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十通：是指我国古代十部闻名的政书，包括：唐代杜佑根据刘秩所编《通典》，宋代郑樵编纂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清朝的《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皇朝（清）通典》、《皇朝（清）通志》、《皇朝（清）文献通考》和清末刘锦藻所编《皇朝（清）续文献通考》。“十通”使我国几千年的古代典章制度有了系统完整的记载。2四分法指关于典籍文献的四部分类法。起源于魏晋之际，初步成熟于东晋时期。唐初修《隋书经籍志》，继承前代，正式确立经、史、子、集名称，概括各类书籍性质内容。3元朝马端临积二十余年功力著成《文献通考》，为一部著名的典章制度通史。与杜佑《通典》、郑樵《通志》并称为“三通”。4《通志》，宋郑樵撰。本书是仿《史记》的体例，收罗上起传说中的三皇、下迄隋唐之史料而编成的一部通史著作。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成书。全书200卷，附考证3卷，内容极广，包括了本纪、年谱、世家、列传、载记和二十略。其中纪传终于隋，礼乐刑政诸略止于唐，艺文、校雠二略止于北宋。此书发凡起例，贯穿各史书志，包举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源流，提供了有关古代社会和自然的各种知识，在史学上颇有贡献。其最大价值在于“二十略”，除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五略多据前人典章加以论述外，余下十五略多为阐述个人见解，而且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等五略为旧史所无，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等略亦颇有可取之处，有较高的文化史、学术史价值。有商务印书馆1935年影印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重印本。5《古今图书集成》 清陈梦雷原编，蒋廷锡奉敕校补，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体例最完善、用途最广的一部类书。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编成。全书10000卷，分为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等六汇编。汇编之下又分32典，典下分部，共6117部，每部设有“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项，无者缺之。它集古代图书之大成，搜罗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历史、地理，以及天文、气象、地质、矿产、农业、牧业、渔业、手工业、工程技术、数学等各方面的资料，其中保存明代文史资料特多，西学传入也多有反映。此书不仅收罗丰富，而且分类细密，体例完善，检索甚为方便6"十三经注疏正义“ 宋佚名编，清阮元撰校勘记，嘉庆二十年（1815年）南昌府学刊本，中华书局1982年据原世界书局缩印本影印出版。十三经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历代注疏本甚多，且单独成书。南宋绍兴间始有合刊本，共416卷。包括：《发表于 2009-08-24 02:36:44 引用 1 楼 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论语注疏》、《孝经注疏》、《尔雅注疏》、《孟子注疏》。 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论语注疏》、《孝经注疏》、《尔雅注疏》、《孟子注疏》。7蜀本：宋代四川地区所刻的书，世称“蜀本”。蜀本特点是：字体多似颜体，字画肥劲朴厚，结构架势雄浑壮丽，版式疏朗悦目。版心大都是白口，左右双栏，没有耳子。版心下端多有刊工姓名。纸张雪白，校勘精当，可与浙本相媲美。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评宋刻本书：“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由于在宋末元军进攻四川时大肆焚毁抢掠，因而蜀本流传至今，比浙本、建本要少得多了。蜀本中又可分为成都本、眉山本。8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书籍。四书又称为四子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五经是《诗经》（《诗》）、《尚书》（《书》）、《礼记》（《礼》）、《周易》（《易》）和《春秋》等五本儒家经典的合称，是“六经”、“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的一部分。9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1773年5月1日，清朝开设《四库全书》编纂馆。 由总纂官纪昀（晓岚）穷毕生精力，率三百六十位一流学士成书于公元1782年3月12日，该书包括经、史、子、集四部，3461种书目，79039卷，总字数将近10亿，可谓超级文化大典。《四库全书》为后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较完善的文献资料。10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编撰于明永乐年间，历时六年（1403—1408年）编修完成，初名《文献大成》，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全书22937卷，11095册，约37亿字，它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其他百科文献，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是一部集大成的旷世大典，与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和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相比，都要早300多年。《永乐大典》屡遭浩劫，正本不知去向，副本今存不到800卷，约为原书的4%，《大英百科全书》称之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南华是指《南华经》，其本名为《庄子》。《庄子》一书是战国早期庄子及其门徒所著，在汉代道教以后，尊称为《南华经》，并且封庄子为南华真人。

　　“南 华” 起 源 考

　　贾岛《病起》诗：“灯下《南华》卷，祛愁当酒杯。”苏轼《满庭芳·归去来兮》：“已矣乎!吾生有命归有时，我初无行亦不无留，驾言随子听所之，岂以师南华而废从安期。”“南华”一词，前者指《庄子》一书，后者则指庄周，然不知庄子之号“南华”，最早起源于何时

　　据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二百十一)云：“(《庄子》唐始号《南华真经》。”①李叔还《道经词典》释“南华真经”云：“唐时称庄子为南华真人，故庄子书号《南华真经》。”②《汉语大词典》(第1卷895页)释“南华”为“《南华真经》的简称”，又释“《南华真经》”作“《庄子》的简称，始于唐代。”③《辞源》(修订本)释《南华经》云：“也叫《南华真经》，……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虽然尊《老子》、《庄子》为经典，但还没有‘南华’这一名称。至唐天宝元年二月号庄子为‘南华真人’，始尊称他所著书为《南华真经》。见《唐会要》五十杂说、《旧唐书·玄宗纪》。”④

　　查《旧唐书·玄宗本纪》(卷十)云：“(天宝元年二月)丙申，庄子号为南华真人，文子号为通玄真人，列子号为冲虚真人，庚桑子号为洞虚真人，其四子所著书改为真经。”⑤又《唐会要·尊崇道教》(卷五十)云：“天宝元年二月十二日，追赠庄子为南华真人。所著书为《南华真经》，文子、列子、庚桑子宜令中书门下更讨论奏闻，至其年三月十九日，宰相李林甫等奏曰庄子既号‘南华真人’，文子请号‘通玄真人’，列子号‘冲虚真人’，庚桑子号‘洞虚真人’，其庄子、文子、列子、庚桑子，并望随号称从之。”⑥

　　很明显，以上诸家认为庄子号“南华”，或为南华真人，称其书为《南华真经》，是从唐代开始的，确切地说是从天宝元年开始的，他们的根据是《旧唐书》和《唐会要》的记载，均以南华是庄子，这是对的，然而他们认为这称号起源于“天宝元年”后，则并不确切。

　　其实，在天宝以前已有庄子号“南华”的史料记载：

　　初唐四杰之一杨炯《原州百泉县令李君神道碑》云：“及其玄黄再造，日月重轮，功成而不居，名遂而身退。南华吾师也，新居贱职；东方达人也，安乎卑位。”⑦这里的“南华”即指庄子，诗人生活在高宗、武后时期(公元650-公元693后)，《旧唐书·杨炯传》载“(杨炯)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无何卒官。中宗即位，以旧僚追赠著作郎”⑧。说明在唐中宗即位(公元705年)时，杨炯已不在人世。而天宝元年则在公元742年，可见在天宝元年之前，就有庄子号“南华”的称号。

　　又在敦煌写卷P�2390《失题道经》中引“南华论”⑨，共出现了八处，兹摘录于下：

　　(1)南华论云：“道恶乎隐而有真伪 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

　　(2)南华论坛：“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 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 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是以往，巧厝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乎适焉，因是已!”

　　(3)南华论云：“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

　　(4)南华论云：“有始也者，有本未始有有无也者，未有始夫未始有，有无也者，俄而有有无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

　　(5)南华论云：“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

　　(6)南华论云：“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7)南华论云：“大请问道乎无无始始曰：“有问道而应之者，不知道也。虽问道者，亦未闻道。道无问，问无应。”

　　(8)南华论云：“不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也。”

　　《隋书·经籍志》：“《南华论》二十五卷，梁旷撰，本三十卷。”又《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作“梁旷《南华仙人庄子论》三十卷”。可见在唐时《南华论》已改为《南华仙人庄子论》，然此后《宋史·艺文志》及《崇文总目》未收，也未见载于《道藏》，大概至宋代此书已亡。而在敦煌写卷P2390中引用了它的话，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一点此书的情况。将上揭引文与《庄子》对照，其中的(1)、(2)、(4)出自《庄子·齐物论》，(3)出自《庄子·刻意篇》，(5)出自《庄子·天道篇》，(6)出自《庄子·逍遥游篇》，(7)、(8)出自《庄子·知北游篇》。上述引文中，除有几字与通行本《庄子》稍有出入外，大体是《庄子》的原文。据此可知《南华论》即是论《庄子》，“论”是梁旷对《庄子》一书的评或释。可以肯定P2390《失题道经》所引的“南华论云”出自梁旷的《南华论》一书。由此可知在南朝的梁时已出现了“南华”之号。

　　以上两件史料，说明庄子号“南华”应该不晚于南朝的梁代。

　　注：

　　①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733页。

　　②李叔还《道经词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149页。

　　③《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第1卷895页。

　　④《辞源》(修订本)(1-4册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2313页。

　　⑤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册215页。

　　⑥《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07册646页。

　　⑦《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4上，第194卷1965年。

　　⑧注同4，第15册5003页。

　　⑨黄永武《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120册179-183页。

第一章《论语》解读

　　第一节 孔子

　　孔子是《论语》的主要作者，解读《论语》，必须首先了解孔子。

　　《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纥，母颜氏。以鲁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岁，十一月庚子，生孔子于鲁昌平乡陬邑。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及长，为委吏，料量平；为司职吏，畜蕃息。适周，问礼于老子，既反，而弟子益进。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齐，鲁乱。于是适齐，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公欲封以尼溪之田，晏婴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鲁。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强僭，其臣阳虎作乱专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则之，遂为司空，又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会齐侯于夹谷，齐人归鲁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为季氏宰，堕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堕成，围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摄行相事，诛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鲁国大治。齐人归女乐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行。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适陈，过匡，匡人以为阳虎而拘之。既解，还卫，主蘧伯玉家，见南子。去适宋，司马桓魋欲杀之。又去，适陈，主司城贞子家。居三岁而反于卫，灵公不能用。晋赵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将西见赵简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灵公问陈，不对而行，复如陈。季桓子卒，遗言谓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孔子如蔡及叶。楚昭王将以书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又反乎卫，时灵公已卒，卫君辄欲得孔子为政。而冉求为季氏将，与齐战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归鲁，实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书传礼记。删诗正乐，序易彖、系、象、说卦、文言。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十四年庚申，鲁西狩获麟，孔子作春秋。明年辛酉，子路死于卫。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丧三年而去，惟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鲤，字伯鱼，先卒。伯鱼生急，字子思，作中庸。”

　　从《论语》里看，孔子是个“四影人”：首先，作为普通人和教师的孔子，是个有人情味的有同情心的有人性的善良人，是个能够不论贫富贵贱而平等对待学生以及因材施教、为人师表的好老师；但是，又是个愤世嫉俗的情绪化的语文教师，不是个思维慎密的数学教师；其次，作为圣人的孔子，是个思想混乱、观点自相矛盾，而又装腔作势、说大话、空话、假话和故弄玄虚的神秘兮兮的伪君子，是个心胸狭隘、固执己见、排斥其他学派的顽固守旧的老朽；不是个懂得逻辑推理的理性思维的哲学家；再次，作为求生存的孔子，是个为了功名利禄而四处奔波、到处碰壁的又可怜又可嫌的丧家之犬；不是个耐得住寂寞的守得住节操的文人；最后，作为一旦得势的官僚政治家的孔子，是个阿谀逢迎君王的奴才，是个对小人、庶民和异议人士，凶相毕露、心狠手辣的恶官酷吏，譬如杀少正卯和辱骂、毒打原壤。孔子的好品质是作为个体存在的，对后来知识分子有好的影响，特别是对教育有正面作用。孔子的恶劣品质是作为集体存在的，对后来的儒生立志和做官有极其恶劣的影响，特别对既得利益集团影响极坏。

　　第二节 《论语》

　　《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语录体文本。

　　何氏曰：“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别有问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古论出孔氏壁中，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

　　程子曰：“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

　　程子曰：“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虽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语句句是事实。”“学者先读《论语》《孟子》，如尺度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

　　可见，《论语》是儒家的第一经典，是《六经》中其他经典理论的理论大前提，所有儒家思想理论只不过是对《论语》基本原理的发挥和实用，弄清了《论语》的基本原理也就弄清了儒家基本思想观点。汉儒、宋儒都是在阐释、捍卫和发展《论语》原理的学派。

　　第三节 评述《论语》

　　《论语》是语录体，语录体本来就缺失论证，又加上作者思想混乱，就显得思想内容更加杂乱、重复和前后不能一贯而难以自圆其说。“看来中国人缺乏心智的伟大之光，对证明的艺术一无所知，……”《论语》被莱布尼茨言中了。就认识论而言，孔子和他的弟子们都是一些情绪化的人，只凭着情绪发泄去就事论事，并无理性思维，更不知道逻辑推理。就思想体系而言，孔子回避形而上学问题，把伦理学与政治学混为一谈，划分不清，定义不明，“不如古罗马西塞罗的道德教条说得有条理”（黑格尔语）。

　　所以，这里对《论语》逐句逐段地评述，以便把握《论语》的基本原理，揭示《论语》作者的智慧只停留在伦理学层面上，并未上升到形而上学层面；思维是线段形的中庸思维方式，缺失逻辑推理的理性思维；伦理学的人性论只停留在“仁义礼智信”的人的习性（社会性）层面上，宣扬“天才”论和亲疏尊卑的等级论，没有上升到人的天性层面上；政治学基本原理是维护君王专制，宣扬“天命”论和礼制论；君子的人生观是追求入仕做官，在忠君中获取功名利禄，极其鄙视做农做工行商的所谓“小人”、“庶民”和做家务事、防线织布的女人；在教育学方面有好的影响和坏的影响；等等。

　　在春秋时期，孔子在诸侯王眼里是不受欢迎的人，在知识界里是被人瞧不起的文人；孔子思想是不被诸侯王所接受的，是遭到诸子百家中多数的“子”和“家”批判或者不屑一顾的。譬如，老子在孔子求教时就直截了当地教训孔子不懂“道”而自以为是，与孔子同时代的晏婴、接舆、长沮、桀溺、田野丈夫都认为孔子浅薄而懒得见面，孔子之后的杨子、墨子都猛烈批判孔子思想。赐封孔子为圣人的是宋徽宗，实现儒教治国的是朱洪武，“独尊儒术”是朱洪武以后六百余年的事情。所以儒生们应该大力歌颂宋徽宗和朱洪武，而不要伪造历史，横拉乱扯出两千余年的“独尊儒术”的事情来。

　　黑格尔说：“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是理性——叫做道。道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源。老子的著作，尤其是他的道德经，最受世人崇敬。”“孔子，《论语》这篇著作，通篇不过是一些没有证明的杂乱的道德教条，这些教条，任何文明的民族都有；这些教条，不如古罗马西塞罗的道德教条说得有条理。”

　　我读《论语》并没有程颐那种“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的感受，倒有黑格尔和莱布尼茨的感受。

　　第四节《论语》解读

　　本书所取《论语》版本是：民国时沈知方主稿 蒋伯潜注释的《四书读本》，现在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里对《论语》逐条注疏和解说，力排汉儒、宋儒的曲解，力争恢复孔子等人的原义。凡是重复的内容，作出说明，不重复评述，共有五处；凡是把前后内容断开的某条语录，放到连贯内容的后面，共有四处。

　　卷一　学而第一

　　1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注：（1）学，《说文》：“学，觉悟也。”朱熹《集注》：“学之为言效也。……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也。……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现代汉语词典》：“学，2模仿。”《论语》里的“学”，都是理解、效法古圣贤的礼乐言行的意思，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古圣贤的礼乐言行又是记录在书本里的，所以“学”又有读书的内容。（2）习，《说文》：“习，数飞也。”《现代汉语词典》：“练习，熟悉，习惯。”这里的“习”是熟悉到运用自如境界。

　　译文：教师，首先理解和效法古圣贤的礼乐言行而又能够时时在自己实践中运用自如，不是情理舒畅了吗？然后就会有弟子从远方来求学，不是心情快乐了吗？最后做到弟子不理解自己时而教师并无怨恨的情绪，不就是君子吗？

　　评述：论教师。文中省略了主语“教师”。可见孔子十分重视教育，教育的根本在于教师，所以《论语》开篇论述教师。这里对教师的学识、心态和情绪提出了三个要求，对后世教育的具有良好影响。这三个要求所强调的都是书本知识，即后文所强调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和“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就是不允许教师和学生批判古圣贤言行，也就是不允许有独立思考，那么教师势必是填鸭式教学方法，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对后世教育具有不良影响。

　　2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评述：论“孝悌”是孔子教育的首要思想内容。弟，同“悌”。这里提出了几个基本概念：孝悌，仁，道，本，但是没有作出定义。在这些概念中，孝悌是母概念，是本体；仁是子概念，是末用；道是说辞。孝悌的目的或者说社会效果是安守本分、不犯上作乱。君子务本就是务不能犯上作乱的“忠孝”事业。孔子的亲疏尊卑等级以及仁义、礼乐、礼制等等思想观点都源于孝悌。很显然，孔子的“孝悌”，就是农耕社会的血统论，是家长专制思想，是儒家的思想根本，是帝王“家天下”和统治教育权利的思想理论依据，是儒生们一生为了追求光宗耀祖而入仕做官和进行窝里斗的思想理论依据，是中国普通人的中华民族劣根性——奴性的源泉，是道家、法家和佛家思想理论的死对头，是一切形式的民主法治思想理论的死对头，是天下人共识的死对头，是福利社会的死对头。可见，孔子教育内容是十分狭隘的农耕君王专制“家天下”的专制政治学，教育方针是：“‘家天下’专制政治是统帅。”

　　本来，孝悌，是一种父母儿女和兄弟姐妹的自然血缘情感，孝，是儿女对父母养育后而产生的恭敬和热爱之情；悌，是弟妹对兄姐爱护而产生尊敬和喜爱之情。父母养育儿女和兄姐爱护弟妹是动物世界的一种自然情感和义务，儿女对父母和弟妹对兄姐只有情感而无义务，这是自然法则。这种自然法则运用到人类社会来，就是人间法规，赡养老人是社会公共福利的事情。孔子却把一种自然血缘情感上升为社会法理，并且片面强调“孝悌”，而忽视父母对儿女和兄姐对弟妹的自然义务，由此还产生出所谓的“报父母恩”等等丧失自然情感的理论。这就违背了两条基本原理：其一，把情感与法理和义务混为一谈，并且本末倒置；其二，人间法脱离了自然法，法理违反人性。这种“孝悌”法理，必然是强权政治法理，是为恶强人欺压善弱人服务的。关于“三年守孝”见下文“卷九　阳货第十七”356条评述。

　　3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注：鲜，少。

　　评述：从一个人的言辞和神色上来评判思想观点：阿谀奉迎，很少有仁的思想。孔子就以这一句去定罪少正卯，杀了少正卯。在儒家看来这是大罪。如果这样，孔子也该杀，在齐国晏婴眼里，孔子也是个“巧言令色”之徒，“去适宋，司马桓魋欲杀之（《史记》）”。儒生们都该杀，因为他们个个都“务不能犯上作乱的忠孝事业”而去“入仕做官”，不可能不“巧言令色”。

　　4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注：传，郑玄注：“鲁读‘传’为‘专’，今从古。”朱熹注：“尽己之谓忠；以实之为信；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可谓得为学之本矣。”

　　评述：曾子在现身说法，说修身的三大内容。这一条语录，是自古至今的儒生们耳熟能详的、脱口而出的教条，被吹嘘为修身的三件大事和做人的三大原则。“传不习乎？”，意思是：只专于知识而不会运用吗？不管是朱熹注还是郑玄注，意思都是做人要“忠”、“信”、“习”。 “忠”什么？“为人谋”。“信”什么？“与朋友交”。“习”什么？“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样理解，仍然使人无法做到。“忠”是为忠于君主、君子、亲人、善人“谋”呢？还是为忠于庶民、小人、外人、恶人“谋”呢？按照学习来的古人行为去“习”，是“习”善行还是“习”恶行呢？“传”是传善理知识而“传”、“习”还是恶理知识而“习”呢？谁也无法把握分寸。曾子说话如此遮遮掩掩、模模糊糊，是曾子心地阴暗还是连话也说不清楚呢？所以，这条语录是万万相信不得的，是谁也做不到的。所以黑格尔说：“《论语》里的教条不如西塞罗的教条明确。”今人不要再被这条语录愚弄或忽悠了。

　　5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评述：君王治理大国的三件大事：谨慎政务要讲信用，节用财力要爱护国人，役使民工要不误农时。这三件大事说的都是君王行使国家权力的事情，国民没有权力而只能被治理，主权在王而不在民。不管说得多么漂亮，在国民不能成为国家主权体的社会里，谁也无法保证君王会按照孔子说的去办。所以，这三件是维护君王专制的“家天下”的，是实现民主法治的阻力。

　　6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评述：这条语录说了两个层次的内容：行，文。“行”的内容是孝悌和泛爱众，“文”的内容是“诗书六艺”。“行”在前，是主，是“亲”，是先天的；“文”在后，是次，是疏，是后天的。这样界定“行”、“文”及其关系，是认识模糊而思想混乱。在“行”里，行孝悌就会有亲疏之别，能够“亲仁”，而不可能“谨而信”，更不可能“泛爱众”。所以，这是一条定义不明、划分不清、混淆是非、没有逻辑、认知低能、不能自圆其说的教条。

　　7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评述：对“贤贤易色”句，鸿儒们的解释众说纷纭，歧义众多。朱熹说：“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意思是：贤人就贤在清除了人的好色之心。宋翔晟的《朴学斎札记》的解说最有条理：“‘贤贤易色’，明夫妇之伦；‘事父母能竭其力’，明父子之伦；‘事君能致其身’，明君臣之伦；‘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名朋友之伦。孟子谓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故末句云：‘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中庸》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故‘贤贤易色’列于首句。”

　　朱熹的解说与程颐的“存天理，去人欲”相一致。可见，宋儒的道学家、理学家是极端迂腐狭隘的一伙，连夫妇之伦也不懂，极其仇视妇女，不承认自己是女人生的，不承认自己也是从他们所说的*乱而不洁的阴道里出来的，他们不是人生的。他们把妻妾当着衣物，随时去旧换新；他们把女人看着泄欲和生殖工具，娶妻纳妾是为了满足男人的性欲和尽孝的需求。

　　宋翔晟的解说与《孟子》和《中庸》的观点相一致，也与孔子的观点相一致。孔子承认夫妇之伦，在删诗时，把“关关之鸠”放在《诗经》的第一篇。孔子鄙视女人“难养”，但是不仇视女人，承认自己是从女人的阴道里生出来的。

　　子夏这条语录说了三个伦理：夫妇之伦，是孝，是夫权，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君臣之伦，是忠，是君权，所谓“取忠臣于孝门之子”；朋友之伦，是悌，是仁义，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就是君王专制的“家天下”的伦理秩序。这种伦理秩序当然与民主法治的福利社会是水火不容的。

　　8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评述：对这条语录，鸿儒们的解释莫衷一是，胡乱猜测，这是鸿儒们心地阴暗的表现，也与孔子语焉不详有关系。这句话的主语是“君子”，后面是各自独立的五个单句，说的是君子的五个品质。“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是否定句式，“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是肯定句式。简言之：持重威仪，效法礼乐不动摇，坚持忠信品质，没有比自己低微的朋友，有错误不畏惧改正。这五个品质，只有“过则勿惮改”是美德，其余四个都是恶德。“不重则不威”，是装腔作势，做伪君子；“学则不固”，是被恶习所牢笼而顽固不化；“主忠信”，是忠君和信任狐朋狗党；“无友不如己者”，是攀附权贵，阿谀奉迎。

　　9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评述：慎重地祭祀死去的祖人要追及久远的祖先，这种尽孝习俗就会感化庶民的道德回归到深厚处。这是一种直言推理式，尽孝是民德深厚的原因或前提条件。很显然，尽孝这个条件不充分，原因不充足，不能推理出民德深厚的结论。其一，孝是许多自然情感中的一种，道德是各种自然情感的升华。其二，“慎终追远”是一种人为的行孝的表现形式，是对死者寄托哀思，孝更多的表现是对活着的老人的尊敬，如此片面的对死者表现孝的一种形式，怎么能推理出道德深厚呢？更何况祭祀最容易流于形式，过度了，反而在伤风败俗。其三，历史是的皇帝都宣称自己是“以孝治国”，不但祭祀祖先，还祭祀天地，“民德归厚”了吗？历史上的达官贵人都宣称自己是孝子贤孙，他们实际上做到了吗？。这条语录不是真理，而是谬论。

　　10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评述：这段话是子贡为孔子的“求之”作辩护。子贡的辩护是：把“求之”偷换成“得之”，“得之”的理由是“夫子温、良、恭、俭、让”。这种辩护当然是荒谬的，哪有具有“温、良、恭、俭、让”品质的人就一定知道那个国家的政治情况的？于是，子贡就狡辩：“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译文：即使孔子是求来的，我想也是不同于别人的求吧。）可见，儒生们都是门户之见的巧言令色之徒。

　　11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注：观，表现。

　　译文：父亲活着，儿子没有权力只能表现他顺不顺从父亲的志向；父亲死了，儿子有自主权力就要表现他按不按照父亲的遗志去作为的行为；在守孝三年里，儿子的行为表现没有违背父亲的待人处事的规矩，那才可以叫做孝。

　　评述：这条语录省略了主语“儿子”。这里所说的“孝”是十分荒谬的。

　　孝，本来是一种天伦之情，儿女对父母尊敬，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血缘感情；在非福利社会里，尽心尽力地赡养父母是一种义务。这种血缘感情，可以根据各人的情况不同而有厚薄之别，不是平等的，同时随着父母的死亡也会慢慢淡化，不应该给后人带来精神负担。这种义务，也根据情况不同有轻重之别，不是平等的，同时随着父母的死亡也就消失了，不应该给后人造成物质负担。而在福利社会就没有儿子赡养父母的义务，而是社会上所有青年人通过纳税的形式去赡养所有老人的义务。

　　孔子却要求：父母亲活着时候，儿子不仅具有赡养父母的义务，更重要的是按照父亲制定的规则去待人处事，顺从父亲的思想，养成父亲的习性。父亲死了，儿子当家作主了，三年不能改变父亲的规矩，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孔子把“孝”这种血缘感情说成是“孝道”和义务，是一种法理了。这就混淆了感情与法理两个不同的范畴或概念，情与理混为一谈，就弄出荒谬的“孝道”来。“孝道”是孔孟之道的最大、最基本的原理，是感情高于法理，要求和赞扬“徇私枉法”，父亲搞邪门歪道，儿子也要顺着。所以，“孝道”是青年人的思想牢笼，是窒息自然智慧和创造力的污泥浊水，是建立民主法治的福利社会的思想障碍，是各种邪门歪道的根源，是谬论。

　　12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译文：礼的运用方式，以和让最为高级。在先王所制定的道德中礼是最高美德，事无大小、人无大小都由礼来决定。如果不能按礼去行动，只知道一味地去和让，不用礼去节制和让，那种和让是不可以去执行的。

　　评述：这条语录论述“礼”与“和”的关系。“礼”是“和”的本体，“和”是“礼”的末用；“礼”节制“和”，“和”由“礼”而发出。事无大小、人无大小，都要遵循礼去和让，不然的话就“和而不流”（《中庸》）。“礼”是先王制定的道德中最高的美德，所以要“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里使用“礼”的频率高，但是没有定义“礼”。依据《论语》所说的“礼”的意思是：礼仪和礼制。礼仪是对事无大小、人无大小的日常生活行为的贵贱等级的严格要求和限制，礼制是维护礼仪的制度，越礼就会受到制度的惩罚；礼仪是复杂的，礼制是严酷的。礼仪和礼制都是大人、男人、上智治理小人、女人、下愚的礼法，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由此而来。所谓“先王”是指制礼乐的周公，孔子说：“吾从周”。所以“礼”就是“周礼”。“和”是周礼的运用，是君子之间的礼让，与小人没有关系，小人只能服从、顺从，所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于是，在““礼之用，和为贵”之下，周王朝就稳定而和谐了，即所谓的“和谐社会”。这种“礼之用，和为贵”是维护特权阶层的既得集团利益的，是压迫和剥削庶民的工具，是与民主法治水火不容的。

　　13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注：（1）复，重复，反复。（2）因，《毛传》云：“因，亲也。”

　　译文：信与义的意思相近，可以相互重合解释；恭与礼的意思相近，鞠躬有礼就会远离耻辱；亲其所亲，也可以得到人们的尊敬。

　　评述：这条语录罗列了信与义、恭与礼、因与亲等三组概念，每组作了比较。但是，界定不明，语焉不详，意思模糊，引起多种多样的解说。宋儒的解说纷乱，随心所欲地添加了许多溢美之词，这里不引用了。这条语录是对君子的要求，君子是做不到的，小人更无需去做到。

　　14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评述：这条语录对君子提出四个要求，与小人无关。“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君子是做不到的，不奢侈就是庶民的万幸了，孔子本人就“肉不厌精”、“危邦不入”。小人当然是追求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的满足，没有奢侈的权利。“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是语焉不详的大话、空话、假话。

　　15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评述：在小人看来：“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比“贫而乐，富而好礼”的品质好一些。“贫而乐”，是君子做不到的；“富而好礼”，就是以“礼”来压迫和剥削小人，是为富不仁。孔子的观点时时处处与小人相反，总是要欺负和奴役小人。

　　16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评述：赞扬子贡懂得《诗》。

　　17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译文：不要担忧别人不了解自己，但是要担忧自己不了解别人。

　　评述：这是告诉君子一条做人原则：要善于隐瞒自己，了解对方，以便以阴谋取胜。一个善良人，是光明磊落的，应该担忧别人不了解自己，为了别人了解自己，就要去演说，公开自己的主张，公开自己的财产；同时，也要担忧自己不了解别人，致使误解别人和给别人造成危害。

问题一：中国四大古书叫什么 这是中国四大古书？？？不是吧，，，，完美落幕。。虽然我不知道四大，，不过，，有，史记,左传,道德经,山海经,尚书,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周易》、《周礼》、《礼记》、《诗经》、《孝经》、《尚书》、《春秋》、《史记》、《尔雅注疏》、《说文解字》、《史记》、《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国语》、《水经注》、《战国策》、《本草纲目》、《茶经》,九章算术 ,烈女传,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图书集成（其次是明朝的永乐大典）。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纂，历时9年成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整套书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的重要古籍（一部分被列为禁书），涵盖了古代中国的几乎所有学术领域。

问题二：中国古书有哪些 菜 根 谭

《菜根谭》妙语

经文概述

作者简介：老 子

道 德 经

道教简介

作者简介：鬼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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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谷四友

《黄帝内经》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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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灵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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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宗吾

厚 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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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图洛书概述

河图洛书

河洛研究

中华百家姓

中华百家姓起源

论 语

棋经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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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炉夜话

古训《增广贤文》

朱子治家格言

《奇门遁甲》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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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门遁甲基础理论

北 山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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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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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概述

作者简介：周文王

周易 六十四卦

问题三：中国四大古籍出版社是哪四大？？ 好像没中国四大古籍出版社这说法吧，中华书局第一，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二，接下来的就不好排名了，只能说国内目前出版古籍的最好的有下面这几家：

中华书局俯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书店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

江苏古籍出版社（现改成凤凰传媒，凤凰传媒下面有一群出版社）

浙江古籍出版社

北京古籍出版社

岳麓书社

齐鲁书社

黄山书社

后面的分不出高低。如果满意的话请采纳，谢谢！

问题四：买cd－rw好还是dvd－rw好啊？ 当然dvd-rw了，因为一张盘就顶cd的7张。比如你刻一部20集的压缩电视连续剧，你最少得买15张cd盘，但同样2张dvd盘就刻下了，随着你东西越来越多，你会发现光盘包根本装不下那么多cd，而且找耽西也很麻烦。

dvd-rw好象现在才500左右，去买吧，挺好的。

问题五：中国古代有哪些有名的古书？ 十三经

《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 、《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二十四史

史记 ( 汉・司马迁 ) 汉书 ( 汉・班固 ) 后汉书 ( 南朝宋・范晔 )

三国志 ( 晋・陈寿 ) 晋书 ( 唐・房玄龄等 ) 宋书 ( 南朝梁・沈约 )

南齐书 ( 南朝梁・萧子显 ) 梁书 ( 唐・姚思廉 ) 陈书 ( 唐・姚思廉 )

魏书 ( 北齐・魏收 ) 北齐书 ( 唐・李百药 ) 周书 ( 唐・令狐德钡 )

隋书 ( 唐・魏征等 ) 南史 ( 唐・李延寿 ) 北史 ( 唐・李延寿 )

旧唐书 ( 后晋・刘d等 ) 新唐川 ( 宋・欧阳修、宋祁 ) 旧五代史 ( 宋・薛居正等 )

新五代史 ( 宋・欧阳修 ) 宋史 ( 元・脱脱等 ) 辽史 ( 元・脱脱等 )

金史 ( 元・脱脱等 ) 元史 ( 明・宋濂等 ) 明史 ( 清・张廷玉等）

四大名著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

问题六：中国经典古籍有哪些？ 山海经》、《穆天子传》、《吕氏春秋》、《国语》、《淮南子》、《独异志》……等古籍中。

《孙子兵法》

《易经》

《山海经》、《穆天子传》、《吕氏春秋》、《国语》、《淮南子》、《战国策》、《楚辞》等书。

经典古籍：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等。

2《中庸》之作者及成书年代

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中庸》的作者及成书年代。

《中庸》与《大学》一样，也是“四书”中很重要的一部作品，但自汉以后，《中庸》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就一直成为人们聚讼纷争的焦点，迄无定论。归纳起来， 也有以下几种观点：

(1)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认为是“子思作《中庸》”。司马迁认为孔子的孙子子思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作《中庸》是为了保持孔子思想的真实性和延续性，是为了发扬光大孔子的思想。东汉的著名经学家郑玄也认为，“中庸者……孔子之孙，子思作之”。〔唐〕陆德明：《经典释文·礼记音义》注引。宋朱熹也认为《中庸》是子思所作：“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页。朱熹认定《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这种传统观点或由于其提出时间早（司马迁、郑玄），或由于其学术地位高（二程、朱熹），在中国儒家思想发展史上一直居主导地位。

(2)除了传统观点外，自宋欧阳修始，对《中庸》的作者及成书年代提出了质疑，认为传统的说法无法自圆其说，《中庸》的作者不可能是子思。其说如此，是由于“传之谬”的缘故。参见《欧阳修文集·问进士策》。因为《中庸》所提倡的“自明诚”、“自诚明”同孔子所经常讲的“志于学”、“必学而后成”有自相矛盾之处，如果子思传承孔子真义，却又与《论语》所讲的孔子思想不同，这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清学者崔述所持观点与欧阳修大同小异，他提出了三条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说：“孔子、孟子之言皆平实切于日用，无高深广远之言。《中庸》独探赜索隐，欲极微妙之致，与孔、孟之言皆不类。其可疑一也。《论语》之文简而明，《孟子》之文曲而尽。《论语》者，有子、曾子门人所记，正与子思同时，何以《中庸》之文独繁而晦，上去《论语》绝迹，下犹不逮孟子？其可疑二也。‘在下位’以下十六句见于孟子，其文小异，说者谓子思传之孟子者……孟子述孔子之言皆称‘孔子曰’，又不当掠之为己语也。其可疑三也。由是观之，《中庸》必非子思所作。”《崔东壁遗书·洙泗考信录余录》卷三。世人之所以以为《中庸》是子思的作品，崔述认为是由于“子思以后，宗子思者之所为书，故托之于子思；或传之久而误以为子思也。”欧阳修、崔述都提出了很翔实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庸》不是子思的作品。

(3)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庸》部分是子思所作，部分是战国秦汉之际儒家学者增益而成。持此种观点者以当代著名学者蒋伯潜、冯友兰先生为代表。蒋伯潜认为《中庸》大部分为子思作品，后一部分大约“成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蒋伯潜：《诸子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36页。冯友兰也认为，“《中庸》有‘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之言，所说乃秦统一中国后之景象；《中庸》又有‘载华岳而不重’之言，亦似非鲁人之语；且所论命、性、诚、明诸点，皆较《孟子》为详明，似就孟子之学说，加以发挥者。则此篇又似秦汉时孟子一派的儒者所作。”《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77页。冯友兰先生据此认为《中庸》二十章之前似出于子思之手，而后面章节则为秦汉之际学者所发挥添加。

在以上诸观点中，笔者认为蒋、冯的看法比较符合实际，蒋、冯对历代学者对《中庸》提出的质疑所做的解释也较为合理，认为《中庸》前二十章是子思所作，而后一部分是秦汉之际的儒家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晶，是由多人最后损益而成。由此来看，《中庸》的成书年代应确定为战国后期或秦汉之际，大约与《大学》的成书年代相同，最终成书应在汉之时。笔者在此提出三条理由：

从思想的继承性上来看。《中庸》前二十章多述引孔子之言，主要是解释“中庸”的内涵及其要旨，并着重讲了知、仁、勇三个方面的问题。这些论述在《论语》一书中也有提及，如“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里也有类似的论说：“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第三章。“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中庸》第七章。“君子依乎中庸，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中庸》第十一章。《中庸》之说意同于《论语》中孔子之语，只是更侧重于中庸之说的解释。这是相类似的部分，表明《中庸》作者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关系。在《中庸》的二十章之后，也有部分说法与孔子相同，如“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中庸》第十四章。便与《论语》之“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相类似。但《中庸》之后半部分多讲“诚”之道，这个范畴是孔子所未涉及到的，作为孔子的继承者子思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创设这一概念并加以详细而严密的论证解释，显然后一部分并非子思所作，也不可能是子思或孟子门人在战国时所添加。《中庸》所阐述的“诚”显然是在总结道、儒两家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既有本体论的含义，又有道德修养的含义。道家的天道思想在战国末期较为流行，儒家思想为了在思维水平上与道家一争高低，大量借鉴了道家的一些概念，并试图为自己的学说寻找本体论的依据。“诚”这一概念就是这种借鉴的产物。因此，《中庸》后一部分出自秦汉学者之手便有了可靠的依据。

从《中庸》的行文方式来看。《中庸》前二十章之对话文体类似《论语》，且多引孔子之语，表明《中庸》前二十章出于子思之手或其门人之手是可能的。而《中庸》后半部分无论从文体上，还是从文风上，都与前二十章相异，是典型的议论文体，而这种文体在战国末期是十分流行的。由此可以推断《中庸》后一部分大约成于战国末期或秦汉之际。

从政治、经济制度的层面来看，《中庸》也当成书在秦汉之时。《中庸》有言：“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二十章的部分可能出自子思，后一部分则可能出自多位儒家学者之手，经一人最终编定而成。至于说成书时代则经历了战国后期或秦汉之际，直至汉初才最终成书，笔者认为这或许是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

周灵王20年 鲁襄公21年 己酉（公元前552年）

〇夏历八月二十七日（阳历9月22日），孔子生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县东南）人。父叔梁纥，母颜徵在。

文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史记·鲁世家》：“（鲁襄公）二十二年，孔丘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鲁襄公）二十二，孔子生。”《谷梁传·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 孔子生。”《孔子家语·本姓解》：“孔子之先，宋之后也。……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故后以孔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时所赐号也，是以子孙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睾夷，睾夷生放叔，避华氏之乱而奔鲁。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虽有九女而无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于是乃求婚于颜氏。颜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颜父问三女曰：‘陬大夫虽父祖为士， 然其先圣王之裔。今其人身长十尺，武力绝伦，吾甚贪之。虽年长性严，不足为疑。三子孰能为之妻？’二女莫对，徵在进曰：‘从父所制，将何问焉？’父曰：‘即尔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往庙见，以夫之年大，惧不时有男， 而私祷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世本·秦本·传·宋孔氏》：“叔梁纥生仲尼。仲尼圬顶反首张面，四十有九表，堤眉谷窍，参臂骈胁，腰大十围，长九尺六寸，时为长人。后数世皆一子。”

考辨关于孔子生年有两种记载，一是司马迁的鲁襄公二十二年说 （ 见《史记·孔子世家》、《鲁世家》、《十二诸侯年表》），二是《谷梁传》、《公羊传》的鲁襄公二十一年说。两说相差一年，这一年之差，却使后世学者聚讼纷纭，笔墨官司打了两千年。据钱穆先生统计，历史上取前说的学者有杜预（《左传注》）、陆德明（《左氏音义》）、苏辙（《古史》）、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郑樵（《通志》）、朱熹（《论语序语》）、吕祖谦（《大事记》）、罗泌（《路史余论》）、金履祥（《通鉴前编》）、薛应旗（《四书人物考》）、夏洪基（《孔子年谱》）、黄宗羲（《南雷文约》）、万斯大（《礼记偶笺》）、马骕（《绎史孔子年谱》）、阎若璩（《困学纪闻笺》、《潜丘札记》）、梁玉绳（《古今人表考》、《史记质疑》）等，而取后说者则有贾逵（《左氏解诂》）、服虔（《左氏传解谊》）、何休（《公羊解诂》）、王钦若（《册府元龟》）、胡安国（《春秋传》）、黄震（《黄氏日钞》）、马端临（《文献通考》）、胡广（《四书大全》）、崔述（《洙泗考信录》）、江永（《乡党图考》、《孔子年谱》、《群经补义》）及钱大昕（《养新录》、《三史拾遗》）等（见钱穆《孔子生年考》，《先秦诸子系年》第1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后世有些学者为了调和二说，进行了多方解说，如司马贞《孔子世家》索隐说：“今以为二十二年，盖以周正十一月属明年，故误也。”司马贞认为《谷梁传》所记的“冬十月庚子，孔子生”，用的是夏历，周历比夏历早两个月，因此按照周正，十月当属于明年，所以《史记》就往后推了一年记在襄公二十二年了。但有学者对此提出疑义，认为《春秋》中成、襄、昭、定、哀用的都是周正，“周正建子，十一月乃今之九月，安得属明年耶？”（狄子奇《孔子编年》卷一）司马贞的说法并无根据。有鉴于此，当代学者对孔子生年问题不再做过多纠缠，而取《史记》司马迁之说。如钱穆先生认为对孔子生年“详考确论，不徒不可能，抑且无所用”（见前引书）。钟肇鹏先生也说：“对于二千年以前的古人的生年差一年，本来不是什么重要问题，何况计年上有虚岁、周岁的不同，在古代历法上又有三正的不同，相差一年其实不过相差几个月，用不着长期争论考辩。今从史记，以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551年。”（钟肇鹏 《孔子研究》第1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关于孔子的生日，《公羊传》记是“十有一月庚子”，而《谷梁传》则记为“冬十月庚子，”两者相差一月，对此以往学者多有考证。崔述说：“《春秋》是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则庚子乃十月之二十一日，既无闰月则十一月中不得复见庚子，故今从《谷梁》。周正之冬十月，则今夏正之秋八月也。”（崔述《洙泗考信录》卷一）孔广森《公羊通义》说：“陆德明《释文》谓‘庚子孔子生，传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今以十月庚辰朔校之，知旧作十一月者误，故定从《释文》本。” 据此，孔子当生于“十月庚子”，“十月庚子”是以周正计算，因周历比夏历早两个月，推算为夏正八月二十七日。此生日为后世多数学者接受，故从之。

孔子出生，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有“野合”之说，后世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认为“野合”是指在野外交配，按此说法，孔子为私生子。但历来儒家都避讳此说，认为有失“圣人”体面，故又主张“野合”是指粗野不合礼仪。司马贞《史记索隐》云：“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徵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按，司马迁做《史记》时，孔子地位虽有很大提高，但远没有到迷信的程度，加之司马迁信奉黄老，又具独立精神，故对孔子种种不“尔雅”之事，如“子见南子”、“惶惶如丧家犬”等都能照实记录，因此，司马迁“野合”的说法可能寓有隐讽之意。但孔子即使真是私生子，于其伟大也无损一丝一毫，故不必在文字上做文章，以求避讳。

周灵王23年 鲁襄公24年 壬子（公元前549年）

〇孔子三岁，父叔梁纥卒 孔子三岁时父亲去世，颜氏娘家是曲阜大族，“于是颜徵在离开纥家，带着三岁的孔丘，寡母孤儿，迁居到鲁国国都曲阜城内的阙里去了。”（匡亚明《孔子评传》第38页，齐鲁书社1985年版）

文献《史记·孔子世家》：“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家语·本姓解》：“孔子三岁而叔梁纥卒，葬于放。”

考辨《世家》称“丘生而叔梁纥死”，当是概括的说法，而《家语》认为孔子三岁丧父，二者基本相符，故从《家语》。《孔子家语》旧题三国魏王肃注，王肃在自序中称《家语》与《论语》同源，系孔门弟子各记所问，后选一部分辑为《论语》，所余即集录为《孔子家语》，并说《家语》得自孔子二十二世孙孔猛。但人们多认为此书有伪。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墓主为中山怀王，卒于西汉宣帝五风三年，即公元前55年）出土竹简中有《儒家者言》二十七章，内容以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为主，且多和《说苑》及今本《孔子家语》有关，有学者认为，竹简《儒家者言》体例与今本《家语》近似，它与以前出土的西汉双古堆简牍应该都是《家语》的原型。今传本《家语》“可能陆续成于孔安国、孔僖、孔季彦、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有着很长的编篡、改动、增补的过程。”（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1987年2期）因此，《孔子家语》有一个长期流传、整理、编定的过程，并非王肃一人伪造，虽然书中有后人改动、增补的内容，但其中一些材料是基本可信的，故对《家语》材料应有选择地采用。

周灵王25年 鲁襄公26年 甲寅（公元前547年）

〇孔子六岁，为儿嬉戏，陈俎豆，设礼容 孔子生长在鲁国，从小就对礼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与儿童玩耍时，常把祭祀时存放供品的方形和圆形俎豆等祭器摆列出来，练习磕头行礼。孔子以后提倡“克己复礼”，无疑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是有关的。

文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考辨《世家》说“为儿嬉戏”，未知何年，暂列于此。

周景王2年 鲁襄公30年 戊午（公元前543年）

〇孔子九岁，弟子仲由生 仲由，字子路，春秋时卞人，少孔子九岁。

文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岁。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猳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孔子家语·弟子解》：“仲由，弁人，字子路，一字季路，少孔子九岁。有勇力才艺，以政事著名。为人果烈而刚直，性鄙而不达于变通。”

周景王12年 鲁昭公9年 戊辰（公元前533年）

〇孔子十九岁，娶丌官氏女为妻 孔子十九岁时娶宋人丌官氏为妻。

文献《孔子家语·本姓解》：“至十九娶于宋之丌官氏。”《世本·秦本·氏性篇》：“孔子娶宋并营氏。”

考辨《孔子世家》未有此条，今从《家语》。按，丌又作亣，古其字，音基，丌官，复姓。韩勅造《孔庙礼器碑》云：“并官圣妃在安乐里。”丌字作并。

周景王13年 鲁昭公10年 齐景公16年 己巳（公元前532年）

〇孔子二十岁，为委吏、乘田，子孔鲤生 孔子出身贫寒，年轻时曾作过委吏（管仓库小吏）、乘田（管理牛羊畜牧小吏）。孔子早年的这段经历，无疑对他以后的成长产生过重要影响。今年孔鲤出生，因鲁昭公送来鲤鱼，故名。

文献《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论语·子罕》：“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孟子·万章下》：“孔子尝为委吏矣， 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壮长而已矣。’”《孔子家语·本姓解》：“至十九娶于宋之丌官氏，一岁而生伯鱼。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鱼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因以名曰鲤而字伯鱼。”《世本·秦本·氏性篇》：“孔子娶宋并营氏，生伯鱼。”

考辨委吏、乘田之事，本无明确时间，《阙里志·年谱》分别列于二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