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

　绥万邦，屡丰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于昭于天，皇以间之。

　注释

　⑴绥：和。万邦：指天下各诸侯国。

　⑵娄（lǚ）：同“屡”。

　⑶匪解（fēixiè）：非懈，不懈怠。

　⑷桓桓：威武的样子。

　⑸保：拥有。士：指武士。

　⑹于：往。以：有。有四方，即征服四方之国而拥有天下。

　⑺克：能。家：周室，周王宗室。

　⑻於（wū）：叹词。昭：光明，显耀。

　⑼皇：皇天。间（jiàn）：通“瞷”，监察。

　译文

　万国和睦，

　连年丰收，

　全靠上天降福祥。

　威风凛凛的武王，

　拥有英勇的兵将，

　安抚了天下四方，

　周室安定兴旺。

　啊，功德昭著于上苍，

　请皇天监察我周室家邦。

　赏析

　据《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又作《武》，……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可知《桓》是乐舞《大武》六成（第六场）的歌诗（关于《大武》的详细介绍，见《周颂·我将》一诗的鉴赏文字）。据《礼记·乐记》，孔子对《大武》六成所表现的历史事件作有如下说明：“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按，旧读“崇”下断句，非）。”郑玄注解“六成”为“六奏象兵还振旅也”。而《毛诗序》云：“《桓》，讲武类祃也。桓，武志也。”孔颖达疏云：“《桓》诗者，讲武类祃之乐歌也，武王将欲伐殷，陈列六军，讲习武事，又为类祭于上帝，为祃祭于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后克纣，至周公、成王大平之时，诗人追述其事，而为此歌焉。”则所述与《礼记》所引孔子之言不合。按谥法辟土服远曰桓，此篇文字又有“于以四方，克定厥家”之句，表明周王朝已经统有四方，则毛序孔疏谓此诗为武王伐殷讲武类祃之乐歌与原诗文本不合。今按：《大武》六成的乐舞表现的是周公带成王东伐奄国之后，回到镐京，大会四方诸侯及远国使者，举行阅兵仪式，即所谓“兵还振旅”，以扬天子之威的史实，《桓》诗即为举行阅兵仪式前的祷词。

　诗的前三句，是以“绥万邦，娄丰年”来证明天命是完全支持周朝的。“娄丰年”在农耕社会对赢得民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百姓对能致物阜年丰的王朝总会表示拥护；而获得农业丰收，在上古时代离不开风调雨顺的自然条件，“娄丰年”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天意的象征。中间四句歌颂英勇的武王和全体将士，并告诉全体诸侯，武王的将士有能力征服天下、保卫周室。叠字词“桓桓”领出整段文字，有威武雄壮的气势，而“于以四方”云云，与首句“绥万邦”上下绾合，一强调国泰民安，一强调征服统治，而都有周室君临天下的自豪感。最后两句是祷告上苍、让天帝来作证，以加强肯定，同时也是对第三句“天命匪解”的呼应。诗的核心就是扬军威以震慑诸侯，从而达到树立周天子崇高权威的目的，其内容正与《尚书·周书·多方》一致。诗名为《桓》，“桓”即威武之貌，正点明了主题。诗的语言雍容典雅，威严而出之以和平，呈现出一种欢乐的氛围，涌动着新王朝的蓬勃朝气。

　扩展阅读：

　诗经创作者

　相传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周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这些没有记录姓名的民间作者的作品，占据诗经的多数部分，如十五国风。

　周代贵族文人的作品构成了诗经的另一部分。《尚书》记载，《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清华简）中的《耆夜》篇中，叙述武王等在战胜黎国后庆功饮酒，其间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诗《蟋蟀》，内容与现存《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关系。

　《天作》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彼作矣，文王康之。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

　子孙保之。

　注释

　⑴高山：指岐山，在今陕西岐山东北。

　⑵大王：即太王古公亶父，周文王的祖父。荒：扩大，治理。

　⑶彼：指大王。作：治理。

　⑷康：安。

　⑸彼：指文王。徂：往。

　⑹夷：平坦易通。行（háng）：道路。

　译文

　高耸的岐山自然天成，

　创业的大王苦心经营。

　荒山变成了良田沃野，

　文王来继承欣欣向荣。

　他率领民众云集岐山，

　阔步行进在康庄大道，

　为子孙创造锦绣前程。

　赏析

　对于周人来说，岐山是一圣地：“周之兴也，鸑鷟（yuèzhuó即凤凰）鸣于岐山。”（《国语·周语》）周人一系传至古公亶父，居于豳地，“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去豳，度漆、沮。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史记·周本纪》）古公之前，后稷、公刘二位也是功勋卓著，《国语》之所以取岐山为周人兴起的圣地，似是极度推崇古公之仁，从上引文可见，古公不仅仁爱本族，而且推仁爱于一再侵犯于己的异族，自然更是难能可贵，因而也更具备后世儒家所定的圣人品格。

　《天作》是周颂中少有的提及具体地点的作品（另一篇是《潜》），它写出了岐山。《毛诗序》说它是“祀先王先公”，朱熹《诗集传》则指为“祭大王之诗”，都认为祭祀的对象是人。姚际恒《诗经通论》引季明德语，认为是“岐山之祭”，即《天作》的祭祀对象是岐山。其实，岐山是古公至文王历代周主开创经营的根据地，其后的伐商灭纣便是在此积蓄了力量。《天作》这首诗，应该既是祭圣地，同时又是祭开创经营圣地的贤明君主的。由于岐山之业为古公开创，而文王后来由此迁都于丰，故《天作》应是在岐山对古公至文王历代君主进行祭祀的诗。至于行祭之人，则非文王的继承人武王莫属。

　“天作高山”，强调上天赐予岐山这块圣地。周人重视天赐，视为吉祥，连婚娶亦是如此：“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大雅·大明》）天赐岐山之后，在这根据地上积蓄力量尚须人为，诗中便主要写这一过程。之所以仅取大王、文王二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确实是岐山九世周主最杰出的代表。灭商虽然完成于武王，但文王之时已显示出周将代商的必然趋势，纣王囚文王于羑里，只能延缓而无法阻遏这一历史发展。岐山圣地经营到文王之世，已为武王积蓄了足以灭商的雄厚实力，包括姜尚这样足以辅成伟业的贤臣。“岐有夷之行”，分明是先王开创的一条通向胜利之路。

　将对圣地、圣人的歌颂融为一体，着力描写积蓄力量的进程，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天作》一诗，便如大河滔滔，飞流直泻，既显庄严，又富气势。短短七句，有如此艺术效果，可见诗歌作者的非凡手笔。

　扩展阅读：

　诗经历史考据

　中国“诗经学”的发展，从春秋彰始，有三个重要阶段，即汉唐经学、宋元义理、清据。

　一、先秦时期。

　春秋时三百篇最初流传、应用和编订，孔子创始儒家诗教。他的诗教理论，以及后来战国时孟子提出的方法论、苟子创立的儒家文学（学术文化）观，奠定了后世《诗经》研究的理论基础。

　二、汉学时期（汉至唐）。

　汉初《诗》成为“经”。鲁、齐、韩、毛四家传诗，反映汉学内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以毛诗为本，兼采三家的郑玄的《毛诗传笺》，实现今文、古文合流，是《诗经》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汉初传授《诗经》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毛诗”虽然晚出，西汉也未被立为官学，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现代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传本。

　不过，这四个学术中心区域在汉初的《诗》学传授，绝不只限于齐、韩、鲁、毛四家《诗》的四位始祖。《汉书·儒林传》说：“汉兴……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这只是说申、辕、韩数人是在鲁、齐、燕等涌现出的大师级人物而已。其《诗》学也只是形成了区域性特点，并没有明确的派系之分。只有在政治力量介入之后，才使《诗》学的传播由无序进入有序状态。而《诗》学传播的划时代事件就是《诗》学博士的设立。

　魏晋南北朝时，汉学内部发展为郑学王学之争、南学北学之争。北学基本继承汉代章句之学，南学则承袭魏晋以来以玄解儒的学风。各有所师、各有所本的状况，不但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理论上的歧异，而且也使国家在科举考试中缺乏统一的标准。

　唐初，经学依然沿续着南北朝以来的师承关系，“师说多门”的情形显然与唐初统一思想的要求不相适应，统一南北经义和学风，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统一的当务之急。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完成了汉学各派的统一，成为《诗经》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

　三、宋学时期（宋至明）。

　宋人为解决后期封建社会的矛盾而改造儒学，兴起自由研究、注重实证的思辨学风，对汉学《诗经》之学提出批评和诠争，压倒了汉学。朱熹的《诗集传》是宋学《诗经》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它以理学为思想基础，集中宋人训诂、考据的研究成果，又初步地注意到<诗经》的文学特点，是《诗经》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

　元、明是宋学的继续。《诗集传》在几百年中具有必须信从的权威地位，宋学末流僵化而空疏。到了明代后期，在《诗经》音韵学和名物考证上，才取得一些成绩。明人诗话中也有对《诗经》的文学研究。

　四、新汉学时期（清代）。

　清人提倡复兴汉学，是以复古为解放，要求脱离宋明理学的桎梏。清初疏释《诗经》的著作宋学汉学通学，经过斗争，汉学压倒宋学。乾嘉时期的政治高压，产生了以古文经学为本的考据学派，对《诗经》的文字、音韵、训诂、名物进行了浩繁的考证。道咸以后的社会危机，又产生了今文学派，他们搜辑研究三家诗遗说，通过发挥微言大义，来宣传社会改良主义。新汉学内部又展开今文学与古文学的斗争。超出宋学、汉学以及清今文、清古文各派斗争之外的，还有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的独立思考派。

　《民劳》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

　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无纵诡随，以谨惛怓。式遏寇虐，无俾民忧。无弃尔劳，以为王休。

　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无纵诡随，以谨罔极。式遏寇虐，无俾作慝。敬慎威仪，以近有德。

　民亦劳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无纵诡随，以谨丑厉。式遏寇虐，无俾正败。戎虽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无纵诡随，以谨缱绻。式遏寇虐，无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谏。

　注释

　（1）止：语气词。

　（2）汔（qì）：庶几。康：安康，安居。

　（3）惠：爱。中国：周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也就是“王畿”，相对于四方诸侯国而言。

　（4）绥：安。

　（5）纵：放纵。诡随：诡诈欺骗。

　（6）谨：指谨慎提防。

　（7）式：发语词。寇虐：残害掠夺。

　（8）憯（cǎn）：曾，乃。

　（9）柔：爱抚。能：亲善。

　（10）逑：聚合。

　（11）惽怓（hūnnáo）：喧嚷争吵。

　（12）尔：指在位者。劳：劳绩，功劳。

　（13）休：美，此指利益。

　（14）罔极：没有准则，没有法纪。

　（15）慝（tè）：恶。

　（16）愒（qì）：休息。

　（17）丑厉：恶人。

　（18）正：通“政”。

　（19）戎：你，指在位者。小子：年轻人。

　（20）式：作用。

　（21）缱绻（qiǎnquǎn）：固结不解，指统治者内部纠纷。

　（22）正反：政治颠倒。

　（23）玉女（rǔ）：爱汝。玉，此作动词，像爱玉那样地宝爱；女，汝。

　（24）是用：是以，因此。

　译文

　百姓也已够辛苦，应该可以稍安康。抚爱王畿众百姓，安定四方诸侯邦。不要听从欺诈语，谨慎提防不善良。遏止暴虐与掠夺，怎不畏惧天朗朗。安抚远地使亲近，我王心定福安享。

　百姓也已够辛苦，应该可以稍休息。抚爱王畿众百姓，百姓安乐聚一起。不要听从欺诈语，谨慎提防喧争事。遏止暴虐与掠夺，不使百姓太忧急。不要抛弃旧功劳，来为王家谋利益。

　百姓也已够辛苦，应该可以稍喘息。抚爱京师老百姓，安定四方诸侯地。不要听从欺诈语，谨慎提防无法纪。遏止暴虐与掠夺，不使作恶太得意。恭敬庄重保威仪，亲近仁人与志士。

　百姓也已够辛苦，应该可以稍安宁。抚爱王畿众百姓，使我百姓除心病。不要听从欺诈语，谨慎提防有佞。遏止暴虐与掠夺，不使政事败难成。您虽是个年轻人，作用却大要认清。

　百姓也已够辛苦，应该可以稍安定。抚爱王畿众百姓，国无残酷无酸辛。不要听从欺诈语，谨慎提防内乱生。遏止暴虐与掠夺，不使颠倒我国政。爱你大王如美玉，因此大声来谏诤。

　赏析

　《民劳》一诗，《毛诗序》以为“召穆公刺厉王也”，郑笺云：“厉王，成王七世孙也，时赋敛重数，徭役繁多，人民劳苦，轻为宄，强陵弱，众暴寡，作寇害，故穆公刺之。”朱熹《诗集传》则以为“乃同列相戒之词耳，未必专为刺王而发”。严粲《诗缉》也说：“旧说以此诗‘戎虽小子’及《板》诗‘小子’皆指王。小子，非君臣之辞，今不从。二诗皆戒责同僚，故称小子耳。”朱熹等宋代经学家每不从汉儒之说，自立新义，时有创见，但涉及君臣关系问题，却反而比汉儒保守。其实，正如范处义《诗补传》所说：“古者君臣相尔女（汝），本示亲爱。小子，则年少之通称。故周之《颂》、《诗》、《诰》、《命》，皆屡称‘小子’，不以为嫌。是诗及《板》、《抑》以厉王为‘小子’，意其及位不久，年尚少，已昏乱如此。故《抑》又谓‘未知臧否’，则其年少可知矣。穆公谓王虽小子，而用事甚广，不可忽也。”朱、严之说实不足为训，《毛诗序》无误。

　此篇共五章，每章十句，均为标准的四言句，句式整齐，结构谨严。各章互相比较一下，可以发现，第一句皆同，第二句仅末字互相不同，第三句除第三章外余四章皆同，第四句皆不同，第五句皆同，第六句后两字不同，第七句皆同，第八句、第九句皆不同，第十句除第四章、第五章外余三章第一字均为“以”。这样的句式结构，具有明显的重章叠句趋势，本是《国风》中常见的一种基本格式，但在《大雅》中居然也有板有眼地出现，确实令人有些奇怪。不过说怪也没什么好怪，《大雅》虽以赋为主，但它与《国风）在艺术手法上还是有一定联系的，《凫鹥》、《泂酌》两篇也是复沓式结构。只是《民劳》一诗篇幅要长得多，五章反覆申说，意味尤为深长，令人咀嚼不尽。

　诗一开头，就说人民已经很劳苦了，庶几可以稍稍休息了。姚际恒评曰：“开口说民劳，便已凄楚；‘汔可小康’，亦安于时运而不敢过望之辞。曰‘可’者，又见唯此时可为，他日恐将不及也，亦危之之词。”（《诗经通论》）很能抓住要害。接着“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是说要以京畿为重，抚爱国中百姓，使四境得以安定；“无纵诡随，以谨无良”，是说不要受那些狡诡诈之徒的欺骗，听信他们的坏话。第二、三、四、五章的“以为民逑”、“以绥四国”、“俾民忧泄”、“国无有残”与“以谨惛怓”、“以谨罔极”、“以谨丑厉”、“以谨缱绻”，也是围绕恤民、保京、防、止乱几个方面不惜重言之。陈子展说：“盖诗人已豫见厉王溃灭，故不觉其言之丁宁而沉痛也。”（《诗经直解》）诚然。至于为什么每章都有“无纵诡随”一句放在“式遏寇虐”一句前面，钟惺是这样解释的：“未有不媚王而能虐民者，此等机局，宜参透之。”（《评点诗经》）但比他更早，严粲就这样分析过：“无良、惛怓、罔极、丑厉、缱绻，皆极小人之情状，而总之以诡随。盖小人之媚君子，其始皆以诡随入之，其终无所不至，孔子所谓佞人殆也。”（《诗缉》）其实，说穿了，抨击小人蒙蔽君主而作恶，无非是刺国王不明无能的一个障眼法。不便直斥君主，便拿君主周围的小人开刀，自古皆然。确实，有了昏君小人才能作大恶，“极小人之情状”是给周厉王一个镜子让他照照自己。

　扩展阅读：

　诗经（中国最早诗歌总集）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噫嘻》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注释

　⑴噫嘻：感叹声，“声轻则噫嘻，声重则呜呼”，兼有神圣的意味。成王：周成王。

　⑵昭假（gé）：犹招请。昭，通“招”；假，通“格”，义为至。尔：语助词。

　⑶时：通“是”，此。

　⑷骏：通“畯”，田官。私：一种农具“梠（sì）”的形误。

　⑸终：井田制的土地单位之一。每终占地一千平方里，纵横各长约三十一点六里，取整数称三十里。

　⑹服：配合。

　⑺耦：两人各持一耜并肩共耕。一终千井，一井八家，共八千家，取整数称十千，结对约五千耦。

　译文

　成王轻声感叹作祈告，我已招请过先公先王。

　我将率领这众多农夫，去播种那些百谷杂粮。

　田官们推动你们的耜，在一终三十里田野上。

　大力配合你们的耕作，万人耦耕结成五千双。

　赏析

　这里采用后一说。关于“昭假”，有人认为只能用于神灵（王先谦），因而昭假的对象是上帝或先公先王，诗系向他们祈谷（《毛序》）以来旧说）；但也有人认为昭假也可用于生人，诗为成王藉田典礼时昭告臣民之辞（袁梅、王宗石）。经过《诗经》与出土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昭假（邵各）”用法的比勘，发现昭假确实是用于神灵的，但“祈谷和藉田典礼时昭于上帝”和招请先公先王应不矛盾，因为“藉田之谷，众神皆用，独言帝藉者，举尊言之”（《周礼》贾公彦疏）。近人也有主张诗虽写成王藉田，但口气却是成王的近臣向农官传达再由农官向农奴发令（孙作云、郭沫若、高亨）。以上看法还涉及对三个“尔”字的理解，兹不细赘。

　根据《国语·周语》等记载，藉田典礼分为两部分：首先是王在立春或立春后之“元日”（吉日）行鬯（灌香酒祭神）祈谷之礼，然后率官员农夫至王之“藉田”行藉田礼，象征性地做亲耕劝农之举。诗篇即叙述了成王祭毕上帝及先公先王后，亲率官、农播种百谷，并通过训示田官来勉励农夫努力耕田，共同劳作的情景。

　全诗八句，分为四、四两层。前四句是成王向臣民庄严宣告自己已招请祈告了上帝先公先王，得到了他们的准许，以举行此藉田亲耕之礼；后四句则直接训示田官勉励农夫全面耕作。诗虽短而气魄宏大。从第三句起全用对偶，后四句句法尤奇，似乎不对而实为“错综扇面对”，若将其加以调整，便能分明看出：

　骏发尔私，亦服尔耕；

　终三十里，维十千耦。

　则骏和终、亦和维字隔句成对；其它各字，相邻成对。此种对偶法，即使在后世诗歌最发达的唐宋时代，也是既颇少见，又难有如此诗所见之自然。

　需要略加讨论的还有“骏”字。上文由“终”字比勘，“骏”当是名词。又以金文对照，“凡典籍中的‘骏’字，金文均作‘（左田右允）’”（于省吾）；“畯，……契文、金文均从田从允，允、夋之异在足之有无，实一字也”（李孝定）。可见诗中“骏”字，实指田唆即农官，为“畯”字之通假无疑。

　总之，《噫嘻》一诗，既由其具体地反映周初的农业生产和典礼实况，从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又以其突出的“错综扇面对”的修辞结构技巧，而具有较重要的文学价值。

　扩展阅读：

　诗经现实主义

　《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这种创作态度，使其具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诗经·国风》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在《七月》中，可以看到奴隶们血泪斑斑的生活，在《伐檀》可以感悟被剥削者阶级意识的觉醒，愤懑的奴隶向不劳而获的统治阶级大胆地提出了正义质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獾兮？”有的诗中还描写劳动者对统治阶级直接展开斗争，以便取得生存的权利。在这方面，《硕鼠》具有震颤人心的力量。

　《烈文》

　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惠我无疆，子孙保之。无封靡于尔邦，维王其崇之。

　念兹戎功，继序其皇之。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注释

　⑴烈：光明。文：文德。辟公：诸侯。

　⑵锡（cì）：赐。兹：此。祉（zhǐ）：福。

　⑶封：大。靡：累，罪恶。

　⑷崇：尊重。

　⑸戎：大。

　⑹序：通“叙”，业。皇：美。

　⑺竞：争。维：于。

　⑻训：导。

　⑼不（pī）：通“丕”，大。

　⑽百辟：众诸侯。刑：通“型”，效法。

　⑾前王：指周文王、周武王。

　译文

　文德武功兼备的诸侯，以赐福享受助祭殊荣。

　我蒙受你们无边恩惠，子孙万代将受用无穷。

　你们治国不要造罪孽，便会受到我王的尊崇。

　思念先辈创建的功业，继承发扬无愧列祖列宗。

　与人无争与世无争，四方悦服竞相遵从。

　先王之德光耀天下，诸侯效法蔚然成风。

　牢记先王楷模万世传颂。

　赏析

　灭纣之后，周室所采取的一个巩固政权的重要措施便是分封诸侯：“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尚书·洪范》后附亡书序）孔颖达《尚书正义》对此的解释是：“武王既已胜殷，制邦国以封有功者为诸侯；既封为国君，乃班赋宗庙彝器以赐之。”

　在武王革命中助战的诸侯受到分封，同时也享有周王室祭祀先王时助祭的政治待遇，《烈文》便是这种情况的一个记录。《毛诗序》说：“《烈文》，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也。”即政，当是周公还政于成王，成王正式掌权之时。武王灭商后二年去世，即位的成王年幼，由叔父周公摄政，平定了管叔、蔡叔、武庚的叛乱，七年后还政于成王。此时成王虽年齿渐长．但毕竟缺少政治经验，对于他驾驭诸侯的能力，周公不免怀有隐忧，有人之所以认为《烈文》是周公所作，也许就因为此诗对诸侯具有安抚与约束的双重作用。

　《烈文》一章十三句可按安抚与约束之意分为两层：前四句和后九句。前四句是以赞扬诸侯的赫赫功绩来达到安抚的目的。这种赞扬可以说臻于极至：不仅赐予周王福祉，而且使王室世世代代受益无穷。助祭的诸侯都是周王室的功臣，被邀来助祭本身就是一种殊荣，而祭祀时周王肯定其功绩，感谢其为建立、巩固周政权所作的努力，使诸侯在祭坛前如英雄受勋，荣耀非常，对周王室的感激之情便油然而生。

　但是，周王为君临四海的天子，对诸侯仅有安抚，只让诸侯怀感激之情是不够的，他还必须对诸侯加以约束，使诸侯生敬畏之心。后九句以“无”领起，这个“无”通“毋”，释“不要”，为具强烈感情色彩的祈使词，使文气从赞扬急转为指令．文意则由安抚转为约束。七句中用了两个这样的“无”，以断然的语气，训诫诸侯必须遵从；“百辟其刑之”，更是必须效法先王的明确训令；而“前王不忘”似乎只是训诫诸侯不要忘记先王之德，却又隐含不要忘记先王曾伐灭了不可一世的商纣，成王也在周公的辅佐下平定了管叔、蔡叔、武庚的叛乱，即不要忘记周王室具有扫荡摧毁一切敌对势力的雄威。

　后九句的指令、训戒，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即正名。《左传·昭公七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里所正的君臣名分，与《烈文》所表达的完全一致。后者虽然没有点出“君臣”二字，含意却更加深刻：诸侯的功绩再大，也不过是尽臣子的本分而已，并且仍要一如既往这么做下去；周王的号令诸侯，乃是行君临天下的威权，并将绵延至子孙万代。

　《烈文》的巧妙构思可说是天衣无缝：前四句的赞扬，使后九句的训戒变得乐于接受；后四句的正君臣名分，表明诸侯已建的功业只不过是效忠周王室的一个开端。如果要寻找行文简洁、构思巧妙、含义深刻的作品，阅读《周颂》中《烈文》这样的短篇，读者大致不会失望。

　扩展阅读：

　诗经语言风格

　《诗经》的语言不仅具有音乐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诗经》时代，汉语已有丰富的词汇和修辞手段，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诗经》中数量丰富的名词，显示出诗人对客观事物有充分的认识。《诗经》对动作描绘的具体准确，表明诗人具体细致的观察力和驾驭语言的能力。如《芣莒》，将采芣莒的动作分解开来，以六个动词分别加以表示：“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袺，以衣贮之而执其衽也。襭，以衣贮之而扱其衽于带间也。”（朱熹《诗集传》卷一）六个动词，鲜明生动地描绘出采芣莒的图景。后世常用的修辞手段，在《诗经》中几乎都能找：夸张如“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卫风·河广》），对比如“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卫风·氓》），对偶如“縠则异室，死则同穴”（《王风·大车》）等等。

　《诗经》的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但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国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这些语气词在雅、颂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国风中对语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雅、颂与国风在语言上这种不同的特点，反映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

　《巧言》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无罪无辜，乱如此幠。昊天已威，予慎无罪。昊天大幠，予慎无辜。

　乱之初生，僭始既涵。乱之又生，君子信谗。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

　君子屡盟，乱是用长。君子信盗，乱是用暴。盗言孔甘，乱是用餤。匪其止共，维王之邛。

　奕奕寝庙，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圣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跃跃毚兔，遇犬获之。

　荏染柔木，君子树之。往来行言，心焉数之。蛇蛇硕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颜之厚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既微且尰，尔勇伊何？为犹将多，尔居徒几何？

　注释

　（1）昊天：老天，苍天。

　（2）且（jū）：语尾助词。

　（3）幠（hū）：大。

　（4）威：暴虐、威怒。

　（5）慎：确实。

　（6）泰幠：太糊涂。泰，通太；幠，怠慢，疏忽。

　（7）僭（jiàn）：通”谮”，谗言。涵：容纳。

　（8）怒：怒责谗人。

　（9）庶：几乎。遄沮：迅速终止。

　（10）祉：福，此指任用贤人以致福。

　（11）盟：与谗人结盟。

　（12）盗：盗贼，借指谗人。

　（13）孔甘：很好听，很甜。

　（14）餤（tán）：原意为进食，引伸为增多。

　（15）止共：尽职尽责。止，做到。共，通“恭”，忠于职责。

　（16）邛：病。

　（17）奕奕：高大貌。寝：宫室。庙：宗庙。

　（18）秩秩大猷：多而有条理的典章制度。

　（19）莫：制定。

　（20）他人有心：谗人有心破坏。

　（21）跃（tì）跃：跳跃的样子。毚（chán）：狡猾。

　（22）荏（rěn）染：柔弱貌。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谓“柔即善也，非泛言柔弱之木”。

　（23）行言：流言，谣言。

　（24）蛇（yí）蛇硕言：夸夸其谈的大话。蛇蛇，“訑訑”之假借；訑，欺。

　（25）巧言如簧：说话像奏乐一样好听。簧，笙类乐器的簧片。

　（26）麋（méi）：通“湄”，水边。

　（27）拳：勇。

　（28）职：主要。乱阶：逐渐引出祸乱的一连串事件。阶，阶梯，此为比喻义。

　（29）微：通“癓”，小腿生疮。尰（zhǒng）：借为“瘇”，脚肿。

　（30）犹：通“猷”，指诡计。

　（31）居：语助词。徒：党徒。

　译文

　高高远远那苍天，如同人之父与母。没有罪也没有过，竟遇大祸难免除。苍天已经大发威，但我确实没错处。苍天不察太疏忽，但我确实是无辜。

　祸乱当初刚生时，谗言已经受宽容。祸乱再次发生时，君子居然也听从。君子闻谗如怒责，祸乱速止不严重；君子如能任贤明，祸乱难成早已终。

　君子屡次立新盟，祸乱因此便增长。君子相信那盗贼，祸乱因此势暴狂。盗贼谗人话甜蜜，祸乱因此得滋养。谗人哪能尽职守，只能为王酿灾殃。

　巍然宫室与宗庙，君子将它来建起。典章制度有条理，圣人将它来订立。他人有心想谗毁，我能揣测能料及。蹦跳窜行那狡兔，遇上猎狗被击毙。

　娇柔袅娜好树木，君子自己所栽培。往来流传那谣言，心中辨别识真伪。夸夸其谈说大话，口中吐出力不费。巧言动听如鼓簧，厚颜无耻行为卑。

　究竟那是何等人？居住河岸水草边。没有勇力与勇气，只为祸乱造机缘。腿上生疮脚浮肿，你的勇气哪里见？诡计总有那么多，你的同伙剩几员？

　赏析

　此诗主题在于忧谗忧谤，同时揭露了谗言惑国的卑鄙行径。《毛诗序》云：“《巧言》，刺幽王也。大夫伤于谗，故作是诗也。”

　作者应是饱受谗言之苦，全诗写得情感异常激愤，通篇直抒胸臆，毫无遮拦。起调便是令人痛彻心肺的呼喊：“悠悠昊天，曰父母且。无罪无辜，乱如此幠。”随即又是苍白而带有绝望的申辩：“昊天已威，予慎无罪！昊天泰幠，予慎无辜！”情急愤急之下，作者竟无法用实情加以洗刷，只是面对苍天，反覆地空喊，这正是蒙受奇冤而又无处伸雪者的典型表现。

　二、三两章，情感稍缓，作者痛定思痛后对谗言所起，乱之所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揭露。在作者看来，进谗者固然可怕、可恶，但谗言乱政的根源不在进谗者而在信谗者，因为谗言总要通过信谗者起作用。谗言如同鸦片，人人皆知其毒性，但它又总能给人带来眼前的虚幻的快感。因此，如果不防患于未然，一旦沾染，便渐渐使人产生依赖感，最终为其所害，到时悔之晚矣。作者在第四章中的描述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道理：天子的独特处境、地位使其天生地缺乏这种免疫力。故与其说刺小人，毋宁说在刺君子。可谓深刻至极。此二章句句如刀，刀刀见血，将“君子信谗”的过程及结局解剖得丝丝入扣，筋骨毕现。“盗言孔甘，乱是用餤”是送给后世当政者的一付清醒剂。吴师道云：“前三章刺听谗者，后三章刺谗人。”（见《传说汇纂》）盖因听谗者比之进谗者责任更大，故先刺之。看来，愤激的情感并未使作者丧失理智。

　四、五两章，形同漫画，又活画出进谗者阴险、虚伪的丑陋面目。他们总是为一己之利，而置社稷、民众于不顾，处心积虑，暗使阴谋，欲置贤良之士于死地而后快。但险恶的内心表现出来的却是花言巧语、卑琐温顺，在天子面前，或“蛇蛇硕言”，或“巧言如簧”。作者的描绘入木三分，揭下了进谗者那张赖以立身的画皮，令人有“颜之厚矣”终不敌笔锋之利矣的快感。

　末章具体指明进谗者为何人。因指刺对象的明晰而使诗人的情感再次走向剧烈，以至于按捺不住，直咒其“既微且尰”，可见作者对进谗者的恨之入骨。那“居河之麋”的交待，使读者极易联想起躲在水边“含沙射影”的鬼蜮。然而，无论小人如何猖獗，就如上章所言“跃跃毚兔”，最终会“遇犬获之”。因为小人的鼠目寸光，使他们在获得个人利益的同时，往往也将自己送上了绝路。从这个角度看，作者不仅深刻地揭露了进谗者的丑恶，也清醒地看到了进谗者的可耻下场。

　此诗虽是从个人遭谗人手，但并未落入狭窄的个人恩怨之争，而是上升到谗言误国、谗言惑政的高度加以批判，因此，不仅感情充沛，而且带有了普遍的历史意义与价值，这正是此诗能引起后人共鸣的关键之处。

　扩展阅读：

　诗经创作者

　相传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周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这些没有记录姓名的民间作者的作品，占据诗经的多数部分，如十五国风。

　周代贵族文人的作品构成了诗经的另一部分。《尚书》记载，《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清华简）中的《耆夜》篇中，叙述武王等在战胜黎国后庆功饮酒，其间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诗《蟋蟀》，内容与现存《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关系。

　《思文》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立我烝民，莫菲尔极。

　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

　陈常于时夏。

　注释

　⑴文：文德，即治理国家、发展经济的功德。后稷：周人始祖，姓姬氏，名弃，号后稷。舜时为农官。

　⑵克：能够。配：配享，即一同受祭祀。

　⑶立：通“粒”，米食。此处用如动词，养育的意思。烝民：众民。

　⑷极：极至，此指无量功德。

　⑸贻：遗留。来：小麦。牟：大麦。

　⑹率：用。

　⑺陈：遍布。常：常规，此指农政。时：此。夏：中国。

　译文

　追思先祖后稷的功德，

　丝毫无愧于配享上天。

　养育了我们亿万民众，

　无比恩惠谁不铭刻心田？

　留给我们优良麦种，

　天命用以保证百族绵延。

　农耕不必分彼此疆界，

　全国推广农政共建乐园。

　赏析

　《维清》祭祀文王，只有短短五句；此篇祭祀后稷，也不过八句。究其原因，便是周朝历代先王的丰功伟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无须赘述。就此篇而论，后稷的传奇性经历和“诞降嘉种”、“是获是亩”赐民百谷的无量功德，在同属《诗经》的《生民》中便有详尽的叙述与颂扬。《生民》即使未能创作于《思文》之前，而它的富有神话色彩的内容则必然早就广泛流传于民间。

　周颂（包括《思文》）都是西周早期的作品，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对周代先王的颂扬尤为热烈。周武王以“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在牧野伐灭“俾暴虐于百姓，以宄于商邑”（《尚书·牧誓》）的纣王，建立起西周王朝，救万民于水火。王室为光宗耀祖，百姓为感激解放，这就造成了对新政权、自然也包括对新政权先王们热情讴歌的盛况。

　或许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历代众多学者形成了《思文》为周公所作的强有力的共识。诗篇是盛朝的颂歌，作者是盛朝的大圣人，这一共识的形成也极自然。《诗经》中的多篇作者都归之于周公，此处不具论，而《思文》一篇却未必如是。

　孔疏引用《国语》，说“周文公（即周公旦）之为颂曰‘思文’”，其实不确。《国语·周语上》载芮良夫所说的一段话中，原文是：“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并未言是周公所作。到了韦昭注中，才成为“言周公思有文德者后稷，其功乃能配于天”。但是韦注本意只是说《思文》的内容乃反映周公所“思”，并非即指为周公所作，应当不难分辨。看来，是孔疏将《国语》原文与注文误融为一体，牵涉周公，并认定《思文》出自周公之手。这一误认，影响大而深远，以致成为后世诸多学者的共识，虽无伤大雅，总不免让人感到一丝遗憾。说无伤大雅，是因为《思文》确实也体现了周公的思想。周公辅佐文王、武王、成王三世，于强国、灭商、平乱，功勋卓著，而重农保民又是其一贯坚持的政治原则。可见，就理解《思文》的意旨而言，确实可以、而且应该联系周公；但是，就此认定周公为作者，终究不可取。要确认周公为《思文》的作者，还必须有早于或至少与《国语》同时的确凿证据，因为现有的确认不过是基于《国语》的不可靠的误认。《诗经》中凡无确凿充分证据而定为周公所作者，均可作如是观。

　据《毛诗序》所言，《思文》是“后稷配天”的乐歌。后稷之所以“克配于天”，在《生民》序中说得再明白不过：“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也。”“后稷配天”的祭祀称为郊，即祭上帝于南郊的祭典。古人祭天（亦即上帝）往往以先王配享，因为人王被视为天子，在配享中便实现了天人之间的沟通，王权乃天授进一步确认，于是原本空泛的祭天便有了巩固政权内容的具体落实，而成为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活动。这种天人沟通的努力，今天看来虽然过于原始、刻板，但在古代，尤其是政治相对清明、经济发展顺利的时期，其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的作用却不可低估。试想，祭祀的程序随着乐歌（这里是《思文》）曲调缓缓进行（据王国维《说周颂》），简短的歌辞一再回环重复，气氛是何等庄严，人们会感觉置身于神奇力量的控制之中，参与盛典的自豪荣幸和肩负上天使命的虔诚在此间密切融合。

　正因为如此，后稷开创农事、养育万民的功德也是在上帝授意下完成的：“帝命率育。”从创作结构上看，“天”、“帝”之间是一种紧扣和呼应；就创作意旨而言，又是天人沟通印象的有意识加深。在“人定胜天”观念形成之后，天人沟通、天人感应的思想仍然绵延不绝，并且时时占据着正统地位，何况在其形成之前。在《思文》产生的当时，天人沟通应该具有甚至不需要任何艺术手段（自然不是说《思文》毫无艺术性）就具有的强烈的感染力量。

　西周当时已经是君临天下的政权，“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自然是这种权威的宣告，但又是秉承天命子育万民的一种怀柔。昌盛的、向上的政权不会在立威的同时忘记立德，西周政权也保持着这种明智。

　扩展阅读：

　诗经名称由来

　《诗经》约成书于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诗》，孔子曾多次提及此称，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司马迁记载的也是这一名称，如：“《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因为后来传世的版本中共记载有311首，为了叙述方便，就称作“诗三百”。之所以改称《诗经》，是由于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的缘故。

　《荡》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曾是彊御？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兴是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义类，彊御多怼。流言以对。寇攘式内。侯作侯祝，靡届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衍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注释

　（1）荡荡：放荡不守法制的样子。

　（2）辟（bì）：君王。

　（3）疾威：暴虐。

　（4）辟：邪僻。

　（5）烝：众。

　（6）谌（chén）：诚信。

　（7）鲜（xiǎn）：少。克：能。

　（8）咨：感叹声。

　（9）女（rǔ）：汝。

　（10）曾是：怎么这样。彊御：强横凶暴。

　（11）掊（póu）克：聚敛，搜括。

　（12）服：任。

　（13）滔：通“慆”，放纵不法。

　（14）兴：助长。力：勤，努力。

　（15）而：尔，你。秉：把持，此指任用。义类：善类。

　（16）怼（duì）：怨恨。

　（17）寇攘：像盗寇一样掠取。式内：在朝廷内。

　（18）侯：于是。作、祝：诅咒。

　（19）届：尽。究：穷。

　（20）炰烋（páoxiào）：同“咆哮”。

　（21）无背无侧：不知有人背叛、反侧。

　（22）陪：指辅佐之臣。

　（23）湎（miǎn）：沉湎，沉迷。

　（24）从：听从。式：任用。

　（25）愆（qiān）：过错。止：容止。

　（26）式：语助词。

　（27）蜩（tiáo）：蝉。螗：又叫蝘，一种蝉。

　（28）丧：败亡。

　（29）由行：学老样。

　（30）奰（bì）：愤怒。

　（31）覃：延及。鬼方：指远方。

　（32）时：善。

　（33）典刑：同“典型”，指旧的典章法规。

　（34）颠沛：跌仆，此指树木倒下。揭：举，此指树根翻出。

　（35）本：根。拨：败。

　（36）后：君主。

　译文

　上帝骄纵又放荡，他是下民的君王。上帝贪心又暴虐，政令邪僻太反常。上天生养众百姓，政令无信尽撒谎。万事开头讲得好，很少能有好收场。

　文王开口叹声长，叹你殷商末代王！多少凶暴强横贼，敲骨吸髓又贪赃，窃据高位享厚禄，有权有势太猖狂。天降这些不法臣，助长国王逞强梁。

　文王开口叹声长，叹你殷商末代王！你任善良以职位，凶暴臣心怏怏。面进谗言来诽谤，强横窃据朝廷上。诅咒贤臣害忠良，没完没了造祸殃。

　文王开口叹声长，叹你殷商末代王！跋扈天下太狂妄，却把恶人当忠良。知人之明你没有，不知叛臣结朋党。知人之明你没有，不知公卿谁能当。

　文王开口叹声长，叹你殷商末代王！上天未让你酗酒。也未让你用匪帮。礼节举止全不顾，没日没夜灌黄汤。狂呼乱叫不像样，日夜颠倒政事荒。

　文王开口叹声长，叹你殷商末代王！百姓悲叹如蝉鸣，恰如落进沸水汤。大小事儿都不济，你却还是老模样。全国人民怒气生，怒火蔓延到远方。

　文王开口叹声长，叹你殷商末代王！不是上帝心不好，是你不守旧规章。虽然身边没老臣，还有成法可依傍。这样不听人劝告，命将转移国将亡。

　文王开口叹声长，叹你殷商末代王！古人有话不可忘：“大树拔倒根出土，枝叶虽然暂不伤，树根已坏难久长。”殷商镜子并不远，应知夏桀啥下场。

　赏析

　南朝宋谢灵运《拟魏太子·王粲》诗和唐太宗李世民《赐萧瑀》诗中有“幽厉昔崩乱，桓灵今板荡”、“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诸句，“板荡”连用。《板》、《荡》本是《诗经·大雅》中的诗篇，在后世被屡屡连在一起用以代指政局混乱或社会动荡，这原因当然与两诗的内容有关。

　《板》诗是刺周厉王无道之作，赏析另见他文，而《荡》诗也是刺厉王之作。《毛诗序》云：“《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然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三家诗无异义。朱熹《诗序辨说》云：“苏氏（苏辙）曰，《荡》之名篇以首句有‘荡荡上帝’耳。《序》说云云，非本义也。”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以为此“宋儒异说不可从”，极是。也有人怀疑此诗为武王载文王木主伐殷纣，借遵文王声讨纣罪的檄文，与《尚书》的《泰誓》、《牧誓》诸篇类似，只是有韵罢了。这也如陈子展所说“此想当然耳，实未有据”。兹从《毛诗序》之说。

　诗共八章，每章八句。第一章开篇即揭出“荡”字，作为全篇的纲领。“荡荡上帝”，用的是呼告语气：败坏法度的上帝啊！下面第三句“疾威上帝”也是呼告体，而“疾威”二字则是“荡”的具体表现，是全诗纲领的实化，以下各章就围绕着“疾威”做文章。应当注意的是，全篇八章中，惟这一章起头不用“文王曰咨”。对此，孔颖达疏解释说：“上帝者，天之别名，天无所坏，不得与‘荡荡’共文，故知上帝以托君王，言其不敢斥王，故托之于上帝也。其实称帝亦斥王。此下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独不然者，欲以‘荡荡’之言为下章总目，且见实非殷商之事，故于章首不言文王，以起发其意也。”他的意见诚然是很有说服力的。

　第一章以后各章，都是假托周文王慨叹殷纣王无道之词。第二章连用四个“曾是（怎么那样）”，极有气势，谴责的力度很大。姚际恒《诗经通论》评曰：“‘曾是’字，怪之之词，如见。”可谓一语破的。孙鑛则对这四句的体式特别有所会心，说：“明是‘彊御在位，掊克在服’，乃分作四句，各唤以‘曾是’字，以肆其态。然四句两意双叠，固是一种调法。”（陈子展《诗经直解》引）他的细致分析，虽是评点八股文的手段，却也很有眼光。第三章在第二章明斥纣王暗责厉王重用贪暴之臣后，指出这样做的恶果必然是贤良遭摒，祸乱横生。第四章剌王刚愎自用，恣意妄为，内无美德，外无良臣，必将招致国之大难。“不明尔德”、“尔德不明”，颠倒其词反覆诉说，“无……无”句式的两次重叠，都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使语势更为沉重，《大雅》语言的艺术性往往就在这样的体式中反映出来。第五章刺王纵酒败德。史载商纣王作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周初鉴于商纣好酒乐造成的危害，曾下过禁酒令，这就是《尚书》中的《酒诰》。然而，前车之覆，后车不鉴，厉王根本没有接受历史教训，作者对此怎能不痛心疾首。“俾昼作夜”一句，慨乎言之，令人想起唐李白《乌栖曲》“东方渐高（皜）奈乐何”讽刺宫廷宴饮狂欢的名句。第六章痛陈前面所说纣王各种败德乱政的行为导致国内形势一片混乱，借古喻今，指出对厉王的怨怒已向外蔓延至荒远之国。从章法上说，它既上接第四、五章，又承应第三章，说明祸患由国内而及国外，局面已是十分危险紧急了。第七章作者对殷纣王的错误再从另一面申说，以作总结。前面借指斥殷纣王告诫厉王不该重用恶人、小人，这儿责备他不用“旧”，这个“旧”应该既指旧章程也指善于把握旧章程的老臣，所以“殷不用旧”与第四章的“无背无侧”、“无陪无卿”是一脉相承的。而“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型）”，是说王既不能重用熟悉旧章程的“老成人”，那就该自己好好掌握这行之有效的先王之道，但他自己的德行又不足以使他做到这一点，因此国家“大命以倾”的灾难必然降临，这也是与第四章“不明尔德”、“尔德不明”一脉相承的。作者这种借殷商之亡而发出的警告决不是危言耸听，没过多久，公元前841年国人，厉王被赶出镐京，过了十三年，他在彘地凄凉死去。厉王在那时要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最后一章，借谚语“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告戒历王应当亡羊补牢，不要大祸临头还瞢腾不觉。这在旁人看来自然是很有说服力的，可惜厉王却不会听取。诗的末两句“殷鉴不远，在夏后（王）之世”，出于《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实际上也就是：“周鉴不远，在殷后（王）之世。”国家覆亡的教训并不远，对于商来说，是夏桀，对于周来说，就是殷纣，两句语重心长寓意深刻，有如晨钟暮鼓，可以振聋发聩。只是厉王根本不把这当一回事。或许他也明白这道理，但却绝不会感觉到自己所作所为实与殷纣、夏桀无异。知行背离，这大约也是历史的悲剧不断重演的一个原因。

　清钱澄之《田间诗学》云：“托为文王叹纣之词。言出于祖先，虽不肖子孙不敢以为非也；过指夫前代，虽至暴之主不得以为谤也。其斯为言之无罪，而听之足以戒乎？”陆奎勋《陆堂诗学》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初无一语显斥厉王，结撰之奇，在《雅》诗亦不多觏。”魏源《诗序集义》云：“幽（王）厉（王）之恶莫大于用小人。幽王所用皆佞幸，柔恶之人；厉王所用皆彊御掊克，刚恶之人。四章‘炰烋”、‘敛怨’，刺荣公（厉王宠信的臣子）专利于内，‘掊克”之臣也；六章‘内奰外覃’，刺虢公长父（也是厉王宠信的臣子）主兵于外，‘彊御’之臣也。厉恶类纣，故屡托殷商以陈刺。”诸人的分析当可以使读者对作者遭时之乱、处境之危、构思之巧、结撰之奇加深体会。

　扩展阅读：

　产生年代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最早的记录为西周初年，最迟产生的作品为春秋时期，上下跨度约五六百年。产生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南到长江北岸，分布在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经文史专家考定，《诗经》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灭商（前1066年）以后产生的。

　《周颂》时代最早，在西周初年产生，是贵族文人作品，以宗庙乐歌、颂神乐歌为主，也有部分描写农业生产。

　《大雅》是周王朝盛隆时期的产物，是中国上古仅存的史诗。关于《大雅》这十八篇的创作年代，各家说法不同：郑玄认为《文王之什》是文王、武王时代的诗，《生民之什》从《生民》至《卷阿》八篇为周公、成王之世诗。朱熹认为：“正《大雅》……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但均认为“正大雅”是西周初年之诗。

　《小雅》产生于西周晚年到东迁以后。

　《鲁颂》和《商颂》都产生在周室东迁（前770年）以后。