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初年，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成了主流思想。但是到了文、景时期，无为而治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王国势力凌驾朝廷，商人豪强日甚一日地兼并农民，匈奴对汉无止尽地慢侮侵掠。因此，无为而治已不再适应经济、政治的需要了。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条定繁密的刑法与独尊儒术（见罢黜百家），都是在汉武帝时期出现的，这说明汉武帝的统治具有外儒内法的性质。所以汉宣帝刘询说，汉家制度，是王道（儒）和霸道（法）杂而用之。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不废秦代挟书之律，蔑视儒学■■和儒生。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学术源流几乎完全断绝，除了叔孙通略定礼仪的事例以外，不见儒家有什么活动。博士制度在汉初依然存在，高祖曾以叔孙通为博士，文帝曾以申公、韩婴、公孙臣等人为博士，但是博士人数不多，不过具官待问而已，不受当世的重视，在传授文化方面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

　　在学术思想发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为汉初统治者所提倡，居于支配地位。道家重视成败存亡的历史经验，主张清虚自守，卑弱自持，所以它适应农民战争后的政治形势，适合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秩序的需要。胶西盖公好黄老之言，惠帝初年应齐丞相曹参之请仕于齐国。盖公认为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这个见解比齐国儒生的议论切合实际，在帮助曹参安集百姓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道家奉老子的《道德经》，有可考的传授源流，但是世无师说，学术内容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随时损益，使之切合当时统治者的具体要求。所以汉初统治者把黄老之言当作“君人南面之术”加以利用，而各种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也都乐于称说黄老之言。

　　西汉初年陆贾的《新语》，包含了黄老的政治思想。陆贾针对汉初的政治经济形势，探讨了“以寡服众，以弱制强”的统治方法，认为“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马王堆出土汉文帝时墓葬中的《经法》等多种帛书，是当时流行的黄老著作。系统地阐明道家哲学思想的著作《淮南鸿烈》，也叫《淮南子》，是武帝时淮南王刘安集宾客写成的。《淮南子》问世时，黄老思想在政治上已不占支配地位了。

　　在汉初特定的社会条件下，统治者无为而治，使农民生活比较安定。社会生产较易恢复，也使汉朝的统治秩序渐形巩固。但是到了文、景时期，无为而治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王国势力凌驾朝廷，商人豪强日甚一日地兼并农民，匈奴对汉无止尽地慢侮侵掠。因此，无为而治已不再适应经济、政治的需要了。贾谊大声疾呼，提出变无为为有为的要求，他在《治安策》里说：“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无）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无）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文、景时期，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变的趋势。那时候，挟书令已被禁止，留存于民间的一些古籍陆续为世人所知。旧秦博士伏生出其壁藏《尚书》二十余篇，文帝曾使晁错从他受业。博士之数达到七十余人，百家杂陈而儒家独多。儒家的《书》、《诗经》、《春秋》以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都有博士，其中《诗》博士有齐、鲁、韩三家，《春秋》博士有胡母生、董仲舒两家。这种情形，为汉武帝刘彻独尊儒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武帝采纳丞相卫绾之议，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好黄老的窦太后（武帝祖母）力加反对，借故把鼓吹儒学的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系狱。儒家势力虽然暂时受到打击，可是建元五年，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儒家经学在官府中反而更加齐备。建元六年窦太后死，武帝起用好儒术的田■为相。田■把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并且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这就是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术以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成为此后两千年间的正统思想。这种情况对于学术文化的发展是不利的，但是在当时却有利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

　　取得独尊地位的儒家，在先秦儒家仁义学说之外，吸取了阴阳家神化君权的学说，极力鼓吹封禅和改制。元封元年（前110），武帝举行封禅大典。太初元年（前104），武帝颁令改制，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并采用以正月为岁首的《太初历》，代替沿用了百余年的以十月为岁首的《颛顼历》。新的儒家也吸取了法家尊君抑臣的思想，并力图甲刑法加强统治。所以汉武帝一方面“外施仁义”，一方面又条定刑法，重用酷吏。董仲舒把儒学引入法律，以《春秋》经义定疑狱，为判例二百余则，称为《春秋决狱》，亦称《春秋决事比》。以后，汉宣帝刘询宣称汉家制度是霸道（法）王道（儒）杂而用之，不主张纯用儒家的德教。

　　儒家的独尊，有董仲舒倡议其间，而且新儒学的思想内容，也由他奠立基石。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境）人，习《公羊春秋》，景帝时为博士。武帝时，他上《天人三策》，系统地阐明了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他著有《春秋繁露》一书。

　　董仲舒认为人君受命于天，进行统治，所以应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如果人君无道，天即降灾异来谴告和威慑。如果人君面对灾异而不思改悔，就会出现“伤败”。因此人君必须“强勉行道”。这就是他的具有神秘色■彩的“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春秋》一书著录了长时期的天象资料，集中了天人相与之际的许多解释，所以后世言灾异要以《春秋》为根据。

　　董仲舒主张“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他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同时他又认为朝代改换，有举偏补弊的问题。他认为秦朝是乱世，象“朽木粪墙”一样，无可修治，继起的汉朝必须改弦更张，才能“善治”，这叫做“更化”。更化不但应表现为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而且还应表现为去秦弊政。这就是他提出限民名田、禁止专杀奴婢等要求的理论根据。不过在他看来，“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所以改制并不影响天道不变的理论，不影响封建统治的基础。

　　董仲舒据《公羊春秋》立说，主张一统，认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他的所谓一统，就是损抑诸侯，一统乎天子，并使四海“来臣”。但是如果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旨意不同，人君就无以持一统。因此他要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对于人君应当如何实行统治的问题，他主张效法天道。在他看来，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所以人君的统治必须阴阳相兼，德刑并用。天道以阳为主，以阴佐阳，因此人君的统治也应当以德为主，以刑辅德。他的所谓德，主要是指仁义礼乐，人伦纲常。他以君臣、夫妻、父子为王道之三纲，并认为三纲可求于天，与天地、阴阳、冬夏相当，不能改变。他主张设学校以广教化，因为这是巩固封建统治的最可靠的堤防。

　　董仲舒的新的儒家学说，主旨是维护封建秩序。它适应文、景以来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对于巩固国家统一，防止暴政，缓和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有其积极作用。

　　武帝以来，儒学传授出现了一个昌盛的局面。博士官学中不但经学完备，而且由于经学师承的不同，一经兼有数家，各家屡有分合兴废。甘露三年（前51），宣帝召集萧望之、刘向、韦玄成等儒生，在石渠阁会议讲论五经异同，由他自己称制临决。宣帝末年，《易》有施、孟、梁丘，《书》有欧阳、夏侯胜、夏侯建（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礼》有后氏，《春秋》有公羊、谷梁，共十二博士。其中梁丘《易》、夏侯《尚书》、谷梁《春秋》等博士是新增加的。博士就是经师，他们的任务是记诵和解释儒家经典。他们解经繁密驳杂，有时一经的解释达百余万言。博士有弟子，武帝时博士弟子五十人，以后递增，成帝时多至三千人，东汉顺帝时甚至达到三万人。经学昌盛和博士弟子众多，主要是由于经学从理论上辩护汉朝的统治，因此统治者对儒生广开“禄利之路”的缘故。

　　在儒学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搜集与整理图书的热潮。汉武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还设写书官抄写书籍。当时集中的图书数量颇多，外廷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宫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以后成帝命陈农访求天下遗书，又命刘向总校诸书。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数术（占卜之书），李柱国校方技（医药之书）。每一书校毕，都由刘向条成篇目，写出提要。刘向子刘歆继承父业，完成了这一工作，并且写出了《七略》一书。《七略》包括《辑略》（诸书总要）、《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总共著录图书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它是中国第一部目录书，它著录的书目，大致都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

　　刘歆在校书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经书的不同底本。原来西汉博士所用经书，是根据老儒口授，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的，而民间却仍有用秦以前由古文字写成的经书。刘歆宣称他发现了古文《春秋左氏传》，他还说发现了《礼》三十九篇（《逸礼》），《尚书》十六篇（《古文尚书》），这两种书是鲁共王坏孔子旧宅而得到，由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献入秘府的。刘歆要求把这些书立于学官，并与反对此议的博士进行激烈辩论，指斥他们“因陋就寡”，“保残守阙”，“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这场论战之后，经学中出现了今文和古文两个流派，各持不同的底本，各有不同的经解。王莽当政时，为了托古改制的需要，曾为《古文尚书》、《毛诗》、《逸礼》等古文经立博士。王莽还命甄丰是正经典文字。东汉初年，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共十四博士。东汉时期民间立馆传经之风很盛，某些名学者世代传授某经，形成了经书的“家法”，著录生徒成千上万人。在民间传播的经学，有很多是古文经（见经今古文学）。

　　（转）

马王堆帛书涉及从哪个朝代到西汉初期的政治,军事,思想和文化 战国

帛书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学等各方面，有重要学术价值，又可作为校勘传世古籍的依据。它不仅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汉代书法及书法演变、发展提供了珍贵的依据。如《老子》甲乙写本，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今本次序相反，其中的佚文是研究儒家学说和汉初思想的宝贵资料；另一部类似《战国策》的帛书，约六成不见于《战国策》，现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为研究战国中期合纵连横斗争的重要史料。马王堆帛书是汉代简帛文献最具重要意义的发现。此外马王堆道家文献出土之丰富，也可证实老学及黄老之学的主导地位。马王堆出土的这批珍贵帛书，确实是“道家学派的资料汇编”①。《老子》甲、乙本及《黄帝四经》之震撼学坛固不用说，新近帛书《系辞》之全文公布，可以看出它是现存最早的道家抄本②，而其他《易》说类的佚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及《缪和》、《昭力》等，则全都渗透着浓厚的黄老思想。

　　汉代著名的思想家有：董仲舒、王充

　　著名政治家有：萧何、陆贾、晁错、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刘彻、汉光武帝刘秀

　　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

　　中国汉代思想家，政治家。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董仲舒在著名的《 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其后，任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10年；元朔四年（公元前 125），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4 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天”的学说 在董仲舒哲学体系中，“天”是最高的哲学概念，主要指神灵之天，是有意志、知觉，能主宰人世命运的人格神。董仲舒把道德属性赋予天，使其神秘化、伦理化。同时，董仲舒吸收阴阳五行思想，建立了一个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宇宙图式。董仲舒还给天体加上了道德的属性，自然现象成为神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甚至日月星辰、雨露风霜也成了天的情感和意识的体现。

　　天人感应说 董仲舒天人感应说有两个要点：①神学的灾异谴告说，被认为是天对君。②“天人同类”、“天人相副”说。上述两点往往交错或一道出现。天人感应说牵强附会，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有碍人们正确地认识自然和社会。他宣扬这一学说，也包含着限制君权、维护封建地主阶级长远利益的目的。

　　人性论 在天人感应的基础上，董仲舒提出了他的人性理论。他认为人是宇宙的缩影，是天的副本。人的性情禀受于天。他还指出，人与禽兽不同，具有先天的善质，但这种善质是潜在的，要经过教育才能转化为人道之善。董仲舒将性划分为“三品”，认为“圣人之性”是善性，“斗筲之性”是下愚者 ，都不可以名性 。只有“中民之性”才可以名性。他认为被统治者的大多数属于“中民之性”，需要统治者加强道德教育。

　　伦理学说 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神学改造，他认为道德是“天意”、“天志”的表现。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出发，并明确指出人性包括“性”与“情”两个方面。他认为，性表现于外则为仁，可以产生善；“情”表现于外则为贪，可以产生恶。因此，必须以“性”控制“情”，“损其欲以辍其情以应天”。董仲舒继承了先秦时期孔子、孟子的义利观，提出“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的主张 ，强调义重于利。在志与功的关系上，他强调志，主张“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认为动机（志）不善就可以惩罚，不必等到酿成事实。

　　历史观和社会政治思想 董仲舒认为，历史是按照赤黑白三统不断循环的 。每一新王受命 ，必须根据赤黑白三统，改正朔，易服色，这叫新王必改制，但是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则，是不能改变的。“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这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以后成为封建社会纲常名教万古不灭的僵死教条 ，起了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董仲舒生活的时代，土地兼并日趋严重，针对这些情况，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废除盐铁官营等措施，主张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节约民力，保证农时，使土地和劳动力有比较稳定的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这些建议和主张在当时有进步意义。董仲舒把儒学神学化，为当时封建制度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根据。因而被尊为群儒首，成为汉代和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理论家 。董仲舒著作 很多 ，据《汉书·董仲舒传 》称，“凡百二十三篇”，外加说《春秋》的《玉杯》等数十篇十余万言。尚存的有《春秋繁露》及严可均《全汉文》辑录的文章两卷。

中国古代哲学术语。天人感应思想源于中国先秦哲学，西汉时董仲舒将其发展为一系统的神秘主义学说。董仲舒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董仲舒把天视为至上的人格神，认为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天人感应的思想在汉代曾占据了统治地位，以此为基础形成谶纬之学行时一时，并在中国封建社会流传。在封建社会，天人感应说一方面对无限的君权进行了限制，同时也为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天人感应有什么意义呢？首先，我们假定天人经历了一个持续的转变。的确，天自身就是创造力，同样也是一个显现的形态，这个形态被人类作为他们存在的根本来源和生活的终极意义而经验化和概念化了。尽管天的图景和设想体现人的创造力，但是天自身却没有为人类的头脑完全理解。尽管人可以接近天，但天的人类审美和伦理符号表现总是并非充分也不完整。天和人都是动态过程，而非静态结构。天人之间的辨证影响复杂了进化的过程（准确说是共同进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产生了丰富多样的现实和可能。尽管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知道天参与在人事当中，我们却无法掌握其创造力的全部。我们可以设想天在人类出现之前与进化密切相关，在创造我们宇宙大爆炸的时候都一直与其并存。也许随着智力的进步，我们关于大爆炸的知识会增长，我们对神学问题的表述会变化。按照当前一般的可行思路来讲，我们并非严格的不可知论者，我们只是接受不可知论中积极健康的一面。

　　天人感应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古代认为“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是合一的。

　　战国时子思、孟子就提出了这一理论。

　　后来汉儒董仲舒即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

　　宋儒程颢则说：“天人本无二，不必有合”。

　　天人感应是主要流行于中国汉代的关于天人相互关系的神秘主义思潮。

　　天人感应思想起源很早,散见于先秦古籍之中。《洪范》说：“肃，时寒若”，“乂，时旸若”，认为君主施政态度能影响天气的变化。这是天人感应思想的萌芽。春秋时盛行的占星术，依据天体的运行推测人事的吉凶祸福,是天人感应思想的直接来源。战国后期,阴阳家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遇之变”，使天人感应思想趋于系统化。汉代董仲舒继承和发挥了阴阳家的思想，使天人感应说臻于成熟。

　　在董仲舒思想中，天人感应是其神学目的论体系的核心。天人感应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①灾异谴告说，认为自然灾害和统治者的错误有因果联系。“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天子违背了天意,不行仁义,天就出现灾异,进行谴责。若“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②“天人同类”说，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这种说法，以气为中介,认为气具有刑德的作用,“阳为德，阴为刑”。同时，人的道德行为也可以引起气的变化而相互感应，说“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世乱而民乖，志癖而气逆，则天地之化伤，气生灾害起”。董仲舒把“天”塑造成至上神，以“天人感应"说来限制无限的君权，同时也给君父的尊位及其统治找到了理论根据。在董仲舒著作中，上述两种说法是相互结合交替发生的。

　　在汉代，天人感应思想占了统治地位，刘向，刘歆、班固都承认政治得失，可以导致灾异变怪。《史记·天官书》、《汉书·五行志》有大量灾异变怪的记载。谶纬之学泛滥时，天人感应说更为盛行。在中国封建时代，天人感应思想流行不绝。后来，一些思想家曾利用天人感应作为推行其政治改良的理论工具。天人感应说在历史上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学说歪曲了人和自然的联系，束缚了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它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基本上是消极的和有害的。

心声心画是汉代思想家扬雄提出的包含着美学意味的概念。

扬雄在《法言·问神》中提出的美学见解。《法言·问神》指出：“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扬雄的“心声心画”说，比先秦的“诗言志”、孟子的“知人论世”、《乐记》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等说法更加明确地强调了作者精神情操之于作品的重要性。

扬雄认为，人们所表达的“言”和“书”应该是其“心”中思想感情的真实流露。他说：“无验之言之谓妄。君子妄乎？不妄。”，“君子”之所以敢于表达心曲是因为“君子不言，言必有中”—《法言·君子》。因此，扬雄认为“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

扬雄的简介:

扬雄（前53年-18年），字子云，蜀郡郫县（今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汉朝时期辞赋家、思想家，庐江太守扬季五世孙，名士严君平弟子。

少年好学，博览群书，长于辞赋。游历长安，担任大司马王音门下史。汉成帝时，得到同乡杨庄推荐，入奏《甘泉》、《河东》等赋。授给事黄门侍郎，修书于天禄阁，结交王莽。

天凤五年（18年），死去，时年七十一岁。著有《法言》《太玄》等，将源于老子之道的“玄”作为最高范畴，在构筑宇宙生成图式、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方面，是汉朝道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对后世意义可谓重大。

生平经历 早期经历

陆贾，汉初时楚国人，楚汉相争时以幕僚的身份追随高祖刘邦，因能言善辩常出使游说各路诸侯，深得刘邦赏识，被誉为“有口辩士”。

秦二世三年（前207年），赵高杀害秦二世，派人来见刘邦，想签订盟约以瓜分关中，刘邦认为是诈计，就派郦生、陆贾前去游说，用私利诱惑秦军将领，趁机攻破了武关。汉高祖四年（前203年），刘邦派陆贾游说项羽，让项羽释放被俘的父亲、吕后等人，未能成功。

说臣南越

刘邦平定中原后，赵佗 （也称 尉他 、 尉佗 ） 已在南越称王，因国家初定，

刘邦便派陆贾出使南越，游说赵佗归附汉朝。陆贾到后，赵佗接见非常不礼貌。陆贾便细数赵佗的中原出身，斥责他忘本而不讲礼仪，随后结合楚汉之争的历史，指出南越和汉朝实力上的强弱悬殊，晓以情理，迫使赵佗改颜谢罪。

赵佗问及他与萧何、曹参、韩信谁更高明，陆贾回答赵佗似乎更高明。赵佗很高兴，又拿自己和刘邦进行比较，陆贾明确答复汉王远胜赵佗。赵佗对陆贾的说辞非常满意，愿意遵从汉朝约束，接受南越王封号，对汉称臣，并留陆贾宴饮数月。陆贾回朝汇报，刘邦非常满意，任为太中大夫。

进献新语

汉得天下后，陆贾经常在刘邦面前称引《诗经》、《尚书》等儒家典籍，刘邦讨厌儒生，因而骂道：“我马上打得天下，要诗书何用！”陆贾反驳说：“马上得到天下，岂能在马上治理！”随后陆贾援引历史，以商周和秦朝的兴亡为例，向刘邦说明行仁义的重要性。

刘邦听后面有惭色，便命陆贾著书论述秦亡汉兴、天下得失的道理，以资借鉴。陆贾遂著文十二篇，每奏一篇，刘邦都极力称赞，称其书为“新语”。

称病归隐

刘邦死后，惠帝懦弱，吕后掌权，想封吕姓诸人为王，又担心大臣不服，据理力争。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下，陆贾知道事不可为，便称病辞官，在好安家落户。

陆贾变卖了出使南越时所得的财物，共计千金，便均分给自己的五个儿子每人两百金，让他们各治生产。陆贾自己则坐着华贵的车辆，带着十个舞乐侍从和一口价值百金的宝剑，轮流到五个儿子家里居住，每家住十天，将来死在哪个儿子家里，就得到他的这些随身之物。由于陆贾常到其他地方作客，每人一年也不过轮流两三次，很好的避免了老来色难的困境。

协同灭吕

吕后掌权时，外戚的许多吕姓都被封了王，总揽朝政大权，打算劫持少帝，篡夺刘氏天下。陈平很担忧，但力所不及，又怕祸及自身，于是常静居深思，考虑对策。陆贾前去问候，没有通报就直接走进房中，当时陈平正在思索问题，没有看见。陆贾指出陈平担心诸吕篡权，少主危殆的事实，进言说：“国定安定时，要留意丞相；国家危险，要留意将军；将相和睦，人民就会归顺朝廷。”因而建议陈平结交周勃，以保护社稷。

陈平采用陆贾之计，献五百金为周勃祝寿，周勃亦投桃报李，从此将相深交，吕氏的阴谋因此一再受挫。为了感谢陆贾，陈平以“饮食费”为名，送了他一百名奴婢，五十辆马车，五百万钱。陆贾用这些财物在公卿中游说，名声大震。在诛灭吕氏，拥立文帝的过程中，出力颇多。

再入南越

诛灭吕氏后，文帝即位，通告诸侯和四方边境之国，广施盛德。当时赵佗已趁机自封为“南越武帝”。于是文帝派人修复赵佗先人在真定的坟墓，增设守墓之人，按时祭祀，并厚待赵佗尚在中原的兄弟，同时寻觅可以出使南越的人。陈平等人举荐陆贾，文帝同意。

陆贾第二次出使南越，见赵佗后，宣示文帝诏书 （即《赐南越王赵佗书》） ，赵佗表示愿意放弃帝号，去除僭越的各项礼仪，永为藩臣，地位如同诸侯。陆贾不辱使命，回朝禀报，文帝非常高兴。

汉文帝前元十年（前170年），陆贾寿终正寝。

治国理念

●行仁义、法先圣

陆贾是汉代第一位力倡儒学的思想家，其思想主要融汇黄老道家及法家思想，而最后归本于儒家的仁义观，对儒家思想做出了新的发展，在西汉初期儒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由先秦儒学向汉代儒学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链环。

儒家力倡“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 ，强调君主在国家政治、道德生活中必须起到表率作用，认为国家的命运与君主的道德修养水平密切相关。陆贾继承了先秦儒家的这套德化理论，认为秦亡就是因为不施仁义、专任刑罚， 骄奢靡丽以及重用赵高等奸佞之臣所致，因此他认为汉家王朝要想不重蹈秦亡之覆辙，就必须反秦道而行之：“行仁义而轻刑罚； 闭利门而尚德义； 锄佞臣而求贤圣”，定下了带有强烈儒学色彩的三大为政原则。

同时，为了使儒家学说更加适应汉初政治统治的需要，他在坚持儒家基本思想倾向的同时，已经公开地从道家、阴阳家、法家等诸子各家中吸取合理的思想资料以充实儒家的思想体系，开启了汉代儒学重构的先河。

●无为而治、不废有为

陆贾的“夫道莫大于无为”的思想来源于道家黄老之学。陆贾的无为并不是由作为宇宙本根的道的无为推演出来的，而是从秦王朝骤亡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是与秦始皇的滥用刑罚的有为相对立的。他用道家的思想原则把法家和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和糅合，使得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更加贴近实际，更能解决问题。

陆贾并不排斥有为，他认为如果没有人为的努力，社会就不能进步；既然圣人都有为，那么君子当然也要有为；有为不是妄为，而必须以道为准。主张对一切凡人力所能为、又必须为的事，均应该尽力而为之。

在陆贾思想中，无为和有为是有机的统一，是治道的一体两面，以有为求无为，在有为的基础上，达到无为的最高境界，即要求君王积极有为，依仗自身修养制定出一套社会秩序，然后将这套政治社会秩序落实在实际生活中，制礼定乐，教化天下。

●文武并用、德刑相济

陆贾同时也改进了法学，他批评秦“法治”太过，主张“文武并用，德刑相济”，减废秦法，但仍然坚持治国必须依靠“法治”，只不过“法治”不再是治国之本，而是治国之末。陆贾还进一步提出减免赋税徭役，让利于民。要与民休息，不干民，不扰民，不加赋，做到“国不兴无事之功，家不藏无用之器，稀力役而省贡献”。

在历史观方面，陆贾继承了法家韩非的观点，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 先圣 、 中圣 、 后圣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陆贾不仅意识到了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而且还接触到了国家和法律的起源。陆贾在继承与发挥法家理论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权变学说，表达了汉初地主阶级在夺取政权后积极巩固和发展封建统治的新制度的愿望，具有积极的意义。

●天人感应、规限人君

陆贾天人学说中的阴阳灾异思想来源于阴阳家。陆贾一方面继承与发挥了《易传》与《荀子》的唯物主义观点，但同时也吸收进了阴阳家的一些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的迷信思想。 陆贾虽从天人相分的角度要求君主握道而治，依德而行，但是在封建社会中君主是人间最高的权威，君主可以统治万民，但却没有人能制约君主，因此只有借这种可与人感应的天来警戒、威吓人君，使其因天变而正其失，理其端而正其本 ，而起到一种规劝和限制人君胡作非为的作用。

总之，陆贾不仅为儒学在汉初的复兴立下了汗马功劳，并且为儒学在汉代的发展指出了方向，因此他是上承孟子、荀子，下启贾谊、董仲舒的汉代重要儒家人物，他的思想是由先秦儒学发展到董仲舒的今文经学的一个中间环节。这种天人感应说，在汉代肇端于陆贾。陆贾和贾谊的这些天人感应的思想，后来被董仲舒发展成天人合一的神学目的论。

人物评价

班固：陆贾位止大夫，致仕诸吕，不受忧责，从容平、勃之间，附会将相以强社稷，身名俱荣。

王充： （《新语》） 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

刘渊：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 （贾） 无武，绛灌无文。

刘勰：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进《新语》，其辩之富矣。

钟惺：逆取顺守’，自是三代以后有天下不易之道。此语已先贾生辈发之，自是汉文治首功。

薛稷：陆贾南行，责蛮夷之失礼；陈汤西讨，诛单于之暴慢。终令赵佗贡职，郅支传首，竹帛所载，斯其庶乎！

刘知几：刘氏初兴，书唯陆贾而已。

刘克庄：郦烹未久蒯几烹，陆子优游享令名。南帝称臣橐金返，更推馀智教陈平。

徐钧：溺冠骑项不知儒，马上功成习未除。新语见称应有意，当时人未说诗书。

彭时：往者奉使之臣，充以驿人驵夫，招衅启戎，职此之故。今宜择内蕴忠悃，外工专对，若陆贾、富弼其人者，使备正介之选，庶不失辞辱国。

屈大均：自古文人至越者，始陆贾，继终军，皆有光于越。

潘永因：言语一科，岂尽悬河。清谈差胜，专对无多。词正鲁连，能排西帝；语新陆贾，可服南佗。

主要作品

《汉书·艺文志》记载：“陆贾二十三篇”，除《新语》十二篇外，其他都失传了。陆贾有赋三篇，今已失传；另有《楚汉春秋》，当为秦末与楚汉相争的历史著作，后在流传中散佚，清代茆泮林编过《楚汉春秋》辑佚。

史书记载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

轶闻典故 马上得天下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 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 陆生 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后因以“马上得天下”为武功建国之典。

陆贾分金

孝惠帝 时， 吕太后用事，欲王诸吕 ， 陆生自度不能争之，乃病免家居。出所使越得橐中装卖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为生产。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后因以“陆贾分金”谓休官后平分家产与子孙以为生计。

相关争议 籍贯出身

陆贾，楚人，关于西汉时陆氏的起源学术界有三种：1、田姓陆氏，齐宣王之後；2、芈姓陆氏；3、陆浑国之后。但关于陆贾之具体籍贯，自唐时已不可考。

《史记索隐》引《陈留风俗传》云：“陆氏，春秋时陆浑国之后。晋侯伐之，故陆浑子奔楚。贾其后”。“陆浑国”即《春秋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前638）所说的“陆浑之戎”，本为少数民族部落名，居于河南伊、洛一带，陆浑子奔楚，事在昭公十七年（前525）。可见，陆贾之祖先乃移居于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他后来善于做少数民族的工作，或许与这种出身不无关系。

新语真伪

对《新语）的真伪，也有人怀疑过，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还是真的。如明代钱福就认为《新语》是“随时论奏，非若后世之著述次第成一家言也然其言既与迁传合，而篇次至于今不讹其为真本无疑。”张岱年也认为：“《新语》是陆贾的著作，这是应当肯定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学界曾就《新语》一书真伪问题展开过一次讨论，胡适、罗根泽、余嘉锡等人肯定其真，而梁启超、张西堂、孙次舟等则论其伪。

学派归属

后人对陆贾的评论主要集中在其思想的学派属性上，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1、儒家说

这种观点，把陆贾归之儒家，并认为是汉初"最早最纯"的儒家。

最早将陆贾归入儒家的是班固，他在《汉书·艺文志》的儒家类列有"陆贾二十三篇"。班固在《宾戏》中对陆贾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陆贾继承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是儒家的忠实传人。东汉哲学家王充认为陆贾不仅可以与西汉大儒董仲舒并列，而且董仲舒还是陆贾思想的继承者。

自从班固和王充定下了这个调子以后，历代许多学者均沿袭这一观点，认陆贾为儒家。如：宋人黄震；明人钱福；清人严可均等，认为《新语》为儒家者颇不乏人，且越往后评价越高。

2、杂家说、道家说

较早指出这一问题的是宋人石介。他在《汉论》认为陆贾之思想并不纯乎儒，而是霸王道杂之的。

到了近代，怀疑其非为儒家思想者越来越多。胡适认为《新语》中既有儒家思想，又有法家和道家思想，在《述陆贾的思想》一文中，胡适更明确指出此书是杂家。

到了当代，一些学者把陆贾称为“新道家”，认为《新语》是汉初新道家的代表作。如萧董父；熊铁基。

评析

上述两种看法各有所据，但均有各执一偏之嫌。这实质上涉及到如何看待儒家的问题。

主儒家说者，往往有意无意地突出陆贾继承孔孟，“崇王道、黜霸术”的一面，而抹煞其受道家或法家思想影响的一面。从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实际来看，自荀子开始，已开创了以儒为主，兼采各家的兼容并蓄的学风，到了西汉，陆贾、贾谊承其风，董仲舒则集其大成，后世学者也莫不因之。许多学者之所以认陆贾和董仲舒为"醇正"，正说明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承认这种以儒为主兼收并蓄是必然的、合理的发展趋势。

后世纪念 陆贾墓

主词条：陆贾墓

陆贾墓位于陕西省永寿县店头镇桃花塬边，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

陆贾纪念位。陆贾墓三面环沟，一面接塬，现属店头镇关牛山林场，周围松柏杂树交翠。墓前原有明嘉靖十八年（1539）石碑一通，上书“汉太中大夫陆公贾墓”，署“清代陕西巡托毕沅”，现已毁。 相关遗迹

好村东边的东原上，有一村，当地人称为陆贾村（一说，陆贾在此隐居生活）。

湖南益阳资水南岸的一处地方，古地名叫陆贾山，传说陆贾出使南越时，曾在那里小居。

广州市越秀山、广州番禺区大夫山森林公园及岭南岭北都有陆贾的历史踪迹和纪念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