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简化有错吗,古籍印成简体是堕落吗
这其实很难讨论对错,简体有简体的好处自然也有坏处。要是不简化就是好的话,那些古代帝王哪那么大费工夫去一遍遍改字。
简化的好处,是书写方便(速度快、记忆容易),并且减少了字的总数(一些不同的字可以简化为同一个写法,这样可以方便记忆)。缺点也很明显,很多字原来的意思部分蕴含在字的结构里,比如爱原来中间有一个心,现在没有了,原来的意思就是有朋友之间用心的意思,现在看不出来了。很多台湾教育家就批评简化字说这是堕落,从他们的角度出发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但是说成堕落就是偏颇了,是无视了其正面的作用。
现在还有一大堆专家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能妄下结论,保留自己观点就好。
康熙字典的很多字都是很生僻的, 现在的字体库文件一般都是只含有常用字, 所以你看到很多字体无法显示, 这是正常的。 建议不要继续了, 因为康熙字典的字真的很生僻, 没可能找到能显示康熙字典的字体包吧。
简化的指导思想是“约定俗成”、“稳步前进”。
简化的原则是从俗从简。
简化的主要内容是精简字数和减少笔画。
传统汉字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繁与乱,繁指笔画繁多,乱指异体纷呈。这两个问题给汉字的学习和应用带来了不便,解决的办法是简化和整理。
部分简化了的汉字从字型上难以分辨其正确意义,难以体现其形成的历史过程。
利:利于书写
弊:抹灭了部分文化
对于汉字简化,一直以来存在着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近年来对于汉字简化的反思和争论开始升温。
赞同汉字简化的人认为:
1从甲骨文到楷书,汉字在演化过程中不断简化。除中国大陆外,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都在简化汉字,是大势所趋。
2中国大陆规定的简体字基本源于民间业已流传的写法,其中一些来自古体,并非凭空创造。
3汉字的简化减少了汉字的笔画数和汉字的数目,因而降低了汉字学习的难度,同时加快了书写的速度,有利于普及教育,且废除繁体中的异体字便于民众交流。
4中国大陆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等专事出版古代典籍的出版社通常使用繁体,繁体典籍很容易找到。
5大部分受简化字教育的中国大陆人在阅读繁体字时并未出现明显理解困难。
6在电脑、手机、PDA等数字设备,文字大小有限,简化汉字因笔画较简单,显示较清楚。
反对的观点主要集中在:
1汉字简化后,不利于对中国五千年来传统文化的继承,推广汉字简化之后,很多现代中国人无法再直接阅读古代的典籍。即使把古书以简化字重印,亦往往会出现歧义,使读者误解。很多人忽略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有声音鼓吹废除汉字,改以拉丁字母-这是中共推动简体字背后的意识形态。作为世上最后一种活的表意文字系统,简体字是消灭一种文化的一部分的第一个步骤。
2不利于中国大陆、台湾、港澳等地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日本等外国使用的汉字也进一步脱节,做成人为的“书不同文”。而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主要是考量到大陆地区在世界的地位日渐重要,故随之采用简体,所谓大势所趋,追究其根源,仍是来自中国政府的政治力。
3简化字违反了六书造字原则,但又不是另行建立一套完整的造字系统,大大削弱了汉字的科学性与逻辑性。许多汉字失去表义的结构,使学习汉文的过程中失去以表义结构推测字义的学习途径。现行简化字的推类系统混乱,常有例外的或类推不一致情况,而且什么字依从类推、什么字不依从的随机性很高。结果使汉字系统更繁杂,增加学习者的负担。
4汉字的发展并非只是简化。像“又、有、右、手、佑、佑”等字,甲骨文都只写作“又”,可见繁化的过程亦一直在汉字中进行,并且在汉字发展中占了不少比重。这主要是为了辨义的实际需要,自然而然发展而成的,并非用政治力去强行改造。而自楷书大致定型至今,时间已接近两千年。把“简化”说成是汉字的主要发展途径,是粗疏和太“想当然”的。
5从书法美观的角度出发,很多简化字的设计不够严谨,同时对于篆书、隶书等书体,简化之后失去原先书体的特殊美感。
6一字多义,简化后产生的许多类似字形,以及缺乏音义结构等,都造成阅读上辨识的困难。
7很多媒体如报纸、网站等被迫同时设立繁体和简体两种不同的版本和/或相关的繁简转换工具,花费了不少人力和物力。
8在电脑处理汉字中,不论繁体还是简体,输入速度均相若。并不见得简体字较有效率。但简化字一字兼代数字的设计,增加了用电脑转换时的难度,使转换结果不太理想。
9简化字与扫除文盲没有直接关系,在香港、台湾等使用繁体字的地区,文盲人口比例远远低于中国内地,可见扫盲工作重点在教育的资源投放及教育政策上,而非简化字。
10以形声方法创制出来的简体字,未必能兼照各种方言或古音,使部分地区的人难以理解这些简化字。如“舰”字以“监”作声旁,兼顾古音系统和各地许多方言,简化字写作“舰”,以“见”作声旁,只照顾了普通话,切断了声旁与方言和古音的关系。研究古音或方言的谐声系统时,简化汉字往往不可信。
11即使在大陆,也无法完全废了正体字。不只因为古籍、文言等需要,还有更多被刻在古迹或建筑物上的汉字,皆无法取代。由于正体字有不可取代性,反之则否(因正体字在字义上可完全包容简体字),因此,简体字的出现造成了汉字的累赘,大量增加汉字字数,对学习造成负担。
12港澳回归多年仍继续使用繁体字,也说明了简繁之争的一些现实问题。
13人们在屏幕阅读汉字时,毋须每笔都仔细看清,看到轮廓已能辨别。不论繁简,汉字的显示皆不能像英文字母般少,不见得简化字有特别优势。相反,因简化字产生大量形似字,增加在小字环境里的辨认难度。
14科技可以改进,应发展合适科技来配合汉字的需求,而非强行削足就履。
总之,简化字易写易认给人们带来的方便是毋庸质疑的。
以下摘载自维基词条,「简化字历史」与「简化字评价」两个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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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字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
1950年8月9日,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举行简体字的研究选定工作座谈会,商定了选定简体字的四条原则:
整理选定已经通行的简体字,必要时根据已有简体字的简化规律加以适当的补充;
所选定、补充的简体字,以楷体为主,间或采取行书、草书,但必须注意容易书写和便于印刷;
简体字的选定和补充,以最常用的汉字为限,不必为每一繁难的汉字制作简体;
简体字选定后,由中央教育部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实行。
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根据上述原则广泛搜集资料,编制了《常用简体字登记表》。应征者对简体字的选定原则主要提出了“选定简体字应该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和“只有少数楷化的草书简体可以采用”等意见。
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重新考虑了简体字的选定原则,决定完全根据“述而不作”的精神选定简体字,并适当注意缩减通用汉字的数目,把异体或可以相互通用的字尽量合并。于1951年拟出《第一批简体字表(初稿)》
1952年2月5日,在中央教育部的筹划下,由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改组合并其他机构组成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
1952年3月2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汉字整理组。汉字整理组重新确定了编制简化字方案的四条原则:
已有通行简体的字,以述而不作、不另造简体字为原则。但无通行简体而笔画较多的常用字不妨另找简体;
简体字以印刷体为准,其构造宜注意与手写体相近。偏旁简化可以类推;
异体字有本组另行处理,代用字暂不入本表;
简体字表公布时,以简体字为主,附注繁体。排列按起笔丶一丨丿乛的次序,首笔相同视次笔,另附由读音检简字及由繁体检简字的两个检字表。
1952年下半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汉字整理组拟出《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一次稿,收比较通行的简体字700个。毛泽东阅该稿后指出:拟出的700个简体字还不够简。做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作出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
1953年10月1日,中国***中央委员会设立了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
1954年10月8日,由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设立国务院直属机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1954年11月30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议决定对《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五次稿再作必要的修改。汉字整理组在第五次稿的基础上编成《汉字简化方案草案》(798个简体字、拟废除的400个异体字、251个手写体汉字简化偏旁)。
1955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教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联合通知,印发《汉字简化方案草案》30万份,征求意见。自《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至同年7月的半年多时间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共收到各界群众的来信和意见书5167件,全国参加讨论的人数达20万,其中赞成《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人数占97%(《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1955年7月13日,经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议,国务院设立汉字简化方案审定委员会。
1955年9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拟出《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删除了原草案中的《拟废除的400个异体字表草案》和《汉字偏旁手写简化表草案》,简化字由原草案的798个调整为512个,增收了56个简化偏旁。决定将异体字不放在简化方案中解决,拟定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草案》。
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会议中,修改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中的19个简化字,取消了一个简化偏旁。会议一致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草案》。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会议的决议对《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作了调整,简化字的字数由512个增加到515个,简化偏旁由56个减少到54个。修改后的草案经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申请委员会审定。
1955年公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
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
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国务院的《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案》。法定的简化字在现今中国大陆地区取得了“正体字”的地位。
1964年2月4日,国务院同意了1964年1月7日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关于简化字问题的请示”的报告,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同意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化字问题的请示的通知》。
1964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出版了《简化字总表》。
“产量翻几番”。其中“量”和“翻”已经过于简化为同音字“两”和“反”,但这些过度简化的字在民间仍然大量使用。1977年12月20日,公布《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称为“二简字”。
1986年6月24日,国务院发出《国务院批转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的通知》,宣布废除“二简字”。
1986年10月10日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共收2235个简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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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字评价
历史上的评议
在近代历史中,有不少人提出了与汉字简化相关的评议。纵然有些在今天已被学界公认为错误的看法,但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自19世纪开始,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明开始进入东亚,整个汉字文化圈的各个国家中纷纷掀起了学习西方的思潮。当中有人坚持汉字的传统,但亦有不少人认为应该放弃使用汉字。这些认为应该放弃汉字运动的立论为:跟西方拼音文字相比,汉字是繁琐笨拙的,因为当时汉字不能透过打字机书写,而必须使用巨型的排版房的铅字。为此许多使用汉字国家即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汉字简化,甚至还有完全拼音化的尝试。日文假名的拉丁转写方案以及汉语多种拼音方案的出现都是基于这种思想。自推行汉语文字改革以来,简化汉字一直颇受外界所争议。
随着西方文化的引进,汉字难写难读被认为是中国识字率低的一个主要原因,甚至有激烈的观点认为汉字导致了中国走向衰亡,必须改造汉字。
五四运动领导者傅斯年曾批评汉字说:“汉字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鲁迅曾经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文字改革的时候说“汉字是一种落后的字体”,所以“必须要改革成像拉丁文那样”,方便学习及辨识,以使其能够符合其救国的思想。
近些年有学者认为,如果中国大陆足够民主的话,简化字的推行可能会迟20年,那时电子计算机已经出现,中文的弊端曁汉字简化的理由可大大减少,简化字有可能不会出现,亦不会造成今日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岸的文化隔阂与中国古籍对於中国大陆普通民众的难懂的情况。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量被过份简化的字,到今时今日还有不少人在使用,说明了未经审慎考虑的汉字简化,遗害是可以很深远的。
不过,在中国大陆有很多人认为繁体汉字的书写过於烦琐,如果当年政府没有推行简化字,那麼中国的以减少文盲为目标的扫盲运动则无法达到效果,即中国长时间内仍将有大量文盲。但讽刺的是,中国大陆推行简化汉字已有五十年,但其文盲比率,相较使用繁体中文(正体中文)的台湾、香港和澳门,仍然很高。这令人质疑简化汉字在扫除文盲的作用。
当今许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自出世起便只能接受简化字教育,并有人认为汉字从出现到现代一直都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对於有说法说所谓的简化字是“改过的字”而繁体字才是“历史悠久的正统汉字”的说法存在着保留心理。现时中国大陆以语言文字法,限制国民只可以在特殊场合上使用繁体字,但亦不时有学者提出「识繁写简」等声音。
中国大陆目前施行的简化字,其中有部分字对阅读和理解以及繁简转换上造成了一些障碍。用笔划较简单的同音字,例如“发”与“发”,“后”与“后”,“斗”与“斗”,“余”与“余”,使一个字带有太多的字义,造成阅读困难,尤其在阅读由简化字组成的文言文时,此问题非常明显。
有人以为这些同音借代字类似六书中的假借,但六书中的「假借」造字多发生在古代,当有一种新意义出现时,却无相对的字体,只好采用同音字,是「本无其字」的假借。但假借毕竟造成一个字的字义过多,经过一段时期,人们会再做新字,进行义项的分工,以免混淆。用笔划较简单的同音字进行简化,是「本有其字」,并不是六书的中的假借。不少学者都认同,这些同音借代字是汉字发展的倒退,实在为简化字颇大的弊端。
部分字形的修改被指为没有系统性,使得原来表意很好的字在去掉了区区几划之后便显得仓促无力,无法有效表达原有的含义,例如「爱、产、凤、亲、适」的简化字:「爱、产、凤、亲、适」等的不少汉字。
上述的评议,有部分受到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风潮等影响,今天已被学者指出其谬误或不客观处。然而,繁简体的争议至今仍持续。今天简化字已备受学界和人们公认的优点和缺点,请见下段。
[编辑] 现代学界的评价
摄於香港的大学校园大字报公布板。学生把当中的繁简对换错误圈出,并呼吁有关方面注意正体字的准确性。对于汉字简化,一直以来存在着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近年来对于汉字简化的反思和争论开始升温。
[编辑] 赞同
赞同汉字简化的人认为:
从甲骨文到楷书,汉字在演化过程中不断简化。除中国大陆外,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都在使用简化汉字,是大势所趋。
中国大陆规定的简体字基本源于民间业已流传的写法,其中一些来自古体,并非凭空创造。
汉字的简化减少了汉字的笔画数和汉字的数目,因而降低了汉字学习的难度,同时加快了书写的速度,有利于普及教育,且废除繁体中的异体字便于民众交流。
中国大陆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等专事出版古代典籍的出版社通常使用繁体,繁体典籍很容易找到。
大部分受简化字教育的中国大陆人在阅读繁体字时并未出现明显理解困难。
在电脑、手机、PDA等数字设备,文字大小有限,简化汉字因笔画较简单,显示较清楚。
长期使用汉字的日本也同样对汉字做了简化。
[编辑] 反对
反对的观点主要集中在:
汉字简化后,不利于对中国五千年来传统文化的继承,推广汉字简化之后,很多现代中国人无法再直接阅读古代的典籍。即使把古书以简化字重印,亦往往会出现歧义,使读者误解。很多人忽略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有声音鼓吹废除汉字,改以拉丁字母—这是中共推动简体字背后的意识形态。作为世上最后一种活的表意文字系统,简体字只是消灭一种文化的一部分的第一个步骤。
不利于中国大陆、台湾、港澳等地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日本等外国使用的汉字也进一步脱节,做成人为的「书不同文」。而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主要是考量到大陆地区在世界的地位日渐重要,故随之采用简体,所谓大势所趋,追究其根源,仍是来自中国政府的政治力。应该就本国国情制定文字规范,不应该跟著日本等别的国家亦步亦趋地去简化文字。日本社会亦有人开始反省简化汉字的严重后果。
简化字违反了六书造字原则,但又不是另行建立一套完整的造字系统,大大削弱了汉字的科学性与逻辑性。许多汉字失去表义的结构,使学习汉文的过程中失去以表义结构推测字义的学习途径。现行简化字的推类系统混乱,常有例外的或类推不一致情况,而且什麼字依从类推、什麼字不依从的随机性很高。结果使汉字系统更繁杂,增加学习者的负担。
汉字的发展并非只是简化。像「又、有、右、手、佑、佑」等字,甲骨文都只写作「又」,可见繁化的过程亦一直在汉字中进行,并且在汉字发展中占了不少比重。这主要是为了辨义的实际需要,自然而然发展而成的,并非用政治力去强行改造。而自楷书大致定型至今,时间已接近两千年。把「简化」说成是汉字的主要发展途径,是粗疏和太「想当然」的。
从书法美观的角度出发,很多简化字的设计不够严谨,同时对于篆书、隶书等书体,简化之后失去原先书体的特殊美感。
一字多义,简化后产生的许多类似字形,以及缺乏音义结构等,都造成阅读上辨识的困难。
很多媒体如报纸、网站等被迫同时设立繁体和简体两种不同的版本和/或相关的繁简转换工具,花费了不少人力和物力。
在电脑处理汉字中,不论繁体还是简体,输入速度均相若。并不见得简体字较有效率。但简化字一字兼代数字的设计,增加了用电脑转换时的难度,使转换结果不太理想。
简化字与扫除文盲没有直接关系,在香港、澳门、台湾等使用繁体字的地区,文盲人口比例远远低於中国内地,可见扫盲工作重点在教育的资源投放及教育政策上,而非简化字。
以形声方法创制出来的简体字,未必能兼照各种方言或古音,使部分地区的人难以理解这些简化字。如「舰」字以「监」作声旁,兼顾古音系统和各地许多方言,简化字写作「舰」,以「见」作声旁,只照顾了普通话,切断了声旁与方言和古音的关系。研究古音或方言的谐声系统时,简化汉字往往不可信。
即使在大陆,也无法完全废了繁体字。不只因为古籍、文言等需要,还有更多被刻在古迹或建筑物上的汉字,皆无法取代。由於繁体字有不可取代性,反之则否(因繁体字在字义上可完全包容简体字),因此,简体字的出现造成了汉字的累赘,大量增加汉字字数,对学习造成负担。
港澳回归多年仍继续使用繁体字,也说明了简繁之争的一些现实问题。
人们在屏幕阅读汉字时,毋须每笔都仔细看清,看到轮廓已能辨别。不论繁简,汉字的显示皆不能像英文字母般少,不见得简化字有特别优势。相反,因简化字产生大量形似字,增加在小字环境裏的辨认难度。
科技可以改进,应发展合适科技来配合汉字的需求,而非强行削足就履。
中共政府的简化字政策经常变化、不统一。例如二简字的废除和“余”、“於”等字重新被认定为可使用文字,让人无所适从。一些民间常见简化字并没被认定为正确的文字(如“歺”),很多简化字民间并不通用,可见中共所声称的“简化字来源於民间通行文字”是错的,中共政府认定正确文字依靠的是政府的喜好而不是民间通行的程度。
在中国大陆以繁体字用作正式文件用字属於违法行为,在考试上使用繁体字会被当成错别字而扣分,在商店招牌上使用繁体字可能则会以“使用不规范文字”被电视台曝光甚至被有关部门罚款,出版正体字典籍须报批。这种将使用传统文化当成违法行为的是很可笑,正如把穿唐装当成违法行为一样。
秦始皇文字改革属於将不统一的文字变为统一,减少交流障碍,中共的文字改革属於将统一的文字变为不统一,增加交流障碍。
简化文字花了整整四十多年才基本完成,六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初的书籍用字十分混乱,简化字、繁体字、二简字混用,并不统一;直到1990年代,中国大陆街道上仍可见到许多用繁体字书写的店名、厰名、广告。繁体字在中国大陆几乎全部消失源於中共政府在90年代中后期的一次“打繁”行动,当时规定,书写繁体字将会受到严厉罚款。迫於政府压力,民众才将道路上的文字全部改成简化字。可见简化文字代价巨大。
简化文字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反对简化汉字的人会随时被打成「右派」,没有给人以理性讨论的空间。造成当时学者大量赞同简化字的假象。
在计算机发达的今天,简化字只剩下极少数手写的场合能够发挥节省时间的作用,台湾的用字情况证明,政府不必规定简化字标准,民众在手写时会自然使用简写。
一些具有简化字的古代文献是从充满战乱的宋朝、元朝找到的,这些主要是逐字抄写的手抄本,或逐字雕出来印刷的雕版本,当时这些简化字是被当成俗字使用的,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促成的,不代表这些俗字有科学性、有字理、易於学习。战乱以后,这些简化形体就不见得常用,更遭受文字研究者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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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完毕。
我来自香港,自小使用繁体字,主要靠写字维生,自问中文水平良好。
回到中国大陆,发现与大家沟通很有障碍。与内地朋友游古迹,友人不辨魏碑上的「游」与「邀」;用繁体字写个地址写信,邮局职员不辨「园」与「围」。我用仓颉输入法每分钟能打60字,只是不能用普通话拼音输入法,竟在内地被IT技术人员质疑「她不懂中文的」。
繁简的隔阂,令人遗憾啊。
参考资料:
简体字与繁体字的争论总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在网络上,有一些人认为舍弃繁体字不利于继承传统文化,另一方则认为简体字有利于普通人学习生活。那么中国为何要废弃繁体字而整出简体字呢?
晚清民国时期普通人基本不识字,识字率很低,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缺乏足够的学习机会,学习成本也太高。因此自从民国时期起就开始搞简体字了。在建国初期的50、60年代政府曾举办了很多识字速成班、扫盲班来普及文化教育,这也反映了旧时代国人普遍低识字率的事实。
繁体字在过去大多数是用于官府公文、文人作品、经典古籍等层面,普通人在实际生活中则大多使用不同程度简化了的字,这也被成为俗体字。
除了民众识字率低下,素质较低的原因外。近代以来由于受到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激进思想,认为繁体字代表一种落后、愚昧的专制象征,不利于民族国家的教育文化发展,因此要实现汉字的拉丁化。在这方面,鲁迅先生、胡适都是大力提倡者。正是中西文化剧烈的碰撞刺激了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本国的文化传统,投身于社会实践当中。经过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白话文运动更加深入人心,繁体字显然被逐步取代。
需要指出的是,简化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民国到新中国也经历了多次讨论。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随后的1920年2月1日,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一文。1922年,陆费逵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把其他笔画多的字也简化。陆费逵等教育文化界人士的呼吁推动了民国时期汉字简化运动的进行,也是简化从民间无意识到较大规模的一个转折。后来胡适、钱玄同等人也积极提倡,胡适曾说“中国的小百姓不但做了很惊人的文法革新,他们还做了一件同样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在胡适等人的推动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简化字的方案正式推出,但由于抗战和内战的耽搁,实质上简化字的适用范围仍很有限。
建国后在吴玉章、黎锦熙等语言文字工作者的努力下,我国的简化字运动蓬勃发展,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先后有了一简与二简,关于汉字的简化其实也是一种大的历史趋势。当然学习古代文学历史等学科知识,有必要多学习了解繁体字的知识,但普通人并没必要耗费大量时间来学会书写辨认较复杂的繁体字。
总而言之繁体字的废弃与简化字的推广是一个历史过程,是大势所趋,顺应了社会经济需求与文化教育的发展。其中出现的个别问题可以通过更正修改解决,因此网络上流传的关于人大代表提议恢复使用繁体字的说法在我看来并不可取,每个人只要有兴趣学繁体字也不难,但无必要强制要求,全面展开。只要熟悉汉字的简化历史也就不难作出自己清晰的选择了。
简化的概念自古就有,随着时代的发展,简化过的字就保留下来了,就是我们今天常用的字。现在人们所说的简化字,是指中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推行的简化字。你说的古籍中有的繁体字没有简化,主要是为了保持古籍的原有特色,方便读者理解原文本意。因为有些字简化之后失去了原来结构,无法理解其本意,不利于文言文学习。例如:“发”就有“发”、“发”之分,用繁体,就能很容易分辨词义。
本文2023-08-06 20:26:20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353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