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近些年来的考古发掘，就不得不提到大名鼎鼎的海昏侯墓。海昏侯墓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自2011年挖掘以来，出土了无数珍宝，对研究汉朝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要说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并不是最吸引人的文物，失传的古籍以及“马蹄金”更为珍贵。

在西汉时期，马蹄金是称量货币，是由汉武帝时期协祥瑞而开始造制的，几乎没有流传下来，目前我国现存的基本都是出土自汉代的大墓。海昏侯墓同样有不少马蹄金的出土。 7年的考古过程中，共出土西汉马蹄金48块。为防止因为意外原因导致文物丢失或者损坏，马蹄金一被挖掘出土就会立刻送往博物馆保存。这些文物是国家历史、文化的象征，是历史遗留的无价之宝，都应该被很好的保护。

另外，海昏侯墓中还出土了一件颠覆西方历史的青铜蒸馏器。

这件青铜蒸馏器，整体采用灶上甗（yǎn）的结构，下部为圆釜，上半部是将甑（zèng）改进为凝露室，圆形桶身，底面带有栅格纹箅，并有一个收拢的圈足，可以插入釜顶部的圈口之内。

海昏侯的青铜蒸馏器与如今的普通蒸锅外形相差无几，形似现代蒸馏器。这一蒸馏器技术和结构，就是李约瑟所讲的“希腊式蒸馏器”。

犹太人玛丽被普遍认为是蒸馏器的发明者，而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蒸馏器，颠覆了西方这一历史。近年来西方考古学家在欧洲和中东还发现比玛丽更早的蒸馏器，却依然无法推翻现代蒸馏技术源于中国的事实。中国考古发现了蒸馏技术形成的一条完整证据链。就蒸馏技术而言，并不是中国学习了西方，而是中国蒸馏技术流传到了西方，中国才是现代蒸馏技术的起源！

青铜器辨伪指的就是辨识一件件具体的传世品青铜器的真伪，即它们是真的古代青铜器，还是后世为牟利而制作的伪品。这是对传世品青铜器进行鉴定收藏首先需要做的研究工作，这是因为传世品与考古发掘品不同，传世品中混杂有大量的伪品。

为了进行辨伪，首先就要了解伪作青铜器的历史和伪器的基本情况。

自宋代金石学产生以来，古代青铜器成为研究与鉴赏的重要文物，公私竞相收集入藏，遂使青铜器具有了较高的经济价值。因此，从宋代开始就有人制作伪品以牟取暴利。根据前辈青铜器专家容庚先生等的研究，从宋代迄今千余年来伪作青铜器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宋元明时期。宋代的伪器已见于宋代的青铜器著录书中。例如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16著录的封比干墓铜盘就是伪器。明代伪造情况，如高濂《论新铸伪造》(《遵生八牋》145)所云：“近日山东、陕西、河南、金陵等处伪造鼎彝壶觚尊瓶之类，式皆法古，分寸不遗，而花纹款识悉从古器上翻砂，亦不甚差。但以古器相形，则迥然别矣。虽云摩弄取滑，而入手自粗，虽妆点美观，而器质自恶。”

第二阶段，清初至嘉庆时期。由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统治者的提倡，金石学有了新的发展，作伪也兴盛起来。此时主要是仿照宋代青铜器图录作伪。据容庚先生研究，乾隆皇帝命臣下编纂的著录皇室藏器的《西清古鉴》、《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宁寿鉴古》四书中，共收录有铭文的青铜器1176件(有铭文的铜镜不包括在内)，其中伪器317件，可疑者137件，共计490件，占总数的41%强。

第三阶段，道光至清末。一方面由于金石学者重视铭文，另一方面作伪器费力而易辨，因此，此时作伪者大多转而在真器上摹刻伪铭以牟利。这种作伪风气始于西安，以号称“凤眼张”的张二铭最为有名。

第四阶段，民国初期。由于政治腐败，军阀混战，不仅各地盗墓之风大盛，而且作伪之风更炽。北京、苏州、西安等地更是作伪的中心，有许多作伪的高手。此时由于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作伪者运用新技术作伪，使作伪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例如用拓本照相制版及化学药品腐蚀方法作伪铭，就比过去錾刻的伪铭要逼真得多。例如《善斋礼器录》86师麻孝叔簠，其铭文就是仿吴大瀓所收藏的真的师麻孝叔簠的铭文用化学腐蚀法制成，颇为近似。非仔细辨识，不能识其伪。

同时，由于外国人重视艺术价值，喜好新奇的器形和纹饰，致使伪作新奇器形、纹饰兴盛起来。例如苏州作伪高手周梅古伪作的车马猎纹方口圆壶(见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图版205，1958年版)，十分新奇，蒙蔽了许多人。

从作伪的历史可以总结出伪器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全器皆伪。例如著名的晋侯平戎盘(见SWBushell著，戴岳译《中国美术》，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约为乾隆年间伪作，原藏北京怡王府，1870年流入英国，现藏于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腹外上饰乳丁纹，下饰兽面纹，双耳不伦不类，圈足系焊接，伪作明显。盘内有伪铭23行547字，是已知伪器中铭文最长的。内容杂取《尚书》及《左传》，字体杂仿《散氏盘》及《石鼓文》，刻工拙劣，一望而知其伪。

二、器物的一部分为伪作。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商代父乙觯，器身为真器，但作伪者在其口部加上一个流，并在腹上部加上一个銴，成为一件古代并不存在的带流带銴的觯(见程长新等《铜器辨伪浅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

三、拼凑真器残片作成伪器。例如《西清古鉴》611著录的蟠夔纹鼎11，系用铜甗的上半部下加三足而成，似是而非。

四、器真铭伪。这又包括两种情况：

1、铭文全伪。或用刀具錾刻而成，或用化学药品腐蚀而成。内容或仿某一真器铭，或拼凑，或随意杜撰。例如楚公钟(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120)，系吴中苏某在无铭的真钟上，仿宋代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615著录的楚公钟伪刻，骗了罗振玉。罗获此钟后，取钟铭中“楚雨”2字，命其楼为“楚雨楼”，贻为笑柄。

2、在真铭外，加刻伪铭。例如现藏于江苏镇江金山寺的遂启諆鼎。道光末年陕西出土，仅有“遂启諆作叔宝尊彝”9字铭文。后经张二铭在其前后加刻伪铭124字，使铭文增至133字。并以三百金售给叶志诜，叶作歌纪事，和者30余人，成《遂鼎图题咏》一书。后经鲍康辨其伪，叶不怿，遂送给金山寺。

五、器真而花纹伪。即在真的素面或花纹较少的器物上伪刻花纹。例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方鼎，原为素面，作伪者在其腹部伪刻鸟纹及蝉纹。又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商代兽面纹壶，作伪者在花纹中伪嵌绿松石(陈佩芬《青铜器辨伪》，《上海博物馆集刊》3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如上所述自宋代伪作青铜器出现以后，辨伪也就开始了。自宋迄今，辨伪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应予重视和批判地继承并予以发展。

宋人赵希鹄在《古钟鼎彝器辨》(《洞天清禄集》，《美术丛书》第9集第4册)中指出：“三代古铜并无腥气，惟新出土尚带土气，久则否。若伪作者，热摩手心以擦之，铜腥触鼻可畏。”清代学者陈介祺辨伪有很高的水平。他在致王懿荣的信中谈到：“伪刻必有斧凿之痕，以铜丝刷去之，则又有刷痕，而字锋又失。……铸字刻字必可辨，铸字佳者，每上狭而下宽。”(《簠斋尺牍》46)荣庚《商周彝器通考》及荣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二书中都有专门章节论述辨伪问题，对历史上的辨伪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

20世纪20年代中国开始了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研究工作，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安阳殷墟，首次出土了经科学考古发掘得到的古代青铜器。新中国建立以后，田野考古工作有了飞速发展，出土了大批的古代青铜器，使青铜器辨伪有了可靠的标尺。同时由于过去从事修复或作伪的老师傅转入文物、博物馆部门工作，坦诚地介绍了过去作伪的方法及内部情况，对辨伪水平的提高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青铜器辨伪的基本方法是比较法和综合分析法。即将需要辨伪的器物首先分别从铜质和锈色、铸造工艺、器形、纹饰、铭文诸方面与已知真器逐一进行对比，并参考伪器的各种情况作为反面资料进行考察，从而对该器各个方面的真伪情况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然后再综合上述各个方面的认识进行整体的分析。这样从局部到整体、再从整体到局部反复认真考察几次，最后得出结论。

具体讲，首先从铜质、锈色上辨伪。古代铜器一般是青铜，而伪器有用黄铜者。尤其是古代青铜器已经数千年的腐蚀，铜质已糟朽，其重量比同样大小的伪器要轻得多。这也就是古玩行常说的伪器“手头沉”。如上海博物馆藏的西周史颂簋重9350克，而伪史颂簋重达12420克，比真器重约三分之一。

古代青铜器表面的真锈是经数千年自然形成的，有绿、蓝、灰、黑等多种颜色，深沉致密，有金属光泽，风格古朴，分布自然，给人以美感。而伪锈或用酸类快速腐蚀而成，色淡而浮薄；或用酒精调和漆片、颜料作成涂上，色调灰暗呆滞，没有层次感和金属光泽，并且质地疏松，一抠就掉，或用酒精一擦就掉。例如图五伪青铜人面之伪锈。

其次，从铸造工艺辨伪。古代青铜器主要是用范铸法铸造而成，因此器表往往遗留有凸起的范线及铸瘤。并且器表光洁，细部花纹棱角细腻圆滑。而伪作青铜器多用翻砂法，表面粗糙，有砂眼、缩孔等铸造缺陷。并且仿照真器翻制的伪器，一般较真器壁厚，纹饰、铭文模糊，显得很蠢，没有精神。

第三，从器形上辨伪。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器形是有一定之规的。伪器的器形，或仿真器，但往往形似而神不似；或凭空臆造，作成新奇的器形以哗众取宠。因此，遇到新奇的器形务必十分小心。

第四，从纹饰上辨伪。古代青铜器的纹饰自然而生动，风格古朴而有神韵。伪纹有的是由真器上翻制，但模糊、肥胖而没精神；有的系錾刻，不仅破坏了器表，而且遗留有刀痕。伪纹不仅呆板、软散，而且布局往往不合理，尤其到了边角之处交待不清。总之，古代青铜器纹饰的种类以及每种纹饰的结构和布局是有一定之规的，凡不符合规律者，则可能是伪作。图六伪铜罍的纹饰就十分呆板。

第五，从铭文上辨伪。真铭的特点是自然流畅，生动有神，古朴有力。铸铭的字口是口小底大，边角浑圆，呈形。伪铭结构松散或拘谨，乃至错误，呆板软弱。伪刻者字口是口大底小，呈状，并有刀痕。腐蚀法作成的伪铭，肥胖臃肿，字口深浅不一。古代铭文的字体结构以及内容皆有一定之规，凡遇与常例不合者，则应与真铭逐句、逐字、逐笔对照，自可辨伪。又凡铭文所在部位或行款不合常规者，也可能为伪作。

第六，从器形、纹饰、铭文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辨伪。真器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而伪器三者之间必有矛盾，认真分析，必能找出破绽。例如《善斋礼器录》264著录的“中义父”鼎，直耳，柱足，口沿下饰兽面纹一道，其器形与纹饰属于商末周初。而其铭文却属于西周晚期，显系伪铭。按真的中义父鼎，著录于《贞松堂吉金图》上22，器形为蹄足，口沿下饰重环纹一道，器形与纹饰皆属于西周晚期，其铭文亦属于西周晚期，三者是一致的。

此外，在辨伪工作中，详细了解器物的出土情况与流传经历也是十分重要的，往往能为辨伪提供重要的线索。

最后，在辨伪工作中还必须正确区分伪品与仿制品。伪品乃是制假者为牟利而制作的假文物。而仿制品则是后代官府或私人为了礼仪活动等的需要而仿照夏商周青铜器制作的铜器，例如宋徽宗时仿制的大晟钟，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且是对古人的仿效与仰慕。仿品与作伪是有着根本区别的。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存世的仅见的一幅精品，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早年游学汴京，后习绘画，宋徽宗赵佶（1101年—1124年在位）时期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中国画中以界笔、直尺划线的技法，用以表现宫室、楼台、屋宇等题材，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他的画自成一家，别具一格。张择端的画作，大都散佚，只有《清明上河图》卷完好地保存下来了。这幅画高25厘米半，长525厘米。这幅画描绘的是汴京清明时节的繁荣景象，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通过这幅画，我们了解了北宋的城市面貌和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总之，《清明上河图》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北宋年间的汴京极盛，城内四河流贯，陆路四达，为全国水陆交通中心，商业发达居全国之首，当时人口达100多万。汴京城中有许多热闹的街市，街市开设有各种店铺，甚至出现了夜市。逢年过节，京城更是热闹非凡。为了表现京城的繁荣昌盛，张择端选择了清明这个重要节日的景象进行59表现。《清明上河图》着重描绘了北宋首都水陆运输和市面繁忙的景象。

《清明上河图》的中心是由一座虹形大桥和桥头大街的街面组成。粗粗一看，人头攒动，杂乱无章；细细一瞧，这些人是不同行业的人，从事着各种活动。大桥西侧有一些摊贩和许多游客。货摊上摆有刀、剪、杂货。有卖茶水的，有看相算命的。许多游客凭着桥侧的栏杆，或指指点点，或在观看河中往来的船只。大桥中间的人行道上，是一条熙熙攘攘的人流；有坐轿的，有骑马的，有挑担的，有赶毛驴运货的，有推独轮车的……大桥南面和大街相连。街道两边是茶楼，酒馆，当铺，作坊。街道两旁的空地上还有不少张着大伞的小商贩。街道向东西两边延伸，一直延伸到城外较宁静的郊区，可是街上还是行人不断：有挑担赶路的，有驾牛车送货的，有赶着毛驴拉货车的，有驻足观赏汴河景色的。

汴河上来往船只很多，可谓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有的停泊在码头附近，有的正在河中行驶。有的大船由于负载过重，船主雇了很多纤夫在拉船行进。有只载货的大船已驶进大桥下面，很快就要穿过桥洞了。这时，这只大船上的船夫显得十分忙乱。有的站在船篷顶上，落下风帆；有的在船舷上使劲撑篙；有的用长篙顶住桥洞的洞顶，使船顺水势安全通过。这一紧张场面，引起了桥上游客和邻近船夫的关注，他们站在一旁呐喊助威。《清明上河图》将汴河上繁忙、紧张的运输场面，描绘得栩栩如生，更增添了画作的生活气息。

张择端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使《清明上河图》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清明上河图》丰富的内容，众多的人物，规模的宏大，都是空前的。《清明上河图》的画面疏密相间，有条不紊，从宁静的郊区一直画到热闹的城内街市，处处引人入胜。

北宋以前，我国的人物画主要是以宗教和贵族生活为题材。张择端虽然是在翰林图画院供职，创作的作品都称为“院体画”或“院画”，但他却把自己的画笔伸向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之中，创作出描写城乡生活的社会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画了大量各式各样的人物。而且，张择端对每个人物的动作和神情，都刻画得非常逼真生动。这充分说明，张择端生活的积累非常丰厚，创作的技巧非常娴熟。

千古绝唱《清明上河图》

坐落在市府广场东南隅的辽宁省博物馆，将于11月中旬隆重开馆。届时，曾在沈阳“生活”了6年的国宝《清明上河图》，将回沈“省亲”。《清明上河图》问世近900年以来，经历了大起大落的颠沛流离，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扑朔迷离的谜团。9月13日，记者探询了《清明上河图》的身世，以及鲜为人知的经历———

千古绝唱《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作者张择端，北宋画家，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他早年游学汴京（今河南开封），后习绘画。北宋徽宗时期，张择端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界画宫室，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后来“以失位家居，卖画为生，写有《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曾为北宋宣和内府所收藏，为绢本、淡设色，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原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是《东京梦华录》、《圣畿赋》、《汴都赋》等著作的最佳图解，具有极大的考史价值，它继承发展了久已失传的中国古代风俗画，更继承了北宋前期历史风俗画的优良传统，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期，首都汴京（今开封）清明时节郊区、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城内建筑和民生的繁华景象。

据齐藤谦《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共有各色人物1643人、动物208头（只），比《三国演义》的1191人、《红楼梦》的975人、《水浒传》的787人，都要多得多，堪称价值连城的国宝。颠沛流离《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流传后世后，以独具的艺术价值及史料价值，受到后人的关注。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逊位之后的11年中，受到“清室优待条件”庇护，仍在北京紫禁城里称孤道寡，并且监守自盗，乘机大肆窃取宫中珍藏多年的稀世文物，为数之多，竟有千余件之巨。借口赏赐盗国宝

溥仪12岁时，在张勋策动下，重登太和殿宝座，但没多久便再度逊位，处于“小朝廷”风雨飘摇之中。此刻，溥仪着手下一步打算：留学国外。

他们留学国外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于是，他便把宫廷内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运出宫外，存在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运出的字画、古籍皆为出类拔萃的珍品，大约有1000多件手卷字画，200多种挂轴、册页，200种左右的宋板书。其中，便有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尽管有“清室优待条件”作后盾，但溥仪还是不敢公然盗窃宫中宝物。他便以赏赐弟弟为名，行盗窃文物之实。1922年前后，北京局势动荡，他的父亲便在天津英租界十三号路，代溥仪买了一所楼房。从1922年起，他们就秘密地把宫内收藏的古版书籍、历朝名人字画等文物，以赏赐为名，分批盗运出宫。

溥仪正式“赏赐”弟弟们，从1922年、所谓“宣统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开始。溥仪利用两名弟弟每天上午“进宫”陪同溥仪读书的机会，将珍贵文物包裹在包袱里，由他的弟弟们每天下学时运出紫禁城。从开始“赏赐”起的两个多月中，有时是逐日“赏赐”，如1922年8月14日至26日，没有一天间断过。这些宫中文物积累到七八十口大木箱后，便运到天津英租界的楼房里存放。携带国宝投他国

直到1924年11月5日，当时的北京卫戍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率领20名短枪手突然闯进紫禁城，撵走了溥仪，拆散了“小朝廷”，溥仪窃取宫中所有文物的计划因此中断。

1924年11月5日，溥仪回到父亲的“醇亲王府”；11月29日，溥仪逃往日本兵营，要求“避难”，公然搬到日本公使馆居住，在日本军国主义卵翼下恢复“小朝廷”。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警察护卫下，溥仪潜逃到天津，在日本租界地张彪私宅“张园”中安顿下来。可是，当时的经济来源远远满足不了他那浩繁的开支，于是，他便打起了变卖宫中国宝的主意。国宝流落伪皇宫

通过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的阴谋策划、天津日军的密切配合，将溥仪乔装成日本军人，于1931年农历十月初一，乘小汽船偷渡白河，经大沽口，登上日本商船“淡路丸”，潜到营口，至鞍山汤岗子小住，然后前往旅顺口，进入日本殖民地。1932年4月，溥仪进入长春伪皇宫，登上了伪满洲国皇帝宝座。

溥仪从天津出逃，必须经过国民军的驻扎地区，所以他只能轻装简从，大批的宫中国宝，仍然存放在天津。

1932年至1934年间，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将存放于天津静园的法书名画、宋元善本、珠宝玉翠等约70箱，运到长春伪皇宫内，将装有书画的木箱，存放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楼下东间，即“小白楼”；将装有古玩珠宝的金库，存放于“内廷”缉熙楼客厅。携逃国宝被俘获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伪满洲国汉奸们闻风丧胆，各奔生路。当时，一直由日本关东军担任警卫的长春伪皇宫，改换成伪满军队警卫。傀儡皇帝溥仪见大势已去，惶惶不可终日。他最为忧虑的，是不可能将存放在伪皇宫的所有国宝统统带走，而只能有选择地将晋、唐、宋、元的法书名画大批携逃。为了能够多带国宝，他把保护法书名画的楠木盒、花绫包袱皮等统统扔掉，将这些国宝硬塞进大木箱里。

1945年8月1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小田乙三宣布：伪满国都由长春迁到通化。同年8月13日，溥仪从长春逃到通化大栗子沟；8月17日，溥仪乘坐一架小型军用飞机企图逃往日本。当飞机经过沈阳时，溥仪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苏联红军俘获。溥仪随身携逃的法书名画和一批珠宝玉翠，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缴获后，上缴东北人民银行代为保存。专家揭秘《清明上河图》

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现辽宁省博物馆）在沈阳成立并开馆，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开放的博物馆。东北博物馆的大部分展品，为东北人民银行拨交、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溥仪处缴获的名贵书画、珠宝翠玉饰品。独具慧眼鉴瑰宝

人民鉴赏家杨仁恺先生，是在溥仪携逃的众多法书名画中，独具慧眼发现了《清明上河图》。

历来，以张择端之名流传的《清明上河图》繁多，杨仁恺先生过目的就有10余件之多。1950年秋，从东北人民银行拨交来的一批《佚目》书画尚未整理，良莠杂存、玉石不分。当时，杨仁恺先生在东北博物馆临时库房里整理书画作品时发现，其中有3件同名为《清明上河图》的作品。杨仁恺先生当时以为，这些都是过去常见的“苏州画片”一类的东西，根本没想到会在此中出现奇迹。

然而，使杨仁恺先生大为出乎意料的是，数百年来始终埋没在传闻中的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会在这个偶然的时间、偶然的地点被意外发现！杨仁恺先生顿时“目之为明，惊喜若狂，得见庐山真面目，此种心情之激动，不可言状。”真本解开百年谜

杨仁恺先生当时的激动心情是有根据的：因为在此之前，专家学者们对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究竟是个什么面貌，一无所知。他们只能从经常接触到的许多苏州画片上，推断《清明上河图》与其大同小异，以为《清明上河图》原作大体是苏州画片的原始所本。《清明上河图》的本来面目，数百年来一直是个不解之谜。难怪杨仁恺先生看到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本后，“目之为明、惊喜若狂”。

至此，杨仁恺先生才真正了解到，苏州画片的作者根本没有见到《清明上河图》原作，只是参照历来文字记载构图铺陈而成的。比如，《清明上河图》东水门前的虹桥为木结构，而苏州画片则为石头建筑；人物衣着、民房、铺面的形制等，也都与苏州画片大相径庭，尤其是船只写实描绘技巧生动自然，已达到出神入化境地。张择端能将北宋京城开封的复杂纷繁景象绘入画图，要比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叙述得更为概括、更为形象，难怪《清明上河图》历代以来一直脍炙人口、经久不衰。仇英临本辨真伪

3件《清明上河图》中既然已经发现了真迹，其余两件自然便是赝品。然而，另外一个奇迹又在杨仁恺先生面前出现了：两件中的一件作品，竟然是仇英的重彩工笔《清明上河图》，并具名款。该作品参照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构图形式，但描绘的是苏州社会生活现实内容。从此，揭开了“苏州画片”的奥秘：明代苏州坊间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原来都出自仇英此图。由于历来的《清明上河图》赝品，均以仇英《清明上河图》临本为背景，于是，仇英临本也就成为衡量《清明上河图》真伪的一个条件。

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即现今的辽宁省博物馆）开馆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便始终珍藏在沈阳；1955年，被国家有关部门拨交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弹指49年过去，《清明上河图》来沈“省亲”，实在令人激动不已。我们期待着《清明上河图》早日回“家”看看。 （记者 邱宏/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