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又被称之为“中国字”或者又叫做“方块字”，它是汉语书写的一种文字体，我们通过使用汉字就能够清晰的表达出自己的思想。在我国古代社会人们对会写字的人是非常敬佩的，十分推崇。随着汉字文化的不断演变和发展，逐渐从刚开始用汉字记事的基础行为，上升为可以传留下去的“书法”。

在中国出现最早的文字是记载在距今9000-7800年。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一批刻符，又称贾湖刻符。它的出现引起了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它只是刻符，还有的认为它是文字。饶宗颐曾经对贾湖契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考证，提出了“贾湖刻符对汉字来源的关健性问题提供了一份崭新的资料”；历史系古文字学家葛英会他也认为贾湖刻符“这些符号应该是一种文字”。

汉字是在现在世界上使用的人数最多的字体了，汉字的发展历史比较悠久，通过考古学家发现在早期的龟背上或者石头上都会刻有一些类似于文字的符号，被称作为"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或"龟甲兽骨文"。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在商朝，在殷商时期通过画动物或者用一些比较常见物体的图形来表达出自己需要的文字。甲骨文可以说是中国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最古老的文字了，它时代是最早、体系也是较为完整的文字了，距今3600多年。现代的文字多是一个记录语言的工具，人类往往一开始是先有口头上的语言，后来又产生了书面的文字。甲骨文它是中国及东亚所知道中的最早的成体系的商代文字。汉字的发展对于国家文化的发展是具有巨大的意义。

楼上回答的较简洁，但说的也是对的呵呵，纸印书籍虽然在宋以前的唐代已经开始出现，但大多都是佛经一类的书籍，直到宋代发明印刷术加速书籍的诞生，才有了后世作为文化传承的书籍蝴蝶装，一方面是由于书籍记载的文学作品在在时间上更接近原版文学（也就是说更接近刚生成的文学）不易出现错漏之类的，再者宋代是文学文化发展的高峰期，文人墨客对于书籍的要求也是较高的，所以每印书籍所用墨度视角为讲究的，且印成后精美。随着是将变迁，沧海桑田，许许多多原先随处可见的文学作品因为种种原因而慢慢的小事了，只能偶尔在其他一些书籍中偶有摘录中看到，所以后世之中的一些有心人就开始了对以前版本的收藏，雠校等以此来提升、扩大涉临绝版的文学书籍等，再此过程中，人们在不断校对中发现了宋版书籍的优点，也慢慢开始了对宋版的注重，到元明之际宋版书籍意识相当珍贵了出现了“一页宋版，一两金”的说法，而到了现代，拿近代线装书籍和宋版一比较，有些内容更可以说是完全变成两个意思了，所以宋代书籍成了历代文人雅客追逐收藏的首选，随着现代经济的复苏，收藏品市场的升温，对于古籍类收藏的市场，人们的首选当然会是宋版：一是因为历代文人对宋版的看重及历史长河中对宋版书籍的赞誉等，二呢也是书籍类目中宋版书岁时代变迁，已经变成了稀有藏品，哪怕是家中有个一册也是藏而不宣的，收藏品世界毕竟是物以稀为贵嘛！以上是个人理解，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在阅读和写作时通常会特别注意断句，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们顺利地阅读书籍，加深对书籍的理解。那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用的。如果我们用带标点符号的短句，有人会问古代没有标点符号怎么办？因为古代人不使用标点符号，读书的时候怎么断句？在古代，人们读书的时候，用短句断句，而读书的时候看到断句的人，就会断句。

雕版印刷的出现让书籍印刷更加方便，但是书籍印刷还是没有句子，一般都是句号(。)作为句子的结尾；句子中语气的转移和停顿用阅读符号(、或、)表示。古人把文章的这种点读切分称为“章句之学”，正确的圈点不仅能使句子、文章的本义清晰，还能显示出人们的基础知识涵养。我们会在古籍中发现，他们的书中没有标点符号。他们在读句子的时候，总是用断句符来断句，所以我们通常会发现古树上没有标点符号，只有一些我们看不懂的符号。

事实上，那些是古人用来断句的词语。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标志时，我们应该断句，而不是奇怪为什么古籍中没有标点符号。同时，有些书和文章也会用“句”“读”等汉字作为标点符号。也就是在文章的每一句后面加上“句”或“读”字来断句，起到停顿和转折的作用。真正把读句加块刻字，让读者理解词义的做法，始于宋代。约克的《九经三传出版沿革》说:“监管之书，皆无读句，而建书只损馆校书之体，从旁加圈，读书清，为士，惟只逐句读经，而书中加注，兴国本，益于周末”。

无论标点符号是读者加的还是文案加的，至少在秦汉时期，标点符号基本成型，然后逐渐演变成各种新的标点符号。但即便如此，古代的标点符号还是相对有限的，真正有意义的新标点符号直到民国才有，直到清末，很多印刷材料仍然没有标点符号。标点符号的存在在我们现在的书籍中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没有了它们的存在，我们在看书的时候就看不到镜头，就会有长篇大论的感觉，这让我们在看书的时候特别的累。其实标点符号和我们平时说的一样。如果我们继续说，我们将继续在那里说，就像一个无限循环小数。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都有停顿，停顿是我们书本上常用的标点符号。在古代，因为没有标点符号，他们用断句器来断句。

标点在语文文字学科里基本上不会专门教。但是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东西，有时候会带来大麻烦。比如周星驰的**，《九品芝麻官里》的这个片段（此处放影片），略过。加不加标点，人的命运就会有相当大的差别。

我们在阅读古籍的时候碰到没有标点的白文怎么办？该怎么断句是个大问题，断错了照样会误解古人的意思，并且有可能以讹传讹。那么应该怎么正确地进行标点断句呢？

标点从来都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这个马融已经是个经学大师了，但这个《汉书》出来之后很多人都读不懂，不知道怎么断句。这个马融，专门跟着班固的妹妹班昭来学习怎么样读汉书。鲁迅也有一段话。

说这个标点古文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非常困难的事。

鲁国的哀公问孔子：“我听说这个夔他一只脚，这个事可信吗？”孔子说：“夔是个人，为什么一只脚呢？他和别人没有什么差异，只不过夔这个人他通晓音律。所以尧帝说有夔这样的人一个就足够了，让他做了乐正。”

正确的断句应该是夔有一，足。而不是说夔有一足。这个断句它是能够产生非常大的意思差异的。断不好，这个夔就成了残疾人士了。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标点古文呢？

一、识字辨意是前提

首先要识字辨意。在中华书局有这样一个本子是这样断的。

第一句话实际上是不通的。我们现在“作为”是一个词，但在古代它不是一个词。《说文》说：“作，起也。从人，从乍。”这个作就是起来站起来的意思。

《论语》里面有“舍瑟而作”，就是把这个瑟放在一边，然后站起来。

《礼记·曲礼》上这句话的正确断句应该什么呢？应该是：是故圣人作，为礼仪教人。就是圣人兴起了制作了礼这个制度，来教化人。

二、要熟悉文言语法

我们要知道这个断法，在语法上讲不讲得通。在《论语》里有句话，就出现了三个不同的断句法。

①《论语·乡党》

就是马着火了，孔子退朝之后就问伤人了没有？接着又问马。那么有人说这样断句体现了孔子的博爱精神，不仅关心人，还关心动物。

②

不，单独断句，是说有人回答了不。没有 没伤人。接着又问马。这也是体现了孔子很爱护动物。那么这两种断法行不行得通？

首先来说第一种，我们只要调查一下就会发现，没有这样的断法。这个乎，作为语气词，后面不会再跟一个否，不会再跟一个不，没有这样连用的。

第二种伤人乎，我们可以调查上古的文献，基本上后面也不会再跟这个否，从语意上也不是这样的。因为孔子他的思想是重视人，人是最重要的，是天地间最贵的。

③正确的断句结合语法，结合文意应该是：

伤人乎？不问马不关心马的事儿，只问这个人伤到了没有？

三、会利用文言虚词

例如像这个曹植的《与杨修书》，中华书局1977年版有这样的标点断句。

《与杨修书》

相与夫街谈巷说，这句话是不通的，因为这个夫一般是做发语词的，所以正确的断句应该是，把这个相与断在前边儿，这个夫它作为一个句子的开头，这样断：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我们看中华书局1957年版的《左传》

这个断法也是犯了类似的错误，应该把这个夫和唯善连在一起。夫唯善，故能举其类。

其实古人早就总结出来了，利用夫来断句的办法。他们总结的规律是什么呢？就像刘勰说的。

这个夫惟盖故，他们是放在句首的。乎哉矣也，他们是放在句末的。

四、要掌握行文特点

要熟悉这个文体。比如说有人把李华的《吊古战场文》进行了这样的断句。

好像有点楚辞的味道，但是楚辞有没有这样断句呢？是不是每句话都是兮结尾的呢？实际上不是的。楚辞的兮往往是在句中的，所以它的正确断句应该是这样的。

五、要了解古代的文化常识

比如《自治通鉴》标点本有这样一个断法。

这个郡国，每个地方都举一个孝廉，就是一个人。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呢？

在汉代这个孝廉是分开的。

颜师古注：“孝为善事父母者，廉为清洁有廉隅者。”就是孝和廉，他是两个人。所以我们《资治通鉴》的这句话应该是断开的。

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就是每个郡国要举两个人。

六、要考虑情理通顺

《资治通鉴》描写赤壁之战，有这样一段文字，在中华书局1956年版是这样标的。

好像是说这个土崩瓦解了，士兵都把这个盔甲武器扔掉了，大家争相投水去死。我们想一想，死是每个人都不愿意做的事情，怎么还会争投水死呢？这个与情理不通。那么怎么断才通呢？

应该这么断，在水后面断开。

就是投到水里面，但是不会水的也很多。而且这个江流很急，那么会游泳的人，他可能在长江里面也会淹死，所以死者十余万。

这节课的内容，总结起来就是古人的离经办志的工作，就是要能把没有标点的经典文献，加上标点分开来读，把这个意思显现出来，这样的工作也是一项基本功。像章黄学派的大师黄季刚先生，就手批了很多白文经典，我们现在的这个《十三经》也是参考了黄侃先生的批注断的句。所以我们要想读懂古代文献，除了阅读其他人的标点，我们自己也应该掌握标点的基本功，同时还应该掌握基本的音韵知识。因为古代汉语说到底还是语言，我们所看到的所有文字说到底，还是要传达古人用声音表达的意思。接下来我们将要学习的就是古代的声母表三十六字母。

（1）段成式，唐朝人，所著《酉阳杂俎》成书于公元1000年之前，其中有“又有一种，形如番芋，蔓生，艺者架小棚使蔓之，花开亦落土，结子如香芋，亦名花生”的描述。

（2）贾铭（1279—1368），元朝人，在《饮食须知》中有“落花生，味甘、微苦、性平，形如香芋，小儿多食，滞气难消……”的记述。《饮食须知》中的内容均来自诸家本草，成书年代应在14世纪中期，而所摘引材料的来源则应更早于成书年代。

（3）蓝茂（1397—1476），明朝人，所著《滇南本草》中有关于花生的记载，其成书年代约在15世纪中期。

（4）《常熟县志》（1503年）中有花生条目称“花生三月栽，引蔓不甚长，俗云花落在地，亦生子土中，故名，露后食之，其味才美”。

（5）《上海县志》（1504年）、《姑苏县志》（1506年）均有关于花生的描写。

（6）赵学敏，清朝人，1765年所著《本草纲目拾遗》中对落花生有较详尽的考证，书中引用过唐朝《酉阳杂俎》中有关花生的叙述，认为唐朝时已有花生栽培。

（7）檀萃，清朝人，1799年所著《滇海虞衡志》中有“落花生为南果中第一，…宋元间，棉花、番瓜、红薯之类粤估从海上诸国得其种归种之……”，“……棉花、番瓜、番芋、落花生同时传入中国”的记载。这说明中国在宋、元年间（即公元1000年左右）已有花生栽培，而且是与甘薯等作物同时从南洋诸岛国得来的。客观上，我国古代在自然科学方面尤其与农业有关的著述并完整保留下来的不是很多。明朝后期李时珍作著《本草纲目》（1578）和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1628）均未见关于花生的记述，其原因可能是到明朝末年在中国花生还不是一种广泛种植利用的农作物。唐朝《酉阳杂俎》对花生的描述是现存最早而明确的文字记载，但该书若干不同版本中又没有关于花生的文字表述，因此该书关于花生的记述是否出自唐朝原始版本尚有待考证。更早的文献如西晋嵇含所著《南方草木状》（304）中有关于“千岁子”的描述，性状均与花生相同，清朝广东编撰的《大埔县志》中则称千岁子即是花生，而千岁子这一植物名称最早见于汉朝文献《三辅黄图》。从上述有限的文字记载中，暂且不考虑若干不确定的部分，也可以说明在14世纪中期之前中国已有花生的栽培和文字资料。而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是1492年，欧洲文献中直到1535年才有关于花生的记述。

据《左氏春秋传》载；“鲁桓公七年（周桓王十五年，即公元前705年），邓侯吾离朝于鲁”。

吾离在任期间，励精图治，发展农桑，鼓励冶铁铸造，“邓师铸剑”曾闻名天下，又广泛与列国建交，邓国曾一度崛起，屹立于列国之林，是邓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国君。

吾离死后，葬于今邓州东南吾离冢村，距今二千六年多年，他的墓是邓州古墓中有名字的最早的一个。所以称之为“邓州第一冢”。

当地老人说，古辈时，冢曾被盗，出土有陶鬲、陶俑等，并发现一把半截铜剑。 再者《辞源》称：春秋时，邓侯吾离，子孙以国为氏，所以吾离应是中原邓姓人的祖先。吾离朝鲁那一年，楚武王已在位三十六年，楚武王夫人邓曼，计算起来，应是吾离的女儿，邓祁侯的妹妹。吾离死后，子孙以国为氏，以邓为姓，故吾离是邓姓人的始祖。

邓姓遍布于世界各地，国内以河南、湖南、江西、湖北、四川、台湾和香港等；国外主要分布于泰国、美国、马来西亚、加拿大等地，邓氏后裔不忘先祖开基创业之功，发愤图强，仅见于经传的就有200余人。 据《明嘉靖邓州志》载：“夏，帝仲康封其子于邓”，此邓之始。商王武丁时，大封诸侯，丁已年（公元前1264年，另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夏商周年谱》推算为公元前1240年），将其叔父曼（字德阳）封于邓地，建立曼姓邓国，为一世邓国侯。至周时发展成为较为重要的异姓诸侯国，强盛时疆域北起南阳盆地南部，东连今湖北枣阳，南接汉水，西连今湖北宜城。国都在今邓州城。邓国于公元前678年被楚文王所灭，历时586年（自夏起为1300年），传国22世。吾离为第十九世邓侯，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在大国争霸的形势下求生存，曾多方与大国交好。公元前705年，邓侯吾离又与宜伯绥去今山东曲阜朝拜鲁国。此时邓国中兴，国势昌盛，屹立于列国之林，史称吾离为邓国中兴之君。公元前700年病逝，葬于国都南郊，即今邓州市东南3公里处八里王村，历经沧桑，陵存至今，世人皆谓“邓氏第一陵”。

对于邓国吾离之邓姓，在唐代的《元和姓纂》中载：邓，“曼姓，殷时候国也。春秋时，邓侯吾离朝鲁，后为楚文王所灭，子孙以国为氏。”综上所述，邓州为邓国故地，邓姓源于邓州。

　在各种收藏门类中，古书是最早的收藏品之一。那么古书收藏的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的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的知识

　按照图书所有者性质的不同，中国历史上藏书系统可分为四类：官藏(即国家藏书)、私藏(即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

　有确切记载的我国的国家藏书起于周朝，著名的思想家李耳(即老子)是已知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时馆长称为“守藏室之史”。到了秦代，国家藏书处称为“石室”。汉代初年，广征图书，并设立六处公藏图书处，即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和秘室。三国魏国设有秘书、中、外三阁国家藏书处，晋沿魏制，国家收藏图书归兰台和秘书两处。到隋唐两宋，国家藏书更加丰富，但却因朝代的更叠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使国家藏书受损。到元代，先崇道贬佛，后崇佛贬道，将《道藏》大统《玄都宝藏》连书带版全部焚毁，以至今日，元《玄都宝藏》只有一二页残片留于世间。明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一个兴盛时期，不只国家藏书，而分封的各藩王也大多喜藏书、刻书，从属性上讲，藩王藏书也是介于官藏与私藏之间的一种藏书形式。到了清代，才是中国藏书——不论公藏、私藏——的黄金时代，其藏书规模及其藏书研究都远胜于列代。

　书有水、火、兵、虫“四厄”。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古的书收藏难度越大，故善本的范畴也随之后延。清末藏书家叶德辉说：“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国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从而说明了历代藏书的范畴。

　在中唐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初，主要用于印刷佛经、字书和历书等。到北宋，印刷书才逐步取代抄本、写本而成为书之主流，于是隋唐五代及其之前的写本就成为宋人眼中的古书了。但宋初距今已逾千年，宋之前的古本流传至今已近绝迹。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才使得今人可以得见晋唐之珍籍，这些珍本今日仍有机会收藏到，有实力的朋友，当然应当买这些遗珍。

　至明代中叶，宋版书就已经是清中藏书家追求之物了，虽然宋代刻书达数万种，但到这时就稀见难得了。由于宋人刻书态度严肃，刊刻和印刷水平均很精良，所用纸墨也十分考究，再加上文化气息浓厚，自然成了明代藏书家珍藏之物。当时官府藏书也大增，明正统六年，杨士奇查勘文渊阁藏书，编出《文渊阁书目》，著录了图书43200余册，7000余种。可惜政府藏书疏于管理，到万历三十三年再查文渊阁藏书时已十不存一了，再加上明末战争，这些藏书基本上全部毁失了。

　私人藏书在明代大为兴盛，明开国之初分封藩王，他们由于不掌兵权，再加上皇帝赏赐大量宋元留下的善本，故多位藩王热心于藏书活动，如周王朱和宁王朱权都珍藏有大量珍籍秘本，尤其朱五世孙朱睦桔收购了山东章丘李开先的藏书，在开封筑万卷堂，成为皇族中最有名的藏书家。

　明代有名的藏书家有数百人，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也有十余家，尤其私家藏书楼的兴起，使得私家藏书更加规范化，著名的有宋濂的青萝山房，藏书8万卷以上，叶盛的竹堂，以藏有抄本著称，藏书22700卷。叶氏尤其著名的是他的一方藏书章，章文是：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借非其人，亦不孝。范钦的天一阁，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于家乡鄞县建天一阁藏书楼，藏书7万余卷。天一阁至今保存完好，为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藏书楼。明代其它著名的还有胡应麟的二酉山房，祁承邺的澹生堂、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等。

　清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鼎盛时期，无论公藏私藏都发展到了顶峰。清初皇帝对文化事业十分重视，除翰林院、国子监有大量藏书外，内府也分别珍藏了大量典籍，如皇史收藏本朝实录、玉牒与《大清会典》;昭仁殿专收宋、金、辽、元、明的善本;武英殿所刻之殿版书均存于此。尤其为后世藏书家所追求的是“天禄琳琅”藏书。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书处，专藏宋元明珍籍善本，到民国年间，这些书被宣统挟带出宫，有些流散到民间。这些书在宫中都进行了重新装潢，五色织锦封面，宣绫包角，尤其一望便知是天禄琳琅之物的特殊处，因其在每册书的封面和封底衬页上都钤上“古稀天子之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五方玉玺，称之为“乾隆五玺”。天禄琳琅之书大部分都存在故宫、国家图书馆和台湾图书馆，留在民间的已如星凤，藏书家见之自当珍惜机会。

　清代的私家藏书更是藏书史上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几百位藏书大家，如吴骞、孙星衍、汪宪、汪启淑、鲍廷博、卢文、朱彝尊、卢址、徐乾学等。尤其著名的大藏书家黄丕烈，他的藏书观点开一代风气之先，经他手批跋之书成为后世藏书家追捧之物。

　清代四大藏书楼的出现，尤其是其藏书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民国藏书无论从藏书方式还是藏书理念，都是清代的余续，也产生了多位大藏书家，如傅增湘、陶湘、李盛铎、周叔等，他们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藏书，但是他们在藏书的分类方式上有许多新观点，可供今日藏书者借鉴。有兴趣深入探求藏书真谛的书友，可读一些他们所著的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方面的专著。

　古今善本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术思潮，随着时代的变迁，善本书的范畴也在发生着变化。从西汉到清末，中国总计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期间，总计出版了181755部各类书籍，合2367146卷。这些典籍历经各种磨难，留传至今约有不足8万部。又由于历代的翻刻和改刻，又产生出不同的版本，而只有在内容、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皆佳的善本才极具收藏价值。所以首先搞清楚哪些是善本，才是藏书选择的关键。

　朱弁在《曲消旧闻》中写道：“宋次道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叶梦得《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从以上可以看出，宋人认为精加校雠的书籍就是善本。明代和清代中前期，基本延续宋之善本标准。清末张之洞从读书角度谈出自己的善本观：“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道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三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当时的旧刻、旧抄指的是明嘉靖前的刻本及明蓝格抄本。

　建国以后，国家组织专家编撰《全国善本书总目》，制定了《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标准和范围》，将善本标准归纳为“三性九条”。虽然有些专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对藏书者来说，这种规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录全文如下：凡是在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三方面，或其中某一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应是善本。具体是：1、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2、明刻本和明抄本;3、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刻印的图书;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件，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7、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9、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的)。

清版古书收藏的知识

　传统意义上的藏书以收藏善本古籍为宗旨，善本的概念因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取舍而有所区别，但基本上仍是指刊刻精美、流传较少、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高等几个方面，但同时善本古籍的市场价格也随之升高，因此追求善本古籍的收藏不但要求有较高的鉴别水平，还需要相当的经济条件。除善本以外，藏书界还将流传较广、年代较晚或者存世量较大的古籍习惯上称为“通行本”。通行本这一称谓的历史也很悠久，大概有了善本一词以后就相应而生了。不同的时代对通行本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明清时期的通行本，今日已成为了善本。近代的藏书界将清代乾隆朝以后刊刻的一些书籍，包括清末的局本，统称“通行本”，这一概念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通行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据清末张之洞的说法，当属于善本求之难得，退而求其次。实际上清代中期以后有很多藏书家，将私藏宋元秘本翻刻成书，又称覆刻本或者影刻本。这其中相当多的书籍不但内容十分重要，且形式上也保存了宋、元善本的不少风貌，只是生产年代较晚，流传广泛，历来是“通行本”中引人注目的内容。其中如黄丕烈刻宋严州本《仪礼郑注》、翁方纲翻刻本《淳熙隶韵》、阮元影刻《古烈女传》、嘉业堂刻本《史记》等，一直为藏书家所珍爱。清代的翻刻本，目前市场价格大约二三百元一册，价格适中，很有收藏潜力。目前有些拍卖行中经常推出此类拍本，似当引起重视。

　清代中期以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逐渐向中国传播，其中西方宗教作品通过传教士途径得以输入。在上海土内湾一带(即今日的徐家汇)，开始使用德国海德堡的石印技术，最初是用于印刷宗教宣传品，后为上海点石斋等书肆用来印刷《康熙字典》、《紫光阁英雄谱》等。石印技术是采用近代的油水分离法原理形成的一种新的印刷方法，不仅印刷周期短、生产效率快，而且有的由于采用照相制版，印刷成品也很逼真，且价格低廉，深受当时学人推崇，很快得以风行。清末刊行的石印书籍，大部分采用手工纸，单面印刷，为了降低成本，往往开本很少。这类书中如《点石斋画报》、《芥子园画谱》等印制精美，艺术价值并不低。值得一说的还有清末曾用石印技术印刷过一批开本较小的微型书籍，如《四书备旨》、《五经》等，大不盈寸，可握于掌中，十分有趣。晚清的石印书由于产量大，且历来为藏书家所不取，至今价格仍然很低，不过二三十元一册。但其中有些使用了很白很细的宣纸印刷。制作精良，有些内容也很有参考价值，加之此种石印技术今日也基本废而不用，估计此类书籍今后升值空间乐观，一般初入藏界的书友，不妨从此入手。

　清代刊刻发行的古籍存量非常大，但究其主旨，主要是官刻本、私刻本和书坊刻本三大范围。坊间刻本是民间书坊业的出版物，此类作品由于刊刻者的水平不一，因此同为坊刻但情况差异很大。由于坊间书业大部分以逐利为目的，所刻书籍一般粗糙者较多，且彼此翻刻、校对不精，因此历来不为藏书界所重。但坊刻本中也有一些上乘之作，如南京、苏州等地有些书坊，工匠水平较高，其中如苏州江氏又曾于清晚期开设文学山房，用木活字排印书籍，被称为清季活字版收山之作。又如天津文美斋于宣统时曾刻有《文美斋诗笺谱》，套色丰富，刀法精妙，是为清代版画的终结之作。

　官刻本是封建朝廷的地方官署出版物，其中殿版自不必说。以地方官署而言，由于行政设置不同，又有府、州、县各衙门的不同，清代中期以前，地方官署刻本，常注有“本衙藏版”的特别说明，此表示其地位的特殊。此类刻本多为“官箴”或者“则例”、“章程”三类，内容主要是涉及地方行政、居官心得和地方制度。但由于各地物料不同，组织各异，作为研究清代地方出版历史，颇具文献价值。关于清代晚期的“局本”，其中就有官方组织的，当属官刻本的延续，乃由清朝地方官吏，冀图振兴经义，讲求国文传统，访求造书，详加精校，刊刻成书以为惠取士林。此种官书在清末仍有数十家，在清代的出版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另外还有一些“书局”，则为地方新兴出版机构，有些介之于官民之间，有些全系民间出版机构，如北京的开智书局、四川的锦江书局、上海的同文书局等等，这类书局，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书坊，成为了中国近代新兴出版业的前身。由于书局的情况复杂，对“局本”的评价历来也很有区别，但目前市场“局本”书籍价格仅为每册二二百元，加之其中有很多是内容详实、校勘精到之作，初入藏界的书友如果对此“局本”多有留意，或者会有不少收获。

　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兴起，清代政府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一时期，各地翻译引进了大批的西方政治、法律、科学、文化作品。最初由北京同文馆发端，由西洋传教士主持，中方人士协助，由官方组织出版了大量的国际法学作品，如美国传教士丁冠西翻译的《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等，此后上海的制造局，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下翻译了《法律医学》、《化学鉴原》、《英国水师章程》等等。此后外国政治、法律和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形成一种热潮，举国上下纷纷效仿。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严复主持翻译的《法意》、张相文翻译的《契约论》等。甚至还出现了林琴南翻译的《黑奴吁天录》等一批文学作品。这期间大量的西方近代科技书籍被介绍到中国。在所谓“格致救国”的口号下，北京和上海还陆续出版了一些以宣传西学为宗旨的杂志，其中以在北京出版的《中西闻见录》和上海格致书局出版的《格致汇编》最有影响。这类书籍不但宣传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而且印刷制作也有很多更新之举，其中有以传统技术雕版印刷的，也有采用石印技术印刷的，甚至还出现了铅活字排印和铜版插图技术。但可惜这些出版物印刷量一般不多，而且又因其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百年以来，被各种公私图书馆网罗了大半，但近来市场上也偶可见到，其价格也在二三百元左右，但往往一露面即为藏界必得之书，可见识货者颇多矣。

　除了通行本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的书坊、刻字店、学校、寺庙甚至私人还刻印了大量的学生识字、讲评经义、唱本小曲和一些阴阳数术及劝善公德之类的书籍。有人将此统称为“俗本”，此类书籍内容俗败，刊刻粗糙，收藏价值不大，目前在各地旧货市场上，经常可以见到此类“俗本”，往往已经无数淘选，几成书渣。对于这种“俗本”，初涉收藏的可选来作为“样品”，但随着藏书经验的丰富，对“俗本”的认知也会逐渐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