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自幼生活在文学氛围十分浓厚的家庭里，耳濡目染，家学熏陶，加之聪慧颖悟，才华过人，所以“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王灼《碧鸡漫志》），曾受到当时的文坛名家、苏轼的大弟子晁补之（字无咎）的大力称赞。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说，李清照“善属文，于诗尤工，晁无咎多对士大夫称之”。《说郛》第四十六卷引《瑞桂堂暇录》称她“才高学博，近代鲜伦”。朱彧《萍洲可谈》别本卷中称扬她的“诗文典赡，无愧于古之作者”。

　　李清照的少年时代随父亲生活于汴京，优雅的生活环境，特别是京都的繁华景象，激发了李清照的创作热情，除了作诗之外，开始在词坛上崭露头角，写出了为后世广为传诵的著名词章《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 。此词一问世，便轰动了整个京师，“当时文士莫不击节称赏，未有能道之者”（《尧山堂外纪》卷五十四）。

　　李清照读了著名的《读中兴颂碑》诗后，当即写出了令人拍案叫绝的和诗《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 两首。此诗笔势纵横地评议兴废，总结了唐代“安史之乱” 前后兴败盛衰的历史教训，借嘲讽唐明皇，告诫宋朝统治者“夏商有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具在”。一个初涉世事的少女，对国家社稷能表达出如此深刻的关注和忧虑，不能不令世人刮目。因此，宋代周的《清波杂志》认为，这两首和诗“以妇人而厕众作，非深有思致者能之乎？”明代陈宏绪的《寒夜录》评此两诗：“奇气横溢，尝鼎一脔，已知为驼峰、麟脯矣。”[6]

　　琴瑟和弦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李清照18岁，与时年21岁的太学生赵明诚在汴京成婚。据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云：“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当时李清照之父作礼部员外郎，赵明诚之父作吏部侍郎，均为朝廷高级官吏。李清照夫妇虽系“贵家子弟”，但因“赵、李族寒，素贫俭”，所以，在太学读书的赵明诚，当初一、十五告假回家与妻子团聚时，常先到当铺典质几件衣物，换一点钱，然后步入热闹的相国寺市场，买回他们所喜爱的碑文和果实，夫妇“相对展玩咀嚼”。古老神秘的碑文，把他们引向遥远的历史年代，带给他们一种特有的文化艺术享受，使他们仿佛置身于无忧无虑的远古时期，因而“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后两年，赵明诚进入仕途，虽有了独立的经济来源，但夫妇二人仍然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且立下了“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赵家藏书虽然相当丰富，可是对于李清照、赵明诚来说，却远远不够。于是他们便通过亲友故旧，想方设法，把朝廷馆阁收藏的罕见珍本秘籍借来“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遇有名人书画，三代奇器，更不惜“脱衣市易”。然而，他们的力量毕竟有限。一次，有人拿了一幅南唐画家徐熙的《牡丹图》求售，索钱20万文。他们留在家中玩赏了两夜，爱不释手。但是，计无所出，只好恋恋不舍地归还了人家。为此，“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新婚后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安静和谐，高雅有趣，充满着幸福与欢乐。

　　可惜好景不长，朝廷内部激烈的新旧党争把李家卷了进去。李清照出嫁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其父李格非被列入元祐党籍，不得在京城任职。其时被列党籍者17人，李格非名在第五，被罢提点京东路刑狱之职。九月，徽宗亲书元祐党人名单，刻石端礼门，共120人，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而在同一年，赵挺之却一路升迁，六月除尚书右丞，八月除尚书左丞。为救父之危难，李清照曾上诗赵挺之。对此，张尝谓：“（文叔女上诗赵挺之）救其父云：‘何况人间父子情’，识者哀之。”（《洛阳名园记》序） 晁公武亦云：“（格非女）有才藻名，其舅正夫（挺之字） 相徽宗朝，李氏尝献诗云：‘炙手可热心可寒’。”（《郡斋读书志》）惜均未奏效。被罢官后的李格非，只得携眷回到原籍明水。

　　朝廷党争愈演愈烈，李格非“元祐党人”的罪名竟株连到李清照身上。崇宁二年（1103年）九月庚寅诏禁元祐党人子弟居京；辛巳，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宋史》卷十九《徽宗本纪》）崇宁三年（1104年），“夏，四月，甲辰朔，尚书省勘会党人子弟，不问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自到阙下”（《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八） 。据此，李清照与赵明诚这对原本恩爱的夫妻，不仅面临被拆散的危险，而且偌大的汴京，已经没有了李清照的立锥之地，不得不只身离京回到原籍，去投奔先行被遣归的家人。

　　政治风云变幻，世事翻覆莫测。崇宁四年（1105年）暮春，赵挺之始除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六月，“（因）与（蔡）京争权，屡陈其奸恶，且请去位避之”，遂引疾乞罢右仆射（《宋史？赵挺之传》）。仅仅过了半年多，崇宁五年（1106年）二月，蔡京罢相，赵挺之复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此同时，朝廷毁《元祐党人碑》，继而大赦天下，解除一切党人之禁，李格非等“并令吏部与监庙差遣”（《续资治通鉴拾补》卷二十六），李清照也得以返归汴京与赵明诚团聚。但是，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正月，蔡京又复相，无情的政治灾难又降到了赵氏一家头上。三月，赵挺之被罢右仆射后五日病卒。卒后三日，即被蔡京诬陷。家属、亲戚在京者被捕入狱，因无事实，七月狱具，不久即获释。但赵挺之赠官却被追夺，其子的荫封之官亦因而丢失，赵家亦难以继续留居京师。李清照只好随赵氏一家回到在青州的私第，开始了屏居乡里的生活。

　　李清照、赵明诚屏居青州，始于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秋。次年李清照25岁，命其室曰“归来堂”，自号“易安居士”。

　　“归来堂”，取义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其时，曾对清照极为称赏的文学家晁补之与李清照之父同以党籍罢官归隐，自号“归来子”。晁补之在故乡缗城 （今山东金乡）修“归去来园”，园中的堂、亭、轩皆以《归去来兮辞》中之词语命名（见晁补之《归来子名缗城所居记》） 。李清照、赵明诚以“归来堂”名其书房，盖出于对晁补之的仰慕，步其后而模仿之。《归去来兮辞》中有“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句，清照自号“易安居士”，当亦取其中之雅意。“归来堂”中，李清照与赵明诚虽然失掉了昔日京师丞相府中的优裕生活，然而却得到了居于乡里平静安宁的无限乐趣。他们相互支持，研文治学创作；他们节衣缩食，搜求金石古籍，度过了一段平生少有的和美日月。在《金石录后序》中，李清照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纺叙述：

　　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

　　青州古城是古齐国的腹心地区，是古老的文物之邦，丰碑巨碣，所在多有，三代古器，时有出土。赵明诚夫妇在当地收集到《东魏张烈碑》、《北齐临淮王像碑》、唐李邕撰书《大云寺禅院碑》等一大批石刻资料。益都出土的有铭古戟，昌乐丹水岸出土的古觚、古爵，陆续成为他们的宝藏。

　　政和四年 （1114年） 新秋，赵明诚题“易安居士三十一岁之照”，云：“清丽其词，端庄其品，归去来兮，真堪偕隐。政和甲午新秋，德父题于归来堂。”（《易安居士画像》及赵明诚题词，近人多判其伪。但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二期吴金娣《有关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一份珍贵资料》一文介绍，上海博物馆藏《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赵明诚墨迹与《画像》题词墨迹相比较，许多字的字形结构与运笔都甚相似。以此该文认为《画像》题词确为赵明诚手迹。）

　　政和七年（1117年），在李清照的襄助下，赵明诚大体上完成了《金石录》的写作。除自作序言外，还特请当时著名学者刘跂题写了一篇《后序》。史称，赵明诚撰《金石录》，李清照“亦笔削其间”（张端义《贵耳集》卷上）。

　　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李清照38岁。春、夏两季仍在青州。四月二十五、二十六日，赵明诚尝游仰天山水帘洞并题名刻洞内石壁。不久即知莱州。初，李清照未同行。至秋八月，清照才由青州赴莱州。途经昌乐，宿于驿馆，作《蝶恋花·晚止昌乐馆寄姊妹》，表达对青州姊妹的惜别之情。八月十日，清照到达莱州，又作《感怀》诗一首。诗前有小序云：“宣和辛丑八月十日到莱，独坐一室，平生所见，皆不在目前。几上有礼韵，因信手开之，约以所开为韵作诗。偶得‘子’字，因以为韵，作感怀诗云。”

　　在莱州期间，李清照继续帮助赵明诚辑集整理《金石录》，且“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为一帙。每日晚更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卷”《金石录后序》。

　　宣和七年（1125年） ，李清照42岁。赵明诚改守淄州。赵明诚曾得唐白居易所书《棱严经》与李清照共赏。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李清照43岁，仍随赵明诚居淄州。是年，赵明诚因平定地方逃兵扰乱有功转一官。[6]

　　颠离漂泊

　　宋钦宗靖康二年、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李清照44岁。金人大举南侵，俘获宋徽宗、钦宗父子北去，史称“靖康之变”，北宋朝廷崩溃。五月，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改元建炎，是为高宗，南宋开始。是年三月赵明诚因母亲死于江宁（今南京市），南下奔丧。八月，起知江宁府，兼江东经制副使。北方局势愈来愈紧张，李清照着手整理遴选收藏准备南下：“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 凡屡减去， 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 （《金石录后序》）十二月，青州兵变，杀郡守曾孝序，青州剩余书册被焚。（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曾这样记载此事：“青州故第，尚锁书册用屋十余间，期明年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此处文字当因在传抄中或夺或衍而臻误。史实应为“青州兵变”。）

　　当李清照押运15车书籍器物，行至镇江时，正遇张遇陷镇江府，镇江守臣钱伯言弃城而去（《续资治通鉴》卷一0一），而李清照却以其大智大勇在兵荒马乱中将这批稀世之宝，于建炎二年（1128年）春押抵江宁府。

　　李清照至江宁后，雪日每登城远览以寻诗。周 《清波杂志》卷八有云：“倾见易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以宋高宗为首的妥协投降派，借口时世危艰，拒绝主战派北进中原，一味言和苟安。李清照十分不满， 屡写诗讽刺， 曾有“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之句。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赵明诚罢守江宁。三月与李清照“具舟上芜湖，入姑孰，将卜居赣水上”（《金石录后序》）。舟过乌江楚霸王自刎处，清照有感而作《绝句》以吊项羽。以项羽宁肯一死，引颈乌江以谢江东父老的壮烈史迹，对南宋统治者进行讽喻。五月，至池阳（今安徽贵池），赵明诚被旨知湖州。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回忆说，赵明诚将“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驰马去”。不幸的是，由于途中感疾，赵明诚竟于八月十八日卒于建康。

　　赵明诚卒后，李清照为文祭之，文曰：“白日正中，叹庞翁之机捷；坚城自堕，怜杞妇之悲深。”（谢《四六谈麈》卷一）葬毕赵明诚，李清照大病一场。当时国势日急，赵明诚妹婿李擢权兵部侍郎，从卫太后在洪州（今江西南昌）。为保存赵明诚所遗留文物书籍，李清照派人运送行李去投奔他。不料当年十一月，金人陷洪州，所谓连舻渡江之书散为云烟。李清照只好携带少量轻便的书帖典籍仓皇南逃。之后，李清照曾一度往依时任敕局删定官的弟弟李迒。这时传有密论列赵明诚者，有所谓“颁金”之语，李清照被迫以所有铜器等物追随帝踪，希图投进朝廷。颠沛流离中，所余文物又散失大半。

　　建炎四年（1130年）春，李清照追随帝踪流徙浙东一带。“到台，守已遁。之剡出陆，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从御舟海道道之温，又之越。”九月，刘豫在金人扶持下，建伪齐政权。李清照有诗斥之曰：“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十一月，朝廷放散百官，李清照到达衢州。

　　绍兴元年（1131年）三月，李清照赴越（今浙江绍兴），居土民钟氏之家，一夕书画被盗。她悲痛不已，重立赏收赎。至此，所有图书文物大部散失。

　　绍兴二年（1132年），李清照到达杭州。图书文物散失殆尽造成的巨大痛苦，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给予的无情折磨，使李清照陷入伤痛百般走投无路的绝境。孤独无依之中，再嫁张汝舟。张汝舟早就觊觎她的珍贵收藏。当婚后发现李清照家中并无多少财物时，便大失所望，随即不断口角，进而谩骂，甚至拳脚相加。张汝舟的野蛮行径，使李清照难以容忍。后发现张汝舟还有营私舞弊、虚报举数骗取官职的罪行。李清照便报官告发了张汝舟，并要求离婚。经查属实，张汝舟被除名编管柳州。李清照虽被获准离婚， 但宋代法律规定，妻告夫要判处3年徒刑，故亦身陷囹圄。后经翰林学士綦崇礼等亲友的大力营救，关押9日之后获释。（对于李清照改嫁张汝舟之事，后世学者颇有争议。其实，妇女改嫁在宋代前期并不少见，且不影响李清照人品，宋人多家谈及此事，应当可信。古人辩诬之说，实际是受封建礼教观念束缚的结果。）

　　虽然经历了一场再嫁匪人、离异系狱的灾难，但是李清照生活的意志并未消沉，诗词创作的热情更趋高涨。她从个人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之后，把眼光投到对国家大事的关注上。绍兴三年（1133年）五月，朝廷派同签书枢密院事韩肖胄和工部尚书胡松年出使金朝。李清照满怀激情地作古诗、律诗各一首为二公送行。诗中有“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之句，表达了反击侵略、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充满了关念故国的情怀。

　　绍兴四年（1134年），李清照完成了《金石录后序》的写作。十月，避乱金华，写成《打马图经》并《序》，又作《打马赋》。虽为游戏文字，却语涉时事。借谈论博弈之事，引用大量有关战马的典故和历史上抗恶杀敌的威武雄壮之举，热情地赞扬了像桓温、谢安等忠臣良将的智勇，暗讽南宋统治者不识良才、 不思抗金的庸碌无能，寄寓对收复失地的愿望，抒发了个人“烈士暮年”的感慨。

　　在金华期间，李清照还曾作《武陵春》词，感叹辗转漂泊、无家可归的悲惨身世，表达对国破家亡和嫠妇生活的愁苦。又作《题八咏楼》诗，悲宋室之不振，慨江山之难守，其“江山留与后人愁”之句，堪称千古绝唱。

　　绍兴十三年（1143年）前后，李清照将赵明诚遗作《金石录》校勘整理，表进于朝。越十余年，大约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或者以后，李清照怀着对死去亲人的绵绵思念和对故土难归的无限失望，在极度孤苦、凄凉中，悄然辞世，享年至少73岁。

　　以上来自

闻一多，原名闻家骅，又名多、亦多、一多，字友三、友山。

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中国***的挚友，诗人和学者。

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赴美留学。先入芝加哥美术学院，次年转入科罗拉多大学美术系。1925年回国后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1927年，任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

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李公朴的大会上，发表了着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当天下午在西仓坡宿舍门口即被国民党昆明警备司令部下级军官汤时亮和李文山枪杀。

扩展资料：

创作风格

诗歌颂自然、歌颂青春，感情热烈，形式精美，突出地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诗论以提倡“三美”的新诗格律化理论为代表。

散文抨击社会时弊、批判传统文化，其中尤以《最后一次演讲》最为惊心动魄。

闻一多的诗歌表现了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痛恨，抒写了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扩展资料：

一、中国的金石学传统与石刻

（一）“金”

1、青铜器

2、金铜造像

3、铜镜

4、投龙简

前三个估计大家可能会十分熟悉，那么投龙简是什么？

投龙简，是道教斋醮仪式中的一个环节。封建帝王在举行 黄箓 大斋、 金箓 大斋之后，为了酬谢天地水三官神灵，把写有祈请者消罪愿望的文简和玉璧、金龙、金钮用青丝捆扎起来，分成三简，并取名为山简、土简、水简。山简封投于灵山之诸天洞府绝崖之中，奏告天官上元；土简埋于 地里 以告地官中元；水简投于潭洞水府以告水官下元。这天地水三官又称三元。这种告请三元的投简活动目的是祈求天地水神灵保护社稷平安，人民幸福长寿。<以上内容摘自>。

简单来说，投龙简为道教 符篆 的一种变体，专属为皇家举行的一种斋醮仪式。唐宋时期，道教达到鼎盛。在2021河南“元宵奇妙夜”中，“唐宫**姐”围绕在金简的周围观看。该金简就是河南博物院所收藏的很有名气的武则天金简。（ps:河南博物馆还是很值得期待滴）

（二）“石”

1、碑：道神碑、记事碑、功德碑等。

2、墓志（玄堂铭，塔铭）

3、摩崖刻石（指在山崖石壁上所刻的书法、造像或者岩画。摩崖石刻起源于远古时代的一种记事方式，盛行于北朝时期，直至隋唐以及宋元以后连绵不断。）

4、造像、造像碑、经幢（[ jīng chuáng ]，释义：我国佛教石刻的一种。 创始于 唐 。凿石为柱，上覆以盖，下附台座，刻佛名、佛像或经咒于上。其制式由印度的幢形变化而来。如果大家不好想象，可以在网上搜索五台山的经幢，它是唐朝期间流传下来的，经过历史的洗礼，依然完好的屹立在佛光寺内。）

5、画像石与画像砖

6、镇墓石与买地券（买地券、镇墓文是东汉中后期出现的具有鲜明道教文化特征的随葬文字材料，是一种象征性的证券，放在墓内意在保证死者对墓地的所有权不可侵犯。）

7、告身（拼音是gào shēn，古代授官的凭信，类似后世的任命状。 北周时已有此称。 宋亦名 “官告”。）

二、书法价值和史料价值

一般科研工作者在研究“金石”文化的时候，尽量遵循一个这样的原则：有条件尽量看原石，拓片次之，图録（古文物、艺术品的图像集录）、録文次之。

如果一个文化没有被任何有形或无形的途径所记录传承，那么这个文化终将被遗忘。因此，这些金石资料就给当代的我们研究过去的历史提供重大的价值。例如，我们简单的来了解一下告身。

1它是等级与身份的标志

一件告身文书，会直接标明官品、爵位等政治等级和相应的经济待遇。以《唐隆元年（710）授钟绍京中书侍郎告身》为例，“钟绍京可银青光禄大夫、行中书侍郎、颍川郡开国公、食实封二百户，赐物一千段”。 （参刘安志《关于唐代钟绍京五通告身的初步研究》，载氏著《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96页） 其中，“银青光禄大夫”为文散官，从三品；“中书侍郎”为文职事官， 正四品上，以较高阶官担任较低职事官，加“行”字”；“颍川郡开国公”为爵位，正二品 ；“食实封二百户”是实际封户数量。“赐物一千段”则是经济奖励。

2司法意义

唐朝的法律规定，官员可以利用降低官品的办法避免司法惩罚。告身是官品的证明，官品升降都伴随着告身的替换。经历多少告身的给予、回收或追毁，很形象地反映了个人政治生涯的成败起伏。对于唐代的官员而言，告身如同一叶扁舟，官员乘其随波逐流。

3家族意义

告身不仅能证明个人的政治成功，还能将个人的成功直接惠泽整个家族，尤其是当封诰家属、给家属赠官的情形发生时。所以，告身不仅是个人事业成功的证明，也是家族成功的证明。在社会围绕政治设计人生道路的年代，来自朝廷的告身，也是家族在社会中地位的证明。

三、资料推荐

北宋的欧阳修的《集古録》、赵明诚的《金石録》、南宋人的编写《宝刻类编》。集大成者是清代 王昶 的《金石萃编》与 陆增祥 的《八琼室金石补正》。当代也有许多学者的书籍也是很值得推荐的，例如，杨殿珣编写的《石刻题跋索引》，199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原 文]

《水经》①云：“彭蠡②之口有石钟山焉③。”郦元④以为下临⑤深潭，微风鼓⑥浪，水石相⑦搏⑧，声如洪钟。是说⑨也，人常⑩疑之。今(11)以钟磬(12)置水中，虽(13)大风浪不能鸣(14)也，而况(15)石乎!至唐李渤(16)始访(17)其遗踪(18)，得双石于潭上，扣(19)而聆(20)之，南声函胡(21)，北音清越(22)，桴(23)止响腾(24)，余韵(25)徐(26)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27)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28)，所在(29)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30)，何哉

元丰七年(31六)月丁丑(32)，余自齐安(33)舟行(34)适(35)临汝(36)，而长子迈将赴(37)饶之德兴(38)尉(39)，送之至湖口(40)，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41)焉(42)，余固(43)笑而不信也。至莫(44)夜月明，(45)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46)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47)欲搏(48)人;而山上栖鹘(49)，闻人声亦惊起，磔磔(50)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51)者，或曰此鹳鹤(52)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53)，噌吰(54)如钟鼓(55)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56)山下皆石穴罅(57)，不知其浅深(58)，微波入焉(59)，涵淡(60)澎湃(61)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62)口，有大石当中流(63)，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64)吞吐，有窾坎(65)镗鞳(66)之声，与向(67)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68)焉(69)。因笑谓迈曰：“汝识(69)之乎噌吰者，周景王(71)之无射(72)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73)之歌钟(74)也。古之人不余欺(75)也!”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77)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77)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78)终(79)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80)能知;而渔工(81)水师(82)虽知而不能言(83)。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84)者乃(85)以斧斤(86)考(87)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88)记之，盖(89)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注 释]

①《水经》：我国古代的一部地理书，记述江河的源流分布情况，相传为汉朝的桑钦(也有说是晋朝郭璞)所著，今已散佚不存。②彭蠡(lǐ)：鄱阳湖的另一个名称。在江西省北部。③焉：语气助词，表示确定的语气。④郦元：即郦道元。古人为行文方便，在称呼知名人物时，有时略去一个字。郦道元是北魏范阳 (今河北省涿县)人，我国古代著名的地理学家。他遍游各地，根据亲身经历，对《水经》原文逐条详加注引，成《水经注》。⑤临：与……相接。⑥鼓：掀起。⑦相：单指一方。⑧搏：拍击。⑨是说：这种说法。是，这。⑩常：同“尝”，曾经。(11)今：如果。(12)钟磬(qìng)：复词偏义，单指钟。磬，古代打击乐器，多用石或玉制成。(13)虽：即使。(14)鸣：使……发出声音。“鸣”后的省略代词“之”。(15)而况：何况。(16)李渤：唐朝洛阳人，曾作过江州(现九江市)刺史，写了一篇《辨石钟山记》。(17)访：探访。(18)遗踪：遗迹，旧址。(19)扣：敲。(20)聆(líng)：细听。(21)南声函胡：南边那块石头的声音含胡。函胡，含胡。另一种说法，古人把宫、商、角、徵、羽五音和中、西、东、南、北五方相配。南音即徵声，北音即羽声。 (22)北音清越：指北边那块石头的声音脆响亮。越，高扬。(23)桴(fú)：鼓槌。这里用如动词，指敲击。(24)腾：起，这里指传扬。(25)韵：这里指声音。(26)徐：缓慢。(27)尤：更加。(28)石之铿(kēng)然有声者：即“铿然有声之石”，定语后置。铿然，形容敲击金石发出的声音。(29)所在：到处。(30)名：命名。(31)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元丰，宋神宗的年号。(32六)月丁丑：阴历六月初九。古人常用“天干”(甲、乙、丙、丁等)十个字和“地支”(子、丑、寅、卯等)十二个字循环相配，来表示年月日的次序。(33)齐安：今湖北省黄冈县。(34)舟行：坐船走。舟，名词作状语，坐着船。(35)适：到……去。(36)临汝：今江西省临川县境内。(37)赴：赴任。(38)饶之德兴：饶州德兴县，今江西德兴 。(39)尉：县尉，主管一县治安的官。(40)湖口：今江西湖口县。(41)硿硿(kōngkōng)：象声词，形容斧击石的声音。(42)焉：相当于“然”，形容词或象声词词尾。(43)固：仍然。(44)莫：同“暮”，晚上。(45)独：特意。(46)侧：名词作状语，在两侧。(47)森然：阴森森地。(48)搏：扑，抓。(49)鹘(hú)：隼(sǔn)鹰的一种。(50)磔磔(zézé)：象声词，形容鸟叫的声音。(51)咳且笑于山谷中：即“于山谷中咳且笑”，状语后置。(52)鹳(guàn)鹤：水鸟名，似鹤，颈和嘴比鹤长。(53)发于水上：即“于水上发”，状语后置。(54)噌吰(chēnghóng)：象声词，形容洪亮的钟声。(55)钟鼓，复词偏义，单指“钟”。(56)则：原来。(57)罅(xià)：裂缝。(58)浅深：复词偏义，单指“深”。深，形容词用如名词，指深度。(59)焉：于之。之，指石洞石缝。(60)涵淡：水波荡漾。(61)澎湃(péng pài)：波冲浪激。(62)港：江河可通船只的支流。(63)中流：河中间。(64)相：这里单指“风水”一方。(65)窾坎(kuǎng kǎn)：象声词，形容击物的声音。(66)镗鞳(tāng tà)：象声词，形容钟鼓的声音。(67)向;刚才。(68)乐作：奏乐。(69)焉;相当于“然”的样子。(70)识(zhì)：同“志”，记住的意思。(71)周景王：周朝国君。(72)无射;钟名，铸成于周景王二十四年(前521年)。(73)魏庄子：名绛，谥号庄子，春秋时期晋国大夫。(74)歌钟，即古代的编钟。鲁襄公十一年(前561年)，郑人以歌钟和其他乐器献给晋侯，晋侯分了一半赐给大夫魏绛。(75)不余欺：就是“不欺余”。在否定句中，人称代词作宾语要放在动词前。(76)臆断：主观猜测。(77)殆：大概。(78)士大夫：指做官的人。(79)终：始终，一直。(80)莫：没有可能，没有办法。(81)渔工：渔人。(82)水师：船工。(83)言：立言，指用文字表述、记载。(84)陋：见识短浅。(85)乃：竟然。(86)斧斤：都是斧头一类的工具。刃纵的叫“斧”，刃横的叫“斤”。(87)考：扣，敲。(88)是以：即“以是”。是，此。以，因。(89)盖：表肯定论断的句首语气词，有“乃(是)”，“原来(是)”的意思。

[译 文]

《水经》上记载：“鄱阳湖的出口处有座石钟山。”郦道元认为山下与深潭相接，微风掀起波浪，湖水拍击石岸，(发出的)声音好像大钟(鸣响)。这个说法，人们曾经有所怀疑。如果把钟放在水里，即使有大风大浪，(也)不能发出声音，更何况是石头呢!直到唐朝李渤才探寻它的遗迹，(他)在潭边找到两块石头，敲击石头后仔细听声音，南边(那块石头)的声音重浊而模糊，北边(那块石头)的声音清脆而响亮，鼓槌停止了(敲击)，声音(还在)传扬，余音慢慢地才消失。他自以为找到了石钟山命名的由来了。然而这种说法，我更加怀疑它。能发出铿铿声音的石头，到处都是呀，而唯独这座山用钟来命名，(这是)为什么呢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那一天，我从齐安乘船到临汝去，同时大儿子苏迈将要赴任去做饶州的德兴县尉，(我)送他到湖口，因而能有机会观察那名叫石钟的山。庙里的和尚叫小和尚拿着斧头，在乱石中间选择其中一两块敲(给我听)，(果然)发出硿硿声，我仍然只是笑笑并不相信。到了晚上，月色明亮，我特意和(儿子)苏迈坐着小船，来到陡峭的绝壁下面。巨大的山崖在两旁直立，高达千尺，像凶猛的野兽古怪的恶鬼，阴森森地(好像)要扑过来抓人;而山上宿巢的老鹰，听到人的声音受惊飞起，在云层里磔磔地叫着;又有像是老年人在山谷中又咳又笑的，有人说这是鹳鹤的声音。我正心惊肉跳，想要回去，忽然有一种很大的声音从水上发出，噌吰，噌吰，像钟似的敲个不停。船上的人非常惊恐。(我)慢慢地察看(发出声音的地方)，原来山下都是石窟和裂缝，不知道它的深度，微小的波浪涌到洞隙里，荡漾冲击，就发出这种声音。船转到两山中间，将要进入支流的入口处，有一块大石头挡在水流中心，(上面)可以坐百把人，中间是空的而且有许多小窟窿，它们吞进吐出江风湖水，就发出窾坎镗鞳的声音，和刚才听到的噌吰声相应和。好像乐曲在演奏—样。(我)于是笑着对苏迈说：“你记得古籍的记载吗“噌吰”的声音，(是)周景王的无射钟的声音;“窾坎镗鞳”的声音。(是)魏庄子的编钟的声音。古代的人没有欺骗我们啊!”

对于任何事情不是亲眼看见，亲耳听到，就主观猜测判断它的有还是没有，行吗郦道元所见到听到的，大概和我相同，但记载得不详细;士大夫们一直不愿意乘小船在夜里停泊在陡峭的石壁下面(去考察)，所以没人能了解(真实情况);而渔人、船工即使知道，却不能记载下来。这(就是石钟山得名的由来)在世上没有流传下来的缘故。而浅薄的人竟然用斧头敲击(石头的办法)去寻求(石钟山得名的)原因，自以为了解了它的真相。我因此记下这件事，是为了叹惜郦道元(记事)简略和讥笑李渤的(见识)浅薄。

[鉴 赏]

本文以记游为题，内容也以描写山水为主，但此游的旨趣却在对石钟山命名由来的考证，并以此为切入点，阐发凡事须目见耳闻，不可臆断的哲理。

全文思路围绕石钟山命名之谜逐层展开：第一段，围绕石钟山命名引出两桩疑案，是为设疑。第二段记叙探明真相的过程，是为破疑。第三段分析石钟疑案形成的原因，是为析疑。一个“疑”字贯穿全篇，是全篇文眼。不论记叙、描写，还是议论、抒情全都围绕它着墨，所以文章写得很集中，结构显得很紧凑。

文章用字讲究分寸，极为准确传神。如对郦道元的说法，只说“人常疑之”，因为“郦元所见，殆与余同”，只不过“言之不详”，故作者为其“简”而叹惜。对李渤的说法，却说“余尤疑之”，由“人”而“余”，由“疑”而“尤疑”，这是因为李渤“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以斧击石便“自以为得之矣”，故作者因其“陋”而讥笑。

有针对性的描写，是这篇文字的一大特点。为了强调要做到目见耳闻，就要敢冒风险，就要有勇气“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为此，作者着力地描写夜泊绝壁的恐怖气氛：侧立的大石如猛兽奇鬼的怪影，各种令人心动欲还的怪声，不要说是苏轼，就连当地经验丰富的舟人都为此“大恐”。短短几十字就营造出使人心惊胆战的效果，为说明探求真理不可畏难的道理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吴其浚

吴其_(1789—1847)，字季深，一字瀹斋，别号吉兰，号雩娄农。吴其_不同于清代一般官吏，他对植物学与矿产学有深厚的造诣，著有《植物名实图考》、《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滇南矿厂图略》和《滇行纪程集》等书，这些书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中文名：吴其浚

别名：吴其_

出生地：河南固始

出生日期：1789年

逝世日期：1847年

职业：植物学家，矿物学家

信仰：道教

代表作品：《植物名实图考》

简介

清代植物学家（1789-1847年）。字瀹斋，又字季深、吉兰。河南固始县人。清嘉庆二十二年状元。先后任翰林院修纂，江西、湖北学政，兵部侍郎，并官至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福建、山西等省总督或巡抚。宦游各地，酷爱植物，每至一处，必搜集标本，绘制图形，并于庭院中培植野生植物，历时七年，将其实地考察及经历所得之真知，写成《植物名实图考》一书，计三十八卷，其中所收之植物共一千七百一十四种，并有附图一千八百多幅。书中有甚多纠正前人舛误之处，于古代中药本草学之发展，亦具有重要之地位。此书著成之前，先已从其所阅览之各种有关书籍中辑录出植物草本，亦有绘成图形，成《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此二书在我国植物学发展史上有重要作用。深受中外学者之重视。

_字拼音Jùn，音同郡。“_”字常被简化作“浚”。而吴其_有一堂兄名吴其浚，后人多将其混淆。

吴其_在写文作赋时常自称“雩娄农”，但据学者考证，这并非其名号，而是“谦恭之词”。

吴其_，出身于官僚家庭。父亲吴_，兄吴其彦曾任翰林、侍郎、顺天府(今北京)学政等官职。道光元年(1821)其父卒，道光五年(1825)母殁。他家的住宅称“宫保第”。吴姓氏族是前清固始县“四大家族”之一。

吴其_从小好学，21岁时(1810)考中举人，28岁时(1817)考中状元，先后任翰林院修撰、礼部尚书、兵部侍郎等职。以后又出任湖北、江西学政、湖南、湖北、甘肃、浙江、广东、云南、贵州、福建、山西等省的巡抚或总督，还兼任过盐政等高级官员，所以说他“宦迹半天下”。

吴其_不同于清代一般官吏，他对植物学与矿产学有深厚的造诣，著有《植物名实图考》、《植物名实图考长篇》、《滇南矿厂图略》和《滇行纪程集》等书，这些书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植物学成就

他首先编著的是《植物名实图考长篇》，全书22卷。约89万字。著录植物838种。分谷类、蔬类、山草、石革、湿草、蔓草、水草、毒草、呆类、木类等10余类，每类植物中又分许多种。吴其_辑录历代古籍中有关植物的资料时，重点收录各种植物的形态、产地、。药性及用途等。书中著录或节录了一些花卉、果树用材植物的专谱，如《芍药谱》、《桐谱》、《菊谱》、《打枣谱》、《蚕书》、《茶经》、《牡丹谱》等。还辑录了中国南方、北方，包括国外引进的果树60多种。保存了大量植物学文献，其数量超过历代任何一种本草和植物学著作。它是研究植物学、生药学的重要文献。

吴其_在完成《植物名实图考长篇》的基础上，利用去各地巡视的机会，深入调查，广泛采集植物标本，绘制成图，并结合历代的有关文献进行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植物名实图考》(1848)。本书是在他死后第二年由山西巡抚陆应谷校刊的。全书38卷，记载植物1714种，分谷、蔬、山草、隰草、石草(包括苔藓)、水草(包括藻)、蔓草、芳草、毒草、群芳(包括寄生于一些木类的担子菌)、果、木等12类。这是一部专门记载植物，又集中反映其生物学特性的植物学专著，为吴其_在植物学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

《植物名实图考》记载的植物，多数是吴其_亲自观察和访问所得，因此这些描述都能反映该植物的形态及生态习性，使读者能辨认植物的种类。例如，他在九头狮子草下写道：“九头狮子草产湖南激越山坡间，江西庐山亦有之。丛生，数十本为二簇。附茎对叶，如凤仙花叶稍阔，色浓绿无齿。茎有节如牛膝。细根长须，秋时梢头一节间先发两片绿苞，宛如榆钱，大如指甲，攒簇极密，旋从苞中吐出两瓣粉红花摘其茎插之即活。”准确描述了九头狮子草具有根细长须状，茎深绿色，有膨起的节，叶对生，花开于枝梢的叶腋，多数为聚伞状花序，花呈淡红紫色的形态，以及它的习性、繁殖方法。他又指出野芝麻丛生，方茎，四棱，对节生叶，绕节开花(轮伞花序)、唇形花冠的特点，而且对花菩，雄蕊着生方式，都有形象的描述。《植物名实图考》首次记载了蕨类植物生殖器官孢子囊，如卷十六石草类记剑丹叶“面绿背淡亦有金星如骨牌点”。“金星”(即孢子囊群)是蕨类植物共同的特征。又对鹅掌金星草、金交翦、飞刀剑、铁角凤尾草等蕨类植物的孢子囊也作了形象的描述。而且其附图都将“金星”绘出。说明对蕨类植物孢子囊的形态已有深入的观察和认识。由于吴其_的细致认真观察，考证分析，发现了本草著作或有关记载植物文献中的错误，以及经常出现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的混淆现象。并给予了纠正和补充。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将五加科的通脱木与木通科的木通混为一种，同列入蔓草类，吴其_就把通脱木从蔓草中分出，列入山草类，纠正了李时珍的这一错误。他还在冬葵条中批评李时珍将当时人们已不喜食用的冬葵从菜部移入隰草类是错误的，并指出冬葵为百菜之主，直至清代在江西、湖南民间仍栽培供食用，湖南称冬寒菜，江西称蕲菜，因而他又将冬葵列入菜部。以上数例表明，吴其_已突破历代本草学仅限于性味用途的描述。而着重于植物的形态、生态习性、产地及繁殖方式的描述，大大丰富了植物学的内容。

《植物名实图考》所附的1800多幅图，比历代本草著作中的图都要精确。我国本草书中有附图，开始于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成书的唐《新修本草》，原书在北宋间已散失。光绪十五年(1889)傅云龙在日本所影印的传抄自唐代的残存“卷子本”亦无图。以后苏颂的《本草图经》，今也不存。现存最早有附图的本草著作是宋唐慎微撰、曹孝忠校勘的《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北京图书馆藏金泰和甲子(1204)晦明轩刻本)。苏颂《本草图经》所载的植物附图，是由全国各路、府、州、监、县上呈朝廷的，图出于众人之手，文字说明由苏颂整理，有时误将同名异物的药用植物混为一种。唐慎微《证类本草》将《本草图经》的图全部照绘，并未核对实物。所以苏颂的舛误，并未得到订正。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附图有1110多幅，但李时珍足迹所至，仅有北京、湖南、江西、江苏、安徽等地，与吴其_足履大江南北十余省的情况是无法相比的。《植物名实图考》中大部分图都是根据植物新鲜状态时绘制的，很多都能反映该植物的特征。如二十四卷毒草类，天南星、磨芋、由跋、半夏都是天南星科植物，外形十分相似，很易混淆。吴其_不仅用文字阐明彼此之间的差异；同时用了7幅插图，绘出各种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的异同。这些图把天南星科的特征，即肉穗花序外围以佛焰苞绘得十分逼真，人们很易识别。由于《植物名实图考》所绘的图精确，增补和订正了本草著作中的阙略和谬误，如藿香图突出了藿香叶对生，叶片卵形或三角形，基部圆形，顶端长尖，边具初锯齿，花序顶生等形态特点，而《本草纲目》中所绘的图，差异很大，令人难以识别。又《本草纲目》记载仙人掌草是风尾草，但其附图并不准确，不像是凤尾草。而《植物名实图考》所绘的风尾草图，清晰可辨，与文字相符。书中有的图是按照植株生长时的自然状态绘制的。如半夏有两幅图，一图未开花，另一图已开花，就是通过观察绘制的。吴其_重视图形在辨认植物种类时的重要作用。因而所绘的图精细、准确，对于研究植物鉴别种名具有较大的科学价值。

吴其_《植物名实图考》是继《南方草木状》之后的一部大型区域植物志。全书收载的植物1714种，比《南方草木状》多1600余种，也超过了历代本草著作，是历史上记载植物种类最多的著作。它涉及面广，有白蒿、地黄、麦门冬、茺蔚、何首乌、柴胡、紫参等药用植物；胡麻、稻、粱、黍、大豆、稷等粮食作物；林檎、橙、椰子、无花果、柑、梅、柿、柏、樟、白杨、_树、桦木等果树和用材植物等。从植物生态角度看，有水生、陆生、隰生、石生等植物。从地理分布来看，这些植物遍及19个省，对江西、湖南、云南、山西、贵州等省植物的采集尤其丰富，云南等边远地区的植物资源首次得以记载，其中收录江西植物约400种，云南植物约370余种，湖南植物280种。

从植物学的发展来说，可以划分为若干阶段，从整体上看，其途径主要是由实用向纯科学方面发展。第一阶段即实用阶段，其历史较长，可以说从上古直到明清之际部属于这一阶段。植物学知识主要见于历代本草学著作、农学、园艺及疏菜等著作中。随着人们对各种植物的认识愈来愈深刻，到明清时期已开始向第二阶段即科学研究的方向发展。吴其_《植物名实图考》的出现，正标志着这一重要阶段的开始，即从本草学的附庸，逐步走向独立的阶段，因而它在中国植物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著作价值

优点

《植物名实图考》的版本初次刊刻是在吴其_去世后的第二年，即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由山西巡抚陆应谷作序刊印的。以后翻刻的版本有清光绪六年(1880)山西浚文书局版本，1915年云南图书馆重印本，1919年山西官书局重印本，1919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1957年商务印书馆校勘本和1963年中华书局重印本等。

《植物名实图考》的问世，推动了植物学、本草学的研究和发展。学术界对此书作了高度评价。德国人E．毕施奈德(Brelschneider)在所著《中国植物学评论》(1870)中说其附图“刻绘极为精审”，“其精确者往可以鉴定科和目”，有些还可以鉴定到“种”。“欧美植物学者研究中国植物学必须一读《植物名实图考》”。所以毕施奈德还选了其中蜀黍、梁、薯预、苘麻、商陆、佛手柑、铁果树、椰子等8幅图重雕，用连史纸拓印，附在《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一书末。并参照新鲜植株将根、茎、叶、花、果描绘出来，使人清楚地观察出该植物的形态特点。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虽然提倡学习西方科学，但对具有科学价值的《植物名实图考》，仍然十分重视。明治十七年(1884)，日本初次重刻，伊藤圭介评论为“辨论精博，综古今众说，析异同，纠纰缪，皆凿凿有据。图写亦甚备，至其疑似难辨者，尤极详细精密”。以后日人松村任三编著《植物名汇》和牧野太郎著《日本植物图鉴》时，多数植物的中名是以《植物名实图考》一书为依据的。1919年商务印书馆在铅印《植物名实图考》时，西欧学者竞相争购。美国B．劳弗(Laufer，)、F．D．米瑞(Merrill)和E．H．沃克(Walker)等人的著作对《植物名实图考》也有所援用和推重。世界上许多国家图书馆收藏此书。以上足以说明《植物名实图考》对世界学术界的影响。在国内，不但为药用植物、生药学研究打下了基础，对中国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许多现代植物分类学者考虑植物中名时，往往要参考它。如植物学家裴鉴、周太炎编著《中国药用植物志》时，引用了《植物名实图考》中的植物70多种。除根据该书的附图鉴别一些植物的科属乃至种名外，不少植物的中文定名也是以此书为依据的。现在我国植物分类研究中，以《植物名实图考》中名称为科名、属名的很多，如八角枫科(A1angiaceae)、水龙骨科(PolyPodiaceae)、金莲花科(Tropaeo1aceae)、瓶尔小草科(Ophioglossaceae)、粟米草科(Mo11uginaceae)、大血藤科(Sargentodoxaceae)，以及千张纸属(Orozylonvent)、马甲子属(PaliurusMill)、画眉草属(Eragrostisbeauv)、山梅花属(PhiladelphusL)、小二仙草属(Haloragisforst)、千日红属(QomphrenaL)等等。

不足

《植物名实图考》也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由于受时代条件限制，吴其_的思想没有脱离封建士大夫阶层的范畴，反映在他的著作中，在描述植物形态、性味、用途时，往往加入一些陈腐议论，借题发挥他的政治见解以及修身处事的道理，这些又与植物本身毫无关系。对有些植物的认识也有错误，如把卫矛科的雷公藤误认为木兰科植物的莽草；将蓼科的虎丈误认为毛莨科的黄药子。又有的为一种植物而他却将之分为两类；甚至名称相同的条目前后重复。虽然据本书的大部分图可以鉴定植物，但也有一部分图转绘自《证类本草》、《救荒本草》及《本草纲目》等书，都未加考证。在植物种类上，也有一些常见的植物种类如竹叶、翘根、屈草、苹果未收录入书。这为当时科学水平所限，以及作者早逝而由不懂植物学的人进行校刊有关。然瑕不掩瑜，吴其_的《植物名实图考》在植物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仍是主要的，它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专著。

矿物学成就

简介

除植物学方面的贡献外，吴其_还对矿产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并著有采矿方面的专著《滇南矿厂图略》。此书由他编纂，徐金生(东川府知府)绘辑。根据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序推测，此书成书于道光二十四至二十五年(1844—1845)间。主要介绍云南东川铜矿和其他矿产的一部著作。全书分上、下卷。上卷为《云南矿厂工器图略》。包括工器图20幅、次滇矿图略、下引第一、硐第二、硐之器第三、矿第四、炉第五、炉之器第六、罩第七、用第八等。书后附宋应星《天工开物》(节录五金第十四卷)、王崧《矿厂采炼篇》、倪慎枢《采铜炼钢记》、《铜政全书·咨询各厂对》。下卷名《滇南矿厂舆程图略》，有全省图1幅，以及府、州厅图21幅，下为滇矿图略，其下再分各种矿产、运输等。

记述云南矿厂的书，比吴其_早的有成书于嘉庆四年(1799)由檀萃撰著的《滇海虞衡志·金石篇》和不知成书年代和撰著人的《铜政便览》八卷。在《滇南矿厂图略》成书100年之后，又有1948年严中平著的《云南铜政考》和1948年周钟岳总纂的《新修云南通志稿》。檀萃和周钟岳的著作仅记载铜矿。檀萃虽涉及其他矿种，但较简略。《新修云南通志稿》中矿产、矿物两类所记学名，与当时当地称谓不尽符合。所以详细记载清康熙至道光朝云南铜、银、金、锡、铅、铁等矿产的产地、产状、找矿、采矿、洗选以及开凿窿道所用的工具，矿井中的主要设备等，以吴其_的《滇南矿厂图略》最全面。当然是以介绍铜矿为主。吴其_在《滇南矿厂图略》中详细记录了云南铜矿的分布、铜矿床的情况和找矿、采矿技术。

关于铜矿的分布从易门县的万宝厂到元江县的青龙厂，共33个厂。其中以汤丹、碌碌、宁台3个铜厂最大，产量又高。汤丹厂自明代开采，乾隆初产铜最多。有九龙箐厂、观音山厂、聚宝山厂等子厂。现在我国正在开采的六大铜矿山之一的云南东川铜矿，就仍以汤丹老窿为中心，进行深井开采。碌碌铜厂，在会泽县西，距郡160里，一名落雪山，亦属东川知府管辖。旧属四川，雍正四年(1726)改属云南时开采。有龙宝山厂、兴隆厂、多宝厂等子

厂。汤丹厂与碌碌厂的铜，当时都是运送北京的。宁台厂，在顺宁东北520里，初为小厂，继获小泄厂、芦塘厂，发脉于永昌府的宝台山，产矿丰富，仍称宁台厂。上述汤丹、碌碌、宁台3个铜厂，在乾隆年间(1736—1795)所规定的年产额，都在100万斤以上，为当时其他各厂所不及。云南不仅产铜，也产银、金、锡、铅、铁等矿产。云南金银矿的开采，多数在乾隆四年(1739)以后，少数矿厂是开采铜矿时发现金、银而附带开采的。这些在其他书中不载或很简略，而《滇南矿厂图略》却作了详细记录，所记载的有金厂四、锡厂一、铅厂四、银厂二十五等。

著作地位

关于铜矿床的性状《滇南矿厂图略》记载的滇铜。属“康滇地轴”铜矿区，此区铜矿分布广，规模大，矿床类型有多种。云南东川铜矿属于层状型铜矿，通常称为“东川式”，它是和海相沉积有关的铜矿床。书中记载汤丹铜矿是明代设厂的老矿，以乾隆时开采最盛。汤丹铜矿床的特点是：矿体呈扁豆体状，大的长达4000米。最厚处达450米；小的长数十米，厚约数米。汤丹矿区内围岩普遍破碎，整个扁豆体全部矿化，大矿体最大厚度超过百米，这就是倪慎枢、吴大雅所说的“堂矿”或“塘矿”。矿石构造以网状细脉为主，并有块状斑铜矿(即紫金锡箔)出现。

东川铜矿的矿石成分以辉铜矿(绿锡锡)、斑铜矿(紫金锡锡)和黄铜矿(_石、黄金箔)为主。因黄铁矿含量少，一般不容易产生强烈的氧化作用。加上围岩是碳酸盐岩石，氯化后的硫酸铜溶液易与碳酸盐作用产生孔雀石(绿矿)及蓝铜矿(曾青)，这是对次生富集作用不利的因素。尽管如此，东川铜矿通过漫长的地质时期，还是形成了深度很大而富集程度较差的次生硫化带。汤丹铜矿由于构造条件极有利于氧化作用，加上围岩破碎程度剧烈的特点。因此，形成了深达600米的氧化带。铜矿床中氧化富集带或次生硫化富集带中的矿石品位很高。具有重要的工业价值。如东川铜矿中的氧化带和次生硫化富集带的富集程度虽不高，但有的深达数百米，古代大量开采墨绿(孔雀石等)和锡锡(次生辉铜矿和次生斑同矿等)等两种高品位矿石，就分别产生于氧化带和次生硫化富集带中，这就是“东川式”铜矿在中国矿业开发史上曾经极盛一时的主要原因。

《滇南矿厂图略》中有关于云南铜矿石的记载，如说最好的矿石叫做“自来铜”，成分十溜(含铜量100%)的天然金属铜。其次是有待煎炼的矿砂，最上品是滇人称为“彻矿”即是“净矿”，又叫“火药酥”。颜色深黑，组织松脆，成分可达九溜以上(含铜量90%以上)，它是名贵不易多得的矿石。属于“锡_”类的矿石种类很多，其中的“白银_”、“紫锡_”等含铜量都很高。书中还记载有“油锡_”、“绿锡_”、“烂头锡_”等等含铜量较低的矿石。属于“绿矿”的矿石有“墨绿”、“黄胖绿”、“豆青绿”等各种名称，含铜量也较高。基本上反映了云南某些大铜矿的矿石分类和产状的实际情况。

关于清代云南铜矿的采矿技术，在《滇南矿厂图略》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在地壳浅部的矿石，可以露天采掘；深部矿石，必须开凿窿道，进行系统的山地工程。吴其_引倪慎枢《采铜炼铜记》说，铲草掘地深数尺，便获得矿砂一片的叫“草皮矿”(又叫鸡爪矿)。另一种易采如草皮而矿砂成窠，每穴不过数升数合的称“鸡窝矿”。“草皮矿”和“鸡窝矿”都是些风化残留矿石，只需露天采掘，就可全部采出。书中又说：凡临江外行的叫“奔江矿”，内行人出的叫“进山矿”。凡盘旋曲沂，其势趋下的叫“磨盘矿”，其矿可采，但数年之后必有水患。上面说的奔江矿、进山矿、磨盘矿等都是埋藏较深的铜矿体，只是根据它们赋成形态和空间位置有所不同，从而给予不同的名称。都必须经过开凿窿道，才能采出矿石。开凿窿道和洗选所用的工具有篷、座、风箱、风柜、摆夷楼梯、银炉罩子、扯风炉、斧、藤柄、凿子、木糙、木柄、铁糙、灯、竹龙、小风箱、门槛、簸箕、箝子、木拔条、铁拔条、铁撞等，均附有图。矿并中的主要设备、照明、通风、排水饺前代无显著进步。

科学思想及研究方法

吴其_的科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科学研究方法中，如果对他读书、作学问的思想方法进行一些分析，不难看出吴其_所以取得伟大成就决不是偶然的。

重视实践

吴其_十分重视实践，如他在编著《植物名实图考》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去各地巡视的条件，深入实地观察各种植物，采集标本，并绘出图谱，描述其形态和生长情况。有时因季节关系，某种标本末能来到，多年以后，他还耿耿于怀。例如卷六油头菜条下，他说：“余屡至，皆以深冬，山烧田菜，搜采少所得，至今耿耿。”卷二十二地不容条记载吴其_在湘中没来到它，后来到云南地区才找到。吴其_还将一些野生草本植物移栽盆中，观察其形态和生活习性等。他这种从实际出发的认真态度，在当时的学者中是难得的。吴其_通过实践充分认识到科学知识的来源，也认识到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如“牧竖”、“老圃”、“老农”、“与台”(差役)等在科学实践中的作用。他的代表著述《植物名实图考》中记录了不少劳动人民的经验和丰富的植物知识。例如，他从“牧竖”那里了解到“蔽”有结实和不结实两种。结实的豆可食，不结实的茎叶可食；同属十字花科的芜菁、萝卜在《名医别录》为一类，以后有人以根叶强别。吴其_说，《兼明书》不知其错误，为何不请教“老圃”

重视前人经验

吴其_也很重视前人经验，善于向书本学习。从1817年考取进士之后，凭借他曾担任各种官职的关系而阅读了大量藏书。在《植物名实图考》中，就引用了从古代到当时人的书中有关植物的文献800多种。另一方面，他在吸取前人知识时，态度又是审慎的。一是体现在注意对文献的考订、辨伪，不轻信盲从；二是不局限于文献记载，而重视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他通过自己调查研究，对古书中不足之处，都给予纠正和补充，使书本知识与实际联系起来，如在甘草条中，指出郭景纯在注《尔雅》中所记甘草蔓生，叶似荷，似地黄的错误。并说其草不蔓生，不似荷，也与地黄不同类，有关错误都是传闻，或传写的讹误。

对于经过实地观察、访问，根据文献记载加以研究，仍然不清楚的问题，决不主观推测妄下结论。所以《植物名实图考》中出现了有图无文或无名，或只有图既无名又无文。或一物数图未加订注释的情况。这也是他“存信存疑”不逞臆见的思想反映。另外作者在转引文献时，不割裂原书文义，忠实于古文献原文。全部照录，注明出处。这些都反映了吴其_治学方法的严谨。总之，吴其_在植物学、采矿学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是与他的科学态度分不开的。吴其_作为19世纪的著名科学家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