国，还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哀牢文化”。两汉时期，随着中原王朝开疆拓土、经略西南，哀牢王柳貌“内附”，永昌郡设立，中原文化迅速注入，曾经兴盛一时的“哀牢文化”便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渐次稀释直至湮灭，以致后人往往只能透过一些古代典籍记载的关于哀牢夷和哀牢国的只言片语，去想见那个曾风光过的神秘古国的万般风情

从哀牢国的历史看来，这个神秘的部族好斗无比：史书记载的关于哀牢人的9场战争，有8场是哀牢人主动发起的}与滇池一带的滇人、洱海边的昆明人比起来，哀牢部族要神秘得多。横断山脉由于亚欧板块与印度洋板块碰撞，形成褶皱山脉，境内群山峥嵘、峡谷纵列，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沿着大断裂峡谷奔流不息，自古以来通行不便，栖身于横断山脉之中的哀牢人也就愈发神秘。哀牢山一个关于远古的创世史诗历史上的哀牢部落在史书中出现便笼罩着浓厚的传奇色彩。传说天竺建立了代霸业的阿育王有一匹神驹，天，神驹突然径自向东方奔去，阿育王的三个儿子率领部落路追赶，历经千辛万苦最终追到了滇池一带，三子准备返回天竺，不料归去的道路已为哀牢人截断了。这个虚幻的传说背后，可能隐藏着若干神秘讯息。哀牢人安居的澜沧江畔历来是中国西南门户，史前的哀牢人也就不断遭受外来部落的试探，乃至战争。远古时期，天竺王朝势力可能已触及中国西南，而哀牢人敢于挺身而出与强大的天竺王朝抗衡，可见其剽悍。“哀牢前属国，山川尚有灵。水池分冷暖，金井幻殷勤。比目鱼尚在，封神说汉名。独邻征战地，岁岁草生生”。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3年)，缅兵10万来犯明朝名将邓子龙率三干疲惫之师星夜增援，大破缅兵，”获战象千头，烹以享士”并写下了这篇著名的五律《过哀牢祠》。诗中的哀牢山位于今保山市附近，著名的元阳梯田就藏身于沟壑纵横的哀牢山中。《后汉书》记载，哀牢山中有个叫沙壹的妇人，一次在水中捕鱼，触到一块下沉的木头怀孕，生下了10个儿子。后来木头化为神龙，出水之上：“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7”九子见龙皆晾走，独有小儿子九隆面不改色，遂被推举为王。正好山下有对夫妇，生了10个女儿，九隆兄弟娶以为妻，成为哀牢人的祖先。传说哀牢男子喜好在身上文上龙的图案，寓意着部落的标志与祖先的记忆。现在看哀牢人的创世史诗，隐藏着浓烈的母系氏族之风

哀牢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文化发达、物产丰富、民族众多，

是云南历史上文明古国之一，，开国之王为九隆，历四百多年，大约形成于战国中前期，公元69年归附东汉，以其地设永昌郡。哀牢国鼎盛时期，疆域辽阔，号称东西3000里，南北4600里，国土约138万平方里，范围大半与东汉所设全国第二大郡的“永昌郡”辖地基本一致，即东起哀牢山脉，西至缅北敏金山，南达今西双版纳南境，北抵喜马拉雅山南麓。

据历史学家考证

　　哀牢国的中心地保山，是云南重要的人类起源地之一。这里冬暖夏凉，四季如春，素有“保山气候甲天下”的美称，是人类生存繁衍的一片乐土。在该地区的某煤矿出土了一具完整的古猿下颌骨化石，经鉴定迄今约400-800万年，化石颌骨形态从齿弓到齿类都具有从猿向人转化的显著特征。此外，考古专家还发掘了蒲缥塘子沟旧石器遗址，找到了现在已发现的最早的哀牢先民——蒲缥人。蒲缥人距今约8000年，属于云南早期智人。

　　哀牢国是由最初的哀牢部落发展而成的。随着哀牢王国的形成和不断扩大，国内杂居了许多民族，哀牢民族就不再单指原来的哀牢部族，而包括了哀牢部落在内的所有“国民”。哀牢国鼎盛时期的人口，仅从有史记载的两次内附统计看，就达到了54660户，571370人，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人口数字。

　　肥沃的土地，充沛的水源，宜人的气候，丰富的矿产，茂盛的林木，种类繁多的动植物，为哀牢人民的生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据《华阳国志》和《后汉书》记载，这里“宜五谷蚕桑”，“出铜、铁、铅、锡……”尤多珍奇宝货如黄金、光珠、琥珀、翡翠、水晶、玛瑙……并有孔雀、犀、象、轲虫、食铁貊兽和说话的猩猩等。另外，还有“节相去一丈，围三尺余，受一斛许”的大濮竹等。这里最有名的工艺特产是桐华布和兰干细布，就是优质苎麻细布，其华美有如丝织品中的彩色大花绫锦；桐华布则是用木棉织成的洁白不污的布。这两种布产于哀牢，经蜀贾转手贩运，被张骞误称为“蜀布”，秦汉之际就已远销南亚和中东，被人称为“东方一绝”。

　　哀牢古国由于历史久远，地上文物早已荡然无存，只有一些与之相关的地名、山水和后人根据传说修建的景点，隐约透出点远古岁月的信息。传说“彝族和傈僳族”就是哀牢国的“濮人”贵族后裔，哀牢归汉后，他们仍然坚守着自己的传统，抵抗着“内附”后强大的汉文化。

　　无论是石器文化、青铜文化，还是耕织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婚姻俗丧葬文化和音乐、舞蹈等民族民间文化，哀牢国都十分丰富而独具特色，但古籍记载少之又少，仅《华阳国志》和《后汉书》略有记述。目前，哀牢文化研究已取得了重大突破，一些专著、专论相继问世，哀牢文化作为以保山为中心的哀牢故地历史文化的源头，已透过岁月的沉沙露出远古的辉煌。

哀牢归汉设立永昌郡　　柳貌，古哀牢国九隆王传人。公元1世纪中叶在位，为保山历史上一位关键时期的关键人物。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柳貌率众人77邑王、5万余户、55万多人举国“内附”—主动加入中华民族行列，从而使古代保山由奴隶社会一步跨入了封建制的门槛。汉王朝则因势利导，借此机会将郡县治推行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的整个哀牢地，并设永昌郡统一管辖。为彰柳貌内属之功，汉明旁给他颁赐了性质、字体类同于汉武帝所赐“滇王之印”的“哀牢王章”，并举行盛大宫廷庆典。　　“绥哀牢，开永昌”，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盛事，柳貌顺应历史潮流，功不可没。从涉汉史籍看“哀牢国”　　哀牢（哀牢国）的时代相当于汉时，因此，涉汉史籍与哀牢（哀牢国）的关系显得十分重要——研究哀牢（哀牢国）离不开涉汉史籍，只能依靠他，不可回避它，更不可否定它。

丽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共有12个世居民族，其中纳西族2337万人，彝族2014万人，僳僳族1062万人。

其中纳西族占古城区及玉龙县（即原丽江县）总人口的577%。方言：纳西语、汉语北方方言西南官话。

2010年丽江市5个县的人口中，汉族人口为537893人，占总人口的4321%;各少数民族人口为706876人，占总人口的5679%。其中，彝族人口为243282人，占总人口1954%；纳西族人口为240580人，占总人口的1933%；僳僳族人口为115730人，占总人口的930%。

扩展资料：

丽江，云南省辖地级市，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滇川藏三省区交界处，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重要通道 。

丽江市位于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连接部位，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最高点为玉龙雪山主峰，海拔一般都在2000米以上，属低纬暖温带高原山地季风气候，境内水利资源丰富，动植物种类繁多，为云南省重点林区、中国水电西电东送基地之一。

参考资料：

红河州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彝族、苗族、傣族、壮族、瑶族、回族、布依族、拉祜族、布朗族

红河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州，有10个世居民族，有241万少数民族人口，少数民族占红河州总人口的575%，民族聚居区占红河州国土面积的98%。

以彝族和哈尼族为主，彝族达10858万人，占总人口的2448%；哈尼族达8086万人，占总人口的1823%。人口超过10万人的有彝族、哈尼族、苗族、傣族、壮族。

扩展资料：

云南红河州的主要少数民族：

1、彝族

彝族古籍文献丰富，全州散存于民间的彝文古籍二千多卷，著名文献有《尼苏夺节》、《彝族创世纪》、《太阳历》等。经典的舞蹈有哈尼族的芒鼓舞、乐作舞，彝族阿细跳月、烟盒舞，苗族芦笙舞等。

经典音乐有石屏彝族的海菜腔等。《哈尼四季生产调》、哈尼族多声部音乐、彝族烟盒舞、彝族海菜腔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民族乐器有彝族的巴乌、口弦，苗族的芦笙，傣族的葫芦丝等。图腾崇拜有哈尼族的祭龙，彝族的祭火、祭山等。

2、哈尼族

哈尼族

哈尼族是云南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

哈尼族有悠久的历史，与彝族、拉祜族永源于古代的诸羌部落。隋唐时期，哈尼族与彝族的先民同被称为“乌蛮”部落。当时，滇南、滇东北的“乌蛮”部落，被成为“南中”、“三十七蛮部”，其中“因远”、“思陀”、“溪处”、“落恐”、“王弄”等七部多为“和蛮”（“和泥”）,为哈尼族的先民。

公元937年，南诏通海节度使段思平曾联合“三十七部”进军大理，推翻了篡夺南诏政权的“大义宁国”，建立了大理国。哈尼族的社会形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基本进入封建社会，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红河南岸的哈尼族地区仍处于封建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过渡的地区。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