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世纪初到30年代末，是中国辨伪学的构建时期。首先应该明确，辨伪与辨伪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辨伪是指对有真伪问题的事和物（在此主要是指有真伪问题的典籍）进行考察鉴别。而辨伪学则是对辨伪的研究，包括对辨伪理论、辨伪方法、辨伪历史、辨伪成果等的研究，使其成为一门科学的、系统的、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这一时期，正是中国辨伪学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初步形成时期。 辨伪理论的奠基人是梁启超。他于20年代撰写了《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年）、《古书真伪及其年代》（1927年）等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构建了新史学理论，也以求实求真的理性眼光，运用近代科学演绎、归纳等方法，构建了辨伪学理论。在这三部书中，他对伪书的种类、作伪的原因、辨伪的意义、辨伪的方法、伪书的价值等等做了系统的阐述，进行了具有规律性的理论总结。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他提出了辨伪书的12条标准，证真书的6条标准及辨伪事的7条标准。这些标准既有对前人如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关于辨伪方法的总结，也有他自己的创新。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中》一书中，他专设“辨伪书”一节，对“中国伪书何以如此其多”，“伪书种类和作伪动机到底有多少种”等问题逐一作了详细阐述。他把古今伪书依其性质分为10类，每类都附例证说明。对辨伪方法，他在总结清儒辨伪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从著录传授上”，“从本书所载事迹、制度或所引书上”，“从文体及文句上”，“从思想渊源上”，“从作伪家所凭借的原料上”，“从原书佚文佚说的反证上”等6种方法来检查古书真伪。 他对比了“清儒”和“宋儒”的辨伪，认为“清儒不如宋儒之多而勇，然而解决问题，宋儒不如清儒之慎而密。宋儒多轻蔑古书，其辨伪动机，往往由主观的一时冲动。清儒多尊重古书，其辨伪程序，常用客观的细密检查”。对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辨伪，他有自己独到之见：“《四库提要》为官书，间不免敷衍门面，且成书在乾隆中叶，许多问题或未发生或未解决。总之，《提要》所认为真的，未必便真，所指为伪的，不一定是伪，我敢断言。”其论精辟而有创见。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则是梁启超的辨伪专著。全书分为两部分：第1部分为总论，下分5章，是从理论上对辨伪的意义，伪书的来历，辨伪的历史，辨伪的方法，伪书的价值做了系统总结；第2 部分为分论，分别考辨了两汉以前的14部经书如《易》、《尚书》等的真伪问题。

之所以说这三部书构建了辨伪学的理论体系，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系统性。三书不仅系统概述了自古至今的辨伪历史，系统评述了自司马迁至刘知几、柳宗元、欧阳修、吴棫、朱熹、宋濂、胡应麟、姚际恒、阎若璩、胡渭、崔述、康有为等人的辨伪功绩，而且系统阐明和归纳了辨伪的意义、作伪的原因、辨伪的方法、伪书的种类和价值等等。其论述贯穿古今，阶段分明，脉络清晰。二是科学性。三书所论述都贯穿着时代特点，即在乾嘉考据的基础上注入了近代的学术思想和方法，特别是西方近代学术思想，包括某些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使辨伪理论和方法具有新的时代风貌和较严密的科学性。三是开创性。三书不仅在辨伪思想理论上有开创性，在辨伪方法上也有创新。梁启超的这些辨伪理论，至今还闪烁着光芒。如1996年在西安冒出的所谓“家传”简牍《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一些学者就是“按照梁启超‘辨伪法先辨伪书，次辨伪事’（见《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思想”来考辨其真伪的（吴九龙：《〈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考伪》，《光明日报》1996年12月17日）。 20世纪初辨伪方法的最大突破，就是王国维创立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是把近代的实证主义方法同传统的乾嘉考据方法结合起来，强调运用传世的“纸上材料”与出土的文物相互印证来考辨古书古史的真伪。这种方法突破了以往学者辨伪时或“以经证经”，或在注疏传笺上兜圈子的传统方法，第一次提出以地下出土的文物与传世典籍相印证来辨伪，从而推进了重视实物证据的科学历史观念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二重证据法”出自王国维并非偶然。首先，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量出土如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遗书的发现，震动了中外学术界，极大开阔了学者的眼界，为王国维创造新的治学方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思维模式，诚如王国维所说：“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二是他深受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再加上自己扎实的国学功底，自然不甘拘泥以往传统的考据方法。因此，可以说“二重证据法”也是时代的产物，正如他本人所说：“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古史新证》）

王国维利用甲骨文、金文考辨《尚书》、《诗经》、《左传》、《史记》和殷商历史，运用简牍考辨汉代历史和西北地理，利用敦煌遗书考辨唐史，利用金文、铭刻研究民族历史，均取得了很大成绩，也为以后的辨伪提供了全新的方法。“二重证据法”的创立，是辨伪方法由传统走向科学的标志。

“二重证据法”至今仍被学者奉为圭臬，70年代大量出土，掀起了80年代辨伪热潮，更加显示了“二重证据法”的强大生命力。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辨伪浪潮，不仅出现“古史辨”派，而且产生了大量辨伪成果，从而推动了辨伪学的发展。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一批精于国学，又受西方近代学术思想影响的学者如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他们以“疑古”、“求真”相标榜，主张“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根据的东西”（《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胡适文存》第2集）， 冲破了“经书即信史”的传统观念，对儒家经典，对古书古史都持有怀疑态度和重新认识考辨的决心。在他们的倡导下，历史上的疑辨运动又在近代复兴起来。其中最突出的，则是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的崛起。

胡适精通国学，深受清代辨伪大学崔述、姚际恒疑古辨伪精神影响。留美期间，又受赫胥黎“拿证据来”和杜威实验主义的影响，把存疑主义作为自己的一种哲学信仰，强调疑古和考信，并提出了著名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而早在1918年，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导言》中，就提出了应从史事、文字、文体、思想、旁证（即从别书中取证辨伪）等5种取证方法辨伪。对每种辨伪方法， 他都予以充分说理。如从思想上取证辨伪，胡适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每个著书立说的人总有一个思想体系可寻，决不致有大相矛盾的冲突。“故看一部书里的学说是否能连络贯串，也可帮助证明那书是否是真的”。

钱玄同更把矛头直指儒家经典和偶像人物，宣称“根本不相信孔子定‘六经’，”认为“经”不过是古代留下的“断烂朝报”而已（《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本，第242页）。他主张不仅要辨伪书，还要辨伪事，提出“不但历史，一切‘国故’，要研究它们，总要以辨伪为第一步”（《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书》，《古史辨》第1册）。

顾颉刚则在姚际恒、崔述、康有为的影响下，在胡适、钱玄同等人疑辨精神激励下，于1923年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著名论断：认为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时代越后，传说中的古史中心人物材料越多，形象越大。这样作成的古史，自然包含了大量虚假的成分，必须考辨其真伪。此说一出，惊世骇俗，反响极大。胡适、钱玄同、傅斯年、周予同、罗根泽等著名学者都支持顾颉刚的这一论点，而反对者也不少，从而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并形成了一个“古史辨”派。

“古史辨”派把过去儒家的辨伪变成历史学家的辨伪，把只考辨伪书发展到还要考辨伪史，使中国辨伪学达到了一个新阶段。但不能不说，“‘古史辨’派所辨者，基本上仍是史料问题；一接触到更加本质的人文内涵和艺术表现问题，他们就往往显出无能为力，甚至有意规避不谈。”（徐公持：《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近代化进程论略》，《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 期）顾颉刚等人也认为：“我们研究史学的人，应当看一切东西都成史料。”（《古史辨》第3 册“自序”）所以，《古史辨》与其说是辨伪史，不如说是辨伪书。顾颉刚也说过，人们有理由认为他的书是“古书辨”而不是“古史辨”（同前）。

“古史辨”派的崛起，致使怀疑、考辨古书古史真伪在学术界蔚然成风，并产生了大量辨伪成果，在相当程度上廓清了有关中国古书古史的荒谬传说，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预先在史料方面做了清扫尘障的工作。胡绳说：“中国远古历史的史料笼罩在重重烟雾里，层累地造成古史的观点确是提供了考辨古史传说的一把有用的钥匙，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理由不正视它、重视它。”（《顾颉刚古史辨学说的历史价值》，《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3期） 这一时期，疑古辨伪已成为时尚。至30年代末，用新观点、新方法投入到古书古史论辨中的学者之众，疑古辨伪的名文卓论之多，都是空前绝后的。仅7册《古史辨》，就收入了从1926年至1941 年国内考辨古书古史的论文多达350篇，共325万字，令人叹为观止。可见当时学者参与古书古史考辨是多么积极踊跃。

在此期间，辨伪专著也不断问世，较著名的有黄云眉于30年代初撰写的《古今伪书考补证》（1932年版，1959年、1964年均再版，齐鲁书社1980年重排），对清人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以及顾实、姚名达等人对该书的考辨给予补正。30年代末，张心澄《伪书通考》一书问世。这是一部集大成的辨伪论著。它以书名为纲，将诸儒辨伪该书之说列其下，引文均注明出处，编者案语则列于各说之末，考证内容相当丰富，也颇便查阅。初版时，全书收录考辨之书1059种，50年代修订再版，又增加45种，共1104种，是目前所见包罗最丰富，也是最完备的一部综合性辨伪工具书。

在辨伪论文方面，《古史辨》中收录的350 篇文章不少是有创见的高论，如第1册中收录顾颉刚《论辨伪工作书》、《论伪史例书》、 《论〈通考〉对于辨伪之功绩书》、《论伪史及〈辨伪丛刊〉》等；还有胡适《嘱点读〈伪书考〉书》，钱玄同《论近人辨伪见解书》等。其他有杨鸿烈《中国伪书的研究》（《史地新论》第25—42页，又见《晨报》1924年7月16、17、18日）， 高本汉（瑞典）《中国古书的真伪》（《左传真伪考及其他》）、《论考证中国古书真伪之方法》（《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卷3期，1931年4月）， 普暄《古书多伪之原因》（《女师学院期刊》4卷1—2期合刊，1937年6月），卫聚贤《论左传之真伪及其性质〈跋〉》（北大《国学月刊》1卷7期，1927年10月）、《金縢辨伪》（北大《国学月报》2卷2期，1929年12月）；献玖《〈竹书纪年〉真伪辨》（《史地丛刊》2卷2期，1923年4月）， 孙海波《〈国语〉真伪考》（《燕京学报》第16期，1934年12月），蒋善国《〈尚书〉的真伪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3卷3期，1936年7月），孙海波《〈国语〉真伪续考》（《文哲月刊》1卷10期，1937年1月）等等。

这一时期的学者，不仅对古书古史进行考辨，对近代一些史料也注意考辨其真伪。如罗尔纲于1934年秋在《大公报》上发表《读太平天国诗文钞》，对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的《太平天国诗文钞》一书中伪诗文进行了考辨，提出了对太平天国史料的辨伪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后柳亚子承认“世所传石达开诗什九是他的亡友高天梅（旭）在清末鼓吹革命时假造以供激发民气之用的”。胡怀琛也在上海《时事新报》承认自己为了反对清朝，鼓吹革命而捏造一个太平天国叫黄公俊的人写的诗文，证实了“太平天国赝品之多，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清末一些宣传革命的人伪托太平天国来鼓吹革命之用”（罗尔纲：《〈太平天国诗文钞〉订伪》，《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26 页）。这种作伪动机虽不坏，但如不弄清，则会造成史料史实的更大混乱。

暂时没有最终处罚出来，因为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同时男子已经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相信他最终获得是不少于10年包吃包住套餐，毕竟他可是主要犯罪嫌疑人。

01、湖北男子查找古籍成功盗墓后被官方一锅端了。

先说，湖北有一个男子一直都有发财的梦想，他不想通过辛苦工作就想着以盗墓为生，谁也没有想到他自己查看古籍，还真被他找到古墓群并且成立盗墓团队。就在他以为自己团队盗墓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他已经被警方盯上，盗墓团队再一次行动被警方抓获，这个盗墓团队才浮出水面。

再说，很多网友都很好奇，湖北男子最终获得什么处罚，其实处罚还真没有出来，因为案件涉及文件很多，警方还在处理中，需要把他们全部犯罪事实调查清楚，然后才是公诉判刑的。但是我相信，盗墓古墓群又成立盗墓团队，加上又是主要人物之一，湖北男子可以喜提10年以上甚至无期徒刑的监狱生涯。

02、**古墓群是违法，涉及罪名是盗掘文物罪。

我国法律是有明文规定，盗墓国家文物，或者古墓群是会被判刑，一般情况在3到10年之间，情节比较轻的是3年以下，拘役或者处罚金。但是对于盗墓团队头目，那是属于情况严重，是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包吃包住套餐，而这件盗墓案件中，湖北男子是主要头目，也是他折腾出来的事情。

他是自己主动去学习古籍，找到古墓群没有及时上报国家相关单位，反而自己偷偷成立盗墓团队，倒卖文物，这种行为是官方严厉打击的。还有我想不明白，古籍都可以研究出来，还有什么做不到，我们可以从事古文物工作，为什么就要做违法事情，不属于自己财富，暂时得到也会失去的。

任何行业都有圈子，古玩收藏也不例外。喜欢古玩，务必选对圈子，否则不仅会经济损失惨重，而且还会被人不耻。希望这篇文章能给大家有所启示。

近些年，国内文物艺术品投资的热潮一浪接着一浪，古玩、文玩工艺品的消费量在急剧上升，投资收藏的圈子是越来越庞大，已经成为了数千万人的一个大圈子。但仔细观察其内部，不难发现，存在相互间难以沟通的两个圈子。一个是投资收藏真品的圈子，一个则是玩假货的圈子。

真品圈子里的人大多已经在圈子里混了十几年以上了。这部分人是因为他们在起步时找到了好老师，加上自己的学习钻研，淘到了真货。他们有的习惯直接到画家或著名收藏家手里买东西，不怕贵，而买的踏实；有的与国内外知名拍卖行打交道，去买那些流传有序的拍卖品，或者从真品圈子里的人手里买货、换货，循序渐进，宁缺毋滥，精益求精，在逐渐提高自己鉴赏水平的前提下不断将收藏品吐故纳新。

在假货圈子里的人，起步阶段就没有走好，要么是没有找对老师，拜了倒腾假货的人为师；要么则盲目相信别人，见啥买啥。许多人抱着“捡漏”的投机心理，自以为是，盲目自信，只想在地摊上、小拍卖行里捡便宜，以为可以买到“原始股”、“地板价”，但却忘了“买的不如卖的精”，就自然被“打眼”了。这部分人常常并不知道自己手里的都是假货，或者即便知道也装作不知，掩耳盗铃再去设法卖给别人。有的人将手里的假货送拍大拍卖行，大拍卖行不收，于是就说这些拍卖行不收外人的货，有猫腻，只拍假货；有的就将东西送到先收图录费、鉴定费的所谓文化公司或小拍卖行里，企图将劣质货找到新入场的下家，结果是第二次受伤。最可悲的是，一些有钱人，因为盲目自信和轻信，买入大量“开门假”。

社会上假货到底有多少？这里有一组供参考的数据：社会上流传的名家书画、高档古董瓷器杂项中95%以上是赝品。而那些非著名画家的作品、民国后的民窑瓷器、油画、古籍、邮票中的赝品要少一些。95%这个数字被各个著名拍卖行面向社会大众征集拍品和各地鉴宝中的赝品比例所大体统计，北京某著名典当行在进行艺术品典当时收到的物品中95%以上也是没办法典当的！

不要觉得这数字吓人，这是个残酷的事实！一些号称“收藏家”的高官和大款家里，成百上千件古董，行家高手和专家只需要大体看一遍，就可定为“开门假”。因为经验表明：作为藏家连这么明显的赝品都看不出来，说明他的投资收藏圈子就是假货圈子，家中所藏真品的可能性不大或不多。

这两个圈子的人互相很难沟通！真品圈子里的人，洞悉市场内幕，他们瞧不上假货圈子里的人，不愿意与他们来往；而假货圈子里的人往往习惯于盲目互相吹捧，自吹自擂，偶尔来了一个懂行的指出自己的假货也不爱听，因为学识、见识不够，他们看不出真品、假货的区别，也看不懂真品圈子里的人的所作所为。因此，真品圈子里的人把假货圈子里的人称为“国宝帮”、“棒槌”，而假货圈子里的人则攻击真品圈子里的人“骗子”、“拿钱砸”、“洗钱”等。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内幕，他们开始认真学习，谨慎地进入艺术品投资市场，真品圈子的规模日渐庞大，而面临的问题是精品难觅，好货价高。而假货圈子里的人，则依旧面对着存货越来越难以变现的问题，市场越成熟，人们越理性，则假货越难出手。但市场上制假卖假的人会依然存在多，制假水平会越来越高，继续蒙骗假货圈子的人和新来者，假货依旧在假货圈子里流动。但不管怎样？未来，这真假两个圈子间依然水火不容。

文物是先人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是金钱买不到的。经过量少年的风风雨雨和战乱，流传至今的文物相对来讲已不多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留传于世的文物会愈来愈少。所以文物10分珍贵。日用品坏了，可以再生产制造，文物却不同，它不能再生产，再生产出的东西不是文物，是仿造品或赝品，是没有任何文物价值的。文物1旦破坏，就永久不能复原。没有众多的文物史迹，文明古国也就名存实亡！！！失去其传统的风采和内涵。

经过了漫长岁月的磨砺，文物总是会带有一种特殊魅力，充斥着艺术性，因为跨越了时间，文物往往能够反映同时期的历史面目，因而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实际上在古籍中同样有文物的描写，《等慈寺碑》中有：“即倾许之人徒，收亡隋之文物”，文天祥《跋诚斋》中也有：“呜呼！庚申一变，瑞之文物煨烬十九”均是对文物价值的认可。

01

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传承至今，成为了不少收藏爱好者的收藏品，千百年来的岁月锤炼，文物身上的那种古朴气息，总是会让其有着较高的价值。至于文物的产出地，一般是在古人的陵墓中，文物会作为陪葬品放置于墓地当中，因此盗墓贼这种身份的人，数千年都未曾断绝，他们觊觎文物的价值，不惜破坏陵墓盗走财物，做尽亏心事。

以盗墓为生之人，一旦能够挖掘出大墓中的文物，其卖得的价钱可能让盗墓贼一生衣食无忧，享尽荣华富贵。正是这样巨大的引诱，让盗墓贼愿意为眼前的利益铤而走险，在一个又一个古墓挖掘中，积累巨大的财富。但对于考古工作者而言，古墓被盗意味着难以从文物身上找到对于历史研究有价值的线索，很多珍贵古墓在发掘时便受到盗墓贼的光顾，导致被盗空。

02

盗墓贼的猖獗让民间古玩市场有了繁荣盛景，越来越多的文物现世，不少地区都有着古玩市场，其中进行交易的不仅仅有造型精湛的佳品，还有一些是仿制的赝品，需要慧眼识精，才能避免被蒙骗。不少真正有能力的人可以在古玩市场中淘到精品，但是也不乏对古玩并不了解的小白，在购买文物时会受到奸商蒙骗，可谓处处有陷阱。

但是又不得不承认，想要收藏文物，古玩市场确实是一个好去处，但也有不少人是机缘巧合下获得古物。因为我国地域辽阔，古墓在野外可能会因为地质等问题露出地面，正静静地等待“有缘人”的发掘，也可能在战火中被遗落，被慢慢遗忘。朝代的更迭间，这些文物的价值逐渐提升，如果是好运之人，可能就会在野外捡到一件文物。

一位老农就在小溪里捡到了一件文物，起初老人并未认识到它的价值，因为此文物通体黝黑，一看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因而老人将其作为压菜石，也算是给了它一个好去处。但是没想到，这块压菜石有着很高的历史价值，老人拿“压菜石”去鉴宝，观众都嘲笑他，专家冷笑：至少值5个亿。

03

老人之所以拿它去鉴宝，主要是因为对于这块石头十分怀疑，几年的时间该石头并未出现很大的破坏，保存十分完整，也让老人心中产生疑惑，这究竟是怎样一块石头呢？会不会是珍贵的历史文物？抱着这样的猜测，老人带着这块石头走上了鉴宝节目中，想要借助专家的意见为自己排忧解难，认识到这块石头的真正价值。

观众们起初看到老人拿着的这块石头后，纷纷发出了哄笑，因为多数人认为，一块石头在河边随处可见，又能够有着怎样的艺术价值呢？但是专家并未像观众那般直接嘲笑，而是仔细地端详老人拿到的这块石头，利用个人的专业知识，来帮助老人揭开心底的谜团，这是高素养的表现，渐渐地专家在心中有了底。

原本还漫不经心进行审视的专家，突然意识到这块石头并非凡物，表情愈发凝重，在仔细品鉴多时后，专家冷笑一声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那就是这块石头价值不菲，至少值五个亿。没有想到被老人当作是压菜石的石块竟然能够有着如此高的价格，专家的结论一出，现场的哄笑声顿时烟消云散，并陷入了沉寂当中，而半分钟后，老人才从惊骇中缓过神来。

结语

之所以能够给这块所谓的石头如此高的定价，其实是因为这是来自于古代的一块田黄石，这种石头本身就有着很高的价值，颜色越深价值越高。老人拿到的是通体黝黑的石头，因此在价值方面就十分出众，再加上还有一定的年代感，在两种因素综合考虑后，专家给出了5亿的价格推断。老人得知结果后异常激动，没想到石头有着如此高的价格，但并无售卖之意。

朋友喜欢听好话，这个我不会说。

要听实话的话，可以告诉你，这个绝对是当代的仿古物品。

第一，铁尺这种兵器，倒是流行于宋代，和鞭、锏、锤都属于宋代的制式兵器，宋代除弓箭外，最喜欢装备这类砸击兵器，较少装备刀剑等砍削兵器。

但因是军队制式兵器，是严禁民间拥有的，且宋代重文轻武，又格外防范武将，因此民间不可能有这种军用品，否则便是犯禁。民间道教用的物器，虽有剑、尺等物，但都是桃木所制，绝无铁制。

第二，方才看了您和另一位朋友的对话，您说有“包浆”。就这两字，说句难入耳的话您也别见怪。那就是“真让人笑掉大牙”了

包浆是指文物，尤其是文玩类的玉器或木器，在人的长期抚摸把玩下，器物与人皮肤接触后，表面起了复杂的化学变化，形成一层浑浊的包膜，俗称“包浆”。这是古玉与当代玉器的一个重要区别标志，但对于木器就很难说了。至于铁器等金属器物，若有人提“包浆”二字，我只能呵呵了。

金属器物，若是长期被人抚摸把玩，那只会晶莹发亮，光照鉴人。若是无人抚摸把玩，那任何古代金属器物都会生锈（古代没有不锈钢的）。何来“包浆”。就此二字，我可以百分之一千三百五十六地告诉你，此乃现代仿古之物也。

电视剧《正阳门下》，李跃进拿来元代青花罐的赝品，让苏萌、苏萌大舅以及侯素娥品鉴，后来又叫来破烂侯，可是他一眼就看出其真假，却没有点破，反而喊来韩春明，让他大秀了一波，这是为何？

程建军自从景德镇学艺归来后，就疯狂的制造古董赝品，一方面自然是这里有巨大的利益存在；另外一方面，就是想让韩春明打眼一次。

为了让韩春明打眼，他也算是费尽心思，不直接找韩春明本人，而是通过李跃进乡下的一个表哥，然后再通过李跃进，才将这只元代的青花罐展现在苏萌眼前，他知道韩春明对苏萌的感情，只要苏萌对这只青花罐感兴趣，必然会引出韩春明。

虽然电视剧里的韩春明是被破烂侯叫过来的，这也说明的程建军的恐怖之处，细节虽然没有算到，但总体还是被他估算到了。而且恐怖的是，程建军为仿制这只青花罐，在制作工艺与品相上就是天衣无缝，更是给这个青花罐捏造了一个历史典故：

周王即位，倾耗民财，诸王等反，天降灾难，饥民百万，人之相食，八百媳妇，慰安新朝，国贡方物，景德代制。

虽然程建军捏造了这么一个历史典故，但破烂侯一眼就看出这个元代青花罐是赝品，但他却不点破，反而叫来韩春明，这是为何？韩春明与破烂侯的关系，非常微妙，可以说是亦师亦友，当年韩春明见破烂侯穿着破烂的衣裳在街头吃东西，以为是街头讨食之人，心生怜悯，于是就将韩母给他准备拿来买礼的五毛钱给了破烂侯，然后破烂侯就赠予韩春明几本关于收藏方面的古籍，两人的情谊算是就此结下。

经过几次的接触，破烂侯得知韩春明的为人，打心底认同了他，所以两人有点像老大哥与小兄弟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亦师亦友。虽然两人在年龄上相差一轮，但并不妨碍两人之间的情谊。破烂侯与韩春明两人，都是同一类人，那就是一直以来，骨子从来没有变过，保留着老北京人的那点德性。如今，知道这个赝品青花罐是李跃进拿来，而且其中还牵扯到韩春明未来媳妇苏萌在里面，自然不好私自插手。而且，破烂侯叫来韩春明，也不失为对他的一种考校。

李跃进作为韩春明的妹夫，在这里却充当掮客角色，而且还是拿着烫手的赝品，以破烂侯的高情商，自然不会私自去插手对方的家事，只有将韩春明亲自叫来，才能够一劳永逸，杜绝某些不应该出现的事情发生。

还有一点，就是作为老大哥，眼瞅着自家小兄弟多年来一直搞不定苏萌，心底着急，叫他来，就是给他一个表现的机会，让他在没娶着的媳妇面前涨涨分。而破烂侯作为一个老头，可以说是无欲无求，唯一的兴趣爱好，就是收藏好玩意，见到如此烫手的玩意，自然是索然无味。可以让韩春明处理家事，又能够让韩春明在苏萌表现，还能够考校一番，如此一石三鸟之计，自然是乐此不疲。

果然，韩春明一眼就看出这青花罐中的瑕疵，也因此断定这是赝品，他的表现自然没有让破烂侯失望，所以临走之前，什么都不说，直夸他“好眼力”，就是对他最大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