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栽培生姜，从考古遗存来看，湖北江陵战国墓葬中有完整的出土姜块，表明战国时代已用姜作为陪葬品，说明2560年以前生姜就已经广泛栽培了。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葬（西汉初期）中，也有出土的姜，均表明姜的栽培历史较早，另从古籍史料来看，《论语》中有“不撤姜食”之句。《左传》庄公二十四年有“女贽，不过榛、栗、枣、修，以告虔也”的记载，贽为古时初次拜见尊长所送的礼物，修，锻脯加姜、桂曰修。《左传》是与孔子同时代（春秋末期）的作品，可见在春秋时代，姜不仅作调味品供食用，而且还作为馈赠佳品，赠送尊长。

战国以后，有关姜的记载就更多了，西汉司马迁著《史记·货殖传》有“江南出柟、梓、姜、桂……”以及“千畦姜韭其人与千户侯等”的记载，这一方面表明，早在公元前1世纪以前，姜已有较大面积的种植，另一方面，也记述了当时姜的经济价值，若某人种一千畦姜，该人就可相当于一个具有千户农民为其交租的侯爵，可见西汉时姜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了。此后，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对姜的整地、播种、遮荫及收获等栽培技术，都做了详细的记载，而且提出“中国土不宜姜，仅可存活，势不滋息”的见解，认为在中原地区不宜种姜，如种姜则生长不好，仅能存活而已。实际上中原地区并非不宜种姜，只要根据姜的生物学特性，因地制宜，科学管理，也是易于栽培并获得成功的。明代徐光启著《农政全书》中记有“玄扈先生曰：今北土种之甚滋息，奚云不宜也。”意即在北方种姜，不仅可以存活，而且生长甚好，用事实反驳了贾思勰“风土不宜”的见解。宋吴自牧《梦粱录》中记载南宋时，杭州设有“姜行”，出售生姜、姜芽、新姜，表明南宋时已出现专门销售生姜产品的商行，生姜的销售方面有了新的发展。据元朝《王祯农书》记载“姜宜耕熟肥地，三月种之，以蚕沙或腐草灰粪覆盖，每垅阔三尺，便于浇水，待发芽后又揠去老姜。上作矮棚蔽日，八月收取，九、十月宜作深窖，以糠秕合埋暖处，免至冻损，以为来年之种……”对姜的土壤选择、栽培季节、技术措施以及贮藏方法和留种等，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述，表明到元朝时，姜的种植水平较以前有了较大的进步和提高。

在我国，从姜的栽培历史和分布情况来看，自古盛产南方。据古籍文献记载，秦《吕氏春秋》（公元前239年）记有“和之美者，蜀郡杨朴之姜。”（杨朴为四川地名）。表明杨朴姜在当时就已成为美味佳蔬了。《史记·货殖传》中有“江南出姜桂”、“蜀亦沃野，地饶姜”。西汉《别录》说“姜生犍为（四川）山谷及荆州、扬州”。上述地区都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省。到北魏时期《齐民要术》作者贾思勰认为黄河流域不宜种姜，可见姜仍主要产于南方。北宋苏颂曰“姜以汉、温、池州者为佳”。（汉州即四川成都，温州在浙江，池州即今皖南贵池）。此处所举的产姜闻名之州，都是南方地区。到了元朝，《王祯农书》说，“姜可以槽食，可以代蔬，也可以作药，今北方用之颇广”。由此反映出北方种姜已稍有发展，但种植尚不普遍。至明代时，各府州县地方志中，仅有少数物产卷中有姜的记载，说明明代后期，姜才开始向北方扩大栽培。清代北方则普遍开始种植生姜，如乾隆年间安徽霍山县曾种过姜。山东兖州府宁阳县原来所需生姜，主要贩自南方，道光末年有人开始引种试种。到了光绪年间，其所产生姜产品，不仅可以自给，而且可以供应邻近各县。同时兖州府峄县农民，此时也已种姜，其产品与大白菜一起运销江淮，不仅进行生姜产品的异地交流，更为主要的在于获取颇丰利润。另据山东省《莱芜县志》记载，清朝宣统纪元已把姜作为课税对象，可见当时姜的栽培已相当发达。

陈树平认为，姜的种植自南方向北方发展与其本身的经济价值有关。自古以来，姜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直到近代仍有“姜千畦，藕千陂，利亦比万金之家”的比喻，说明种姜是有很好经济效益的农业经营。只要种姜能获得较多的经济效益，又能够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就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1蒙山云梦景区蒙山国家森林公园被誉为“天然氧吧”和“超净区”。茂密的松林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为每立方厘米854167万个，是北京的195倍，居全国首位。美丽的森林风光和洁净的空气质量，无疑是游客户外锻炼、运动、休闲的最佳选择。2、沂水天长王城景区天长王城景区位于沂水县城西北40公里，沂蒙山腹地沂水、沂源、蒙阴三县交汇处。主要景点鸡王谷，周围有六十余座小山，号称沂蒙七十二景之首。3中国石材城中国奇石城位于山东省临沂市费县城北一公里处，是中国最大的观赏石基地，国家AAA级景区，山东省重点文化旅游产业项目，省国土资源厅重点开发项目，临沂市重点工程。4岱崮地貌位于蒙阴县代固镇，临沂、莱芜、淄博三市交界处。沂蒙山区号称72公里，岱崮占据了其中的30%。境内集群众多，外形相似，粗犷雄伟，分布集中，形态优美。在中国造型地貌中较为稀缺，在世界造型地貌中独树一帜。5关山风景区国家AAA级风景名胜区关山风景区位于苍马山省级风景名胜区内。她东临大海，面对连云港的郭华山，是西部苍马山的山峰之一。主峰海拔2882米。西部毗邻马山，北部毗邻严武山。这两座山峰呈马鞍形相对。

泗水又称泗河，发源于今山东省蒙山南麓，是流经徐淮大地上的一条古河道。泗水又是淮河上的最大支流，其影响范围几乎占淮河流域的三分之一。历史上，泗水曾汇集过古反水、古睢（睢同濉）水、潼水、沂水等诸多著名河流入淮，泗水规模之大由此可以想见。古诗曰“泗水流、汴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青山点点愁”，不仅点出了泗水的流向，也吟出了泗水两岸的忧愁。泗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禹贡》就有过“沿于江海，达于淮泗”的记载。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大多建都在黄河流域，泗水便成了江淮与中原地区的交通命脉，对南北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要是想更清楚了解看《青州颜神镇志》，在贵区方志馆应该有这本书，这本书的历史地位相当重要。

《颜神镇志》是福建漳州市长泰县叶先登在青州时编撰的。叶先登明末清初人，他是明崇祯十二年的举人，清顺治九年的进士，在翰林院住了七年检讨官，后来出外当监司，西凉（甘肃、陕西一带）参议，迁潞安（山西长治一带）副使。因抚军要他把一个偏将考核成“下下”成绩，他不干，就被左迁青州别驾，当了三年，于康熙五年正月回家。他在翰林时考试时，拔榜首曹贞吉。康熙十七年，郑成功攻破长泰县城，他被俘虏，在厦门岛关了一年放回（其它两个巨绅死了）。他年九十而逝。他著作甚多，但都难看到，除县志上一些，还有网上有《木天草》、《颜神镇志》(

博山古称“颜神”，人文景观十分丰富，这里有现存历史最悠久的齐长城； 有“长勺之战”古战场，始建于后周的颜文姜祠；有始建于1602年的碧霞元君行宫以及因园、范公祠等。博山还是清代帝师孙廷铨、清代著名现实主义诗人赵执信和“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志的故乡。 博山陶瓷琉璃久负盛名，陶琉产品畅销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博山饮食文化丰厚，别具风味的博山菜肴和地方小吃，在鲁菜中占有重要地位。 颜神是昨天的博山，博山则是颜神的延续和发展。 距离淄博市中心最远的市辖区博山，是一座美丽的山城。270年以前，这里的地名叫做颜神镇。四围群山跌宕起伏，东南方向耸立着山东省第四高峰鲁山，淄河、沂河、孝妇河以及汶河的一脉支流从鲁中山地汩汩流出，分别向着北方和西、南方向蜿蜒而去。 博山地区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属于齐国马径邑，称做“弇中”。秦代属济北郡嬴县。西汉至魏晋，北境属济南郡般阳县，东南境属泰山郡莱芜县，南北朝刘宋时属泰山郡嬴县。北魏中兴元年（公元531年）划归般阳县，属清河郡齐州，北齐天保二年（公元550年）改属贝丘县，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属齐郡淄川县。唐初改制，设河南道，隶淄州淄川县，贞观经五代至宋代归属基本未变，这时候的颜神已成为鲁中重镇。金代属于山东东路淄州淄川县，称颜神店。元代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置颜神镇，属益都路益都县。明代属青州府益都县。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博山首次设立县的建制，在原有的颜神镇基础上，又把益都县的孝妇乡、怀德乡，淄川县的大峪等个村庄、莱芜县的乐疃等个村庄合并过来，取名于城区东南方的博山，叫做“博山县”，县政府就设在颜神。 颜神在金朝的时候，已经和北方相距百里左右的金岭、张店一道，并称为淄川县三大重镇。在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三月，由明代后期文坛领袖、时任分巡青州兵备道副使的王世贞创建的石城工程开工，3个月后竣工，环城一周3里。王世贞撰写了《建颜神石城碑记》，和明代前七子中居首位的李攀龙所作《颜神镇石城记》一起镌立于石城之下。一座“周围三里”的小城落成，竟有两位文坛领袖为它撰文，为颜神镇带来莫大的荣耀。到清同治初年，又围绕旧城的东西南三面加筑了围墙，称为东圩；同时在税务街、西冶街一带修建围墙，称为西圩。这东西两圩包括的范围，构成博山城区的主要部分。 颜神店的得名，与凤凰山下的孝妇河直接相关。孝妇河最早的名字叫做袁水，后来又改叫泷水，古籍上也有记为笼水的。郦道元的《水经注》、顾野王的《舆地志》里，都有关于这条河的记载。至于孝妇河的名字，却出自一个流传久远的神话传说。说的是齐地孝妇颜文姜年轻守寡后，依然孝敬公婆，精心侍奉，远道挑来甜水，不以三九严寒、盛夏酷暑而中断。终于感动了上天，将灵泉生于颜文姜室内。凶恶的婆婆见她不再挑水，却天天有水，心生怀疑，找借口将儿媳打发出门，进颜文姜房间揭去灵泉上的笼盖，泉水喷涌而出，流成孝妇河。这个故事多年流传民间，情节越来越具体，连颜文姜的籍贯、她翁姑的姓氏也都有了。 早在唐朝天宝年间，就有人在灵泉上建起一座颜文姜祠，统称“孝妇庙”。宋神宗熙宁年间，有人更进一步为她续起家谱，说她是孔子大弟子颜回的后代。从此，颜文姜沾了圣裔的光，被朝廷封为“顺德夫人”，颜文姜祠也被赐额曰“灵泉庙”。 纵览古今中外，一个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总也离不开水源。灵泉庙一带涌出的水流，吸引先民们在附近居住下来，逐步形成了早期的城镇，并且一步步发展壮大。然而，并不是所有水源充足的地方都能发展成为一座城市。颜神镇的发展壮大有着更加具体、更加特殊的原因。颜神镇四面环山，自古地寡土瘠民贫。史料记载，清雍正十二年设立博山县时，上、中、下、下下四等地共有75万余亩，其中上、中两等地只占177％，农业收成满足不了民众的口粮，很大一部分需要邻县的供给。最早的时候地广人稀，随着人口的繁衍，吃饭就越来越成问题。生活在农业社会却填不饱肚子，颜神人便把目光转向了农业以外的领域，以寻求维持生活的途径。于是，颜神人透过瘠薄的土地，发现了地表下的宝藏。那沉睡于地下的煤、铁、铅、红土、陶土、黏土、铝矾土、焦宝石品种繁多，蕴藏丰富，正可做为农产品不足的重要补充。因为这里离益都县治180里，地域偏僻，是封建统治阶级鞭长莫及的薄弱环节，才使得久禁开采的矿藏以民营、私营的形式发展起来。 颜神镇境内的西河、黑山、万山、山头、福山、八陡、石炭坞等地，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而且埋藏很浅。几户人家联手，用一架辘轳，数条绳索，三五把镐，三五盏灯，再有家家户户都有的条筐，就可以凿出两三米口径、多米深的煤井，形成源源不断的产、供、销一条龙。人口多的，甚至一户人家就可以挖出煤来。颜神镇的煤炭不仅换来生活所必须的粮食、布匹，而且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燃料的便利。到清朝前期，颜神镇的煤炭开采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雏形。出卖劳力借以为生的贫苦采煤工人，成为付出开矿资金的原始资本家“攻主”的剥削对象。他们的辛劳，为资本家换来了丰厚的利润。 陶瓷工业在颜神镇被称为“窑业”。博山大街、五龙、山头、北岭、窑广、福山、石炭坞等地，是重要陶瓷产地。窑业的发展与煤炭发展最为密切，靠近煤层的黏土是形成陶瓷坯胎的主要原料，煤炭又是陶瓷烧成工序的便捷燃料，二者形成了相互促进、水乳相融的关系。20世纪发现的大街古窑遗址以及北岭窑神庙残碑，证明至少在宋代，颜神人已经开始烧制陶瓷，并且已用煤炭烧窑。煤炭用于烧制陶瓷，这无疑是淄博古陶瓷业一次质的飞跃，它促进了瓷质、色泽上的大幅度提高和烧制成本的大幅度下降。由于颜神陶瓷具备价格低廉、质地坚硬、品种齐全等优点，不仅占据了山东地区的农村市场，而且远销黄河流域其他省份和关外，为后来淄博成为中国著名陶瓷产区奠定了基础。 在陶瓷企业最集中的山头地区，曾经世代相传舜王造福人民、合土烧制陶器被奉为窑神的事迹。虽此说无从考证，但早年村北大窑神庙附近的一座小窑神庙内，窑神塑像身后墙壁上绘有一幅“舜王耕田”壁画，却是历代山头人耳熟能详的事实。清代山头窑业发展迅速，窑神崇拜也更加兴盛。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山头各窑主筹集巨资，在小窑神庙旁新建了占地余亩的大窑神庙。庙坐北朝南，两侧石鼓横放，鼓面相对；窑神大殿肃穆庄严，陶制影壁更是独具匠心：高米，宽米，方石底座，琉璃瓦盖顶。影壁前后两面均用浮雕陶砖砌成，釉面黄褐，技艺精湛。前面雕有三鹤二鹿，叫做“鹿鹤同春”。影壁后面雕有一只麒麟模样的怪兽仰首望月，叫做“贪狼望月”，以贪狼脚踏八宝仍不满足，还妄想得到月亮的传说，劝喻世人不要贪得无厌。这是淄博历史上最早的陶瓷壁画。窑神庙东西三套院间，主体工程窑神大殿殿顶斗拱飞檐，大脊雕刻生动，前檐下方石柱上有一副遒劲有力的对联： 范金合土，陶铸五行补造化； 食德饮和，俎豆千载拜冕旒。 大殿三间相通，除正门外东西另有边门。殿内神台正中是头戴冕旒的窑神，火神、风神、山神、土地分列两侧。东墙上绘《窑王出巡》，西墙上绘《窑王进京》，后壁是条屏式山水、人物壁画四幅。炉神庙中院为三面屋、一面墙；后院狭窄，有三间大厅房，叫做“观厅”。打开观厅后壁上的高扇木窗，正对石戏台。石戏台为高台尖顶亭式建筑，底座以方石砌成，台高15米左右，台前场地宽阔，可容纳千余人看戏。依附炉神庙兴起的庙会，日期是每年的五月端午、八月十五，届时四村八庄民众纷至沓来，庙内香火旺盛，窑主赠匾颂神，石戏台连唱大戏，十分热闹。到光绪年间，山头人范成祥、后峪人刘在英等一批能工巧匠，应邀对窑神庙内外修饰一新。民国初年窑神庙中、后院办过私塾学堂。解放初期，山头窑业工会在这里办过识字班。20世纪50年代末，窑神庙还作过博山陶瓷厂保健站住所，70年代在厂区改造中全部拆除。 琉璃是颜神镇除煤炭、陶瓷外的第三大产业，产品叫做料货，从事烧制琉璃业的人被称为炉匠。大约从元末明初起，琉璃业开始兴起。琉璃的主要原料是马牙石、紫石，颜神镇境内有岱庄蟠龙山、岳家庄东南山、东石马南山和岳阳山、黑山多处生产，并且原料色泽丰富，为制作五彩缤纷的料器创造了条件。琉璃属于装饰品的范畴，社会需求量明显少于陶瓷。生产作坊大多在西冶街一带，产品有珠子、珠帘、屏风、棋子、枕顶、灯壶、灯盖、灯罩烟嘴、鼻烟壶及各类玩具、零星器物，品种繁多，琳琅满目。颜神镇由此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琉璃产地。年代初期，在博山大街兴建百货楼的工地上发现一处古琉璃作坊遗址，在400平方米的地槽中，有大型炉址一座，小型炉址21座，炉与炉之间的距离近的只有一米。这样数量众多、排列密集的炉群，即使在近代的琉璃作坊中也不多见。专家依据现场地层和出土的元带瓷器窖藏、明代洪武铜钱，认定这一遗址的年代应在元末明初。遗址中出土了簪、笄、扣、环、圆珠、瑶珠等标本，颜色有红、黄、蓝、绿、白、黑、茶晶、乳白等，非常绚丽多彩，早期的装饰手法在600多年前已初露端倪。比如白色笄的顶部蘸上红、蓝、绿色斑点，这是近代“蘸花”的先驱。瑶珠的形状犹如一只螺栓，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特别是瑶族衣帽上的特需饰物。清初博山人孙廷铨曾在《颜山杂记》中记载博山琉璃销售“南至百粤”，瑶珠的出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如今，博山公园路小学西北的一处高埠上，还有一座炉神庙遗址，庙院为正方形，长宽约10米，庙门为联拢式建筑，正院有前出厦的大殿间，上面覆盖着琉璃瓦和五脊六兽，殿内雕梁画栋，上面的金碧绘画依稀可辨。这座始建于明代的炉神庙，近年以来一直作为博山琉璃业的象征，它的兴衰反映了琉璃业的枯荣。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在博山琉璃业已有很大规模的情况下，由炉行中人徐应元首发倡议，并且征得炉行著名士绅孙延寿的支持，集资创建了这座炉神庙。初建时规模很小，只有间殿堂，供奉女娲，以女娲炼五彩石补天，琉璃业也炼五彩石为业之意，把女娲认做炉行的祖师，庙名为“祖师炉神庙”。万历四十六年，以孙延寿、房宗义、徐应元人结成“炉行醮会”规定每年三月初三为祭祀祖师的日子。这一天全行业停产搞纪念活动，炉工们可以在炉神庙中饮酒作乐，欢度节日，各类商贩也都往这里汇集，逐渐形成了博山地区的三月三炉神庙会。后来炉神庙年久失修，加上博山富户蒋、钱二家在附近建起一座规模很大的洪觉寺，愈显炉神庙之破败。到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李元和、姚克章等人出面筹集资金，对炉神庙进行修葺，更名“女娲宫”。此后琉璃业日渐兴盛，香火丛集，女娲宫又显得狭窄。道光四年，在京城做官的博山人蒋天钧、蒋天珍兄弟献出女娲宫后的一块宅基地，作为拓展用地；石经、李鼎钟、姚潭等人倡导、筹集白银2000余两，用5年工夫实施扩建工程，更名“炉神庙”。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炉行再次修葺炉神庙，并且在庙南隅修筑高堰，在上面建造一亭，后世称为“团瓢”。此亭位于博山制高点，登亭可俯瞰博山城，万千风景尽收眼底。可惜此亭已经被拆除。至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捻军攻入博山，炉神庙受到一定的损害，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又一次重修，并加塑一座火帝神像，反映了“熔炼之功莫大于火”、“火帝之功不可不报”的炉行思想观念。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腊月，炉神庙又成了维系内部团结、体现集体意志的重要场所。炉行公众上千人痛打候补道员赵尔萃，捣毁了企图垄断炉行的“琉璃公司”。事发之前，炉行领袖在炉神庙鸣锣聚众，事发之后又在炉神庙内多次开会，商量对策。在这一事件中，青州知府冯如骙站在炉行一边，为他们仗义执言，事后炉工们把炉神庙北厅辟为冯如骙的生祠，四时香火不断。民国以后，炉神庙曾经辟为学校，后为“炉业公所”，庙中住着一位法号“大惠”的和尚，常有社会上层人物和富户到这里聚饮。炉神庙会在这一时期分为大炉、小炉，三月三仍然是大炉业主的庙会，而经营小炉的贫苦炉工的庙会被改成了二月初二。解放后炉神庙里住过华东印刷厂、淄博工人报社等机关，并一度成为博山公园路小学的校舍，于八十年代末期恢复成炉神庙，近期复重新修缮，建成琉璃园。 煤炭、陶瓷、琉璃三大行业的发展，带动了颜神镇商业的迅速发展。康熙初年《颜神镇志》和乾隆年间《博山县志》，多处记载了境内繁华的商业活动。颜神镇由此一跃成为方圆数百里的商贸中心，又进一步推动了农产品的商品化。人们以窑、炉产品换来了丰富的物资，商品经济的发展终于换来了一方富庶。世纪初出版的《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对颜神镇的居民结构作过估计，认为这里每矿需要工人百名至数百名，总数有余人。城区陶瓷、琉璃业工人总数7300余人。男女都能自给自足，没有职业的人极少。还记载城区有银号10家，酒店60家，药材行4家，炭业行40余家，其他饭馆和零星销售点为数甚多 颜神镇经济蓬勃兴起，引起舆地学家和诸多文人学士的的关注。顾祖禹在《读史方舆记要》中说，颜神镇适宜陶瓷生产，又出产铅和煤，人口稠密，商旅接踵而至，政府还在这里设了巡司和课税局。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记录了颜神镇7处铅矿的分布和守卫情况。王士禛《香祖笔记》记下了颜神镇多煤矿，引四方商贩群聚于此的场面。而李攀龙更进一步把颜神镇称做“淄、莱、新、沂之间一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