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是中国清朝初年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它以写花妖狐魅、畸

人异行著称于世，奇特诡谲的故事情节，异彩纷呈的人物形象，不同流俗的美学

理想，构成《聊斋志异》的独特风格。它既是中国文学的瑰宝，更是世界文学的

明珠。作者蒲松龄无愧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巨人。

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字留仙，

号剑臣，别号柳泉居上；山东淄川县（今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人，他的家族，

明万历以来也曾“科甲相继”；但至蒲松龄时代，“为寡食众，家以日落。”

（《述刘氏行实》）分居后，蒲松龄“数椽风雨之庐，十亩荆榛之产；卖文

为活，废学从儿；纳税倾囊，愁贫任妇。”（《呈石年张县公俚谣序》）十九岁，

“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

（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此后则屡挫于乡试，以岁贡终老。他一生，除

了去扬州府宝应县充当幕宾一年，均设帐于缙绅之家；而在同邑西铺毕际有家时

间最长，设馆三十年，七十岁才归老家居。七十六岁辞世。蒲松龄出生前一年，

即崇帧十二年正月，第五次入关的清兵攻被济南，积尸盈城；血腥洗劫殃及齐鲁。

崇祯十七年，清兵再次入关击溃李自成，建立清王朝，镇压各地抗清力量；

压域黑云弥漫全国。然而在兵连祸结之中，明中叶以后萌发的民主启蒙思想依然

向前发展。清初，王夫之、黄宗轰、顾炎武、唐甄等人继续批判宋明理学，思想

上闪现出更多的民主性光芒。历史的灾难、时代的思潮以及个人的遭遇，这一切

对蒲松龄的思想和创作，必然有所影响，蒲氏狂痴招尤，孤愤著书，正是时代使

然。

其思想积极用世，憧憬仁政；他希望赋役征收应当。“念民膏”，刑名出入

应当“得民情”，工役兴作应当“惜民力”，（代孙蕙作《放生池碑记》）黑暗

的现实虽然“罔念夫民命”，然而蒲松龄则终生坚持“利民济物”的理想。他睥

睨邪恶，摆脱世俗的羁绊，追求心灵的自由，将自己的人生理想写入《聊斋志异

》。

清初人民饱经兵燹战乱，其心灵创伤尚未平复。《聊斋志异》有不少篇目，

隐约曲折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劫难。举凡明末北兵入寇的“齐地大乱”、“济南

大劫”，请初的……姜瓖之变“、”三藩之乱“、”谢迁之变“、”于七之难

“，《聊斋志异》都曾触及，虽然含蓄迷离，但都倾向鲜明：诅咒兵连祸结，悼

念受害人民。怀着对人民的深切同情，《聊斋志异》更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整个社

会，斥之为”强梁世界“（《成仙》）。

在这个社会里，“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促织》）；封建官府像阴司

一样暗昧（《席方平》）；高级官僚恶德满盈（《续黄粱》），下级官吏鄙琐贪

婪（《梅女》），衙门公役则“无有不可杀者”。（《伍秋月》）；至于地方豪

绅，更是依财仗势，横行乡里，《聊斋志异》刺贪刺虐，全无畏忌。

明清两代用八股取士，以强化其政治统治。蒲松龄五十一岁才放弃应举，虽

然他还不能自觉地否定这个制度，然而他却能从旧垒中反戈一击，揭露科举的弊

端与丑恶。《聊斋志异》有相当数量的篇目，以嬉笑怒骂之笔讥刺科场衡文不公

以及贿赂公行。司衡无目，盖因帘内诸官只熟悉八股滥调，不谙德业文章，无能

识别真才（《司文郎》、《贾奉雉》）。

学官贪冒，则不仅“学使之门如市”（《神女》），而且“考弊司”竟定例

割髀肉为蛰（《考弊司》）。读书人对此却帖耳忍受，心无愧耻；幸进者则

高官厚禄，作威作福（《续黄粱》），失意者则嗒然若死，如饵毒之蝇（《

王子安》）。蒲松龄晚年诗作《历下吟》写省城试士的丑态，不禁慨叹：“此中

求伊周，亦复可侧怆。”《聊斋志异》抨击科举的作品，也部流露出此种侧怆的

心情。

《聊斋志异》各类题材的作品部有自己的审美追求，其中描写婚姻爱情的作

品表现得尤为鲜明。在蒲松龄那个时代，封建的因袭观念大部开始动摇，“甚至

骨肉之间，亦用机械，家庭之内，亦蓄戈矛”（《为人要则》）。《聊斋志异》

描写家庭纠葛的作品，往往把青年一代视作冲决封建札教的主要力量。封建社会

鄙视妇女，《聊斋志异》却以大量篇目，塑造了许许多多天生丽质，从不同角度

展示她们的美好情操和过人才能。例如：颜氏之才，乔女之德！翩翩之仙，葛巾

之神；婴宁的天真，蕙芳的纯朴；素秋的淡泊，黄英的通达；娇娜的洒脱，青凤

的痴情；等等。她们人各一面，全非世俗男子所能比拟，封建社会严男女之大防，

《聊斋志异》则借助浪漫主义的奇想，赋予青年男女以极大的互爱自由。作品认

为：“礼缘情制；情之所在，异族何殊焉”（《素秋》）：“天下惟真才人为能

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瑞云》）。作品呼唤真情，反对“以礼节情”，因

而对知己相爱或钟情不移者备加赞扬，而对虚伪矫情或欺骗爱情者则予以谴责。

作者意识到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因而确认男女婚姻，“此自百年事，父母止

主其半”（《青蛙神》）。

作品所赞扬的大多是自媒自主的婚姻；这在当时不是已经存在的现实，而是

应该实现的理想。蒲松龄的审美情操，的确高人一等；纵然杂有些微糟粕，毕竟

瑕不掩瑜。

《聊斋志异》近五百篇，举凡天上人间、域内海外的诸般异闻，鸟兽虫鱼、

草木竹石的荒怪变幻，民俗风习、自然灾害的趣闻琐谈，都在包罗之列。

以上所述，仅其荦荦大者。

《聊斋志异》把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创作艺术推向顶峰，前人称它为“空前绝

后之作”。其主题境界既高出晋之志怪、唐之传奇，而笔墨命意更非后世续书所

能比拟。它的艺术成就，既是蒲松龄借幻异故事寄托自我情志的创新，又是中国

文学优秀传统的发扬。

作为“孤愤之书”，浓烈的感情色彩和超俗的审美追求，为《聊斋志异》创

作艺术的主要特征。作者在创作时，往往驰想天外，神与物游：“遄飞逸兴，狂

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聊斋自志》）这种感兴飞动的激情，恰足

以表现幻异小说的奇诡。在各类作品中，既有金刚怒目的愤激，也有童心展现的

温情；既有口诛笔伐，也有幽默讽嘲。诸般幻异故事，都具有叩人心弦的艺术魅

力。《聊斋志异》的问世，使得一度沉寂的中国文言小说重现光辉，在艺术上取

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实质是在发扬中国文学优秀传统基础上的艺术创新。蒲松

龄有丰厚的文学修养，他不仅“用传奇法，而以志怪”，而且自觉地发扬楚骚的

创作精神。其《聊斋自志》谓：“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

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聊斋》为文，狂狷傲世，不

遵矩度，盖亦步武楚骚，直抒胸臆，不择好音。《聊斋志异》每于篇后仿《史记

》的“太史公曰”，添加“异史氏曰”论赞一段，把艺术具象的意蕴径直的表达

出来。全书有“异史氏曰”

近二百则，为数之多，用意之深，均不同于唐传奇偶尔加入的议论体例。这

一形式的采用，是对《史记》美学思想的自觉发扬。盖蒲松龄“长命不犹”、

“仅成孤愤之书”与司马迁“意有所郁结”、“发愤之所为作”，两者之间

有其相通会意之处。鲁迅先生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聊斋》

则把楚骚的艺术传统用之于小说，遂使中国文言小说艺术再生奇葩。蒲松龄的这

种创作精神，在今天仍有可资借鉴之处。

朱其铠

一九九二年二月

聊斋自志

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1] ；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2]自鸣天籁，

不择好音，有由然矣[3]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4] ；逐逐野马之尘，罔两

见笑[5]才非干宝，雅爱搜神[6] ；情类黄州，喜人谈鬼[7]闻则命笔，遂以成

编[8]久之，四方同人[9] ，又以邮筒相寄[10]，因而物以好聚[11]，所积益夥。

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断发之乡[12]；睫在眼前，怪有过于飞头之国[13]

遗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14] 展如之人，得毋向我胡卢耶[15]？

然五父概头，或涉滥听[16]；而三生石上，颇悟前因[17] 放纵之言，有未

可概以人废者[18] 松悬弧时[19]，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20]，偏袒入室[21]，

药膏如钱，圆粘乳际。寤而松生，果符墨志[22] 且也：少赢多病，长命不犹[23]

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24] 每搔头自念：勿亦面

壁人果是吾前身耶[25]？

盖有漏根因，未结人天之果[26]；而随风荡堕，竟成藩溷之花[27] 茫茫六

道[28]，何可谓无其理哉！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29]

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30]；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

间乎[31]！

康熙己未春日[32]

据《聊斋志异》手稿本

唐序

谚有之云：“见橐驼谓乌肿背。”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矣。大人以目所见者

为有，所不见者为无。日，此其常也，倏有而倏无则怪之。至于草木之荣落，尾

虫之变化，倏有倏无，又不之怪，而独于神龙则怪之。彼万窍之刁刁，百川之活

活，无所持之而动，无所激之而鸣，岂非怪乎？又习而安焉。

独至于鬼狐则怪之，至于人则又不怪。夫人，则亦谁持之而动，谁激之而鸣

者乎？莫不曰：“我实为之。”夫我之所以为我者，目能视而不能视其所以视，

耳能闻而不能闻其所以闻，而况于闻见所不能及者乎？夫闻见所及以为有，所不

及以为无，其为闻见也几何矣。人之言曰：“有形形者，有物物者。”

而不知有以无形为形，无物为物者。夫无形无物，则耳目穷矣，而不可谓之

无也。有见蚊腹者，有不见泰山者；有闻蚁斗者，有不闻雷呜者。见闻之不同者，

盲瞽未可妄论也。自小儒为“人死如凤火散”之说，而原始要终之道，不明于天

下；于是所见者愈少，所怪者愈多，而“马肿背”之说昌行于天下。

无可如何，辄以“孔子不语”之词了之，而齐谐志怪，虞初记异之编，疑之

者参半矣。不知孔子之所不语者，乃中人以下不可得而闻者耳，而谓《春秋》尽

删怪神哉！

留仙蒲子，幼而颖异，长而特达。下笔风起云涌，能为载记之言。于制艺举

业之暇，凡所见闻，辄为笔记，大要多鬼狐怪异之事。向得其一卷，辄为同人取

去；令再得其一卷阅之。凡为余所习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见，

而与夏虫语冰也。余谓事无论常怪，但以有害于人者为妖。故日食星陨，鹢飞鹆

巢，石言龙斗，不可谓异；惟土木甲兵之不时，与乱臣赋子，乃为妖异耳。今观

留仙所著，其论断大义，皆本于赏善罚*与安义命之旨，足以开物而成务；正如

扬云《法言》，桓谭谓其必传矣。

康熙壬戌仲秋既望，豹岩樵史唐梦赉拜题

据《聊斋志异》手稿本

高序

志而日异，明其不同于常也。然而圣人曰：“君子以同而异。”何耶？

其义广矣、大矣。夫圣人之言，虽多主于人事，而吾谓三才之理，六经之文，

诸圣之义，可一以贯之。则谓异之为义，即易之冒道，无不可也。夫人但知居仁

由义，克己复礼，为人君子矣；而陟降而在帝左右，祷祝而感召凤雷，乃近于巫

祝之说者，何耶？神禹创铸九鼎，而山海一经，复垂万世，岂上古圣人而喜语怪

乎？抑争子虚乌有之赋心，而预为分道扬镳者地乎？后世拘墟之士，双瞳如豆，

一叶迷山，目所不见，率以仲尼“不语”为辞，不知鹢飞石陨，是何人载笔尔也？

倘概以左氏之诬蔽之，无异掩耳者高语无雷矣。引而伸之，即“阊阖九天，

衣冠万国”之句，深山穷谷中人，亦以为欺我无疑也。余谓：欲读天下之奇书，

须明天下之大道。盖以人伦大道淑世者，吾人之所以为木铎也。然而天下有解人，

则虽孔子之所不语者，皆足辅功令教化之所不及。而《诺皋》、《夷坚》，亦可

与六经同功。苟非其人，则虽日述孔子之所常言，而皆足以佐慝。如读南子之见，

则以为*辟皆可周旋；泥佛肸之往，则以为叛逆不妨共事；不止《诗》、《书》

发冢，《周官》资篡已也。

彼拘墟之上多疑者，其言则未尝不近于正也。一则疑曰：政教自堪治世，因

果无乃渺茫乎？曰：是也。然而阴骘上帝，幽有鬼神，亦圣人之言否乎？

彼彭生觌面，申生语巫，武墨宫中，田蚡枕畔，九幽斧钺，严于王章多矣。

而世人往往多疑者，以报应之或爽，诚有可疑。即如圣门之土，贤隽无多，

德行四人，二者夭亡；一厄继母，几乎同于伯奇。天道愤债，一至此乎！是非远

洞三世，不足消释群憾。释迎马麦，袁盎人疮，亦安能知之？故非天道愦愦，人

自愦愦故也。或曰：报应示戒可矣，妖邪不宜黜乎？曰：是也。然而天地大矣，

无所不有；古今变矣，未可舟胶 人世不皆君子，阴曹反皆正人乎？岂夏姬谢世，

便侪共姜；荣公撤瑟，可参孤竹乎？有以知其必不然矣。且江河日下，人鬼颇同，

不则幽冥之中，反是圣贤道场，日日唐虞三代，有是理乎？或又疑而且规之曰：

异事，世固间有之矣，或亦不妨抵掌；而竟驰想天外，幻迹人区，无乃为《齐谐

》滥觞乎？曰：是也。然子长列传，不厌滑稽；厄言寓言，蒙庄嚆矢。且二十一

史果皆实录乎？仙人之议李郭也，固有遗憾久矣。

而况勃窣文心，笔补造化，不止生花，且同炼石。佳狐佳鬼之奇俊也，降福

既以孔皆，敦伦更复无斁，人中大贤，犹有愧焉。是在解人不为法缚，不死句下

可也。

夫中郎帐底，应饶子家之异味；邺侯架上，何须兔册之常诠？余愿为婆婆艺

林者，职调人之役焉。古人著书，其正也，则以天常民彝为则，使天下之人，听

一事，如闻雷霆，奉一言，如亲日月。外此而书或奇也，则新鬼故鬼，鲁庙依稀

；内蛇外蛇，郑门踯躅，非尽矫诬也，倘尽以“不语”二字奉为金科，则萍实、

商羊、羵羊楛失，但当摇首闭目而谢之足矣。然乎否耶？

吾愿读书之士，揽此奇文，须深慧业，眼光如电，墙壁皆通，能知作者之意，

并能知圣人或雅言、或罕言、或不语之故，则六经之义，三才之统，诸圣之衡，

一一贯之。异而同者，忘其异焉可矣。不然，痴人每苦情深，入耳便多儒首。一

字魂飞，心月之精灵冉冉；三生梦渺，牡丹之亭下依依。檀板动而忽来，桃茢遣

而不去，君将为魍魉曹丘生，仆何辞齐谐鲁仲连乎？

康熙己未春日谷旦，紫霞道人高珩题

据《聊斋志异》铸雪斋抄本

　　摘 要:近三十年,中国民间自发兴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文章先回顾了家谱的历史演变,再分析了重修家谱兴盛的原因,并以家谱的“前言”、“后记”来例证。　　关键词:家谱 重修 原因

　中图分类号:K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7(a)-0220-01

　家谱,也称宗谱、族谱、世谱、家书等,是记载一个家族迁徙、繁衍、兴衰历史,褒扬家族功德人物的史实资料,可以说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近三十年来,中国民间自发兴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这股热潮,其声势之大、数量之多、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编修家谱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这股编修新谱的热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其原因可以从新修的家谱的“前言”、“序”、“后记”等中得到印证。

　1 家谱的演变

　最早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在甲骨、青铜器上简单刻有父子兄弟世系,这是中国最古老、最原始形态的家谱。经过秦汉时期的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家谱适应世家豪族的政治需要处于兴盛期,成为了世族之间通婚和做官的主要依据。唐代,谱学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官修谱牒巨大,私修家谱亦十分兴盛。宋代为家谱的转型期,官修谱牒废绝,私修家谱兴盛。家谱作为用来区别门第身份的政治功能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尊祖、敬宗、收族”和“尊尊亲亲之道”的道德教化功能,并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欧式谱例和苏式谱例。进入明代,中国家谱发展趋于成熟,编修家谱的体例、内容更加完善,并基本定型。明代修谱进一步发展以朱熹“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作为修谱的指导思想。清代及民国时期,编修家谱的活动在民间非常普及。新中国成立后的50～70年代,编撰家谱一度停止,大量的旧谱牒遭到了破坏。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在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率先出现了重修家谱现象,很快遍及全国各地。

　2 重修家谱兴盛的原因例证

　21 主观愿望——敬宗睦族,惟有修谱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极为深刻和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农村人口流动的增长,即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经商、求学日曾增多。各家族子孙迁居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彼此有相见不相识之感。而家谱,就是家族群体联系感情、亲情的纽带。族中老人希望通过修家谱,达到“敬宗睦族”的目的。浙江海宁《褚氏家谱》的“前言”中写到:“当大部分子孙汇集硖石参加迁葬时,彼此有相见不相识之感。尤其是少、青、壮年一代对褚氏根从何来、对家史一无所知。所有健在老人都为自己重任深感不安和内疚。后经合计,一致认为,有续修家谱刻不容缓的急切愿望,因此开始筹编。”修谱可以使民族源流清晰,能得到族人相互提携帮助。……吾族之谱,自公元一九二四年第四届续修至今,屈指已八十有六载,由于年代久远,族内后裔或谋生外迁,或经商发迹,子孙繁衍,徙居各地,昭穆既远。当今后裔辈份不清,祖宗支派不明,犹如陌路之人,如何将族内之人团结起来,惟有修谱。”

　22 客观基础——盛世修谱,势在必行

　中国有句古话:盛世修史,明时修志。盛世也为修谱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冲破了“左”的思想牢笼,思想大解放使人们打破了精神枷锁,营造了宽松的文化氛围,让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新生的政治条件;二是经济快速发展,国力日益增强,百姓日益富裕,为修谱的各项费用提供了物质基础。《上虞管溪徐氏宗谱》序:“盛世修志,盛世修谱。可以说,政通人和,太平盛世赋予编史修志著谱的神圣使命和高度的责任感。”

　23 推动因素——“两个通知”的发布

　1984年,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等单位联合编撰《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为使这项涉及全国各图书、档案、文化部门的联合目录编撰顺利,国家档案局会同教育部、文化部联名向大陆地区各文化厅、文管会、档案局等单位发出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国档会字(1984)7号)。为了增加大陆以及海外收藏的中国家谱目录,2000年国家决定编撰《中国家谱总目》。为了推动此项工作进展。文化部办公厅于2001年2月发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总目)的通知》(办社图函[2001]29号)。“两个通知”的发布对近三十年来的家谱编修意义十分重大,推动了家谱重修的盛行。

　首先,家谱的价值重新得到了确认。在“”时期,家谱被认为是封建糟粕,不要说是修谱,连收藏的旧家谱也遭到了破坏。而在“两个通知”中,明确指出:家谱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民族学、教育学、人物传记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对开展学术研究有着重要价值,同时对海内外华人寻根认祖,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着重要意义。《钱塘孔氏宗谱》重修宗谱新凡例中说:“家谱,是记载一个家族繁衍迁徙的历史文献,曾经被作为维系宗法制度和祖先祭祀的工具而被奉为圣物。然而在上世纪中叶的“”中被作为“旧时代”的遗物而惨遭毁灭。浩劫之后,家谱的性质和现实意义重新被人们所认识,被认为与国史和地方史志同为民族历史文化大厦的三大支柱。”

　第二,为农村修谱提供了契机,成为了修谱宗旨。需要敬宗睦族,修谱有了主观愿望。思想解放、物质丰富,修谱有基础。而家谱目录整理工作的开展,为修谱者重修家谱提供了契机。家谱目录专业工作人员为了对各地家谱资源进行调查、征集和著录工作,深入城乡,宣传家谱的价值、家谱工作的意义,民间私藏家谱被公诸于世。在家谱目录整理工作开展之际,各族人认为有必要对自家的家谱进行重修,并把“两个通知”精神定为修谱的宗旨。广西北流《郑氏族谱》凡例第十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编好《中国家谱总目录》等文件精神编好士球公宗支系族谱。并在书前附有“两个通知”的原文。《齐贤镇西徐巷村樊氏家谱》“谱例”第一条:遵循1984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国档会字[1984]第7号联合通知“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也是建筑自己的血缘关系……”之精神,作为编修本谱之宗旨。

　编修新谱是历史上续修家谱的继续与发展,是适应社会需要、民众需求的一个文化现象。新修的家谱跟旧家谱相比,有继承、有批判、有创新。我们应对其进行引导,使新谱编修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健康向前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担当起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功能。

　参考文献

　[1] 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 赵小玲家谱征集工作的实践和体会[J]当代图书馆,2004(4)

序：我走过的路——余英时

我求学所走过的路是很曲折的。现在让我从童年的记忆开始，一直讲到读完研究院为止，即从1937年到1962年。这是我的学生时代的全部过程，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1937—1946年，乡村的生活；1946—1955年，大变动中的流浪；1955—1962年，美国学院中的进修。

我变成了一个乡下孩子

我是1930年在天津出生的，从出生到1937年冬天，我住过北平、南京、开封、安庆等城市，但是时间都很短，记忆也很零碎。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开始，我的生活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年的初冬，大概是10月左右，我回到了祖先居住的故乡——安徽潜山县的官庄乡。这是我童年记忆的开始，今天回想起来，好像还是昨天的事一样。

让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故乡——潜山县官庄乡。这是一个离安庆不远的乡村，今天乘公共汽车只用四小时便可到达，但那时安庆和官庄之间还没有公路，步行要三天。官庄是在群山环抱之中，既贫穷又闭塞，和外面的现代世界是完全隔绝的。官庄没有任何现代的设备，如电灯、自来水、汽车，人们过的仍然是原始的农村生活。对于幼年的我，这个变化太大也太快了，在短短的三天之内，我顿然从一个都市的孩子变成了一个乡下的孩子。也就从这时开始，我的记忆变得完整了，清楚了。

乡居的记忆从第一天起便是愉快的。首先，我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我的住屋前面有一道清溪，那是村民洗衣、洗米、洗菜和汲水的所在，屋后和左右都是山冈，长满了松和杉，夏天绿荫密布，日光从树叶中透射过来，暑气全消。我从七八岁到十三四岁时，曾在河边和山上度过无数的下午和黄昏。有时候躺在浓绿覆罩下的后山草地之上，听鸟语蝉鸣，浑然忘我，和天地万物打成了一片。这大概便是古人所说的“天人合一”的一种境界吧！这可以说是我童年所受的自然教育。

乡居八九年的另一种教育可以称之为社会教育。都市生活表面上很热闹，到处都是人潮，然而每个人的感觉其实都是很孤独的。家庭是唯一的避风港，但每一个家庭又像是一座孤岛，即使是左邻右舍也未必互相往来。现代社会学家形容都市生活是“孤独的人群”（lonely crowd），其实古代的都市又何尝不然？苏东坡诗“万人如海一身藏”，正是说在都市的人海之中，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但是在乡村中，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都是互相联系的，地缘和血缘把一乡之人都织成了一个大网。几百年、甚至千年聚居在一村的人群，如果不是同族，也都是亲戚，这种关系超越了所谓阶级的意识。我的故乡官庄，有余和刘两个大姓，但两姓都没有大地主，佃农如果不是本家，便是亲戚，他们有时交不出田租，也只好算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地主凶恶讨租或欺压佃农的事。我们乡间的秩序基本上是自治的，很少与政府发生关系。每一族都有族长、长老，他们负责维持本族的族规，偶尔有子弟犯了族规，如赌博、偷窃之类，族长和长老们便在宗祠中聚会，商议惩罚的办法，最严重的犯规可以打板子。但这样的情形也不多见，我只记得我们余姓宗祠中举行过一次聚会，处罚了一个屡次犯规的青年子弟。中国传统社会大体上是靠儒家的规范维系着的，道德的力量远在法律之上。道理（或天理）和人情是两个最重要的标准。这一切，我当时自然是完全不懂的。但是由于我的故乡和现代世界是隔绝的，我的八九年乡居使我相当彻底地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而由生活体验中得来的直觉了解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有很大的帮助。现代人类学家强调在地区文化研究上，研究者必须身临其境（being there）和亲自参与（participation），我的乡居就是一个长期的参与过程。

现在我要谈谈我在乡间所受的书本教育。我离开安庆城时，已开始上小学了。但我的故乡官庄根本没有现代式的学校，我的现代教育因此便中断了。在最初五六年中，我仅断断续续上过三四年的私塾；这是纯传统式的教学，由一位教师带领着十几个年岁不同的学生读书。因为学生的程度不同，所读的书也不同。年纪大的可以读《古文观止》、四书、五经之类，年纪小而刚刚启蒙的则读《三字经》、《百家姓》。我开始是属于启蒙的一组，但后来得到老师的许可，也旁听一些历史故事的讲解，包括《左传》、《战国策》等。总之，我早年的教育只限于中国古书，一切现代课程都没有接触过。但真正引起我读书兴趣的不是古文，而是小说。大概在十岁以前，我偶在家中找到了一部残破的《罗通扫北》的历史演义，读得津津有味，虽然小说中有许多字不认识，但读下去便慢慢猜出了字的意义。从此发展下去，我读遍了乡间能找得到的古典小说，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荡寇志》（这是反《水浒传》的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等。我相信小说对我的帮助比经、史、古文还要大，使我终于能掌握了中国文字的规则。

我早年学写作也是从文言开始的，私塾的老师不会写白话文，也不喜欢白话文。虽然现代提倡文学革命的胡适和陈独秀都是我的安徽同乡，但我们乡间似乎没有人重视他们。十一二岁时，私塾的老师有一天忽然教我们写古典诗，原来那时他正在和一位年轻的寡妇闹恋爱，浪漫的情怀使他诗兴大发。我至今还记得他写的两句诗：“春花似有怜才意，故傍书台绽笑腮。”诗句表面上说的是庭园中的花，真正的意思是指这位**偶尔来到私塾门前向他微笑。我便是这样学会写古典诗的。

在我十三四岁时，乡间私塾的老师已不再教了。我只好随着年纪大的同学到邻县——舒城和桐城去进中学。这些中学都是战争期间临时创立的，程度很低，我仅仅学会了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和一点简单的算术。但桐城是有名的桐城派古文的发源地，那里流行的仍然是古典诗文。所以我在这两年中，对于中国古典的兴趣更加深了，至于现代知识则依旧是一片空白。

大变动中的流浪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正在桐城。因为等待着父亲接我到外面的大城市去读书，便在桐城的亲戚家中闲住着，没有上学。第二年（1946）的夏天，我才和分别了九年的父亲会面。这里要补说一：父亲在战争时期一直在重庆，我是跟着伯父一家回到乡间逃避战乱的。我的父亲是历史学家，学的是西洋史，战前在各大学任教授，1945年他去了沈阳，创立了一所新的大学——东北中正大学。1946年6月我先到南京，再经过北平，然后去了沈阳。

这时我已十六岁了，父亲急着要我在最短时间内补修各种现代课程，准备考进大学。1946—1947这一年，我一方面在高中读书，一方面在课外加紧跟不同的老师补习，主要是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现代科目。我在这一年中，日夜赶修这些课程，希望一年以后可以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读一篇短短的英文文字，其中便有八十多个字汇是陌生的。这时我已清楚地认识到，我大概绝不可能专修自然科学了，我只能向人文科学方面去发展。好在我的兴趣已完全倾向于历史和哲学，所以并不觉得有什么遗憾。1947年夏天，我居然考取了东北中正大学历史系。我的治学道路也就此决定了。

战后的中国始终没有和平，因为紧接着便爆发了国共内战。我在1947年底读完大学一年级上学期时，沈阳已在共军的包围之中，我们一家乘飞机回到北平。于是我的大学生涯又中断了。我们在北平住了十个月，然后又在1948年11月从北平流亡到上海。半年多以后，上海也被共军占领了。在这一年半的流亡期间，我自然没有上学的机会。

但是1948年在北平的十个月，我自己在思想上发生了极大的波动。这是中国学生运动最激烈的阶段，北平更是领导全国学运的中心。在中共地下党员的精心策划之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左倾”学生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我的一位表兄当时便是北大地下党的***，他不断地向我进行说服工作，希望把我拉入“革命的阵营”。这样一来，我的政治、社会意识便逐渐提升了，我不能对于中国的前途、甚至世界的趋势完全置身事外。我不是在学的学生，因此从来没有参加过左派或右派的学生活动，但是我的思想是非常活跃的，在左、右两极间摇摆不定。我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也深入地思考有关民主、自由、个人独立种种问题。当时的学生运动虽然由中共地下党员所策动，但在外面的知识分子并不了解内幕，他们仍然继承着五四的思潮，向往的仍然是“民主”和“科学”。我在北平期间所常常阅读的刊物包括《观察》、《新路》、《独立时论》等，基本上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议论。不过那时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已迅速地向左、右分化，左翼自由主义者向中共靠拢，右翼自由主义者以胡适为首，坚决拥护西方式的民主和个人自由。

我自1946年离开乡间以后，曾读了不少梁启超、胡适等有关中国哲学史、学术史的著作，也读了一些五四时期的有关“人的文学”的作品。因此我在思想上倾向于温和的西化派，对极端的激进思潮则难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是我能同情的，然而阶级斗争和我早年在乡村的生活经验格格不入。我也承认社会经济状态和每一时代的思想倾向是交互影响的，但是唯物史观对我而言是过于武断了。总之，1948年在北平的一段思想经历对我以后的学术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对西方文化和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兴趣。我觉得我必须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和历史，才能判断马克思主义的是非。

1949年夏天，我的父亲、母亲和弟弟离开了上海，乘渔船偷渡到舟山，然后转往台湾。我是长子，父亲要我料理上海的家，因此留下未走。这一年秋天，我考进了北平的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从8月到12月，我又恢复了学生的生活。在燕大的一学期，除了修西洋史、英文、中国近代史等课程之外，我更系统地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这个时期，大学校园的政治气氛虽已改变，但严格的思想控制还没有开始。我们还可以比较自由地讨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不过越讨论下去，不能解答的问题也越多，而且也远远超出了我们当时的学术和思想的水平。

我本来是不准备离开中国大陆的。但1949年年底，我意外地收到母亲从香港的来信，原来他们又从台北移居到香港。1950年元月初，我到香港探望父母，终于留了下来，从此成为一个海外的流亡者。一个月之后，我进入新亚书院，这是我的大学生活中所走的最后一段路。

新亚书院是一所流亡者的学校，由著名的史学家钱穆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在1949年秋天创办的，学生人数不多，也都是从大陆流亡到香港的。从此我变成钱先生的弟子，奠定了我以后的学术基础。

钱穆先生是中国文化的维护者，一般称之为传统派，恰恰与西化派是对立的。他承认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学术上有开辟性的贡献，但完全不能接受胡适、陈独秀等人对中国传统的否定态度。坦白地说，我最初听他讲课，在思想上是有隔阂的，因为我毕竟受五四的影响较深。不过由于我有九年传统乡村生活的熏陶，对于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我并无强烈的反感。到香港以后，我又读了一些文化人类学的著作，认识到文化的整体性、连续性，我也不能接受全盘西化的主张。但是我继续承认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吸收西方近代文化中的某些成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因此我对于钱先生的文化观点有距离，也有同情。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他在中国史学上的深厚造诣对我的启示极大。我深知，无论我的观点是什么，我都必须像钱先生那样，最后用学问上的真实成就来建立我自己的观点。我必须暂时放下观点和理论，先虚心读古人的经典，而且必须一部一部地仔细研读。我不能先有观点，然后在古籍中断章取义来证实我的观点。这样做便成了曲解误说，而不是实事求是了。

另一方面，我也始终没有放弃对西方文化与历史的求知欲望。我依旧希望以西方为对照，以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性所在。中西文化的异同问题，一个世纪以来都在困扰着中国的学术思想界，我也继承了这一困扰。这不仅是学术问题，并且是现实问题。中国究竟应该走哪一条路？又可能走哪一条路？要寻找这些答案，我们不能只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基本认识也是不可缺少的。

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在20世纪有巨大的进步，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它的进步是愈来愈专精，代价则是分得过细之后，使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怎样在分析之中不失整体的观点，对于今天研究历史的人，这是一项重大的挑战。带着这许多不能解答的问题，我最后到了美国。

美国的进修

我在新亚时代，在钱先生指导之下，比较切实地研读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的原始典籍。与此同时，我又在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和英国文化协会两个图书馆中借阅西方史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的新书。但我在香港时对西方学问仍是在暗中摸索，理解是肤浅的。1955年到哈佛大学以后，我才有机会修课和有系统地读西方书籍。我的专业是中国思想史，在这一方面我至少已有了一定的基础。在哈佛大学的最初两三年，我比较集中精力读西方的史学和思想史。所以我正式研修的课程包括罗马史、西方古代与中古政治思想史、历史哲学、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等。我并不妄想在西方学问方面取得高深的造诣。我的目的只是求取普通的常识，以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参考资料。

由于我从童年到大学时代都在战争和流亡中度过，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的、按部就班的知识训练，我对于在美国研究院进修的机会是十分珍惜的。从1955年秋季到1962年1月，我一共有六年半的时间在哈佛大学安心地读书。第一年我是访问学人（visiting scholar），以后的五年半是博士班研究生。这是我一生中唯一接受严格的学术纪律的阶段。这一段训练纠正了我以往十八年（1937—1955）的自由散漫、随兴所至的读书作风。依我前十八年的作风，我纵然能博览群书，最后终免不了泛滥无归的大毛病，在知识上是不可能有实实在在的创获的。尽管我今天仍然所知甚少，但我至少真正认识到学问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中国古人所说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的运气很好，在香港遇到了钱先生，在哈佛大学又得到杨联教授的指导。杨先生特别富于批评的能力，又以考证谨严著称于世。他和钱先生的气魄宏大和擅长总合不同，他的特色是眼光锐利、分析精到和评论深刻。这是两种相反而又相成的学者典型。杨先生和日本汉学界的关系最深，吉川幸次郎和宫崎市定都是他的好朋友。在杨先生的鼓励之下，我也对日本汉学界的发展一直在注意之中。这又是我在哈佛大学所获得的另一教益，至今不敢或忘。

由于时间所限，关于在美进修的一段，只能简单叙述至此。我在学问上走过的路，以上三个阶段是前期最重要的三大里程碑。后来三十年的发展都是在这条路上继续走出来的，就不能详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