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传家久还是忠厚传家久：忠孝传家久，读书继世长。

意思是：拥有忠实厚道的品德，家族才能经久不衰，就像诗和书能够在世间流传如此长久。

相关内容：

忠孝传家远 诗书继世长

作者：方彦寿

在福建不少的地方志书上，记载着“雨钱助葬”的故事。说的是唐昭宗乾宁年间（894年—897年），建阳熊氏二世祖熊衮，字补之，又字葺山，时任兵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性至孝，时当乱后，例无俸给，惟立功时有赏赍。

”熊衮将朝廷的赏赐全部分给部下而不留分文，导致“父丧不能葬，昼夜号泣，天忽雨钱三日，始毕葬事”。后人因此称其为“忠孝雨钱公”。此事见载于明何乔远《闽书》、明清时期的《建宁府志》和历代《建阳县志》中。福建省图书馆所藏《潭阳熊氏宗谱》，其中所载熊衮的生平，与此相同。

对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有人认为不太可信。主要疑点有二：一是身居兵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的高官，怎么能如此穷困？其实情是，晚唐时期，社会动荡，国力日衰，民生凋敝，朝廷“例无俸给”之事，没有发生。

二是感天动地，降雨为钱，可信吗？这其实是一个流传千年的美丽误会。其实情则可能是，众乡亲被他的孝心感动，在某个雨夜把钱抛到他家院子里了；再告诉他，昨夜下了一场雨，家家户户钱铺地，然而除了熊家之外，其他家都不可用。在不明底细的人看来，真觉得是上天的特别眷顾呢！

尽管这样，作为熊氏后裔，对此传说却坚信不疑。除了在宗谱中有不少记载外，至今在熊家后人的祠堂中，还有“雨钱世家”“雨钱堂”等牌匾。

在其后裔理学家熊禾的著作，如《重刊熊勿轩先生文集》中，也记载着熊衮著有《雨钱集》十卷；逝世后，朝廷赐谥号曰“忠孝”。

而在明代的建阳书坊中，更是先后出现了以“雨钱世家”“雨钱堂”“雨钱馆”等命名的刻书作坊，刊刻了不少典籍。至今，在中国国家馆中，仍有明代“书林雨钱世家”刊刻的《新锲益府藏板从姑修禊一线天会奕通玄谱》古籍善本珍藏。

由此可知，忠孝传家，已经成为“忠孝雨钱公”子孙后裔代代传承的信仰。在这些后裔中，主要代表人物，宋代有史学家熊克、朱门后学熊刚大，元代有理学家、教育家熊禾，明代则有小说家熊大木等。

熊克（1132年—1204年），字子复，建阳人，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进士。历任主簿、镇江府学教授、诸暨知县、起居郎兼直学士院等。

熊克的主要成就在史学，著作有《中兴小历》《九朝通略》《诸子精华》等。《中兴小历》记事起于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迄绍兴二十年（1150年）十二月。

通过这一时期宋金和战和南宋内政等问题，表达作者企盼南宋“中兴”的爱国思想。为弘扬儒学孝道思想，熊克将家乡建阳的雕版印刷技艺发扬光大，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学宫刊刻了汉郑康成《孝经注》，底本得之于建安史学家袁枢。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世少有其本。乾道中，熊克子复从袁枢仲机得之，刻于京口学宫。”

熊节，字端操，建阳人，朱子门人，甫十岁即喜读《易》。庆元五年（1199年）上殿廷对，当时正是所谓“伪学之禁”之时，熊节仍能坚守师门立场，不迎合时好，上言恳请君主纳谏行仁求贤。后历官通直郎知福州闽清县。

熊节著述丰富，传世者有与熊刚大合编的《性理群书句解》二十三卷。是书博采两宋诸儒遗文，以训、戒、箴、规、铭、诗、赋、序、记、说、录和辨等文体分类编次。首列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和朱熹七贤遗像，以及传道支派，末附以七贤生平行实。

明清时期，以“性理”命名诸书蜂起，实滥觞于此书，故此书在宋明理学传播史上的意义，被清四库馆臣喻为有如“作乐者之苇籥，造车者之椎轮”。

建阳学者熊刚大（生卒年不详），号古溪，嘉定七年（1214年）进士，从学于朱熹弟子蔡渊、黄榦，曾任建安（今建瓯）县学教授。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朱熹在武夷精舍编纂《小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小学教材。

此书问世以来，在各地得到大力普及和推广，在讲明伦理推行孝道，促进社会教化等方面均产生重要作用。为推广传统孝道思想，熊刚大著《小学集解》。以时序而言，此书是最早诠释朱子《小学》的著作。

此后，又有元初建阳熊禾作《小学句解》。《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熊禾《勿轩集》引元许衡序，称其“有《四书标题》《易经讲义》《诗选正宗》《小学句解》传于世”。

熊禾（1247年—1312年），字去非，号勿轩，入元后，改号退斋。他是元代福建朱子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为阐扬和传播朱子学而不遗余力。建阳历史上有“七贤过化之乡”的美称，熊禾位七贤之列。

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熊禾30岁，距其中进士不过两年而已。在这一年，熊禾改号“退斋”，以明其从此退隐山林，誓不仕元的心志。

至元年间（1279年—1294年），元朝当局闻熊禾之名，曾多次命其到州府中任职，熊禾均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招聘。此后在元朝生活的35年中，熊禾始终批元褒宋，自称“宋之义士，元之顽民”，体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谢枋得（1226年—1289年）抗元兵败后，从江西流亡到福建，避地至建阳，闻熊禾之名，专程到熊禾武夷洪源书堂拜访。二人相见恨晚，“共诉宋亡之恨”。他们道义相合，相与研讨朱熹的性理之学。

二人相聚，长达数月而不忍遽别。时已年届六旬的谢枋得，与年仅38岁的熊禾成了莫逆之交。

元大德九年（1305年），熊禾从武夷山回到故里建阳，将其祖上唐代所遗鳌峰书院加以重建，在此讲学论道。为表达对朱熹的崇敬之意，将其门朝向改为面对云谷。

“大倡斯文，顾瞻梓里，重而新之。又增先圣燕居堂于前，道原堂于后，左则创文公师友之祠，右则建熊氏忠孝之祠。以其门对云谷，况接文公道学之传，因改额曰‘云谷书院’。”

熊大木(约1506年—1579年)，名福镇，号钟谷，又号鳌峰、鳌峰后人等，大木是他的字。建阳崇化书坊人，是明正统间 (1436年—1449年)著名刻书家熊宗立的曾孙，元代理学家熊禾的后人。

熊大木承其祖上刻书之业，以熊氏“忠正堂”名号也刻印了不少书籍。同时，他自己也动手编写了不少通俗小说，是我国小说史上继《三国演义》《水浒传》之后出现的较早的编撰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的作家。

《北宋志传》是熊大木的代表作，与其另一部历史小说《南宋志传》合刊，通称《南北两宋志传》，各十卷五十回。《北宋志传》是作者在广泛搜集宋元时期民间流传的杨家将故事、宋元话本和元杂剧中的有关剧目的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

此书之外，熊大木还编撰出版了《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是最早描写岳飞抗金事迹的小说。

熊氏“忠孝雨钱公”及其后裔的事迹，令人不由地想起民间流传甚广的那副对联：“忠孝传家远，诗书继世长。”（方彦寿）

金履祥(1232-1303年)字吉父,号次农,自号桐阳叔子。浙江金华人。宋元之际著名学者。自幼好学,凡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历之书靡不精研。初受学于王柏,后受学于何基。何基出自朱熹之婿黄榦之门。仁山遂成为朱门嫡传,而许谦后又从学于仁山。因何、王、金、许四人均系金华人氏,故世称金华学派,又称北山四先生。南宋末年,时局杌陧,遂绝意仕进。德祐初,为宋廷以迪功郎、史馆编校等职起,坚辞不受。寻应严州知州聘主讲钓台书院。入元不仕,专意讲学著述。筑室金华仁山下,讲学于丽泽书院,学者尊称为“仁山先生”,许谦、柳贯皆出其门。元大德七年(1303年)卒,至正年间谥“文安”。著有《通鉴前编》二十一卷、《大学章句疏义》二卷、《尚书表注》四卷、《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十七卷,并编有《濂洛风雅》诗集。

仁山为金华学派中坚,在学术思想上,虽宗主程朱一派,却不守窠臼,其《论孟集注考证》,发朱熹之未发,多处显与朱说抵牾,体现出其博学多识而不主故常的学风。清代全祖望称之为“明体达用之儒”。仁山选编《濂洛风雅》,承袭了理学家的陋见,如四库馆臣所云“欲挽千古诗人归此一辙,所谓王之学华,皆在形骸之外,去之愈远”。基于此思想认识,仁山本人的诗文创作自然也成就不高。只有王士祯《居易录》极称其《广箕子操》颇工,引吴师道语云“辞旨悲慨,音节高古,真奇作也”。但即或是此作,四库馆臣亦尖锐地批评“其诗乃彷佛《击壤集》,不及朱子远甚”。但仁山文集中不乏考证名物、制度之作,如《百里千乘说》、《深衣小传》、《中国山水总说》、《次农说》,四库馆臣认为仁山于经史之学研究颇深,其言有物,具有根柢,不失为儒者之言。

仁山诗文集虽生前已有结集,但未刊刻。明代正德间已散佚,董遵予以重编,明代万历年间始有刊本。清代雍正三年、九年两次刊刻仁山文集,但卷数不同,篇数多寡亦不同,从而导致仁山文集流传上的若干问题。本文介绍仁山诗文集的流传刊刻情况,力图解决仁山文集的相关问题。

一、董编本

仁山之著述,据其弟子柳贯云:“所注书有《尚书表注》、《大学疏义、指义》、《论孟集注考证》、《通鉴前编》,合若干卷,传学者。杂诗文又若干卷,藏于家,而曰《昨非存稿》者,弱冠以后、四十以前之作也;曰《仁山新稿》者,辛未至乙亥之作也;曰《仁山乱稿》者,丙子以后之作;曰《仁山噫稿》者,壬辰以后之作。其自题曰，自丙子之难而生前之望觖,自壬辰哭子之戚而身后之望孤,曰乱曰噫,所以志也。”可见,仁山生前,其诗文集业由仁山本人编订为《昨非存稿》、《仁山新稿》、《仁山乱稿》、《仁山噫稿》四集,藏于其家。柳氏又云:“所注书仅仅脱稿而未及有所正,故悉以授许谦。谦尤能遵禀遗志,益加雠校,今皆刻板以传。”柳氏此处所云“所注书仅仅脱稿而未及有所正”者,并非指其诗文集而言。观其“所注”而非“所著”即可知晓。据《仁山遣笔》交代,仁山生前念念不忘者,实为其《通鉴前编》一书,云其:“用心二十余年,平生精力尽于此,吾所得之学亦见于此矣。吾为是书,固欲以开后学,殆不可不传,然未可泛传。吾且殁,宜命许某编次,录成定本。此子他日或能为吾传此书乎”可见,仁山临终之际将生平最重要的著作《通鉴前编》托付于衣钵传人许谦,这说明《通鉴前编》的重要性远在仁文集之上。许氏有《书仁山先生集后》,通篇全论《通鉴前编》,而编者疏忽,误题仁山文集序而收之。而仁山去世之后,其诗文集自然藏于其家。后吴师道访仁山遗著,从其乡人何谨仁处得仁山诗文集,云“其子孙不能有”,又可见家藏之诗文稿已散佚。但吴氏所得仁山诗文集,既不提是否为仁山原编,又不云卷数。明代弘治年间,东湖董遵于吴师道裔孙家借观吴氏遗书,偶见仁山手笔册者一编,亟求录之,发现已非仁山原稿。于是,董氏在吴氏所藏仁山手笔册基础上,“拾遗得若干篇,又得仁山行状挽章等篇,附录于后,粗已成编”,总曰“仁山文集”。先后请上虞潘府孔修、章品廷式二人为序跋。后董氏调官广东感恩县,问取而校之,编为五卷,其前四卷为仁山作品,第五卷则附录有关仁山的他人文字。此为仁山诗文之第一次结集。董遵《金文安公仁山书院记》末云:“书院既成,赵公且将梓《仁山文集》以传于世,皆可书也。”但刊刻与否无明文。雍正三年(1725)金弘勋云:仁山文集“一刻于正德朝,再刻于万历中”,认为董遵辑本《仁山文集〉当为正德间刊刻,不知何据。同治间胡凤丹《仁山文集序》“是编依明弘治间董道卿大令所编,文三卷,诗一卷,附录一卷”,不提董氏刊刻与否,甚为审慎。

二、万历本

现存仁山诗文集的最早刻本,当属明万历年间金应□刻本。此本《中国古籍善本目录》有著录,目前仅存一部,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一函四册。是本名《仁山文集》,半页八行,行十八字,四周双边,无鱼尾。是刻共三卷,据卷首标目,此本绝非残帙,实为完本。版心、卷端均题“仁山文集”,卷首首列“兰溪仁山金履祥著”,次列“里后学东湖董遵编校”,最后列“裔孙:祠生金廷宾、庠生金廷对、金和、金廷采、金廷试、金复初、金日望、金日色、金应□、金应朱、金应召刊”。是刻首为同邑后学赵崇善序,作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次为南山潘府序,作于正德三年(1508年)。再次为徐用检序,作于万历二十六年。按潘府序为董遵本原序,故知万历刻本实来源于董遵所编本。据徐用检《仁山先生文集序》交代作序缘由,云:“兹归自留都,嫡裔孙文学金应□、祠生金有为复持是集,以索愚序。”其中所言金应□与卷首所列刊刻人金应□应为一人无疑。徐氏又云:“《昨非存稿》、《仁山新稿》、《仁山乱稿》、《仁山噫稿》皆出自正传吴子家,而道卿董子补入多篇,汇以成集者。愚亦录而珍藏之。”足可见当时仁山文集尚以写本流传。据前所交代,董氏所编本实为五卷,前四卷为仁山作品,末一卷为有关仁山及其诗文集的各种资料。但今万历刻本仅为三卷,或又经刊刻者改编增删而成,未可知。

三、春晖堂本

清雍正三年(1725年),金弘勋重刻仁山文集。因其版藏娄东春晖堂,故又称春晖堂本。此本共四卷。卷首依次为金弘勋序、徐用检序、赵崇善序、宋濂题《仁山先生像》、《仁山自赞》、《元史·仁山金先生传》,卷末有附录两篇,一为《金氏谱引》,一为《文安公纂略》。首页三行分题“桐溪金元功编辑”、“金仁山先生文集”、“春晖堂藏版”。半页九行,行十九字,四周双栏,白口,单鱼尾。版心题“仁山文集”,而卷端题“仁山金先生文集”。据金氏序文交代“初得正德间写本,旋又得万历间刻本,合校之。”但对比万历刻本与春晖堂本,就可发现两本出入很大。万历本为三卷,春晖堂本则为四卷。万历本卷为仁山诗,按诗体排列,首四言古诗三首、五言古风九首、五言律六首、五言绝一首、七言并长短句古风三首、七言律三十首、七言绝三十二首,总计八十四首;春晖堂本除卷一为诗外,卷二也有部分诗,其诗体顺序是四言诗三首、五言古九首、七言古三首、五言律六首、七言律三十首、五言绝句一首、七言绝句三十二首。两本所收诗分类相同,数量相同,只有诗体顺序不同。万历本卷二所收,与春晖堂本卷二、卷三所收文体相类,而作品亦大致相同。不过,春晖堂本较万历本多三篇文章,即《中国山水总说》、《通鉴前编序》、《通鉴前编后序》。万历本卷三所收与春晖堂本卷四相同。问题是,尚不知万历本与正德写本究竟孰为春晖堂本的底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图书在海内外学术界、读书界产生良好的影响。1978年来共有300多种图书分获国家图书奖、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金钥匙奖、上海市优秀图书奖等。其中《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分获第一、第三届国家图书奖，《续修四库全书》获第六届国家图书荣誉奖；《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朱子全书》（与安徽教育社共同出版）分获第一、第二、第三届、第五届、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华奇石》、《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分获第九、第十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