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

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

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

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

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

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

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

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

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

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

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

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肯定有的，国家已开始对秦陵的地下文物进行大规模勘探。有关人士表示，我国对秦陵开展现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与考古调查已经有40多年，无数次震惊中外的考古大发现，还只是秦始皇陵的冰山一角，大量的珍宝还深藏在地下。 

秦陵从葬之丰富世所罕见 秦始皇帝陵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陵墓，修建历时38年，动用民工70余万人，陵园规模之大，从葬之丰富，世所罕见。我们所熟知的秦兵马俑坑并不是秦陵的核心区域。 

据了解，经过40多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研究，在秦陵封土周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内城和外城两重较大的且相互套合的城墙，外城墙以内的面积约213平方公里，构成了秦始皇帝陵的核心区域，目前已发现的主要遗址和遗迹有帝陵封土、铜车马坑、寝殿、便殿、陪葬墓区、珍禽异兽坑、铠甲坑、百戏俑坑、文官俑坑等。 

据透露，这些重要的发现也仅是秦陵的“冰山一角”，仅秦陵外城以内就有130万平方米未经过文物勘探，其中约有30万平方米的范围为村庄所覆盖。由于秦陵的建设经历了秦朝前、后两个时期，致使陵园的整体布局显得规划不够；与一般意义上的帝王陵相比，秦陵的范围

不仅包括陵园本身，还拓展到陵园以外，其范围随着新的发现一次次地出乎人们的想象。 

秦陵还有大量文物没有发现 ，秦兵马俑博物馆名誉馆长、著名考古学家袁仲一先生判断，秦陵陵区范围应以封土为中心，东至代王镇，西至临潼区东关，北至鱼池建筑遗址，南至骊山，总占地面积约5625平方公里。 在外城以外目前已发掘和探明的重要遗址有秦兵马俑一、二、三号坑，铜鹤坑、鱼池遗址、石铠甲加工场和大片的建筑遗址。从已发现的遗址等分析，在面积约175平方公里的范围的地下应有大量遗迹分布，是与帝陵核心区密切相关的文物遗址密集区。但由于条件所限，秦陵外城以外只勘探了很小一部分，地下文物情况不完全明了。 

考古钻探资料表明，秦始皇陵经2000余年的变迁，虽遭受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内、外城垣基础至今保存较为完好，封土本身未见大规模破坏迹象。专家预计地上、地下仍遗留和埋藏着极为丰富的珍贵文物，并未遭到根本性的毁灭。考古部门的相关人士透露，他们计划在5年内完成秦陵的勘探任务，但这还需视具体条件而定。 

出土文献如上博楚简《孔子诗论》等都值得重视，而且可证明传世文献如《礼记》、《孔子家语》等记载孔子言行并非如学界原先所认为的不可信据，应重新给予评价。只看《论语》、《春秋》未免太过保守。

考工记，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工艺专著，上面记载了很多刺绣的方法；刺绣技法的传承也是对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的传承，这对于我国一些服装设计来说，有着非常大的帮助，可以让我们的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能够培养我们的文化自信，将这些古代刺绣技法传到世界各地，也能够增强中国的影响力。

作为出土文物，尤其是简牍一类的文物，其特点在于：

首先，保存情况差。这些文物在地下埋藏了一二千年，尽管情况有好有坏，一般来说都保存得不好。简牍残断缺损，文字漫漶，是普遍的现象。现在我们知道保存最完整的资料要算是马王堆帛书了(除了敦煌文献)，比起其他的发现来讲，保存得太好了。但即使是这样，到现在也还有相当数量的帛书残片的拼对有困难。像保存较差的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出土时已朽烂成几厘米长的薄片，保护、整理都很困难。

第二，严重扰乱(这主要是指简牍)。一种是自然扰乱。遗弃的简牍自然不必说——本身就是杂乱的。有意埋藏的简牍，原本多是成卷的，埋藏时间一长，也会因编绳朽断，竹简随地下水位上升或下降而在棺内漂移，致使简牍散乱。还有就是人为的扰乱，如盗墓。自古盗墓之风就长盛不衰，因为它能够使人骤富。墓葬一旦被盗，墓中的随葬品即便没有被盗走，也会受到严重的扰乱破坏。以前的人不了解竹简的重要性，因为那不算宝贝，不像金、银、玉、铜器。因此，往往毁坏严重。像定州汉墓竹简，就是盗墓者在墓中失火，使竹简烧成了木炭。

第三，文本本身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定本或善本，加之上述的原因，简牍残断缺损，散乱失序(有的本身就是垃圾)，文字漫漶，文本的完整性更加受到影响。一般以为，出土文献未经传刻，错误少，所以对用出土文献来订正、校勘传世文献的作用说得多。其实，许多古籍流传到今天，经过后人研究、传刻，鲁鱼亥豕故所难免，但在文字使用上还是规范和完善了。出土文献没有经过这些，虽然免去传刻的讹误，但本身的问题也未得到纠正。在整理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时候，文本反映出的错误之多，让人不能理解。后来知道这些东西多是请人抄写的，而且抄写者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如张家山汉墓竹简，很多地方都有抄写者的姓名(写在简的末端)，而且不是一个人抄写的，所以书写的风格差别很大。漏抄的、错抄的，比比皆是(显然未经过审校。按照我们现在出书的标准，肯定是不合格的)。所以就这个意义上来讲，出土文献不一定都优于今本。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文字的载体主要是简牍、帛书，此类文物的科学保护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现在还没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如何有效保护，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出土文献整理出版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出土文献本身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是否它们就不重要了。恰恰相反，这些地下出土的材料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虽然有二十五史，有这么多的传世文献，但是直接看到古代墨迹的机会太少了，资料也太少了。尽管考古发现一个接一个，走马楼吴简出土后，到现在已全部清理完毕，总数超过13万枚，有字简也有近10万枚，超过以往发现的总和。再加上最近湖南里耶出土的秦代竹简，大概总数超过20万枚；帛书大约有15万字。尽管如此，考古发现的几率还是非常小的。在湖北荆州地区，秦汉墓葬集中的地方，考古人员统计过，出土竹简的墓葬约占已清理发掘墓葬的几百分之一。

当然数量是一方面，更主要的还是出土文献内容的重要。出土文献的每一次重大发现都会给学术界带来重要影响。上边提到的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等是这样，20世纪 70年代以来，如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吐鲁番文书、居延简、张家山汉墓竹简、侯马盟书、悬泉置简牍、包山楚简、郭店楚墓竹简等的发现，更是这样。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无法一一说明。

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历来受到国家的重视，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项目中就有专门的“出土文献”一类，许多出土文献的整理项目都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我们从此类图书获得出版界的最高荣誉——“国家图书奖”的情况，也可看出国家和社会的重视程度。国家图书奖的评奖已举办了五届，获得国家图书奖(包括荣誉奖和提名奖)的有《甲骨文合集》、《睡虎地秦墓竹简》、《殷周金文集成》、《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汉西岳华山庙碑》、《郭店楚墓竹简》、《敦煌变文校注》、《敦煌文献分类录校》、《北京大学藏历代金石拓本菁华》、《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甘肃藏敦煌文献》等。“出土文献”作为国家图书出版中很小的门类，国家给予的高度重视和荣誉是很特殊的。

　　1973年12月在湖南长沙马王堆 3号西汉墓出土的秦末至汉初书写在缣帛上的古籍。帛书用整幅或半幅的缣帛书写，存放在 3号墓东边箱一个长方形的漆匣内，其中，有的帛书卷在一块宽约2～3厘米的木片上，出土时折叠的边缘已经断裂，帛片互相粘连在一起，破损十分严重。经过修复及考订，判明共有帛书约29件，约12万字。

　　根据书体、避讳、纪年以及该墓下葬的年代 (公元前168)来考订，帛书抄写的时间可大体分作两类。抄写时间较早的一类，字体近篆书，不避汉高祖刘邦讳，大约是秦汉之际所写；抄写时间较晚的一类，字体为隶书，讳“邦”为“国”，但不避惠帝刘盈和文帝刘恒讳，当为汉初至汉文帝初年所写。帛书中有一部分用砂画有行格，上下留天地头，各篇前后留有相当于“赘简”的空白等，与出土的汉代竹简形制基本一致。帛书大都没有篇题。为了便于称引，凡是没有篇题的均由整理者根据内容定名。整理后将全部帛书分编为六册。所发现的古籍有 :

　　《老子》甲、乙本及卷前卷后佚书 帛书中有两种《老子》写本。《老子》甲本和卷后四篇佚书合抄为一个长卷，字体近篆书,共 465行，每行约30字；《老子》乙本和卷前四篇佚书合抄在一幅整帛上，字为隶书，共252 行，每行60～70余字不等，抄写时代晚于甲本。两种写本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次序与通行本相反，而与《韩非子解老》所引用的本文次序一致。通行本分作81章。帛书《老子》乙本不分章，甲本某些段落前有圆点标志，章次均与通行本有不同之处，如通行本第24章在第22章之前，第41章在第40章之前，第80、81章在第67章之前等。寻绎文义，帛书顺序较通行本合理。

　　《老子》甲本卷后佚书原无篇题，按内容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分别定名为《五行》、《九主》、《明君》、《德圣》。所谓五行，指仁、义、德、智、圣；所谓九主，指篇中伊尹所论九种君主。《老子》乙本卷前四篇佚书,原有篇题为:《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前两篇又包括若干小的篇章，均有尾题，内容主要是讲刑名和阴阳刑德之说。有人认为这 4篇佚书就是《汉书艺文志》著录在道家类的《黄帝四经》，因汉文帝时崇尚黄老之学，所以把《黄帝四经》和 《老子》合抄为一卷；也有人认为，《十六经》记载关于黄帝的神话以及他的大臣力黑(即力牧)、阉冉、果童、太山稽、高阳等人的事迹和相互对答之词，可能与《汉书艺文志》 著录的《黄帝君臣》10 篇或列入兵阴阳类的《力牧》15篇有关。

　　《周易》及卷后佚书 帛书《周易》包括两个部分。《六十四卦》和卷后佚书合抄为一卷，共 129行，无篇题，佚书暂定名为《二三子问》；《系辞》和卷后几篇佚书合抄为一卷，佚书原有篇题并注明了字数，分别为：《要》一千六百四十八，《昭力》、《缪和》六千。

　　帛书《六十四卦》卦名多用假借字，如乾为“键”、艮为“根”、 坎为“赣”、 震为“辰”、坤为“川”、兑为“夺”、离为“罗”、巽为“”等。卦辞和爻辞与通行本基本相同，但是排列的次序却截然不同。通行本分为上、下经,上经三十卦,始于乾,终于离;下经三十四卦,始于咸,终于未济，排列次序为两两相对。《彖》、《象》、《文言》等解说文字分别附于有关的卦辞、爻辞之下帛书不分上下经,也没有《彖》、《象》、《文言》，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不是两两相对，而是以上下重卦为基础，即作为下卦的八个单卦，按照一定的次序与一个固定的上卦组成重卦，然后依此类推，组成六十四卦。帛书《系辞》与通行本不同之处主要是不分上下篇，也不分章节。通行本“大衍之数五十”一章不见于帛书《系辞》，另外有些章节散见于《系辞》卷后其他佚书。佚书主要内容是二三子以及缪和、 吕昌、 吴孟、张射、李平、昭力等人与传《易》的先生问答，也包括今本《说卦》的部分内容。春秋》类佚书 帛书中有两种属于《春秋》类的佚书。一种类似《左传》的佚书，残损严重，存 97 行，共16章，原无篇题。内容叙述春秋时代史实，每章各记一事，不相联贯，既不分国别，也没有纪年，如鲁隐公被弑、齐使公子彭生杀鲁桓公、鲁公子庆父弑君、宋襄公泓水之战、子赣见太宰、秦杀大夫绕朝等。史实有的与《左传》相合，但议论不同，有的为《左传》所未载。有的学者认为该佚书是“为楚威王傅”的铎椒摘编的 《铎氏微》，或者“捃摭 《春秋》之文以著书”的《公孙固》18章一类的书。此书记事比较简略，重在记言，现定名为《春秋事语》。

　　另一种佚书内容属于战国纵横家的言论，存 325行，首尾基本完整，共27章，每章用小圆点隔开。其中有11章见于司马迁《史记》和刘向所编《战国策》，16章不见于传世古书书中多记苏秦等人的游说资料,有人认为可能是早已失传的《苏子》31篇，也有人认为今本《战国策》 是西汉末年刘向根据中秘书中 《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编定的，帛书即此类资料之一。现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

　　古医书 帛书古医书原来均无篇题。有一种医方专书，抄在高约 24厘米的半幅帛上，存 459 行，有目录，列出52种疾病的名称，正文则以这52种疾病的名称作标题，分别记载发病的原因和病状，以及治疗该病的方剂和疗法，少则一、二方，多则二、三十方不等。治疗方法主要是用药物，也有灸法、砭石以及外科手术的割治。药名达 240余种，有些不见于现存的本草学文献。现定名为《五十二病方》。

　　《五十二病方》卷前有其他佚书 4篇，合抄为一卷，现定名为 《足臂十一脉灸经》、 《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都是关于古代医学理论方面的书。前两种书的内容，论述人体11条脉的循行、主病和灸法，与现存的《黄帝内经灵枢经脉篇》论12经脉的部分体例接近，甚至很多文句相同，但是这两种帛书都只讲了11条脉,缺少一条手厥阴脉《足臂十一脉灸经》所述各脉均为从四肢末梢向躯体中心循行，《阴阳十一脉灸经》所述各脉循行的方向相反，即由躯体中心向四肢末梢循行。

　　《脉法》共12行，内容论述根据脉法判断疾病的征候,特别提到用灸法和砭石治疗的问题。《阴阳脉死候》4 行，与《灵枢经脉篇》中关于“五死”的一段相近，但有一些重要出入，而且不像《经脉篇》那样具有五行学说的色彩。

　　与压在帛书上面的医书竹木简放在一起的，有一幅用彩色绘在高约50厘米的整帛上的《导引图》，出土时残破严重，现依据浸水痕迹、折叠关系及帛本身的经纬纹理情况，尽可能拼接复原。画面上人物单个排列，作静坐、 伸臂、 下蹲等各种姿势，图旁题有“引脾痛”、“引膝痛”等说明文字。《导引图》前有佚书两种，共26行，前一种定名为《却谷食气》，是现存的关于行气或气功的最早的文献材料之一。从第 9行开始，内容与上述 《阴阳十一脉灸经》 基本相同，现分别称之为甲、乙本。

　　定名为《杂疗方》、《养生方》、《胎产书》的三种佚书合抄为一卷，《胎产书》专论胎产的宜忌，类似古医书的《产经》；《养生方》和 《杂疗方》 的性质，属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房中一类，同传世的该类古书也有渊源关系。

　　天文星占、古地图、相马经等古佚书 天文星占方面的佚书一卷, 144行,无篇题。内容主要是木、金、水、火、土五星占及五星行度，故定名为《五星占》。书中记录了从秦始皇元年到汉文帝三年(公元前246～前177)70年间五星在天空中运行的位置，并推算出其公转的周期如填星(即土星)公转周期,《史记天官书》、《淮南子天文训》都计算为28年，帛书推算为“三十岁一周于天”,更接近于现代天文科学计算的数字 (即2946年公转一周)。

　　佚书中有一种从天文气象占验吉凶的书，有图有文，内容分云、气、星、彗四个方面,从上到下排为六列,每条上面用朱、 墨两色绘图，下面是名称、 解释和占文。下半幅末尾的一段,有占文而没有图,共存 350余条。书中包含了丰富的天文气象内容。如“彗”，共有29个不同形态的彗星图，除了彗头、彗尾，有的还画出了肉眼所不易见到的彗核。

　　古地图(见)。

　　《相马经》佚书，原无篇题，存77行，文体类似于赋，与近代各家辑本《相马经》在内容和文体方面都不相同。

　　阴阳五行和刑德类佚书 尚未整理发表。 参考书目湖南省博物馆 :《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1981。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第一、三、四册，文物出版社，北京，1981、1983、 1985(余待续。

你的看是什么规格的墓，一般大型墓会随葬有各种陶器，东汉后期会有一些陶制的家畜家禽灶，井，房屋模型随葬，另外两汉普遍有随葬铜镜和钱币的习俗，如果是帝陵的话，会有金缕玉衣，陶制的兵马俑，奴婢俑，仪仗俑等随葬，诸侯王以上的达母中会有大量玉器，高级铜器，漆器，金银器等随葬。另外，东汉中晚期，尤其是晚期，流行在墓中放置一种“镇墓瓶”，瓶内置放朱砂，雄黄，水晶等物，瓶上有朱书文字或字篆，所以又叫“朱书镇墓瓶”。此外，东汉墓中有时随葬“买地券”，多数是刻在长条状铅板上，象征死者对墓地的所有权不可侵犯。

本人考古专业，希望这些回答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