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字玉言。研究员，男，汉族，1918年4月14日生人，籍贯天津。曾就学于北京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先后任燕京大学西语系教员、华西大学与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是第五——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和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韵文学会、中国楹联学会、中国大观园文化协会顾问，中国曹雪芹学会荣誉会长。1991年开始享受政府特贴津贴。

治学以语言、诗词理论及签注、中外文翻译为主；平生耽吟咏、研诗词、笺注、赏析、理论皆所用心，并兼研红学。有20多部学术著作问世，尚有几部正在印制之中。其中《红楼梦新证》是第一部、也是代表作。 1980年赴美国出席“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1984年受国家委派赴苏联考察列宁格勒藏本《石头记》；1986－1987年，获美国鲁斯基金，赴美国访学讲学一年并任威斯康辛大学客座教授。

红学专著：《红楼梦新证》（40万字），1953年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三月内连销三版，后增订至80万言，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曹雪芹》（14万字），196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增订至20万字的《曹雪芹小传》，1980年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恭王府考》（12万字），198O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献芹集》（40万字），1985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头记鉴真》（20万字），与周祜昌合著，1985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红楼梦与中华文化》（18万字），1989年工人出版社与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分出；《红楼梦的历程》（11万字），1989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恭王府与红楼梦》（20万字），1992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曹雪芹新传》（23万字），1992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红楼艺术》（19万字），199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红楼梦的真故事》（27万字），1995年华艺出版社出版；《红楼真本》（12万字），1998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周汝昌红学精品集》（184万字），1998年，华艺出版社出版；《风流文采第一人》（25万字），1999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学术专著：《范成大诗选》（22万字），1959年、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白居易诗选》（20万字），与他人合著，1962年作家出版社、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杨万里选集》（28万字），1962年中华书局、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书法艺术问答》（8万字），1980年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分出；《诗词赏会》（20万字），198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周汝昌卷》（28万字），1999年华文出版社出版；《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周汝昌卷》（54万字），1999年安格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他成果：《石头记人物画》（题诗40首），1979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岁华晴影》（23万字），1997年上海东方出版社中心出版；《胭脂米传奇》（18．5万字），1998年华文出版社出版；《砚霓小集》（30．8万字），1998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脂雪轩笔语》（18万字），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主编了《红楼梦辞典》、《中国当代文化大系•红学卷》；校订过新版《三国演义》、《红楼梦》、《唐宋传奇选》，并撰序文；为《中国古代文学词典》、《唐宋词鉴赏词典》、《诗词曲赋名作鉴赏大词典》、《中国历代短篇小说选》、《诗词典故词典》。《〈红楼梦〉世界语版》等撰写了序文；另有大量学术论文、序跋与专栏文章发表于各地报刊。

一代学人钱钟书

1998年12月19日，中国著名学者兼作家钱钟书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八岁。事实上，许多人认为钱钟书的逝世，实是中国文坛和学术界的重大损失！而台湾政大中文系教授尉天骢更指出，钱钟书是中国近现代文坛中唯一一位通晓古今中外文学的才子。

钱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有笔名中书君等。于1910年江苏无锡世家出生，其父钱基博历任清华大学、圣约输大学、光华大学、国立蓝田师范学院等校教授，曾参与本世纪初的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且着有《中国现代文学史》；而学者钱穆、中国大陆导弹之父钱学森都是出自这一家族的名人。至于其名"钟书"的来由，亦是一段有趣的故事：当钱钟书还在周岁的时候，抓周抓到了一本书，便取名钟书。钱钟书兼通数国语言，在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皆有成就。

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著作包括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以及长篇小说《围城》。《围城》可说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书中主角方鸿渐，一般被视是中国近代书生的典型。其妻子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亦提到，“方鸿渐的角色源自他的两个亲戚，一是智大才疏、满腹牢骚，另一则是狂妄自大、自吹自擂"中国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曾说，钱钟书花了三至五年的时间写出了《围城》，其幽默的技巧、睿智的方式，确立了钱钟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事实上，钱钟书在《围城》自序中曾自述创作《围城》的心情："两年里忧事伤国，有一种惶急的情绪。"难怪，尉天骢教授表示，钱钟书的小说《围城》用语冷隽幽默，有人甚至认为刻薄，实际的情况是，他唯有藉此讽刺方式才能表达他对中国文化的沉痛思考。

在学术研究方面，钱钟书的著作更是丰富，包括用英文撰写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以及诗文评论《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篇》五卷等。钱钟书并参与《毛泽东选集》的外文翻译工作，也主持过《中国文学史》唐宋部份的编写。事实上，他的学术地位成就早已超过他的小说。现在，钱钟书的学术著作《管锥篇》、《谈艺录》已成为绝响。而北京的文人与知识分子圈中，也流传着一则关于钱钟书的趣闻。钱钟书心性孤高，不喜接受媒体采访，他晚年因病住院期间曾有一位记者在一次机会到了钱钟书病房，想拍张钱钟书照片，结果钱钟书干脆拉起棉被整个将头蒙住，自己则是躲在这棉被下吃冰棍。

钱钟书大事简表：

1910年11月21日出生于江苏无锡书香世家

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

1935年赴牛津大学深造得到副博士（BLitt）学位，后又至巴黎大学 研究法国文学。

1938年回国，被清华大学破格录用为教授 1946年发表其代表作《围 城》；

1998年12月19日在北京病逝，遗作《宋诗纪事补证》尚未发表

参考资料：

还有冕服，弁服，玄端，深衣，褕翟，禕衣，阙翟，纯衣等。

冕服：礼服中最专贵的一种，冕服均在祭典中穿着，是主要的祭服。其服式主要由冠、衣、裳、蔽膝等要件所组成。冕服的主体是玄衣、衣裳上面绘绣有章纹，而在最隆重的典礼时，穿九章纹冕服。

衣裳之下，衬以白纱中单，即白色的衬衣，古代衬衣通常是白色。下身前有蔽膝，天子的蔽膝为朱色，诸侯为黄朱色。鞋是双底的，以皮革和木做底，鞋底较高，周代天子，在隆重典礼时穿赤色的。

弁服：其隆重性仅次于冕服，衣裳的形式与冕服相似，最大不同是不加章。弁服可分为爵弁，韦弁、冠弁等几种，它们主要的区别在于所戴的冠和衣裳的颜色。

玄端：为天子的常服，诸侯及其臣的朝服。

深衣：古代凡是服礼都是上衣下裳不相连，惟此种衣裳是上下相连，分开裁但是上下缝合，因为「被体深邃」，所以称为「深衣」。

禕衣：为王后从王祭先王的俸祭服。

褕翟：为王后从王祭先公和侯伯夫人助君祭服。是青色衣，画褕翟纹十二章纹，褕翟羽色亦为五采。

阙翟：为王后助天子祭群小神和子男夫人从君祭宗庙祭服。是赤色衣，刻赤色缯的翟纹。

鞠衣：为王后率领命妇祭蚕神告桑的礼服，亦为诸侯之妻从夫助君祭宗庙的祭服。

展衣：又称襢衣为王后礼见王及宴宾客的礼服，亦是卿大夫之妻从夫助君祭宗庙的祭服。

禄衣：为王后燕居时的常服，亦为士之妻从夫助祭的祭服。

纯衣：为贵族之女的嫁衣。

扩展资料：

夏商与西周时的汉服衣着无实物存世，据安阳侯家庄墓及妇好墓所出玉、石人像，可知商代贵族上身穿交领衣，腰束绅带，下身着裳，腹前系市(蔽膝)。

西周时遗留下来的人像材料更少。从洛阳出土的玉人及铜制人形车辖来看，衣、裳、带、市仍是贵族男装的基本组成部分。其衣用正色，裳用间色，并特别重视裳前之市。

商代服饰不论尊卑和男女都是采用上下两段的形制，上着衣，下穿裳，后世称服装为“衣裳”，便是源自于此。其服饰的腰身和衣袖基本上设计为紧窄的样式，长度齐膝，便于活动。古代华夏族汉服上衣下裳，束发右衽的装束特点，就是在商代形成的。 

西周的建立，使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和提高了，物质明显丰富起来，社会秩序也走向条理化，并有了规章制度。汉服服饰形制也由于尊卑等级的存在、礼仪的需要而进一步规范化，被纳入"礼治"范围，尊卑贵贱，各有分别。

上衣下裳：那时的常服还是上衣下裳为主流，款式不变。只不过袖日趋发展变大，形成大袖，祛袂款式。衣裳也逐渐变宽。

满族的旗装，外轮廓呈长方形，马鞍形领掩颊护面，衣服上下不取腰身，衫不露外，偏襟右衽以盘纽为饰，假袖二至三幅，马蹄袖盖手，镶滚工艺装饰，衣外加衣，增加坎肩或马褂。

时至今日，它对现代服装也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随时代发展，经过加工曲线突出体态优美的旗袍，挽回了满服缺少美感的一面。

旗袍或短装有琵琶襟、大襟和对襟等几种不同形式。与其相配的裙或裤，以满地印花、绣花和裥等工艺手段作装饰。襟边、领边和袖边均以镶、滚、绣等为饰。

清初满族妇女与男人的装扮相差不多，不同之处只是穿耳梳髻，未嫁女垂辫。满族妇女不缠足、不穿裙，衣外坎肩与衫齐平，长衫之内有小衣，相当于汉族妇女的肚兜，衣外之衣又称"乌龙"。

—中国服饰

—中国古代服装

中华书局成立于1912年元月，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之一，由陆费逵（伯鸿）先生在上海创办。建局之初，奉行“开启民智”的宗旨，以编辑出版各类教科书为主，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推行新式教育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建局不久，中华书局的出版事业得到迅猛发展，在国内出版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中华书局云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及社会名流，如梁启超、于右任、范源濂、马君武、田汉、张闻天、潘汉年、徐志摩、钱歌川、陈伯吹、张相、舒新城等，并陆续出版了《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颇有影响的书籍，编辑出版了《大中华》、《新中华》、《学衡》、《中华学生界》、《中华小说界》、《小朋友》、《中华故事》等20余种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从建局到1949年，中华书局共出书5800余种，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重要古籍、少儿读物等多种门类。在全国各地设立了50多个分支局，1000多家分销处还在，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相继设立分局，业务遍及全国并海外发展。是当时中国仅有的几家大型综合出版企业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5月，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总公司迁至北京，同时在上海留有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1958年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同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书局被指定为该小组的办事机构，成为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图书及相关的学术著作、通俗读物的专业出版社，承担着国家级古籍整理的基本项目。历经20年时间，组织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被公认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相继编辑出版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文》、《全唐诗》、《全宋词》、《古本小说丛刊》、《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资治通鉴》、《文苑英华》、《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册府元龟》、《清实录》、《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大藏经》等一大批古代文史哲经典文献。陆续推出的重点丛书如“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中华史学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新编诸子集成”、“中国佛教典籍选刊”、“道教典籍选刊”、“理学丛书”、“学术笔记丛刊”、“古逸丛书三编”、“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本典籍。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陈垣、王力、钱钟书等著名学者的学术著作；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学术集刊、文史类期刊《文史》、《文学遗产》、《书品》等，在学术界、读书界、教育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近年来，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方面，中华书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先后出版了《左传译文》、《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庄子今注今译》、白话《资治通鉴》、白话《续资治通鉴》、《通鉴故事百篇》、《新编千家诗》、简体横排本《二十四史》、简体横排增订本《全唐诗》、《全宋词》，以及1981年创刊的《文史知识》、1998年复刊《中华活页文选》（成人版、高中版、初中版、小学版）等，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尽一份力。

在传统学术和古籍整理方面，中华书局拥有雄厚的人才资源，已故著名专家学者如陈乃乾、徐调孚、宋云彬、杨伯峻、马宗霍、金灿然、赵守俨等，在中华书局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巨大的作用。现有工作人员中，高级职称占27%，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20人，绝大多数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其中周振甫、李侃、傅璇琮、程毅中等先生在古籍整理及学术研究上均卓有建树。中华书局以她一流的作者、一流的编辑出版人才和高质量的出版物享誉海内外，是最能代表中国古籍、学术著作出版水准的出版社。

21世纪，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在汉语的世界化方面，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方面，中华书局将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个士绅，比较重视文化教育，在家延师教读。于先生的启蒙教师是当地很有名气的老秀才，主要讲授四书五经。后又请一提倡新学的教师讲授数学、历史、地理、格致等课程，中西并进，使先生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基础教育。1920年，他考入省立卫辉中学。入学不久，便以才思敏捷、擅长诗文而得到国文教师范文澜先生的赏识，经常将其作文装入镜框，悬挂教室之中让同学们学习。当时中学学制为四年，在卫辉中学的八个学期中，他七次成绩名列年级第一。因此，1924年毕业时被保送到河南大学的前身——中州大学文史系学习。

进入大学后，他在学业上得到了冯友兰、郭绍虞、嵇文甫、董作宾等诸多名师的悉心指导，先后阅读了张之洞的《书目问答》、《四库全书总目纲要》，梁启超的《要籍题解》等书，掌握了打开古代文献宝库的钥匙，并由此研读了大量 的古代文献和学术著作，初步认识到清代乾嘉学派讲究训诂考据，实事求是的朴学作风，寻找到一条研究语言文字和从事古籍整理的治学之路。这期间他还认真圈点了《说文解学》、《尔雅》和《方言》等书。六年的大学生活（其中预科两年）使他开拓了视野，明确了方向，为他一生的学术研究奠定了雄厚坚实的基础。

他还是一个热爱生活、兴趣广泛的人。幼年时他就喜欢绘画，总跟在他的表兄（当地一民间画家）后面看其作画。中学期间，美术教师仝伯高先生很赏识他的绘画天赋，经常让他为之代笔给人画扇面。到了大学之后，繁重的学业并未削弱他对绘画的兴趣，他发起成立美术研究会，并被推选为负责人，课余之时绘画、治印，他还兼任开封现代中学的美术教师。当上海暨南大学美术系主任陶冷月先生来校访问讲学时，他专程登门求教，聆听陶先生的指点，绘画技能提高很快。他还和同学一起参加开封文化界的文学社团——衡门诗社，与老前辈一道作诗填词，交流心得。为了活跃单调的校园生活，同时也是出于对戏曲的热爱，他和同学们组织了业余豫剧团，并粉墨登场，扮演角色。他还为剧团起了个考究的名字——巴剧社，意为通俗地方剧社。

1930年冬，于先生修完学分，从河南大学毕业。1931年春受聘于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后因病回乡。1932年春又应约到豫北沁阳省立第十三中学教书。当时正值军阀混战，炮火连天，狼烟遍地，他目睹这种混乱的时局，每每发出忧国忧民之慨叹：

画角荒城动客哀，百无聊赖强登台。

世成蛮触多戎马，运入红羊遍劫灾。

悲乱空吟庾信赋，伤时每悔杜陵才。

湖山春色明如画，忍见旌旄遍野开。

——《信阳城楼晚眺》

1932年夏，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实现了他继续深造的愿望。

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开办的一所学校（校址即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园环境幽雅，藏书丰富，名师众多，是一个读书、研究的好地方。在这里，于先生在诸多国学大师的教诲下，潜心于古代汉语、古音韵学、古文字学的研究。第一年，就写出了他的处女作《诗学总论》，该项成果获1933年河南省教育厅颁发的甲等学术奖金400元。此后，他又转入了《汉魏六朝韵谱》的撰写，1934年下半年完成初稿，再次获本年度河南省教育厅颁发的学术奖金600元。1935年该书稿撰写完毕，交中华印书局印刷出版，填补了古音韵史研究方面的一段空白。燕京大学非常重视这一研究成果，在于先生毕业之前，特发给他500元奖金以资鼓励。这项奖金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资助的，又叫哈佛奖学金。这次奖励的仅有4人，于先生名列第一。

1936年5月，《汉魏六朝韵谱》三册一函正式出版发行，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著名语言学家如钱玄同、刘盼遂、闻在宥、王力等纷纷著文称道。钱玄同先生以信代序云：“忽睹大著，此国音史上最无办法讲述之一段，先生竟竭数载之力，一一为之疏通证明……先生对古音之贡献，多发前人所未发，弟真欢喜赞叹，莫可名状！”刘盼遂先生在序中说：“求其资料周遍，缉撰密察，而褒然鸿帙，盖有未能如安澜是书者也！”闻在宥先生在序中亦评赞道：“安澜之为此，其思周力果，有为他人所不易逮者。章节之分合，韵部之出入，文字之异同，作者之真赝，辩论往复，稿草屡易，务当于心而后已，此其艰苦，读者或不尽知也。”王力先生在当年9月17日的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上发表书评指出：“韵部分合表，以侵真分立，界限显然与鄙意正相符合。此外蒸登分立、职德分立，其偶然通用者视为例外，都是很合理的。……三期之分，尤见恰当，如能再加董理，将成传世之作。”这本书是于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中国音韵史上的开创性著作之一，它丰富了祖国的语言学宝库，并产生了国际影响。日本的汲古书院1970年将此书影印发行。1989年，此书经过重新校勘后，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再版，至今仍为中古音韵研究的必读之书。

继《汉魏六朝韵谱》之后，中华印书局又约请于先生再著艺术类新书。于先生凭借他深厚的文史研究基础和对美术理论的浓厚兴趣，在收集大量画论资料的基础上，精心整理、认真考订，将54种历代论画著作以时代先后进行编排，并附有相关背景资料和校勘记。经过一年多的苦干，1937年6月，他的第二部著作《画论丛刊》一函六册出版问世。此书的出版，受到美术界的欢迎。著名画家齐白石和萧谦中分别为此书题写书名和设计封面，著名美术史论家余越园和郑午昌分别为此书作序，称此书：“兹编所辑虽广，而抉择矜慎，实为从来丛刊所未有。得此一编，于古今画学理论之源流与其要旨灿备无遗，洵可为后学之津逮矣。”“安澜先生博学多艺，既著《韵谱》，乃辑《画论》……述前启后，其有功于艺林又何如！”著名画家黄宾虹先生和南京美院俞剑华先生亦对《画论》的问世交口称赞。1957年，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再版了此书，1960年、1989年又多次重印，1978年，香港中华书局将此书翻印，风行于东南亚各国。

正当他在事业上步入鼎盛之时，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他想南下归乡，无奈交通中断，只得滞留北平。为了糊口，他到北平汇文中学任教。课余时间，仍致力于古籍的整理研究。他将在大学时期下功夫圈点过的《说文解字》翻检出来，打破原来的编排体例，从检索方便实用出发，把原部首表意相近者类聚在一起，并以出土的甲骨金文可订证《说文》解说者，皆予以注出，由此成《〈说文解字〉分类简编》一书。此外，为了高三学生阅读之便，他还特意精选出清代以前在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一百位名家的传记，详加标点，注明出处，划分时代，冠以叙论，名为《历代文学家传选》，由校方排印后发给学生使用，颇受好评。

1939年暑假，京汉铁路通车，他辞去了汇文中学的工作，返回故里。后在滑县联中任教直至抗战胜利。

1946年，应河南大学之邀，于先生回母校任教。1948年，他随河大南迁苏州。一年后，开封解放，他又随河大返汴。

1949年9月，他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政治学习，进行思想改造。在接下来的业务改造中，由于学校精简课程，于先生所学专业一时无用武之地，便被学校解聘。这以后，他先后应聘到武汉教育学院和新乡平原师范学院任教。1955年院系调整，他又重返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从此，这里就成为他后半生的归宿。

1957年以后，政治运动频繁。于先生也受到不公正待遇。系里不给他安排课程，让他在资料室工作。对此，于先生并不计较，他认为这是一个读书、做学问的好机会，于是静下心来，开始在这里实施他的研究写作计划。

他首先着手于《画史丛书》的编纂工作。历时七年，共搜集有关画史专著22种，汇集从南北朝至近代著名画家的传略，并详加校勘和标点，1963年由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两函十册，印制精美考究。1970年台湾曾翻印出版此书，日本也出版了《画论丛书》、《画史丛书》的精装日译本。1984年，上海美术出版社又遵从于先生的意见，将此书改印为5册平装本，以方便普通读者。

《画史丛书》出版后，于先生又开始了他计划中的下一本美术史论著——《画品丛书》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并拟定了《诗学类编》、《古书文字易解》和《典范语言类编》的编写计划。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于先生也在劫难逃，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游街、批斗、写检查、劳动改造，备受煎熬。但是，这种非人的待遇并未动摇于先生对学术研究的执著追求。70年代初，对“臭老九”的批判已不那么激烈，他也不再是批判斗争的重点对象。已近古稀之年的他便抓紧时间，重操旧业，在家中又开始了他的研究编写工作。不论是炎夏酷暑，还是数九严寒，他都笔耕不辍。这期间，他与书法界的一些老朋友如武慕姚、陈玉璋、牛光甫等也开始恢复交往，一些中青年书法爱好者也开始登门求教。开封市文化馆成立了书学会，邀请于先生去授课，他欣然前往，并为学生编写了《书学名著选》，由文化馆印制后发给大家使用。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万物复苏，于先生也迎来了他学术研究上的春天。他又登上了久违的讲台，向学生讲授古代汉语和古文字课。1983年，他开始招收研究生，为文字、训诂、音韵诸方面培养高层次的专业人才。因为于先生在多个学科领域都有建树，其学术影响波及海内外，所以他的各种学术活动亦开始增多。他应邀先后参加了中国训诂学会、中国音韵学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并担任了中国训诂学会、中国音韵学会、河南省语言学会、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河南省书法家协会等学术团体的顾问。1984年出任河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于先生在授课之余，将封存笥多年、凝聚着他大量心血的书稿整理出来，送交出版社出版。1982年，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画品丛书》，由著名画家刘海粟题写书名，此书辑录了从南北朝至元代记录画迹的著作13种，并详加标点和校勘，与先此出版的《画论丛刊》、《画史丛书》构成一个整体。成为整理发掘中国画学遗产的重要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被高等美术院校定为必读的参考书。

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再版了他经过修订校勘的《汉魏六朝韵谱》。199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学辑要》。此书把历代诗论的精粹按体裁、源流、作法进行了分类考订。由赵朴初先生为之题写书名。当今著名学者黄天骥、詹福瑞对此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古书文字易解》，由王力先生题写书名，书中广泛搜集摘录了古书中有特殊用法的文字，按照形、音、义分为三编，每编又分为若干类，每字后又列出辞例，使读者循此以了解字形的演变、声韵的通假、词义的发展等，从而排除青年人阅读古书的障碍。他还组织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在他原有资料的基础上整理编写出《历代典范语言类编》一书，指导年轻人走学术研究之路。经过几十年的沉寂，于先生又迎来了他事业上的第二次丰收。1985年，他赋诗以明志：

岁月如流已霜巅，似食甘蔗根更甜。

愿祈天公赐康健，再做老牛七八年。

1986年，于先生离休。他“不愿余年随流水”，人虽离岗，仍心系学术，心系弘扬先哲、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他离休后，不顾年已八十有五，仍不辞劳苦，到处奔波，倡议纪念河南的文化先哲。他的倡导受到省委领导和有关各地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十几年来，河南先后建成了许慎墓祠和许慎纪念馆、画圣吴道子纪念馆、张衡纪念馆、张仲景纪念馆、花木兰纪念馆等。他还在书坛辛勤耕耘，为社会各界的书法爱好者写下了大量的书法作品，而从不收一分钱的“润笔”。1992年，在他九十寿辰的时候，河南大学和中文系特地为他举办了九十华诞盛典，以表彰他几十年来对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

1993年夏，于先生患病住院。1999年8月16日，于先生终因心力衰竭，医治无效而逝世，享年98岁

好象没有啊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图书集成（其次是明朝的永乐大典）。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纂，历时9年成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整套书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的重要古籍（一部分被列为禁书），涵盖了古代中国的几乎所有学术领域。

整套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44类，其中也包括了《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周易》、《周礼》、《礼记》、《诗经》、《孝经》、《尚书》、《春秋》、《史记》、《尔雅注疏》、《说文解字》、《史记》、《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国语》、《水经注》、《战国策》、《本草纲目》、《茶经》等其他经典著作，还有日本、朝鲜、越南、印度以及来华欧洲传教士的一些著作，为后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较完善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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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的编纂

清乾隆38年（1773年）2月朝廷设立了“四库全书馆”，负责《四库全书》的编纂，由乾隆皇帝的第六个儿子永瑢负责，任命皇室郡主于敏中为总裁，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为副总裁，召著名学者纪昀为总纂官开始编纂这套卷帙浩繁的丛书。陆锡熊、孙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晋涵等其他学者也参与了编纂。曾参与编撰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学者达到3600多人，而抄写人员也有3800人。

《四库全书》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征收的流通图书、清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珍本善本。据统计，光是征收得的图书就达13501种。这些书筛选后按“著录书”及“存目书”分别收入，其中“存目书”不录全书，只摘部分内容，而“著录书”则经过整理、校勘、考证后，按特定格式重新抄写存入，誊写完成后，还要与原本反复校勘。最后收录的图书有3461种。

《四库全书》为了美观与便于识别，采用分色装潢，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或浅蓝色），集部灰黑色。四部颜色的确定，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四库全书总目》因为是全书纲领，采用代表中央的**。

乾隆49年（1784年）四套书陆续完成，全书共抄7部，分别贮于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又在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建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各藏抄本一部。副本存于京师翰林院。其中文渊阁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体也更工整。

乾隆52年（1787年）乾隆皇帝抽查《四库全书》时发现一些书有诋毁清朝的字句，因此下令重检《四库全书》，并最终删除《诸史同异录》等11部。但这11部书虽然从《四库全书》中删除，但是依然存在宫中，没有销毁，这11部书中的9部还流传到今天。

嘉庆八年（1803年）由纪昀主持进行了《四库全书》最后一部分官修书籍的补遗工作，进一步完善《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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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改古籍

编纂四库全书时，清廷为维护统治，大量查禁明清两朝所谓有违碍字句的古籍，见四库禁书。并且大量篡改古籍，如岳飞的《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和“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的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其中“膻腥”犯忌，改作“亦凋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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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的命运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中国历经动乱，《四库全书》也同样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其中文源阁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杭州文澜阁藏书楼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钞，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于1881年再度存放入修复后的文澜阁。文澜阁本在民国时期又有一次大规模修补，目前大部分内容已经恢复。因此《四库全书》今天只存4部，其中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经上海、南京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文溯阁本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后从沈阳故宫转运至兰州，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而残缺的文澜阁本则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1966年10月，为保护《四库全书》安全，经中央有关部门协调，辽宁省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运至兰州，藏于山中。目前，辽宁有关人士要求归还，以“书阁合璧”。甘肃方面也修建藏书楼，加强保护。文溯阁《四库全书》其最终归属仍未定。

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影印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将之缩印。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分别出版发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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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

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经、史、子集书籍3450 种，79072 卷、36000 余册）

"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

《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

第二步是整理图书。《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四个来源：一是内府藏书，二是清廷官修书，三是从各地征集的图书，四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

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

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当然，《四库全书》的内容也有不足：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挖改。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布世界。

《四库全书》编纂成功的原因何在？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弘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入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四库全书》的流传情况如何呢？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如何评价《四库全书》？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首先，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总而言之，《四库全书》是18世纪70到80年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项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