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黄煞即是五黄星飞临之方位

五黄星在“玄空风水”里分为大运五黄、宅星五黄、流年五黄、流月五黄、流日、流时五黄等。

其中以宅宅星五黄的影响力最深，但最慢。影影响力最大最速为流年、流月五黄、流日、流时时之影响力甚小。

五黄飞临位置无动象；就不犯五黄煞。

五黄星虽为凶神，但若其宅到山到向，又有众旺至加临，五黄不但不凶，反反而助吉甚速也。

命理派认为，凡是日主喜土之命，不怕五黄，可通过旺财布局，引发五黄星星助日主发福。日主主木旺之命，见五黄星则如见财，亦发福。

　　1、在《半月关》剧情中主要讲的是商人丢失案件，在这个副本中即将出现很多关键性的人物，例如风师师青玄、贺玄、半月、裴宿。

　2、谢怜从神秘老者口中得知了“半月关”的事情，而这个“半月关”也就是谢怜曾经去过的“半月国”。在谢怜与这位神秘老者交谈中发现了老者的异常，在通过试探之后揭穿了老者的身份，原来这位神秘老者早已经死去，而此时只剩下了一副躯壳被妖鬼操控。在被揭晓之后，这位神秘老者拿起了剑，向谢怜发动了攻击。正当谢怜打算使用若邪困住这位神秘老者时，花城却直接动手了。花城利用桌子上的竹筷当成了利箭一般，直接穿过了这位神秘老者的肚子。当老者被花城重创后，老者变得干瘪，直接成为了一个空壳。

　3、根据古籍记载，月沉之时，向着北极星的方向一直走，就会看到半月国。一路上看到西北的夜空，似乎比中元来得更加漂亮疏朗。半月国的国师，就是大家熟悉的半月。她还没正式登场的时候，身上带的传说非常吸引人。半月是半月国女人和中原男人生的混血女儿，她从小被两边小朋友排挤，但有一中原小孩——小裴，对她很友好。她去中原学法回来，因能操控半月国蝎尾蛇故而被封为半月国国师。

　4、半月国因即将战败，半月国上层人设计在普通民众身上安放炸药，想等民众分散到中原各地的时候炸死很多中原人。半月小时候受到化名花谢的谢怜影响想要拯救苍生，遂打开国门，引小裴将军的人屠了城，半月国怨气冲天。后来小裴也飞升成了神官，屠城带给他的不仅是凶狠还有功劳和勇气。

　5、之前有个很推崇半月的将军刻磨(现在是怨魂)，因他的士兵怨魂在坑里出不来，需要活人祭奠，他就想把半月吊死在罪人坑上。为避免半月被献祭，小裴用分身当导游引商人路过半月关，送“食物”给刻磨。

　6、最后的结果是主角团经过打斗等揭发小裴，小裴被风师青玄和冒充地师的贺玄送上仙京。

《学记》是我国最早的一篇教育专著。全文只有一千二百二十九个字，对教育目的、学校制度、教育原则、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以及教师的作用等问题，都作了比较全面的系统的论述，写得非常精练，非常深刻。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它奉为经典，用以指导设学施教，对我国古代教育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学记》是我国古代教育论著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教育的宝贵文献。

一

《学记》提出了“尊师重道”的思想，是可贵的，在中国教育史上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学记》既然把学校教育当做“建国君民”的重要武器，因而对于执行教育工作的教师，必然给予崇高的社会地位。“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学记》）这就是说，教师的地位同神圣的祭祖礼仪中的“尸”一样受到尊敬。封建统治者对于自己的臣民，只有在他们“为尸”或“为师”时，才不以臣礼对待他们。虽然天子为“贵”，也须免除老师对自己“北面而朝”的臣下之礼。

封建社会的“尊师重道”，其目的在于把教师当作整个封建思想体系的代表，企图通过“尊师”来尊重封建的“道”，维护封建统治。因为只有“尊师”才能“重道”。所以《学记》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这个“尊师重道”的思想，被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者利用为进行统治与巩固统治的武器之一。但就《学记》提出对教师应严格要求，并号召社会上尊师这一点来说，直到今天，还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二

《学记》关于教育制度和学校管理方面总结的主要经验为：

一是健全学校教育制度。《学记》记录了中国古代学校制度。“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这说明，中国古代，也曾广设学校以施行教育，它的制度，是每二十五家设立“塾”，以教闾巷中各家的子弟；每五百家为党，党内设立“庠”，以教闾塾中所升入的子弟；一万二千五百家为遂（即术），遂中设立“序”，以教党庠中所升入的子弟；天子的首都或诸侯的国都，设立大学，以教天子诸侯等贵族的子弟和遂序升入的学习成绩优秀的子弟。由此可见，古人对于学校的设置，是按照行政区划层层设置的，十分周全，这也是政教关系十分密切的一种反映。

二是严格考试制度。《学记》曰：“比年入学，中年考核。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大学每年有新生入学，每隔一年要考查他们的学业成绩。第一年，考查他们是否能分析经义和章句。辨别自己的志愿，决定学习的趋向。第三年，考查他们能否专心学业和同学之间是否融洽，共同研习。第五年，考查他们学识的广博和亲近老师的程度。第七年，考查他们议论学业是非能力，以及能否择其善人为友；在这个学习阶段内，他们如果都能达到标准，就叫做“小成”。到了第九年，就应该考查他们能否做到推理论事，触类旁通。虽独自立说，却不违反老师的教诲，在这个学习阶段内，他们如果能达到标准，就叫做“大成”。经过这样学习后，将来就足以教化民众而变易旧的风俗，并且使周围的人心悦诚服，远处的人响往来归。这就是大学的教育宗旨。

《学记》在这里讲的是大学的修业年限和视学制度。大学修业九年，分前七年后二年两个阶段。每两年考查学生成绩一次，每次考查都有重点，而且不仅考查学业成绩，也考查操行成绩。这可能是《学记》作者的设想，因为当时还不可能有学年制度、班级授课制以及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的教学计划。然而这种设想也是可贵的。

三是重视开学典礼。“大学始教，皮弁祭莱，示敬道也”。这说明大学开学的仪式是很隆重的。在开学时，由官吏穿着礼服，供奉祭莱，举行祭礼，以示尊师重道。“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在开学典礼时进行目的教育。要学生朗诵《诗经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表示君臣宴会作乐，上下和睦。教育学生学习是为了做官，管理国事。今天看来，这目的的本身不可取，但重视目的教育是对的。因为在隆重的开学典礼时进行目的教育可以使学生产生深刻的印象，取得良好的效果。这说明古人对目的教育是十分重视的。我国至今仍继承了这种优良的传统。

四是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入学鼓箧，孙其业也”。学生要按鼓声打开书箧，如今天学生按着铃声上课一样，可见学习纪律是严格的。目的是使他们重视学业。至于“夏楚二物，收其威也”的体罚制度，是封建社会的棍棒纪律，与我们今天提倡的自觉纪律是不相容的。

总之，《学记》在教育制度与学校管理方面的论述，有的到了两千年后的今天仍有积极意义。由于时代、阶级的局限性，有的今天看来显然是不合适的，这并不奇怪。

三

《学记》的教学论思想，贯穿了一个基本精神：教师应启发诱导，学生应积极思考，自觉学习，教学是师生的双边活动。

《学记》分析教与学是“学学半”的关系。第一个“学”字应读“效”，是教的意思；第二个“学”字，是学习的意思。“学学半”是说教与学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教学是两个方面活动的统一体。在教学过程中，教学质量的好坏，一方面在教，一方面在学，学习的人，也是一方面靠人来教，一方面靠自己去学。教师虽然以教人为主，但遇到困难的时候还必须加强自学。所以教师也是教人和自学两方面的结合。

人的发展是受遗传、环境和教育三个基本因素所制约的。究竞哪一个因素起主导作用呢？历史上的教育家曾经争论不休，它反映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世界观的尖锐斗争。《学记》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学记》的用意是强调“学”。说明人是“学而知之，”而不是“生而知之”。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在两千多年前，《学记》就肯定了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

教学是师生双边话动。不仅要有救师的积极性，还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学生在学习中的积极性，主要是开动脑筋思考问题。历代教育家普遍重视学生的思考活动，要求他们把“学”与“思”紧密地结合起来。 《学记》对“学”与“思”的关系，认为既学且思，学思结合。这种学思并重的思想，对于后来的教学理论和实践曾发生过深刻的影响。《学记》从启发诱导和学思结合的指导思想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的有益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关于教学原则有如下几条：

（—）启发诱导原则

启发诱导的原则，现在通称启发性原则。可以说它是《学记》中最基本的一个教学原则。

《学记》作者说：“君子之教，喻也。”所谓“喻”，在这里可以说是启发诱导的意思。《学记》认为教师教学的基本特点是要善于启发诱导，并进一步说：“能博喻然后能为师。”只有善于多方启发诱导的人才能当教师。可见把启发性原则提到很高的高度。《学记》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时观而弗语”、“开而弗达。”就是说教师对学生的学习经常加以检查指点，启发诱导，但不要灌输，不要包办代替，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积极思维，使学生融会贯通地掌握知识。

（二）教学相长原则

学无止境，教也无止境。教师应当坚持教学相长的原则。《学记》作者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日：教学相长也。”可见《学记》不仅提出了教学相长的原则，而且还从教与学两个方面精辟的论述了这个原则：

首先，从教师方面讲：“教然后知困。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教的过程也就是学的过程，教与学是彼此相长、互相促进，不断提高教学的水平。教师通过教学感到困难，发现自己知识的不足，从而督促自己再努力学习提高。这种情况，凡是从事过教学工作的同志几乎都有这种体会。开始时认为自己差不多了，教课没有问题，但一到上课，就感到有些地方讲不清楚，更不能深入浅出的生动传授知识，这时才体阶约夯购懿还唬枰樾难埃饩褪恰敖倘缓笾А！薄爸А比缓蟛拍堋白郧俊薄BR> 其次，从学生方面讲：学生从老师的教中获得知识，但需要自己刻苦钻研，努力学习，才能不断提高，不限于师云亦云。学习是一种实践活动，通过学习实践才能体会到学习的好处和难处。愈学兴趣愈高，眼界愈开阔，也就愈感到自己的贫乏，从而发奋“自反”，求得长进。所以说：“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学然后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

根据上述理解，可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需要不断学习，除了学习书本，师生还要互相学习，特别是教师要注意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共同提高。“故曰：教学相长也。”《学记》提出的“学学半”的主张也是对“教学相长”思想的高度概括。

《学记》提出的教学相长原则，具有辩证法思想因素，它发挥了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思想，揭示了教学工作中的客观规律。

（三）循序渐进原则

《学记》对于循序渐进的论述，比我们通常说的系统性原则，含意要广，内容要多。它包括了系统性、量力性、以及因材施教等原则的内容和要求。《学记》对于如何贯彻循序渐进的原则，提出了两点要求：

首先，“学不躐等也”，教学要有系统性，教学的系统性，是科学知识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任何科学知识，都具有严密的逻辑系统，教材是有一定的连贯顺序的，学生的学习是新知继旧知，以旧引新，循序渐进。俄国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乌申斯基在论证系统性时曾说过：“当然，只有本着事物自身的合理的知识体系，才能使我们有充分的可能来掌握知识。一个人的头脑如果充满了许多零碎而不联系的知识，就会象杂乱无章地堆着各种东西的仓库，这里连仓库主人也什么都找不到。至于一个人的头脑中只有体系而无知识，就象商店一样，它的每个柜子都贴着东西的标签，但是柜子里是空的。”（转引自苏联达尼洛夫、叶希波夫编著《教学论》第197页）乌申斯基的这段话非常生动形象的说明，教学不按部就班地系统地进行，就会“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陷入混乱的境地。只有掌握加法的概念和判断，才能进而顺次掌握减法和乘法的概念和相应的判断推理过程；只有掌握了力的概念，才能进而顺次理解重力、压力。任何打乱知识的系统性，连贯性，超越学生的接受能力的做法，都是违反教学规律的。

其次，“不凌节而施”。这句话汉代郑康成解为“不凌节，谓不教长者才者以小，救幼者钝者以大也。”孔颖达解为“不凌节，谓年才所堪，不越其节，分而教之，所谓孙顺也。”依照他们的解法，要从学生的年龄和才能出发，因材施教。《学记》说，“当其可之谓时。”这是孟子所说“时雨之化”的“时”，其意义是说，“教育工作必须及时进行，如果失之过早，它就不适合学生的接受能力和需要。相反，如果失之过迟，则学生的要求可能已经消失，也不容易使他们接受。这样不合时机的教育，《学记》认为，必然是‘勤苦而难成’，达不到教学的预期的效果”。所以《学记》提出“不凌节而施”的要求。“不凌节”就是教学不要超越学生的实际情况，不要教小的、钝的学生太多太深的知识，超越他们的接受能力，使学生“吃不了”；也不要对大的、有才能的学生，教的太浅太少，使他们“吃不饱”。《学记》要求要在“节”的限度以内，做到“教不凌节”，“学不躐等”，循序量力地进行教学。《学记》主张“幼者听而弗问”，为的是“学不躐等也”。“良冶之子”之所以“必学为裘，”“良弓之子”之所以“必学为箕”，“始驾马者”之所以要“反之，车在马前”，都是说明要在“节”的限度以内循序渐进而不“凌节”的意思。《学记》反对“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只顾赶进度，不管学生能不能接受），因为它违背循序渐进的原则，“凌”了“节”。夸美纽斯曾说过：教材讲解要注意一贯性和连续性。并提出“使先学的东西为后学的东西开辟道路。”梁启超讲得更通俗：“求学譬如登楼，不经初级而欲飞升绝顶，未有不中途挫跌者。”（《教育政策私议》）孔于亦有“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的评论。（《先进》）中外学者这些话都说明，教与学要遵循客观规律，循序渐进，要想“挟泰山以超北海”是做不到的。（《孟子梁惠王上》）现在，有的学校搞突击、搞竞赛，搞题海战术，片面追求升学率，都是违反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是不会取得什么效果的。即使偶而见效，也决不会持之久远，不少学生通过突击升入大学后，功课跟不上，就是例证。殊不知“多则惑”，“欲速则不达”。

（四）“藏息相辅”原则

“藏息相辅”原则，也就是课内与课外、劳与逸相结合的原则。《学记》认为课内是在规定的时间传授正课，“时教必有正业”；课外应有休息、游戏和作业，“退息必有居学”。《学记》还认为，正课固然重要，课外活动也是不可少的。因为课外各种有益的活动，不仅可以成为辅助正课的一种手段，而且可以引起学生对正课的兴趣，加深对正课的理解。如果课外不学“操缦”（杂曲）、“博依”（歌咏）和“杂服”（洒扫）等技艺，课内就学不好“弦”（即乐）“诗”和“礼”。因此，必须要求学生做到课内课外相结合，劳和逸相结合。所以《学记》指出“不兴其艺，不能乐学”。如果不提倡课外的技艺，学生就会学不好正课。因此，善于学的人，学习的时候，就努力学习；休息的时侯，就尽兴地搞课外活动。“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这样使学生能够“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

过去学校一般不重视课外活动，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状况虽有所改变，但还是对课外活动没有足够的重视。《学记》能在两千年前，就强调了课外活动的重要性，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现在的《教育学》，没有把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列入教学原则，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课外活动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安排得当，对促进学生智力的发展，提高教学质量，加速培养人才，是大有好处的。苏联现代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他实验的学校里，十分重视课外活动的开展，在仅有六百多学生的学校里，课外活动小组就有一百二十多个。学生每天都有足够的时间参与多种多样的课外活动。这所学校为苏联培养了不少出色的人才。这个事实，充分说明，“藏息相辅”的教学原则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五）“相观而善”原则

《学记》提倡“相观而善”。认为学友间要互相交往，以便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所以视学的时候要考查“论学取友”。在谈到“藏息相辅”原则的作用时说它可以使人“乐其友”，并把“师”、“辅”（友）并称。因为同学、朋友之间可以“相观而善”，相互学习，相互切磋，人人都有优点。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只要善于“择其善者而从之”，就可以得到长进。相反的情况，便是“独学而无友。”一个人冥思苦想，有问题无处可商量，久而久之，成为“孤陋而寡闻”的井底之蛙。

但是，《学记》并不是简单地认为学友间的任何交往都会是互进有益的，获得“相观而善”的好处的。相反它提醒人们，如果结交的是些酒肉朋友，整天言不及义，那就会使人忘却老师的教训，忘却学习，荒废学业。这就是“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所以，为了自己的长进，应注意结交好朋友，不要交坏朋友。这可以说是孔子“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思想的发展。《学记》对这个问题的可贵之处，是首先看到交往的有益作用，加以肯定和提倡。而不是一叶障目，因噎废食。这不能不说是《学记》的又一难能可贵之处。

（六）长善救失原则

《学记》对长善救失原则的论述，是积极的辩证的。它认为由于学生“心性”不同，“心之莫同也”，在学习上表现出四种不同类型的缺点：“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学记》可贵之处不只是在于概括地指出了学生学习上普遍存在的这四种缺点，更主要的是它进一步揭示了产生四种缺点的原因，提出了积极的辩证的教学方法。《学记》说：“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这段话说明两层意思：一方面，由于学生个性的差异，学习的情况也不相同。教师要了解学生的个性特征，“知其心”，“尽其材”，然后才能“救其失”。另一面，对学生的缺点要全面分析，既要看到坏的方面，也要看到好的因素。《学记》虽然没有具体说明要发扬的是什么，但古人的注解中有过这样的解释：“多寡易止，虽各有失，而多者便于博，寡者易以专，易者勇于行，止者安其序，亦各有善焉。救其失则善长矣”。意思是说，“或失则多”，学习中贪多务得是坏事，但也有其好的一面，就是有引向渊博的因素；“或失则寡”，学得过窄，孤陋寡闻是坏事，但也有其好的一面，就是也含有变为专深的可能；“或失则易”，轻率勇为是坏事，但也有其好的一面，就是包含有勇于进取的因素；“或失则止”，畏难而退是坏事，但也有其好的一面，就是有安分守己，导向扎实的可能。学生这些不正确的学习态度，归纳起来，“不是失之太过，就是失之不及”。就“多”、“寡”、“易”、“止”本身来说，是四种“失”。但就它们所包含的“渊博”、“专深”、“进取”、“扎实”的因素而言，又可以说是优点。好与坏，得与失是辩证的统一的。所以，教师一定要全面的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要有“两点论”。这样，就可以针对不同的对象，根据他们“至学”的“难易”，资质的“美恶”，培养学生的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依靠优点，克服缺点，扬长避短，长善救失。这就是“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学记》对这个原则的阐述，既包含重视正面教育的意义，又包含有因材施教的思想，是极其可贵的。

至于《学记》对教学习方法的论述，不甚具体。一般是结合教学原则来谈的。现归纳为讲解、问答、练习和类比四种方法，分述于后：

（一）讲解法

教学离不开讲解，讲得好坏，除了正确地掌握内容以外，关键就在于教师的口头表达能力和严密地组织教材。因此，《学记》向教师提出了三点要求。

第一，“约而达”。就是说教师讲课要扼要，将主要意思充分表达出来，不要罗嗦，更不要含糊不清，做到简洁透彻、少而精。

第二，“微而臧”。教师讲解要有重点，既要扼要，又要精辟；既要把教材的精华讲出来，又不要平铺直叙，平均使用力量。要做到“尝一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吕氏春秋》）

第三，“罕譬而喻”。意思是举例不在多，却很能说明问题。教学少不了举例，“举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要是例子典型，有代表性，用得恰到好处，就能化抽象为形象，化深奥为浅显，开导阻塞，启发思维。“例不在多而在精”。“例子多了，就会喧宾夺主，淹没论点，学生只注意事例，不注意理论了”，就不能起到“喻”的作用。

有的教师只管抽象说教，不“举事以类义”；有的教师举例不当，事例不能说明问题；有的教师用例太多，淹没了论点；有的教师举例过滥，使人眼花缭乱。……这种种不良作法，都可以从“罕譬而喻”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二）问答法

这个问题，《学记》是从两个方面来论述的。

首先，如何提问。《学记》认为提问应由易到难，从容易的问题入手，易的决解了，难的也就容易解决。它认为一个善问的人应当像匠人攻伐坚木那样，“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当然，也不排斥在某种情况下，有时是需要单刀直入，提问难点的。但一般来说，应按“先易后难，先简后繁”的顺序为宜。

其次，如何回答问题。《学记》指出要注意两点：一是教师回答学生提的问题，要大小得当。如果学生问的问题小而浅，教师就不要小题大作，旁征博引。如果学生提的问题大而深，教师就要深入地进行分析，作出正确的回答。学生回答老师的提问也是一样，大小适宜。做到“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二是要求从容问答。提问题要从容，回答问题也要从容，这样才能把道理说透。好象撞钟一样，只有从容地撞，才能“尽其声”。“待儿从容，然后尽其声”。这个生动形象而贴切的例子，对教学工作有深刻的意义。

（三）练习法

什么是练习法？《学记》没有作正面的回答和阐述，只是举了“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三个例子，作出结论说：“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这段话的意思是：“优秀的冶金工匠的儿子，一定先学会用皮子镶嵌成衣（知道怎么成“形”）；优秀的弓匠的儿个，一定先学会用柳条编织成箕（知道竹木之“性”）；小马学驾车与我们习见的情况相反，它是跟在车子后面的（知其所由）。人们懂得这三层道理，就懂得怎样治学了。

从上述的三个比方中，可以分析出两层意思：一是在练习法中，范例是很重要的。“良冶”、“良弓”、“大马”瞧鸲δ咳镜氖痉蹲饔谩6橇废坝ρ蚪ソ右椎侥眩踊∪胧郑上肮摺K粤家敝酉妊茫脊酉妊÷硐妊Ц担褪钦飧龅览怼U绻湃怂担骸安偾笙矍Ы6笫镀鳌薄BR> （四）类比法

《学记》还主张教学中多运用“比物丑类”，用同类事物相比较，使学生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这样不仅由此及彼，因理推论，巩固消化运用已学知识，而且还能使学生扩展知识，猎取知识，发展能力。

《学记》对教学方法的论述，不仅体现了上述教学原则的精神，而且处处都贯彻了启发诱导的指导思想，反对注入式、填鸭式的作法，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应该善于吸取并付诸实践。

四

《学记》主要是从正面论述了教学理论、原则和方法。除此之外，还结合实际，从反面批评了当时教学的缺点及其不良后果，增强了正面论述的说服力。这里引用《学记》批评当时教学弊端的一段原文，其见解是十分精辟而中肯的。

“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这段话，很生动地指出了当时教学的五大弊端及其不良后果。

一曰“呻其占毕”。教师只顾朗读课文，不求学生理解其意义。

二曰“多其讯言”。教师一味注入灌输，不考虑学生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三曰“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就是教学只顾赶进度，不管学生能不能接受和消化理解。

四曰“使人不由其诚”。教学不从学生的志趣出发，没有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

五曰“教人不尽其材”。教师没有因材施教，就不能发展学生各人的才能，埋没人才。

由于这五大弊端，所以教学的效果与人的愿望相反，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使学生厌恶学习；怨恨教师；苦于学习的困难，“苦其难”；不了解学习的目的和作用，“不知其益”。这样学生即使毕了业，很快就会忘得一干二净，学了等于没有学，“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由此可见，教学方法是多么重要啊！

《学记》批判了当时教学上存在的只注意背诵、灌输、赶进度，而忽视启发诱导，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注意因材施教等不良的现象，“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领先的。”（《中国古代教育史》第156页）《学记》这些深刻的见解，虽然是针对两千年前的情况而谈的，但联系今天的教学情况来看，还是很值得借鉴的。如有的老师总想多教些知识给学生，认为“多讲多得，少讲少得。”在教学中往往只顾抓时间，赶进度，满堂灌，而忽视启发诱导学生独立思考，领会叫材，学生并没有因教师的“多讲”而“多得”，反而阻塞了学生思维的发展。这些老师主观上是想为四化建设早出人才，快出人才，但客观效果是否符合主观愿望呢我们从《学记》的论述中，不是能得到足以移情益智的启发吗

总的来说，《学记》总结了我国古代教育工作者的宝贵经验。“可称为中国古代教育学的雏形。”所以，我国历代学者对于《学记》都曾给以很高的评价。清朝学者陈澧曾指出：“若以此为法，学术由此而盛，人才由此而生矣。”（《东塾读书记》）当代教育史学家和教育理论家也都认为《学记》不仅是中国的一篇最早最完备的教育文献，也是世界的一篇最早最完备的教育文献。顾树森说：《学记》是“中国教育史甚至世界教育史上第一篇非常辉煌的有关教育理论和方法的伟大著作。”《学记》所论述的教育思想。特别是教学论部分，不少是符合教育和教学的一般规律的，并具有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至今仍有积极意义，堪称是“中国教育史上极为辉煌的遗产”。（沈灌群《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第46页）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二十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二十五岁后，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三十六岁后，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五十岁后，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五十七岁终。政治上较有作为。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

王安石，生于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卒于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宋临川人（现为 抚州 东乡县 上池自然村人)，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在北宋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诗“学杜得其瘦硬”，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亦有情韵深婉之作。著有《临川先生文集》。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其政治变法对宋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编辑本段]政治家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编辑本段]历史评价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在海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正是王安石的写照。

[编辑本段]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编辑本段]文学家王安石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郭璞

我国东晋时代的学者、文学家。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父郭瑗，晋初任建平太守。西晋末年郭璞预计到家乡战乱将起，于是避地东南。过江后在宣城太守殷□幕下任参军，后又从宣城东下，被当时任丹阳太守的王导引为参军。晋元帝即位后，任著作佐郎，迁尚书郎。后任大将军王敦的记室参军。因劝阻王敦图逆，被害。追赠弘农太守。郭璞在古文字学和训诂学方面有颇深的造诣，曾注释《周易》、《山海经》、《尔雅》、《方言》及《楚辞》等古籍。郭璞诗文本有数万言，“词赋为中兴之冠”（《晋书·郭璞传》）,多数散佚。今尚存辞赋10篇,较完整的诗18首。《隋书·经籍志》记载有“晋弘农太守《郭璞集》17卷”。今不存。明张溥辑有《郭弘农集》 2卷，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相传从河东郭公，授青囊九卷，洞悉阴阳、天文、五行、卜筮之事。亦有传说郭璞系得青乌子所授。有传说青乌子即东汉张天师。璞于元帝时会召为‘著作佐郎’，帝崩，璞亦以母丧去职。世传《葬书》、《青囊经》为其遗作。郭璞是历史上第一个给风水定义的人，他在《葬书》中云：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后人都视郭璞为风水史上之鼻祖。

丘延翰

我国唐朝时期著名的堪舆大师，闻喜人。 相传其堪舆术授自白鹤仙人。唐玄宗开元中，星气为异，朝廷患之，遗使断其山。究其实，则丘翰所作之山也，捕之弗得，诏原其罪，乃诣阙，进图经三卷（天机书），自撰《理气心印》。玄宗爵以亚父，乃以金匮玉函藏其书。

杨筠松

我国唐朝时期著名的堪舆大师，名益，别号亦玄，世称‘救贫先生’。著《疑龙经》、《撼龙经》、《一粒粟》、《天玉经》、《都天宝照经》、《天元乌兔经》。

曾文迪

我国唐朝时期著名的堪舆大师，为江西雩都县人，父曾求己（号公安，著青囊序）。文迪于经纬、黄庭、内景之书，无所不究，而地理尤精，粱·贞明年间（西元九一五――九二0年），游至袁州府万载县（江西庐陵），爱其县北西山之丘，谓其徒曰：（死葬我于此）。及卒，葬其地。后其徒在豫章（江西南昌）忽见之，骇然而归，启其坟墓视之，乃空棺也。人以为尸解。著《寻龙记》、《阴阳问答》。

刘江东

我国唐朝时期著名的堪舆大师，杨公弟子，江西雩都县上牢人，子刘颖（次子），婿谭文谟，皆世世相传。据《地理枢要》云：（唐国师筠松于焉祖岩授之，曾、刘诸子焚香发誓，地坐、面乾，相愿不语，书地作图，图毕，相舆礼拜而退，当时文迪契其旨。江东既退，又从而质诸，然后尽得其义。）世传有《画荚图》乃刘公子、婿之后代所著，又有《金函经》为雩都谭宽（字仲简，号敦素）著，又传《倒杖法》为杨公所授。

司马头陀

相传为我国唐朝时期著名的堪舆大师，其生平不详，《地理人子须知》引用诸名家堪舆书目，载《司马头陀水法》云：（司仙著荆门州马仙观，有台基尚存，即其成道之所也）。《消遣集地理辨证补》载有（玄关同窍歌）。江西通志谓其名曦，唐时人。

何今通

我国南唐时期著名的堪舆大师，名溥，赐号（紫霞），宜春（江西庐陵道）人，南唐时为国师，精堪舆术，著《灵城精义》，修道精灵，用心火自灼而化身。其书分两卷；上卷论形气，下卷论理气。

吴景峦

宋朝时期著名的堪舆大师，字仲祥，德兴人（江西省），父授青囊术于陈搏。庆历间诏选阴阳者，郡学举景峦。入京，入对称旨，授司天监正。未几，以上（牛头山山陵议状）奏言过直；有（坤风侧射，厄当国毋。离宫坎水直流，祸应至尊下殿）之语，上不悦，下狱。寻以帝晏驾遇救。后徽、钦二帝北狩，卒果如其言。后弃仕途，修真于天门西岸，曰《云山洞》，著有《理气心印》、《吴公解义》、《玄机赋》《玄空秘旨》。

无着禅师

我国元朝时期著名的堪舆大师，福建泉州人（今福建省晋江县），俗姓王名卓，字立如，少读书，既取科名，因天下汹汹，遂无仕志，畅游天下名山大川，登匡庐，遇一道者传兵法、阵图、六甲、入门之书，舆青囊、理气等书，其师卒，适英雄四起，禅师以所学试用，不料所从非人，几遭厄难，遂变姓名，遁入空门，自思（既际其时，不能显名于天下，此身终无归着），因自号（无着）。后遍证古今名墓，考验人家休咎，不数年而通神理，历三十馀年，只葬七十二穴，终老于四明无量庵。著《地理索隐》、《金口诀》、《神火精》。其中《地理索隐》一书，由于传抄本甚多，故内容、名称、作者皆有大同小异。

目讲师

我国明朝时期著名的堪舆大师，沈氏玄空字载：（目讲为陈友谅部将张定边）。世传有《目讲金口诀》、《平地元言》。友谅兵败，遂出家为僧，本为宜兴储氏之子。

冷谦

我国明朝时期著名的堪舆大师，地理正宗有《归厚录》题（作者失名，明冷谦启敬氏注），后被叶九升删去，改为己注。亦有认为是蒋大鸿著。

蒋平

我国明末清初朝时期著名的堪舆大师，字大鸿（亡于1645年）生平好玄空之法，是游扶桑上宫时，得无极真人所授。无极真人，号中阳子，真正姓名不详。大鸿自谓“仆之得传，有诀无书”、“天侓有禁，不得妄传，苟非忠信廉洁之人，未许传与一二。著有《地理辨正注》、《水龙经》五卷、《八极神枢注》一卷、《归厚录》、《玉函真义》（又名《天元歌》）、《古镜歌》、《醒心歌》。授徒张仲馨、骆士鹏、吕相烈、姜垚、胡泰徵、毕世持等。其门人姜垚（会稽人，字汝臬，号尧章，著《从师随笔》、《青囊奥语注》、《平砂玉尺辨伪歌》、张仲馨（丹阳——今江苏省丹阳市人，孝廉）、骆士鹏（今江苏丹徒县人，考廉）、吕相烈（山阴人，文学，因求蒋大鸿为卜母坟，而与蒋定交，其再从叔吕师濂，弟洪烈亦从之。）、武陵胡泰徵、毕世持（淄川人、解元）、姚恒洪、王济善、李衡等人。著《地理辨正》、《古镜歌》、《天元五歌》、《天元馀义》等书。朱之翰考华亭县志，谓《归厚录》乃蒋大鸿所著。

马泰青

我国清朝时期著名的堪舆大师，安徽桐城人，名清鹗。道光丁未于京师遇李振宇（乐亭人），执弟子礼，得玄空真传。著《三元地理辨惑》问答一百则。内中有《地理十不葬》堪为地师箴规，自号《洒洒落落布衣》。

沈绍勋

我国清朝时期著名的堪舆大师，浙江钱塘人，字竹礽，道光二十九年生。三岁而孤，十三岁杭州城被贼破，母投井死，先生被贼执，后得英将华尔拯救，待之甚厚，收为养子。同治十二年，二十六岁，与其姻兄胡伯安（字增戊，馀姚人）之江苏无锡访章仲山后裔，居数月，不肯轻汧泄一字，许以重金，得借观仲仙所著《宅断》，尽一日夜之力，与胡伯安抄竣，穷年苦思终不得解，后研易始豁然贯通。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六月卒，年五十八。有二子，门人甚多，著有《沈氏玄空学四种》、《沈氏地理辨正抉要》、《周易易解》、《周易示儿录》、《说卦录要》、《周易说馀》、《钱塘沈氏数典录》、《钱塘沈氏家乘》、《留直存牍》、《自得斋杂著》、《泰西操法》、《地雷图说》、。子祖孙著《周易孟氏学补遗》、《周易孟工学补遣》、《孟氏易学授考》。

章仲山

我国清朝时期著名的堪舆大师，玄空六大派之无常派著名宗师，名甫，江苏无锡人，号‘无心道人’，道光元年著《地理辨正直解》、道光三年著《玄空秘旨注》，其他尚有《心眼指要》、《天元五歌阐义》、《阴阳二宅录验》等书。生卒年月不详，待考。

曾正平

我国清朝末年著名的堪舆大师，字广圣,赣州府兴国县人，生卒年月不详，授吴万寿、林地水，林授曾德火。

孔昭苏

我国民国时期著名的堪舆大师，光绪三十年，字圣裔，号昨非，广东五华县人。曾先后赴粤、桂、苏、平津，从三合、三元、玄空大卦等地理师二十馀人，后得无常派之薪传口授，著《孔氏玄空宝鉴》、《阳宅秘旨》、《选择秘要》、《天元乌兔经直解》、《易学阐微》。自谓（余未习蒋氏真传之玄空大卦前，曾先后从师六人，虚心研究张氏《地理辨正疏》，计抄有《辨正秘诀》、《辨正真解》、《辨正透解》、《辨正探原》、《辨正三十六诀》等六种秘本。惟施之于实验，则有准验者，不过十之二、三耳。忖思吾人研究理气之目的，求其有验，有验者则真，无验者则伪。《辨正疏》之盘理，既得三失五，其非蒋公真传，则毫无疑义，乃不惜重资以及跋涉之劳，再访明师，求授玄空真诀，后得无常派之心传口授后，果然证实张氏辨正疏，尽牵强附会，曲解蒋公之传注，无怪其谬语百出，误尽苍生。故又著《孔氏易盘易解》一书，使学者容易了解其诀法，以便与蒋氏真传之玄空大卦，作一较研究，而免受遵易盘之地师所蒙混。孔师于民国七十年阳历九月逝世于台湾小桃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