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热播的《国家宝藏》里，

那一件件精美的文物是否让你惊叹不已、啧啧称奇？

古老的文物背后，

蕴含的是一段段或热血沸腾、或凄美哀婉的历史与故事。

在北师大图书馆古籍精品展室——弘文轩里，

同样陈列着一件件珍贵而神奇的宝藏，

等待着你的探索与挖掘。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为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馆藏古籍逾40万册，其中130种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宋元古椠，明清精刻，名家稿抄本、批校题跋本等，均弥足珍贵。

弘文轩是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展示馆藏古籍精品的重要窗口，图书馆员定期规划主题，精选藏品，向读者展示馆藏古籍的收藏历史及历代古籍精品。

下面，就随教务老师一起，开启古籍探索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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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文轩

思古·馆藏精品

首先是“镇馆之宝”——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七卷（存卷二）。这是馆藏中年代最早的文献，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是典型的八世纪唐写本。总长度超过九米，首尾完整，书法工致，同名的写经在敦煌遗书中并不多见。参照文化部公布的《敦煌遗书定级标准》、《古籍定级标准》，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除了“镇馆之宝”，馆内还按照唐宋元明清的历史发展顺序展示了经卷、文集等，透过暗黄的书页，仿佛能够看到那些默默守护着这些脆弱的纸张与卷册的书生们，因为敬畏与热爱，才得以让一卷卷古籍得以穿越兵火燹灾，渡过重重浩劫，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溯源·师大变迁

在馆藏源流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方红色的印章。这些钤印在书籍上的馆藏章，记录了北京师范大学在历史上各时期的更名历程，见证了北京师范大学百年的历史变迁。

京师优级师范学堂首任监督陈问咸的题记、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藏书印

启功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概况》（1989年）中提到本校图书馆“聚合旧师大、旧女师大、旧辅大所藏”。其中“旧师大”和“旧辅大”分别指1952年院校调整前的北京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旧女师大”即民国时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这三所学校的馆藏共同构成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的基础。

钤印：“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所藏图书”

流传·经典永存

除了古籍，弘文轩还藏有许多影印本的经典书籍，包括《琵琶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等，在书页的翻动间，将经典流传。同时，馆内还展示了木活字、锡活字等珍贵藏品，让每一个参观者在了解历史的同时惊叹于古代人民的智慧，通过这一件件陈列的实体，穿越浩瀚的时空感受情感的共鸣。

地点：主馆地下一层弘文轩（须乘馆内东侧工作用梯前往）

开放时间：每周四上午8:30-11:30

参观办法：

1仅接待校内10人以上团体预约参观。

2填写《弘文轩展室参观申请表》，并至少提前3个工作日发送至

hongwenxuan@libbnueducn。

参观须知：

1受场地人数限制，如预约时段人数过多，可能会调整参观时间。

2进入展厅前须存包，食品饮料、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不得带入展厅。

3请勿触摸展品，请勿大声喧哗并将手机设置为静音。

4展厅内谢绝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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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黄公望,(明)沈周,(明)朱耷绘《黄大痴沈石田山水八大山人山水花卉合册》 上海: 慎修书社, 民国23年(1934)

(清)朱耷绘《八大山人书画合册》 西泠印社, 民国15年(1926)

(清)朱耷绘《八大山人书画合册》 上海神州国光社, 民国20年(1931)

(清)朱耷,道济绘《八大山人石涛上人画合册》 上海有正书局, 民国(912-1949)

(清)朱耷绘《八大山人集》 民国(1912-1949)

(清)道济,朱耷绘《石涛和尚八大山人山水精品》 上海文明书局, 民国19年(1930)

(清)道济绘,八大山人绘《石涛和尚八大山人山水精品》 文明书局, 民国25年(1936)

(清)朱耷绘《朱耷书画合册》 上海: 上海博物馆, 1954年

(清)朱耷绘《朱耷书画合璧册》 民国(1912-1949)

(清)朱耷绘《朱耷书画合璧册》 民国(1912-1949)

(清)朱耷绘 《朱耷山水册》 民国(1912-1949)

（明）朱耷绘《八大山人山水册》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民国23年（1934）

（明）朱耷绘《八大山人画册》朝花美术出版社编 朱耷 明 绘 北京 : 朝花美术出版社 1961

（明）朱耷书并绘《八大山人书画扇集》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民国24年（1935）

（明）朱耷书并绘《八大山人书画集》 上海 : 生生美术公司 民国18年（1929）

（明）朱耷书并绘《八大山人书画扇集》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民国24年（1935）

（清）陈鼎撰《八大山人传》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民国4年（1915）

（清）邓秋枚集《八大山人山水画册》 上海 : 神州国光社 清宣统2年（1910）

（清）朱耷书并绘《八大山人书画集》 上海 : 美术制版社 民国18年（1929）

（清）朱耷绘《八大山人二笔应真渡海图》 上海有正书局 民国间

（明）朱耷书《八大山人书画扇集》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民国24年（1935）

（清）陈鼎撰《八大山人传》 小嫏嬛山馆 清咸丰元年（1851）

（清）陈鼎撰《八大山人传》 清康熙间

（清）陈鼎撰《八大山人传》 扬州 :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4

（清）陈鼎撰《八大山人传》 上海 : 文瑞楼 民国间

（清）朱耷撰; 汪子豆编《八大山人诗钞》 上海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1

（日本）秋叶启鉴辑《八大山人画撰》 东京 : 聚乐社 日本昭和15年（1940）

（清）朱耷，（清）释道济绘《八大山人石涛上人画合册》 上海有正书局 民国10年（1921

（汉）蔡邕撰（清）朱耷临《清朱耷临蔡邕诗卷》

（明）朱耷书并绘《朱耷书画合册》 上海博物馆 195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对于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者来说，大谷文库是一个绕不开的名词，尤其是在明清小说的研究者眼中，大谷文库更是无法取代的经典。可以说，大谷文库已成为公认的一座中国古典小说的宝库，而这座文学宝库最初的建立者，竟然是一位日本僧人。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偏爱文化考古的日本僧人

旅顺口区的太阳沟，在伪满时期，曾经一度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今，在太阳沟随处可见的古建筑里，我们仍能依稀领略到它昔日的繁华。

与肃亲王府、关东州厅等宏大的建筑物相比，太阳沟深处，山坡上那栋俄式风格的二层小楼并不十分起眼，但却非常别致。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坐在小楼阳台上，可以看到不远处海湾里的海鸥是如何觅食的。不过现在这座小楼已经久无人居，显得格外破败，以至于当地文保部门不得不对其进行紧急修缮，好维持它不至于坍塌。但若时光倒退到百余年前，这座小楼却一派风光，是许多政要名流们出入的场所，因为，那时这里曾居住着一位特殊的主人，日本佛教界最重量级的人物：大谷光瑞。

大谷光瑞1876年出生，因为他们家族世代为西本愿寺法主，所以大谷光瑞一出生，就注定要成为僧人。资料显示，大谷光瑞10岁出家，20岁之前，一直是西本愿寺里规规矩矩的宗教领袖继承人。改变发生在1899年，这一年大谷光瑞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中国内地游历一个多月。这次中国之行，深刻影响了大谷的一生，让他从一位超然世外的宗教领袖，不知不觉间变成一个贪婪的掠夺者。

那次短暂的中国之行，让这位年轻的僧人对中国古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正在伦敦留学的他，很快便出资组建起一支探险队，以探寻佛迹为名，从喀什米尔高原深入到了中国的新疆地区。

事实上，探寻佛迹与文化考古只是一个幌子，大谷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掠夺。大量的古城、古墓遗址，遭到大谷探险队的盗掘，他和瑞典人斯文·赫定的探险队一道，在中国新疆地区展开了一场“夺宝大战”。

需要说明的是，与斯文·赫定不同，大谷光瑞和他的探险队员们并没有受过任何考古训练，他们只懂得掘墓，却连最基本的记录工作都不懂得怎么去做。以至于在挖掘过程中，大量古迹遭到毁灭性破坏，还有很多珍贵文物连出土地点都说不清。

大谷曾先后组织过3支探险队，在中国掠夺走了数以十万计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多数是通过大连港登船运往日本，其中占比重最大的当数汉籍图书与碑拓。据说这些图书中仅孤本、珍本就多达数千册，而总数则超过40000册。可以说，3次探险让大谷收获颇丰，可巨大的探险经费与后期分类研究费用，也让大谷陷入了沉重的财政危机。再加上大谷一心忙于在中国探险，导致寺规松弛，僧侣贪腐现象泛滥，大谷也因此受到舆论指责，被迫于1914年辞去法主和伯爵的爵位，并于第二年定居到大连，成为满铁公司的文化与宗教事务幕后顾问及大东亚建设审议委员会委员。

大量稀世珍宝被装船运至日本

大谷光瑞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是日本殖民当局奉行扩张、掠夺政策的先锋人物。

1938年，他针对“七七事变”后的时局，写下《中国事变后对策》一书，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这本书也一度被日本关东军高层奉为经典，要求高级将领人人研读。此外，大谷还主编出版有《兴亚计划》《兴亚论丛》等丛书，不遗余力地鼓吹“南进”政策。

除了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外，大谷还有一个嗜好，那就是收集中国的古籍文献，大量珍贵的汉籍都成了他强取豪夺后的收藏品。在敦煌，他手下的干将吉川小一郎买通王道士，得以顺利地将敦煌藏经洞里的古籍洗劫一空。在楼兰，他手下的另一干将橘瑞超沿着斯文·赫定提供的地理坐标，找到楼兰古城，并从古城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李柏文书》。《李柏文书》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文书中出现的李柏其人，也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学界普遍认为，《李柏文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同时也是堪与《兰亭序》相媲美的书法艺术精品。并且，作为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人物，李柏高超的书法技艺也改变了我们过去“书法帖学起源于江南”的认识，侧面证明西北可能也是“帖学”的发源地之一。

但可惜的是，这些稀世汉籍多数已被大谷光瑞一船一船地运回日本，其中一部分被他占为己有，另一部分捐赠给了韩国总督府博物馆、日本京都博物馆、龙谷大学图书馆，以及日本各地的美术馆，还有一部分被卖给了文物商人。以《李柏文书》为例，如今已是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品。

大谷不仅是一个中国文物的贪婪掠夺者，同时还是一个疯狂的破坏者。由于他本人并不懂考古，他使用的考古队员也都是对考古一窍不通的年轻僧侣，比如发现《李柏文书》的橘瑞超，当时只是一个不满20岁的小僧人，他不懂得对出土时的情况做记录，以至于后人在研究《李柏文书》时，有很多疑团已无法破解。这些年轻僧侣在所谓的考古过程中，往往会雇用当地老百姓乱挖乱掘，其对遗址古迹所造成的破坏，甚至比盗墓贼还要严重。

古籍幸运地大规模回流

疯狂的掠夺，让大谷迅速成为“当时世界上私人拥有汉籍图书最多的人”，为妥善收藏这些图书，大谷甚至还斥巨资，在神户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私人书库“含秀居”，被当时人称为“山上图书馆”。

谁也不会想到，这些被大谷掠夺走的古籍，却因为一个特殊机缘，竟幸运地迎来一次大规模回流。

那是1915年4月，大谷光瑞再一次到达大连，出席本愿寺关东别院的落成典礼。在满铁高层的极力邀请下，这个刚刚辞去法主职务不久的日本名流，当场决定不再回国，从此定居大连。

近日，教务老师来到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作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在全省高校图书馆中，川师大图书馆堪称古籍收藏的一个重镇。据馆长曹成建介绍，图书馆馆藏古籍共有11万余册，在省属高校中位居第一，包括宋元刻本、明清抄本等，以教育学、文学、历史学为收藏重点和特色。

教务老师走进恒温恒湿的书库里，只见泛黄的书卷整齐地放在单独上锁的书柜里，其中不乏《太和正音谱》手抄本、清乾隆内府写南三阁《四库全书》零本等珍贵的孤本。

《通鉴纪事本末》 看点

《资治通鉴》的指南读物，开创了以“事件”为中心的史书写法，历经760余年保存完好。

相较于一般的线装书，一本约30厘米长、20厘米宽的大开本引起了教务老师关注，书根处印有“宋宝祐本通鉴纪事本末”字样。这本古籍正是南宋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印刻的《通鉴纪事本末》。

“它可以说是《资治通鉴》的指南读物，书中内容都来自《资治通鉴》，由南宋史学家袁枢编撰。”川师大图书馆古籍部主任成荫介绍，《资治通鉴》部头很大，时间跨度超过千年,全书共有300多万字，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实在难以下手。“《通鉴纪事本末》将其浓缩，并且首次采用以事件为中心的记述方法，开创了‘纪事本末’这一新的写史体例，对后世史书影响很大。”成荫说，全书概括提炼了239件事件，每一个事件各立标题，详细讲述事件的背景、发生、发展、结果等，按照历史年代顺序进行抄录。“普通读者可以看到事件的梗概，也可以阅读原文，而且这样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也增强了历史著作的表现力。”

成荫介绍，这部《通鉴纪事本末》是宋刻本，年代很早，且为全本，共有42卷，从文物性上判断，在古籍中属于价值颇高的珍本。它虽经历了760余年岁月，但仍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并无褪色，也没有虫蛀现象，实属难得。“从书页上的痕迹及其他相关信息，能够判断后人在元代和明代都对其进行过修补，不过最重要的是，这本书的保存条件应该一直都很好，进入川师大图书馆收藏后，就更好地被保存起来了。”成荫说，作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在书库建筑、温度与湿度、空气净化与通风、照明与防紫外线、消防与安防以及防虫防鼠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以更好地保存古籍。

《太和正音谱》 看点

现存最早的北杂剧曲谱，全国仅存的明代手抄孤本，分为上下部，上部存放在国家图书馆。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元代戏曲家马致远的一首《天净沙·秋思》已成千古名篇。

作为戏剧大家，马致远作品颇多，想了解更多，《太和正音谱》就是一个好选择。

《太和正音谱》由明代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所作，写成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这位多才多艺的皇子，在仕途遭遇不顺时，爱好结交文人雅士，在戏曲等方面颇有研究，因此他所著的这本书，不仅是早期元曲杂剧重要理论著作，也是现存最古的北杂剧曲谱，囊括了元初至明初的元曲整个历史时期的大部精华。

成荫介绍，川师大图书馆馆藏为钱榖手抄本，这也是全国仅存孤本，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存放于国家图书馆，里面主要是记载戏剧理论、戏剧作者等，下部则全部是戏曲曲牌，共收录了300多支曲牌。明代钱榖，本就是一名画家、书法家，这本抄本字迹娟秀、结构工整，标明正衬。“可以明显看出抄写者的文化水平很高，艺术价值远超一般的抄本。”成荫说。

《四库全书》 看点

太平天国年间流落民间，上世纪60年代川师大图书馆馆员在上海书店购得。

2016年，川师大图书馆有19部古籍成功入选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其中18部都是清乾隆内府写南三阁《四库全书》零本（零本即不完整的有缺失的丛书），包括《古史》《后汉书》《唐书》《江南通志》等。

清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由3800多人历时13年才抄写完成，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部丛书，也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成书时共有7部，分别藏于“南三阁”和“北四阁”。川师大图书馆馆藏的抄本，都是来自“南三阁”中的杭州西湖的文澜阁。

“这18部古籍，虽然都不完整，但今天能够完好地保存在这里，已是十分珍贵难得。”曹成建说。

晚清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南三阁均遭受破坏，《四库全书》被毁或大量流失到民间。后来，不少文化名人想尽办法搜集抢救，但仍有大量书籍散落。曹成建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川师大图书馆重视传统文化传承，专门拿出资金，派出人员，四处奔波购买古籍，这些《四库全书》零本，就是馆员们1960年在上海古籍书店购得的。“那时，馆员们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古籍市场和书店购买了数以千计的古籍。”

教务老师看到，在馆藏《四库全书》的首页上，有十分清晰的乾隆印玺“古稀天子之宝”。据悉，这是乾隆晚年，70岁时才刻的，这枚印玺如今藏于故宫博物院，是乾隆用品中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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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书籍的收藏

古书籍的收藏要点：一是足本，没有删节和缺卷；二是精本，精校精注，错误极少；三是旧本、旧刻或旧抄，即传世很久的木刻本、传抄本和线装书。或者说：一是年代久远而具有文物性；二是印刷插图精美而具有艺术性；三是书籍内容具有学术资料性。

二、古籍书的种类

原稿、旧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类活字印刷本等版本。古籍字体精美，如精写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红印本、拱花等。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古书籍大致可分为12个种类：

1、竹简：在纸张发明之前，用笔写或用刀刻在竹片上的文字，然后以绳串起成卷的书。

2、唐写经：唐时的木刻技术还刚起步，故留传下的大多为手抄佛经。

3、线装古书：一般多是自宋至民国的木刻本，亦有稿本、抄本、石印本，其中宋元版、明椠、清前三朝刻本及多色套印本、多插图本、活字本、红印本、蓝印本等版本。

4、木刻印版：刻版以枣木为优，版面磨损少，未变形、开裂的较好。

5、碑帖：通常有钟鼎拓片、瓦当拓片、崖刻及秦、汉、魏、唐、宋、元、明、清的拓本，等原刻的早期拓本。民国时的珂罗版中之精品亦可。

6、诰命、圣旨：诰命、圣旨一类的文牍，其间不少资料可作为史学家的研究依据。

7、信札：名人间往来的书信，既是书法艺术，又可从中发掘出鲜为人知的史料。

8、印谱：古今篆刻名家的手打印鉴册页，有边款拓印的较好。

9、老期刊：自晚清至1949年9月间的期刊、杂志的统称。

10、旧平装：在1949年10月1日前，除线装书外，无论精装和平装的洋装书，一概属旧平装范畴。从性质上讲，新文学版本，老区版本、重庆桂林版本、汪伪版本等；从形式上讲，毛边本、土纸本、道林纸精印本、伪装本、编号本、签名本等。

11、画报：民国画报、民国时期的**、时事、漫画、突发事件、民俗风情、名胜古迹等大型画册。

12、契约：1949年以前的地契、房契、卖身契和其他买卖合用，具历史意义及名人的契约等。

三、古书籍的标准

1、文献价值 古书籍描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 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者的原稿）、旧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类活字印刷本等版本较好。

3、艺术价值 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红印本、拱花等。

4、学术价值 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或较为少见的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本年代久远，流传又较少，如宋版书，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

四、古书籍的鉴定

1、纸张做旧：纸张是文字的载体，没有纸张就没有书籍，因此判断古书籍的真伪，首先要看纸张是否古旧。所以制作古书籍伪本必须将纸做旧。将纸做旧有两类：一类是“染纸”，包括用糖水，或用栗子壳本水，或用茶水，或用其他方法等将纸染成黄褐色，也有用烟水熏黄的，以求使纸显旧色；第二类是用“旧纸新”如果作伪者存有古纸，就可在纸上面新印古书内容，然后订成“古书籍”，这种作伪方法尽管较少，但却使人很难从纸上辨别其为赝本。

2、伪造序跋：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又增刻新有序跋，叙述重印的原因，序跋后还著有姓名、年月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利的序跋，或涂改其中的年代，也有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

3、伪造名人题跋，藏章印记。

4、伪造牌记：保旧牌记，挖掉复刻牌记，或挖补，涂改复刻牌记的年代。

5、裁截目录：将原目录裁去部分或全部，使人不知收全该书究竟有多少卷，以便用残本充当全本。

6、利用著录书：有些著录书的记载是错误的，作伪者便故意以此为据来兜售自己制作的伪本。

总之，古书籍作伪的手法多种多样，有时只采用一两种，有时则可能是各种手法混合应用。在实际辨别时，应该运用自己掌握的学识和有关资料进行全面考察被鉴定的古书籍，注意去伪取真，使到所购古书籍物有所值。

1．《〈全金诗〉补遗》，《古籍研究》2000年第1期，3000字；

2．《〈大金诏令释注〉补遗》，《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又载《古籍研究》2001年第3期，3000字；

3．《周肇祥批注〈渤海国志〉》，《克山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6000字。

短文、札记：

1．《〈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纠误一则》，《北方文物》1997年第2期，300字；

2．《〈光绪顺天府志·前代盐铁等官表〉补遗》，《北方文物》1997年第4期，600字；

3．《〈金史〉标点正误一则》，《北方文物》1998年第1期，300字；

4．《三通永定河水利碑》（与范军合作），《北京晚报》1998年4月 3日，500字；

5．《为石经回归献策——最简单的方法最好》，《北京晚报》1998 年7月2日，200字；

6．《契丹女真碑刻拓片精品展开幕》，《北京日报》1998年10月6 日《文物收藏版》，800字；

7．《〈金史〉质疑一则》《北方文物》1999年第2期，又载《古籍研究》1999年第2期，800字；

8．《〈金史〉证误一则》，《北方文物》1999年第2期，300字；

9．《“奉御从人牌子”辨》，《北方文物》1999年第3期，700字；

10．《〈元史〉质疑一则》，《北方文物》1999年第4期，300字；

11．《〈金史〉正误一则》，《北方文物》1999年第4期，500字；

12．《〈元史〉正误一则》，《北方文物》1999年第4期，500字；

13．《〈续修四库全书编目〉与〈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旧书交流信息》1999年第51、52期合刊，500字；

14．《〈宋史〉地名正误一则》，《北方文物》2000年第2期，400字；

15．《山泉清幽庄公院》，《北京晚报》2000年6月16日，400字；

16．《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概述》，《北京博物馆年鉴（1995-1998）》，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3000字；

17．《房山两座辽金时期的经幢》（与范军合作），《北京文物》2000年第9期，1500字；

18．《固节驿》（与范军合作），《北京文物》2000年第12期；1500字。又载《京华漫忆》第42页，中国致公出版社2002年；

19《寂寂银烽下，宝塔耸霄汉——银山塔林记游》，《香港佛教》2001年第2期，又以《冬访银山塔林记》之名载《佛教文化》2001年第1期，2500字；

20．《也谈庄公院》，《北京文物》2001年第6期，500字。又载《京华漫忆》第88页，中国致公出版社2002年；

21．《辽金经幢之美》，《佛教文化》2001年第6期，2000字，照片5张；

22．《有关金代黄河浮桥的几条史料》，《中国科技史料》2002年第1期，1500字；

23．《金史五则》，《黑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4500字；

24．《从朔州出土金代李汝为墓志谈正隆年号问题》，《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1期，15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