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是中华民族珍贵的财富和历史文化遗产，古籍保存又受温湿度、酸碱度、空气污染、光辐射、生物危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作为古籍主要收藏机构的图书馆，只有深入分析这些影响因素的原因，并努力寻找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才能更好的保护图书馆的古籍。

　　［关键词］图书馆;古籍;古籍保存;影响因素



　　国家标准《古籍著录规则》(GB/T37927－2008)对古籍文献的定义是:“1912年以前在中国书写或印刷的具有中国古典装订形式的书籍”，可见距我们最近的古籍文献也有近百年的历史。古籍文献是祖辈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历史传承的载体和见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艺术价值、文物价值和参考价值。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古籍文献藏量至少在4000万册，有10余万种。它们大多收藏于全国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古寺庙等单位，也有个别在私人收藏家手中，其中图书馆是我国古籍文献的主要收藏和保护机构。古籍文献的纸张多是用含植物纤维高的麻、树皮制成，使用寿命较短。由于古籍文献的流传时间较长，并且面临着环境、气候、光线辐射、昆虫和微生物等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影响和破坏，破损和老化程度日趋严重［1］。因此，古籍文献的保存和维护已成为各地古籍文献收藏机构尤其是图书馆面临的重要课题［2］。

　　1 古籍文献保存的影响因素

　　11 温湿度对古籍文献保存的影响

　　在环境因素中，最主要的是温度和湿度。图书馆存放古籍文献的库房及阅览室的环境直接决定了古籍文献的保存寿命和保存质量。研究表明，在温度为15℃，相对湿度为50%的环境中，古籍文献可保存600年左右。由于古籍文献的纸张原料大部分是天然植物纤维，属吸湿性物质，怕干燥，所以对文献周围环境的温度和湿度有较严格要求。古籍文献纸张的寿命随着保存温度的提高而降低。温度越高，纸张的老化速度越快，纸张变脆、开裂、皱缩，耐折度降低。温度越低，纸张的老化变质速度也越慢，古籍文献的保存时间也越长。在温度不稳定的情况下，纸张的收缩与膨胀交替进行，对纸张的损坏更大。据试验资料显示，温度超过常温10℃时，古籍文献纸张的酸碱杂质产生的破坏作用会增加3倍，而温度每下降10℃，纸张的寿命会增加2－3倍。因此，保存古籍文献的书库和阅览室的室温应控制在14℃－18℃，有条件的图书馆可以把珍贵的古籍文献放置在低温冷藏库保存。

　　相对湿度是影响古籍文献保存的另一个重要环境因素。由于纸张的吸湿性，当纸张的含水量低于它应有的比例，纸张就会酥脆、断裂变形，一般纸张的理想含水量为7%。纸张的相对湿度过高，不仅会滋生微生物(如霉菌)，也会导致纸张内部结构的破坏或腐蚀。而且纸张的高纤维素大量快速地吸收水分，导致纸张纤维潮湿、间距增大，加速纸张的化学破坏作用。因此，图书馆必须把古籍文献存放场所的温度和湿度严格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按照四季温度的不同，古籍文献书库的室温应控制在16℃(冬季)－22℃(夏季)，相对湿度控制在45%(冬季)－60%(夏季)，并且日温差和湿度差应保持稳定，日温差≤2℃，相对湿度差≤5%。我国幅员辽阔、气候类型多样，而图书馆室内的温度、湿度会随着室外气候的波动而不断变化，季风、降雨、日照、读者流量等因素都影响着室内气温和湿度。因此存放古籍文献的场所要想获得稳定适宜的气候环境，仅仅依靠自然环境的调节是不行的，图书馆还必须根据本馆的实际情况和经费，因地制宜，采取技术措施，配备相应的设备，来调节控制存放古籍文献室内的温湿度，改善古籍文献书库的小环境。

　　12 纸张酸化对古籍文献保存的影响

　　古籍文献纸张的酸化主要原因是由于造纸过程中残留在纸上的硫酸、明矾、氯漂白剂等酸性成分，经过长期的化学反应开始腐蚀纸张，使纸张的pH值低于56，偏酸性。我国古代传统造纸工艺是使用草木灰、石灰水处理植物纤维，因此古籍文献纸张大多偏碱性，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古籍文献纸张的酸化。不过，受当前环境、大气污染等因素的影响，古籍文献纸张的酸化呈加速和扩大趋势。因此，如何遏制古籍文献酸化是古籍文献保护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13 空气污染对古籍文献保存的影响

　　空气中除了氧、氩、氖、氦、氙、二氧化碳等主要成分外，还有占空气总量0001%的空气污染物，主要有氮氧化物、碳氧化物、硫氢化物、氯氢化物、硫氧化物、尘埃、臭氧、微生物、虫卵等。虽然这些空气污染物所占空气比例很小，通常对古籍文献的破坏很微弱且难以察觉，但随着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进行，空气污染也越来越严重，直接危害着图书馆古籍文献的保存。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燃烧煤炭排出了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甲烷、四氧化碳等有害气体，不仅破坏地球的臭氧层，使紫外线辐射增强并形成酸雨，而且使大气温度升高，形成温室效应。这也是图书馆古籍文献纸张酸化、老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空气中的尘埃也是危害古籍文献的重要污染物，尘埃不仅改变了古籍文献的外观色彩，而且尘埃中的酸碱性微粒、微生物孢子和虫卵，还会腐蚀古籍文献，以及滋生霉菌和害虫。

　　图书馆古籍文献除受到空气污染物影响外，还会受到图书馆建筑材料、装修材料、古籍文献存放的设备材料等有害挥发物质的影响。如陈列书籍的书架、书柜使用的化学纤维材料、装饰涂料中的有害气体，在室内小环境中浓集，也会危害古籍文献。

　　14 光辐射对古籍文献保存的影响

　　古籍文献纸张的基本成分是纤维素，被红外光照射后温度会升高，产生内应力，会出现翘曲、龟裂现象。而光辐射中的紫外光可使纸张的有机化学键断裂。因此，古籍文献如果长期遭受光辐射，会使古籍文献局部温度升高，湿度下降，导致纸张纤维素聚合度和机械强度下降，使纸张变脆，从而影响纸张的耐久性。纸张在光的照射下还会发生氧化反应，生成易碎的氧化纤维素，使字迹褪色。光辐射对古籍文献的破坏作用是渐进的过程，光照停止，但破坏作用仍在继续。

　　15 有害生物对古籍文献保存的影响

　　在古籍文献的保存环境中，有害生物对古籍文献的危害主要来自各种微生物和害虫，如各种霉菌、螨虫、毛衣鱼、烟草甲、鳞毛粉蠹、黑皮蠹、白腹皮蠹、黄斑皮蠹、档案窃蠹、书虱、白蚁，还有老鼠等。这些有害生物大多繁殖力极强，具有喜温畏寒、喜湿畏干、喜暗畏光的生活习惯，可以长期寄居在古籍文献书库，造成古籍文献的霉烂、蛀蚀、残损，对古籍文献的破坏性很大。

　　2 保护古籍文献的对策

　　21 控制温湿度［3］

　　211 装空气调节设备

　　有条件的图书馆可以安装恒温、恒湿的中央空调系统。如果条件暂时不允许，可以单独使用调温调湿设备。如柜式恒温恒湿空调机、挂壁式空调机、加湿机、干燥机、去湿机、冷热风机、通风扇和换气扇等，保证存放古籍文献的室内温湿度恒定在标准范围之内。

　　212 减缓室外不良气候的影响

　　古籍文献管理人员应该熟悉和掌握室外气候规律，在气候不宜的季节，古籍文献书库和阅览室应当关闭窗户，并以窗帘遮蔽光线，减少空气对流和光照辐射。在室外气候适宜的季节，可以开窗通风降温散湿。

　　213 控制书架和陈列柜的小环境

　　古籍文献摆放在普通书架上供读者借阅，室内外空气对流对古籍文献的危害是难免的。为了控制好微小气候环境，应区别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不同环境在古籍文献书库撒水、放置干燥剂、种植花草等方式来辅助调节温湿度。如果古籍文献存放于陈列柜中，应尽可能将柜子封紧闭严，保持柜内温湿度的稳定。

　　214 使用可调节湿度的材料

　　将具有吸湿性能的变色硅胶、无水氯化钙、生石灰、木炭等吸湿剂，放置在书架或古籍文献周围，可以有效改善古籍文献的湿度环境。

　　此外，还要在存放古籍文献的书库和阅览室放温度计、湿度计等，随时监控室内的温湿度，并全年监测和记录温湿度变化情况，掌握室内气候变化规律，不断调节古籍文献的温湿度环境。

　　22 纸张去酸化处理

　　221 采取水溶液法

　　用水冲刷洗涤，可以除去纸张的部分酸性物质

　　222 采用酸碱中和法

　　用小苏打水溶液浸泡纸张，达到去酸，也叫做去焦，也可用低浓度的氢氧化钙饱和溶液或碳酸氢钠溶液、碳酸氢镁溶液浸泡纸张，达到中和纸张酸性的目的。

　　223 采用非水溶液法

　　使用甲醇镁溶液、甲氧基碳酸镁溶液等有机溶剂为浸泡液，使纸张酸性中和为碱性。224采用气相法

　　以二乙基锌为气相脱酸剂，对纸张做脱酸处理。以上方法多是通过化学反应达到脱酸、去酸的效果，但对古籍文献也有损害。因此，作为图书馆应对古籍文献酸化采取早发现、早防治的措施。如使用pH值在75－105的无酸材料制作的函套、书盒、箱、夹板等放置古籍文献，或在封闭容器内放除氧脱酸剂，都可以有效减缓古籍文献酸化。对古籍文献中的孤本和珍贵善本，可以采取集中存放，然后充氮气封存，阻止空气中的酸性气体对古籍文献的危害。

　　23 保证良好的内外环境

　　231 保持古籍书库的密闭性

　　由于存放古籍文献的库房、阅览室中的空气污染物主要来自室外，所以，要求存放古籍文献的室内有良好的密闭性，还应该安装空气过滤和净化设备，滤除空气中的灰尘、二氧化硫、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有害气体。

　　232 选用环保的建筑装饰材料和设备

　　书库修建或装修时，要选用无毒、中性或弱碱性的建筑材料和涂料，因为环保的图书馆建筑材料、装修材料、古籍文献存放的设备材料可保持清洁的室内环境。修建或改建完成后，要经充分通风后才能使用。

　　233 重点保存好珍、善本古籍

　　对珍贵的孤本、善本和借阅使用率低的古籍文献采取密封库房或陈列柜保存，或密封除氧充氮保存，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古籍文献。

　　234 做好进入人员的防护

　　有条件的图书馆应在古籍书库门口处设置洁净设备，清除进入人员身上尘埃，并穿鞋套进入。整理和阅读古籍文献尽可能戴手套，以防汗液污染文献。应给古籍文献制作书盒、函套、夹板等保护装具，阻止空气中灰尘的破坏。

　　235 保持地面、墙面清洁

　　古籍书库的地面、墙面要有防尘、除尘的设备，要保持古籍书库和阅览室清洁卫生，打扫地面时应洒水加湿，最好采用吸尘器清除。

　　236 绿化古籍文献书库和阅览室的小环境

　　树木花草不仅具有抗污染、吸附空气中有害气体和灰尘以及净化空气的功能，还有调节空气、检测污染、杀虫灭菌的作用。因此，可在古籍书库室外种植树木、草坪，也可在室内种植些花卉。这也是减少空气污染的有效方法。还应在古籍书库和阅览室安装空气质量自动监测设备，定时监测室内灰尘和有害气体浓度，并参照国家《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及时做出调整和处理。

　　24 避免古籍文献受强光辐射

　　光辐射对古籍文献的破坏往往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图书馆应妥善解决好这个问题。

　　241 合理选择光源

　　存放古籍文献的书库和阅览室照明应主要靠自然光源采光。如果用人工光源应采用瓦数低、无眩光的日光灯、白炽灯和荧光灯，灯具与古籍文献的垂直距离应不小于05m，并设置节能型自动开关，减少光线对古籍文献的照射，其室内的照度标准应≤50勒克斯。

　　242 选择好的存储空间

　　古籍文献应尽可能存放在密闭式书库中，屋顶和四周墙壁涂刷反射系数大的白色材料，减少吸收太阳辐射能。窗户不宜过大，并配备百叶窗、遮阳板、厚窗帘、夹层窗帘、凉棚等遮光设施。也可在玻璃窗外，加装较厚的木板窗，涂上油漆，使书库光线变暗，门窗和书柜玻璃最好选择吸热性和防紫外线较好的玻璃。

　　243 防止光辐射

　　光辐射中的紫外线对古籍文献的破坏最大，因此必须消除或减轻紫外线对古籍文献的危害。人工光源应使用无紫外线的灯具。如果使用荧光灯，需加装紫外线过滤装置，如紫外线滤光片。也可以在室内的玻璃、地面喷涂紫外线吸收剂，如羟基二苯甲酮类、芳香族酯类、三嗪－5等。古籍文献书库照明光源的紫外线相对含量应为≤75微瓦/流明。

　　244 防止受潮

　　古籍文献受潮时，不要在阳光或灯光下暴晒，要放在阴凉通风处自然晒干。限制读者用照相机翻拍古籍文献，不使用热光源的扫描机或静电复印机复制古籍文献。

　　245 光源监测

　　古籍文献应尽量减少光照时间，控制光照强度，减少光辐射对古籍文献的破坏。古籍书库及阅览室应安装照度计和紫外线检测仪，随时监测室内紫外线强度。

　　25 古籍文献保存的生物防制

　　251 阻止虫源发生及蔓延

　　古籍文献库要经常打扫，保持清洁，防止虫卵随空气进入室内，在无人时要注意关紧书库门窗，防止虫鼠进入。一旦发现虫害，应及时去除，防止虫害扩散和蔓延。制定规范严格的古籍文献书库管理制度，进出古籍文献库的工作人员和读者要尽量穿鞋套、戴手套，对借阅率高的古籍文献要定期消毒。提醒读者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确保古籍书库不发生虫害。

　　252 消除有害生物滋生条件

　　害虫生长需要适宜的温湿度环境，适宜温度为22℃－32℃，相对湿度为70%－90%。因此，调节古籍书库的温度、湿度，可消除各种有害生物滋生的条件。将古籍文献书库的温度控制在14℃－22℃，相对湿度控制在45%－60%之间，既可以有效防止霉变和虫害，又能延长古籍文献的寿命。

　　253 配置书库防虫害设施

　　古籍文献书库要保持干燥通风，通风孔道要设置密纹纱窗或空气过滤设备，书库的地面、墙壁、天花板应平滑无缝。书架宜采用全香樟木柜，珍贵的古籍文献善本、孤本应放入樟木书盒中。木制材料和设施应经常作消毒杀虫处理，并定期对古籍文献书库、阅览室及书架等古籍文献配套设备进行消毒杀虫。有条件的图书馆还可设专门的古籍文献消毒室和杀虫设备。

　　254 适时翻晒古籍文献

　　根据古籍文献的保存情况，选择适当时机翻晒古籍文献，这是一种简单易行、成本低廉且有效的传统杀虫灭菌法。但翻晒古籍文献时一定要频繁翻动，且翻晒时间不宜过长，避免因光辐射影响古籍文献的保存。

　　255 杀虫方法

　　对已经受到虫害的古籍文献，要在不损伤古籍文献本身的情况下进行杀虫处理。

　　2551 药物驱虫杀虫

　　这是我国古代传统的防蠹常用方法。古人使用的杀虫防蛀药物有芸草、莽草、烟草、灵香草、胡椒、狼毒、银杏、山矾、乌鞭草等天然植物杀虫剂，以及铅丹、白矾、雄黄等矿物杀虫剂和麝香等动物杀虫剂。这些药物中的生物碱、挥发油、有机酸、甙类等成分对危害古籍文献的微生物和害虫具有显著的杀灭作用。可将这些杀虫剂夹放于古籍文献中或置于古籍文献周围，以达到驱虫杀虫的目的。

　　2552 物理驱虫杀虫

　　通过改变温度、辐射量及含氧量等物理手段创造特殊环境，破坏害虫的生理机能，使害虫不育或死亡，达到灭虫的效果。它具有杀虫效率高、无残毒、无污染、方法简便等特点。物理杀虫法主要有低温冷冻杀虫法、高温杀虫法、缺氧杀虫法和高能射线辐射杀虫法等。

　　2553 化学驱虫杀虫

　　用化学药剂直接或间接作用于害虫将其杀死。由于成本低、使用方便、收效快，因此化学药剂应用较广，是目前图书馆古籍文献杀虫中的主要方法。但是有的化学药剂会污染环境并危害人体健康，对古籍文献也有副作用，长期使用会使害虫产生耐药性。所以，应慎重使用化学药剂杀虫，优先使用高效、低毒性药物，并注意产品的更新换代，以防害虫出现耐药性。目前用来驱杀古籍文献害虫的药物有樟脑丸、卫生球、萘、水杨酸、环氧乙烷、对位二氯苯、溴甲烷、甲醛、硫酰氟、磷化氢等，其中以樟脑丸和磷化氢使用最广泛。此外，用磷化氢熏蒸杀虫的技术已经问世。

　　2554 生物驱虫杀虫

　　主要采用植物药剂杀灭害虫，它是利用植物中的活性物质对害虫的中枢神经细胞进行干扰，以扰乱昆虫的生理状态和内分泌激素的平衡，使害虫绝育或死亡。目前图书馆古籍文献保护中使用广泛的植物性杀虫剂是银盐胶片防霉剂和灵香草杀虫剂。这两种药剂搭配使用不仅可以杀虫，还可以防霉菌，对人体无伤害，驱杀虫效果明显。

　　26 古籍保存的其他对策

　　261 防火

　　古籍文献作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及其所具有的文物价值，决定了它的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因此，在图书馆古籍文献管理中，必须把防火放在第一位。首先，古籍书库和阅览室等建筑应具有良好的耐火性(耐火等级为一级)，并符合防火设计。有条件的图书馆可以在古籍文献库与相邻的其他书库之间修建隔离防火墙，书库门采用甲级防火门。其次，古籍书库管理人员应接受消防安全知识培训，有较强的防火意识和责任感，能处理突发火情。第三，古籍书库应安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气体灭火系统及消防栓，关键位置放置灭火器。第四，杜绝将火源带进古籍书库，严禁在古籍书库内吸烟、烤火、用电炉，违者严肃处理。

　　262 防盗

　　古籍文献所具有的文物价值和潜在的经济价值不同于一般书籍，图书馆必须加强防盗措施，以免古籍文献落入不法分子之手。因此，应派专人看管保护古籍文献，书库内要安装自动防盗报警系统，书库入口和库内关键位置应设置电视监控录像设备，安装保温隔热的防盗门和防盗窗栏，珍贵的古籍文献孤本、善本还应放入带锁具的书柜或书箱保存。有条件的图书馆应将古籍文献书库单独设置、自成一体，库内不设置其他用房及通道，减少人员流动，消除对古籍文献的潜在威胁。

　　263 防震

　　古籍文献保护中还应考虑到书库的防震，一定要符合抗震标准。地震是影响图书馆古籍文献保存的潜在危险因素，它的破坏力更强，恢复更难。因此，在选择存放古籍文献的书库时必须考虑到书库的防震效果，并在存放古籍文献的书柜垫衬棉花或者塑料泡沫。

　　264 古籍文献的数字化

　　要使图书馆古籍文献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利用，除对已出现残损的古籍文献要及时进行修补(纸浆修补机)和装订加工外，还应重视古籍文献的数字化建设。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古籍文献进行整理和保护，建立古籍文献数据库，不仅可以相对真实、稳定地保存古籍文献原貌和内容，而且可以使古籍文献退出流通借阅环节，入库封存并得到长期保存，为读者提供更为便利、快捷的古籍文献信息检索服务。可以说，古籍文献数字化是当前古籍文献保护和利用最有效、最科学的方法，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和继承方式的革命。

　　总之，影响图书馆古籍文献保存的因素很多，图书馆一定要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为宗旨，做好古籍文献的防火、防盗、防震、防潮、防虫蛀、防霉、防酸化、防污染、防光辐射等工作，延长古籍文献的寿命，使古籍文献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利用，造福我们的子孙后代。

摘  要：为能找到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彝族文化的亲缘关系，本文从另一个全新的视角、全新的观点用古彝文对刻划陶文进行比较，解读出大地湾彩绘陶文、陶器图案与彝文化具有同源性，提出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不是符号是文字的结论，并认为这些刻划陶文或许就是古籍文献记载的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有力地证实了彝文化与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是一脉相承，一母所生的同根同源文化。

关键词：彝族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刻划陶文；解读；关系

夏商周断代工程确立了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这遭到西方学者和国内一些学者的反对，反对的理由是文明社会标准的“文字”条件不足，他们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甲骨文，距今仅有3600多年的历史，与5000年文明史还相差1400年，这与文明构成要素“文字”的时间长度是不对称的。由于考古发现大地湾、西安半坡、甘肃马家窑、陕西临潼、青海乐都、浙江良诸、江西清江吴城、威宁中水等遗址的刻划陶文，引起了考古学、文字学、民族学、历史学及相关学科的关注，众多专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形式去破译这些神秘的刻划陶文，想找到这些刻划陶文就是文字的答案，但最终也未找到打开这道神秘之门的钥匙，只是肯定这些刻划陶文就是初创文字的观点。本文从大地湾刻划陶文是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古彝文解读考古遗址陶文，大地湾遗址刻划陶文的外延发展和传承，彝文化解析大地湾刻划陶文文化内涵等方面入手，提出这些刻划不是符号而是文字的结论，且认为这些刻划陶文就是古籍文献记载中伏羲“造书契”的再现，从而得到彝文化与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同源异流文化，这对探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大地湾刻划陶文或许是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

根据大地湾博物馆陈列资料及马振栋老师的介绍，结合张津梁主编的《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选编》，宋进喜著的《大地湾文化概说》，周宜兴著的《中华文明8000年》和周子博 周宜兴合著的《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字‘二进制计数与六十四卦’》等著作，笔者认为，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是重叠的，这与周宜兴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2017年6月，贵州省彝学研究代表团在甘肃天水参加“中华伏羲、女娲龙根文化精英论坛暨新中国第一部易学教材编撰工作会议”时考察了大地湾遗址，王子国、王继超两位彝学泰斗现场用古彝文解读了大地湾博物馆36个刻划陶文，直接破解了被学术界称为天书的刻划陶文是文字的事实。2019年6月22日，笔者在大地湾博物馆看到彩绘陶片实物上的陶文，其结构、形态与古彝文没有差别，馆内陈列的彩陶图案与考察组随行人员身着服饰图案元素基本相同，只要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大地湾彩陶图案符号与彝族图腾、彝族服饰、彝族建筑文化元素符号具有相同性、相似性。笔者认为把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彩绘陶器、炭化种子、兽骨骨骼等与彝族文化、伏羲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或许能得出这些刻划陶文是不是最早的文字，彩绘陶器是不是中国最早的彩陶，炭化种子是不是中国农业的起源，兽骨骨骼是不是原始畜牧业兴起等问题的答案。

史书记载，伏羲诞生于古成纪，东治陈（春秋、战国时因秦人在陈地建有粮仓，后世称陈醋地为陈仓，今陕西宝鸡），最后袭“陈”于河南淮阳。[0]《尚书·序》曰：“伏羲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这说明了伏羲所“造书契”一直引领着先民们进入文明时代。根据伏羲文化研究相关文献表明，一是伏羲大概生活在7000—8000年左右，这与大地湾考古一期测定时限7800—7300年基本相符；二是伏羲生活地域与大地湾考古发现地域相同。这说明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地域上位于同一区域，时间上处于同一时期，两者在空间上、时间上具有双双的重叠性。据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伏羲“造书契”就在大地湾呢？不然古籍文献记载的伏羲“造书契”究竟在什么地方？所造的“书契”又是什么样子？显然，大地湾遗址发现的彩绘陶文极有可能就是当年伏羲“造书契”的再现，只是研究者们把这些彩绘陶文看作是初始文字，用甲骨文去无法解读后认定为初始文字，更没有把这些彩绘陶文与伏羲“造书契”联系起来思考，也忽略从民族学的视野去寻求答案，导致研究者们尚不知道如何破译这些有字的“天书”。令人无法想象的是，西南地区彝族一直使用的古彝文字，不但解读了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同样能解读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等地刻划陶文，这说明彝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三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马名驹认为：“原始语言文字，如出土的陶器图案符号、岩画符号等，是先民们最早的原始文字，伏羲造书契，就是指伏羲时代的原始文字；美术图案及饰品文化，在伏羲时代出土的彩陶器物上发现了大量的美术图案，鱼纹、三角平行纹、半圆纹、鱼鸟花纹、蛙纹、连续旋纹等图案，示意着当时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1]笔者认为，伏羲“造书契”绝不是说伏羲创造了文字，而是伏羲把已经使用了很久的文字进行了一次收集、整理、提升的过程，他对文字的创新发展作出了贡献。可以肯定的是，大地湾考古发现刻划陶文已经是成熟的刻划文字，在伏羲“造书契”之前，刻划文字至少历经了3000—4000年的发展历程。关于文字产生万年以上的发展源头信息，可以从彝族文献当中找到一些答案，本文在此不作赘述。如果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空间上、时间上的重叠性成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大地湾就是古籍文献记载的伏羲“造书契”的地方，我们所看到的刻划陶文就是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

二、古彝文解读考古遗址刻划陶文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看到有研究者把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等地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进行完整地、系统地比较解读，除彝文化研究者用古彝文解读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外，也未看到其它现有文字对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进行比较。早在80年代，彝学专家们就用古彝文对这些刻划陶文进行过解读，如中国社科院冯时先生用古彝文破译了山东丁公村出土的陶符，湖南省株洲工学院刘志一先生考证了从湖南彭头山遗址出土的“饰符，认为这个古彝文距今已有九千年以上的历史，加上其初创时期已有万年以上的历史”，于是他大胆立论：“古彝文是世界文字始祖”，这一结论比大地湾刻划陶文要早2000年左右。王子尧(已故）在《古夷人史迹遗物与三星堆始源文化理论研究》一文中说：“在彝族世居的云南呈贡金宝山彝区距今12000年—10000年前的古人遗址，也出土了三个陶符，用彝文破译为“么夺织”，是彝族古代对竹崇拜社会的遗物。”[2]也就是说，金宝山出土的12000年—10000年前的刻划彝文不但记录历法，还服务于宗教祭祀活动。据悉，这三个陶符经考古专家测定有10000—12000年的历史，比具有9000多年的贾湖遗址还早3000年，比大地湾彩绘陶文早4000年。

我国历史学家、文字学家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古文字之辩证发展》中说：“这些刻划符号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杆或族徽之类”。在谈到西安半坡刻划符号时说：“彩陶上的这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说就是中国文字(汉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中国秘书史》第一章说：“最早的文字产生于约6000年前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中提出：“半坡文是已知的最早的中国文字，与甲骨文同一系统。”[3]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在《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提出：“这种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的文字。”[4]但是，这些刻划陶文还是无法用“甲骨文”解读。

笔者撰写了几篇拙文《试析彝文字产生的源头》《彝文揭开8000年前甘肃大地湾刻划符号的神秘面纱》《彝族文化与大地湾刻划符号的同源关系》，特别是《彝族文化与大地湾刻划符号的同源关系》一文，引起各界不同的反响，得到著名作家、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鲁迅文学院原副院长王彬先生的重视，并通过微信将文章转发给《天水晚报》总编辑王若冰先生，认为此文对中国文字源流进行比较研究，很有新意，对大地湾文化研究也很有价值，推荐该文在《天水晚报》用四个整版进行全文登载。

为能直观、简洁地向读者展示古彝文解读各地刻划陶文，笔者将古彝文解读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刻划符号进行展示，旨在说明古彝文的发展至少与最久远的刻划文字是同源文字，进一步证实了这些刻划不是符号是文字的结论，也证明了中国古老方块字即彝汉文字是同宗同源的文化体系，只是这个源头还在更久远的年代。

（一）古彝文释读大地湾刻划陶文

上述图1—1至1—8是古彝文解读大地湾刻划陶文，2—1至2—5释读西安半坡刻划陶文，3—1至3—6释读马家窑陶文，4—1至4—5释读马厂刻划陶文。通过比较解读，在大地湾、西安半坡刻划陶文比较中，两地至少有13个刻划陶文是相同的，这说明了两地刻划陶文之间具有同源性、传承性，是一脉相承的文字体系；再往后比较研究中发现，西半坡刻划陶文中有3个传承发展到马家“”刻划陶文中，在马家窑与马厂刻划陶文中，至少有10个刻划陶文相同。

特别是刻划陶文“”，在大地湾、西安半坡遗址、马家窑、马厂等四地都出现，这表明这些刻划陶文之间存在传承发展的轨迹。为什么这些刻划陶文会在不同的地点出现呢？这说明了文化是伴随着人类的迁移发展而发展，从而使同源文化在不同空间和时间里出现，进一步说明了彝族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之间具有同根性、同源性。

为进一步证实刻划文字、古彝文之间的关系，笔者从考古遗址、遗址距今年代、遗址刻划陶文比较等三个方面研究发现，这些刻划陶文之间如锁链一样环环相扣，形成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刻划陶文的文字发展传承轨迹，从而得出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等刻划陶文是大地湾刻划陶文的延续发展结论。此外，这些刻划陶文还与浙江良诸、江西清江吴城、青海乐都、河南偃师二里头等遗址刻划陶文有着紧密的传承发展痕迹。让人难于理解的是，一直在西南彝区使用的古彝文却破解了被学界称为难解的“天书”，解答了考古发现的刻划不是符号，是文字的结论。

图5—1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刻划陶文比较

三、大地湾刻划陶文的外延发展和传承轨迹

笔者研究发现，大地湾一期刻划陶文“”在西安半坡、浙江良诸、河南偃师二里头、江西清江吴城出土的刻划陶文中都出现“、、、”，在彝文中“”读作“SƐ33 、tɑ21”，有两个义项，即树（从偏旁）；一（单）。该符号根据各地考古发现测定时间为，大地湾“7800—7300年”，西安半坡“7000—6000年”，浙江良诸“5800—440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4000—3400年”，江西清江吴城“3800年”；五地刻划陶文时间相差依次为“800年、2000年、3800年、4000年”，这说明刻划陶文“”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中出现，说明了人类迁移发展把文化基因带到不同区域传承，故五地方的刻划陶文才形成延续发展的轨迹。

图6—1刻划陶文外延发展轨迹

大地湾“”在西安半坡、陕西临潼姜寨、浙江良诸、青海乐都、河南偃师二里头中都出现“、、、、”，相互之间时间相差“800年、1800年、2000年、3400年、3800年”，且这五个地方出现的刻划陶文，在彝文里写作“”，读作“SƐ33”，意为“木、神（五行木）”，图7—2是大地湾二期彩绘陶文与彝文比较解读的。

图7—1  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发展轨迹

图7—2 大地湾二期彩陶刻划陶文与彝文比较

图8—2中“”陶文，是大地湾彩绘陶器、彩陶残片上不同方向的相同陶文，该陶文在西安半坡、陕西临潼姜寨、浙江良诸、河南偃师二里头中都同时出现“、、、”；在古彝文中，这个彝文字读作“ʣɿ33 、dƲ21、 dƲ21”，其意为“畜，钱财；（产）生、孔、癸（天干数）；翅膀等”。根据考古发现，四地相互间时间跨度为“1000年、1200年、3000年”。

图8—1 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外延轨迹

图8—2  大地湾二期刻划陶文与彝文比较

再如西安半坡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作字例，该陶文在浙江良诸、马家窑、马厂、青海乐都、河南偃师、江西清江吴城都有，其形态为“、、、、、”，同样，在甲骨文、古彝文中也有这个文字，甲骨文中释为“又”；在古彝文中与“”相近的有四个，可读作“zu21、tʂo13、 go21、gu21”，其意为“由（来）；转；回、归；处所等。这说明了“甲骨文”、“古彝文”与上述六地刻划陶文是同一文化体系，一脉相承，他们在文化上具有同源性、同一性。

图9—1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发展轨迹

图10—2是大地湾考古出土彩绘陶器上的刻划陶文，特别是大地湾刻划陶文“”，在西安半坡、陕西临潼姜寨、浙江良诸、马家窑、马厂、青海乐都、河南偃师等地方都出现“、、、、、、、”，从未间断，该字符在考古遗址刻划陶文中的发现率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当然，这个刻划陶文“”在甲骨文和古彝文中同样存在，在甲骨文中“”释为“甲、十”，在彝文中“”可读作“sэ21、kƐ55 、kЩ21 ”，其意为“鱼鳞壳；贵；交配、生育魂等。”

图10—1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发展轨迹

图10—2  大地湾二期刻划陶文与彝文比较

四、彝文化解析大地湾刻划陶文文化内涵

为更多地挖掘大地湾遗址考古发现彩绘陶文信息，笔者从36个大地湾刻划陶文列表中，选取部分字符进行分析推测，探索彝族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之间的更多文化信息。曾有人问我，能否解读出一句完整的句子或是词语之意，其产生的意义重大深远，但因获得的刻划陶文样本都是单个的彩陶残片和一些不算完善的考古信息，很难从单个的刻划陶文中解答出完整的句义，更何况尚未找到完整的彩陶上刻有连贯的刻划陶文，这肯定是难上加难。就从解读甲骨文来看，自1899年发现甲骨文以来，从发现的15万片甲骨上整理出甲骨文单字约4500个，经过100多年的解读，到目前为止，甲骨文也只解读出1500个左右单字，所以才有了“认出一个字，奖励10万元？”的破解文明密码的“攻坚战”，试想难度之大，不言而喻。下面是笔者根据彝文古籍文献中常出现的句例，结合考古资料，尝试从刻划陶文中解读出更多的文化内涵。

（一）对大地湾彩绘陶文“”的分析推测

一是从彝文古籍文献中常出现的句例分析“”的文化内涵。上图1-1是大地湾彩绘陶文总表，表中第31个陶文来源于下图6—1陶片样本F709：p15，这个彩绘陶文，在彝文中有三个字形与之相近，即、、，彝语依次读作mƲ21、bⅰ13 、bu33，其义分别为“母、阴、大，（偶蹄动物的）蹄子，始”。根据伏羲文化研究表明，伏羲氏是一位远古时代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会，由渔猎畜牧向农耕文明进化，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的创世英雄。伏羲时代虽然是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但人们还普遍存在对母性的崇拜。根据彝文献记载，彝族同样也从漫长的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在彝族传统文化中，父为阳，母为阴，故彩陶残片上的陶文“”与古彝文“”对应，其义可选择“母、阴、大”之义。

图11—1  大地湾出土彩陶刻划陶文

如果将“”与图1—1中第12个符号“”结合起来，就能得到一个完成的意思。古彝文中与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相近的有三个字符。一是“”与大地湾“”相近，在古彝文中“”读作za13 ，意为“下、降 ”；二是“”在古彝文中读作ndo13，意为“居住”；三是“”在古彝文中读作 ʈɿ55，义为解，放。笔者认为，大地湾遗址中的“”选取“下、降”之意最为恰当。因为在彝文古籍《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文献中，常常出现“”与“”在一起结合出现“”，在彝语翻译中直译为“母降”，意译为“阴降”。另在古籍文献中也常看到“”，意为“阴阳升降”或“阳升阴降”。

二是从大地湾考古发现动物骨骼分析彩绘陶文“”的文化内涵。正如所述“”在彝文中有相近字三个“”“”“”，分别读作mƲ21 、bⅰ13 、pi33，释义分别为“母、阴、大，（偶蹄动物的）蹄子，始。”之义。再结合大地湾一期发掘出土的灰坑、房址、墓葬中发现的猪、狗、鹿、羊和其他动物骨骼分析，三个形近的古彝文中“”读作bⅰ13 ,意为（偶蹄动物的）蹄子，这与大地湾考古发现的猪、狗、鹿、羊的骨骼来分析是吻合的。

通过分析推测，大地湾彩绘陶文“”得到两个结论，一个是根据彝文古籍文献中常出现的句例，义为“母、阴、大”之义，另一个根据大地湾考古动物骨骼考古分析推测为（偶蹄动物的）蹄子，至于选择那个结果更为恰当，这需要更多学者结合大地湾8000年前的地理环境及生活轨迹进行判断探索，选择出符合当时社会环境的文字内涵。

图11—2 大地湾博物馆家畜训养

（二）大地湾第一期彩绘陶文“”的文化内涵

图1—1中第4个陶文，是第一期A类彩绘符号H3114“”，如下图12—1为大地湾第一期彩绘陶片，根据大地湾遗址中植物木炭的出土分析，表明当时大地湾以针叶和阔叶混交林为主，其植物树种以冷杉、榆树、榛木、白蜡树、铁木、槲栎（青冈）、花楸、槭木（枫）等，分别属于落叶乔木和常绿灌木，其中亚热带树种有槲栎和铁木两种。结合这些遗址中的植物木炭分析，“”所表达的是一种人们常用的植物树种，而在古彝文中，“”、“”“”与“”在结构上相似或相近，在古彝文中“”，读作Po33 ，纬（线）之意；读作Po33，义为钻、捅；“”读作“so13 ”，义为“松、杉或小麦”。结合大地湾遗址植物木炭考古分析，“”彩绘陶文所表达的意思应是下图12-2植物树种中的第一种冷杉，笔者认为他就是古彝文中“”读作“so13 ”，义为“松、杉或小麦”。

图12—1 大地湾第一期彩绘陶文

图12—2大地湾考古植物木炭

当然，以大地湾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刻划陶文能用古彝文释读外，大地湾、马家窑等地发现的彩陶图案在彝族图腾、彝族服饰、彝族建筑、雕刻、绘画中常常出现，如火镰纹、如意纹、图腾纹、螺旋纹、几何纹、动物纹、八卦纹、植物纹、犬齿纹等，这种高密度的文化信息重合，说明古彝文解读大地湾等地刻划陶文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也更加有力的证明了古彝文化与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的同源性、同根性关系。

结  语：通过多角度分析探索，惊人地发现越古老的文化越往上追溯，其文化的同源性、同根性、同一性特征更为明显，在核心价值观上更是一脉相承。从古彝文解读大地湾等地彩绘陶文，明确得出大地湾彩绘刻划不是符号而是文字，进一步阐释了彝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是一脉相承，一母所生的同根同源文化，用彝文化解读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无疑是一把打开文明源头的金钥匙，是破解文明要素“文字”难关的突破口，这对探寻中华文明源头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①宋进喜著《大地湾文化概说》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8年9月第1版。

②张津梁主编《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选编》2019年6月印。

③王子国编著《彝文字释》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④毕节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编《藏羌彝走廊·彝族文化产业博览会‘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7年9月第1版。

⑤丁诗建 王继超 李玉平编《明清彝文书法汇辑》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8年11月第1版。

⑥贵州省彝学研究会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语文办公室 贵州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研究所 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简明彝汉字典》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1年9月。

⑦滇川黔桂彝文协作组编《彝文字集》贵州民族出版社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四川出版集团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4年6月第1版。

⑧周宜兴著《中华文明800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年11月第1版。

⑨周子博 周宜兴著《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字‘二进制计数与六十四卦’》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8年6月第1版。

附:

1、荣氏《开山图注》曰：“伏羲生成纪（今甘肃天水市），徙治陈仓（今陕西宝鸡，与天水为邻”。郑椎《通志》也有：“伏羲，生于成纪，作都于陈”的记载。《绎史》卷三亦云：“伏牺生成纪，徙治陈仓”。《帝王世纪》云：“庖牺氏（伏羲）称太昊，都陈”。

[1] 张津梁编《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选编》第60页《关于伏羲文化内涵和外延的思考》。

[2] 毕节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编《藏羌彝走廊·彝族文化产业博览会‘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7年9月第1版，第95页。

[3] 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

[4] 《文物》1973年02期。

国家图书馆古籍资源的类型包括国家图书馆藏善本和普通古籍、甲骨、敦煌文献、碑帖拓片、西夏文献、赵城金藏、地方志、家谱、年画、老照片等。

我国的古籍：

1、《永乐大典》——百科类

《永乐大典》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占卜、戏剧、工艺、农艺等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知识财富。《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称中国明代类书《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已经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2、《四库全书》——百科类

《四库全书》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包括了我国几千年来的重要文化典籍，作为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呈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

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源头和血脉。

3、《梦溪笔谈》——科学类

《梦溪笔谈》就是一部涉及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本书由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撰，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门类学科。

我国古籍的价值：

1、文献价值。古书籍所描述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旧抄本、古本、初刻本、精刻本以及各类活学本等版本的价值较高。

3、艺术价值。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印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写刻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短版、拱花、版画等。

4、学术价值。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录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年代久远，流传又稀少，如宋刊元椠存世不多，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文物考古价值。

TOP1: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始建于1896 年，是我国西南地区藏书规模最大的大学图书馆；馆舍总面积6,3100平方米；馆藏纸质文献550万余册，并拥有丰富的电子文献资源。拥有阅览座位9682个，其中包括6个多媒体阅览室。TOP2:浙江大学图书馆全馆拥有馆舍5座，总建筑面积86万平方米，总阅览座位5282个。 图书馆馆藏丰富、门类齐全 ，藏书几乎覆盖所有学科领域，尤以机械工程及仪表、电力、电子科学与工程、化学化工、医学、农业、生物科学、地方文献、敦煌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收藏较具特色。TOP3:山东大学图书馆目前馆藏文献307万多册，其中，外文书刊37万余册，中外文期刊15000种。在山东大学图书馆馆藏中，古籍善本占有重要地位，现有古籍22万余册，其中珍善本数万册，金石拓片尤为丰富，特别是本馆收藏的书目文献在全国有较大影响，易学文献、线装古籍、明清版本的州府地方颇具特色。 TOP4:北京大学图书馆至2005年为止，拥有藏书600余万册。馆藏中以150万册中文古籍为世界瞩目，其中20万册5至18世纪的珍贵书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此外，外文善本、金石拓片、1949年前出版物的收藏均名列国内图书馆前茅，为研究家所珍视。TOP5:武汉大学图书馆至2005年底，馆藏文献资源总量达704万册，其中印刷型文献571万余册，电子书刊132万余册，线装古籍20万册，有300多种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各类报刊累计达到21478种。学科覆盖面广，遍及文、理、工、农、医等各个领域，其中尤以我校重点学科文献的收藏最为完整。TOP6:郑州大学图书馆图书馆现有各类图书资料 531万册。中外文报刊 18516 种，其中纸质报刊3516种，全文电子期刊 15000 种，另有 音像资料11119件。TOP7:西南大学图书馆馆舍面积约67万余平方米（含规划中的中心图书馆），拥有藏书438万余册，涵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多学科、多专业领域，其中尤以古籍善本、抗战文献资料及教育学、心理学、农业经济管理等藏书为特色，特别是抗战时期大后方出版物为海内外珍本。TOP8：吉林大学图书馆现有各类纸质书刊69246万册（截止2006年7月底）。在纸质图书中，有40万册古籍文献，其中6000余部为古籍善本。地方志与谱牒、古文字文献的收藏在高校图书馆中名列前茅。这些珍贵文献与亚细亚文库、满铁资料一起成为吉林大学图书馆的特色收藏。TOP9：南京大学图书馆至 2007 年底，总藏书量达到 49170 万册（含院系资料室）。馆藏古籍线装书近 40 万册，其中善本古籍有3000余种、 3 万余册。地方文献、古代目录学文献以及丛书的收藏已形成特色。古代地方志共收藏有 4000 余种，近4万册，在全国各大图书馆中处于领先地位。本馆收藏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多个语种的期刊，尤以物理、生物、地学、数学为特色。1949年以前的中文社会科学书刊与自然科学收藏也比较丰富。 TOP10：中山大学图书馆至2007年12月，中山大学图书馆纸质馆藏总量达51975万册(件)，其中，古籍图书近40万册；中文纸本期刊4396种；外文纸本期刊2142种；年新书刊资料增长量为15余万件。中文电子期刊23万余种；外文电子期刊23万余种；中文电子图书9098万册；外文电子图书311万多册；光盘及网络数据库300多种；多媒体光盘资源35000余片。

首先是中国古典语言学。了解古代文学和经典的编排和研究。它以古代文献和经典的形式和内容，组织其校对、标点、注释、鉴定、汇编、汇编等各个环节的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史以经典史为中心。经典成为古代文献学的中心。确定哪些异文必须注出，以示读者。从义理、考据两方面着眼，（异文）版本来源是重要方面。

其次是书籍版本。中国古籍是指1911年革命前出现的书籍。对于各种形式的古籍版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善本仅限于清朝乾隆60年，即古籍。1795年以前的书籍一般都是稀有书籍。现存的古籍中，有史迹、学术资料、艺术表现的，或虽不完整但只有一两本，且很少流传的，都可以算是珍本。周代末期出现的简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图书。1930年在内蒙古发掘的居延汉简，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成册书籍。

再者中国电子文献数据库。内容包括经、史、子、藏四个部分，其中以史为主，经、字、藏为辅。如果按门类归类，又可分为宗教文献、医学文献、文献与收藏、政治书籍、阶级书籍和史料收藏。新书目），77246万字，几乎涵盖了所有重要经典。文字周围大多围以长方形边框或图案，刻书者用以申明版权以及广告宣传的一种特殊标识。

另外可以从汉学典藏数据库中学习。是面向中国图书馆、中国文化研究机构、专业研究人员和文史爱好者的中国古籍全文信息检索系统。它囊括了从先秦到民国2000多年所有以汉字为载体的古籍，也囊括了清代学者对当代相关古籍研究的重要成果。数据库包括古籍精选版本，即古籍母本或现存最早的版本和精炼版本，基本涵盖了所有重要的古籍文献。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对于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者来说，大谷文库是一个绕不开的名词，尤其是在明清小说的研究者眼中，大谷文库更是无法取代的经典。可以说，大谷文库已成为公认的一座中国古典小说的宝库，而这座文学宝库最初的建立者，竟然是一位日本僧人。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偏爱文化考古的日本僧人

旅顺口区的太阳沟，在伪满时期，曾经一度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今，在太阳沟随处可见的古建筑里，我们仍能依稀领略到它昔日的繁华。

与肃亲王府、关东州厅等宏大的建筑物相比，太阳沟深处，山坡上那栋俄式风格的二层小楼并不十分起眼，但却非常别致。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坐在小楼阳台上，可以看到不远处海湾里的海鸥是如何觅食的。不过现在这座小楼已经久无人居，显得格外破败，以至于当地文保部门不得不对其进行紧急修缮，好维持它不至于坍塌。但若时光倒退到百余年前，这座小楼却一派风光，是许多政要名流们出入的场所，因为，那时这里曾居住着一位特殊的主人，日本佛教界最重量级的人物：大谷光瑞。

大谷光瑞1876年出生，因为他们家族世代为西本愿寺法主，所以大谷光瑞一出生，就注定要成为僧人。资料显示，大谷光瑞10岁出家，20岁之前，一直是西本愿寺里规规矩矩的宗教领袖继承人。改变发生在1899年，这一年大谷光瑞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中国内地游历一个多月。这次中国之行，深刻影响了大谷的一生，让他从一位超然世外的宗教领袖，不知不觉间变成一个贪婪的掠夺者。

那次短暂的中国之行，让这位年轻的僧人对中国古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正在伦敦留学的他，很快便出资组建起一支探险队，以探寻佛迹为名，从喀什米尔高原深入到了中国的新疆地区。

事实上，探寻佛迹与文化考古只是一个幌子，大谷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掠夺。大量的古城、古墓遗址，遭到大谷探险队的盗掘，他和瑞典人斯文·赫定的探险队一道，在中国新疆地区展开了一场“夺宝大战”。

需要说明的是，与斯文·赫定不同，大谷光瑞和他的探险队员们并没有受过任何考古训练，他们只懂得掘墓，却连最基本的记录工作都不懂得怎么去做。以至于在挖掘过程中，大量古迹遭到毁灭性破坏，还有很多珍贵文物连出土地点都说不清。

大谷曾先后组织过3支探险队，在中国掠夺走了数以十万计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多数是通过大连港登船运往日本，其中占比重最大的当数汉籍图书与碑拓。据说这些图书中仅孤本、珍本就多达数千册，而总数则超过40000册。可以说，3次探险让大谷收获颇丰，可巨大的探险经费与后期分类研究费用，也让大谷陷入了沉重的财政危机。再加上大谷一心忙于在中国探险，导致寺规松弛，僧侣贪腐现象泛滥，大谷也因此受到舆论指责，被迫于1914年辞去法主和伯爵的爵位，并于第二年定居到大连，成为满铁公司的文化与宗教事务幕后顾问及大东亚建设审议委员会委员。

大量稀世珍宝被装船运至日本

大谷光瑞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是日本殖民当局奉行扩张、掠夺政策的先锋人物。

1938年，他针对“七七事变”后的时局，写下《中国事变后对策》一书，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这本书也一度被日本关东军高层奉为经典，要求高级将领人人研读。此外，大谷还主编出版有《兴亚计划》《兴亚论丛》等丛书，不遗余力地鼓吹“南进”政策。

除了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外，大谷还有一个嗜好，那就是收集中国的古籍文献，大量珍贵的汉籍都成了他强取豪夺后的收藏品。在敦煌，他手下的干将吉川小一郎买通王道士，得以顺利地将敦煌藏经洞里的古籍洗劫一空。在楼兰，他手下的另一干将橘瑞超沿着斯文·赫定提供的地理坐标，找到楼兰古城，并从古城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李柏文书》。《李柏文书》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文书中出现的李柏其人，也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学界普遍认为，《李柏文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同时也是堪与《兰亭序》相媲美的书法艺术精品。并且，作为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人物，李柏高超的书法技艺也改变了我们过去“书法帖学起源于江南”的认识，侧面证明西北可能也是“帖学”的发源地之一。

但可惜的是，这些稀世汉籍多数已被大谷光瑞一船一船地运回日本，其中一部分被他占为己有，另一部分捐赠给了韩国总督府博物馆、日本京都博物馆、龙谷大学图书馆，以及日本各地的美术馆，还有一部分被卖给了文物商人。以《李柏文书》为例，如今已是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品。

大谷不仅是一个中国文物的贪婪掠夺者，同时还是一个疯狂的破坏者。由于他本人并不懂考古，他使用的考古队员也都是对考古一窍不通的年轻僧侣，比如发现《李柏文书》的橘瑞超，当时只是一个不满20岁的小僧人，他不懂得对出土时的情况做记录，以至于后人在研究《李柏文书》时，有很多疑团已无法破解。这些年轻僧侣在所谓的考古过程中，往往会雇用当地老百姓乱挖乱掘，其对遗址古迹所造成的破坏，甚至比盗墓贼还要严重。

古籍幸运地大规模回流

疯狂的掠夺，让大谷迅速成为“当时世界上私人拥有汉籍图书最多的人”，为妥善收藏这些图书，大谷甚至还斥巨资，在神户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私人书库“含秀居”，被当时人称为“山上图书馆”。

谁也不会想到，这些被大谷掠夺走的古籍，却因为一个特殊机缘，竟幸运地迎来一次大规模回流。

那是1915年4月，大谷光瑞再一次到达大连，出席本愿寺关东别院的落成典礼。在满铁高层的极力邀请下，这个刚刚辞去法主职务不久的日本名流，当场决定不再回国，从此定居大连。

差不多探寻古文明：夜郎国究竟在哪里

历史上，夜郎王的一句“汉孰与我大？”让世人贻笑千年。“夜郎自大”作为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典故，几乎成了贵州人的代名词。

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夜郎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度，作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它的人文价值正在为世人看重。一段时间以来，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地都在抢“夜郎”。夜郎国究竟在哪里？

可乐，揭开千古之谜一角

夜郎国的历史，大致起于战国，至西汉成帝和平年间，前后约300年。之后古夜郎国神秘消失。这个古老的文明在史籍记载中留下了一团迷雾。赫章可乐“西南夷”墓葬群的考古发掘，为神秘的夜郎文化揭开了辉煌的一角。

中华文化是多元文化的复合体。当汉文化在中原大地崛起时，边疆也出现了多民族文化，“西南夷”便是其中之一。在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志》中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西南夷在历史上泛指云贵高原与川西的古老民族，夜郎文化便是西南古老民族文化的代表。

据负责可乐墓葬考古发掘的贵州省博物馆研究员梁太鹤介绍，自1958年在赫章县可乐民族乡发现第一批出土文物以来，考古部门先后进行了9次发掘，但再次引起国家和考古界关注的还是2000年的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及历年调查有几方面值得重视，一是可乐墓葬分布面大，涉及范围达35平方公里以上；二是墓葬高密集中，在3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掘墓葬80多座，其中有不同时期的墓葬叠压在一起，为省内考古罕见；三是延续的时代长。战国、西汉、东汉时代都有大量的文物出现；四是反映的文化底蕴丰厚。出土的大量文物，反映了战国至秦汉时期独特的夜郎民族文化，以及秦汉时期的汉文化与夜郎民族文化相融合的特点。

“可乐”以其独特而丰富的地域文化属性，荣获200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可乐遗址·古墓群，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以史书记载及考古成果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后，夜郎国在贵州已成为不争的史实，但夜郎国的都邑究竟在哪里？梁太鹤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可乐“西南夷””墓群的发掘，对探究古夜郎族属和地域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神秘的柯洛倮姆

可乐，彝文古籍称为“柯洛倮姆”，意为“中央大城”，史志记作“柯乐”，后演变为“可乐”。今天杂居可乐的彝、苗、布依等少数民族中，彝族人最多。当地人说，彝族最先进入可乐，他们将这批“西南夷”墓葬叫做“莕人坟”或“莕人洞”。

一直生活在“柯洛倮姆”的百姓们，哪里想到他们捡回家去砌猪圈、盖茅厕的砖瓦，竟是秦砖汉瓦；那些从“莕人洞（坟）”挖出来，认为带有邪气而随手扔掉的坛坛罐罐，竟然是价值连城的国宝。今天，人们无不惊喜慨叹，贵州这片一直被视为蛮夷之地的土地上，竟然沉淀着厚重的古老文明。

据彝文古文献记载，当时与贵州可乐齐名、能称“倮姆”的，有成都（勒姑倮姆）、重庆（储奇倮姆）、昆明（勒波倮姆）等西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