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您的邀请和提问。“《吕氏春秋》是如何集合诸子百家学说的？作者为什么这样做？”《吕氏春秋》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产生的一部重要的思想学术著作。虽然这部著作是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而准备的，但是，这个起跑线划的有点超前了，不但秦始皇没有从这个起跑线上跑起来，还彻底把这条起跑线给拆了。

值得庆幸的是，秦朝灭亡以后，汉朝的起跑线却完全是从《吕氏春秋》开始的。也跑出了一个世界 历史 上强大繁荣的汉帝国。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集合自己散落在六国的3000门客编撰的一部黄老道家名著。

大约完成于公元前239年左右，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的前夕，各国之间的政治斗争非常复杂多变，秦国以进攻性大国，对六国构成很大的威胁之势。

这时，吕不韦被秦襄王封为文信侯，在丞相位置已经整整10年，他辅佐秦王政6年，秦王亲政也是两年了。

所以，吕不韦对自己的政治抱负也雄心勃勃，好像他的政治生命才刚刚开始，所以，加快推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和主张，打算让秦帝国像周朝那样长久，像传说的尧舜那样理想。

吕不韦上任丞相以来，就模仿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礼贤下士，结交宾客，著书立说，决心要超过他们的美名。

于是招徕四方名士到他的门下，各显神通。

这些宾客来自不同的学术流派，他们各有各的学说推荐，于是，形成了集道家、儒家、法家、墨家、兵家、农家、纵横家和阴阳家等各派学问，内容兼蓄并收的一部著作。

但是《吕氏春秋》的核心思想是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和儒家仁政大同的思想。

全书以道家思想为基调，坚持无为而治的行为准则，用儒家伦理定位价值尺度。

在此思想准则和价值尺度的基础上，再对其他各派学问进行有选择性地吸纳柔和，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学说体系。

这套学说其内容与商鞅变法以来的秦国政治准则几乎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秦始皇并没有按照他的学说去做，而是选择了有法家思想倾向的李斯、魏缭这些政治家的思想主张。

吕不韦在10年的丞相位置上，为秦国的强大确实做了一些事情，但是，他还是没有弄懂亲政只有两年，年龄才22岁的秦始皇究竟有怎样的雄才大略。

我们看看吕不韦完成《吕氏春秋》以后的这一年，秦国发生的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情是，秦王政的弟弟长安君成蟜，在屯留叛秦降赵，这明显就是一次有预谋的政治叛乱。

第二件事情是，嫪毐被封为长信侯。

第三件事情就是，《吕氏春秋》正式编撰完成。

从史料记载看，成蟜的叛乱内有秦军将领和士兵支持，外有赵国策应，应该是蓄谋策划已久的一个政变计划。但是，被秦始皇给剿灭了这次政变。

剿灭这次叛乱的是首领的嫪毐，所以嫪毐因功被秦王政封侯。

但是，自我膨胀至极的嫪毐发动的叛乱，同样被秦始皇给粉碎了。

而这一年吕不韦以道家思想为核心价值的《吕氏春秋》问世了。似乎是对吕不韦最大的讽刺。

秦国是一个崇尚法家的国家。从秦孝公商鞅到一直秦始皇亲政，在秦国开创的以法家思想为主，墨家思想为辅的“君主集权制”占据着绝对的上风。

秦国也因为以军功论赏，所以，在七国中说最厉害最强大的一个国。在七雄争霸还在进行中，显然道家和儒家的治国方略是不符合秦国发展道路的发展阶段要求的。

吕不韦却想把秦国的治国方略带到以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为主的道路上去。这注定是一个脱离实际幻想。

所以，你看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向秦始皇歌颂了孝公时期的商鞅，赞美了惠王时期的张仪，褒扬了昭襄王时期的范雎，唯独不提庄襄王时期和秦王政亲政前吕不韦有什么贡献。

不过，吕不韦确实是个人才，他眼光不错，以一个商人之力，投资于政治，居然也没有投错人。从一个富商，居然成为一个政治明星。

所以，他自入秦从政以来，就对秦国的政治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他发现了秦国的一些制度之9弊端。

出于改造秦国政治理念的伟大抱负，吕不韦决心在秦王亲政之初，利用好自己手中的相权，对秦国的政治体制进行纠偏和调整。

既然要纠正和调整，现有的治国方略和国家体制，就必须大刀阔斧地去修正，思想舆论这个阵地，你不占领，别人就会占领。于是，精心策划的一部20万字的巨著《吕氏春秋》应运而生。

此书以儒家学说为主干，以道家理论为基础，以名、法、墨、农、兵、阴阳家思想学说为素材，熔诸子百家学说于一炉。

吕不韦作《吕氏春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在大秦统一后，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思想的意识形态制造出符合自己理想的 社会 舆论。

吕不韦为了宣传《吕氏春秋》他还把书的内容写在布匹上，并将之刊布在咸阳的城门，上面悬挂着一千金的赏金，遍请诸侯各国的游士宾客，若有人能增删一字，就给予一千金的奖励。

但是，也许人人惧怕吕不韦的权势，也许《吕氏春秋》真的无可挑剔，最后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一千金。

两年之后，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十年）十月，秦始皇免去了吕不韦的相邦职务。

吕不韦的3000食客分别好几个国家，听说吕不韦被秦始皇解职，有人出来劝说秦始皇，给吕不韦说情。齐人茅焦劝就是其中之一。

秦王这才到雍地迎接赵太后，使她又回归咸阳，但把吕不韦遣出京城，迁往河南的封地。

过了一年多，各诸侯国的宾客使者络绎不绝，到吕不韦的封地洛阳问候。秦王恐怕他发动叛乱，就写信给吕不韦说：“你对秦国有何功劳？秦国封你在河南洛阳，食邑十万户。你对秦王有什么血缘关系？而号称仲父。你与家属都一概迁到蜀地去居住！”吕不韦一想到自己已经逐渐被逼迫，害怕日后即使到了蜀地也会被杀，就喝下酖酒自杀而死，结束了从巨贾商人，到出相入将政治家的传奇的一生。

吕不韦主持的《吕氏春秋》也叫《吕揽》，虽然在秦朝没有发挥任何政治作用 ，就连吕不韦的命也搭进去了。

但是，秦朝灭亡以后，在汉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治理国家的重要思想基础。司马迁的《史记》、刘安的《淮南子》都对《吕氏春秋》评价很高，而且是西汉立国之初的主要政治思想理论。

可以说《吕氏春秋》在历朝历代都得到了很高的重视。除了汉代，唐代对《吕氏春秋》也是非常重视的，把它作为是治国安邦良书。

《吕氏春秋》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夕，由秦国丞相吕不韦召集门下宾客、儒士编纂而成，基本上实现了融合百家之言而集大成，涵盖了当时 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

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国富民强，虽然商鞅车裂而死，但是法家治国思想完全保留下来了，秦国在统一全国的前夕，道家、儒家、阴阳家、墨家等思想并行于世，作为秦国丞相的吕不韦其实也看到了法家治国的弊端和严酷，吕不韦作为一位高超的政治谋略家，他也能看到秦国的治国理念也需要转变，特别是即将完成统一大业之后，治理国家不能再一味的严刑峻法，利用高压政策来管理国家，需要采用儒家道家思想来缓和国家人民之间的矛盾。

后来我们也知道，强秦统一之后15年，就灭亡了，这一点和他的苛政是有关系的。吕不韦就是想把百家之言整理采集编成论著来影响秦王，改变他的治国思想，由于焚书坑儒，很多书都被烧掉了，但是吕氏春秋因为是相国组织编撰而成的，也被保护了下来，但是法家思想在秦国已经根深蒂固了，秦王也没有采用他的道家为主体的治国理念，这也是秦国快速灭亡的原因。

总而言之，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想获取美名留存后世，另一个就是想利用道家儒家等治国思想来影响秦王，改变秦国的苛政，缓和统一之后国内的矛盾。

《吕氏春秋》，又称《吕览》，是在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下，集合门客们编撰的一部以儒家学说为主干，以道家理论为基础，取各家之长而弃其短，中国 历史 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

吕不韦原本是一个商人，因散尽家财帮助在赵国为人质的赢异人立嫡有大功劳，在异人继位为秦庄襄王后，被任用为秦国丞相。吕不韦素来善于谋略，十分注重文才，所以他广招文人学士，给他们优厚的待遇，门下多达三千人。吕不韦没有条件著书立说，但他对著书立说可以天下闻名，流传后世，永垂青史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借助门下擅长舞文弄墨的文人学士，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愿望。公元前239年，吕不韦对门下撰写的文章十分看重，挑高手进行筛选、归类、整理、删定、综合在一起成书，取名《吕氏春秋》，并夸口说该书是包揽了“天地、万物、古今”的奇书。《吕氏春秋》规模宏大，大量吸收道家虚静无为之说和儒家的仁义学说，并把它运用于为君之道的政治理念中。上应天时、中察人情、下观地利，用儒家伦理定位价值尺度，收收墨家的公正观念，名家的思辩逻辑，法家的治国技巧，加上兵家的权谋变化和农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学说。这部书集虽采取各家学说，但采取观点之间并不抵逆，比较合理。在管理思想史上，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寓言史上都具有着特殊的学术价值和重要地位。

很乐意就《吕氏春秋》的话题谈点个人的见解。《吕氏春秋》是战国时期吕不韦组织编成的一部先秦古籍，属于《子部》从书的杂家类。主要是以史叙事，学术倾向不太明显，有一定的政治意味和倾向。

一、编写《吕氏春秋》的 历史 背景

战国末期，秦国地处岐山以西，受地理位置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与东方六国不同，此地民风彪悍，崇尚习武，思想与文化相当滞后。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的著名人物没有一个是在秦国土地上培养出来的。秦国虽然国力强势，但多的尽是武士，文人却很稀缺。

随着“奇货可居，千金买国”计划的成功，吕不韦帮助异人登上王位，他也如愿当上了秦国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相国。在他刚执政时，天下统一的迹象己十分的明朗了。吕不韦已经在思虑天下统一后，应当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他认为，人和物各有其长短，只有善于吸收和利用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得到天下。由此，他下定了决心，组织招揽天下人才和手下宾客，发挥各家各人之特长，著书立说，“集百家为自家”，编写先秦杂家代表性著作《吕氏春秋》（或称）《吕览》。全书共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三个部分，共二十余万字。

这是中国 历史 上第一部有主编、有宗旨、有计划、集体编成的政治论著。

二、杂家“杂糅百家，融合多个学派、学说”

《吕氏春秋》成书前，已有诸子百家的许多著作问世，并流传于天下。身为丞相的吕不韦他是具有战略眼光的人，他意识到：贤能人才的向背对一个国家地兴衰成败关系重大！自东方赵国而来的他当然明白争夺人才的这一战场上秦国并不占优势，因此他要广泛罗织文士来弥补秦国文化的不足。当然，他也有吸引人才扩大自己势力的意图。他是如何“集百家为自家”的呢？

吕不韦意识到，单纯地用某一家某一派的观点来治理国家是有缺陷的。所以，他以杂家的形象出现，提出“兼采百家”尤其是倡导融汇儒法的政治策略，以有利于统治和管理。参加编修的来自方方面面，注入各学派的观点，并不机械地照搬儒、法、道、农、兵、阴阳等原有观点。而且按照当时的政治需要有所选择和扬弃。将法家的法治和耕战，儒家们礼治与仁政，道家的无为，墨家的义治与节俭以及阴阳家的时政，还有名家的正名全都融冶于一炉，形成一种相当完备的适应“大一统”需要的政治理论体系。在有利于君主集权统治的前提下，不尊奉一家一派，力图超越诸子，融汇百家，包纳一切有用的思路方略和治术。

汉代 历史 学家班固称《吕氏春秋》是“兼儒墨，合名法”，而且像这样的体裁是独一无二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吕氏春秋》的编纂和问世，实在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创举。但因吕不韦是商人出身，而且又以政治投机起家，所以后人对他多有诟病。然而，从吕不韦的执政效果来看，或许他商人起家的独特背景正是政治与思想上有所建树的原因。他很早就奔波于天下各处，见多识广，能与 社会 中各类人打交道。从而才能包容百家，极少有狭隘的门户之见。

可惜最终因为吕不韦与秦王赢政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吕氏春秋》问世不久，就被赢政打入了冷宫。秦国依然旧沿严刑峻法治国，虽然统一了天下，而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仅仅十五年就迅速崩塌了。

结语

吕不韦组织编写《吕氏春秋》集百家为自家的目的很明确：其一，巩固执政地位；其二，为秦国统一天下做思想、文化和人才上的奠基。

解题到此，水平有限如有不足敬请指正！

吕不韦作为秦国宰相，权倾一时。门下门客三千，会舞文弄墨的人不少。

吕不韦让门客们把自己的所学所思都写了出来，交由几个高手整理规范，以道家黄老之说为纲领，兼容儒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学说，最终形成了吕氏春秋一书。

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目的不外乎有三个。

1名声。吕不韦商人出身，虽然治国理政很有一套，但始终不是根正苗红的文人政客，还有人盛传他和嬴政之间有不清不楚的关系，名声可谓狼藉。当时著书立说的思潮很流行，吕不韦自然也想编纂一本书，图个身前身后名声显赫。所以，在《吕氏春秋》一书成后，他还留下了一字千金的故事。

2权力。意识形态工作是极端重要的工作，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存了利用权势统一全国意识形态的意图。意识形态一样，自然就是一个派系，自然会自发维护本派系的利益。作为派系之首，地位会更稳固，权力会强大。

不管吕不韦本意如何，他终究为后世保存了一部珍贵的典籍，让我们还能从中窥到先秦学术思想的一斑。

《吕氏春秋》是如何集合百家的？其目的是什么？

吕不韦是秦国一代名相，任职于战国末年。早年经商于阳翟，扶植秦国质子异人回国即位，成为秦庄襄王，拜为相国，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带兵攻取周国、赵国、卫国土地，分别设立三川郡、太原郡、东郡，对秦王嬴政兼并六国的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庄襄王去世后，迎立太子嬴政即位，拜为相邦，尊称"仲父"，权倾天下。

在战国时期，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赵有平原，齐有孟尝，他们都是著名的豪杰名，门客无数。而吕不韦认为我秦国如此强大，于是也广收门客，礼贤下士，给予更好的福利待遇，吕不韦开始招揽门客，当时秦国猛将如云，军力强大，吕不韦觉得没有必要再蓄养能征善战之士，吕不韦一生善于谋略，于是就广纳贤才，收文才斐然之士， 而其时许多善辩之士纷纷著书立说，广为流传，不但天下闻名，还可传之后世，永垂青史，这一点尤其令吕不韦眼热。此中可以看出，吕不韦的目地，古人云，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他想的是名垂千古！

吕不韦本是商人出身，自身条件有限，但他可以借助这些擅长舞文弄墨的门人，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愿望。那时各诸侯国有都许多才辩之士。

待到一切准备就绪，吕不韦就令门下凡能撰文者，每人把自己所闻所见和感想都写出来。无花八门，上下四方、天地万物、兴废治乱、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全都有所论及，于是就找来文章高手，删减，编辑，最后综合修成了一本书，取名叫《吕氏春秋》。文章内容按照春生、夏长、秋杀、冬藏的自然变化逻辑排列，属于应和天时的人世安排，蕴含百家思想，体现了道家天道自然与 社会 治理的吻合。《序意》所说:"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虽然吕不韦此人做书包含着功利的性质，但不得不说，他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做了很大的贡献。

这是吕不韦作为当时的文士儒家平民所作的政治努力。

嫪毐是作为当时的武士儒家平民登上 历史 舞台。

赵姬是作为当时的女士儒家平民的代表，虽然连名字都没有，仍然在特殊情况下叱咤风云。

历史 上一般把吕不韦作为杂家的代表人物，而他这个杂家，是儒家平民思想为主，道家贵族思想为辅。

他所来源的国家，是以殷商后裔为主体的卫国，商人后裔，一般都擅长经商，所以才有“奇货可居”的著名商业故事。

为什么秦始皇后来对儒家印象那么差，要将其打入黑名单，就是因为吕不韦的文士儒家，嫪毐的武士儒家，赵姬的女士儒家形成一张大网，以阻扰其获得权柄，所以才有其摧毁武士儒家的血腥反叛，打压文士儒家的地位超然，排挤女士儒家的母仪天下，也才有后来的“焚书坑儒”！

《吕氏春秋》是战国时期秦国的相国吕不韦组织自己的门客集体编写的。

吕不韦生年不详，逝世于秦始皇十二年（公元前235年）。吕不韦祖籍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原为阳翟（今河南禹县）大商人，秦庄襄王时做了丞相，被封为文信侯，后来做了秦始皇的相国，被称呼为“仲父”。

战国末期，各诸侯国都喜欢招徕士人，让这些人著书立说。吕不韦认为秦国强大，在这方面也不能落后。于是，吕不韦让自己的三千多名门客都著其所闻，最后合编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凡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余言，“以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为《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由于是许多人共同编写的，所以思想很不统一，其思想内容以道家、儒家为主，兼采墨家、法家、农家、兵家、名家的学说，其中既有各家的精华，也有各家的糟粕。

吕不韦组织编写《吕氏春秋》的主要目的，是汇集当时战国时期各派学说，为秦国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

《吕氏春秋》所作各篇文幅短平，运用故事说理明快，文字生动形象切要，揭示事络清晰可醒，蕴含哲理深邃达远。

没读过哈[捂脸]

立办记载于我国古代国史补典籍。具体内容如下：

1、立办的概述

立办是中国古代一项历史记载方式，指把政令、实录等同类事项按年度或事件顺序编撰成册，以便查阅、参考。它主要涉及到各级政府机关的制定政策、命令和批文以及颁发诏书等相关内容。其中比较著名的立办有《宋史•职官志》、《明史•地理志》等。

2、立办编撰的作用

立办的编撰起源于封建时代的政府行政管理制度，它对于后世了解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通过立办，人们可以了解到历代君王和政府官员的政治思想、治国方略和各种政策法令。同时，立办还可以反映出当时的经济状况、社会风俗、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历史变迁。

3、立办的形式和特点

立办的形式通常为按年编写的政令、批文、谕旨等文件的明细记录，具有时间和事件序列，包含着大量的历史细节。

立办不仅能够详尽地记录当时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等方面的情况，还包括管理机构、人物、地理、经济、文化及其它方面的信息，这使得立办成为深入了解特定领域的重要途径。另外，立办以简明、条理、清晰、实际为其特点，通俗易懂，便于查阅，胜过一般的文集。

4、立办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进步，立办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也愈加凸显。在目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条件下，通过对历史资料进行数字化、计算机化处理，我们可以建立起庞大的历史数据库，利用数据挖掘等技术手段分析历史变迁和规律。

因此，立办在现代数码化的历史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立办也提供了我国近千年行政组织结构、法律制度和政治历程等方面的宝贵资料，为今后研究我国政治制度和法律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吕氏春秋》以儒家学说为主干，以道家理论为基础，以名家、法家、墨家、农家、兵家、阴阳家思想学说为素材，熔诸子百家学说于一炉，闪烁着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

1、《吕氏春秋》，又称《吕览》，是在秦国相邦吕不韦的主持下， 集合门客们编撰的一部黄老道家名著。成书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夕。

2、吕不韦想以此作为大秦统一后的意识形态。但后来执政的秦始皇却选择了法家思想，使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全部受挫。《吕氏春秋》集先秦道家之大成，是战国末期杂家的代表作，全书共分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 。

3、《吕氏春秋》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注重博采众家学说，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兼采阴阳、儒墨、名法、兵农诸家学说而贯通完成的一部著作。但主要的宗旨属于道家。

扩展资料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吕不韦重要的巨著，公元前239年左右完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的前夕。其书“基本上以道家为宗，取各家之长而弃其短，所以能成一家之言[6] 。”是秦汉道家的代表作之一。

吕不韦是秦国一代名相，任职于战国末年。吕因散尽家财帮助在赵国为人质的嬴异人立嫡有大功劳，在异人继位为秦庄襄王后，被任用为秦国丞相。

《吕氏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上应天时，中察人情，下观地利，以道家思想为基调，坚持无为而治的行为准则，用儒家伦理定位价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观念。

不浮夸地讲，《吕氏春秋》的参考文献和专业知识使用价值，在许多人那边被明显小看了。“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来往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司马迁把此句做为《史记吕不韦列传》的“开场语”，并不是没有大道理。从吕不韦对联楚这一“秦诸庶孽孙”质于诸侯国，他“见而怜之，曰‘此待价而沽’”，一直到机构人撰写《吕氏春秋》，都具有着身后的“高精密去算计”。吕不韦在庄襄王，便是子楚，包含秦王政当政时，为相十三年。他真并不是“无所作为”、“空穴来风”。

吕不韦驾临众将，打许多仗。尤其是率军灭了西周，是诸侯国们可以做为“旗子”的周天子荡然无存，是对六国贵族精神上的巨大打压。吕不韦在国防上的一系列获胜，大大的拓展了秦朝的国土和整体实力。待到秦王政亲政，实际上六国已经彻底没了反败为胜的很有可能，“秦王扫六合”，严格意义上来说，是给吕相打扫战场。在整治政令层面，吕不韦一改秦孝公至今唯尊法家学派的治国方略，广收贤才，包含许多士大夫，明确提出自身独树一帜的政治理念。

据刘汝霖《吕氏春秋之分析》说，此书中有法家学派理论43篇，儒家学派26篇，道家学说17篇，孙子兵法理论16篇，墨子理论10篇，纵横家学说10篇，名人理论5篇，农家院理论4篇，阴阳家学说2篇，文学家理论1篇。从外表来看，这一部书的确太杂，但是细心反复推敲，该书又有一定的统系，它与所说的“陈杂”诸说有显著不一样。

《吕氏春秋》是一部团体作品，据汉朝的高诱注说，此书原是吕不韦“集儒士，使著其所闻”而成。吕不韦原是阳翟（河南省禹县）的大生意人，专以贱买贵卖，累资巨万，具备较大的经济实力。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前263），他在燕国碰到作人质事件的秦昭襄王的小孙子子楚，对他实现了帮衬和协助，并把怀孕了的侍妾赠给子楚，生子名政，便是之后的始皇帝。

翻译如下：

苏轼开门见山指出，什么叫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理想的局面是百姓无怨无诉，不用向官府求告就能解决问题。其次是不能够达到无诉无怨，但只要百姓有诉求，都能得到回应解决，不在乎地位和地域的差别。也算是天下大治了。

然后用人的身手比喻；人的身体任何一处只要稍有躁痒，手就随即而至。“夫是以天下可使为一身。”但怎样才能做到“天下可使为一身”？他认为，重要的关键是推行仁政。所谓的爱民如子，视君如父。因此，“天子之贵，士民之贱，可使相爱。忧患可使同，缓急可使救。”实质上是儒家忠恕思想的观点。

笔锋一转，以“今也不然”折引当下，历数弊端。百姓有怨，求告无门。如诉之于天，如诉之于鬼神。高官高高在上不察民情，基层官吏贪污不堪贿赂肆行。“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与前述两相对比，当下的危世败局已赫然在目。何至于此？

一般而言，法治是当政者的首选治国方略。文章把这个论点隐略了。而直接以汉唐朝和宋朝当下作为论据两相比较；“昔者汉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虚无据之法而绳天下，故小人以无法为奸。”

汉唐朝的弊端在于法制不明，导致“故小人以无法为奸”。而当下却是法网恢恢，举手动足皆涉法。但贪官污吏却以借法整人敛财，逃避罪责。“故小人以法为奸。”相比之下，结论是显然的：表面意义上的法治与否是起不到安邦治国实际效果的。

议论到此，不禁引人入胜。此路不通，途径何在？之后文章又另辟蹊径“今天下所为多事者，岂事之诚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则新故相仍，纷然而不决，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政事繁多的主要原因是官吏和部门的私利所致。都是变着法要以权谋利。政府系统患了“肠梗阻”。导致不能政通人和，令行禁止。这就是“壅弊”。

行文到此，才把中心论点“决壅弊”赫然亮出。在列举了王猛治秦的史实，分析了当下官场的各种弊端后，苏轼顺理成章的推出"决壅弊"的措施；“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厉精。”“省事莫如任人，厉精莫如自上率之”。

苏轼的说法简而言之，政治要务实；说到底还是人的因素第一。执政者要励精图治，勤政为民，接地气，做好表率；管治要减省烦民扰民的政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有赖于必须具备高素质的官吏队伍。他认为表面上的法治与否都不是关键的。

想法不错。但再仔细推敲，如何才能做到“省事莫如任人，厉精莫如自上率之”。岂不是又是没有答案的答案。

苏轼还是儒家的仁政理想。从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来看，以人治为基础的儒家仁政理想不仅从来没有实现过而且史实证明也是行不通的。毕竟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这是毋庸置疑的。

扩展资料

作者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嘉祐二年（1057），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代表作品

1、《东坡七集》

苏轼的诗文集110卷。包括《东坡集》40卷，《东坡后集》20卷，《东坡奏议》15卷，《东坡外制集》3卷附乐语，《东坡内制集》10卷，《东坡应诏集》10卷，《东坡续集》12卷附校记。

2、《东坡易传》

”全书以“四库全书”中的《东坡易传》为底本，参照其它多种刻本进行校勘整理，并在每一篇章前写了简要评介，以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

3、《东坡乐府》

东坡乐府，北宋苏轼的词集。今存最早的版本是元代延佑年间括苍人叶曾云间南阜书堂刻本（云间，即今之松江），该本子曾于一九五七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

一九七九年，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允吉用影印元刊本作底本，并以《宋六十名家词》、《四印斋所刻词》、《︹村丛书》等本子中所及苏轼词作校，校点整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东坡乐府》在宋徽宗崇宁二年与苏轼的其他著作集子一起被禁。

《庄子·杂篇·盗跖第二十九》

孔子与柳下季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盗跖。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孔子谓柳下季曰：“夫为人父者，必能诏其子；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诏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则无贵父子兄弟之亲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为盗跖，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窃为先生羞之。丘请为先生往说之。”柳下季曰：“先生言为人父者必能诏其子，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听父之诏，弟不受兄之教，虽今先生之辩，将奈之何哉？且跖之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强足以距敌，辩足以饰非。顺其心则喜，逆其心则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无往。”孔子不听，颜回为驭，子贡为右，往见盗跖。

盗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阳，脍人肝而哺之。孔子下车而前，见谒者曰：“鲁人孔丘，闻将军高义，敬再拜谒者。”谒者入通。盗跖闻之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曰：“此夫鲁国之巧伪人孔丘非邪？为我告之：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枝木之冠，带死牛之胁，多辞缪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子之罪大极重，疾走归！不然，我将以子肝益昼哺之膳。”孔子复通曰：“丘得幸于季，愿望履幕下。”谒者复通。盗跖曰：使来前！”孔子趋而进，避席反走，再拜盗跖。盗跖大怒，两展其足，案剑瞋目，声如乳虎，曰：“丘来前！若所言顺吾意则生，逆吾心则死。”

孔子曰：“丘闻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长大，美好无双，少长贵贱见而皆说之，此上德也；知维天地，能辩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众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称孤矣。今将军兼此三者，身长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齿如齐贝，音中黄钟，而名曰盗跖，丘窃为将军耻不取焉。将军有意听臣，臣请南使吴越，北使齐鲁，东使宋卫，西使晋楚，使为将军造大城数百里，立数十万户之邑，尊将军为诸侯，与天下更始，罢兵休卒，收养昆弟，共祭先祖。此圣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愿也。”

盗跖大怒曰：“丘来前！夫可规以利而可谏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谓耳。今长大美好，人见而悦之者，此吾父母之遗德也，丘虽不吾誉，吾独不自知邪？且吾闻之，好面誉人者，亦好背而毁之。今丘告我以大城众民，是欲规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长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尧、舜有天下，子孙无置锥之地；汤、武立为天子，而后世绝灭。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闻之，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由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陵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子以甘辞说子路而使从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长剑，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杀卫君而事不成，身菹于卫东门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谓才士圣人邪，则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无以为身，下无以为人。子之道岂足贵邪？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谓贤士：伯夷、叔齐。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鲍焦饰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为鱼鳖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异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谓忠臣也，然卒为天下笑。自上观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贵也。丘之所以说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则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过此矣，皆吾所闻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则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去走归，无复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论哉！”

孔子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芒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归到鲁东门外，适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阙然，数日不见，车马有行色，得微往见跖邪？”孔子仰天而叹曰：“然！”柳下季曰：“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头，编虎须，几不免虎口哉！”

子张问于满苟得曰：“盍不为行？无行则不信，不信则不任，不任则不利。故观之名，计之利，而义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于心，则夫士之为行，不可一日不为乎！”满苟得曰：“无耻者富，多信者显。夫名利之大者，几在无耻而信。故观之名，计之利，而信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于心，则夫士之为行，抱其天乎！”子张曰：“昔者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今谓臧聚曰：‘汝行如桀、纣。’则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贱也。仲尼、墨翟，穷为匹夫，今谓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则变容易色，称不足者，士诚贵也。故势为天子，未必贵也；穷为匹夫，未必贱也。贵贱之分，在行之美恶。”满苟得曰：“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杀兄入嫂，而管仲为臣；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论则贱之，行则下之，则是言行之情悖战于胸中也，不亦拂乎！故《书》曰：‘孰恶孰美，成者为首，不成者为尾。’”子张曰：“子不为行，即将疏戚无伦，贵贱无义，长幼无序。五纪六位，将何以为别乎？”满苟得曰：“尧杀长子，舜流母弟，疏戚有伦乎？汤放桀，武王杀纣，贵贱有义乎？王季为适，周公杀兄，长幼有序乎？儒者伪辞，墨子兼爱，五纪六位，将有别乎？且子正为名，我正为利。名利之实，不顺于理，不监于道。吾日与子讼于无约，曰‘小人殉财，君子殉名，其所以变其情、易其性则异矣；乃至于弃其所为而殉其所不为，则一也。’故曰：无为小人，反殉而天；无为君子，从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极。面观四方，与时消息。若是若非，执而圆机。独成而意，与道徘徊。无转而行，无成而义，将失而所为。无赴而富，无殉而成，将弃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祸也；直躬证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鲍子立干，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见母，匡子不见父，义之失也。此上世之所传、下世之所语以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离其患也。”

无足问于知和曰：“人卒未有不兴名就利者。彼富则人归之，归则下之，下则贵之。夫见下贵者，所以长生安体乐意之道也。今子独无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妄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为与己同时而生，同乡而处者，以为夫绝俗过世之士焉，是专无主正，所以览古今之时、是非之分也。与俗化世，去至重，弃至尊，以为其所为也。此其所以论长生安体乐意之道，不亦远乎！惨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监于体；怵惕之恐，欣欣之喜，不监于心。知为为而不知所以为。是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于患也。”无足曰：“夫富之于人，无所不利。穷美究势，至人之所不得逮，贤人之所不能及。侠人之勇力而以为威强，秉人之知谋以为明察，因人之德以为贤良，非享国而严若君父。且夫声色滋味权势之于人，心不待学而乐之，体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恶避就，固不待师，此人之性也。天下虽非我，孰能辞之！”知和曰：“知者之为，故动以百姓，不违其度，是以足而不争，无以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争四处而不自以为贪；有余故辞之，弃天下而不自以为廉。廉贪之实，非以迫外也，反监之度。势为天子，而不以贵骄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财戏人。计其患，虑其反，以为害于性，故辞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誉也。尧、舜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善卷、许由得帝而不受，非虚辞让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辞其害，而天下称贤焉，则可以有之，彼非以兴名誉也。”无足曰：“必持其名，苦体绝甘，约养以持生，则亦久病长厄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为福，有余为害者，物莫不然，而财其甚者也。今富人，耳营钟鼓管龠之声，口惬于刍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遗忘其业，可谓乱矣；侅溺于冯气，若负重行而上阪，可谓苦矣；贪财而取慰，贪权而取竭，静居则溺，体泽则冯，可谓疾矣；为欲富就利，故满若堵耳而不知避，且冯而不舍，可谓辱矣；财积而无用，服膺而不舍，满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谓忧矣；内则疑劫请之贼，外则畏寇盗之害，内周楼疏，外不敢独行，可谓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遗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尽性竭财单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故观之名则不见，求之利则不得。缭意绝体而争此，不亦惑乎！” 孔子跟柳下季是朋友，柳下季的弟弟名叫盗跖。盗跖的部下有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扰各国诸侯；穿室破门，掠夺牛马，抢劫妇女；贪财妄亲，全不顾及父母兄弟，也不祭祀祖先。他所经过的地方，大国避守城池，小国退入城堡，百姓被他弄得很苦。孔子对柳下季说：“大凡做父母的，必定能告诫自己的子女，做兄长的，必定能教育自己的弟弟。假如做父亲的不能告诫自己的子女，做兄长的不能教育自己的兄弟，那么父子、兄弟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就没有什么可贵的了。如今先生你，是当世的贤士，然而兄弟却被叫作盗跖，成为天下的祸害，而且不能加以管教，我私下里替先生感到羞愧。我愿意替你前去说服他。”柳下季说：“先生谈到做父亲的必定能告诫自己的子女，做兄长的必定能教育自己的弟弟，假如子女不听从父亲的告诫，兄弟不接受兄长的教育，即使像先生今天这样能言善辩，又能拿他怎么样呢？而且盗跖的为人，思想活跃犹如喷涌的泉水，感情变化就像骤起的暴风，勇武强悍足以抗击敌人，巧言善辩足以掩盖过失，顺从他的心意他就高兴，违背他的意愿他就发脾气，容易用言语侮辱别人。先生千万不要去见他。”

孔子不听，让颜回驾车，子贡作骖乘，前去会见盗跖。盗跖正好在泰山的南麓休整队伍，将人肝切碎后吃掉。孔子下了车走上前去，见了禀报的人员说：“鲁国人孔丘，听说将军刚毅正直，多多拜托转达我前来拜见的心意。”

禀报的人入内通报，盗跖听说孔子求见勃然大怒，双目圆睁亮如明星，头发怒起直冲帽顶，说：“这不就是那鲁国的巧伪之人孔丘吗？替我告诉他：‘你矫造语言，托伪于文王、武王的主张；你头上带着树杈般的帽子，腰上围着宽宽的牛皮带，满口的胡言乱语；你不种地却吃得不错，不织布却穿得讲究；你整天摇唇鼓舌，专门制造是非，用以迷惑天下的诸侯，使天下的读书人全都不能返归自然的本性，而且虚妄地标榜尽孝尊长的主张以侥幸得到封侯的赏赐而成为富贵的人。你实在是罪大恶极，快些滚回去！要不然，我将把你的心肝挖出来增加午餐的膳食！’”

孔子再次请求通报接见，说：“我荣幸地跟柳下季相识，诚恳希望能够面见将军。”禀报人员再次通报，盗跖说：“叫他进来！”孔子小心翼翼地快步走进帐去，又远离坐席连退数步，向盗跖深深施礼。盗跖一见孔子大怒不已，伸开双腿，按着剑柄怒睁双眼，喊声犹如哺乳的母虎，说：“孔丘你上前来！你所说的话，合我的心意你便可以活，不合我的心意你就得死。”

孔子说：“我听说，大凡天下人有三种美德：生就魁梧高大，长得漂亮无双，无论少小年长高贵卑贱见到他都十分喜欢，这是上等的德行；才智能够包罗天地，能力足以分辨各种事物，这是中等的德行；勇武、慓悍、果决、勇敢，能够聚合众人统率士兵，这是下一等的德行。大凡人们有此一种美德，足以南面称王了。如今将军同时具备了上述三种美德，你高大魁梧身长八尺二寸，面容和双眼熠熠有光，嘴唇鲜红犹如朱砂，牙齿整齐犹如编贝，声音洪亮合于黄钟，然而名字却叫盗跖，我暗暗为将军感到羞耻并且认为将军不应有此恶名。将军如果有意听从我的劝告，我将南边出使吴国越国，北边出使齐国鲁国，东边出使宋国卫国，西边出使晋国秦国，派人为将军建造数百里的大城，确立数十万户人家的封邑，尊将军为诸侯，跟天下各国更除旧怨开启新的一页，弃置武器休养士卒，收养兄弟，供祭祖先。这才是圣人贤士的作为，也是天下人的心愿。”

盗跖大怒说：“孔丘上前来！凡是可以用利禄来规劝、用言语来谏正的，都只能称作愚昧、浅陋的普通顺民。如今我身材高大魁梧面目英俊美好，人人见了都喜欢，这是我的父母给我留下的美德。你孔丘即使不当面吹捧我，我难道不知道吗？而且我听说，喜好当面夸奖别人的人，也好背地里诋毁别人。如今你把建造大城、汇聚众多百姓的意图告诉给我，这是用功利来诱惑我，而且是用对待普通顺民的态度来对待我，这怎么可以长久呢！城池最大的，莫过于整个天下。尧舜拥有天下，子孙却没有立锥之地；商汤与周武王立做天子，可是后代却遭灭绝，这不是因为他们贪求占有天下的缘故吗？ “况且我还听说，古时候禽兽多而人少，于是人们都在树上筑巢而居躲避野兽，白天拾取橡子，晚上住在树上，所以称他们叫做有巢氏之民。古时候人们不知道穿衣，夏天多多存积柴草，冬天就烧火取暖，所以称他们叫做懂得生存的人。到了神农时代，居处是多么安静闲暇，行动是多么优游自得，人们只知道母亲，不知道父亲，跟麋鹿生活在一起，自己耕种自己吃，自己织布自己穿，没有伤害别人的心思，这就是道德鼎盛的时代。然而到了黄帝就不再具有这样的德行，跟蚩尤在涿鹿的郊野上争战，流血百里。尧舜称帝，设置百官，商汤放逐了他的君主，武王杀死了纣王。从此以后，世上总是依仗强权欺凌弱小，依仗势众侵害寡少。商汤、武王以来，就都是属于篡逆叛乱的人了。“如今你研修文王、武王的治国方略，控制天下的舆论，一心想用你的主张传教后世子孙，穿着宽衣博带的儒式服装，说话与行动矫揉造作，用以迷惑天下的诸侯，而且一心想用这样的办法追求高官厚禄，要说大盗再没有比你大的了。天下为什么不叫你作盗丘，反而竟称我是盗跖呢？你用甜言蜜语说服了子路让他死心塌地地跟随你，使子路去掉了勇武的高冠，解除了长长的佩剑，受教于你的门下，天下人都说你孔子能够制止种种坏事。可是后来，子路想要杀掉篡逆的卫君却不能成功，而且自身还在卫国东门上被剁成了肉酱，这就是你那套说教的失败。你不是自称才智的学士、圣哲的人物吗？却两次被逐出鲁国，在卫国被人铲削掉所有足迹，在齐国被逼得走投无路，在陈国蔡国之间遭受围困，不能容身于天下。而你所教育的子路却又遭受如此的祸患，做师长的没有办法在社会上立足，做学生的也就没有办法在社会上为人，你的那套主张难道还有可贵之处吗？ “世上所尊崇的，莫过于黄帝，黄帝尚且不能保全德行，而征战于涿鹿的郊野，流血百里。唐尧不慈爱，虞舜不孝顺，大禹半身不遂，商汤放逐了他的君主，武王出兵征讨商纣，文王曾经被囚禁在羑里。这以上的六个人，都是世人所尊崇的，但是仔细评论起来，都是因为追求功利迷惑了真性而强迫自己违反了自然的禀赋，他们的做法实在是极为可耻的。世人所称道的贤士，就如伯夷、叔齐。伯夷、叔齐辞让了孤竹国的君位，却饿死在首阳山，尸体都未能埋葬。鲍焦着意清高非议世事，竟抱着树木而死去。申徒狄多次进谏不被采纳，背着石块投河而死，尸体被鱼鳖吃掉。介子推算是最忠诚的了，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给晋文公吃，文公返国后却背弃了他，介子推一怒之下逃出都城隐居山林，也抱着树木焚烧而死。尾生跟一女子在桥下约会，女子没有如期赴约，河水涌来尾生却不离去，竟抱着桥柱子而淹死。这以上的六个人，跟肢解了的狗、沉入河中的猪以及拿着瓢到处乞讨的乞丐相比没有什么不同，都是重视名节轻生赴死，不顾念身体和寿命的人。“世人所称道的忠臣，没有超过王子比干和伍子胥的了。伍子胥被抛尸江中，比干被剖心而死，这两个人，世人都称作忠臣，然而最终被天下人讥笑。从上述事实看来，直到伍子胥、王子比干之流，都是不值得推崇的。“你孔丘用来说服我的，假如告诉我怪诞离奇的事，那我是不可能知道的；假如告诉我人世间实实在在的事，不过如此而已，都是我所听闻的事。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人之常情，眼睛想要看到色彩，耳朵想要听到声音，嘴巴想要品尝滋味，志气想要满足、充沛。人生在世高寿为一百岁，中寿为八十岁，低寿为六十岁，除掉疾病、死丧、忧患的岁月，其中开口欢笑的时光，一月之中不过四、五天罢了。天与地是无穷尽的，人的死亡却是有时限的，拿有时限的生命托付给无穷尽的天地之间，迅速地消逝就像是千里良驹从缝隙中骤然驰去一样。凡是不能够使自己心境获得愉快而颐养寿命的人，都不能算是通晓常理的人。“你孔丘所说的，全都是我想要废弃的，你赶快离开这里滚回去，不要再说了！你的那套主张，颠狂失性钻营奔逐，全都是巧诈、虚伪的东西，不可能用来保全真性，有什么好谈论的呢！”

孔子一再拜谢快步离去，走出帐门登上车子，多次失落拿在手里的缰绳，眼光失神模糊不清，脸色犹如死灰，低垂着头靠在车前的横木上，颓丧地不能大口喘气。回到鲁国东门外，正巧遇上了柳下季。柳下季说：“近来多日不见心里很不踏实，看看你的车马好像外出过的样子，恐怕是前去见到盗跖了吧？”孔子仰天长叹道：“是的。”柳下季说：“盗跖莫不是像先前我所说的那样违背了你的心意吧？”孔子说：“正是这样。我这样做真叫做没有生病而自行扎针一样，自找苦吃，急急忙忙地跑去撩拨虎头、编理虎须，几乎不免被虎口吞掉啊！”

子张问满苟得说：“为什么不修养品行？没有品行就不会取信于人，不能取信于人就不能被任用，不被任用就得不到利禄。所以观察名，计较利，而义才是真实的。如果抛弃名利，反心自问，那么士大夫的作为行事，不可以一天不实行仁义！”满苟得说：“不知羞耻的人富有，多讲信誉的人显贵。名利大的人，几乎都是无耻又善言信的人。所以观察名，计较利，而信才是真实的。如果抛弃名利，反心自问，那么士大夫的作为行事，只好保持其天性了。”子张说：“过去桀、纣尊贵到做了天子，富有到占据天下。现在对奴仆和更夫说：‘你们的行为象桀、纣。’他们就会愤怒变色，就会产生不服的心理，因为小人也轻贱桀纣。孔丘、墨翟，穷困得成为一般人，这时要对宰相说：‘你的行为象孔丘、墨翟。’他就会改容变色，自称赶不上，士大夫真是可贵。所以，权势为天子，未必可贵；穷困为一般人，未必低贱。贵贱的区别在于品行的好坏。”满苟得说，“小偷被囚禁，大盗却成为诸侯，诸侯门下义士多（即大盗不盗，高明的大盗不偷具体的东西）。从前齐桓公小白杀了哥哥纳嫂嫂为妻，而管仲却做他的臣子；田常杀掉君主窃取国家政权，而孔子却接受他的钱币。言谈认为下贱的，而行动却去做这种下贱的事情。这样言论和行动在心中矛盾，岂不是很乱吗！所以《书》说，‘谁好谁坏，成功的居上，不成功的居下。’”子张说：“你不修养品行，将会亲疏没有伦常，贵贱没有准则，长幼没有等次，五伦六位，将如何区别呢？”满苟得说：“尧杀掉大儿子，舜流放亲弟弟，亲疏有伦常吗？汤放逐桀，武王杀纣有标准吗？王季代替嫡位，周公杀掉哥哥，长幼有序吗？儒者的虚伪言辞，墨子的兼爱，五伦六位还有区别吗？况且你正在求名，我正在求利。其实名利，既不顺于理，又不明于道。我过去和你在无约面前争论，说：‘小人为财而死，君子为名而死，他们这样的下场都是因为改变了自己的真性情的缘故；以至于抛弃自己的应当做的而死于自己不应当做的，却是相同的。’所以说：‘不要做小人，要反求于自然；不要做君子，要顺从自然的规律。是曲是直，看其自然规律。’面向四方，随时变化，是是是非，保持你的圆转枢机。独自顺遂你的意愿，与道周旋。不要专执你的行为，不要成就你的仁义，这将会失掉你的本能，不要追求你的富贵，不要用殉难换取你的成功，这样将会舍弃你的天性。比干被剖心，伍子肴遗嘱挖眼，这是忠的祸患；直躬证实父亲偷羊，尾生被水淹死，这是守信用的祸患；鲍焦站立枯死，申徒狄投河自杀，这是清廉的祸患；孔子见不到母亲，匡子见不到父亲，这是义的过失。这些事情从上代传下来，下代还要传下来，以此为士大夫，端正言论，必定实行，所以才遭到它的灾殃，受到它的祸患。”无足问知和说：“众人没有不兴名求利的。他富有别人就依附他，依附他就于心居他之下，居下就对他尊敬。有人居下就显出尊贵的人，是长寿、体安、快乐之道。现在，难道你没有这种想法吗？是智慧不足呢？还是认识到而力不从心呢？还是故意推行正道而不妄为呢？”知和说：“现在有这样一种人，自以为和自己同时代生，同乡而处，就认为是个超过世俗的人。这是一种内心无主见取正，不能观察古今时间的差别和是非的区别。与世俗同化，离开自重，抛弃自尊，做自己兴名就利的事情。这样论到延长生命、安适身体、愉悦心意之道，不是太远了吗？悲痛的疾病，安静的喜悦，不注重形体；惊慌的恐惧，欣欢的喜悦，不注重内心。只知道去做而不知道为什么去做，所以地位贵到天子，富有占据天下，却不能免除祸患。”无足说：“富有对于人，无所不利。穷尽完美和究尽权势，至人不能得到，圣人也不能达到。挟持别人勇敢和力量来增加威势，拿别人的智谋来增强观察问题的能力，用别人的品德当作贤良，不享有国土而威严如君主。况且声色、滋味、权势对于人，心不等学习就爱好它，身体不等模仿就感到安适。欲求、厌恶、避害、就利，本来不用老师教导，这是人的本性。天下人虽然非难我，准能失掉这些呢！”知和说：“有智慧的人做事，行动以百姓为基础，不违背民众为原则，因此知足而不相争，无所作为，所以不贪求。不知足，所以才贪求它，争夺声、色、味、权，而自己却不认为是贪求。有剩余，所以有辞让，抛弃占据的天下之财而自己也不认为是清廉。清廉和贪求的实质，并不是受迫于外物，反过来要察看内心是否有度。权势达到天子，而不拿权贵作为资本傲慢的对待别人；财富占有天下，而不拿财富戏弄人。计算其祸患，考虑其反面，认为有害于本性，所以推辞而不接受，并不是要以此追求名誉。尧、舜做帝王而和睦，并不是在天下推行仁政，而是不以追求美而损害百姓；善卷、许由可得帝位而不接受，并不是虚伪地对待辞让，而是不以政事损害自己。这些都是趋利避害，而天下人称赞他们是贤人，就是说他们虽然有趋利避害的思想，他们并不是以兴名沽誉为目的。”无足说：“一定要保持其名声，身受苦累拒绝美味，节约营养以维持生命，就是像久病危险而不死的人。”知和说：“平均是福，多余是害，凡物没有不这样的，而财富更是如此。现在的富人，耳朵要听钟鼓管龠的声音，嘴巴要尝牛羊狗猪甜酒的滋味，以感受他的情意，遗忘他的事业，可以说是昏乱了。沉溺盛气之中，好象负重走向上坡，可以说是劳苦了；贪财而带来敝病，贪权而带来竭尽精神，居静则沉溺，体肥则骄满，可以说有疾病了。为了求富趋利，所以积累财富高过墙也不知足，并且骄满而不舍，可以说是耻辱了；积累财富而无用，衷心信服而不知舍弃，满心忧伤着急，追求增多而不知止，可以说是忧虑了；在家里就疑虑盗贼来窃取财物，在外面就畏俱寇盗的伤害，在家周备楼窗严防，在外不敢单独行动，可以说是畏惧了；这六种，是天下的最大祸害，大家都遗忘掉而不知明察，等到祸患来到，想尽心思竭尽财产，只求象过去过一天好日子，也达不到了。所以，想看那种名声看不到，想求得利禄得不着，缠绕意志牺牲身体去争夺名利，不也是迷惑吗！”

道教是世界上最重视人之现世生命的宗教，现存最早的道教典籍——《太平经》就旗帜鲜明地展示了道门中人的贵生思想。《太平经》宣称：“三万六千天地之间，寿最为善”；“丧者为贱，生者为贵”，“生为第一”，这些人寿最重的表述是道教精神气质的典型体现。为了实现长生这一目标，《太平经》的作者们以其宗教家的情怀吸纳当时之医学成就，总结出许许多多的养生方术，本文主要探讨其辟谷养生思想。

辟谷又叫“断谷”、“绝谷”、“却谷”、“休粮”、“绝粒”、“却粒”。辟谷术始于秦汉，甚至更早，汉代出现的集录此前礼仪著作的《大戴礼记·易本命》已经记载：“食肉者勇敢而悍，食谷者智慧而巧，食气者神明而寿，不食者不死而神。”这里的“不食”即辟谷，不食五谷。此外，《史记·留侯世家》讲张良性多病，以导引、不食谷强身。《淮南子·人间》也记载春秋时鲁国人单豹不食五谷，仅喝溪水，年届七十犹有童子颜色。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辟出《却谷食之篇》专门探讨了服气辟谷。可见，秦汉时期，辟谷术已经相当流行。道教创立后，因袭此养生术，其早期经典《太平经》中有许多地方涉及辟谷。据王明先生《太平经合校》看，原经演述辟谷养生术的经文主要在辛部，惜《太平经》辛部经文今已全部亡佚，《合校》一书依《太平经钞》，略补其缺，其中集中论及辟谷的有三处（原经可能有更多内容）。

仅此三处，我们大略可以窥见《太平经》是相当注重辟谷养生的。

《太平经》主张辟谷可以度世长存。《三洞珠囊》卷四《绝粒品》征引《太平经》第一百二十云：“食者命有期，不食者与神谋，食气者神明达，不饮不食，与天地相卒也。”这几句话之思想源头在《大戴礼记·易本命》及《淮南子·地形训》。因《太平经》辛部遗失，估计这几句是结论性质的语句，原文当更充分讨论不食的诸多方面。上引五句以简括的笔触告诉我们：食用五谷的人生命有期限，善于调理气息的人神明通达一切，而不饮不食有形东西的人与天地共存亡。此处所说的不饮不食是指不吃五谷杂粮（即辟谷），并非什么都不吃。实际上，《太平经》及以后道教所倡行的辟谷术，往往伴随着服气和服药。因为此法确实能够益寿，历代传修者不绝，故易心莹在《道教分宗表》中列出辟谷一派。

辟谷有效，还须得法。王明先生《太平经合校》卷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六引《太平经钞》辛部首书经文，大致同《太平经》敦煌目录卷一百二十《不食长生法》相合，集中讲述辟谷法门。按照此节经文的说法，“比欲不食，先以导命方居前，因以留气。服气药之后，三日小饥，七日微饥，十日之外，为小成无惑矣，已死去就生也”。这就是说，辟谷之前，要先服食一些具有滋补元气作用的药物。服气药之后，三日内感到有点饥饿，七日内稍微更饿一点，十日之后就初步适应，疑虑不安之感也去掉了，已经脱离死籍，归就长生了。上文说过，辟谷不是什么都不吃，是慢慢节食，少食；不吃通常之食物，至于“特殊”食物还是要吃的，“服气药之后，诸食有形之物坚难消者，以一食为变，食无形之物，节少为善。……少者为吉，多者为凶，全不食亦凶，肠胃不通。

通肠之法，一食为适，再食为增，三食为下，四食为肠张，五食饥大起，六食大凶恶，百疾从此而生，至大饥年当死”。这段话反复说明辟谷过程中当节少进食，硬食以每天一次为最合适，流质食品尽量少食；但都不吃会造成肠胃不通，即肠胃沾连，影响健康。《太平经钞》所引此节文字没有提及“有形之物坚难消者”以及“无形之物”是什么，参照其他道经，所谓有形之物坚难消者是指营养高而消化慢的东西，如含有丰富植物油的松子仁、柏子仁、火麻仁等以及含有多种糖、淀粉、维生素等成分的麦门冬、地黄、茯苓、山药、黄芪、人参等根茎或菌核。所谓无形之物是指胡麻汤、酥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