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修复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鼎力相助”,我们能为其做些什么?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6浏览:1收藏

古籍修复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鼎力相助”,我们能为其做些什么?,第1张

一部《我在故宫修文物》节目的播出,迅速让大家对文物有了充分的了解,也让文物修复师迅速火热了起来。一部《我在扬大修古籍》的纪录片,以让大家对古籍的修复有了明确的认知,纪录片中的一句”800位实习生当中,却没有人能够成为古籍修复师“,让大家对这一方面人才的缺失引起了很大的重视。

中国的历史长河十分悠久,需要修复的古籍数量也十分庞大,而修复人员和修复速度的不平衡,也让古籍修复面临着很大的矛盾问题。在”十一五“期间实施的对古籍保护计划,尽管让古籍修复人员的数量有所增加,但是与所要修复的古籍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缺口。尤其是一些博物馆、图书馆、档案局这种单位由于编制的缺失也导致能够弥补的修复岗位相应的也缺少很多,然而古籍的修复又是一种需要很强实践能力的工作,如果没有接触到古籍的话,那么所学习到的理论知识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人才的学习没有可以施展的地方与需要修复的古籍数量产生的矛盾,是我们现如今仍然需要解决的难题。

因此针对这一现象提高从业人员的薪资待遇荣誉感,重视对古籍的修复工作才是解决这一矛盾问题的根本措施。通过社会力量来解决这一难题是很有效果的,很多人对于古籍拥有很高的热情,愿意为古籍的保护提供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尽管学习古籍保护的理论知识之后,不能够立即投身于古籍的修复工作当中,但是这些人群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志愿者,为古籍修复承担一些要求不高的但是需要投入很多精力的修复工作。比如录入、登记古籍的事物,这样对于一些爱好古籍的人来说,也何尝不是一种奉献呢。

因此,尽管古籍修复这一工作较为冷门,但是随着大家对于古籍的了解,也对其产生了敬畏之心。因此相关部门通过社会力量将古籍的修复工做效率大大提高,也能够很好的帮助古籍修复师的培养,弥补人才的缺失,使古籍保护能够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样也能够很好的将古籍内容,进行有效的传承。

《吠陀经》成书

19世纪以来,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医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前,东印度公司的医生郭雷枢、李文斯敦等在广州、澳门一带向华人行医,将西医传入中国。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所教会医院。此后,教会医疗事业不断拓展。1876年,新教在华所办教会医院有16所、诊所24所,1905年分别达到166所和241所。同时,传教士还翻译出版西医书籍,创办一系列教会医学院校和护士学校。洋务运动开始后,中国人也开始兴办近代医疗事业,但起步晚、进展慢。晚清时期,也有少数中国人因出国时受西方文化影响,或因接触通商口岸的外国私人医生而认识和接受了西医。相比之下,教会医疗事业是晚清影响最大的西医事业,它与其他因素一同影响了中国人西医观的演变。

《妙闻集》

妙闻是印度外科的鼻祖,音译名是苏斯拉他(Susruta),妙闻是中国古代的译名。大约生于公元前五世纪,他的著作收集在《妙闻集》中。《妙闻集》乃是印度阿输吠陀系医学外科的代表著作。《妙闻集》强调外科治疗的成功有赖于医生、药物、病人和助手四大要素的密切配合。其中提及助手的选择和训练,这可以说是护士的雏型。也述及医德问题,要求“医生要有一切必要的知识,要洁身自持,要使患者信赖,并尽一切力量为患者服务,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亦在所不惜”。并称“正确的知识、广博的经验、聪敏的知觉及对患者的同情是医者的四德”。

印度有许多传统医学流派和分支,其药物多取材于热带植物。 著名的有阿育吠陀医学 (Ayurveda),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医学体系,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的吠陀时代,距今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仅供参考

1、印度医学 历史源流 印度医学又称阿育吠陀医学 (Ayurveda Medi-cine),形成于 公元初期的古代印度,以被称为“古印度医学百科全书”的《啫 罗迦本集》的问世为标志。 吠陀时代 (约公元前 14 世纪至前 600 年 ), 主宰印度的雅利安人开创了以婆罗门教为核心的吠陀文化 , 也开启了印度古代哲学和自然哲学的源头。 作为四种副吠陀 (对 吠陀的补充和演绎)之一的阿育吠陀是关于植物和医药的知识。 在梵文中“阿育”意为生命,“吠陀”意为知识、学问。 阿育吠 陀意指生命之学,是印度医学理论的源头。

  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是什么书呢?笔者在七、八年前就开始思考和探寻这个问题。在一年多前,这个问题终于有了眉目。  一、源头 昆明大学与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于2004年5月合并后,改称为昆明学院。

昆明大学建于1984年3月3日。2003年2月,昆明大学合并了原昆明市轻工业学校、昆明市城乡建设学校、昆明市立信会计学校三所中专学校。这三所中专学校都是建国以后才创办的。因此,合并以后的昆明大学图书馆有古籍的可能性不大。笔者在昆明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几经查访,结论是:昆明大学图书馆没有古籍;昆明大学图书馆虽然有一部分线装书,但都是近二十多年来在普通书店购进的线装书,这些线装书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拍照制版后印刷的,因而不是古籍,更谈不上是善本。所以说,原昆明大学图书馆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像样的镇馆之宝。

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建于1981年4月。2001年1月5日,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合并了原昆明师范学校和原昆明幼儿师范学校。昆明幼儿师范学校始办于1978年,即建国以后才始办的,因而有古籍的可能性也不大。而昆明师范学校却始办于1905年,即始办于光绪三十一年。另外,笔者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查到:晚清时期全国各地的不少书院相继改建成师范学校;昆明地区在晚清时有三大书院。两年前,笔者亲眼目睹了原昆明师范学校图书馆的古籍上钤有五华书院的印章。因此,昆明师范学校有可能是在1905年,由五华书院改建而成的。所以说,原昆明师范学校图书馆有古籍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几年前,笔者曾听原昆明师范学校图书馆的人说,他们图书馆大约有两千本古籍。

两年前,由于宣传工作上的原因,笔者与昆明学院图书馆的党委书记一起到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即原昆明师范学校图书馆。在闲谈中谈到了古籍的话题。一位北校区图书馆曾经保管过“古书”的工作人员说:北校区图书馆的“古书”都是民国以后的,并且都被虫吃成了筛眼、一包灰,一碰就碎,没有什么价值。当时北校区图书馆的负责人也在场,但他对古籍的话题没说一句话。回来后,笔者越想越不对劲,就对昆明学院图书馆的党委书记说,想去看看北校区图书馆到底有没有古籍;那些“古书”真的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吗?昆明学院图书馆的党委书记同意了,说等他与北校区图书馆的负责人联系好后,一起去看看。

二、初见端倪

时隔不久,昆明学院图书馆的党委书记就与北校区图书馆的负责人联系好了。笔者就与昆明学院图书馆的党委书记一道专程去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看那些“古书”。那天,我们受得了北校区图书馆负责人的热情接待。

当笔者看了四册一套的《温飞卿解集》后,眼睛一亮。它的字的结构匀称;字距和行距合适;墨色浓黑;字迹都清晰;版本是木雕本;纸质比较厚实;纸的老化和氧化程度自然;纸的暗帘较宽;版式大小和装帧形式都与康熙时期的相符;把它靠近鼻子闻一闻,闻到了古籍的那种特殊的香味;只有一个序,序的落款的年代是康熙,序的附近连撕去一页的痕迹都没有,仔细查看装订线,装订线是原装的,没有被拆开后抽去年代较晚的序的情况;从目录查到,这套书共有四册九卷,除其中的两册的前几页有一两个被虫蛀成的小洞外,四册都没有油污和水渍等,四册都基本保存完好;《温飞卿解集》的内容是诗集;这套书是齐全的、成套的。笔者凭收藏古籍十多年的经验,当时就认为《温飞卿解集》是康熙时期的刻本,并且应该是善本。

十多年前,云南省成立省文物收藏协会时,笔者成为了云南省省收藏协会的第一批会员。2010年11月,笔者参加了第二十五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在培训班学习期间,笔者有幸跟李致忠老先生、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徐忆农、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的罗琳先生等全国知名的古籍专家学习古籍知识。应学员们的请求,李老先生讲授了古籍的鉴定。笔者从多年收藏的古籍中,挑选了十几册(种)请李老先生鉴定。李老先生的鉴定结果是:十几册(种)都是古籍,没有赝品;其中有三册(种)还是明代的古籍。

另外,笔者还在北校区图书馆看到了二十来个装满古籍和民国时期的图书的书柜。其中古籍大约有两千册左右。在古籍中,除《温飞卿解集》和同治、光绪时期的几套古籍成套外,其余的古籍都不成套,不齐全。在这些古籍中没有发现活字本,也没有发现套印本。在其中的几本古籍上钤有五华书院的印章。

这二十来个书柜,每个书柜都有两扇用茶色玻璃做成的梭门(滑动门)。对这些书所采取的防虫蛀的措施,只是放了一些旱烟叶。并且这些旱烟叶是几年前购买的,已经闻不到旱烟味,也就几乎没有防虫蛀的效果。这些古籍中有一小部分被虫蛀成了筛眼,但字还是能够辨认出来的。有几册古籍的卷首和卷尾已成了碎片,但卷中可能还是可以修复的。其余大部分古籍都基本保存完好。此外,那些民国时期的图书也都基本保存完好。笔者看完这二十来柜书后,觉得:除《温飞卿解集》是康熙时期以外,其它两千册左右的古籍都是清中晚期的;其余的都是民国时期的图书。这二十来柜的书的价值不小,其中《温飞卿解集》最为珍贵。

北校区图书馆的负责人说,这批书有一万本。但只有数字,没有书的花名册,更没有具体年代等详细的文字记录和说明。

从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回来后,笔者及时向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馆长做了汇报。同时还向图书馆领导提出三个建议:

1.目前对那些古籍和民国时期的图书的防虫蛀的措施不得力,可以先买一些樟脑精或樟脑丸之类的防虫物品防虫蛀。等向院领导汇报后,批到经费,再采取更为有力的防虫蛀等的保护古籍的措施。

2.由于云南大学图书馆有十几万册古籍,其中有一套还是宋元刻本,还有明代的一些孤本。他们馆的古籍专家鉴定古籍的水平是比较高的。而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馆长与云南大学图书馆的馆长比较熟悉。因此建议:由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馆长出面,请云南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专家,到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鉴定那些古籍。

3.目前对那些古籍和民国时期的图书的管理比较混乱,应加强管理。

三、有了眉目

事隔不久,即在一年多前,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馆长叫笔者与本馆的党委书记一道,陪同云南大学图书馆的一位古籍专家到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鉴定那一万册左右的书。这位古籍专家是古籍方面的硕士。

陪同云南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专家到了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之后,笔者欣慰地看到了那二十来个书柜里,已放进了一些樟脑丸。尽管进屋后闻到的樟脑味还不够浓,但多少还是起了一些防虫蛀的作用。

云南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专家把这一万册左右的书仔细地看了一遍。并且同时做了一些记录。然后回到云南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和上网考证。云南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专家最后的鉴定结果是:

1.《温飞卿解集》是康熙时期的刻本,并且是善本。

2.其余古籍是清代中晚期的刻本,且多半不成套,不齐全。

3.这一万册左右的书中,有两千册左右是古籍,其余是民国时期的图书。

4.这一万册左右的书的价值不小,比较珍贵。

5.这一万册左右的书中,《温飞卿解集》的价值最高,最为珍贵。

综上所述,《温飞卿解集》是笔者到目前为止,所能看到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昆明学院图书馆目前总建筑面积达40075平方米,现在藏有印刷型(纸质)图书135万册,电子图书123万册(种),现有阅览座位总计3300余个,每周开馆时间可达100余小时。现有在校学生1万5千人左右。如此规模的高校图书馆,如今总算有了比较像样的镇馆之宝。我们应该珍惜和保护好这一镇馆之宝!

基金项目:云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08YNSKNO059)阶段成果之一。该课题的负责人是昆明学院图书馆的祁跃林研究馆员,本文作者是该课题组的成员之一。

(责任编辑 刘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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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古籍保护工作,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文化发展责任的主动担当,有利于 增强人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我们要先了解中医药文化有哪些,是什么。在我们充分了解后,我们可以开始从从开展中医药古籍普查登记着手,系统收集整理中医药典籍、出土医书、民间传承的医方医术、秘验单方等,建立综合信息数据库和珍贵古籍名录,进行整理、出版、研究和利用。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学校申请相关社团活动,用于宣传中医药文化,开展一些活动,例如展览会、各种节会等等进行中医药文化的宣传与科普,并且可以参加一些有关中医药文化的国内外的交流活动,更加深入了解。

文化创新也不是平白无故的创新,是建立在原有文化基础之上的创新,而古籍正式中华文化数千年的结晶,所以文化创新和古籍修复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古籍可以为文化创新带来基础和主干,而文化创新则让古籍焕发新的活力,在新时代下进行新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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