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首载于汉朝《神农本草经》，被列为温补上品。西晋末年开始栽培，迄今1660多年历史，我国系世界最早引种。祖国医学认为，其性温味甘微苦，入脾、肺二经，大补元气，固脱生律，保脾养胃，安神益智，治多种疾患。诸如《本经》载人参“主补五脏，安精神，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药性论》谓之“消胸中痰，主肺痿吐脓及痫疾，冷气逆上，伤寒下不食，患人虚而多梦纷纭”。《名医别录》称其“疗肠胃中冷，心腹鼓痛，胸肋逆满，霍乱吐逆，调中，止消渴，通血脉，破坚积，令人不忘”。《本草纲目》记述人参“治男妇一切虚证，发热出汗，眩晕头痛，反胃吐食，痃疟，滑泻久痢，小便频数，淋疠，劳倦内伤，中风，中暑，痿痹，吐血，嗽血，下血，血淋，血崩，胎前产后诸病”。人参亦为与他药配伍的主品，单说东汉医圣张仲景应用人参的方剂达41条，明朝大医家李时珍介绍含人参的处方计62条。

汉成帝时期校书，诞生目录文献《别录》。社会发展，战乱不断，造成史书大量增加，其数量足当“诗，兵，技，术”类图书之和，故，保留经子，增史，并上述四类

《别录》的分类体系从校书的分工来看很可能已分成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六大类及总序辑略共七略，之后的《汉书艺文志》沿袭七略的六分法。至西晋荀勖，则开创我国最早的四部分类书目《晋中经新簿》，总括群书分为甲乙丙丁部。

将六艺略分为甲部，后世改称经部；诸子、兵书、数术三略合为乙部，后称子部；而这时史书数量已多，所以丙部将分在六艺略春秋里的史书独立出来，后为史部；丁部则为诗赋图赞，传为集部。东晋时期李充根据新簿编撰《晋元帝四部书目》，将史书提升到乙部，诸子列到丙部，确定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

四库全书的诞生:

最后在清朝编辑我国古代最大一部丛书《四库全书》时，将编辑过程中撰写古籍提要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汇编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便是经史子集分类法的确立。

首先，古注是阅读古言语的阶梯和桥梁。我们今天读不懂古书，障碍大致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其中包括古今词义的变化，古书中特殊的语法现象，古书在流传、抄刻过程中的讹误，等等；二是知识性的障碍，由于古书记载的事情离我们已很遥远，我们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典章制度、礼仪习俗等各方面缺乏了解。其实，这些障碍古人读书时同样遇到。为了使人们读懂古书，一代一代学者付出大量的辛勤劳动，对许多古书作注释。古人作注，大抵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对字词句进行训释，以排除语言文字的障碍，二是对古文中所涉及的诸如政治、经济、军事、礼制、名物、习俗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解说，以排除知识方面的障碍。古人的注释为我们阅读架设了阶梯和桥梁，通过读古人注，我们既可以通晓文意，又可以从多方面了解古代社会生活，扩大知识面。例如我们读《礼记·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下的一段注疏，就可以详细了解古代打猎的具体做法和古人关于保护生物资源的具体规定；读《左传·昭公四年》“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于是乎用之”下的注疏，可以了解古代藏冰的制度以及冰的多种用途；读《诗·小雅·常棣》“傧尔笾豆，饮酒这饫”下的注文，可以知道宗族私宴的细节。

其次，古人注释，接近实际，较为可靠。古人注书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他们当时离经典文献成书年代不远，他们生活的社会和前代社会在制度上一脉相承，因此他们对古书所记载的各方面情况有感性认识，比较熟悉。再加上这些注家大多是皓首穷经的著名学者、训诂专家，因而他们作注一般说来切合实际，可信可靠。例如作《春秋经传集解》的杜预，是东晋时代的经学家，深通《左传》，自称有“左传癖”；同时他还是一位军事家，能领兵打仗，人称“杜武库”。而《左传》一书，讲打仗的内容占了很大篇幅，这样的一部书，由杜预这样的人来注，自然翔实可靠，大为生色。

再次，古人注是今人注的源头，是今人注的重要依据。翻开今人注本，可以发现今人注的一些说法，并非出自独创，而是来自古注。他们作注时，或把古注径直抄来，或用现代流语把古人之说复述一下。这样做，当然是可以的。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古注是源，今人注是流，读了古注，我们就能知源而识流，同时可以对今人注的优劣得失做出评判。例如：《孟子·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章》：“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一本，《历肛文选》注：“施（yí）：延，及，作‘跟踪’解。”按此注，“施”和“从”就是同义的并列谓语，意是：“一早起来跟踪丈夫到他所要到的地方去。这么说解我们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如果翻一下赵岐《孟子章句》就会知其有失。赵注：“施者，邪施（同迤）而行，不欲使良人觉也。”所谓“邪施而行”，就是走路时左躲右闪。赵歧把“施”解释成“邪施”是有根据的。因为“施”的本义是“旗貌”（见《说文》），也就是旗子随风来回飘动的样子。“施”做“从”的状语，十分形象地描画出了妻子钉梢时的真实情景。所以读古人注，可以使们具有鉴别的眼光，对今人的译注不至于云亦云。

对于“古书”的上限，我给的比较宽，不管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我一律都划在“古书”的范畴里。对于下限，我以辛亥革命为界。这样的话，时间跨度就相当大。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到底产生了多少书籍，这些书籍有多少传世非常难统计。但是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古书，哪怕是历经“十厄”、流传至今的数量也是相当惊人的（我手头上没有一个很精准的数据，但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根据《丛书集成》作一个很粗略的统计）。这些批书籍成书有先后，内容驳杂，很难一概而论。因此如果统统冠以”中国古书“的名目一概而论，难免把以偏概全，挂一漏万。因此，在此我仅就我相对熟悉的”经史子集“中的经部文献来谈其价值与意义。

经部文献，简单地（当然也很粗疏地）说就是，十三经以及对十三经的注释之作。经部，曾是中国古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尽管在数量上经部文献可能并不占优势。经部文献的地位，可以分两方面来谈，一方面自西汉起，经书就是士人最熟悉的行事守则与处事规范。他们是知识阶层道德与知识最主要的来源。另一方面，自从科举取士开始，十三经也是士人进入官僚体系的敲门砖。通俗得说，经部文献一方面是读书人最主要的精神食粮，一方面也是读书人获取功名，换取物质利益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因此，经部文献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内，具有一种非常超然的地位。

但是”五四“之后，经部这种超然的地位被迅速瓦解。经部文献所包含的知识与宣传的行事准则都视为是与西方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旧“的传统被摒弃。在西方的学科体系下，并没有一个与经部对应的概念，因此经学自晚清之后就被飞速地边缘化，其内涵也被彻底肢解。比如《诗经》被解释为上古民歌，成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尚书》被解释为商周时期的公文档案，成为历史系研究的资粮。而经学本身不复存在。

既然经学本身已被摈弃，那么阅读经部文献，是不是只剩下了历史学上的意义？（这个问题，我硕导也曾经问过我）。在我看来，并非如此。首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源头之一，经学文献本身虽然已经被边缘化，但其对日常生活的渗透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渗透也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谈，其一，是对其他文本的渗透。虽然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不少来自民间的文本（比如敦煌变文），但是绝大部分我们接触到的文本都是来自文人创作。而上面谈到了，经部文献是文人群体最重要的知识来源，因此即便读文学作品，甚至是现当代文学作品，经学的身影依然隐隐约约挥之不去。而文学作品，其二，经学曾经给知识阶层提供了一套完全自足的道德行为准则，而这套准则虽然不断被阐释，最后又被大力摒弃，但是并没有完全被消解。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仍然很难与“旧道德”一刀两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人情世故”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于十三经。比如，在父母子女关系上，对“孝”的强调（虽然这个字眼越来越少地被提起），在家庭生活中，对子嗣的强调等等。我很难对这种“人情世故”作评价，但是不可否认，这些原则在日常伦理中所起的作用。因此阅读经部文献，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我们理解当代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维度。

上面有人谈到中西比较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样非常大。在此我也谈一点自己的浅见。用“现代”的眼光看，西方经典无疑具有绝对的优越性。但是当我们跳出西方的学科框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传统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传统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个重要属性。一旦我们真的切断了与旧传统之间的脐带，那么我们就会丧失独立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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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籍总目》作为反映中国古籍流传与存藏状况的最全面、最重要的成果，其编纂特点如下：　　一、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第一次将中国古籍书目著录为约二十万种。历来称誉中国古籍“浩如姻海”、“汗牛充栋”，但“海”和“栋”究竟有多大？八万种、十万种、十五万种，众说纷纭。十九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代流传的典籍，渐次由私人收藏转为公共收藏。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绝大部分的存世中国古籍，已成为国家及各地公共图书馆、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图书馆的馆藏。参与《中国古籍总目》编纂的国内各大图书馆，所收藏古籍已涵盖现存古籍百分之九十以上品种，编纂中又吸收图书馆历年编纂的丛书、方志、家谱等联合目录成果，所录古籍收藏机构已逾干家，可以说参与“总目”编纂工作的同行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对现存中国古籍，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今天可以给出约二十万种的统计数字，这是这次编纂工作的最大贡献。　　二、著录了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北美、西欧等地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稀见品种。现存中国古籍的总目录，理应反映全球收藏的中国古籍信息，限于人力物力，此项工作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古籍总目》已利用知见的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北美、西欧等地图书馆古籍收藏目录，采录大陆图书馆未见著录的古籍品种，并为稀见品种增补了海外收藏机构名称。　　三、著录了现存中国古籍的主要版本。中国古代典籍的撰着与流传，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宋元以来，历代典籍屡经写抄刊刻、汇编选辑，版本极为复杂，人称书囊无底，难以穷尽。《中国古籍总目》的版本著录，不仅包括历代公私写抄、刻印、排印、影印之本，又综录佛道二藏，旁搜秘本僻书，兼及批校题跋，囊括所有版本类型。至如丛刻单刻、汇印选印、增刊补版、抄配补本等版本特征，形式多样，著录歧异，整合归并，多费斟酌。《中国古籍总目》对于所著录古籍的版本描述，已具初步清理之功。　　四、依据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并有所突破。《中国古籍总目》沿用四部分类法类分古籍，并参酌《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增损类目，部居类分，有条不紊。如照应现代图书馆编目及庋藏实际，将“汇编丛书”单列为“丛书部”，与经史子集四部并列，形成五部分类，《中国丛书综录》收录的“类编丛书”，则分归四部之首。又如明清以来方志、家族谱编纂兴盛，清季新学流行，相关译着及著述繁多，遂因书设类，特于史部增设“方志类”、“谱牒类”，子部增设“新学类”，汇录相关书籍，以便读者即目求书。　　五、在编纂过程中注重人才培养。文献整理与研究中，书目指导的重要作用，久已成为共识。古籍编目似易实难，人才培养须经多年历练。近代以来，图书馆界曾涌现大量古籍编目专家，为历次全国性古籍联合目录编纂做出重大贡献。《中国古籍总目》编纂持续多年，参与其事者多经磨练，造就了一批古籍编目骨干。然而，面对全国数千家古籍收藏机构所藏的数千万册古籍，古籍编目力量仍嫌薄弱。而古籍书目编纂是一项逐步积累、不断完善的事业，书目收罗的完备与著录信息的精准，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校核修订，迄无止境。《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完成，不仅为古籍整理与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书目工具，在编纂过程中，又为古籍编目队伍培养了后继人材，其中所积累的经验，有深远的意义。　　六、吸收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古籍总目》初稿完成，编委会即分邀各学科专家学者参与审稿。参与审稿的数十位专家学者，来自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军事、地理、医学、科技、艺术、出版等领域，遴选及于台湾及海外。各科专家学有专长，熟精文献，认真审阅，悉心校核，拾遗补缺，多所匡正，及时反映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新成果，由此提高了《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质量，促进了学术界与图书馆界之间的交流。

1 仙传外科集验方、秘传外科方 2 难经校注 3 难经语译 4 难经本义 5 外科精义 6 温疫论 7 血证论 8 研经言 9 良方集腋 10 赤水玄珠全集 11 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 12 伤寒论校注 13 伤寒六书 14 金匮要略论注 15 厘正按摩要术 16 本草蒙筌 17 新编西方子明堂灸经 18 明医杂著 19 本草从新 20 圣济经 21 子和医集 22 辨证录 23 杨氏家藏方 24 活人书 25 简明医彀 26 黄元御医书十一种 27 针灸大全 28 伤寒论语译 29 病机汇论 30 本草崇原集说 31 经穴解 32 本草衍义 33 幼幼集成 34 诸病源侯论校注 35 针灸易学 36 疡医大全、 37 徐大椿医书全集 38 痘疹辨证 39 疯门全书 40 金匮玉函经二注 41 王旭高临证医案 42 读素问钞 43 妇人大全良方 44 广瘟疫论 45 海药本草 46 喉科指掌 点校本 47 问斋医案（无封面） 48 刘涓子鬼遗方 49 学古诊则 50 人身通考 51 黄帝内经素问校注 52 黄帝内经素问语译 53 伤寒瘟疫条辩 54 世医得效方 55 类证治裁 56 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 57 金匮要略校注 58 御药院方 59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60 金镜内台方议 61 千金宝要 孙真人海上方 62 伤寒总病论 63 吴鞠通医案 64 形色外诊简摩 65 种福堂公选良方 66 疡科会粹 67 名医别录 68 幼幼新书 69 外科证治全生 70 理虚元鉴·虚损启微 71 吴普本草 72 食物本草 73 中藏经语译 74 中藏经校注 75 脉经语译 76 针灸甲乙经校注（上下册） 77 本草易读 78 医学指归 79 胎产心法 女科辑要 80 外科证治全书 81 松峰说疫 82 医方考(附《脉语》)（校点本） 83 仁术便览 84 医灯续焰 85 医方考（附《脉语） 86 验方新编 上 87 验方新编 下 88 黄帝内经太素语译 89 随息居饮食谱 90 医经溯洄集 91 黄帝内经太素校注（上下） 92 祖剂 93 易简方 94 医林改错 95 冯氏锦囊秘录 96 饮膳正要 97 不居集 98 寿世保元 99 古今医统大全（上下） 100 脉经校注 101 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点校本）第01册-医经注释（上册）(卷1—卷46) 102 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点校本）第02册-医经注释（下册）(卷47—卷70) 103 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点校本） 第三册 诊断（卷71—卷92 ） 104 明目至宝 105 秘传眼科龙木论校注 106 蠢子医 107 刘纯医学全书 108 千金翼方校释 109 遵生八笺校注 110 难经正义 111 痰火点雪 112 续名医类案 113 许叔微伤寒论著三种 114 医碥 115 本草经集注 辑校本 116 勉学堂针灸集成（PDF） 117 汤液本草 118 养生月览 119 饮食须知 120 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 121 小儿推拿广意 122 全生指迷方 洪氏集验方 123 孙真人千金方 附真本千金方 124 景岳全书 125 四明心法 四明医案 126 金匮要略方论本义 127 调燮类编 128 本草求真 129 河间医集 130 小儿药证直诀 131 小儿卫生总微论方 132 神农本草经辑注 133 痧胀玉衡 134 韩氏医通 135 卫济宝书、集验背疽方 136 温疫论补注 137 医门补要 138 医学读书记 139 医学纲目 140 证治准绳 141 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第4-12册）

刘向编的《别录》是中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

他死后，刘歆子承父业编辑《七略》是我国第一部分类法。

东汉的班固十分赞赏刘向目录思想，在《七略》基础上编著《汉书 艺文志》，开创史志目录的先例。

魏晋南北朝时，荀勖依刘向《别录》整理宫中图书，编著《中经新簿》，开创了中国古代图书四部分类法和史部在目录分类体系中的独立设置。

到南宋时，郑樵对目录学又有新的发展，他的学术思想为“会通”，“求是”和“创新”，其目录学思想主要表现在《通志》的《校仇略》，《艺文略》，《图谱略》中，提出“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形成详明图书类例。

清代朝廷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在目录体例、提要撰写、文献考订方面有独特成就，在文献分类方面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后来的目录学以颇大影响，为今人查考古代文献提供方便，一些学者把阅读该书视为读书治学的门径。章学诚是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思想是“道不离器”，学术观点是“六经皆史”，他的《校仇通义》是目录学理论专著。章学诚继承和发扬刘向、刘歆、郑樵的目录学思想，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高度概括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精华，他提出撰写类叙和提要、编制索引、采用互著和别裁等方法，提高目录学的价值，推动了目录学的理论研究。

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目录学的影响，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图书分类体系，对所译西学书分类、编目，以崭新的近代学科类别作分类标准，打破传统著录法，在分类方面：分西学、西政、杂类三大类，打破“四分法”永制，具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图书的雏型，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在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现代目录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当属姚名达，他提倡主题目录，精撰解题，排架目录与寻书目录分开，前者按分类，后者按主题。在其《中国目录学史》中批评现代目录学效西方之法，而把中国古代的目录学优点丢失，主张中西兼容，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开创发展中国目录学。余嘉锡在其《目录学发微》中发展了章学诚的观点，认为在目录体例中，篇目、小序、叙录等都是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目录必须具备这些内容，才能发挥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杜定友等受国际影响，具有目录学的纲纪群籍，薄属甲乙之学，注重目录学的检索思想。中国现代早期目录学主要是对国外目录学的学习及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总结。

第一章　绪论

一、文献的定义

二、文献的特征

三、偏重中国古代典籍

四、学习文献知识是为了读古书

五、民族文献的种类

第二章　文献积聚与散失

一、历代文献积聚概况

二、现存古典文献数量

三、文献散失

第三章　我国古籍制度

一、书籍的兴起

二、简策制度

三、卷轴制度

四、册页制度

第四章　古籍的分类

一、目录的产生

二、我国目录学发展的概况

三、系统目录的建成

四、史志目录的创立

五、中古时期四分法目录的建立

六、清代官修目录：《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七、私家藏书目录

八、小说目录

九、丛书目录

十、类书目录

十一、常见目录一览表

十二、目录读书

第五章　古籍的版本

一、版本与目录的关系

二、古书版本发展概况

三、几种书本名称

四、版本款识

五、怎样鉴别版本

六、版本鉴定中应注意的问题

七、记载的版本的书目

第六章　古书的校勘

一、什么是校勘

二、古书为什么必须校勘

三、校书的依据

四、怎样进行校书

第七章　古典文献的收藏与阅读

一、历朝古典文献的收藏和官、私藏书

二、古典文献的典藏

三、古典文献的阅读

第八章　主要诗文集版本举要

一、《诗经》

二、《孟子》

三、《墨子》

四、《曹子建集》

五、《史记》

六、《陶渊明集》

七、《谢康乐集》

八、《谢宣城集》

九、《乐府诗集》

十、《遗山先生文集》

十一、《关汉卿戏曲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