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

一、古籍书页版式

古籍版式指古籍版刻的样式。包括版面、大小题名、版框（亦称边栏）、界行、天头、地脚、版心、行款、字数、鱼尾、象鼻、书耳、书牌、条记、句读、插图等等。版式的概念出现在雕版印刷行世之后，但明显保留了雕版印刷之前的简策、手写帛书等装帧形式的特点。

古籍版式图

1。版框：也称为边栏，指每版内围框文字的四周边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两旁叫“左右栏”。单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双线的叫“双边”或“双栏”。一般比较粗黑，给人稳定感。四周只印一道粗黑的边线，称为四周单边。四周粗黑线内侧再刻一细黑线，称四周双边。如果仅左右粗黑线内侧有细黑线，称为左右双边。不仅有规范、整齐版面的作用，而且保留了简策、帛书的遗风。

2。界行：也称界格。指在版面内分割行字的直线。两道隔线间的条格叫界格，是竹木简书籍的流风余韵。在鉴定和著录时，人们习惯以半叶计算，叫做“半叶× 行×字”，有的径称“×行×字”，若每一行中有两排字（通常为大字的注解），叫做“小字双行每行×字”。若双行字数与单行正文相同，就不再注出。这种著录和说明方式，称为行格，又称行款。

3。天头：版框外空白纸的上方叫天头。

4。地脚：版框外空白纸的下方叫地脚。

5。版心：也称“叶心”，或简称“心”， 指古籍书叶两半叶之间、没有正文的一行。为折装整齐，版心多刻有鱼尾、口线等，为便检索，也常记有书名、卷数、页码、每卷小题、刻工姓名等文字。因为这一行居于两版的中心，故称版心。 版心通常有用作对折准绳的黑线和鱼尾形图案。

6。书口：又称版口，或简称口。指书籍装订成册后开合一侧的端面，有白口、黑口等款式。就书版而言它是版心。对于以包背装或线装的方式装订起来的书籍而言，这一部分为书可以翻阅的开口，故称书口。

7。鱼尾：版心中间的图形︻，因其酷似鱼尾，故名。刻于距版心上边大约四分之一之处。有时版心上下方都有鱼尾。一个鱼尾为单鱼尾，两个鱼尾称双鱼尾，个别有三鱼尾。鱼尾刻印出花样的称花鱼尾。鱼尾的作用是用作标示中缝线，作为折叶的标准。

8。象鼻：鱼尾上下到版框有一条线，叫做象鼻。象鼻为一条细黑线的叫细黑口或小黑口，象鼻为一条粗黑线的称为粗黑口或大黑口，无象鼻者为白口。

9。书耳：版框外左上角的空格，里面刻有简单的篇名，因为形状象耳朵，所以称书耳。书耳中的题名叫耳题、耳记。

10。墨钉：又称墨等。指版面上常有文字般大小的黑墨块，形状似钉帽。出现的原因是文稿雕版时未定的文字，等待校勘后写上去再印。

11。书牌：又称牌记，与现在的版权页类似，常常镌有书名、作者、镌版人、藏版人、刊刻年代、刊版地点等。明清时期的书牌作用多为表示特色和所有权，明清以前则更多是刻书题记，讲刻书缘起，选用底本，校本，甚至多少具有广告宣传作用。

12。大题：指一种书的题名。

13。小题：指一种书内各篇卷的题名。

14。行款：又称“行格”，指正文之行数与字数。通常以半叶计算。同一种书，不同时期有不同刻本，行款也往往不同。故行款为鉴别版本依据之一。

15。朱丝栏 乌丝栏：行格界栏以红色印的称为朱丝栏，以黑色印的称为乌丝栏。主要见于唐以前写本。明清时期，专有印刷各种颜色笺格的作坊，用不同颜色界栏笺纸抄写的古籍，通常直接著录为红格、黑格、蓝格、绿格等等。

二、古籍装订版式

单叶装订成册，就成为一部古籍。现存古籍以线装居多。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有其特定的名称。

古籍结构图

1。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

2。书衣：为保护书在书的前后加的封衣，也称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3。书名叶：在封皮之后，题有书名的一叶，又称封面、封、面叶、内封面。书名叶的后面一般加上一张空白纸，叫护叶或扉叶。

4。书脑：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叫书脑。

5。书脊：也称书背，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称为书脊。

6。书首：书脊的最上端，称为书首，又称为书头。

7。书脚：书脚是书的底部，有些藏书家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存而将书名写上去。

8。书根：书脚中简单记载卷册的部~

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中华民族为人类社会做出的杰出贡献。其中印刷术，由唐至清，遥遥领先世界，曾远传亚非各国雕版印刷，更是开世界印刷术之先河。古镇四堡，就是惟一活着的古代雕版印刷的见证者，就是中国古代文明领先世界的实录。 四堡印刷业的始创，可追溯到明朝嘉靖三十年至万历八年(公元1551—1580)，在浙江杭州任仓大使的邹学圣(字清泉，生于公元1523年，卒于1598年)。

据传，当邹学圣辞官归里时，其夫人邵妙正(杭州人)，不愿离开杭州来福建。当时邵妙正年仅29岁，膝下三个孩子均尚年幼，耽心回到山区僻壤，难以把孩子培养成才；但邹学圣感到自己年过五旬，特别是老父已在风烛残年，母亲已经逝世，自己又是父母的唯一独生子，无论如何也得回家，以慰藉老父暮年念子之心。于是与夫人商议，决定把苏杭的元宵灯艺和印刷术(含部分雕版)带回故乡，以解除夫人心头的疙瘩换得了她的乐意成行。从此“镌经史以利后人”的印刷业，便在四堡雾阁播下了第一颗种子。

自邹学圣开设书坊搞起了印刷业之后，其子邹震孟(1568—1634)，邹希孟(1578—1643)其侄邹葆初(1619—1673)等人，在“身游庠序”考取功名后，继承了先人的事业，更“广置书田”进一步扩大了印刷事业。他们“走东粤，游武林”四出售书，而“殷富冠都邑”。由是步其后尘，镌经刊史，售书各地的人越来越多，到了乾、嘉时期，便发展到了它的鼎盛阶段。 古镇四堡位于闽西连城、长汀、清流、宁化四县交界处，是一个偏僻的山区小镇。然而，古镇四堡曾以其兴盛的雕版印刷业而赫赫有名，成为明清时期全国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中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名列“福建省历史文化名乡”，2001年，幸存的古书坊群也列入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穿行古镇雾阁村，一幢幢久经风雨剥蚀的风火屋，门楼矗立，飞檐翘角，书香飘溢。那就是古书坊。现仅雾阁一村尚有称为“印房里”的遗址百余处。古镇四堡印书坊基本属家庭作坊，多由家族世代经营，而呈现家族性与民营性的显著特征。雾阁村的邹氏和马屋村的马氏，就是经营四堡雕版印刷业的两大家族。邹氏族语载:“吾乡在乾隆肘，书业甚盛，致富者累相望”，各书坊“广镌古今遗编，布诸海内，锱铢所积，饶若素封”。子仁屋是一座明清住宅和书坊合二为一的典型建筑，由天宝堂、务本堂、翰宝楼组成，始建于1809年，由邹姓三兄弟建造，占地十亩，九厅十八井，有140多间房。上中下厅是公共活动场所，侧厅和第一披厢房为住宅和生活区，第二披厢房及大门前侧房为印书坊，后院为仓库和杂物房。刊印书籍销往赣、粤、浙、挂、苏杭等地。

据史料记载，古镇四堡雕版印刷业有南宋末年、明朝成化年间(1465年至1487年)、明朝万历八年(1580年)三种起源说。而何说为准，尚待考证，但足已说明它的源远流长。经历数百年发展，在乾隆、嘉庆、道光三代进入鼎盛时期g印坊柿比，书楼林立，世代相传大书屋至少百家，中小书坊星罗棋布。当地书商达数百之多，有定点经销，有流动贩卖。外地书商也络绎不绝前来批售，使古镇四堡刊印书籍“垄断江南、行销全国、远播海外”。后随印刷业的工艺革新和发展，逐渐式微，至清末民初已被排挤而无立锥之地。 四堡印刷业所以能够稳步发展而成为全国印刷业的重点基地之一，主要原因是：1、清初康、乾时代重视知识，崇尚文学，积极整理、编纂了大量古籍，为四堡的印刷业提供了有源之水，长流不断的良好前提条件；2、四堡地域宽广，物产丰富，印刷所需的基本原材料，如纸张、墨烟、梨、枣等木材，境内均有出产，为它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3、落第文人的走投无路，卷入到这一行业，不仅提供了充裕的人力，而且对提高产品的质量，赢得知识界的信誉，扩大其外销量，从而刺激当地印刷业的高速发展。4、华侨经济的源源不断涌回故乡，为四堡印刷业的发展，从另一条渠道汇集了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

四堡的印刷业，经历了明万历至清康熙一百五十多年的草创和发展后，便进入乾隆、嘉庆和道光三代一百一十多年的鼎盛时期。在这期间，印刷业遍及雾阁与马屋两大村庄，尤以雾阁为甚。据了解严屋也有过一家，但规模小，时间短，已难查考了。当时四堡比较著名的书坊，雾阁有碧清堂，文海楼、文香阁、翰宝楼、五经堂、崇文楼、寄傲山户、素位堂(后分出素位山房)、萃芸楼、梅中昌、种梅山房、本立堂、以文阁……等二十余家；马屋有林兰堂、万竹楼、翼经堂、德文堂等数家。它们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书坊。这些书坊，据雾阁的资料所知，均是一个个小家族祖辈相传的家庭作坊，他们三、四、五代人同居共爨，男女老少，按体力强弱进行周密的组织分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投入到各个工序的紧张劳动中去。从版面设计、底本考据、书写成形、校对详核、刨制胚版、雕刻印版到裁纸、调墨、印刷、折页、分册、装订、榨书、切光、缃绢封脊、订线、贴签、包装、打捆等二十多道工序到最后发运、布点联络等，均有专人负责。

四堡书版来源，除一部分从外地购进或在别处请人镂版外，大部分在当地刊刻。工匠，有从外地雇请来的；也有当地专事刻版生涯的师傅；有的书坊主人自己就是刊刻专家。所以新书定稿一成，即能付梓。如雾阁著名学者邹梧冈(圣脉)当时增补的《幼学故事琼林》及所撰的《书经备旨》、《易经备旨》、《书画同珍》、《绘像妥注》和农村日常杂字的四言韵句《人家日用》，邹克襄(圣脉之孙)所辑著的《酬世锦囊》；邹廷忠的《诗林尤雅》，邹馄国所著《读史约篇》及阐发程、朱理学的论著与一些诗词、短篇笔记小说等，稿成即能刊版出书。因此，四堡雕版随着时间的推移，越积越多，种类愈来愈丰富，真是琳琅满目，包罗万象。刊版除农村幼儿启蒙读物的《人家日用》、《三字经》、《弟子规》、《增广贤文》、《幼学故事琼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和《四书集注》等普通书籍外，《康熙字典》、《说文解字》、《佩文韵府》、《楚辞》、十三经、二十四史、诸子百家以及王、杨、卢、骆、鲍、谢、李、杜、元、白、韩、柳、欧、苏等历代名家诗、文集，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历代文学评论、医药、历法，乃至巫卜星相、堪舆诸书，均有刊本，有些禁书如《绣像金瓶梅》，据传就在四堡刊印过，时间当在清代乾隆前后。

《金瓶梅》一书，历代均把它列为“诲*”的秽书加以禁锢，既禁止看，更禁止刊印发行，这是无容置疑的。因此，要在京、津、苏、杭等地刊印《绣像金瓶梅》确非易事，只有四堡这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山区印刷地刊行，可能性才是比较大的。所以，对《绣像金瓶梅》一书曾在四堡刊行，是很有可能的。

至于版本问题，经、史、子、集诸书，均属善本。不仅纸张质地好，装帙考究，字形秀丽清晰，而且书页天头高大，便于读者批注，所以很受各地欢迎。尽管价格昂贵，销路依然很广，故有“垄断江南，行销全国”之说。当时江西许湾书商就曾派专人来四堡坐地采购转运，并曾向雾阁印刷业家商让了一块地皮，建成采购转运人员的住所，长期居住下来，购买大批书籍转运到江西各地贩卖。其房屋就建在雾阁村口，去长汀与清流、宁化的古驿道分岔处，地名羊坑尾(即现在四堡中学西南侧，粮站前面的公路以西)，后来，许湾书商深感长期作为四堡书坊的推销人，很不合算，赢利总是有限，不如自己回去开办书坊，于是许湾书商便在四堡购走了部分旧刻版回去，并以四堡刻本作为依据，逐渐搞起了自己的印刷业，从此就不再来四堡采购书籍了。其房屋也就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倒塌，成了一块平地废墟。

四堡的书籍，除外地客商直接前来采购外，自己经年屡月连续不断地往外发运。其发行路线有三：北线、西线和南线。因其地处汀、连、清、宁四县结合部，其北至清流、宁化，西至长汀，南至连城。因此，书籍的发运路线，也是按这三条线路行进。在靠人力肩挑运输或骡马驮运的时代，日行不过七、八十华里至一百华里。但沿线路的城镇都有四堡人的书店可供歇息并调剂货源余缺。这些沿途书店的开设者，原也是走乡串村，深入馆、院和士人之家推销书籍的流动行商，经过一段时间熟悉后，才建立铺面坐商经营。如此逐步往前四处延伸，愈行愈远，散布到江南各省。当时，北线经清流入沙溪下闽江，或由宁化到建宁、泰宁进入江西丰城、临川、南昌、樟树、九江等地，再沿长江向上游进发到武汉、长沙和四川重庆、成都；下游抵安庆、芜湖、南京、镇江、无锡、苏州和杭州。西线至长汀后，也分水、陆两路。一路乘舟沿汀江南下入上杭、梅州、潮州、汕头，经海运入珠江，进广州，散入粤西南各地。或沿珠江而上溯至广西梧州、贵县、灵山、横县、南宁、桂林、柳州、百色直抵贵州、云南各地，入越南北方诸县城。或于潮州陆路转入粤东各地。一路由长汀陆路向西入赣南和湘南诸城镇。南线至连城后，分东、南两路。东路入永安经沙溪向南平、崇安、浦城、建阳、建瓯各地进发，或沿闽江而下至福州，转海上赴温州及浙东南各县，伸而入杭、嘉、湖，散于全浙。南路经朋口河入韩江至广东，或陆路向龙岩、漳州、厦门、泉州等地伸展。总之，从四堡向北、向西、向南三线出发后，再分水、陆各支线往四周扩散、步步延伸，如网状“叶脉一般”，分散到长江以南各省。因为各地都散布有四堡书商，为了互相沟通讯息或调剂货源余缺，彼此经常往来，所以这三条主线相互交错进行，或进入水路后汇合而行，这也是常有的事。由于线路长，人、畜力运输的运量小，所以终年都有大批人力奔波在这三大线上，像血液周流人体全身一样，永不停息。

据初查，四堡的印刷业家和贩售书籍的商家，在沿江、江南各省，均有他们的足迹和书肆。在四川、湖南有邹龙泉、邹丕煌、邹龄轩；在武汉有邹象古；在南昌、樟树有邹龙川、邹龙冈、邹子麟、邹松轩、邹大亨、邹浩才、邹海燕、邹信徵；在赣州有邹孔昌；在九江有邹昭亭；在苏州有邹大贞、邹藩臣、邹龙泉、邹龄轩；在杭州有邹大亨、邹藩臣；在温州有邹毅夫；在福州有邹大亨；在崇安有邹瑞轩、邹象古、邹泗轩、邹鸣盛；在南平有邹恒昌、邹瑞轩；在永安有邹仁声、邹扬丰；在泉州有邹昆祖；在漳州有邹朝元、邹卓就、邹良成；在汀州有邹新城、邹新桥、邹恒舒弟兄叔侄，马传图、马德明、马崇德；在上杭有马传图兄弟；在广东梅州兴宁有邹葆初、马炳芳；在潮州有邹肇珂、邹继恒父子，邹新城、邹新桥兄弟；在嘉应州(今梅州)有邹瑞轩、邹丕彬、马传新；在翁源有马传恩、马云章；在广州有邹宾王、邹立乾；在广西南宁、桂林有邹新桥、邹恒鉴父子，邹式煌、邹式皋兄弟，邹瑞轩、邹松轩、邹经轩、邹立亮、邹明镇、邹明辉；灵山有邹元超、邹殿赓、邹殿梁父子兄弟，邹新城、邹新桥兄弟；横州(横县)有邹新祐、邹恒振、邹恒葆父子兄弟；在平马有邹上达、邹恒焕父子；贵县有邹宁光、邹新城、邹恒聪、邹森成、邹洪熙、马守望、马鹤山、马传芳；百色有邹远昌、邹清盛父子；平南有邹秉儒、邹耀光、邹秉翰；振安有邹上才；云南昆明有邹孔昌等。他们从行商售书到定居售书的整个过程，对传播祖国文化立下了汗马功劳；对提高当地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对交流和发展民族文化，起到了媒介作用；总之，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他们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的。正如清代拔贡廷试第一特简兵部武库清吏七品京官余国琛，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为雾阁三修《范阳邹氏族谱》时撰写的《序言》所说的：“予闻其乡……储古籍雕版，装为缃帙，以应士大夫觅购者，不可胜计。此实有裨于文教，因而酝酿乎诗礼之气，用能发越其英华。邹氏之家声，吾知其必大振矣。”余国琛的最后一句褒词，自然成了泡影。因咸丰、同治间，石印在上海出现后，四堡的雕版印刷业，便渐逐失去了竞争能力。于是，它从自己的高峰鼎盛期，开始沿着斜坡往下滑进了衰落期。 从残存雕板、珍本古籍旧书及当地族谱资料考证，为适应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古镇四堡刊印的书籍种类五花八门，内容无所不包，约有9大类900余种。其中，有以儿童为对象的幼学启蒙书《幼学故事琼林》、《三字经》、《增广贤文》等;有服务举子应试的《行文资典》、《考卷问珍》、《增订古文精言》等g有文人喜欢的《易经》、《诗经》、《论语》、《孟子》等经史子集，在文学图书中，有古代诗词及个人文集，也有人们日常娱乐消遣的小说、故事、戏剧等z有日常应用读本、医药图书，也有堪舆、占卡、星算之类的图书。

在古镇四堡版本古籍中，也有少见的珍品。

一是《绣像金瓶梅》。明朝成书问世的《金瓶梅》被列为禁书后，在京、汉、杭等地难以出版，而四堡出版了《绣像金瓶梅》，现存于吉林大学图书馆，是出版史上一件突出的大事。

二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合刊本，在同一书页中以墨线分成上、下两半，上半部刊《三国演义》，下半部刊《水浒传》。此版本在印刷史上较为罕见。

三是《西厢记》，采用连史纸陶印，字为黑色，圈点用红色，为古籍中少有精品。

四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字画参半，每一书页中上为图画，下为文字，图文并茂，别出心裁。

五是被誉为全国名志之一的明朝李世熊著《宁化县志》。

六是一本以小著称的线装奇书《论语》(朱禀集注)，长7厘米，宽5厘米，书页上真正印字的部分仅长6厘米、宽4厘米，封面没了，全书仅存《论语》卷六至卷十，共212页；书中字最多的一页达260多字，书的侧标题上印有“四书全注·论下”、“八讲”等字样。这是中国四堡雕版印刷展览馆馆长从当地农家找到的，书页已被虫姓蚀得斑斑点点。此书之小，是为了便于携带，如今日的袖珍字典，还是为古时科举考试作弊所用？不得而知。 四堡雕版印刷业，从乾、嘉的鼎盛时期，咸丰、同治时代便一步步地趋向衰落，最后被资本主义新生产方式的雄厚力量所彻底挤垮，正如乡进士文林郎大挑直隶县正堂邹励成给其侄孙邹新城写的家传中所说：“吾乡在乾、嘉时，书业甚盛，致富者累相望；至咸、同以后，乃不振。间有起家者，多以节啬积赢而致，然亦不及前人也。”

四堡雕版印刷业衰落的原因，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1、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先进的技术、设备涌入沿海城市，给内地雕版印刷业以致命的打击。

随着上海的逐步“繁荣”，一边是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勾结，对我国人民进行野蛮的经济掠夺，使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越陷越深；一边是受外来影响，本国的近代工业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产生了民族资产阶级和新的产业大军工人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资金、技术、设备高度集中的资本主义经营下的大机器生产，其产品的竞争能力，远远胜过内地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成品，使雕版印刷的古籍销售市场逐步缩小，最后，被价廉物美的现代化新产品所彻底代替。再加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联合，造成政治上的长期混乱；经济上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残酷榨取剥削，使广大农村形成满目疮痍的萧条局面，而城市却出现畸形的发展。这样，四堡的雕版印刷业，当然是难以逃脱它的衰落、崩溃以至消亡的厄运。这是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蹂躏压榨的一页惨痛历史。

2、山区交通运输不便，引进大型新设备困难重重。同治间，石印在上海出现，四堡的雕版印刷业，开始感到了一股竞争的无形压力，木版书籍的销路开始下降，虽然一些有远见的印刷业家，亦想试图更新设备，但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四堡，谈何容易！在技术、设备急剧更新的洪潮中，步履稍一蹒跚，就会遭到浪涛的席卷而消失在浩瀚的海洋中去。

3、四堡雕版印刷业属于家庭作坊性质，资金分散，设备更新换代遇到不易克服的困难。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逐步在沿海城市确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冲破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而获得解放，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决定了资金、设备、劳力逐步趋向相对集中，以利于提高产品在市场的竞争能力，而四堡的雕版印刷却是属于个体家庭作坊性质，因工具落后，手工操作，资金、劳力分散等因素的局限，要扩大规模，更新设备，走上机械化，首先遇到的就是资金不足，自然无法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相匹敌，而退居被动受压遭排挤的地位。

4、产品的内容和形式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思想，不断地传入中国，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名作，在知识界影响很大，但四堡就无法立即刊刻成书发售。同时纸质及外形的装潢等方面不如机械铅印书籍时髦。特别是在产品起着质的变化飞跃阶段，外形的新颖与陈旧便成了决胜的第二道大关。四堡的雕版印刷墨守成规，自然无法与新式铅印书籍抗衡而败北。虽然直到解放前夕，雾阁的邹海成、马屋的马传图、马崇德等家，还微量印刷若干种农村幼儿启蒙读物和农用历书等，但已是强弩之末，行将熄灭的余烬，再也无法燃起熊熊烈火了。这些曾经为传播祖国灿烂文化效劳的雕版和古籍，终成一堆废古董，搁在陈旧的书架上，彻底休息了。然而它毕竟为我国的印刷业发展史，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要影印古籍，必须先把古籍摄影，然后制版印刷。因此，在摄影术没有发明并传入之前，我国出版古籍是不知道用影印这个方法的。但当时也有类似的方法，即把一部古籍照样翻刻。这在版本学上有个专用术语叫“覆刻”，也可以叫“影刻”，有时也叫做“仿刻”。但“仿刻”这个术语用得似不够稳妥，因为只叫“仿”，自可不必力求逼真，不如用“覆刻”、“影刻”来得确切。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族谱是家族中的一种表谱形式，是用来记载一个宗族，大家族世系繁衍的一种人文历史的书籍，阅读一本族谱首先要看懂族谱的谱序、世系图以及相关的图记等族谱书中的专有词汇，如果拿到一本族谱看不懂族谱世系，分不清主脉支脉，那就很难读懂这本谱了。其实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并不难，下面小谱就给大家详细介绍下，该如何一步一步读懂族谱。

读谱序

族谱都有序，一般会介绍家族的变迁和发展历史以及编修族谱的时间、编修族谱的人员、为什么修谱以及介绍姓氏始祖。读了谱序，大致就能了解族谱是记录什么的，什么时间记录的，为什么要记录，什么人记录等问题了。

看世系

以自家父祖为起点，纵向追溯，厘清始祖一条线。然后以本家一线为起点，横向并线，汇聚同宗成一支。第三以一个宗支为基点，横向并支，综合各支为一族。这样就能理清楚世系的关系，也能分得清主脉和支脉了。

阅读族谱的专有术语

族谱中记载的词，一般都和平常的书面语不一样，比如，男子娶妻，在族谱中不说“娶”而说“适”。还有族谱中女子“挂线”一词，就是指将女子列入世系表的意思。可以查阅古籍或者族谱的书籍，如《谱牒文化》季刊，《修谱指南》《修谱百问》《中国家谱文化》《家谱与地方文化》《常州祠堂》等专著来了解更多族谱中的专有词。

怎么去看传记，读历史

看各种人物传序，掌握宗族人物精英史。读本家世系世表的过程中，可能会看到本家直系先祖之精英人物，他们有的有传，有的有序，有的传序兼有。据此，可以至人物传序栏具体按房分按世次查找到。若有较好的国学基础，尽管是文言文、繁体字、无标点，也能对内容了如指掌；若国学基础稍差，能多读多揣摩，也能了解大概。有的家庭，其祖上精英人物还可能有多个。

读图记

族谱中图像一般都是为了让大家辅助了解族谱的，所以可以多看看，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读懂族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