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本也就是版本类型。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经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盛。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

石印本指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我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 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体字，易于辨认。

影印本：分线装和平、精装两种形式。过去的影印本，大都采用线装，保持中国古书古雅的特色；但当代的趋势，要求影印的古书采用平装、精装的形式，这样价格可以低廉，又便于插架。影印的古籍也可以加以断句或校勘，有部分影印的古籍已是断句本或校勘本。

扩展资料

中国近代的石印文献，内容以古籍为多，遍及经史子集四部以及丛书、通俗小说、唱本等，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商务印书馆石印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书局石印的《古今图书集成》等。此外，地图、画刊、报刊和时人新作等也大量地以石印的方式出版。

影印图书大约有3种方式：珂罗版影印，石印，胶印。工序基本上都是先照相，而且是依原本照相。影印本在古籍中很普遍。

-刻本

-石印本

-影印本

　　明刻本 明代（公元1368—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 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 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两截本 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 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我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 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我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

　　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唐刻本 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广陵书社一直秉承保护传统工艺、繁荣学术出版、弘扬地方文化的宗旨，坚持专业特色，努力开拓市场，逐渐形成了雕版线装、文献影印、古籍整理、学术著作、地方文化、民国期刊等出版特色。

广陵书社线装图书的编辑出版和印制加工，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目前已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线装书出版基地，年出版各类线装图书上百种。广陵版线装图书主要包括雕版印刷、珍本影印及电脑排印三大部分。影印线装书内容多为传统典籍，需甄选精良底本，具有阅读鉴赏、馈赠收藏等价值，如在雕版印刷史上享有盛誉的清康熙扬州诗局本《全唐诗》，汇集昆剧珍稀曲本的《昆剧手抄曲本一百册》，近代出版史上的珍本《百衲本史记》，明刊本《毛扆手校四书集注》，现代著名学者王伯沆先生批注的《红楼梦》，以及书画艺术类图书如《历代名碑精选》、《扬州八怪艺术珍品》、《林散之书法选集》等。排印线装书内容多属耳熟能详的经典读物，如四大名著、四书五经、前四史、《资治通鉴》、唐诗宋词等，版本尽量选取通行本，确保编校质量，合理控制成本，尽量降低定价，可谓内容经典、形式传统、价格适中、特色鲜明，深受读者欢迎。另外，线装本城市宣传读物也是影响日增的一个出版亮点，如《诗书画印写镇江》、《诗书画咏淮安》、《烟花三月》等，以其高雅的品位成为城市宣传馈赠的特色礼品。

影印文献是广陵社的传统优势，早在出版社正式建立之前，即整理影印了不少有影响的大中型文献，为海内外专业图书馆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藏书。建社以后，在影印文献的编辑整理出版上更是不遗余力，建立了专业的编辑队伍，与藏书机构保持密切的联系与良好的合作，约请文献专家主持重点项目，加大编辑含量，提高出版水准。该社汇编整理出版了一批地方文献、志书、档案、民国期刊、资料和专题文献，其中较有价值的有《清代地方人物传记丛刊》、《江苏人物传记丛刊》、《武林掌故丛编》、《中国佛寺志丛刊》、《中国道观志丛刊》、《中国水利志丛刊》、《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晚清国际会议档案》、《清宫扬州御档》、《国粹学报》、《辛亥革命文献丛刊》、《中华民国史史料四编》、《楚辞文献集成》、《孝经文献集成》、《玄览堂丛书》、《越缦堂日记》、《中国历代礼仪典》、《中国历代医学典》等。

古籍整理著作最能体现古籍专业出版社编辑水平和出版特色，书社编辑整理出版了一批古籍整理精品图书，其中有荣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的《清名家诗丛刊初集》，获得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项目资助或者各类优秀古籍图书奖的《扬州地方文献丛刊》、《新编汪中集》、《宝应刘氏集》、《焦循诗文集》、《常熟乡镇旧志集成》、《刘申叔遗书补遗》、《畴人传汇编》、《扬州学派年谱合刊》、《扬州画舫录》、《鳌峰集》等，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的好评。《刘申叔遗书》、《中国历代僧诗全集》、《焦循全集》等国家重点项目的整理出版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

作为一家地处名城扬州的城市出版社，广陵社充分挖掘江苏丰厚的学术文化资源，在地方文化图书的出版上成果丰硕。出版了大量反映各地历史文化、名城风貌的图书，如《扬州学派丛书》、《扬州艺术丛书》、《扬州评话——王少堂》、《扬州传统曲艺丛刊》、《苏州民国艺文志》、《苏州当代艺文志》、《无锡图书馆藏国家珍贵古籍选刊》等。

此外，在学术著作、文史哲普及读物以及书画收藏等类图书的出版上，也都有所侧重，用心尽力，逐渐形成了一定特色和影响，其中不乏名家撰著，如《中国墓葬史》、《考证学集林》、《红楼美学》、《东晋南朝家族文化史论丛》、《常熟文学史》、《近代佛学丛刊》、《大家推荐大家读丛书》、《天物馆藏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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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就差不多能找个七八十的古籍影印版了。

线装古籍不等于活字印刷术印刷的书，活字印刷技术是逐步成熟和进入应用的，雕版印刷和手抄也一直同时存在。

明代刻书多，刻书机构比唐五代、宋金元更多，刻书地点可说是遍地开花，难以详举，是中国出版事业和印刷技术发展的极盛时代。明刻本依然分官刻、家刻、坊刻几种。官刻本中有内府本（包括经厂本）、国子监本以及其他中央机构和地方官刻的书帕本，还有介于官刻和家刻之间的藩府本。在版刻特点上，既有对元朝继承的一面，又有所创新。

明代雕版印刷，地域之广、品种之多、数量之大，雕版印刷技艺都超过前代。政府的司礼监经厂，有刻、印、装订等工匠近千人。汉族民间印刷的新品种是插图的戏曲、话本，各级地方政府广泛编印地方志。新崛起的徽派刻工群体，代表了版画雕刻技艺的高峰。到了明代中、后期，扬州雕版印刷空前发展，刻书之风大长，官刻、家刻、坊刻盛极一时，刻印之书不可胜计。

明代各时期刻书略有不同，前期黑口白绵纸，中期白口仿宋字，后期白口长字避讳。明代刻书字体，前后期变化较大。大致可划为三个时期，即明初、明中期和明晚期。

明初

明初是指正德以前的一段时期。洪武至正德年间刻印的书，多是手写上版的软体字，个别人刻书虽有颜、柳、欧三家的余味，但仍以赵体字为主。其中宣德、正统刻本，形似宋体，如正统间所刻的《汉书》，好利者常将其书口割裂，重加装饰，冒充宋本。但若仔细观察，就会感到形似而神不似。景泰间有些刻本，大多承袭元末字体和刀法，颇似元本。成化、弘治以及正德，仍是写刻软体，横竖撇捺皆不呆板。

明刻本

明晚期

晚期时期，神宗当政为时最久，在位48年，刻书多，传本也多。从万历时起，字形变长，则完全脱离了宋浙本的风貌，称为长宋体，显得更加呆板。这种横轻直重的长宋体可以《沈氏弋说》作为典型。现在印刷用的宋体字基本上在万历时已定型。另外万历时还出现了另一种新的刻书风格，即所为的写刻本。本来，雕刻印刷没有哪一本不是写了再刻的，但从嘉靖、万历时起，刻书字体日益整齐规范化，形成了一种与普通书写不同的专用刻书字体，这时重新出现用普通书写的字体来刻书，又成为一种新鲜事物，因此后人称之为“写刻”。凡写刻的书称为写刻本。这种写刻本的字体，仍然是赵体，不过不象明初的赵体那么肥健，而是瘦削流利。有部分家刻本和坊刻本，特别是安徽、金陵、建阳所刻的民间通俗读物，字多行书上版，婉转秀丽，生动活泼，杰出的代表有陈仁锡刻的《陈白杨集》、《石田先生集》，赵均所刻《玉台新咏》，金陵世德堂刻本《西游记》，董其昌刻的《王文恪集》，继志斋刻本《雷轰荐福碑》，杭州书坊胡文焕刻的《格致丛书》等。天启以后，字形一般益觉拙笨，没有什么体式，俗称匠体。可在杭州地区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方体字，它不象万历时的方体字那样肥，而变为更长更瘦，使人一看有清朗显目之感。可以堂策监本《先秦诸子》、沈鼎新花木斋《九子》、吴在南京刻的《孙樵集》、《刘蜕集》为代表。这种新的方体字一直流行到清代前期。

纸张

明刻木用纸情况，胡应鳞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说：“凡印书，永丰绵纸上，常山柬纸次之，福建竹纸为下。绵贵其白且坚，柬贵其润且厚。顺昌坚不如绵，厚不如柬，直以价廉取称。闽中纸短窄（同黧，音lí，意色黑而黄）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直（值）最廉。”“余他省各有产纸，余不能备知。大率闽、越、燕、吴所用刷书，不出此数者。燕中自有一种，理粗庞质臃肿而最弱，久则鱼烂，尤在顺昌下，惟燕中刷书则用之。”“惟滇中纸最坚……其坚乃与绢素敌，而色理疏慢苍杂，远不如越中。”

版式

《中国版刻图录》所载明本100种，从洪武三年内府刻本《元史》至成化二十年张习刻本《雁门集》均为黑口。下逮弘治，间出白口，始弘治十四年江阴涂祯刻本《盐铁论》。此后，白口黑口已无规律可寻，从这两点可以看出：第一，同一地区所刻之书，有黑口白口相间之例。第二，同一时期所刻之书，也有黑口、白口相间之例。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从洪武起，经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等十一朝，图书版本一般都是四周双栏、粗黑口，少数为细黑口。经厂本行宽字大，开本也大，官刻本、私刻本皆仿效，所以经厂本也是粗黑口的楷模。

墨色

明代刻本同宋元本相比，用墨稍差，早期和中期刻本还好，万历以后，多用煤烟和面粉代替墨汁，成本倒低，但煤烟易于脱落，有时一个字、一行字或一段文字，要么是一团黑，要么是把字印得模糊难辨。故毛春翔先生在《古书版本常谈·明刻本》中针对用墨的弊端大发感慨，这种代用墨水，烟煤易于脱落，书叶成为大花脸。明季刊本，往往见之恶异常，令人一见生厌。惟万历年徽版书，墨色有极精者，如所见《淮南鸿烈解》、程幼博《墨苑》、方于鲁《墨谱》之类，真所谓墨色青纯，可爱之至。”

装潢

明初的刻本还有蝴蝶装的，如洪武三年刻的《元史》即是。一般通行包背装，内用纸捻钉之，封面好的用青绿绫面，普通则用青绿纸面。现在宁波天一阁藏书中多明代地方志和登科录，几乎都是包背装。若以时代而论，嘉靖以前多包背装，至万历时才逐步变为线装。线装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眼针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眼针装”。明和清前期无论“四眼”或“六眼”，中间的三段总是长短平的，清中期起，最中间的一段缩得比上下两段短一些。近代则缩得更短。

元氏长庆集-(唐)元稹撰-影印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31年董氏茭门别墅刻本-电子版PDF下载

责任者：(唐)元稹撰

版本项：影印本     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31年董氏茭门别墅刻本

出版发行项：

丛编项：

版本书目史注：13行23字，白口，左右双边。

现有藏本附注：王国维校并跋。

四部分类号：集    别集 唐五代

本资料为古旧文献的电子版本、通常为PDF格式，清晰度与原本保持一致,原本收藏于国内图书馆中。

古籍知识延伸阅读

中文古典典籍是指中国及其他汉字文化圈地区（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琉球等地）古代的汉文典籍，主要是指经过历史的淘汰选择，被人们所公认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所达到的高度、深度和广度的著作，包括历史文献、文学作品等。

在中国以外的汉字文化圈地区，虽然有本土的语言，有些亦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但汉字、汉文（文言文）曾经长时间是这些地区的官方语文，因此这些地区也有不少汉文写成的文献，包括史书、官方文件、文学作品、学术著作等。为了与以本土语言书写的典籍区别，通常会把这类典籍称为汉籍。

中国古籍或中国古典典籍一般指的是“公元1911年（含）以前出版的书籍，包括抄本及刻本”。具体而言，可以说是以印刷或书写成“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如包背装、线装、蝴蝶装等）、以研究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为主内容，并且用中国传统著作方式进行著述的书籍”。

中国古典典籍是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人们对社会和自然作精心思考的精髓。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秦扫六合，焚书坑儒；汉武中兴，广求遗籍。最早将中文典籍集成目录的是西汉刘向的《七略》。

定义

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凡例中，就古籍提出较完整定义：

（1）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编撰出版的以手工纸为文字载体的书，皆为古籍；

（2）1911年以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或稍后一个时期编撰出版的图书，凡内容属于传统学术文化，采用传统著述方式，并具有古典装帧形式（一般为线装）的图书，亦视为古籍。

历史

中国的典籍有好几次大规模的销毁，令不少古籍失传。第一次为秦朝的焚书坑儒，以后梁元帝萧绎，明朝朱元璋也曾作过类似的行为。清朝乾隆时期，全国大修四库全书，然而进献的图书中不利于清朝统治的文献被禁毁。

装帧

常见的有木匣装、包角、卷轴、梵夹装等。

线装古籍

主要是指中国历代典籍(包含明清之际西洋人用汉字刊行的基督教文献)以线装形式呈现的书籍。传统以来的分类方式众多，自清乾隆年间开四库全书馆以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为众人所熟悉的分类法。东海则采：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丛书部、方志部等六大部，各部再以若干小类(如经部又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乐类、春秋类、四书类、孝经类、小学类、经总类等小类)[1]区分之，藉以统辖线装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