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古文的三本经典古书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6浏览:1收藏

学习古文的三本经典古书,第1张

谈自学古文字

李学勤

李学勤先生,北京人,生于1933年,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研究专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西北大学兼职教授。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中国青铜器的奥秘》(英文版)等。

案头这封长信,是远方一位青年教师寄来的。信中谈到他在十年浩劫期间失去了读书机会,但由于爱好篆刻,经常接触古文字,逐渐对古文字学发生兴趣,连同古文字产生的历史时代,也想深入研究。他迫切希望能根据业余自学的特点,告诉他怎样着手学古文字学,拟定一个系统学习的计划。

这样的信,近年我陆续收到过好多。写信的青年朋友,有文物考古界、艺术界的新同志,也有文史学科的教师或学生。每当我披读信里充满热情的文句,总是思绪萦回,沉浸于回忆之中。

我学习古文字,就是自学出身的。曾有人传说我得力于家学,这与事实不符。我的家庭是知识分子,却与古文字这一行无关,我在清华念书也没有学过与此有联系的课目。作为被古文字的“神秘感”牢牢吸引的年轻学生,我所仰赖的只有北京图书馆。巍峨的馆门,存衣处,目录箱,等候取书的长椅,阅览厅的净案明窗,至今追想,犹历历如新。不分寒暑,晨昏,奔走于文津街上的生涯,直到1952年,我去考古研究所参加编《殷虚文字缀合》,才告结束。这样一段经历,使我对有志自学古文字的青年朋友倍觉亲切。

中国的古文字学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又是一门罕人问津的冷僻学科,过去甚至被称为“绝学”。建国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繁荣开展,新发现古文字材料层出不穷,古文字学的实用价值日益显著。但是这门学科的研究力量仍很薄弱,同摆在面前的繁重任务很不相称。这种形势,限制了古文字学本身的发展,也不利于考古学和整个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能看到不少年轻同志愿意学这个冷门,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

根据亲身经历的甘苦,我觉得有义务告诉大家,自学古文字学实在是很难的。今天的古文字学,已非历史上的小学、金石学可比,它介乎考古学、古代史、语言学、文献学之间,和这几门学问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学古文字学,需要相当广博的基础知识。这是困难之—。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大都是珍贵文物,分散各地,有些不易见到。就连著录,一般也是印数甚少,价格昂贵,在图书馆列于善本。有关论著多较专门,缺乏有新水平并用现代语言编写的概论性书籍。这是困难之二。所以,有些自学者虽然努力,或不得门径,或缺乏必需的条件,成效不多,徒费精神,实在令人惋惜。

这么讲,意思绝不是要泼冷水。难学,不等于不能学,而是需要更大的决心和毅力。荀子有云:“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自学,自然比不上有导师可随时请益,不过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即便学有良师,功夫还得自己去做。导师的可贵,最要紧的是指点治学的方向方法,避免弯路错路。我们自学,更必须注重学习的方法和途径。不妨通过前辈古文字学家的论著,仔细体会他们所运用的方法,所走的路数,吸取其中的丰富经验。假如走的路子错了,再想改正,便得用许多时间和气力,这种教训,我们见过得也有不少。

那位教师问我怎样系统学古文字,依我看,可以有两种学法,因人而异。

对于以古文字研究为终身职志的人,我建议最好从《说文》入手,先学秦汉文字,如秦简、秦刻石、汉简、汉碑,以后再上溯两周金文,最后学甲骨文等商代文字。记得二十多年前,陈梦家先生讲过这样的学习法,我当时颇不以为然,事经多年,才认识到这样学能对古文字源流演变,文字形音义及其所以然,均有透彻了解,奠定古文学知识的深厚基础。表面看似乎迂缓,实则事半功倍。

《说文》一书,现在看来固然有很多时代局限,但仍不失为研究古文字的出发点。汉儒所见古籍,所闻师说,不少是后人无法直接接触的。许慎号称“五经无双”,《说文》集汉代文字学知识大成,清人注解《说文》更有重要成果。开始学古文字,不可不读《说文》,但不要单看大徐本本文(如最近影印的一字一行本),应当兼读注释。大家喜欢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这是对的。如果觉得段注卷帙浩繁,一时读不完,建议先读王筠的《说文句读》,比较简明。此外,徐灏的《说文解字注笺》,对读段注很有帮助。至于丁福保编纂的《说文解字诂林》,汇集众书,便于检索,不能作为阅读之用。

上 面说的自下而上,循序渐进的学习法,需时较多,只适用于专门研究这一学科的同志。如果出于工作要求,或本人兴趣,一开始就学甲骨文或金文,也无不可。比如,先读郭老《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和《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1955—1956年连载),及《金文编》、正续《甲骨文编》等,都是很好的。我起初就是先学甲骨和战国文字的,到六十年代不得不补学青铜器,说明不管先学什么,想要在古文字学范围内有所建树,还得认识古文字发展的全过程。借用武术家一句话说,叫做“及其至,则一也”。

有些自学者担心古文字难记,以致把精力全用在摹写《说文》篆字或《甲骨文编》、《金文编》上去了。实际上,对古文字的理解,常比默记更为重要。为了弥补记诵的不足,可以尽量利用工具书。如《经籍纂古》、《说文通训定声》、《新编上古音韵表》、《广韵声系》、《甲骨文字集释》、《金文诂林》等书,与学习研究都有裨益。新出的高明同志《古文字类编》、徐仲舒先生主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分栏列举不同时代字体,尤有助于学者通习文字的流变。

唐兰先生说过:“古文字学的功夫不在古文字。”我这些年讲课,屡次介绍这句名言。我体会,唐先生的意思是强调文献知识对古文字研究的重要。研究古文字,必须充分运用文献学的成果。以我所知,著名的古文字学者,无不在文献方面有高深造诣。以杨树达先生为例,先生研治小学多年,但直到抗日战争时避难湘西,才着手考释金文。他所著《积微居金文说》,真是妙义纷呈,创获独多。推其本源,其功力和方法都是从文献研究中得来。又如不久前逝世的陈直先生,所著《史记新证》、《汉书新证》、《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三辅黄图校证》等多种,均以秦汉文物与古籍互相印证。即使是一砖一瓦,他信手拈来,都能用以说明一定的历史问题。没有对文献的精湛研究,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在学古文字时读古书,最好能以古文字材料与同时代的文献对照阅读。例如学西周金文,同时读《尚书》、《逸周书》及《诗经》中西周作品,必能收左右逢源之效。前几年,我们整理注释云梦秦简,特立一条凡例:“注释尽可能引用时代接近的古籍及其注释。”就是为便于对比研究。如一味追求高古,援弓《诗》、《书》古训,反与秦简不合。

读古书,首先要读常见书,不可偏好孤本秘籍。最普通的如《史记》,司马迁写作时将《诗》,《书》、《左传》、《国语》等熔于一炉,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基本材料,三家注虽不理想,内容却很丰富,足资参考。有人以《史记》为常见,不值得细读,甚至治学多年,还没通读过《史记》,这是不足为训的。

古文字学又不能同考古学分开。在解放以前,绝大多数的古文字学材料得自偶然发现或者盗掘,学者研究甲骨、金文,不能不多靠拓本,侧重于文字的辨析,接触器物本身的机会较少,对出土情况更很难了解。现在的科学发掘材料,有明确的出土记录,其学术价值大为提高,所以学古文字的人不可不具备一定的考古知识。

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相辅相成,把文字考释与考古学方法结合起来,常能解决单凭前者不能解答的疑难问题。研究青铜器,不仅注意铭文,还应观察其形制、纹饰、功能和冶铸技术。研究甲骨,也应该兼顾甲骨品种,修治方式及钻凿的形态。这些年新发现的重要古文字材料,象殷虚小屯南地甲骨,“妇好”墓青铜器、周原甲骨和青铜器、淅川下寺青铜器(我认为出令尹子庚鼎的墓不属于令尹子庚)、侯马等地载书、随县曾侯墓青铜器及竹简、云梦秦简、长沙马王堆帛书等等,都必须与遗址,墓葬结合研究,才能深入了解。所以,希望自学古文字学的同志多读有关的考古报告,如有机会参观博物馆或发掘现场,千万不要错过。

检索古文宇学论著及有关的考古材料,也应依靠工具书,即各种书目、索引。关于历代金石论著,可查容嫒的《金石书录目》,其补编刊于《考古通讯》1955年第三期。这部书近年又经增订,可望再版。解放以来的书籍论文,可使用考古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的《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专科的目录,甲骨方面,有胡厚宣先生五十年代出版的《甲骨学五十年论著目》。《古文字研究》第一辑所载萧楠《甲骨学论著目录》,可视为胡先生目录的续编。金文方面,容庚先生《宋代古金书籍述评》(《学术研究》1963年第六期),《清代吉金书籍述评》(《学术研究》1962年第二期)及张维持《评中国青铜器外文著述》(《中山大学学报》1965年第三期),对掌握著录情况都非常有用。

翻阅书目,不要被前人著述的繁多吓倒。自学读书,应当精于选择。我年纪小的时候,总幻想读尽天下之书,实际上生也有涯,一个人一生能从头到尾看完的书,不会有多少种。如果不加别择,拚命读了好多书,不能消化,也没有多大用处。小说《谐铎》所讽刺的“两脚书橱”,足为鉴戒。我建议把要读的书分为两类,一为精读,一为泛览。精读的书,必须是对本人确属必要的好书,不管卷帙多寡,一定要读通读懂。这样的书,一年能读一两种,已经获益不浅。泛览的书,不妨扩大范围,目的在开拓眼界,但为珍惜精力,也不能太多。我学甲骨时,曾力求把有关论著全部读过,费了许多不必要的功夫。有一种讲甲骨的线装书,册数很多,我从图书馆借来,用好些天时间通读,没有收获,本应到此为止。我又设法借到同一作者一种未刊稿,篇幅更长,苦读了不少天,仍归失望。自学者精力有限,这样的书,如不是为了写学术史,似可从缓阅读。

最后还想谈一下写作。我觉得练笔是很重要的,学到一定程度,能产生一些见解,就应该试写论文。过于矜慎,长期不肯开笔,容易陷于眼高手低的弊病。不过,论文应该有新见解,没有创见,那就不必写,至少不要发表。创见常与传统的成见相对立,要打破成见,需要很大的勇气。有人说:科学的特点就是从来不是“正统”的,即指研究工作要不断创新。李卓吾论治学为文,应有胆、有识、有才,所谓胆,便是克服困难,破除成见的勇气。在古文字学研究中,想建立新说,有时也得经过多年的论难,没有决心和勇气,便不易于坚持下去。但是,有胆还必须有识,所谓识,我认为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明辨是非的能力。没有艰苦的功夫、真正的见识,虽然有李卓吾所说的“二十分胆”,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我个人对古文字学所知甚浅,学力非常有限,拉杂谈来,不知有没有足供青年朋友参考之处。至于古文字学的基础知识,以后还有机会介绍。谨祝大家在自学上取得新的成绩。

怀念历史系的老师们

文 / 张寄谦褚继善 王宪铨 齐世荣

我们都是清华历史系40年代的“老学生”,虽然已经离开母校多年,但是对当年在清华园学习的情景仍有很深的印象,特别是怀念那些曾经教导过我们的老师们。

首先要提的是系主任雷海宗先生。他是一位中西兼通的历史学家,给我们讲授殷周史、秦汉史以及西洋中古史等。上课铃响,雷先生会准时推门进来;下课铃响,又正好讲到一个段落。他上课从不带讲稿、提纲,只带两支粉笔,所有人名、地名、年代、参考书都随手写在黑板上一字不差。他在参考书目中让我们读小说,说了解一个时代,仅凭历史事件不够,还要懂得它的文学、哲学等。

历史系与中文系合聘的陈寅恪先生曾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从那以后就一直在清华执教,是我国文史学界的一代宗师。我们上三年级时,他开设了隋唐史研究,在新林院自己的住宅中辟出一个房间作教室。做毕业论文时,张寄谦请先生担任导师,当时陈先生已双目失明,但凭着他惊人的记忆力,仍指挥助手查阅古籍,进行魏晋南北朝与隋唐史的研究。

我们入学后的第一门必修课是国际知名的中国近代史和蒙古史专家邵循正先生讲授的中国近代史。那时邵先生的体质甚为虚弱,但对教学非常认真。他极有见地地为我们分析了西方列强利用清政府对国际事务的无知,在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时,故意使用意义含糊不清的辞句,为以后扩大侵略设埋伏,甚至私自添加内容,对清政府进行欺诈。他还深刻地分析了各列强在侵华利益中的矛盾与勾结。

明史专家吴晗先生给我们授课时,没有讲明史,而是讲了宋史。他用“以历史为镜子”的学风,延续着西南联大教师讲课联系时事的传统,不时地借分析两宋弊政,对蒋家王朝加以抨击。当时吴先生已准备去解放区,他在西院住宅里经常以打桥牌为名,约请邵循正、钱端升、钱伟长等先生谈时事。1948年校庆后,他便去了西柏坡。当时丁则良先生也在专攻宋史,不过没有给我们讲课。

时近1948年,专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孙毓棠先生从美国归来。听老同学讲,孙先生上中国通史课,能在黑板上手画一张十分漂亮的地图。此时孙先生的兴趣已转向中国经济史,后来为经济系和历史系合开了中国经济史课。

那时,世界史课程的阵容也非常强。教西洋上古史的是噶邦福(JohnJanGapanovich)先生,他用带有浓重俄国语音的英文,给我们讲希腊、罗马的兴衰,听起来颇让人发思古之幽情;教西洋中古史的还有一位饱学的孔繁鬻先生,听上过孔先生课的余绳武同志讲,孔先生让他念德文参考书,念得他都感到身体吃不消了;西洋近代史是刘崇先生讲授,他为人温文尔雅,讲授扼要简练、条理清晰,经常以自己治史的得失教导同学,向同学们倾谈自己的理想。

1948年陈寅恪先生离开以后,历史系从外语系聘请周一良先生接替讲授中国中古史。另外,清华历史系一向重视日本史的研究,周先生还兼任了日本史的课程,他对日本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分析,比日本学者超脱,很引人入胜。此外,历史系还曾聘请从美国回来的何基先生教世界现代史。

在清华历史系学习的几年中,老师教给我们的不仅是知识,而且影响着我们的人生之路。50年代院系调整后,清华历史系不复存在;直到90年代中期,才重新复建。我们殷切希望历史系的师生继承前辈们“中西交融、古今贯通”的学术传统,把历史系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钱钟书,1910年11月21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1-2] 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学士学位。[3] 1941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4] 1958年创作的《宋诗选注》,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1972年3月,六十二岁的钱钟书开始写作《管锥篇》。[5] 1976年,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1982年,创作的《管锥编增订》出版。[6]

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人物生平编辑

1910年10月20日,钱钟书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教育世家,伯父钱基成,父亲钱基博(子泉),叔父钱基厚(钱孙卿)。

1925年,钱钟书十五岁返家度暑假,乃得知《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 等选

钱钟书先生(2张)

本,从此开始系统阅读,是一生治学之始。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入校不久就名震校园,不仅因为他数学只考了15分,更主要的是他的国文、英文水平高到让同学拜服的地步,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录取。[8]

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

1933年,与杨绛订婚。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

1935年,以第一名成绩(8795分,为历届中美和中英庚款平均分最高)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留学,与杨绛同船赴英。

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学士学位。之后随妻子杨绛[9] 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女儿钱瑗出生。

1938年秋,与杨绛乘法国邮船回国。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

在湘西两年。完成《谈艺录》最初部分,约相当于《谈艺录》初稿的一半。完成《围城》 的布局、构思,有《中书君近诗》一册。有论文《中国诗和中国画》。此文后来收入了《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旧文四篇》和《七缀集》。

1941年,由广西乘船到上海,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由开明书店出版,是“开明文学新刊”之一。写作《围城》。其时困顿于上海沦陷区时期的经历和情绪,对《围城》题旨和书名的确定有重要的影响。

1945年,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短篇小说《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诗文评《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钱钟书相册(16张)

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

1949—1953年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研究所事宜。1953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文科部分并入北京大学。钱钟书摆脱教务,在文学研究所工作。

1955—1957年,在郑振铎、何其芳、王伯祥等人的支持下,穷两年之力完成了《宋诗选注》,选注了宋代81位诗人的297首作品。

1957年因父病到湖北省亲,有《赴鄂道中》五首绝句,寄寓了对当时形势的感受。此年父亲钱基博病逝。

1958年,《宋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五十年代末成立《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10] 袁水拍任组长,乔冠华、钱钟书、叶君健任组员。小组的工作至文化大革命爆发暂时中断。

1966“文化大革命爆发。钱钟书、杨绛均被“揪出”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受了冲击。有人写大字报诬陷钱钟书轻蔑领袖著作,所幸钱钟书作为“先遣队”去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一度担任过信件收发工作。

1969年11月,钱钟书作为“先遣队”去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不久,“五七干校”迁至淮河边上的河南息县东岳。1970年7月,杨绛也来干校。在“五七干校”,钱钟书一度担任过信件收发工作。1970年6月,女婿王德一被逼含冤自杀。

1972年3月,六十二岁的钱钟书返回北京,开始写作《管锥篇》。

1975年,海外误传钱钟书的死讯,在港、台、日本等地引起了一阵悼念活动。

此误传于1977年前后被澄清。《管锥编》初稿完成,此后又陆续修改。

1976年,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诗作《老至》寄寓了对形势的感受。

1979年4月至5月,六十九岁的钱钟书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国访问。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贝克莱分校等,大受欢迎。《管锥编》 1—4册由中华书局相继出版。《旧文四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收有《中国诗和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林纾的翻译》等4 篇文章。《宋诗选注》重印。

1980年11月,赴日本访问。在早稻田大学作《诗可以怨》的演讲,《围城》重印。[11]

1982年,创作的《管锥编增订》出版。

1983年,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主持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并致开幕词。《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被列入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12]

1984年,钱钟书的《也是集》由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13]

1985年,《七缀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包括《旧文四篇》和《也是集》上半部的3篇文章,共7篇文章。

1989年,《钱钟书论学文选》由舒展编成,由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此书包含有钱钟书新补手稿约20余万字的内容。

1990年12月,电视连续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获得普遍好评。

1991年,全国18家电视台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钱钟书为首批36人之一,但他谢绝拍摄。

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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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潘谷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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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资治通鉴》博大精深,怎么样才能透彻地领悟书中的精髓

专研《资治抄通鉴》至少也要好几年才能消化透彻,历史上很多名人读过《资治通鉴》,例如 读过此书达十七次之多!可想而知,自己潜心研究需耗费大量时间才可能吃透这本书。我建议你先报一个精讲《资治通鉴》的课程,老师会教授书中的精华,如此一来,自己再去研究必定收获颇多,花费的时间或者经历也会相对而言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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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资治通鉴》的特色是什么哪里有精讲《资治通鉴》的课程

战争的描述完整而精采的是《通鉴》特色之一,有人认为这是上承《左传》而加以版发扬权光大。我们读到战争的部分,不论是战前的讨论分析,各种有关准备不至,出发时的军容声势,两军接战时的战术运用,将帅们的特殊表现,战场上的风云变幻,以及战争结束之后所造成的影响,都做了很清楚生动的描述。武汉大学近期有个历史文化与领导韬略高级研修班要开课了,课程内容是讲十二鉴和古都游历的,听说很多企业和 精英人物都有去报名。

F 《资治通鉴》有哪些版本,哪一本最好

吾酷爱《资治通鉴》,因爱之切,故费尽心力搜罗版本八个版本,现简评如下,以求最佳者。

一、 繁体带注本

(一) 中华书局1956年本

目前公认为汇集宋、元、明、清善本和校勘成果的“最佳”版本,但因校点时间较早(在二十四史之前),缺点如下:1不以宋本为底本,而以胡刻本为底本,遇到胡刻本有脱误处用小字写校语,与正文杂错,不便阅读(应参照二十四史校勘方法,写号码,统一列在卷末为好);2断句、标点错误较多,据统计达1000多处;3从90年代中期开始的重印本因印刷、装订质量太差,不便阅读、收藏。

(二) 上海古籍影印本

影印世界书局缩印胡刻本,该版本在中华书局本未出前向称善本,但与宋本对照,脱误之处达万字,其中很多关乎史实。收藏可,不适宜阅读。

二、 简体白文本

(一) 上海古籍带考异本

宋本简体白文本,有校勘,无胡注,但带考异。

(二) 岳麓宋本

宋本简体白文本,有校勘,无胡注和考异。

简体白文本的好处是价格低,便于携带,但最大的问题是古籍一经过简化,则很多字歧义纷呈,令人费解,如“后”与“后”等。中华书局简体本二十四史也是如此。

三、 翻译本

(一) 柏杨翻译本

72册友谊本,地图实用,但翻译硬伤太多,议论过于情绪化,改编成分大。

(二) 中华书局白话本

翻译尚可。但仍有差错。

(三) 岳麓白话本

翻译一般,但因用胡刻本作底本,因此沿袭了文字差错。如漏译、错译。

(四) 改革出版社白话本

翻译尚可。但不断推出修订本,令人对其质量生疑,好在有原文(宋本)对照。

综上所述,目前来看,吾窃以为,读原文本和白话本,都以中华书局本为首选,如中华书局借重新修订二十四史之机,重新校订1956年版《资治通鉴》,改进校勘和排版方式,出一新版,则为最佳版本,在此之前,只好读其旧版矣!

武大历史学院今年10月份将开办一个针对企业高层管理者和 机关干部的培训课程,叫历史文化与领导韬略高级研修班,这个班是精讲《资治通鉴》的。

G 国学课程包括哪些_可以学到什么

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

章太炎在其《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纳入国学的是《诗》、《书》、《礼》、《乐》、《春秋》、《易》汉代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周代六艺。

向左转|向右转

国学班,即教授中华传统文化的班级。与普通教育不同,普通教育重在知识技能的学习培训,而国学教育则侧重文化的提升,是为那些有志于弘扬传统文化及民族文化的企业高层准备的,学习传统文化管理知识来丰富企业管理知识。

课程设置主要有学科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如:《周易》与管理智慧、王阳明心理学、《金刚经》与佛教的基本精神、《资治通鉴》的历史智慧与现代启示、《史记》中政商人物的命运启示、中国近代历史的反思、文明的冲突与演进、传统文化与现代领导艺术。

H 百家讲坛有专门精讲《资治通鉴》的专栏么

资治通鉴不像其他断代史,他记录了从前403年-559年16朝的通史,内容实在太多,百家讲坛不可能做资治通鉴的节目,那得多少集?就一个史记,王立群读史记都几十集,太长了。但是资治通鉴毕竟是正史,而且非常精炼,像百家讲坛这种面向大众的节目,他的记载即准确又简单,正好合适,所以我看了好多期,像太平公主,像玄武门之变等等,他们讲的基本上都是资治通鉴的内容。

武大历史学院就有个深度剖析《资治通鉴》的课程,叫历史文化与领导韬略高级研修班

I 《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作中有哪些经典故事入选了中学课本

司马抄光是文章高手,也是讲故事袭的高手。《资治通鉴》文辞优美,叙事详赡。尤其是许多关于战争的记述,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如关于东晋与前秦的“淝水之战”、唐代元和时期“李愬雪夜袭蔡州”,都曾经入选中学课文。可以说,《资治通鉴》是中国传统史学长廊中的一朵奇葩。读者朋友可以结合自己的领导工作实践,细细阅读、琢磨和体会这座伟大宝库中的智慧。近期武大历史学院开办了精讲《资治通鉴》的课程,这个班叫历史文化与领导韬略的高级研修班。

J 在哪来可以学到清华大学张国刚老师关于《资治通鉴》的课

张国刚来老师是国家级“精品课程自”首席主讲导师,曾为各大高校以及来弗士商学院等高校的EMBA主讲有关国学与领导力、从历史看管理、资治通鉴精读等课程,研究历史长达三十多年,是以为德高望重的老师,武大传统文化中心开设有资治通鉴与领袖智慧就有他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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