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王朝，经历了北宋、南宋两个阶段，历时共320年（公元960年—1279年），北宋（960—1127 ）建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南宋（1127—1279）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宋朝的疆域比较小。同宋朝并立的较大的政权，先后有契丹（辽）、夏（西夏）、金、蒙古（元）等。宋代也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

对于宋朝在中国古代史和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历来有不同认识。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有四个盛世即汉、唐、明、清，而宋朝则是“积贫积弱”；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宋朝虽不能说是盛世，但其社会是继续发展的。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在唐朝；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在宋朝。一种意见认为，宋朝政策因循保守，社会相对封闭，没有多大作为；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

就学术界而言，对宋朝历史一贯比较重视，近几十年来对它的研究愈益广泛而深入，已取得许多成绩。然而，社会上一般来说，对于宋朝历史还缺乏必要的、如实的了解，对宋朝社会与中华文化发展的关系也缺乏应有的认识。至于在国外，这种情况更是如此。比如，近见1997年8月21日《成都晚报》载：“日本一家青年报最近对800余名日本在校大学生作了调查，要求他们各自举出自己最熟悉的5 位古今中国名人”。统计结果显示，他们最熟悉的中国名人的前25人中，中国古代依次为孔子、李白、孟子、杜甫、刘备、秦始皇、诸葛亮、杨贵妃、关羽、老子、刘邦、司马迁、项羽、曹操、张飞等。这15人中，没有一位是宋代的，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这些日本大学生对中国宋朝的了解程度至少是不很熟悉的。

那么，宋朝社会发展的情况怎样，发展高度如何？它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应该占有什么地位？这是两个关乎正确认识宋朝历史、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也是关乎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和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

二、宋朝社会发展的高度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汉、唐、明、清确乎是很强盛的四个王朝。宋朝疆域较小、边事多、国力不强、相对封闭，在这些方面是比不上汉、唐、明、清的。但是，宋朝在社会发展方面并不比汉、唐低，而是在汉、唐社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总的来说，其发展程度高于汉、唐。

史学界一般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中，把唐朝作为“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把宋朝列入“民族大融合的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社会的继续发展”时期。我认为这种分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无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包括制度文化），宋朝都在唐朝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而且从总体而言其发展程度是高于唐朝。

（一）物质文化方面

农业。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唐代平均每亩约15石（比汉代高50%），宋代约2石，比唐代高约30%。经济作物，无论种茶、种甘蔗、栽桑养蚕、种棉，均比唐代发展。特别是棉花种植的普遍推广、小麦种植在南方的推广尤为显著。

手工业。在许多方面都比唐代进步。如制盐、制茶、造船、造纸、制糖、纺织、制瓷……等。除了产地扩大、产量增加而外，技术提高是很明显的，如“单筒井”的开凿；“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宋瓷的精良，等等。

商业。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市的发展。“坊制”的突破，集镇的兴起，以及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产生，等等。

以地区而言，宋代社会经济文化最发达且持续发展的地区主要是江浙和四川。这一时期，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也比唐代有较大发展。

科学技术。

1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在宋朝完成的，即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

2天文学。“水运仪象台”，制作精良科学，是世界最早的一台天文钟。黄裳的《天文图》，以北极为中心，刻有1440颗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的石刻天文图。

3数学。著名数学家有沈括、贾宪、秦九韶、杨辉等，南宋后期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高峰。贾宪的“增乘开方法”比意大利的鲁菲尼和英国的霍纳提出的这种算法早800年。秦九韶的《数学九章》 是数学名著。他提出的大衍求一术整数论中一次同余式的解法，比欧洲的尤拉和高斯的有关研究要早500年。

4医学。宋朝时医学分工更细，此前为脉科（内科）、针科、疡科（外科）三科，宋时分为九科，即：大方脉科、小方脉科、风科、眼科、产科、疮肿兼析疡科、口齿、咽喉科、针灸科、金镞书禁科。还出现了宋慈的《洗冤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医学著作。针灸有了很大的发展，著名的有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和针灸铜人模型。药物学方面，宋时修纂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共收药物1558种，比《唐本草》新增476种，是《本草纲目》问世前的权威药学著作。

其他如建筑学、地学等都达到新的水平。如“虹桥”（飞桥）是无柱木梁拱桥，即垒梁拱，达到了我国古代木桥结构的最高水平。

（二）精神文化方面

1完成了儒学复兴。传统经学进入了“宋学”的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也促进了儒、道、佛三家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

2完成了古文运动。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人占了六家。

3宋词。词自唐末兴起，经五代至宋达到全盛。

4话本。宋时兴起的话本，在我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是明清白话小说发展高潮的先河。

5史学。宋代史学体裁多样，兴起了方志学、金石学；史学著作丰富；著名史家辈出，达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顶峰。

其他如书法、雕刻、绘画等，都达到了新的水平。佛教、道教有了新的发展。书院的成型与发展，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也可列入精神文化。宋朝在政治制度上“以唐为鉴”、“守内虚外”、“强干弱枝”，不仅有其特色，而且较之唐代有所发展。

1强化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极力分化宰相事权。

2加强对官员的管理和控制。建立了更为完善的科举考试制度、官员铨选制度、考核制度和退休制度，以及对地方官的监察制度等。

3比较有效地防止了文臣、武将、后妃、外戚、宗室、宦官擅权专政。

4贯彻“誓不杀士大夫”的传统政策，在政治上对儒士较为宽舒。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汉、唐发展的基础上，宋朝社会无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都有新的发展，而且在许多方面是空前的。可以说，宋朝社会发展的高度总体来说是超过了唐朝社会。有学者认为，在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文化出现过三次高潮，即：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两宋时期的文化复兴、“五四运动”的新文化运动。邓广铭先生曾指出：“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陈寅恪先生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些评价是很值得重视的。

三、宋朝社会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

研究中国古代史和中国文化史的学者，素来对宋朝的研究比较重视，这是因为：

第一，宋朝历史内容丰富。

第二，有关宋朝历史的第一手文字资料很多，史料价值高。据今人统计，现存宋人著作有4855种、现存宋人文集有741家。

第三，宋朝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封建社会诸因素发展成熟，也在一些方面孕育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因素。

就已有研究而言，一般对上述第一、第二两项特别重视，这是应该的，也符合实际。正因为如此，历来许多学者对元朝时修纂的《宋史》不满意，认为不足以全面地如实地反映宋朝历史，要求加以重修，即所谓“昔人多有欲重修者”。自元末的周以立，到明代的严嵩、王洙、柯维骐、王惟俭、钱士升、汤显祖，到清代的陈黄中、顾炎武、朱彝尊、全祖望、杭世骏、邵晋涵、章学诚、陆心源，到民国时期的刘咸炘，以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上海师大古籍所，都有重修宋史的打算。但多数未能实现，有几部成书之作均为学者认为很不理想，只有个别书如《宋史翼》可稍补《宋史》之阙。

学者之所以打算重修《宋史》，一是认为《宋史》成书匆促，内容杂乱，考订欠精；二是内容不全面，不足以反映一代之巨变。事实正是这样，自唐中叶以来社会开始的变化，至宋朝社会其变化或已完成或至为明显。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列举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方面

田制：均田制彻底瓦解，私人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渐发展，到了宋朝已成为主要的土地占有制，形成了“千年土地八百主”的局面。与此同时，租佃制也普遍发展。这种情况，直到清朝末年。

赋役：租庸调制度废除，唐德宗时行“两税法”。宋朝继续施行并加以改进，是为“二税”。取明代中后期，演变为“一条鞭”法，直到清代前期的“地丁制”。

商品经济：城镇有了发展，一些城镇的功能由军事要邑发展为工商业城邑。由于商品经济的相对发展，北宋前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随之推广，又有“会子”、“关子”等，对后世的币制影响很大。

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宋代是否有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学界所论不一，或认为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或认为已有较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或认为已有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或认为已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条件，但受到战争等方面的影响，而未能萌芽或有微弱萌芽即被遏制。我是同意最后一种看法的。

（二）社会结构方面

统治基础：由士族地主为主变化为以大官僚、大地主为主。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因租佃制的发展而相对松弛。

（三）政治制度方面

政治制度：由皇帝、士族地主政治体制，变化为皇帝、官僚、地主政治体制。

宰相制度：极为分化和削弱宰相事权。到了明代，遂不设宰相而设“内阁”。清代仍之，更发展为“军机处”议国政。

兵制：由府兵制变化为募兵制，一直到清代。

地方行政区划：唐代设“道”，是一种军事节度区划。宋朝因之，设“路”。先是中央王朝的派出机构，进而发展为一级行政机构。到了元代，遂正式设“行省”。

（四）农民起义方面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心声，唐末黄巢大起义高出“均平大将军”的旗帜，反映出广大起义者争取人身平等的要求。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则提出“均贫富”主张，第一次明确地要求经济上的平均；南宋初年的钟相、杨幺起义，更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要求，从而把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此外还有山东宋江起义，为以后的四大名著水浒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此后，发展到明末李自成起义提出的“均田免粮”主张、太平天国起义拟制的《天朝田亩制度》。从这些发展过程可以看到末代农民起义的历史地位。

（五）思想文化方面

古文运动的完成、儒学的复兴、理学的产生、宋词的兴起，都是中唐以来学术文化发展变化的结果，也对后世很大影响。

方志学的形成，金石学的兴起，话本的产生与发展，都是中唐以来学术文化发展变化的结果，都对后世在学术文化上开辟了新的方面。

以上所举的例子，都是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学者研究的成果。这表明，学者重视宋朝历史研究，不仅是它的内容丰富、所存历史资料甚多，而且还因为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巨大发展变化的转折时期，有不少在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方面。但是，对它含有的近代社会的某些因素总的来说注意不够。

过去，也有学者对宋朝社会中的近代社会因素作过论析，如梁启超《王安石评传》（世界书局1933年版）中，把青苗法比作劝业银行，市易法比作商业银行，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其良法美意……至今东西诸国行而有效者”。柯昌颐《王安石评传》（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也认为，免役法“完全有‘解放人民生活之桎梏’及‘打破社会因袭之阶级’两种精义，由今之说，即‘救济被压迫者’及‘打倒封建权力’也。”此外，胡适、林语堂的著作也有类似的论见。当然，这些意见还需要进一步研讨，但它表明我国的一些学者早就注意到宋朝社会中的近代因素。新中国建立以后，这种研究有了明显发展，诸如历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历史发展动力、农民起义、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讨论，都有一些学者涉足宋朝社会中近代因素的探析，这种研究还在继续并向纵深发展。其中，也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学者所做的许多工作。

下面，谈谈世界范围学者们对宋朝社会的历史地位和认识。

日本学者素来重视中国古代史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在宋朝历史的研究上，京都大学有很大影响。该校内藤湖南教授（1866—1934）把中国历史分作三期，即：古代，从上古到汉；中世，从魏晋到唐末；近世，宋以后。他认为，唐—宋是中国由中古到近世的一个大转折。此后，宫崎审定、桑原隲藏、佐伯富、梅原郁等教授都对宋朝历史作了许多研究。在历史分期上，宫崎审定教授则发展了其师内藤湖南教授的主张，除了内藤湖南教授所分的三个时期外，他把民国以后划为“最近世”，并且明确地认为：宋元明清属于“近世”，亦相当于欧洲从文艺复兴到产业革命这段历史时期，岂止有资本主义萌芽，要比资本主义萌芽进步得多。

日本学者的上述分期的观点，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美国在1975年出版了《中国宋朝的危机和昌盛》论文集，在该书的“导言”中写道：“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八、九、十这三个世纪，即所谓唐、宋过渡时期，这点现在已几乎成为自明之理。”英国也有类似的观点，如197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的模式》一书，就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早期帝国（从秦到汉）、中期帝国（唐）、晚期帝国（北宋到清）。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国际宋史研究的大合作，即“宋史研究计划”（“宋史计划”、“宋计划”）。这个计划的主持人是埃狄纳·巴拉兹（1905—1963），他的汉名叫白乐日，是匈牙利裔的法国汉学家，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早在1947年，巴拉兹就草拟过一份宋史研究计划。1954年9月， 他在英国达勒姆举行的第七届国际青年汉学家大会上，倡议进行国际合作， 发起编纂一部《宋史手册》，以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宋史提供方便。1955年3月，巴拉兹在法国高等研究院研究社会经济的第六部工作， 并主持中国史研究，他正式提出一份国际协作研究宋史的具体方案，定名《宋史手册编写计划》（通称“宋史计划”或“宋计划”）。

这个计划在国际上得到许多学者响应，包括法国、西德、日本、匈牙利、美国、加拿大以及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几十位学者，其中以日本学者的阵容最强。

1963年11月，巴拉兹逝世。学者们的研究继续进行，于1978年大致完成，历时24年（1954—1978年）。这一期间，获得了不少研究成果，翻译了一些有关宋代的资料，撰写了一些有关宋代的研究论文，出版了有关宋代的地图、大事记、人物年录、辞典、书录等，著名者如《宋史研究参考资料》（又名《宋史研究丛书》）、《纪念巴拉兹宋史研究丛书》、《宋代传记辞典》、《宋代书录》等。

应该说，这是对中国宋史研究的一次大规模的较长期的国际合作。它的研究成果，虽然许多是工具性的或资料性的，但也不乏研究性的，不仅给人们（特别是外国人）研究中国宋史提供了方便，也在一些问题上促进了研究的深入发展。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际性的学术合作，反映出国外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们对宋史的重视和所作出的努力。

为什么巴拉兹要发起“宋史计划”呢？为什么会进行这次宋史研究的国际合作呢？这是基于巴拉兹及参与合作的学者对中国宋史的历史地位的认识。巴拉兹认为：第一，宋代的公私文献丰富，既有数量，又有质量。第二，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展成熟，而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第三，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各种问题，宋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研究宋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可见，这些学者明确地认为，宋朝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它不仅对于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转折性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社会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正因为如此，他们把宋代作为中国近世社会的开端。

当然，在历史分期上，我国学者与上述学者有不同的意见，可以继续进行研讨。但是，对于宋代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在认识上则是基本一致。这次国际合作的“宋史计划”，对于促进中国宋史的研究起了积极作用。

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宋史研究蓬勃发展。全国已形成一些宋史研究和研究生培养基地。1980年建立了中国宋史研究会，已举行年会七次，每次年会出版一本论文集，现有会员近 300人。每年都有不少有关宋史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正式出版。中国大陆与台、港地区宋史学者之间的学术合作增多，宋史研究的国际交流也更频繁。宋史研究愈益向纵深发展。

今天中国的文化建设是历史上中国文化的继续与发展，而且是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在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史上“造极于赵宋”，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高峰，而且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因此，我们在进一步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要对宋朝研究有足够的认识和相应的行动。

我们希望有志于研究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化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青年学人，对宋代社会的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尽可能在这方面下功夫，促使我国学术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更全面、更系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更准确、更深入，更有力、更有效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使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更加发扬光大。

　　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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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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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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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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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内容

　　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唐·房玄龄等著，130卷。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南朝梁·沈约著，100卷。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著，59卷。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梁书

　　唐·姚思廉著，56卷。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唐·姚思廉著，36卷。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北齐·魏收著，130卷。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珪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唐·李百药著，50卷。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著，50卷。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隋书

　　唐·魏征等著，85卷。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南史

首先，整个宋朝是重文轻武的，这和开国皇帝赵匡胤是在马上夺了别人的天下很有关系，所以经杯酒释兵权之后，整个武将在朝中的地位是低于文官的，即使相同等级、相同俸禄、相同资历，但武将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就是要比文人差。这是读书人受到重用一大原因。

其次，宋初相当长一段时间，歌舞升平，整个大宋国内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和平的，武将无用武之地也是事实，但不管是在庙堂之高管理国家大事，还是在一县之地管县中大小琐事，都需要文官出面进行管理的，读书人作为官员的主要来源也就一直受到很大的重视。

最后，在皇帝心目中，只会耍笔杆子、动嘴皮子、读书本子的文人要比手握刀兵、随时能够威胁到皇位的武将要安全得多，所以从上层到基层都是呈现重文轻武，鼓励大家多读书、少舞枪的情况了。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