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山海经》

《山海经》是中国一部记述古代志怪的古籍，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

该书作者不详，古人认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 、《离骚》 、《周书》、《晋乘》以成者” 。现代学者也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

《山海经》全书现存18篇，其余篇章内容早佚。原共22篇约32650字。共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晚出的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

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

2、《战国策》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学著作，又称《国策》。记载了西周、东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记事年代起于战国初年，止于秦灭六国，约有240年的历史。

《战国策》分为12策，33卷，共497篇，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言行策略，也可说是游说之士的实战演习手册。

该书亦展示了东周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战国策》一书的思想倾向，因其与儒家正统思想相悖，受到历代学者的贬斥。

《战国策》曾被斥之为“邪说”、“离经叛道之书”。“《战国策》基本上自成一家。其道德哲学观多取道家，社会政治观接近法家，独与儒家抵牾不合，因而为后世学者所诟病。”

作者并非一人，成书并非一时，书中文章作者大多不知是谁。西汉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书名亦为刘向所拟定。宋时已有缺失，由曾巩作了订补。

有东汉高诱注，今残缺。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新注。吴师道作《战国策校注》，近代人金正炜有《战国策补释》，今人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校注》。

3、《汉书》

《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十万字。

4、《牡丹亭》

《牡丹亭还魂记》（简称《牡丹亭》，也称《还魂梦》或《牡丹亭梦》）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创作的传奇（剧本），刊行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

该剧描写了官家千金杜丽娘对梦中书生柳梦梅倾心相爱，竟伤情而死，化为魂魄寻找现实中的爱人，人鬼相恋，最后起死回生，终于与柳梦梅永结同心的故事。该剧文辞典雅，语言秀丽。

该剧是中国戏曲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与《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感天动地窦娥冤》、 《长生殿》合称中国四大古典戏剧。

5、《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中国清朝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

全书共有短篇小说491篇（张友鹤《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朱其铠《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为494篇）。

它们或者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或者抨击科举制度的腐朽，或者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

描写爱情主题的作品，在全书中数量最多，它们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精神。其中一些作品，通过花妖狐魅和人的恋爱，表现了作者理想的爱情。

1、《山海经校注》，袁珂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诗经注析》，程俊英、蒋见元注析，中华书局。（亦可用其他《诗经》全注本，如陈子展《诗经直讲》等）

3、《楚辞补注》，（宋）洪兴祖补注，中华书局。（亦可用其他《楚辞》全注本）

4、《春秋左传注》，杨伯峻编著，中华书局。

5、《论语新解》，钱穆注解，三联书店。（亦可用其他《论语》全注本）

6、《孟子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

7、《老子校释》，朱谦之校释，中华书局。（亦可用其他《老子》全注本）

8、《庄子集释》，（清）郭庆藩集释，中华书局。（亦可用其他《庄子》全注本）

9、《史记》，（西汉）司马迁著，中华书局。

10、《汉书》，（东汉）班固著，中华书局。

11、《三曹诗选》，余冠英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2、《乐府诗选》，余冠英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3、《六朝文絜译注》，（清）许梿选，曹明纲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4、《曹植集校注》，赵幼文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5、《陶渊明集笺注》，袁行霈笺注，中华书局。（亦可用其他《陶渊明集》全注本）

16、《世说新语校笺》，徐震堮校笺，中华书局。（或用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

17、《搜神记》，（晋）干宝著，汪绍楹校注，中华书局。

18、《唐诗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亦可用其他大型唐诗选注本，包括沈德潜的《唐诗别裁》，乃至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唐诗鉴赏辞典》、陈伯海《唐诗汇评》）

19、《唐宋词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20、《李太白全集》，（清）王琦注释，中华书局。（亦可用其他《李白集》全注本，乃至各种规模较大的《李白诗选》）

21、《杜诗镜铨》，（清）杨伦撰，上海古籍出版社。（亦可用其他《杜甫集》全注本，乃至各种规模较大的《杜甫诗选》）

22、《王维集校注》，陈铁民校注，中华书局。（亦可用其他《王维集》全注本，乃至各种规模较大的《王维诗选》）刘学锴、余恕诚撰、中华书局出版的《李商隐诗歌集解》）

23、《唐宋八大家文选》，牛宝彤选，甘肃教育出版社。（亦可用类似选本，或高海夫主编、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

24、《古文观止译注》，（清）吴调侯、吴楚材选，李国章等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5、《唐人小说》，汪辟疆校录，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

26、《宋诗选注》，钱钟书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27、《宋词三百首》，朱孝臧选编，唐圭璋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8、《苏轼选集》，王水照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9、《陆游诗选》，游国恩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30、《稼轩词编年笺注》（修订本），邓广铭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31、《资治通鉴》，司马光著，中华书局。

32、《全元散曲》，隋树森辑，中华书局。

33、《明诗选》，杜贵晨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亦可用其他明诗选本，如《明诗别裁》之类）

34、《清诗精华录》，钱仲联、钱学增选注，齐鲁书社。（亦可用其他清诗选本，如《清诗别裁》之类）

35、《近代诗钞》，钱仲联编辑，江苏古籍出版社。（亦可用其他近代诗选本。）

36、《琵琶记》，（元）高明著，钱南扬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37、《西厢记》，（元）王实甫著，王季思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38、《牡丹亭》，（明）汤显祖著，徐朔方、杨笑梅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39、《桃花扇》，（清）孔尚任著，王季思等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40、《长生殿》，（清）洪升著，徐朔方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41、《三国演义》，（明）罗贯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亦可用其他版本，以下诸书同）

42、《水浒传》，（明）施耐庵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43、《西游记》，（明）吴承恩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44、《红楼梦》，（清）曹雪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45、《儒林外史》，（清）吴敬梓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46、《聊斋志异》，（清）蒲松龄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47、《老残游记》，（清）刘鹗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48、《孽海花》，（清）曾朴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49、《中国文化读本》，董乃斌主编，上海大学出版社。50、中国文学史，在章培恒、袁行霈、郭预衡主编的三种或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中，任选一部通读。

5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见《鲁迅全集》，或单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52、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疏证》，王国维著，马美信疏证，复旦大学出版社。

53、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54、闻一多《唐诗杂论》，见《闻一多全集》，开明书店。亦有其他版本及单行本。

55、钱钟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56、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57、《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册），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58、《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撰，人民文学出版社。（亦可用其他《文心雕龙》全注全译本）

59、《诗品集注》，曹旭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60、《沧浪诗话校释》，郭绍虞撰，人民文学出版社。

61、《艺槪》（清）刘熙载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62、《人间词话》，王国维著，人民文学出版社。（此书有多种注释本，均可参用）

63、《经典常谈》，朱自清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64、《经子解题》，吕思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65、《诗词格律》，王力著，中华书局。

66、《书目答问补正》，张之洞著、范希曾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

67、《中国目录学史》姚名达著，上海书店出版社。

68、《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夏志清著，安徽文艺出版社。

　　“四部”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

　　如最著名的《四库全书》的收录书籍如下：

　　四库全书的内容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分经、史、子、集四部分，部下有类，类下有属。全书共4部44类66属。　

　　经部收录儒家“十三经”及相关著作，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　

　　史部收录史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　

　　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和类书，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

　　集部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等，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学术观点：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中国印刷术的演变：

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228）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修复技术规范229）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29）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218）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219）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220）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224）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225）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221）又称为书首。

10．书根：（修复技术规范222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11．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227）

这是一则美丽动人而又哀婉凄楚的爱情传说：王母娘娘的外孙女织女，美丽聪慧，能用一双灵巧的手织出满天绚烂缤纷的云霞;人间有个看牛娃叫牛郎，朴实勤劳，一直受兄嫂虐待，过着贫苦凄凉的生活。一天，与牛郎相依为命的老牛忽然开口说话，叫他取走正在湖中沐浴的织女的衣裳，于是两人便结成了夫妻。婚后，男耕女织，恩爱和睦，生下一男—女，过着幸福美满的人间生活。不久，王母娘娘得知织女下凡成亲的消息，便将她捉回天宫。牛郎在老牛的帮助下，用箩筐装着—双儿女，挑着赶到天上。王母娘娘见状，便拔下发簪在织女身后一划，就成了天河，滚滚滔滔的天河水遂将一对恩爱夫妻隔绝在两岸，牛郎与织女只得隔河相望悲泣。后来，王母娘娘动了恻隐之心。允许二人在每年的七月七日相会一次，届时无数只喜鹊在天河上架起一座天桥，牛郎与织女得以在桥上相会，互吐衷肠。而每当这天晚上夜深人静时分，天下的姑娘媳妇们集聚在瓜棚之下，便能听到他们相会时的喃喃情语;天上若是滴下雨来，那便是他俩伤心的眼泪。

这就是蜚声中外的四大传说之一一牛郎织女传说。它的生成繁衍历经了数千年的历史，在人民群众口耳之间孳乳展延，祖辈流传;它以古朴的语言，动人的情节，丰富的想象寄寓着广大民众的爱憎、理想与追求，因而成为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难以企及的美的典范。

一、神话传说的生成

牵牛、织女最早见诸文字，是在西周幽、厉王时期。《诗经·小雅》中《大东》篇云：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

《大东》是一篇反映西周时期东方诸侯国臣民怨恨周王室赋役繁重的讽刺诗。这一段诗的大意是：银河虽像镜子一样熠熠生光，但却不能普照人间;织女、牵牛虽具其名，但却不会纺纱织布、负重驾车。周王室也是如此，徒有宗主统领之名，而无体恤臣民之实。在这里，织女、牵牛只是作为人们展开联想、抒发怨情的自然天象而出现，既无任何故事情节的设置，又无两星相爱恋慕线索的暗示。但无论如何，此时的织女、牵牛已不再是别无涵义的纯粹自然星辰的称谓，而开始与复杂纷纭的社会人文发生密切的联系，从而为后人驰骋丰富的幻想，发挥艺术创造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两汉时期，织女、牵牛已经被传为两个人格化的星神，而由于他们彼此相对的特定位置，人们逐渐附会了“男女相思离别”的爱情想象，牛郎、织女传说已初具规模。班固《西都赋》称：“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李善注引《汉宫阙疏》亦云：“昆明池有二石人，牵牛、织女像”。均指明汉朝时在昆明池(建于汉武帝元狩三年，位于长安近郊)畔已塑有牵牛、织女的石像，而且还分别被隔置于昆明池的左右两侧遥遥相对，似乎已包涵着一些故事情节。这一点在以后的《古诗十九首》中得到印证，其中的《迢迢牵牛星》已初现牵牛、织女离别相思的情爱端倪：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秋夜星空，寥阔明净。银河岸边，机杼札札作响，织女正在织机旁辛勤劳作。然而往日能织出绮丽云霞的“纤纤素手”，现在却因情思恍惚而终日织不成布匹，惟有哀怨伤情的眼泪零落如雨。凝眸遥望银河彼岸，相思之情，不绝如缕。但见“盈盈一水”横隔，纵脉脉含情，却无处申说。《迢迢牵牛星》显然是从《大东》篇中脱化而来，但与之不同的是，在这里牵牛、织女已被赋予了人的情感与形象，而着意烘托出的别绪离情，已开始给他们之间的爱情染上一层悲剧色彩。更具说服力的，是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中的一段记述：“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皆髡，因为梁以渡织女故也”。据此，我们可以明确知道，最迟在东汉时期，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已基本成型：牛郎织女之间的夫妻关系已被普遍认可，喜鹊搭桥，七夕相会等故事情节已开始在民间广泛流传。而此后三国时期的一些诗文，同样也说明了这一点。如蔡邕《青衣赋》：“悲彼牛女，隔于河维”。如曹丕《燕歌行》：“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如《文选》曹植《洛神赋》李善注引曹植《九咏注》：“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一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

二、爱情故事的繁衍与流传

牛郎织女传说一经生成，便在民间不胫而走，广泛流传，逐渐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情节曲折的爱情故事体系。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中所记载的大约就是这一故事体系较原始的面貌：

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哀其独处，许配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紝。天帝怒，责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

在这里，故事显然还停留在两位星神之间的爱恋上，尚缺乏感人的情节。于是，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天帝便被说成是王母娘娘，织女则成为她的外孙女，牛郎是人间的看牛郎。牛郎与织女之间的爱情关系便由星神之恋一变为人神之恋，具有了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及艺术感召力。而这一则故事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

织女是王母娘娘的外孙女，在天山织云彩。牛郎是人间看牛郎，受兄嫂虐待。一天牛告诉他织女和别的仙女要到银河沐浴，叫他去取一件仙衣，织女找衣服的时候，他去还给她，并要求和她结婚，她一定会答应。牛郎就照样做了。织女和牛郎结婚后，生下一男一女，王母娘娘知道了，把织女捉回去。牛告诉牛郎，他可把它的皮披在身上，追到天上去，等牛郎挑了两个小孩追到天上去时，王母娘娘拔下发簪在织女后面一划，就成了天河，把这一对夫妻隔开了。但他们隔河相望啼泣，感动了王母娘娘，于是允许他们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相会时由喜鹊架成桥。(见《民间文学集刊》罗永麟《试论‘牛郎织女’》第五页，上海文化出版社957年12月版。)

在这里，织女俨然已成为人民群众理想中真善美的化身;牛郎则具有朴实敦厚、善良执着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成为劳动人民的突出代表。他们之间的相恋相爱，男耕女织，则正是封建社会中劳动人民所渴望得到的幸福美满的生活。

牛女故事在民间各地口耳流传中又逐渐生出了许多变异的说法，而这些不同的传说在流传过程中又彼此渗透、相互融合，因而使牛郎织女故事愈加丰富曲折，具有浓厚的生活情趣。钟敬文先生在一九三二年发表的《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一文中曾记述了几则有关的实例，为便于读者了解，现转录其中二则于下：

据说，从前有弟兄二人。弟弟心肠忠厚，哥哥却很奸猾。弟弟因常赶牛的缘故，被人叫作牛郎。弟兄分家，弟弟只得了一辆破车和一只老牛。一天，老牛对主人说，某处河里，有许多仙女在洗澡。倘他能取得她们中间任何人的衣服，便可以得她做妻子。第二天，他跟了老牛出发，果然看见了许多正在洗澡的仙女。他抱了一堆衣服上车(牛车)就走。结果便带回了一个仙女做妻室。她就是织女。织女和牛郎生下一对男女。一天，她用巧语骗得了自己从前被取去的衣服，便乘云而去。牛郎忙担了他的儿女，穿上牛衣(这是牛死时所嘱咐的)，急赶上去。谁晓得慌张中少穿了一只牛腿，使他不能即赶上了织女。正在追逐的当儿，忽来了王母。她用玉簪划成一道天河，把他们两人分开。牛郎托了燕子去说合，不意被误传了日期，所以后来永远只能一年一会。

据云，有个看牛的孩子叫做牛郎。一天，他正要回家的时候，他的老黄牛忽然向他说起话来。自称本是上界神仙，因犯罪被谪于人间。现在主人(牛郎)有性命的危险，他为报答平日善遇的恩惠，所以要向主人告说。接着说家里的哥嫂，怎样在设计谋害他，并嘱咐他分家时，只要得了它自己(老黄牛)和一辆破车及一只破皮箱便算了。牛郎回到家里，立刻证明了哥嫂的狠心——要把毒药杀死他。于是，他便去请了舅父来替他们分家，舅父颇想帮助，使他多得点东西。但他却服从了老黄牛的吩咐，终竟只要求了那三件不值钱的东西(老黄牛、破车、破皮箱)。牛郎和老牛离了家，老牛变出酒菜让他吃过后，又告诉他以获得美貌老婆的方法。它说，前面的河里，有个女子正在洗澡。她是位神仙，名叫织女，和他(牛郎)有夫妻姻缘。他前去取得她的衣服，彼此便可成为夫妇。牛郎依所吩咐的做去，果得了织女为妻。三年过去了，牛郎和织女，已生下两个孩子。一天，老黄牛告诉牛郎，说自己灾期已满，要回到天上去。它(黄牛)死后，织女定要逃走。那时穿了用它的皮所做的靴子，便可赶上了她。老黄牛死了不久，织女果然乘牛郎不备的时候，穿了从前的浴衣，腾空而去。牛郎穿了皮靴，抱着儿子赶上去。织女拔下金簪，划了一条天河，阻住了牛郎的去路。彼此在河的两岸，以牛轭，梭子互相抛掷。(这些东西，至今每当七夕前后，还可见于天河两岸。)后来，天帝替他们说和。但“逢七见面”的消息，竟被拙于言词的鹌鹑，说错成了“七七见面”。直到现在，鹌鹑还短着尾巴，口里时常说“不对不对”，这是被罚和想改正误报的缘故。(见《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第45至4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以上两则传说，讲述的都是同一题材——牛郎织女的故事，其情节框架也大致相同。但因采录地点的不同(前一则采自北方某省，后一则采自淅江永嘉)，受不同的风土人情、民俗习惯的影响，所以在许多细节描写上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生活情致与审美趣向，而这正是民间文学的一个基本特点。

三、牛女故事题材的戏曲小说

南宋以后，戏曲、小说渐趋兴盛，其反映社会生活的程度较之传统诗文愈加深入与广泛。然而统观宋元以来的戏曲、小说作品，其中以牛女故事为题材的却颇为少见。戴不凡先生认为这是由于宋元明时期正值道教得势之时，上至皇帝，下及一般知识分子，莫不热衷此道，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写‘天孙’——张玉皇的七仙姑下凡嫁牛郎，自然是作家们难以动笔的。这或许就是宋元明三代——戏曲小说非常盛行的时期，偏偏没有关于牛郎织女的作品的一个原因吧!”(见戴不凡《小说见闻录》19—20页，淅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迄今所知，最早以牛女故事为题材的戏曲作品是王国维《曲录》中登录的宋金杂剧院本《庆七夕》。其后是明代无名氏撰写杂剧《渡天河织女会牵牛》(见傅大兴《明杂剧考引》)和明梁孟昭撰传奇《相思砚》，后者内容据董康《曲海总目》所载系“谓南极老人与牵牛弹棋，遗二子，化为宝砚，一曰相砚，一曰思砚。牵牛，织女与月中仙子俱谪人间，以砚作合，牛女后身尤星、卫兰森为夫妇。故名。”与通常所说的牛女故事有明显区别。以上几部作品均已散佚不传。现存最早关于牛郎织女的戏曲作品是清乾隆以后宫中节令戏《升平署月令承应戏》中的《七夕承应》，内容包括“七襄报章”、“仕女乞巧”、“柳母乞巧”、“博望乘槎”、“银河鹊渡”、“开襟佳话”、“天孙送巧”、“双星佳会”、“仙社奇缘”、“星汉幻彩”、“七夕佳辰”、“双渡银河”等诸出(见傅惜华《清代杂剧全目引》)。

现知最早一部写牛女故事的通俗小说，是明万历间书林仙源余成章刊刻的《新刻全像牛郎织女传》，题“儒林太仪朱名世编”，凡四卷，藏于日本田中庆太郎文求堂，国内无传本(见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其基本内容在台湾学者洪淑苓的《牛郎织女研究》(台湾学生书局印行，1988年版)中曾有所介绍：

内容大约是叙述天上的牛郎和织女，两人因相爱而成亲。但婚后“凤城恣乐”、“歌儿导*”，致使天帝“遣使谏*”，而两人仍不悔改，于是“抱禁牛女”，“谪贬牛女”，“牛女泣别”。但二人仍互相“遣使”、“回书”。后经“圣后戒女”、“老君议本”，才“准本重会”，由鸦鹊请旨搭桥。小说最后又杂入“贵客乞巧”、“平民乞巧”、“文人乞巧”“七夕客怨”等题外片段。

四、平话小说《牛郎织女》

国内有传本的最早一部牛女题材的小说作品，是清末民初无名氏所撰“新编神怪小说牛郎织女”(见路工、潭天合编《古本平话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另见《明清神话小说选》，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路工、谭天推测该本《牛郎织女》即根据明刊本《牛郎织女传》加工修改而成。

全书共十二回，开篇即先有一段文字交待牛女故事的历史渊源：

考之世说，原来天河之东有织女，乃天帝之孙女，勤习女工，容貌不甚修理。后奉天帝之命，许嫁于河西牵牛郎。嫁后，竟废女工，天帝大怒，命织女仍归河东。那牵牛郎在河西思之不已，于是有鹊桥重会，每年仅七夕始得一圆满时日。这便是二位大仙的来历。

这段记述显然是从《荆楚岁时记》中脱化而来，可以见出作者的创作依据。全书情节梗概如下：

话说“正当下界汉室中兴时代，天下太平”。玉皇大帝为庆贺自己的“千秋圣诞”，在兜率宫设下蟠桃大会，命驾前十二金童到瑶池西圣母处借取温凉玉杯。金童驾着一朵祥云，来到斗牛宫前，“忽闻一阵香风，遥见一位仙女，髩插一枝梅花，正坐在望月阁下织机这位就是斗牛宫中第七位仙女，系玉帝之婿张天君所生，俗呼做张七姐，玉帝之外孙女。生得容貌绝世，他却不喜修饰，不搽脂粉，时常淡装素服，禁步珊瑚，飘飘然一个无上的仙女”。金童见了织女，不觉凡心顿起，遂上前搭话。织女无心嫣然一笑，被金童误解，“以为织女有意”，便上前摘下织女髩上的一朵梅花，要留做表记。织女正欲夺回，忽被圣母遣使传唤。原来，圣母下棋时心血来潮，已察知此事。于是，奏明玉帝，罚织女“独居河东工织数年;若有疏怠，再行严加警戒”。金童亦因“违旨戏侮天孙织女”，被押赴斩仙台枭首。幸逢太上老君极力搭救，最后被“贬下凡尘，令受颠沛折磨之苦。”

却说正月初六玉帝圣诞之期，太白金星“放下一阵清风”，将金童投胎到洛阳县牛家庄牛员外家。这牛员外年已五十有馀，家财豪富。无奈发妻早丧，其子金成娶媳马氏，夫妇不孝，故而又续娶李氏，三年不育，忽得一子，自是欢悦异常，遂取名金郎。金成夫妇见了。暗自怨恨。光阴荏苒，转眼金郎已是六岁。牛员外数年来“凡事护庇幼子，往往和长子金成吵闹，所以逐日气闷在胸，遂染成一症”，气绝身死，不久李氏亦殁。金成见状，“感动了孝心”，自此颇为怜爱金郎，“惟有马氏执掌内务，雇用九个耕夫锄种田园，但不时将金郎以小故毒打”。金郎八岁时，偶在后花园内放风筝，不慎跌入池中，浸湿衣服，被马氏将“上下衣裤剥得干干净净，一缕无存，手执三丝藤条，浑身上下一阵乱打，打得皮破肉绽，鲜血淋漓，白肉变紫，周身无一点好肉。”幸亏金成及时赶回搭救，又聘了任秀才，在家教金郎读书，不想一年刚过任秀才染病身亡，金郎重又陷入苦海之中。衣不暖，食不饱，早晚挨打受骂。一日，太白金星驾云偶经河南地界，“忽见怨气冲天，拨云一看，始知金童备受折磨”。于是奏知玉帝，遣牛金星下凡化作黄牛与金郎为伴。自是，金郎“日里上山牧牛，夜间牛栏内同眠”。一夜，黄牛忽踢醒金郎，告之明日午饭马氏将在面食里下毒相害，金郎听了，心中留意。第二天，“马氏指着一碗面令其取吃”，金郎端起面碗却不敢食用，马氏见状，伸手便打，不意将“面碗”打落在地，立时化为一道火光”。果然，马氏已在面食里下了砒霜。金成看到别无他法，便请母舅安云生来分折家产。金郎听了黄牛的嘱咐，分家时“只领耕牛一头，馀只衣食而已”。又过了数年，金郎已满十三岁，到了“超升之日”“圆满之期”。玉帝派太白金星下凡点化金郎，金郎吞服仙丹，始知自己乃是金童托化，“恍如茅塞顿开”，于是，化白石为纸，化泉水为墨，化松枝为羊毫笔，写信与金成作别。金成见信倍觉伤感，恰逢马氏在旁唠叨，金成“不觉怒发冲冠，即以书纸向马氏面上掷去，登时脑浆迸裂，倒地毙命”。原来马氏恶贯满盈，书纸又化成了白石。

金郎(金童)随太白金星来到南天门，天已迟暮，暂在神将行宫歇息候旨。忽忆起十三年前与织女相戏之事信步而行，恰与正在天河中洗浴的织女不期而遇，二人久别重逢，悲喜交加。翌日，玉帝降旨封金牛星为护花护情使者，赐金童织女在天河西灵藻宫内婚配团圆。金童、织女“锦帐恩情，天长地久，说不尽你恩我爱的言语”。不料新婚宴尔，终日在宫中盘桓，“忘却了应尽之天职”。触怒了玉帝，派天神天将将二人捉拿，欲将问罪斩首，又亏太上老君一力相助，改罚金童永居天河之西灵藻宫，织女永居河东云锦宫内工织，不得相会。二人临别，相抱痛哭：“常言道：‘快活无非天宫’，不料你我不能脱出苦海，怎不叫你我二人伤心!”分别后，二人彼此思念不已，”灵藻宫并云锦宫二面怨气现于空中，互相交接”。太白金星奏知玉帝，大发慈悲，允许二人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到时，“自有乌鸦、天鹊、龙凤之类联接天河之中，”供二人“两造相会”、“共诉衷肠”。

平话本《牛郎织女》因系出自文人之手，所以在艺术表现方面较之民间传说有其独到之处。如第四回“一旦无常员外病逝，喜怒不测金郎被打”中的一段描写：

光阴似箭，日复一日，又过了新年，金郎已是八岁了。一日正值三月天气，桃红柳绿，金郎独往后花园内，吹放风筝。只见天气晴和，蝶舞花心，儿童玩性，大地皆然。金郎一人也在后花园中顽耍，不料风筝吹了上去，只剩了一根纾线捏在手中，适值那日风气愈大，风筝随风飘上。金郎只管挪索，脚步站立不住，被风一刮，连人拖带，那防桃树旁边有金鱼池一口，其中蓄金鱼之水不过一尺余深，金郎忽然被风拖到池边，“扑咚”失足跌下，那风筝索线也放了飞上天去。金郎跌了下去，浑身衣服浸湿，所幸水不大深，尚无生命之虞，却吃了一饱池水，扶爬起来，抓住石栏，慢慢步履而上。人虽不曾淹死，但衣服却无一点干处，只得立在牡丹阶前，迎着太阳熏晒。若是回到家中，又怕大嫂见了毒打，思及于此，眼中垂泪，仰面朝天叹了一声怨气。

这段文字清新凝练，写景、状物、叙事井然有序，情趣盎然： “吹”、“捏”、“飘”、“刮”、“挪索”、“拖带”、“跌下”、“扶爬”等一连串动词的运用，妥贴自然，生动传神，淋漓尽致地刻划出金郎由喜转悲的复杂心态。这种出色的笔法，即便是在明清一些优秀小说作品中，也是不多见的。

但是，由于作者“立言旨趣，却是齐谐志异，寓意劝惩”，重点在描写织女张七姐、牛郎金童两人的宿缘，通篇弥漫着浓厚的因果轮回的教化气息;织女、牛郎被拆散的原因也被解释为“夫妇终朝不离”，不去朝见瑶池圣母，故而被分置河东、河西。这与民间传说所具有的健康活泼的生活情趣、顽强的反抗精神相比，相去甚远，尤其是对织女形象的有关描写，更显得苍白无力。这或许就是这部小说流传不广的原因吧。

五、牛女故事的异式——董永传说

牛郎织女故事在广泛流传过程中，围绕其基本情节线索，又派生出一个重要的支流，这就是董永传说。其产生缘起正如赵景深先生所说：“人民感受到把牛郎处理为人更觉亲切……这故事的异式董永卖身就显得更为清楚。”董永传说始见于东汉武梁祠石刻画像，他的孝行传说应起于东汉和帝之前;开始向外流传，则至迟在东汉恒帝之前。其最初的传说内容，当如曹植《灵芝篇》所述：

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债家填门至，不知用何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

这里是说，董永家境贫因，一贫如洗，只得靠借债佣作来维持生计，供养老父，以至到了债主催逼上门而无力偿还的困窘地步。幸而董永的至孝之德感动天灵，织女下凡为他织缣偿债，摆脱困境。此后，董永传说经过了从晋干宝《搜神记》到唐代敦煌变文《董永》这样的演化过程，情节内容愈加曲折充实，于是便产生了《董永遇仙传》这样的宋元话本小说。该篇见于明嘉靖年间洪楩所编《清平山堂话本》(又称《六十家小说》)描写东汉中和年间，润州府丹阳县董槐村，有一孝子姓董名永，家贫丧父，典身殡葬。孝心感动天庭，天帝便遣天仙织女下凡做董永的妻子。帮助他织锦偿债，三月后复归天庭，后又留下一子名仲舒，长大成人后经严君平指点，于七月七日在太白山与织女母子相认。明顾觉宇又据此情节编写了传奇剧《织锦记》(一名《天仙记》)其中“槐荫分别”一段尤为生动感人：

(旦)起身之时，与我饯行，又送我盘费银子。大家拿出来一看。(看介)(旦)原来是一锭分开。(生)我想富长者好小气，何不整锭送出来倒好看……(旦)这银子倒有个哑谜。

(生)有甚哑谜 (旦)一定分开。(生)不好，改了。一定錾开……(旦)赛金**又送我一包绒线，打开来看。(看介)(生)怎么赛金**这般小气若是送人，多则一二两，少则三五钱。一根绒线，亏你拿得出手!(旦)也有个哑谜：虽无千丈线，万里系人心，你收了……(旦)**还送我一包果子。(生)行路辛苦，正好拿来止渴。(看介)怎么两个枣子，一个梨儿!亏她担得出手!难道也有什么哑谜(旦)果然，也有个哑谜：早早分离。(生)怎么说出此话!改了，永不分离。

在这里，织女已不再是《董永遇仙传》中那个貌美而淡泊寡情的下凡天仙女，而具有了聪敏、活泼、贤能、忠贞、多情的人格特性。而董永形象较之话本也生色不少，更具生活气息，他的憨直、淳朴与织女的聪慧多情，相得益彰，相映成趣，因而成为劳动人民理想中的恩爱夫妻的典范。

中国传统经典读物

第一类：儒家经典

《四书五经》—— 《论语》《大学》《中庸》《孟子》

《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

《孝经》

《弟子规》

《四书集注》朱熹

《增广贤文》

第二类：史书

《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资治通鉴》

《左传》

《战国策》

《公羊传》

《读通鉴论》王夫之

第三类：老庄荀韩墨孙

《道德经》

《庄子》

《荀子》

《韩非子》

《墨子》

《孙子兵法》

《鬼谷子》

《明夷待访录》

第四类：其他子部古籍

《论衡》

《幼学琼林》

《颜氏家训》

《曾国藩家书》

第五类：先秦文选

《楚辞》

《汉赋》

《昭明文选》

第六类：唐宋诗文

《千家诗》

《唐诗三百首》蘅塘退士

《宋词三百首》朱孝臧

《古文观止》吴楚材

《乐府诗集》郭茂倩

《十八家诗抄》曾国藩

第七类：古典小说戏曲

《红楼梦》

《三国演义》

《水浒传》

《西游记》

《儒林外史》

《聊斋志异》

《世说新语》

《金瓶梅》

《西厢记》

《浮生六记》

《菜根谭》

第八类：工具书文艺理论

《说文解字》

《文心雕龙》

《诗品》

《人间词话》

《书目问答》张之洞

《经典常谈》朱自清

《吾国与吾民》林语堂

第九类：古代科技

《黄帝内经》

《本草纲目》

《梦溪笔谈》

《天工开物》

《山海经》

第十类：宗教

《楞严经》

《金刚经》

《六祖坛经》

《心经》

《普贤行愿品》

《华严经》

《抱朴子》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一、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最初称《诗》，因为汉代儒家学者把它奉为经典，于是叫做《诗经》。《诗经》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雅”是正声雅乐，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是“五经”之一。诗经距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诗经》表现手法上分为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

二、先秦散文

我国古代散文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商朝的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不少完整的句子。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有的长达三、五百字，记录贵族事功、诉讼原委或赏赐情由等等，记叙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这些可以看作是古代散文的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这就是文学史上的先秦散文。先秦散文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前者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后者是儒、墨、道、法等学派的文章，其中如《论语》《墨子》《孟子》等，是孔丘、墨翟、孟轲的弟子对其师言行的记录，《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则为本人的著作。先秦诸子散文风格多样，或气势磅礴，或雄辩锐利，或浪漫奇幻。诸子散文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楚辞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歌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楚辞的创作手法是浪漫主义的，它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且具有浓郁的楚国地方特色和神话色彩。与《诗经》古朴的四言体诗相比，楚辞的句式较活泼，句中有时使用楚国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

　　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四、汉赋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是古典文学中影响深远的体裁。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杨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五、南北朝民歌

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南朝民歌中的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朝民歌中的叙事长诗《木兰诗》，分别代表着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南北朝时代，也像汉代一样，设有专门的乐府机关，采集诗歌，配合音乐演唱。这些乐府诗中有民间歌谣，也有贵族文人的作品；其中民歌部分更为新鲜活泼和艺术的魅惑力量。

六、唐诗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的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般。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

七、宋词

词，诗歌的一种。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始于唐，定型于五代，盛于宋。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风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

词最早起源于民间，后来，文人依照乐谱声律节拍而写新词，叫做“填词”或“依声”。从此，词与音乐分离，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的格律诗。五、七言诗句匀称对偶，表现出整齐美；而词以长短句为主，呈现出参差美。词有词牌，即曲调。有的词调又因字数或句式的不同有不同的“体”。比较常用的词牌约100个。词的结构分片或阕，不分片的为单调，分二片的为双调，分三片的称三叠。按音乐又有令、引、近、慢之别。“令”一般比较短，早期的文人词多填小令。“引”和 “近”一般比较长，而“慢”又较“引”和“近”更长，盛行于北宋中叶以后，有柳永“始衍慢词”的说法。依其字数的多少，又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

　 宋词的派别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柳永、李清照、秦观、晏殊、晏几道、周邦彦、姜夔等。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岳飞、陈亮等。婉约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豪放派的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北宋黄庭坚、晁补之、贺铸等人都有这类风格的作品。南渡以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蔚然成风，辛弃疾更成为创作豪放词的一代巨擘和领袖。豪放词派不但屹然别立一宗，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沾溉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

八、元曲

继唐诗、宋词之后蔚为一文学之盛的元曲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时期。一般来说，元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是元代文学主体。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曲的兴起对于我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卓越的贡献，元曲一出现就同其他艺术之花一样，立即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文人咏志抒怀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为反映元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崭新的艺术形式。元曲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复杂的原因。首先，先代的社会现实是元曲兴起的基础，元朝疆域辽阔，城市经济繁荣，宏大的剧场，活跃的书会和日夜不绝的观众，为元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次，元代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化，促进元曲的形成；再次，元曲是诗歌本身的内在规律及文学传统继承、发展的必然结果。

元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初期：元朝立国到灭南宋。这一时期元曲刚从民间的通俗俚语进入诗坛，有鲜明的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和犷放爽朗、质朴自然的情致。作者多为北方人，其中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王小军、白朴等人的成就最高，比如关汉卿的杂剧写态摹世，曲尽其妙，风格多变，小令活泼深切，晶莹婉丽，套数豪辣灏烂，痛快淋漓。马致远创作题材宽广，意境高远，形象鲜明，语言优美，音韵和谐，被誉为元散曲中的第一大家“曲状元”和“秋思之祖”。中期：从元世祖至元年间到元顺帝后至元年间。这一时期的元曲创作开始向文化人、专业化全面过渡，散曲成为诗坛的主要体裁。重要作家有郑光祖、睢景臣、乔吉、张可久等。末期：元成宗至正年间到元末。此时的散曲作家以弄曲为专业，他们讲究格律词藻，艺术上刻意求工，崇尚婉约细腻、典雅秀丽，代表作家有张养浩、徐再思等。总之，元曲作为“一代之文学”，题材丰富多样，创作视野阔大宽广，反映生活鲜明生动，人物形象丰满感人，语言通俗易懂，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不可缺少的宝贵遗产。元曲四大家：一说法是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一说法则是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

九、明清小说

在魏晋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小说的基础上，中国古典小说开始进入成熟阶段。小说伴随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发展起来。宋代前後﹐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都市的繁荣﹐为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场所和观众﹐不断扩大的市民阶层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又大大地刺激了这种发展﹐从而产生出新的文学样式──话本。话本已初具小说规模﹐在以后的流传过程中又不断加入新的创作﹐逐渐成熟。明代经济的发展和印刷业的发达﹐为小说脱离民间口头创作进入文人书面创作﹐提供了物质条件。明代中叶﹐白话小说作为成熟的文学样式正式登上文坛。

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从明代始﹐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充分显示出其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现代小说转变的时期。

明代文人创作的小说主要有白话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两大类。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收集白话短篇作品较多而且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明末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辑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其后，凌蒙初模仿“三言”创作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三言”、“二拍”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更直接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其中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占很大的分量，这类作品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进步的爱情婚姻观念，批判了封建礼教的不合理性，歌颂了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和幸福生活的斗争。明代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

清代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给小说创作以深刻影响。清初至乾隆时期是清小说发展的全盛时期﹐数量和质量﹑内容和形式﹑风格和流派与前代相比都有较大发展。清代小说基本是文人的创作﹐虽有历史﹑传说等素材的借鉴﹐但作品多取材於现实生活﹐较充分地体现了作者个人的意愿﹐在结构﹑叙述和描写人物各方面也多臻於成熟的境界。乾隆年间产生的《聊斋志异》和《红楼梦》﹐分别把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创作推向顶峰。文言小说自唐传奇以後虽历代续有新作﹐但多叙事简单﹐文采不足﹐至《聊斋志异》则如异峰突起。作者蒲松龄用文言如白话﹐颇有传神之笔﹐小说主人公多为狐鬼﹐但形像可爱﹐富於人间情趣。它代表了文言小说的最高成绩。

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到了明清时期步入了成熟期。就文学理念、文学体式和文学表现手段而言，明清小说以其完备和丰富将叙事文学推向了极致。从明清小说所表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丰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